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小时候的记忆中没听说过“张家港”这个地名。上世纪90年代初，报纸上连篇累牍地都在介绍苏州的张家港经验时，我有些困惑：苏州哪来一个“张家港”？而且“张家港”竟然成了全国学习的榜样！于是打电话问老家的父亲。
“就是原来的沙洲县！从我们常熟分出去的……”父亲这么一说，我才明白，原来“张家港”也是我的故乡一部分喔。
中国人认识“张家港”并不比我这个苏州人认识得晚，几乎是同时的。
张家港的地理位置就在我的出生地西北角，过去这里叫沙洲。顾名思义，是沙里的一个洲地。你看一看张家港的地图就知道，它处在长江口的第一岛——上海崇明岛的上游，不足百里的长江入海之前的那个大虎口处。在张家港之前的长江基本上是几百米的江面，而到了张家港之后的长江犹如滔滔巨龙，奔腾投向大海怀抱……
1962年，国务院正式批准常熟与江阴交界的那片长江积沙地设为独立的一个县级行政区划，同时将常熟以北划出14个乡（公社）、江阴以东划出9个乡（公社）组成了沙洲县。
沙洲这个名字我很小时就知道，当我不好好吃东西的时候，奶奶在旁边会用“再不好好吃，就把你送到沙洲去”的话吓唬我，幼小的我就牢牢记下了这个地名。在我记忆中，或者在我们苏州人的记忆中，沙洲是个穷地方，至少是我们苏州地区最穷的地方。“那里人饿死后就被扔进长江里喂鱼吃……”奶奶这样吓我，致使我从小就对沙洲有种恐惧感。
张家港是1986年12月1日正式从沙洲改名过来的。那时我正在北京的部队工作，回老家的时间少，不像现在，一年有时回几次。张家港的名声让我意外甚至有些吃惊：苏州竟然还有一个张家港那么出名？而且比我的出生地常熟还有名气！我不相信，甚至很长时间不愿相信，直到几年后我回苏州，到了张家港看了一次之后，才发现张家港确实比常熟强——那是张家港第一条“步行街”问世一年后我去的。
当时全国县级城市中张家港是惟一有一条高水平的步行街的市，我当时的直感是：这街并不比北京的王府井大街差多少。王府井大街有些乱，张家港步行街很文明、很干净，我认识张家港就是这个时候开始的。后来对张家港的认识越来越多了。先是因为张家港的一位叫江浩的干部当了常熟市委书记，他魄力大，语言风趣，出口成章，抓工作的顺口溜像作诗一样精彩，他主政常熟那些年里把张家港人那种敢为天下先的创业精神淋漓尽致地发挥了出来，使得苏州诸县中的“老大”常熟的工作干劲和作风来了个彻底地改变。江浩同志在任常熟书记时，我第一次为老家写了一部长篇报告文学《大国的亮点》，记录的正是他到任前后的那段历史。后来常熟又来了一个张家港人当市委书记，这人我不熟，但也闻知他把常熟老城改造得如花园一般，同时又建设起了两个开发区，使常熟经济跃上了一个新台阶。今年又听说第三位张家港人到常熟来当书记……我想苏州市委这么作人事安排，必定有其道理，至少说明张家港的干部是非常过硬的，他们能够领导苏州区域中的县级市“老大”常熟迈向一个新高度。
常熟人过去一直从内心里看不起沙洲人，当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也不怎么瞧得起张家港，因为无论是沙洲还是张家港，在很长一段历史时间内，它只是常熟的某种附属与“穷小弟”的角色。但在近十多年里，我再回常熟听老家的人讲张家港时就完全不一样了！
一句话，在今天的苏州，再没有人敢把张家港不当做一回事了！张家港的虎势和实力，让所有苏州人感到了一种自豪和雄气。
这几年张家港给我的印象越来越深，许多在北京工作的乡友过去宁可说自己是常熟人，也不愿承认自己是“张家港”人。但时至今日，乡友们一个个都堂堂正正地说自己是“张家港人”了，而且神情上丝毫没有一点自卑，倒是满脸的自信和骄傲。比如清华大学的大院士张光斗，比如中央台的美女主持人沈冰等等，他们现在都非常自豪地告诉人家，他们是张家港人。
张家港人完全可以自豪地声称自己的家乡是个美丽的地方，因为所有去过那里的人不会不相信张家港作为苏州的一部分而有什么丢人现眼的地方，相反苏州因有张家港而更加强大和美丽。
在苏州，像常熟、吴县、吴江等诸县市，过去几个世纪里都是名扬天下的富饶之地，又是出才子佳人的地方。你不用赞美，它们也早已被外人熟识。苏州有江南鱼米之乡的美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诸侯”的烘托。沙洲和张家港则不一样，它不仅没有史书上可以阅读到的吴越文化的经典之作，更没有吴江的绣娘、吴县的虎丘与寒山寺，它有的只是长江卷起的浪涛与江边那些破落的草房子以及带有几分凄婉的河阳山歌……
“当时我们沙洲建县之初，县委向上面写了一份报告，那里面有一句话我至今仍记得：‘我们一无所有。’这是县委向上级打的报告中说的话，你可以想象一下什么叫‘一无所有’。1962年，距今也还不到50年，那时我们的沙洲全县没有一辆载重汽车，更不用说小轿车了。县机关召开50人以上的会议，生活用品一切自带。机关人员吃食堂，睡通铺；夫妻不同居，小孩女方带；几个人合用一张办公桌，电话不通农村；用电，只有一部柴油机发电；运输仅靠一只小机帆船——县长书记上苏州开会也只有这个最高待遇。百分之八十的农民住草房，全县一年的总产值才3000万元。这与‘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距离实在是太远了，所以苏州人叫我们沙洲是‘苏南的苏北’，意思是苏州最穷的地方，穷到比苏北的水平还不如。”一位老张家港人对我说。
我曾问过自己的父亲，他点点头，说：“沙洲建县时确实非常穷，干部不愿去。”当时像他这样的生产大队干部，如果愿意到沙洲去，组织上可以安排当一个吃国家口粮的公社干部，“可即使这样，我们还是不愿去。”父亲自嘲地说了一声：“如果真去了，现在我至少也是秦振华级的干部了！”秦振华是张家港市的拓荒者和张家港精神的缔造者，他退休之前是苏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也许苏州人在若干时间里并没有把沙洲（后来改为张家港）看做是那种富饶、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地方，或者认为“沙洲根本不代表苏州本色”的缘故，沙洲人（张家港人）从出世的那天起，他们就有一种发愤图强的强烈志向。
从字面上看，沙洲就是沙积而成之地。它的历史不长，这与早在千年前就脱胎成江南鱼米之乡的苏州列县相比，实在不能相提并论。作为苏州的“边角料”，这也决定了沙洲人虽属吴地，但性格与苏州人有很大不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宣传部长刘云山曾著文说过这样一段话：“1995年盛夏，我去张家港调研……在我的想象中，江南水乡的苏州人应是吴侬软语、清秀文静。但眼前的秦振华却像一个山东大汉，身材粗壮魁梧，说话铿锵有力。谈起张家港的情况如数家珍，充满豪情，讲到张家港的未来胸有成竹，充满信心。他的神情，他的言谈，他的举止，总使人感到有一种力量，一种劲头，一种精神。”
云山同志是北方人，张家港人给他的印象完全是想象之外的另一种性格和气度，说明了张家港人的独特性。俗话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张家港地处长江奔腾入海之前的喉咙之口，千百年来它一面伸展双臂接纳上游奔腾而下的滔滔长江水，一面又挺胸抵敌潮生潮落的大海潮汐，它因而粗犷，因而豪放，说话要与涛声比高低，做事要同浪潮比力量。张家港人从祖辈那里知道，要想活命，就得步步赶在浪尖上行走；要想成功抵达彼岸，就得急流勇进不畏险滩……
这就是张家港人。
曾有诸多社会学家研究过张家港精神，而且将其精神总结成“团结拼搏，负重奋进，自加压力，敢于争先”这十六个字。但我要说的是，除此之外，张家港精神，还有那种长江蕴育的江浪文化和独特性格。长江的文化和长江的性格是什么？简而言之，它应是一种千年累积、厚积薄发和千里不懈、勇往直前的那种豪情。
在张家港市成立之前，沙洲作为“苏南的苏北”之地，就曾经为摆脱自己落后的命运奋争过，而且有过享誉全国的一鸣惊人之举，这也说明了张家港人（老沙洲人）血脉里流淌的本是一种大江气魄。
说张家港，肯定是离不开秦振华这个人的。虽然有人说“张家港精神”不是哪一个人创造的，但如果离开了秦振华这个人，张家港和“张家港精神”就不会那么名扬四方。
秦振华是创造张家港新纪元的一个最重要的历史性人物，这一点谁也无法否认。
老实说，见过秦振华的人没有一个不被这位说话爽快、激情四射的江南“东北汉”所折服。他是地道的苏州本地人，但正如刘云山同志的直感一样，他的长相、他的气度、他的语言，甚至他的动作，少有吴人之气，反倒是一个十足的“北方大汉”。
这是一个传奇人物。写苏州改革开放30年历史，没有秦振华的篇章肯定是残缺的。因为在历届苏州干部中，我听到“苏州经验”中的三句话里，其中有一句是关于张家港，而评说张家港，少了秦振华，史剧就唱不起来。
2008年春节刚过，我到张家港采访。这是与秦振华第一次见面，但我们俨然像认识已久的“忘年交”。1936年出生的秦振华，坐在我面前，一张嘴，手足并用的气势，根本看不出他是与我父亲一代的人。
“我也是常熟人啊！”秦振华会套近乎，使得我们之间一下成为无拘无束的“老朋友”。听这位张家港人一讲他的身世，才知真是那么回事：本来张家港的前身沙洲县就是从我老家常熟分出去的一部分，而秦振华说，他1956年参加工作就到了常熟县城，“我在常熟干了7年。1962年沙洲县成立，我才调回到杨舍镇的……”秦振华一解释我才完全明白这位曾经风云一时的改革人物原来确确实实与我是同乡。有了这份亲情，我们之间的话语便直截了当多了——
“我从常熟到沙洲工作，是因为那年下乡当村支书时得了一场病，身体不好，疗养了很长时间。这个时间，沙洲县成立了，缺干部，我又是杨舍镇人，就这样离开了常熟。”秦振华说：“我这个人干啥事特别认真、用心，所以坐机关时对许多事都看不惯，就要求到供销社工作，当了一年供销社主任、书记，工作很出色，后来县里要建一个化工厂，派我去当书记，一当就是4年。化工厂在沙洲县是重点企业，我在这里学到了不少管理经验，厂子在我手上还成了先进单位。那时我27岁，后来又被调到工交局当副局长，那段时间身体不好，但我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又是党的人，对国家、对组织特别有感情，心里就装一件事：努力把工作做好，为党争光，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我基本上走一个地方，亮一个地方。争一流成绩是我一向的工作作风和奋斗目标。‘文革’中我也吃过‘生活’（苏州土话，苦头的意思），原因是造反派让我干坏事，我不干，所以他们就借机批斗我，在杨舍镇的卖猪场上给我挂了一块‘执行资本主义路线黑帮’的牌子。他们让我站在那里挨批斗，我并没有像一些人低着头，很灰气的样子，反倒觉得挺开心，因为我是穷人家出身，现在大家都知道我是‘走资派’了，我觉得挺神气。结果我这么一笑场，造反派全泄气了，批判会也开不下去了……哈哈哈，你说我这个人是不是一个革命乐观主义者？”
72岁高龄的人，内心却像一个年轻人那样充满活力，且特别幽默。这样的人天性了不起，生活将赐予这样的人干伟业的机遇。
这个机遇对秦振华来说，意义非凡，而后来的历史证明，这个机遇对张家港来讲也是极其重要的——这个时间正好是1978年。
这一年1月1日，苏州大地虽然仍有几分寒意，但改革的春潮已经开始涌动。42岁的秦振华第一次主政有几万子民的杨舍镇。那时张家港市还没有成立，杨舍镇还只是沙洲县的城关镇。
