丁玲在这份《意见》的后面，还附有《关于〈桑干河上〉的情况说明》。她说：
“周扬同志对于《桑干河上》稿子某些作法，我曾有过意见，但决不是因为他曾经不同意出版，所以仇视他，像结下了深仇大恨。这件事，本不值一说（因为书早已出版了），但这次引起议论很多，迫使我不得不说这个毫无趣味的事情。”
1947年8月间，丁玲住在河北阜平县的抬头湾村，写完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前54章。全书一共58章，这项大工程已经接近尾声。陈明抓紧时间帮助誊抄复写了几份，《时代青年》的萧也牧和银行的秋晴姑娘也来帮忙。当时周扬是华北局宣传部的负责人，住在阜平县的城南庄，为了听听他的意见，丁玲便送了一份复写稿给他。周扬看后，提了一条意见，说书中地主的女儿黑妮写得不好。
丁玲写黑妮这个人物时，有一个考虑，就是在土改工作中如何看待地主子女的问题。她觉得，应该把地主与他们的子女区别看待，所以就在书中安排了这样一个人物。但是她又不大放心，怕政策掌握不准，三月间地委书记赵振中来阜平开会时，丁玲曾经把一部分原稿请他看过，他说可以这样写，丁玲才继续写下去。现在听了周扬的意见，丁玲很重视，她立刻对书中的人物关系做了调整，把黑妮由地主的女儿改写成地主的侄女，而且是一个孤女，也是一个被压迫的人物。
10月，丁玲参加晋察冀中央局召开的会议，听传达全国土地会议文件，学习《中国土地法大纲》，会议大约开了一个月。彭真做报告的时候批评说，有的作家有地富思想，把地主的女儿写得很漂亮，却把穷人家里写得很脏，到处是苍蝇。彭真的话引起丁玲的警惕，她想，这话会不会是冲着自己说的？但是她马上又否定了，因为彭真同志没有看过自己的小说。那就引以为戒吧。
后来萧三又告诉她一件事，说蔡树藩同志曾经问过他，说丁玲怎么搞的，搞了一阵土改，却写了一本同情地主富农的书？萧三问蔡如何知道的，蔡说是周扬在土地会议主席团院子里说的。丁玲听完这话，心里颇不愉快，因为这个意见周扬并未同自己说过，她想，《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虽然写了黑妮，但是从已经完成的部分，看不出有同情地主的地方，何况这书还未写完。周扬同志为什么这样说呢，而且是向许多负责同志去说？都是同志嘛，何必这样呢？自己是出于信任才把没有写完的稿子拿给他看，既然有意见，为什么不直接跟自己说呢？丁玲心里感到别扭。
丁玲在正定的华北联大写完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派人到周扬那里去取回复写稿，并且告诉他说，已经接受了他的意见，把黑妮改写了。她期待着周扬在退回她的稿子时，能有一些详细的意见。6月1日，周扬给丁玲写信，动员她到华北局来负责文艺工作委员会，信的末尾捎带说了一句：“你的长篇稿，托巍峙同志带回给你。”就是这么一句话，没有任何评价，没有一点意见，不说好，也不说不好。丁玲满腔热情找到的这个读者，以十分冷漠的态度回报了她的小说。
不久，丁玲接到中央通知，要她参加中国解放区妇女代表团，去布达佩斯出席第二届世界民主妇女代表大会。6月14日，丁玲离开华北联合大学，去党中央所在地建屏县西柏坡村报到。那天太阳很毒，大车走得很慢，晚饭以后才抵达华北局所在地阜平县城南庄。
丁玲先到组织部的屋子里坐了一会，周扬听到消息就过来了，要丁玲去宣传部坐。丁玲在他那里吃了晚饭。饭后周扬说出去走走，他们便到村边去散步。丁玲知道周扬找她有话谈。月初周扬给她写信说，为了加强文化工作，华北局决定设立文工委，人选有萧三、沙可夫、荒煤、赵树理等，周扬信中希望丁玲来主持。丁玲想，周扬很可能要和她谈这件事，但内心里，还是希望周扬能谈谈她的小说。
果然，周扬希望丁玲不要出国，留在华北局搞文艺工作委员会，他说，这个工作很适合你，萧三、李伯钊都不合适，除了你，找不到合适的人来搞。丁玲说我自己没有意见，但是中央已经决定要我出国，请你问问邓颖超同志的意见。后来周扬打电报问过邓颖超同志，邓颖超同志不同意。他们一直谈到很晚，但是周扬没有一个字问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对她的作品继续表示着冷淡。当丁玲主动把话题引到这上边，兴冲冲地告诉他说，自己的小说已经突击完成了，周扬的反映却是“不置一词”，不搭这个话茬。
