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2月末，丁玲与曹禺受中国文联和全国文协的委派，去苏联参加果戈理逝世一百周年纪念活动。这已经是她第四次访问苏联。
他们两人2月27日早七时乘飞机离京，途中在苏联的伊尔库茨克和鄂木斯克两地停留过夜，29日下午二时抵达莫斯科，住进萨伏依饭店。3月2日下午，他们参加了果戈理铜像揭幕典礼，3日上午拜谒了果戈理墓，4日晚上，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果戈理逝世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丁玲代表中国文艺界作了《果戈里——进步人类所珍贵的文化巨人》的发言。这些，就是纪念活动的主要议程。其余时间，他们白天去参观博物馆，徜徉于高尔基、托尔斯泰、马雅可夫斯基等名人的珍贵手稿和照片之间，晚上则是丰富的文艺活动，去著名的莫斯科大剧院观看《蝴蝶夫人》、《浮士德》、《泪泉》等歌剧、话剧和芭蕾舞，还看了一场莫斯科讽刺剧院根据王实甫原作改编的《西厢记》。闲暇时，丁玲常去我国驻苏联大使馆，找张闻天大使聊天，他们是二十多年的老朋友了，1931年胡也频在上海遇难后，丁玲向地下党领导人冯雪峰、潘汉年提出要求去江西中央苏区。过了几天，刚刚从苏联回国的中宣部长张闻天在兆丰公园约见她，叫她等候消息。但最后的决定，还是要丁玲留在上海，主编左联机关刊物《北斗》。这次来苏联，丁玲还从国内给张闻天带了些橘子。他们一起谈些往事，谈些共同认识的熟人，谈些三十年代的上海和四十年代的延安，谈些丁玲前几次访苏的故事，大使称赞了丁玲写的那些访苏散文，说里面表现了国际主义的精神。
3月13日晚上，电台广播了苏联部长会议关于将斯大林文艺奖金授予1951年度文学艺术方面有卓越成绩者的决定，中国共有三部作品获奖：丁玲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二等奖，贺敬之、丁毅执笔的歌剧《白毛女》获二等奖，周立波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获三等奖。这既是苏联文学界对中国文学界的极大鼓励，也是苏联政府对于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一种友好表示。这是新中国的文学作品第一次在国外获奖，因而意义非凡。
第二天清晨，我国大使馆的文化参赞戈宝权就打来电话向丁玲表示祝贺，接着曹禺、兰斯科依、蒙古作家丹京司龙也来祝贺。丁玲又一次被邀请到莫斯科广播电台，做了两分钟的广播讲话。她在接受苏联记者采访时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苏联被译出后，印了50万普及本，陆续得到各方面来的鼓励，现在更承苏联部长会议宣布授予斯大林奖金。这个光荣是给中国所有作家和中国人民的。这是对全体中国人民和作家的鼓励。”
4月，丁玲回到北京。6月7日，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向丁玲、贺敬之、丁毅、周立波颁发了斯大林文艺奖金。第二天，全国文联举行庆祝会，丁玲在会上宣布，将所获的全部奖金五万卢布捐赠给全国妇联儿童福利委员会。
丁玲更加“红”起来了，报告会聚餐会各种社会活动的请柬不断，有时一天通讯员就送来两三份，丁玲无暇参加，大部分都推辞掉了。公务员夏更起看着那些烫了金字的请柬实在漂亮，就收藏起来，攒了厚厚一摞。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奖，是丁玲一生文学创作的高峰，也是她作为一个文学家获得的最高荣誉，它给丁玲带来了证书、奖金和巨大的声望，她成了真正的文化名人，不仅是中国的，而且是“社会主义阵营”的，这一阵营在当时有12个国家之多。这一个荣誉的影响程度和范围所及，超过了丁玲头上所有那些个官衔的总和。
很可能就是从那时起她下了决心：从官场上脱身，下到生活中去，回到书房里去，摆脱仕途，重走文学创作之路。如果这一假设成立，那么《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奖，就决定了丁玲此后的生活道路，决定了她的后半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