“我去当这个县城城关镇书记，就发现一个问题：在干部中有一种说法，杨舍镇是县委、县政府的‘后勤部’。意思是专为县里服务的，所以在我去之前，镇里的干部对工作不那么主动积极，也缺少创新，认为反正是为县里服务的，县里让怎么做就怎么做。长期下来，工作没有创新，班子里的矛盾也多起来了，镇上的工作没有什么起色。我当书记后，通过调查研究认为：杨舍镇作为沙洲县的城关镇，理应成为沙洲县的‘窗口’，也就是说，沙洲县的工作好不好，首先要看杨舍镇做得如何。窗口敞亮了，沙洲人的脸上才有光彩。再说，如果窗口的工作没做好，怎么可能当好县委、县政府的后勤部呢！”秦振华的这一观点和工作出发点，受到了一个人的特别关注，他就是当时的沙洲县委书记高德正。
难怪我在苏州采访时一说到张家港的事，老书记高德正就脱口而出，“秦振华是我看上的人！”
高德正确实没有看错秦振华。
他秦振华在杨舍镇当书记时，第一件事就是治理和改造全镇的露天厕所。咱老家啥都好，就是旧习传下的露天厕所十分不雅，城里城外一个样。可几千年的旧习不是说改就能改得了的。在农耕时代，一些在街头路边的露天厕所其实是“厕主”的“生财之道”，粪便可是农家作物不可少的肥料。你倘若端了他的厕所，他非与你急脸不可。于是一般人不愿去碰这类可以说是棘手之事，但好端端的江南水乡、集镇闹市，只因为那么多露天厕所搞得臭气熏天，很不雅观。秦振华要对露天厕所动真格，有人想看热闹，结果没看成，因为秦振华不仅把镇上的露天厕所全部“一窝端”，换成了清洁整齐的“公厕”，而且连镇管辖的三个村的农民露天厕所也一起治理得干干净净。
“工作要出色，先从干净做起！”也不知秦振华是怎么想的，他上任初始，对全镇干部下的第一道“旨令”就是到常熟著名的全国卫生镇浒浦学习。108个干部，浩浩荡荡地到了邻县的常熟浒浦参观取经。
干部们参观后回来感慨很多，却心虚地说：“学不像。”
秦振华看到症结，并想了一招：你们不是说学不像吗？那我叫个人带着你们干！这人也姓秦，是过去浒浦镇管卫生的退休干部，老家就是沙洲的。秦书记求贤得了一个老秦，没多少时间杨舍镇也跟浒浦一样变得干干净净。
“你别说，这秦振华还真有法子喔！”高德正和县里的领导走在昔日臭烘烘、如今整洁干净的大街上，颇有感慨。
“可我在治厕和改造乡镇卫生时发现一个重要问题：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即使再著名的卫生城镇，也只能做表面干净的文章。改厕修路筑地下水道，哪一样都离不开用钱。经济搞不上去，啥事都做得不彻底、不到位。这个印象我太深刻。有一次我们改造一段下水道，想到县里贷一万元钱，管经济的副书记硬邦邦地给我一句话：哪有钱呀？自己想办法！”秦振华说到这里，拳头一挥，“从此我发誓要搞经济！”72岁的老人，依然像一位出征的战士。
“1986年，乡镇合并，杨舍镇一下就大了，成了真正的‘县城’。既然是县城，就得像个城市，所以我建议镇政府给我们张家港市搞一个星级宾馆——就是现在我们这块地……”秦振华用指头朝坐着的地方点点，示意我采访他的宾馆的这个地方，“当时我们就在这里划了300亩地，市里还有人不同意，觉得我步子迈得过大。我对他们说：张家港过去一直是个被人瞧不起的‘苏南的苏北’，我们不能再用‘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老观念了，而是要‘三年河东三年河西’，到后来我说‘三年河东三年河西’也不能要了，要‘三个月河东三个月河西’，就要定下天大的事情！邓小平同志为啥说‘发展是硬道理’，让我们只管干，不要争论，就是怕耽误时间。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金钱，有了金钱，百姓的日子就好过，社会就能发展。那个时候，国家搞宏观调控，有人一听说上项目就吓得不敢干了。我说中国那么大，每个地方的情况都不同，我们是苏南地区，是苏州的一分子，邓小平早就有话说，让我们这样的地方要把经济搞得更快一些，我们还等什么呀！我就不怕别人说，最主要的是我心里有个原则，就是干什么事都要根据我们当时的实际情况，从实际出发，掌握了这个原则，干什么都不怕。当时我重点抓了镇、村两级企业的大发展，不知你有没有听说过我们的澳洋集团、骏马集团？他们都是在那个时候发展起来的。像骏马集团过去是个名不见经传的村办企业，后来成了国内最大的锦纶6帘子布生产企业。澳洋更了不起，它是全镇纺织业的领头羊，现在的综合实力位居全国毛纺业五强之一。当年我就抓这些龙头企业，到1986年底，我杨舍镇的镇、村企业达68家，产值达近3亿元。苏州市里当时设了个‘亿元乡（镇）’的‘振兴杯’竞赛，那一年我代表杨舍镇上去一下子把金杯抱在手里，可以说是我秦振华在苏州父老乡亲面前第一次露脸。当时会议上还有两个先进单位的奖励杯我也抱在手里。杨舍镇第一次在外人面前扬眉吐气。第二年全苏州三级干部会议上，我上去一下子抱了七个杯，会场上掌声雷动，台上台下都说秦振华这人了不起，我自己当时也真觉得露脸了……哈哈哈，我这个人好面子！好面子没什么不好。搞发展，赶经济建设速度，就得讲面子。要回一个好面子，就证明我们的工作做好了，做对了，老百姓实惠了，社会发展了。这面子有什么不好？我秦振华要的就是这个面子！杨舍镇的面子，张家港的面子，我们社会主义的面子！”
快言快语，直爽坦诚，心如明镜，激情澎湃，这就是秦振华！
时至1989年，这一年中国发生了大事。这一年中国的苏州也发生了不少大事，一直十分赏识秦振华的沙洲县委老书记、时任苏州市委书记的高德正被调到省里任副省长。与此同时，秦振华也跳了一个政治台阶——进了张家港市委常委（不多久又升为副书记），但仍主要担任杨舍镇党委书记。
干实事的秦振华在进入常委和后来当市委副书记时，都在市委常委会上说：我只参加研究干部的常委会，其他会最好不要让我参加，我只想把杨舍镇的工作做好。
这个老秦！论年龄，秦振华在当时的市委常委中也是“老大哥”了，他这么一说，其他同志也笑笑，说你老秦把杨舍镇做好了，等于给张家港把门面建设好了，开会和举手的事我们代了。就这样，秦振华一天到晚地在镇上忙着呼风唤雨……
1991年底，苏州市委在王敏生书记的主持下，正在酝酿全苏州经济迈向更高一个台阶的宏伟计划，与之相配套的是下属几个县级市班子的重新配备问题。张家港的班子“一把手”成为王敏生首先考虑的事，因为按照民意和能力，副书记秦振华接此重任没有问题，但偏偏老秦有个致命的问题：年龄大了！过年就是56岁了！当时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县级班子一把手一般到57岁就要下来。秦振华已经快到“线”了，再提拔他有点不太合适。有人提出不同意见。
怎么办？苏州市委把秦振华的事提到了江苏省委。
“老秦，你快回来！省委沈书记要到张家港来听你们的汇报，可能还有跟你有关的事……”一日，王敏生书记给正在广州学习的秦振华打电话，要他火速回来。
秦振华前脚回到张家港，省委沈达人书记与副秘书长梁保华（后任苏州市委书记、现为江苏省委书记）等后脚就到了。
汇报开始。第一个汇报人是念稿子，看得出沈达人书记对此感到乏味。
第二个是秦振华汇报。
“谢谢。我今天第一次能向省委书记和省里其他领导面对面地汇报，非常激动。我讲讲杨舍镇这几年的情况……总之我深切的体会是：现在在下面做事的人受气，这种情况不改变，有多方面不利……”秦振华向领导汇报工作从来不用讲稿，而且以例说理，头头是道，这是他的本领之一。
“很过瘾！”沈达人书记听完只讲了这三个字。看得出，他对秦振华是满意的。原本听完汇报就要回苏州的沈达人，这天特别高兴，说要在张家港“吃顿饭再走”。桌席间，他要秦振华坐在自己身边继续听他讲杨舍镇的事。
不多久，江苏省委和苏州市委关于秦振华任张家港市委书记的任命书正式下达。这是江苏省和苏州市干部中一个少有的破格提拔。那年秦振华56岁。
老秦自己对此总结说：“我逢到了两个大机会：一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央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大转移时，我当了杨舍镇党委书记；二是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掀起中国改革新浪潮时，我出任张家港市委书记。这两个历史背景下，都需要一批思想解放、敢闯敢干的人，我是其中的一个，所以组织上都在这样的时刻想到了我，而我也得益于这样的历史时刻使自己有了用武之地。”
“当市委书记后，我心里想：组织上给我平台，我一要对得起上级，二要对得起百姓，对得起父老乡亲。为了工作，我可以六亲不认，为人硬碰硬是我的作风；干实事，不吹牛也是我对自己的基本要求。但为啥后来有人对我还有不少争议或非议？我检讨了一下自己，无非是我秦振华喊的口号，干的事，在当时别人还不敢喊、不敢干的时候喊了、干了，所以我就成了一些人眼中的‘秦大胆’、‘秦牛皮’了！可后来事实证明我没做错，而且赶在前的事对后人和后来的事业都有好处！这也是张家港精神中最重要和核心的一点：拼搏、负重，自加压力，敢于争先。”秦振华是这样一个敢于认识自我、敢于承认自己成功和正确的真诚的唯物主义者。共产党人除了需要勇气承认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其实也需要有勇气承认和宣传自己正确与成功的一面。秦振华因此是一个真诚和真实的共产党人。
有人告诉我，在秦振华刚出任市委书记不久，在张家港街头，到处出现了“振华精神”，甚至在苏州市委的干部会议上也曾提过“振华精神”，这也使得一些人对秦振华个人的品德产生某些偏见，以为他是个好大喜功的人。秦振华自己说：“当时我内心诚惶诚恐，因为我想的是尽快把张家港搞上去，哪有心思想我秦振华的后路？我当时已经五十六七岁了，随时有可能被拉下来作退休干部处理，充其量也最多干一届。正是想到这些，所以我给自己和给张家港的定位是：必须样样事要比别人超前一步，否则就没有机会跟人家竞争。张家港本来在苏州几县中就是小弟弟，你不加把劲努力怎么行？我这么想，也是这么做的。”
秦振华就是秦振华，他的性格不像传统的苏州人，这也许是他的故乡张家港更多地吸纳和融汇了长江汹涌澎湃、奔腾不息的精神，而不是那种小桥流水的吴越文化所熏陶的那样文质彬彬、你推我让的性格，所以他身上的那种自加压力和勇于争先的意识特别强烈，以至于他的许多做法和想法在习惯于“从众”和“执行”的官场上显得很另类。
“今年张家港的经济指标要高速！我们的方向是：工业超常熟，外贸超吴江，城建超昆山，项项工作争一流！”在省委、苏州市宣布秦振华任张家港市委书记后的第一次张家港市委工作紧急会议上，秦振华即刻提出了一个“三超一争”的口号，在干部中引起轩然大波：这不等于向全苏州的老大哥宣战吗？我们张家港一直是小弟弟，人家常熟的工业有悠久的历史传统，一向是全苏州县级单位中的老大，我们要超常熟，不是让人家听了都要笑嘛！是啊，工业超常熟难，我们的外贸更不能跟吴江比，人家吴江在解放前就是通达四海的老牌出口外贸强县，我们怎么好跟人家挑战呀！你们这两年没去昆山看看吧？小昆山现在的城市建设，人称“小上海”，那个整齐、热闹、繁华呀，连上海人都承认小昆山快胜过大上海了，我们张家港跟人家比？唉，这回真是猴子打屁股，自家不觉脸红，人家都得脸发烧。
果不其然，在苏州干部大会上，当秦振华的“三超一争”在其他县市干部中传开后，如同冷水里放进一块沸钢锭，那个热闹劲在吴侬语境里是少有的场景。常熟、吴江、昆山的兄弟县市干部们，一个个像进了动物园看猴子表演，这个准备表演的“猴子”肯定是张家港的秦振华嘛！