第二天，丁玲又坐着大车颠簸了一天，晚上抵达建屏县西柏坡村。令她意想不到的是，在路上遇见了毛主席，毛主席出村来散步，江青也在，热情地跟她打招呼。毛主席一见面就说：“啊，丁玲，好得很，几年没有见面了！”他要丁玲和他们坐汽车一道散步去。路上他问丁玲在写什么？丁玲告诉他说写了一部以土改为题材的小说，并且希望他能够读一读。毛主席答应读她的稿子，并且很赞许地说：你已经到了农村，找到了“母亲”，又在写“母亲”！到了野外，他们找了个地方坐下来又谈开了。毛主席两次重复着对丁玲说：“历史是几十年来看的，不是几年来看的，要几十年才能看出一个人是发展，是停止，是倒退，是好，是坏。”丁玲明白，毛主席的意思是在鼓励自己，犯过一点错误没什么了不起，要把以后的路走好。毛主席对丁玲这几年的工作表示满意，说：你是同人民有结合的，你是以作家身份去参加世界妇女大会的，是代表中国人民。陈学昭也去，却只能做随员，不能做代表，因为她没有做工作，不懂得中国人民。你已经在农村十二年，以后要转向城市，要转向工业，要学习工业，要写工业，写城市建设。
天快黑了，他们又坐汽车到了毛主席的家里，丁玲在那里吃了晚饭。毛主席说，你的名字是列在鲁、茅、郭一等的。丁玲说：我没有成绩，比不上那些大家！吃过了饭，江青陪着丁玲去看邓颖超。周恩来、邓颖超都很高兴，说话说到很晚，并把丁玲送回住处。丁玲谈到周扬挽留她去华北局负责文工委的事情，周恩来笑了，说：人那么长时间都不用，现在要出国了，又要用了。
第二天，丁玲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稿子交给了胡乔木，他是毛主席的政治秘书。乔木问丁玲有什么希望？丁玲说，组织上派我出国，我的身份是作家，旁人要问我写了什么，我怎么好说什么也没有写呢？因此很想这本书请中央审查，如果在政策上没有问题，有可取之处，希望能够出版。胡乔木说他没有时间看，决定要艾思奇看。艾思奇看得很快，两天就把稿子看完了，觉得里面有些场面写得很好，尤其是斗争大会，他认为可以出版。丁玲临行前，乔木把艾思奇的意见告诉她，并说，要在华北出版，总得要同周扬同志商量，你先走，有了决定就打电报给你。你能在东北先出版也可以。丁玲想，看来周扬这一关是非得过了，出版不出版，听天由命吧！
丁玲走后，一天下午，毛主席邀胡乔木、艾思奇、萧三带了孩子和家人，去野外散步。毛主席问起他们对丁玲小说的意见，胡乔木说：“写得好，个别地方修改一下可以发表。”毛主席说：“丁玲是个好同志，就是少一点基层锻炼，有机会当上几年县委书记，就更好了。” 7月中旬，丁玲到了大连，接到胡乔木打来的电报，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提出一点点修改意见，并表示同意这本书出版。乔木就出版事还给东北局打了电报，加以关照。光华书店加紧印制，赶在丁玲出国之前出版了这本书。
1948年9月，丁玲在哈尔滨拿到了刚刚印出的新书，给乔木、周扬写信时说：“《桑干河上》不知华北新华书店印行否？周扬同志对这本书的批评，我还是愿意你当面对我说，如今既已离得较远了，写封信给我也很好嘛！”丁玲并且说：“一本书是会包涵许多缺点的，有什么不能听的呢？听了批评也不会丧失信心的，也不会改行的”。
1949年年初，丁玲住在沈阳的鲁艺写访欧文章，林伯渠到了沈阳，丁玲去看他。林伯渠要丁玲送给他一本《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说江青说这本书很好，周扬却压住不让印。7月，丁玲一到北平，就有人向她打听周扬阻挠出版《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回事？有人还说，这里面也许还有宗派味道。丁玲却大度地解释说：“我不这样看，也不是这个问题。只是周扬同志偏爱民族形式，而我的形式不够好，语言也不新颖，同时周扬同志对那时土改，也受有某些左倾影响。”在文代会期间，丁玲也直爽地把这个意见同周扬讲了，周扬不置可否。后来在学习七届四中全会文件时，他自己也这样解释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