有什么奇怪的！我老秦就是要跟你们老大哥比试比试！我张家港就要超过你们！
老秦，你可是我们常熟出去的呀，我们过去一直是自己人，你真要把我们比下去了，你说让我们常熟人的面子往哪儿搁呀？
老秦，你要超我们吴江外贸，实在精神可嘉呀！不过据我们所知，你张家港除了几条渔船从长江里捡点破鱼烂虾，还有什么可以出口挣外汇的呀？
老秦，你们张家港城区好像就是原来的杨舍镇吧？这杨舍镇我前些年去过，好像也就是一两条一泡尿可以撒到头的小街道吧！这两年是不是上台阶了？我们昆山向你学习啊！
……
什么挖苦、嘲讽的话都有，秦振华像红脸关羽一样，坐在那儿一声不吭，唯有胸脯起伏如海浪：你们说吧！说够了吧？告诉你们：我老秦就是要跟你们比试！如果我说出的话不作数，我立马下台，不当这个张家港的书记了！但到年底，到明年、到后年我们看！秦振华心里憋足了气！凭他的脾气，他真想冲天喊一声：你们笑话我秦振华没关系，可我们张家港就是要干出大名堂来！这不是我秦振华个人的事，是穷张家港的需要！是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需要的速度！是老百姓的需要！
“大家不是要面子嘛！是啊，我也要面子！张家港要面子！可是我们没有实力，就永远没有面子！没有实力，我们出去开会只能坐在旮旯里，只能听人家传授经验，只能看人家把红旗、奖牌领走，只能低着头，仰着眼睛看人家。没有实力就没有位子。没有位子，哪有面子？”秦振华回到张家港，将那些受了人家好一阵讽刺、抬不起头的干部们狠狠“教训”了一通！
“把头抬起来！把胸膛挺起来！把干劲都给我拿出来！我们张家港是不能跟人家比，因为人家底子都比我们厚实，但就是因为这，所以我们更要自加压力，别人走一步，我们就得跨三步，甚至要跳三级！”
秦振华的话、秦振华的动作，都带着一股“嗖嗖”生威的风声。这风声确实让人有种胆怯——当然这是对那些不敢冒险、不敢大干、没有闯劲的人来说是这样；但这“嗖嗖”风声，对那些思想解放，敢闯敢干、又有事业心的人来说，具有一种催发进取的强大力量和表率作用。
秦振华的威信就是这样树立起来的。他之所以有“一呼百应”的感召力，是因为他的话讲到要害，讲得实际，每一项工作抓到实处，且有明确的方向和目标。在提出“三超一争”之后，秦振华又提出了“三抢一高”、“三攻一促”及“三个战略”的一整套具体的行动战略、战术。
“三抢一高”，即为抢发展机遇、抢投入产出、抢结构调整和提高经济效益。
“市属工业是全市经济的关键，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今年这些企业怎么上？有四个问题要解决。第一个问题是要转变观念，增强发展经济的紧迫性。邓小平同志最近反复强调，要发展，就必须更好地坚持思想解放，观念转变。搞经济跟赛跑一样，你得有股劲，落后的就得赶前面的，领跑的就得争取第一，争取破纪录。这样就要求我们工作时刻保持一种你追我赶的态势，每个单位、每个人，都要争取同行业、同岗位的第一名。二是要确立竞争拼搏观念。商品经济讲竞争，不讲竞争就没有立足之地，企业没有立足之地就垮台，有人想守摊子是越保守越守不住的。‘守摊子’必然会停步，必然被淘汰。光守摊子不行，还必须快速发展。邓小平说了，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倒退。要学会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邓小平南巡讲话，给了我们张家港每个单位一个大好机会，就看你能不能抓住。大家想一想，为啥有的厂办项目，办一个成功一个；为什么有的厂办一个丢掉一个，屡丢屡败？为什么在同样的困难条件下，有的厂能抓住机遇迎难而上，求得了发展；有的却束手无策，从小困难变成了大困难，最后越来越落后。关键在于领导班子或主要负责人有没有竞争拼搏意识。三是要敢冒风险。马克思说过，发展商品经济就是‘惊险的跳跃’。在发展经济中，不想冒风险的人是不可能有大作为的。国外有位大企业家讲：当一件好事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时，我则不会去干了，因为绝对有把握的事情，连个傻瓜都会干好它。在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中，机会稍纵即逝，没有风险的事情随着时间推移也会有风险。企图一帆风顺办成事业的想法只能是空想，抱有这种思想的人也只能是个没有出息的人。四是要勇于实践，敢于实践。邓小平最近讲得好啊：改革开放就要胆子大一点，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就要大胆地去试，大胆地去闯。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没有一股‘劲’，就走不出一条新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一番新事业。‘等’字要不得，中央政策说得明明白白，我们的奋斗方向也清清楚楚，你还有啥等的？等得来啥呀？天上不会掉馅饼，即使哪一天掉下来馅饼，我看也不会掉在那些‘等、靠、要’的人手里，一定是掉在那些能够抓住机会的人手里。一句话：我们现在张家港人要的就是埋头干，拼命干，敢于干，干到底！”这是秦振华在上任伊始的1992年3月15日讲的一番话，后来这次讲话收入了他的著作《张家港精神——伟大理论的成功实践》一书中，书中的讲话稿变得文章化了，他秦振华当年在干部大会上的讲话生动形象，精彩绝伦，气壮山河，雄气冲天。
“听秦书记的讲话，每次都会热血沸腾，你会被那种强烈的竞争意识、危机意识和拼搏意识所感染，然后就是跟着他一脑瓜子往前冲……”一位张家港干部对我说。
秦振华的工作方法也很绝，他不是提出“三超一争”吗？这是他向全苏州诸老大哥发出的挑战书，但他绝对不会是孤军作战，他的工作方法历来是——“我盯死第二把手！你第二把手就得盯死你的第二把手。我的第二把手是谁？是市长、副书记。你市长、副书记的第二把手是谁？是主管副市长和主管常委，这样一级盯死一级，工作就能落到实处，一竿子插到底。”
这就是秦振华。
“企业也不例外。我说张家港要在工业上超常熟、外贸上超吴江、城建要超昆山，你每个单位、每个企业就得照着苏州全市最好的企业、最好的单位给我瞄准目标去赶超，超不过你就等于没有完成任务，即使暂时超过了你得保证不让别人再超过你。”
还是秦振华的话。
他秦振华长着一双圆溜溜的大眼睛，常委的十个人、四套班子的几十个人、全市局级干部的几百个人……他一个个都把你看清楚并且记在心里，你哪个人不好好卖力、不出全力，不动脑筋地工作、不出彩地工作，他全都清楚。他眼珠子转到你的脸上，如果停下来不动，而且是直盯盯地看着你，你就要倒大霉了——他的大嘴巴里肯定不会吐出象牙来。他会抓住你的问题，把你批得狗血喷头，直到你老老实实、服服帖帖地买账，毫无反悔地去冲锋战斗为止；你干好了，他的大眼珠子也会转到你那儿，那眼皮马上会合成一条小缝，脸上堆满了孩子般的笑容，他会夸你，夸得你满腔热血，继续大干快上，一直到干死了也不悔！
这就是秦振华。张家港人服他。
“‘三超一争’，不那么容易。常熟‘块头大’，底子老，基础厚实，加上有5000年的文明史和3000年的手工业传统。我秦振华要你瞄准的就是常熟这座高峰，你汗流浃背、双脚朝天也得给我攀过这座高峰！吴江人聪明绝顶，从吴越时代就练就一套会跟异国周旋打交道的本领，似乎每个细胞里都充满着智慧，吴江人从商、从贸的灵性与技巧，你就得给我学过来，光学过来还不行，得明白他们的经验与道道，要为我所用，处处逢源才是！昆山城无山，但他们为啥称昆山？人家身处大上海之邻，能与大上海比高低，就是心里有山，心里有山的人就是了不起的大山。这座大山你们也得要攀登上去，站在昆山的一样高度建设好我们张家港。别忘了我们苏州还有一个太仓，太仓俗称金太仓，人家除了人口少一点、面积小一点外，哪一点也不比我们差，太仓的一些企业块头绝对不比常熟、吴江、昆山小，你们的眼睛还得盯着这个金太仓。不把四位老大哥比下去，我们就不是‘三超’，也谈不上‘一争’。记住：我们是要争全苏州样样第一！明白吗？第一，第一就是我们要拿金牌！要赶过他们！”
秦振华把“三超一争”解释得淋漓尽致，明明白白。谁也别想装糊涂，装糊涂的人我秦振华最讨厌！
他会对那些工作干不到实处、干不到位的人和单位发出“毒誓”：你再不拿出真本事，你就得滚蛋！
你说滚哪儿去？滚到你认识到了不发展、不赶超就是等于死掉的时候、滚到你想通了又重新想好好干一番事业为止！你觉得滚是痛的吧！不痛能触及思想深处吗？
我秦振华狠？我秦振华如果不狠，张家港就永远跟在别人后面当“小弟弟”，当“穷光蛋”，当“苏南的苏北”，甚至连苏北都不如，只能当苏南的西伯利亚！
当了市委书记后的秦振华，也不知哪来的劲头，一天24个小时，好像每小时都是上紧的发条，没有啥辰光不见他咄咄逼人、催人奋进的样子，没有啥辰光不见他是在一个个单位、一个一个企业盯着你干！催着你干，帮着你干！开始有人瞅着这位“神经出毛病”的市委书记，私下里暗暗嘲笑他：你瞅他走路那个样，像踩高跷似的，一高一低，说不准哪天倒下来再也站不起了……
但秦振华根本不是一些人想象的那种人，他是张家港的“拿破仑”——有人甚至这样形容他。
每天清晨六点来钟起床，一边跑步一边口袋里装个小收音机听新闻，然后玩上一套拳——他的拳法世界上找不到拳谱，完全是顺着他秦振华的思维和脾气在“胡打”。
“哈哈……我自己发明的，想怎么打就怎么打。”我在采访时提起这事，老秦开心地大笑道。正是他的这套跟着感觉走的“秦拳”，使得秦振华和张家港才有了今天与众不同的进步与翻天覆地的巨变。
“你，说的就是你！为什么别的局都动起来了，就你那儿蹲着茅坑不拉屎？你别再东张西望了！你给我站起来，让所有的人看看你这个跟我玩花招的局长！这样的人再在局长位置上当下去，我们张家港就会当跛子——因为你管的那一摊支不起来，我们全市得跟着你不能痛痛快快地跑步！你想好了没有，该怎么办？没想好？还是不会想？……什么？不会想还是不愿想？……不吱声！证明你是在想，可没跟我们大伙儿想的一条道，那就你回家好好想想去吧！”就是全市干部大会上，秦振华坐在台上，将一个局长点名，让他站起来，责问了半天，没几天就让组织部将此人撤职了。
“秦书记当年不这么做，很难在短时间内扭转干部中的一些旧习。张家港能够在短时间内实现跨越式大发展，与秦书记的这种雷厉风行的作风密切相关。”张家港市委的一名干部对我如此说。“但是秦书记在位的那些年里，他没有处理错一个人。老头子真的是刀子嘴豆腐心，除非你犯了事、犯了党纪国法，否则他不会轻易处理一个干部。他对人要求严，严到你有些怕他，他靠这种老虎吃人的做法在你屁股后面盯着你工作……”张家港的干部们这样评价老书记。
原杨舍镇城西村的蔡兴华，可能是挨秦振华骂得最多的一个干部。蔡兴华的名跟秦振华就差一个字，一个振华，一个兴华，“振”字掷地有声，“兴”字里多少有些软绵绵的。秦振华看到蔡兴华领导的村有了大变化后有些松劲，便把蔡兴华骂得“狗血喷头”：你蔡兴华干了那么一点事就满足了？你给我到国外溜一圈回来再跟我说说你的村子是不是就没有发展空间了！你以为弄个人均几千元钱就是到顶了，就是富裕了？！呸，你蔡兴华那么点成绩算个啥！屁！啥都不是！你不给我弄出个全市、全苏州、全江苏、全中国第一来，你就啥都不是！
听听，秦振华就这么教训自己手下的干部。
“被骂的蔡兴华也是要强的人，一般能干出点名堂的人都是要强的人，你越骂他无能，他越不服气，越不服气后就越有劲头，越想让你看看他的本事。”秦振华一脸狡黠地悄悄对我如是说。
哈哈，这就是秦振华！
蔡兴华拗不过秦振华，于是就拼命地去争第一。后来真的出息大了，不仅将城西村建设得上了几个台阶，而且还当上了城关镇的领导。
秦振华诸多“狠”中的一条就是用人狠。他看中的人大胆用，他用人主要看你能不能干事，能不能干大事。为此他也吃了不少暗闷苦——有人“举报”他用的人如何如何有问题，甚至“人民来信”一直写到邓小平那里去。“我一往无前干工作，谁要在背后放冷枪，我就要他滚下台！”秦振华说自己不狠不行，“私仇不可有，公仇不可无。”这是他的理论。“谁要是影响工作，妨碍了张家港的经济发展，那我秦振华就是‘无毒不丈夫’。”
他说他最恨的是那些无中生有的匿名信，干的人被看的人评说，这就是不公平。路不平，有人铲。于是秦振华在大会上公开宣布：凡是有名有姓的人民来信，我一封一封查到底，凡是不具名的人民来信，我一般都丢进纸篓里！
在这样的市委书记面前，张家港没有不干活的人，没有不想干好的人，你追我赶的风气就这样形成……
“同志们，今年以来，全市上下以邓小平南巡讲话精神为指针，紧紧围绕‘三超一争’的奋斗目标，不断解放思想，不断加大工作力度，勇于竞争，敢于拼搏，经济发展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可以说，1992年是我市历史上发展最快、取得成绩最大的一年，是捷报频传、激动人心的一年。‘八五’计划提前两年完成，‘三超一争’的任务通过最后40天的冲刺，也将全面完成！”这是距1992年年末还有40天的11月22日的张家港全市干部会议上秦振华的一次讲话的开场白。
“秦大胆”这次讲话的情景，让许多张家港当年的创业者记忆犹新，因为时间仅过十个来月，张家港就要在全苏州人面前露脸了。年初他们的“秦大胆”向全苏州放了一炮，要“三超一争”，如原子弹扔在苏州政坛，不仅常熟、吴江、昆山这些老大哥在嘻笑秦振华得了“神经病”，就连苏州市委、江苏省委的领导也在为他们提拔的秦振华而捏着一把汗——解放几十年来，有没有听说过一个市委书记敢公开向兄弟老大哥提出挑战的？有是有，那是大跃进年代、放卫星的时代。现在是改革开放年代，是讲实事求是的新时代哟！他秦振华放炮放斜了，连累的肯定不仅仅是他秦振华！吹牛不要成本，但作为一市书记吹牛吹出毛病来了，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
“苏州和省里经常有人刺探我们当时的经济情况，到11月底这段时间，他们就更紧张了，因为只剩下40天时间，我们当时的不少目标距超常熟、赶吴江、昆山还有不少距离。我心里有数，不怕。知道只要再加把劲就可以超过了，这可不是吹出来的，是我们张家港人不要命地在拼搏，拼一个你低我高的水平啊！那些日子里，我们张家港等于是背水一战，没有退路。我之所以敢提‘三超一争’，其实不是没有根据的，但光有根据是远远不够的，得有人干，拼命干才行。我们张家港的发展从一开始就是靠负重奋进、自加压力。别的地方他们不需要像我们这种干法，但我们是苏州的穷小子，苏南的‘苏北’，不这么干永远会掉在别人后面，永远拖苏州的后腿。”
1992年是张家港战鼓撼地、烽火漫天的年份。次年初，苏州市委、市政府的三级干部例会上，一项具有特殊意味的颁奖仪式如期进行。在领奖台上，市委书记王敏生和市长章新胜一次又一次地高喊着“张家港”和“秦振华”的名字，而秦振华也气昂昂地一次又一次走上领奖台践行了他一年前向诸兄弟市县的挑战诺言——1992年，张家港在工业总产值、外贸和城市建设等多个方面全面超过了常熟、吴江、昆山等市县，获得大胜。
“这个秦振华真的了不起！”
“他娘的，他牛皮还真没吹破啊！”
“张家港是疯了！”
“可不能再忽视张家港了……”
苏州人从此开始刮目相看张家港人了。尤其是那个头额略秃、眼珠子总是瞪得圆溜溜的、走起路来摇晃的秦振华，“此人不能小瞧”！
常熟、吴江、昆山和太仓人暗暗吃惊，心底里很不是滋味。苏州人历来讲面子。张家港小弟弟干成这个样，我们的脸面往哪儿搁呀？
秦振华把一向见面笑眯眯、暗里硬较劲的苏州人的传统作风给彻底颠覆了！这种颠覆让几个县市之间的干部们的那种竞争意识给挑动了起来，并且内心着实震动了。当然，最得意的要算王敏生和章新胜二位苏州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了，他们开心啊，开心地看着众“诸侯”出现真正的和改革式的大竞争格局了……
“张家港在苏州是一个较落后的小市、穷市，他们能做的事，难道其他的县市和单位就不能做了？什么叫改革开放、思想解放？张家港的例子就是最好的说明，而张家港后来居上说明了什么？说明了只要我们思想真正地大解放，真正地从实际出发，抓住机遇，真正地动员了全体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我们就能创造一切人间奇迹！”一向斯文的王敏生书记这回在给张家港秦振华发完奖杯后，一反寻常地说了这一通慷慨激昂的话，使得全苏州的干部热血沸腾……不像老秦这家伙这么干，我们以后就没脸面了！
“你这个秦振华，从此让我们再没了安分日子！”一位常熟领导私底下狠狠地捶了秦振华一拳。秦振华哈哈大笑道：“老弟，你还年轻！我秦振华已经57岁了，只能只争朝夕！”
1995年，时任中共党中央总书记和国家主席的江泽民来到张家港视察，听了秦振华介绍张家港的发展历程，很受鼓舞，欣然提笔写下了四句话：团结拼搏，负重奋进，自加压力，敢于争先。
“张家港精神”由此正式形成。
“这四句话最早是苏州市委的领导总结的。我担任张家港市委任书记时，就要求张家港人自己给自己加压力，因为我们原来不如人家，你不给自己加压力你就永远无法超越别人，奋进是硬逼出来的。小平同志带领我们全国人民改革开放，也是逼出来的。张家港人不能拖苏州的后腿，要赶上常熟、昆山等老大哥，你就得自己给自己压力，就得负重奋进。干部身上有了压力，群众就跟着上劲。张家港走到今天，就是靠这种精神。”秦振华这样解释“张家港精神”。
我知道，“张家港精神”起初叫“秦振华精神”。秦振华和张家港在很大程度上是联在一起的。任何一个地方甚至是国家的发展历史，总是有着那些领袖们个人风范的烙印。
张家港出名是因秦振华秦大胆而始的，而秦振华秦大胆让张家港出大名，不仅仅是他把“苏南的苏北”一跃建成了超过几位老大哥的“苏州强人”，同时他秦振华也把张家港的港口真正地做大、做强了。
“我当时提出‘三超一争’的底气就是由我们有港口这事上来的。”事隔多年后的秦振华满脸堆笑地透露了当年豪气逼人的“三超一争”的秘密武器。
张家港具有地理优势，它处在苏州的东北角，千里长江滚滚东流进入吴淞入海口前，有个金喉咙式的地方，那里距上海崇明岛仅隔岸相望，这里便是秦振华的老家——张家港。这里江岸顺直，水深贴岸，后方陆域又开阔。西起江阴的长山，东至东沙，全长63公里，其中深水岸线有35公里，是长江下游最好的港口地之一。拦门沙以下至西界港，江面宽阔，水流缓慢，长约32公里，江面宽至4—7公里，此乃长江内陆不可多得的天然良港。这也是为什么当年沙洲县改成张家港的一大原因之一。
秦振华敢在苏州群英面前喊出“三超一争”，手里捏的就是有这个港口的好牌。
改革开放初期的1983年，第一艘外籍船舶首次靠上张家港口，从而掀开了张家港对外开放的历史性篇章。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之后的数年里，张家港还没有能够充分认识到港口是改变这个“苏南的苏北”命运之关键，因而没有在港口发展方面大做文章。别看秦振华有些“土”，但他的头脑里尽是“洋”东西，他到国外走一趟，别人带回的是“三大件”，他带回的却是满脑子的“真经”。即使不到国外跑了，他也会天天接受那只小盒子收音机里的“洋知识”，所以他对港口的认识和理解总是比别人高一筹。
“现在苏州全市都在你追我赶，昆山自己搞的开发区走在了我们前面，效益非常明显。常熟、吴江更是老大哥，我们呢，我们张家港怎么办？光有几个金杯不能说明什么！张家港得天独厚的优势就是我们有个港口，是一个别人都比不了的港口，她是我市经济发展的最大优势，是立市之本，任何时候忽略了这一点，都是最大的失误！”这段话是秦振华在1992年7月11日的干部大会上讲的。
在这之前港口建好后，上面有关行业想插手要走，秦振华听了大怒：没门！港口是我们张家港人的，谁也别想随随便便拿走！他为这事一直闹到省委书记办公室。
省委书记拿他这个“土农民”没有办法，只好笑着说，你秦振华留着港口自己管可以，但一定给我弄出些名堂来。
“书记你放心，我弄不出名堂来，你重罚我！”秦振华说。
回来后，秦振华开始琢磨港口的事。一个小市想管一个大港口没那么容易，尤其是群农民出身的张家港市干部们想办这么个大港口，问题多得很哪！港口是可以赚大钱，但弄不好也会赔大钱，它像一只喂不饱的大老虎，会把你小小张家港一年的财政全吃光还不嫌饱。
“我们搞保税区！”秦振华有一天突然在常委会上说。
“啥是保税区？”
“就是在港口区内划一块地方，外商把东西存放在里面不用交税。”
“这对我们有啥好处呀？”
“好处多去了！你想想：老外把货放在我们这儿，他就得把企业和生产车间放到这儿不是？我们现在不是到处都在抓外资嘛！他到其他没有保税区的地方，进货出货就要麻烦得多，税也缴得多。人家资本家到中国来就是为了赚钱，我们建了保税区就是为了让他赚更多的钱。”
秦振华这么通俗地一讲，干部们才明白。“那就争取办个保税区吧！”大家说。
一个无名小市想办保税区就那么容易吗？秦振华秦大胆可没这么认为。他“打听”的本事特别大，经“一打听”便知道了国务院总理手中有一个“保税区”的名额，于是秦振华的心痒得不行。
“李鹏总理正好这些日子要到常熟来。”有人向秦振华通报绝密消息。
太好了！秦振华蹭地从办公椅上蹦起来。“我去找他！”
不行，要想说服总理，先得打通苏州市里和省里。秦振华的脑子太灵光，他深知像张家港要办成一件从国务院手中拿到的大项目，必须先得让苏州和省里通过，否则苏州和省里说你秦振华手也伸得太长，我们苏州市里、我们省里还想要这个项目呢！这不等于白忙乎嘛！省里和苏州市里的人因此常说秦振华这人“太贼”——意思是太精明。
经事先与苏州市里和省里打通关系，秦振华已经心中有数：只要他有本事能从总理手中把保税区名额拿回来，苏州市里和省里是不会抢他好事的。于是他在李鹏总理到常熟后想尽办法直接见到了总理本人，并且以他秦振华特有的方式汇报了关于张家港为什么要建立“保税区”的理由，共三条：一是张家港是天然良港；二是有四大优势：深水码头，已建有5万吨量，不冻港，是长江内河港口中最好的避风港；三是一旦保税区建立，可以港区合一，有八里宽的长江水面港口区，其航行成本低，张家港又处在华东经济大区的有利位置，辐射面大。
“那就到你那儿看看吧！”李鹏总理欣然提议。
“太好了，欢迎总理到我们张家港视察，您眼见为实。”秦振华厉害，竟然把总理调动了起来。
李鹏总理去张家港的那一天天有些不作美，下起大雨，泥泞的江堤土道很难走。秦振华表面上笑脸陪着总理等领导，心里可急死了，他知道第一印象太重要了。随总理一起到张家港的江苏省、苏州市的领导为秦振华捏把汗：老秦，这天有些不帮忙啊！
但总理毕竟是总理，似乎并没有在意路的泥泞，而是目光一直停留在那片如海一般宽阔的长江江面与平静的港口区域之上，并且不停地向秦振华询问一些专业问题。
有戏！秦振华暗暗高兴。
“这条路什么时候开始修的？”一个多小时的现场视察，临走时，李鹏总理似乎才注意到脚下的道路如此泥泞，便这样问。
“前两个月才动工的，正在抓紧修筑，修好后会很好走的。”秦振华一听总理问这路，心里顿时发毛。
“你把东边的河开开深、开开阔，再把两边的路铺铺好。”总理又补了一句，“下次来能走了吧？”
“能！一定能！”秦振华额上的汗水都淌出来了。
“擦一擦汗吧。”省里的一位领导悄悄对秦振华说。
“不妨，是雨淋的。”秦振华尴尬地掩饰道。
怕这个雨天扫了总理的兴，秦振华不停地给李鹏总理谈天说地，说1986年，也是5月份，费孝通费老来此，76岁的他兴致勃勃，欣然作诗道：昔日荒凉人稀一沙洲，今朝路阔港深耸高楼，乡镇富埒市，企业起家十有九，人人称道秦大哥。感君改革开放敢当先，为赏小香港，无车市里夜半伴我漫步游。多情如亲土，张家港水浓似酒，劝君痛饮不须忧，为民立功名永留，滚滚长江水，到此也要折腰才东流。
“哈哈哈，认识你这个秦振华，连长江都折腰啊！”李鹏总理听出诗外音，朝秦振华开怀大笑起来。
总理这一笑，秦振华心头悬着的一块石头落下了。
李鹏走了，也没有说到底给不给张家港保税区的事，但秦振华看出总理对张家港的港口地理和环境是满意的，所以让秦振华把路修修好。
“如果不想给我们的话，总理不会说‘下次来’这样的话的。”常委会上，张家港人这样议论着。这一点省里和苏州市领导是认可的。
关于那条正在修建的泥泞大道，叫张杨路，是秦振华上任市委书记后做的几件大事中的一件。他上任不久就到了广东参观。
“到那里一看，我的腿肚子都发抖了，人家发展太快了，我们落后一大截！不迎头赶上就会掉队十万八千里。而且我发现广东的一条经验，就是要致富，先修路。于是广东参观一回来，我就开常委会，研究讨论修路的事。当时有个特殊情况，地里的麦子已经长高了，如果再等下去，只能晚一年再修这条路，所以必须立即召开常委会决定此事。当市委定下修这条张杨大道后，马上动员沿路的干部群众全力以赴投入战斗。5月份总理来江边视察时，正好赶上铺路面，雨一下，显得特别泥泞。当时总理问我修这条路的钱是哪儿来的，我告诉他全是张家港自己筹的，33公里长，70米宽，共花了3个亿。李总理是内行，他一听这个数，连说成本很低嘛！总理哪知当时张家港全市财政收入仅为2.25亿元，能动用的只有3000万元，而光修这条路就得2.8个亿，日子难过得很哪！只能靠借过日子……”
秦振华一边向我诉说当年的创业之艰苦，一边指着他坐的那张沙发和我们采访呆的那个房间道：“那年李鹏总理就住在这个房子，就坐在我现在这个位置。为了争取他能批保税区，晚上总理下榻在这个度假村，这套房间里。吃过晚饭后，我想进屋跟总理谈谈保税区的事，人家警卫根本不让我进，最后还是苏州市委王敏生书记帮的忙。我进房间后，总理正在看报，我就站着说：总理好。李鹏总理就让我坐下谈。我就把希望总理给我们批个保税区名额的事情说了。总理答应了，于是我又请他给我们题个词，他很爽快地说，等回北京后再寄来。6月5日，管机要的同志告诉我，说秦书记有喜讯，原来是李鹏总理的题词寄来了。我拿着总理写的‘张家港保税区’六个大字的题词，真的是热泪盈眶，因为张家港总算有把握获得国家批准保税区了！在日后召开的4000人保税区开工动员大会上，我高高地举着李鹏总理的题词喊：现在‘皇命’到了，就看我们怎么干吧！那阵子就这样激情燃烧……”
张家港的保税区就是这样争取得来的，这也是中国内河港口所设的第一个保税区。秦振华的工作“力度”让苏州人和江苏省的领导们也深深佩服。
行动了！4000名建设大军不分白天黑夜地连轴转，秦振华亲自出任总指挥，几乎天天出现在施工现场。
2平方公里的面积内，原来都是住着人家，现在要他们突然搬迁，这是件特别难的事。“必须搬，为了张家港的未来和子子孙孙的幸福，我们需要作出牺牲！”秦振华的嗓门都喊哑了。
张家港的百姓真好，张家港的干部们真卖力，仅45天时间，区内1284户、24万平方米的农民住宅全部搬迁完毕。1300套香港式拆迁户住房同时动工兴建。
苦战20个昼夜，完成总长近8公里的绿色镀锌镀塑铁丝网封闭隔离围筑工程——保税区等于是一个有“国境线”的小特区，必须封闭起来。
与此同时，万吨级水厂、220千伏和110千伏变电所、3.7公里长的十字中心路和周边通道等“五通一平”基础设施建设全面展开；为保税区配套的化工、散件、集装箱、旅游观光等码头相继规划建设……
那些日子里，张家港区的长江岸头，红旗猎猎，战歌嘹亮，让人仿佛又回到了热火朝天的“大跃进”年代，然而这一次不是1958年时的那种头脑发热的狂热虚夸的发展潮，而是张家港人十分清醒地在正确路线指引下的伟大进军。
这年10月16日，国务院正式批准张家港保税区成立，国务院特区办主任胡平视察后兴奋地说：“张家港保税区是全国运转最快、最好的保税区之一”。
保税区的建设，使张家港的港口真正成为了拉动经济的一个平台。它像一个美丽的鸟巢，迅速引来无数凤凰入巢。北京、南京、深圳、厦门、香港、新加坡、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保税区招商引资团从神州走向五大洲，新闻发布会、经贸洽谈会……好戏连台。
张家港成了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中国大陆的一个投资热点。香港嘉银公司、南联集团、亚洲汇泰集团、美国通用电器公司、恒远国际贸易公司等等来自香港、台湾、美国、澳门、泰国的近20多个国家与地区的大企业、大公司纷至沓来。他们相继在张家港港区兴办码头，开展修建粮油加工、仓储运输、国际贸易、出口加工、房地产等项目。而中国自己的中央企业、全国10多个省市特别是长江中上游地区的大企业也纷纷来到张家港保税区寻求发展。
九个月时间，投资六亿多元，建一个保税区。用同样的劲头，一年多时间，投资3个亿，建成一条70米宽、6车道、33公里长的张杨公路和45公里长的沿江公路。这都是秦振华在邓小平南巡讲话鼓舞下，在上任一两年内干成的事。
原来被昆山和吴江占尽外贸优势，现在张家港紧随而上，居然在短短时间内独领风骚。外资企业的数量和投资额迅速跃上苏州市各县市之前列。秦振华的这一张牌让其他苏州老乡们望尘莫及。
“老秦，你得给我弄点饭来吃啊！”与张家港近邻的几个县市紧随其后也大搞“港口兴市”，然而多年过去了，始终没能赶上张家港的港区经济迅速与规模，于是有人就向秦振华求助。
秦振华听后，憨厚地笑笑，说：“张家港刚刚起步，我们要向你们学习。”
这只精明到极点的“老狐狸”肯定不会轻易将把肉给别人的，他心中只是想着如何把张家港建设成全苏州、乃至全国的著名港区，并且真正做出“以港兴市”的大业来。年底，江苏省老领导、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冲、钱伟长应邀来到秦振华那里，二老参观完气势磅礴的港口和崭新的保税区后，对秦振华说：“这回你们张家港真的有港了，像那么回事。”
秦振华听后咧着大嘴笑得合不拢。
后来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主任袁木来了，秦振华十分看重这位大理论家对张家港的评价。秦振华自知工作中骂骂咧咧得罪过不少人，便先在大理论家面前检讨，“我这个人平时骂人骂得凶，有人说我是‘秦始皇’。”
袁木说：“不骂是长不大的，一个城市的发展就跟一个人成长一样，不骂也是长不大的。”
秦振华听了此话，大喜，从此把袁木称为知己。
秦振华之所以格外看重上面的权威人士对自己的肯定和客观评价，是因为他“秦振华之路”也非一展平坦，恰恰相反，是充满了坎坷与不平。
在秦振华上台的前两三年里，秦振华的做法也遇到了“上面”的不少非难，因为有人反映他像“秦始皇”一样厉害，见谁工作不卖劲就会骂得你狗血喷头。他不顾上面一次次有关宏观控制的指令，照旧不断地扩充自己的基本建设投资，他甚至不顾与“上面”争项目，扰乱“上面”的正常计划安排。总之他是个没有章法的“野人”和“狂人”，还竟然有人在张家港大街上挂出“振华精神”一类的标语，不是搞个人崇拜吗？秦振华这样的人哪有一点市委书记的样……
有段时间北京有关部门派人到张家港来调查，主要是看秦振华搞的那一套“违反国家宏观控制”名堂。人家来了，秦振华见人家没好脸，说你查吧，有本事去查美国人！他的意思是，你也算个中国人？中国人为什么一定要搞窝里斗？我秦振华引进外资和设备，是因为我张家港穷，没钱，有钱了我还用啥引进？再说人家看中我张家港这块地方，愿意投资，这跟“宏观控制”有啥关系？来调查的人才不理他这一套，查的目的也是要杀杀你秦振华和张家港的“猖狂劲”！
查吧！秦振华干脆放开一切门户让人家查。一个月过去了，那位司长要走了，临别时找了秦振华，说了三句话：“老秦，你搞的这些项目不可思议，才一年多抢了那么多项目，比如双山岛的开发，‘亚洲第一炉’的引进。二，你年岁大，我比你小，但我有种相见恨晚之感。三，你张家港以后需要什么项目可以来找我。”
“秦始皇”乐了，连声说：“好好，以后我们是朋友了！”
但这仍没有平息有人对他和张家港的那一套“狂干”的非议。省里的调查“力度”更大了，派来的人是省检察长，这阵势能吓死一大群普通人，于是马上有人传出话，说秦振华出大事了，被抓起来了。秦振华的一些好友一听十分紧张，从外地给他打电话，还不好直说，问：“你现在在哪里？”意思是你到底被抓进去了没有，人家不敢直接问，拐着弯这么问。秦振华心里坦荡荡地回答说：“我还在办公室批文件！”这话明白告诉人家，他秦振华还没有被抓。
调查开始。
秦振华被检查组叫到一个房间，十几人对面坐着，说是让他“汇报”。可敏感的秦振华感觉“完全是在审问”，问题也只有一个：为什么你不按中央的“宏观控制”精神，不停地搞大项目，而且越搞越大，越搞越多？
半天下来，没什么结果。中午时分，秦振华眨着狡黠的目光问检察长：“下午是不是再‘汇报’？”检察长说：“下午看看你们的项目进展吧。”秦振华心里乐了：“这太好了！眼见为实，等你们看完了再下结论，看看我老秦到底干错了没有。”
一个下午看完后，晚上调查组的人见秦振华后的态度完全变了，两天后全体调查组人员撤回了南京。当晚，那个领头的张检察长打电话给秦振华，有些激动地说：“秦书记，我刚刚向陈焕友同志汇报，陈省长问我秦振华和张家港到底有没有问题，我告诉他：秦振华和张家港都没有问题，好得很！”
“谢谢，谢谢检察长！”秦振华咧着嘴又笑了。
省里后来对秦振华和张家港一直评价很高，尤其是将“振华精神”正式改成和命名为“张家港精神”。而这中间，苏州市委王敏生书记坚定地支持和肯定秦振华及张家港的做法是重要的一环。秦振华为此很念王敏生书记的情。
“一个地方要想真正搞上去，说到底，要有一个优秀的领导班子，要始终坚持弘扬创业精神，支持改革者，鞭挞空谈者，惩治腐败者，激励开拓者，没有点冲劲和闯劲是干不出名堂的。”秦振华在接受我采访时依然这样激情澎湃地说。
张家港的港口建设现在已经非常了不得，是我家乡名副其实的“长江第一港”。目前已经有40个万吨级码头，开通的国际航线有18条，年吞吐量已达一亿吨，按照国际上对港口的评定标准，超过一亿吨吞吐量的就算是世界级大港口了。当年2平方公里面积的保税区，现在已经扩大了好几倍。秦振华和他的继任者在完成港口建设及保税区后，仍然一直在做港口文章。他们在港口一带建起了经济开发区，江苏扬子江国际化学工业园、江苏扬子江国际冶金工业园等等，这些都是国际贸易的中国工业“巨无霸”，这一个个“巨无霸”都向世界伸开了双臂，于是像美国的杜邦、雪佛龙，日本的三井等世界500强企业纷纷来到张家港。如今的张家港海关每年为国家收缴的关税都在百亿元以上。
2008年元月，我在港口采访，特意参观了当年在秦振华一手指挥下完成的张家港保税区。这里的负责人徐仲高向我介绍：他们的保税区如今已成为全国13家保税区中的“第三强”。
“2007年我们保税区的全口径财政收入22.7亿元，一般预算收入8.5亿元。保税区全年的营业额达1525亿元。现在保税区共有十几个码头，在这一块20平方公里的区域里，按专业分为4个区域，现有世界500强企业20家，化工企业3000多家，其中大多数都是跨国公司在这里设立的。这些企业的入驻，对长江中下游经济起着引领作用。为了使得保税区内的企业贸易更加灵活便捷，我们建立了一个区内物流平台，使相关企业的贸易直接进行，也就是说，原本保税区的企业贸易和经济活动一般都是通过出区后进行的，而区内物流平台的建立，使得这些企业不出保税区就可以直接进行经济贸易，其效益大大增加。1993年保税区建立以来，我们没有花国家一分钱，但在这块土地上，却产生了5000多亿元的经济贸易，吸引外资40亿美元的投资，为国家和地方获取税收超过了200亿元。目前我们正在打造新的三个单体投资约在10亿美元的基地，如以美国道康宁公司为首的有机硅产品化工基地一家投资就达15亿美元。三年后，这块土地上，每年的营业额将要达到3000亿元，也就是说，今后每年我们会有40％的增长速度！”
听徐仲高如此描述这样的前景，我想任何一个人都会为张家港的明天感到激动与振奋！这种激动和振奋源于我们无法想象的现实：仅仅手掌一般大的地方，它所产生的效益为什么可以顶内地一个地区甚至一个省的经济总量？为什么张家港人能白手起家，在短短一二十年时间里就达到了今天这样的水平，而其他地方在同样的历史时间内似乎没有任何变化？这是为什么？我想拷问中国！当然并不是责备谁，但这样的问题对那些仍然在等待所谓的“机遇”和成天在埋怨这条件、那条件不好的地区领导者来说，也许是特别重要的。
小市张家港现如今已有了国际大港，这注定了张家港市经济的腾飞。
然而我知道，张家港真正出名的地方并非是经济总量，倒是这个城市的精神文明建设。上世纪90年代以来，张家港的精神文明建设享誉全国。而我作为张家港的“老邻居”，怎么也想不通五大三粗的秦振华连同吃饭和走路都显土气的张家港人怎么可能把不起眼的张家港建成了全国著名的“文明之城”。
“自家人”苏州人想不通的事让秦振华干出来了。
1992年、1993年，秦振华突然在杨舍镇最繁华的中心地段建起了一条“步行街”。啥叫“步行街”？当时像我们这些住在首都等大城市里的人似乎也没有听说过，好不容易问到一个去过新加坡的人才知晓，原来新加坡有那么一条专门供人行走而不让包括自行车、三轮车在内的任何车辆行走的街道。
“秦疯子又出招了！搞了一条不让车子走的街，哈哈，这还不算，在那条街上走路，你不能抽烟，不能丢烟头，丢了就罚款！吐痰更不行，罚死你……”有一天我的苏州老乡打电话向我报告秦振华的又一新奇事。
“他真罚啊？谁来罚呀？”我好奇地问，心想着北京曾经多少次搞过不准随地吐痰，吐痰者罚款，结果从来就没有成功过。秦振华在一个农民组成的城市，搞这么个招数能行得通吗？
“罚，真罚！你知道他怎么搞的：满街都是别袖章的假警察，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你跑不掉的！”
“老百姓不骂他？”
“骂！骂什么的都有。说秦振华一个土光秃子想装洋鬼子，以为自己的老祖宗是大不列颠岛国的臣民呢！”
这骂得也够损的。秦振华的额头秃，可人家招数亮嘛！
“他不是罚你钱，而是让你穿上红马夹当文明监督员，直到你发现另一个违纪者在街头出现后把马夹给人家穿后你就可以解放了……”
老乡的话让我忍俊不禁：这秦振华确实不简单。这样的处罚真是能教育人！我想那些曾经穿过一次红马夹的人肯定下次不会再违纪了。而那些脸面薄的人也因为不愿穿那招人嘲笑的红马夹而自觉遵守步行街的规定——苏州人最讲究面子。
想到这里，我一下子感觉到秦振华这个“步行街”可行。
我是两年以后回故乡探亲时，才去张家港目睹和体会步行街的。
第一印象是：步行街很宽，约六七十米，行人不多，这是因为张家港是个小市，远没有苏州街头的那种人头攒动的景象，也没有常熟街头热闹，但确实没有人在大街上丢东西，少有的干净和整洁。街头行走的人群中本地人似乎更少，这个原因我倒是知道，因为本地人一般都是上早市，白天上街的人除非有急需买东西者。在当时的步行街上行走的人群中十有八九是外地参观者，他们都像我一样好奇地在观察和参观这个秦振华的新玩意。
“步行街”使张家港名声鹊起，其声望并不比港口影响小，因为这是个改变中国人生活习性和城市形象的举措，而且令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都感到了压力。后来几年里，北京、上海等地都纷纷效仿张家港而建起了自己的步行街，像北京的王府井大街、上海的南京路等都成了不准行车的步行街。
张家港的步行街出名后，附近的苏州、无锡等“邻居们”压力太大了！与张家港邻近的江阴市领导很不服气，那时江阴的经济总量在张家港之前，名气也大，可就因为一条步行街，让张家港抢了风头，于是江阴市领导在一天晚上带着全体常委和政府班子成员，悄悄来到张家港的步行街参观，并且回去后立即决定要建一条比张家港更宽的“百米步行街”，想压压秦振华和张家港的势头。江阴后来建的“百米步行街”确实非常漂亮，可人家张家港是首创和原创，因此名声还是张家港的步行街大。
“还是‘秦始皇’厉害！”江阴和诸多苏州、无锡的“邻居们”只得佩服秦振华。
2001年国庆前，张家港对步行街进行了翻新和重建，新增的街头雕塑艺术品和林林总总的商铺更显步行街文化品位和繁荣昌盛。当我在2008年春节后再次来到这条步行街参观时，夜幕下的张家港步行街真可谓梦幻一般，美轮美奂，仿佛置身香港闹市……
秦振华的一“港”一“街”，将昔日默默无闻的张家港，变成了全国闻名之地。1994年，“苏南的苏北”跃居全国百强县（市）第二位，并成为第一批全国卫生城市和继福建三明市之后的全国又一个“文明城市”。
1995年5月1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来到张家港视察。
这是一次饶有深意的视察。我的好友、军旅作家邢军纪于七年之后在《中国精神》中有这样一段追叙：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一把手在张家港港口码头接见了一个县级市的一把手。当江泽民有力地一握秦振华的那双手时，秦振华因激动显得有些颤抖。秦振华陪同总书记视察了张家港许多地方。张家港此时石榴花正红，柔美的柳丝翩然舞动。这个年轻的城市经过十年砥砺几番拼搏，终于矗立在长江岸边，在吴国腹地熠熠闪动着青春的亮泽。作家凤章曾以质朴的语言记述了江总书记视察张家港时的情状……离开码头，便到了保税区。这里整洁、开阔，大路纵横，很有气势。拔地而起的一座座建筑，有的正在施工，有的已经封顶。总书记一行，边走边看。秦振华把风姿不同、造型各异的13层到18层的一座座大厦，向总书记一一介绍。
到了办公大楼，总书记又听了张家港市长关于保税区兴建两年来的运行、招商、基础建设以及快速高效的发展情况的汇报。总书记兴奋地说：“我1984年来过张家港，今天在张家港看到你们发展得很快，像张家港保税区等，都是在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搞起来的。现在这里变化很大，与过去不可比了，我看了很高兴。”
总书记一行离开保税区，车驶向了张杨公路。秦振华与总书记面对面而坐。暮春江南的田野，翠绿葱茏，一片生机；宽敞美丽的张杨公路，鲜花怒放，色彩纷呈。总书记兴趣浓厚地注视着窗外景色，看到路两边秀丽整洁的小城建设、新颖别致的农家住宅、规模宏大的工厂以及蔬菜基地、丰产农田等等，神情怡悦，时而向秦振华提问，时而又全身心地听秦振华汇报。总书记对秦振华汇报的张家港国民生产总值情况、工业生产总产值情况、外贸出口情况、年人均收入情况、城乡居民住宅情况、小城镇建设情况等等，都表示了十分关注。当秦振华说到了张家港之所以发展这么快，一是由于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的鼓舞，二是依靠“团结拼搏、负重奋进、自加压力、敢于争先”16个字的张家港精神时，总书记忙叫他把那16个字的张家港精神再说一遍。
秦振华激动地又说：“团结拼搏、负重奋进、自加压力、敢于争先。”
总书记听得很高兴。但秦振华不会说普通话，他讲的是张家港土话。此话属吴语系，总书记的随行人员大多听不懂。总书记对秦振华说：“你再讲，我给你当翻译。”
总书记给我当翻译！秦振华感到全身沉浸在一种温馨的热流里，极其感动。他一字一顿地说道：“团结拼搏。”
总书记随即用他清亮的普通话说：“团结拼搏。”
秦振华说：“负重奋进。”
总书记说：“负重奋进。”
秦振华说：“自加压力。”
总书记说：“自加压力。”总书记重复说后，加了一句批语：“这句话很对，就是要自己给自己加压力。”
秦振华说：“敢于争先。”又补充说，“关键是敢于创优，敢于争第一。”
总书记很赞赏“敢于争先”四个字和秦振华的注解。他说：“我们中国人就是要有志气，不要让外国人看不起，要有民族自尊心。张家港人敢于争第一的精神是我们民族自尊心的表现。”总书记的称赞，给予了秦振华极大的鼓舞，他继续汇报说：
“张家港精神具体体现在这样五句话上：第一句，‘弘扬创业者’；第二句，‘支持改革者’；第三句，‘鞭挞空谈者’；第四句，‘惩治腐败者’；第五句，‘大胆起用开拓者’。”
总书记点头道：“这五句话，实际上是‘两手抓’的精神，体现了两个文明一起抓。”
这个发生在长江下游吴国腹地的故事，这个很能让人联想的一幕已经过去七年时间，但张家港人至今还能绘声绘色地讲述那个非同寻常的日子，那个曾让总书记心动也让张家港人心动的日子。这一天，同样令全国人民心动。我所听说的江泽民同志给基层干部当“翻译”的事在苏南地区就有两次，而且主人公都是我曾经直接采访过的人，一位是秦振华，另一位是华西村的吴仁宝。一位党的总书记和国家主席，能如此亲切地主动为人当起吴语“翻译”，这是苏州人的荣幸，也是中国人民的荣幸。秦振华和吴仁宝所得到的这份荣幸更不用说了，这两个老先进跟我谈起此事都一样的激动和兴奋。
张家港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怀，从某种意义上讲是非常特别的。而从诸多历史记录中，我也看到了中国当代领导人对张家港和秦振华这样的实干家、敢闯的改革家也格外欣赏。江泽民、李鹏等都到过张家港，并都给予高度的评价，使得张家港平添了巨大影响。
现在我们不得不说到的另一位张家港人，他就是被人称为“中国沙王”的沈文荣。
“张家港的发展，离不开一群英雄好汉，其中有一个就是沈文荣。我对他就是大力赞赏和表扬，让所有企业家向他学习，后来还力排众议，推荐他当了市政协主席……”秦振华告诉我。
可以这么说，在张家港市的历史上，包括今天的现代化进程中，如果没有了秦振华和沈文荣这两个人，张家港的光芒肯定会减弱许多，甚至不可设想。虽然在张家港的前身——沙洲县的时候，这块土地上曾经也出现过令人惊叹的乡镇企业蓬勃发展的一段辉煌历史，但我仍然要说，假如没有秦振华这位拓荒者和杰出领导者与其强有力的执政能力，张家港市不可能有今天的名声和快速发展的基础。
其实秦振华对张家港的影响，即便是在他退休多年后的今天仍然起到作用。
有一件事可以佐证。
有个宏宝公司在张家港原来搞得非常好，其领头人朱玉宝也是在秦振华时期的一名经济骁将，前些年改制后，朱玉宝因为年岁大了，加上工作和管理上出现了松劲，使得这家从乡镇企业成长为上市公司的企业掉队了。市里非常着急，似乎又没有人能指派得动朱玉宝。秦振华知道后，说：“还是我去说说他吧。”秦振华去了，还带了一批人，找到朱玉宝，跟他着实动员了一番。朱玉宝见老书记秦振华出现在眼前，非常感动，吃饭的时候，像一位多年南征北战的老战士见了老首长一样，顿时气壮山河地向秦振华立下军令状：“老书记，你放心，我一定要好好干，三年内实现产值翻一番！”秦振华笑了，拍拍朱玉宝的肩膀说：“这才像我们张家港人。”
近三年宏宝公司确实又重新腾飞起来。为什么会这样？用张家港人的话说：人家朱玉宝“服”秦振华，他秦振华是一团燃烧的火，到哪儿都能把人的激情“烘”起来。
“服”秦振华的张家港人很多很多，几乎所有张家港有能耐的人都“服”他。
“服”字在我老家的话语中，就是极度佩服和信任的意思。
“沙王”沈文荣对秦振华也是十分“服”的。在张家港，假如没有了沈文荣，这个城市也许还能获得那么多精神文明的成果，但经济总量肯定难以进入中国“百强县”前十名之列。这是因为沈文荣麾下的“沙钢”这艘巨型“钢铁航母”一年的产值是上千亿元，而倘若抽走了这一块，张家港等于由姚明变成了潘长江——矮了一大截。
沈文荣的分量在张家港举足轻重，沈文荣的分量在中国钢铁行业的分量同样举足轻重。这也是张家港为什么能够名扬中华大地的重要原因之一。在经济为中心的时代，实力是关键，实力与影响力相关，影响力靠实力支撑。
沈文荣何许人也？此人可以用“传奇”二字来形容。想想：一个长江边的普通农民，七折腾八折腾，竟然成为一个“钢铁巨人”。其企业的年钢产量除了上海的宝钢之外，他把全国的所有国营钢铁巨人们全部打败到了一边，你说传奇不传奇？
在计划经济的年代，衡量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实力，主要看那里有多少钢铁厂、能炼出多少钢出来。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的二三百年来，钢铁一直处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宰地位，毛泽东曾经把它视为“元帅”，五六十年代的中国，钢铁就是国民经济的“元帅”。元帅升帐了，全国的经济就跟着升张了。二战后，石油慢慢替代了钢铁元帅，然而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钢铁巨人仍然扮演着“元帅”的角色，中国便是这种情况。
有外国经济学家称中国近二三十年的发展是“水泥+钢铁”，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实际上，钢铁在中国的现代化经济发展中一直没有改变“元帅”的地位。
沈文荣的传奇正是因为从一个“修地球”的农民成长为“钢铁元帅”而变得特别精彩……
在苏州采访时，苏州老领导高德正谈起张家港和沈文荣的事，他特意告诉我：写张家港的沈文荣，不能忘记“提一提”该厂的老书记张耀生。
我在与沈文荣对话时，这位“沙王”一开始就提到了他的“恩师”张耀生。这是因为张耀生老书记是沈文荣现在的“沙钢”前身的老领导，并且正是因为张耀生的最初创业奠定了后来沈文荣起步走上“沙王”之路的基础。在沈文荣接手“沙钢”之前，还有一位前任虽然当厂长时间短，但同样为“沙钢”发展作出过历史性贡献。
沈文荣现在的“沙钢”前身叫沙洲县棉花加工厂，在当时的沙洲县是最大的企业，上世纪70年代之前，张家港还叫沙洲的时候，这厂是沙洲的国有龙头企业，主要服务于产棉大县的棉花加工生产。70年代中期，苏州地区开始孕育着一场深刻的农村工业革命——大办乡镇企业。时任沙洲棉花加工厂党总支书记的张耀生思想比较解放，在县委书记高德正的支持下，开始多种经营。他当时所谓的“多种经营”便是投了少许资金，搞了一个造纸厂，用芦苇作原料。由于想搞造纸厂，即发现市场上买不到钢材，最后只能用木料替代造纸厂的一些机床设备。
“不妨试试弄个炼钢厂！”张耀生在厂务会议上提出。于是在棉花加工厂“多种经营”第三次转型时就开始干起小钢厂活计了。当时全沙洲一年对钢铁的需求量是400吨，但张耀生他们厂“小弄弄”才弄得6吨钢，缺口很大。张耀生于是向高德正提出“干脆搞个钢厂”。
“好啊，我全力支持！”县委书记高德正批准了。
在以粮为纲的年代，有人异想天开搞钢厂，有人公开表态支持搞钢厂，用今天的话说：“那是了不起的超前意识了！”
张耀生的功绩就在于此。那时沈文荣只是车间的普通钳工。1975年，年轻的沈文荣因为工作出色而进了棉花加工厂的领导班子。
“我生来对钢铁感兴趣，所以对张耀生老书记当时力主搞的一个轧钢车间非常起劲和支持。”沈文荣回忆最初的“钢铁情”时说。
1974年，沈文荣在张耀生的一手提拔下入了党，后来进了班子，又当了党支部副书记。那个时候厂里钢的年产量是2000来吨，但可怜的是连个炼钢炉也没有——纯粹的土坯炼法，沿用的是大跃进时代的方法。到1982、1983年时，张耀生手下的沙洲棉花加工厂“多种经营”的钢铁产量已经达到年产50000吨，这不算小数目，但当时谁都没有看出长江边的那个土钢炉有什么“元帅”风范，事实上当初的国内钢铁市场还相当差，曾经有一段时间炼好的钢材根本卖不出去。
1984年，老书记走了，沈文荣当了这个厂的“一把手”。痴迷“钢情”的他做了一个“钢铁将军梦”——“冲出本省参与竞争，三五年内实现产销量全国第一、产品质量全国第一”的两大目标。当然沈文荣不敢定位在炼钢量上，而是做钢产品——钢窗料。上世纪80年代初，苏南地区的农民们已经开始富起来，造房子用钢窗成了一种时尚，于是沈文荣的“钢铁将军梦”也由此而来。
别以为当“钢铁将军”就那么容易，沈文荣为此曾带了一群农民工到吴县钢材厂整整学了28天。技术学到手后，他的胆子跟着大了起来，一下子上了9条生产线。那时用钢窗的百姓和单位已经非常普遍，但沈文荣他们是新厂，销售是个问题。
“怕啥，大不了我们像货郎担串村走巷呗！”沈文荣是农民出身，农民是社会上最没有面子的人，所以他想得出这样的穷法子，居然还越销越大，一直做到能够生产9个系列产品、35种规格，成为当时国内钢窗产品规格最全、产品最多最新的窗框钢生产的“老大”，产品占全国同类市场65％的大厂！
沈文荣真正成了“钢铁将军”——生产钢窗材料的“将军”。
“别小看做钢窗材料，由于我的产品占全国的65％，所以我能左右整个市场，我涨100元，全国市场就跟着涨100元，我降100元，其他市场肯定也降100元。我有了价格的主动权，有点当常胜将军的感觉。”“将军”这么说。
当“将军”之后的沈文荣曾经有过一段时期失落感：人家真正的“钢铁正规军”是炼钢坯的，其供应、销售的钢材是做桥梁和铁轨甚至制造发射飞船的大钢塔，而非像沈文荣他们那种“串村走巷”推销钢窗材的“游击队”。“草包司令”，有人以此嘲讽长江边上的“钢铁将军”沈文荣。
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当“钢铁元帅”沈文荣是喝长江水长大的，性格跟秦振华类似，张家港人都有这样的性格——有别于传统的苏州人，豪气、胆大、敢干！
沈“将军”开始梦想做“元帅”了。这是1987年左右的事。
那时农民出身的“将军”也可以穿起西装、系着领带出国了。沈文荣瞄准了工业革命的老牌帝国——英国。他发现英国和欧洲的钢铁业正在进行行业转型，钢铁企业受配额限制。一家英国比兹顿钢厂年生产能力为20万吨，但它只有10万吨的配额，所以年年亏损，老板的日子没法过了，欲寻找买家。沈文荣听说后蠢蠢欲动，并通过时任江苏省省长的顾秀莲，请人把这笔“国际买卖”弄到了自己手中。
“疯了！你一个土农民要引进那么大的洋设备，谁懂它的技术呀？”
“我们厂的日子已经蛮好过了，你神经病啊？”
好心人都来劝沈文荣。全套引进“75吨超高功率电炉、连铸、连轧”一体化短流程生产线，属国内首家。80年代中国的钢铁行业基本仍是国有企业占主导，引进如此先进设备是那些“大块头”的国字号钢铁厂都不敢轻易下手的事，长江边的一个小县的非专业钢铁企业想独吞“巨无霸”，不是有点异想天开嘛！
怎么办？
1988年农历正月初六这一天的夜晚，厂部五楼会议室灯火辉煌。为了统一全厂干部职工的思想，沈文荣主持召开了有140多名中层干部参加的讨论会，主题只有一个：集体决策引进还是不引进英国比兹顿钢厂的那套设备。
“我看应该引进。邓小平说得对，科学是生产力。我们要想把工厂生产上个台阶，引进先进技术势在必行。”
“这么大的设备假如引进来不能达到理想的水平，或者出些啥毛病动不了啦，那我们厂就惨了，非关门不可。”
“所以我们要慎重，要不等两年再说。”
“等行吗？钢材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一等就变成黄花菜了！”
“是啊，不能等。还是听沈厂长的吧。”有人见讨论众说纷纭，便站起来冲着沈文荣高声道，“沈厂长，还是你给大家说说道理吧！”
“对，听听厂长怎么说的……”
此时的时针已指向晚间十点多了。沈文荣站了起来，只见他用一双炯炯有神的目光扫了一眼整个会场，然后断言道：“关于这个75吨超高功率电炉项目，我们班子的决心是不变了，理由有五：一、没有这条生产线，我们沙钢就形成不了适度规模，就永远摘不掉技术装备落后的帽子，只能当钢铁行业的‘游击队’而非正规军。二、既然要上新设备，就得高起点、高档次的，能够填补国内空白的项目才有市场的竞争能力。三、我们沙钢的实力眼下还是差些，但我们有香港方面的合资支持，有一个好的合作伙伴，我们就变得强大了。四、从中国的钢铁工业发展状况看，收回投资有把握。最后一条是，钢铁行业想搞技术改造和新建项目，就得有十年的超前期考虑，否则竞争优势无法长期。归总这五条，我们的结论是：要创业，就要有抢、拼、掐的劲头。机会稍纵即逝，等是最大的失误。现在我们要研究的问题是如何引进和如何建好一个新型的钢铁厂，而非引不引进、建不建的问题。你们说是不是？”
“是！”会场响起一片呼应。
“声音不够大，到底是不是？”沈文荣重新问了一声。
“是！——”这下的回应惊天动地，震得长江波涛奔腾卷起，震得夜空一片繁星闪烁……
接下去是具体的运作过程，也并非简单易事。当时与香港合资办钢铁厂在中国国内尚无先例，银行贷款碰到难题，作为市属企业，政府必须关注如此大的引进项目。
“沈文荣，你搞的啥名堂？怎么全是一堆破铜烂铁呀？”当花费3000多万美元的引进设备运达张家港后，有位政府领导到现场一看，就急红了眼大声责问沈文荣。这也不能怪人家，3000万美元合多少人民币嘛！你沈文荣怎么弄一堆没用的洋破烂呀！
现场的情况确实让不懂行的人看了心惊肉跳，因为设备全部是拆卸后从英国装运过来的，而钢铁流水线一旦被拆卸后，即使再好的先进设备看上去也是“破破烂烂”。为这，沈文荣不知要向人解释多少遍，并且不得不接受无数人的怒骂——你沈文荣花了国家的大量外汇，引进了这么一大堆破玩艺！
“假如真是这样，我也算为张家港建了一个失败的展览馆。”沈文荣胸有成竹地回答道。
“你疯了，我看你一定是疯了！”不少好友离沈文荣而去。他们感到一种害怕，因为一旦失败，沈文荣绝无翻身的日子。
然而沈文荣丝毫并不感到任何惧怕，照常动员他的几百、几千农民工为他搬运那些“破铜烂铁”，又组织专业技术安装队伍，一个零件、一个零件地将其组装成与英国比兹顿钢厂一模一样的生产流水线。
“中国农民工非常了不起，你只要教一教他们，他们个个都是把好手，洋玩意到他们手里一拨动，就变成了自己的东西、自己的本领了。我们请一个洋工程师干一天就是几百美元，而我们的农民工一天挣十几块人民币就把人家洋工程师的活都包了下来。计划投资4000多万美元的引进项目，我们最后只用了3000多万美元，钱就是这么省下来的……”沈文荣这样说。
23个月，从引进到安装、到一次性投产成功，这是沈文荣在1991年前挥写的第一个大手笔。这样的引进项目和规模，一般的建设周期是30个月到36个月，而他硬是在没有请一个外国专家的情况下实现的。所以从“75吨超高功率电炉炼钢、连铸、连轧项目”成功后，沈文荣这只“黑马”在中国钢铁行业就出名了。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全国掀起一股前所未有的经济建设热潮，钢材市场一片红火，以生产“罗纹钢”为主导产品的沈文荣的“沙钢”效益好得不能再好。
见了钱，合作伙伴香港人有些眼红，说要分红。刚起步，沈文荣感到特别大的压力，但此时他已显出“元帅”风度，于是便道：“现在不能分红，还有银行贷款要还。”
香港人就说：“要不新建的钢厂给你，或者给我。”
这是分家，也是分手。沈文荣心里阵阵作痛，但这是利益，任何合作者的目的都是为了利益，所以也不能恨人家。于是他平静地说：“你开个价，如果我不要，你就得一定要买下。如果我开价，你要，我就给你。”
沈文荣说的这一招很公平，也很绝。逼你必须选择。既然到了这个份上，朋友也只能如此了。
最后的开价是：3600万元人民币（香港人合资的35％股份那部分股价）。
香港人算了半天，觉得可以，等于比他当时投资合股的2000万元本金还赚了一些。
合作伙伴把3600万元拿走了，沈文荣成了钢厂的真正老板，惟一的老板。两年后，这位分了手的香港合作伙伴曾经又找过沈文荣，后悔莫及道：“没想到国内的钢铁市场这么好，当初我真不该把股份退出来。”
沈文荣笑笑，心想：是啊，当时你不退出股份，我“沙钢”这两年至少少收上亿元！
“哈哈，生意嘛，有赚有赔，我们还是朋友嘛！”沈文荣一副“元帅”风度。
然而，在钢铁行业，从“将军”到“元帅”还是有一段相当大的距离。在1992年打了一个漂亮仗后，沈文荣发现，自己现在虽然有了75吨电炉生产线，在国内同行业中技术水平也属屈指可数，但与世界发达国家的钢铁行业相比，仍有差距。
“对一个有成就的企业家来说，国内争第一不是最终目的，敢于参与国际竞争才是能耐。沙钢既有面向国内，敢与强手竞争的能力，更要有面向未来，面向世界，参与国际竞争，具备加入世贸组织后抵挡发达国家产品涌入中国而造成冲击的能力和信心，同时还必须具备将我们自己的产品冲向国际，与传统的钢铁列强重新划分市场格局的实力。”这是沈文荣在上世纪90年代初说的一段话，这话被北京的一位钢铁专家听说后，欣喜而紧张地悄悄对沈文荣说：“你们‘沙钢’不仅会成为中国的钢铁巨人，相信一定会在世界钢铁界有一席之地的！你这个沈文荣就成了一名‘沙皇’。”
“沙皇”？俄国那个亚历山大沙皇？最后全家被列宁时代的红军处死的沙皇？不不，我不能当那“沙皇”，我最多当个我们沙洲钢铁厂的“沙王”吧。沙洲企业之王！中国钢铁界的王者！在市场经济激烈竞争的时代，沙钢应该有这种气魄和胆量。这个“王”我愿当！
这是沈文荣内心的话，他自己也没有跟我讲过，但所有熟悉他的人都说，“我们的沈总就是有王者之气！他想成为钢铁行业中真正的‘沙王’！”
我们可以从他在那个时期经常向人阐述的主张里看出他的“王者”之道：用最优良的技术装备和最优秀的企业管理，实现最高档的产品质量和最低廉的产品成本，沙钢要实现“六个创一流”：一流的产品，一流的指标，一流的管理，一流的企业，一流的队伍，一流的分配。
这难道不是“王者”的所思所想所为？
这年炎热的夏天，沈文荣开始了他从“将军”升任“元帅”之后的又一大跨跃之旅——瞄准世界一流的钢铁生产线，实现一流的钢铁企业建设目标。为此，他冒着炎热，跑到省里，跑到北京，向有关部门申请上一条全新的、世界最先进的电炉钢生产线。
“你的75吨电炉已经够先进了，还想上新线？”
“是的，我要上更先进的！”
“那你想上什么规模的？上什么样产品的生产线？”
“我想上硬质高线。”沈文荣回答。这是他从冶金部一位专家那里获得的一个建议。这个建议里包含着一个巨大的商机：中国金属制品业那时还很落后，上硬质高线，意味着产业更加超前和先进。当时这位专家向沈文荣提出后，对市场意识极强的沈文荣来说，如获至宝，他的那颗王者之心几乎要跳出来，因为沈文荣清楚：如果这一目标能实现，他的“沙钢”将在中国市场和世界市场独占鳌头，稳坐“王位”。
“我完全支持你！”沈文荣把自己的想法向正在举旗大干的市委书记秦振华一汇报，“秦始皇”的两个眼珠子一瞪，满是光芒地大叫了一声，“张家港人就是要敢干大事！”
张家港从此“二王”联手打造这块长江滩地，其势不可挡！
引进新设备的商务谈判开始了。经过考察和调查，沈文荣选择了德国、瑞士、美国三个国家作为招标对手。这回沈文荣采取了以我为主的引进新思路，即把客人请到张家港来，住在“沙钢”的宾馆，然后再一轮一轮地谈判，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地谈判。
谈判的过程都与钱有关，但谈判的结果有时远离了钱的概念，因为谈判比的是智慧和艺术，最后的结果与原先的钱数会出现很大的不同。所以外国专家们最后无不感叹道：中国“沙王”为何对技术难题和技术指标如此熟悉？而且如此精明？
那些日子里，沈文荣一边要主持工厂的正常工作，一方面又为“少花钱，办大事”不停地跟对手讨价还价，所以他的右脚痛风病又犯了，脚弯弯肿得像馒头，没法走路，只能躺在床上挂吊针。谈判对手见状，很是感动。他们说：“我们愿意退让一些价格，相信你们有一位‘王者’领着能干出大业。”
其实有一点外商是不了解的，这就是在此时的沈文荣手里，资金仍然是他的“软肋”，因此他必须用尽可能少的钱办成一件大事。
“抠”，是他跟外商谈判惟一的“缺点”——老外这么说他，也因为这一点拿沈文荣没办法。
对此，对手“小摩根”体会最深了。
那台后来被称为“亚洲第一炉”的设备，外商开价是5100万美元，沈文荣和他的谈判团队通过有礼有节地一次次谈判和较量，最后压到3600万美元。
最后为了60万美金的谈判差价，“小摩根”和沈文荣出现了谁也不让谁的僵局。
“小摩根”也是个抠死门的家伙，面对沈文荣这样的“抠门沙王”，实在没有招数，“小摩根”竟然急得哭了。
“你一定不让，我们就不谈了！”
“不谈就不谈，我们会另找客户的。”沈文荣斩钉截铁地说道。
“小摩根”气走了，坐上汽车直奔上海虹桥机场。
“走就走，不送！”沈文荣板着脸，一副生气的样子。可送“小摩根”的汽车刚出厂门，他便笑开了，“可爱的家伙，他一定会回来的。我们等着吧！”
“我才不上你‘沙王’的当！一分钱也不能少！除了你沈文荣，中国还有许多笨蛋会买我的货！”气坏了的“小摩根”在驶向虹桥机场的路上，嘴里一个劲地咒骂“沙王”沈文荣。
这边的沈文荣若无其事地坐在办公室泡上一杯浓浓的茶，笑眯眯地品着，像等待一件马上到手的喜讯一般地跟同事有说有笑着。
“丁零零——”这时，电话铃声聚然响起。
“喂，沈总吗？我是小摩根的翻译，我代表他向你再问一遍：你到底有没有合作的意向？”电话里这么说。
沈文荣笑了，脸上一副狡黠的样儿，回答道：“怎么没有嘛？我和沙钢是诚心诚意想跟小摩根先生合作的，他有什么想法？”
“先生说了，如果阁下真的有诚意，他愿意把最后的60万美元让出40万！你看行不行？”
沈文荣一听，脸上顿时容光焕发，大声回答道：“行，我们一言为定：其余20万元，归我！”
“那——我们就马上回张家港！”
“我在厂门口迎接你们！”
沈文荣放下电话，坐在办公桌前的椅子上，一脸疲倦但却充满胜利者的喜悦地对自己的同事说：“我们要他6条生产线，一共比原计划少付240万美元！”
240万美元对尚未坐上钢铁“沙王”宝座的沈文荣来说，太重要、太重要了！
生意就是这么做下来的。小摩根最后也没有吃亏，沈文荣买了他6条生产线，后来又因为跟张家港做成了这笔生意的缘故，他还在中国其他地方卖出了8条同样的生产线，且比卖给沈文荣的价格高出30％。
“沙王”让“小摩根”赚大了！这就叫双赢，谈判桌上的对手最后成为一生的好朋友，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激烈决斗，获得了彼此彻底的信任与敬佩。
谈判结束，沈文荣看到自己的助手个个身不由己地从座位上滑到了谈判桌下，没几秒钟整个宾馆会议厅里便鼾声大作。沈文荣笑了，然后也加入了这鼾声队伍之中，他恍惚间看到了90吨超高功率竖式交流电炉的电弧在自己家乡的那片热土上强烈地轰鸣着，然后是5机5流的小方坯连铸吐出的彩虹般的冒着热腾腾气息儿的钢坯在他身边堆叠成高山，而他自己竟然坐在那些高入云霄的钢坯上举目展望五湖四海的风云，一脸胜利者的喜悦……
一个钢铁高炉的建立，就是一个庞大的钢铁巨人的诞生。为了90吨超高功率竖式电炉和与之配套的流水线，沈文荣让有关专业部门设计了投资方案。第一个方案的总价为22亿元人民币。
“我哪来那么多钱？15亿元给我拿下！”沈文荣有的时候蛮横不讲理——权威设计专家气得这么骂他，因为沈文荣根本不讲理，他只按一个农民的想法实现他的穷棒子革命创业思路。
专家们只得重新算，可算来算去，还是要18亿元。
方案和数目拿给沈文荣看，他没有一丝笑意，板着脸说：“我没那么多钱，还得压！”
“你没钱干啥世界一流、亚洲第一？”专家有些火了。
“怎么啦？我假如有钱还拼什么世界一流、亚洲第一？我们中国人就是因为过去穷，所以现在要奋发图强，赶上世界一流嘛！你们的设计没错，是从科学和钢铁业的基本情况作出的正确方案，但我们可以从实际出发，从我们沙钢的实际出发，比如我们用不着那些花里胡哨的装饰，比如我们可以用自己生产的钢材料，而不是关起门来设计好了再到市场上去找材料，那样成本当然会高。难道我说的没有一点道理？”沈文荣不急不慢地对设计专家们解释道。
专家们明白了，无不佩服地点头道：“你要是这么说，我们的方案确实可以大大减少预算了。比如我们计算用的市场钢材是1700元一米，如果用你们自己生产的钢材成本价也就一半价，这样可以省下一大笔预算！”
沈文荣笑了：“就地取材，能省就省。”
最后的“亚洲第一炉”仅用了9.3亿元。
外国同行听了觉得不可思议。中国的同行同样直摇头：沙钢这么干，我们的国有钢铁厂以后不知怎么搞投资和预算了！
难怪冶金部的领导后来说：张家港的沈文荣给中国钢铁业带来了“第三次革命”。第一次是五六十年代的苏联模式，第二次革命是宝钢式的，第三次革命就是他沙钢式的。前两次中国钢铁革命分别是外援与举国之力的模式，沈文荣的第三次革命是草根式的市场经济行为——以最低的代价，实现最高境界的效益目标。这种革命靠计划经济和国有制度下办的钢铁企业是不太可能实现得了的。
沈文荣办钢铁企业靠的就是“草根”经济式的模式。他是农民，是一个小农业县的农民企业家办大型钢厂，他的脑子里想要当钢铁巨人，可他掏口袋时又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抠门农民。你拿他有啥办法！
他说了算嘛！他是个土“沙皇”！
他土的时候，那些钢铁专家们无法接受。比如他开工后搞建设，人家用工一天只能干8小时，他找的全是农民工，并且告诉他们：干8个小时只能够吃饱肚皮，一天干12个小时就能给老婆孩子带回好吃的，一天干两天的活就够回家盖房子。农民工们求的就是这个奋斗目标，于是拼命给沈文荣卖力，于是他的“亚洲第一炉”生产线，人家通常要用9年才能实现正常的投资效益，而沈文荣却只用了一年时间，省去了七八年的生产、试产和调试时间，他不赚大钱谁能赚大钱？
“亚洲第一炉”在投产的第二年就使沙钢实现了年产百万吨的纪录！
平均58分钟出钢90吨，这就是“亚洲第一炉”的威力！中国的钢铁人士和中国国家领导人站在这座钢铁巨人面前观赏如此壮丽的钢铁洪流时，脸上流露的皆是自豪和惊叹。
“沙王”，看来你沈文荣真的可以称为中国“沙王”了！这是不止一个国家领导人对沈文荣戏说的赞美之言。
沈文荣的“沙王”威风其实这个时候才刚刚显露。真正让全世界钢铁行业折服的还是他在2002年的那笔买卖。这笔买卖和买卖后的“国际钢铁大迁移”使得沈文荣和张家港市真正地做到了名扬全球……
话从2000年说起。
当了“沙王”之后的沈文荣“一不小心”被张家港的另一位王者——“秦始皇”秦振华在位时推荐到了市政协主席的官位上。沈文荣有些没想到，“我是农民，后来搞了钢铁企业，出了些名，但绝没想到会成为张家港市的四大班子之一的第一把手。我不想再往上走也不行了，秦书记太看重我了，他这个‘秦始皇’比我这个‘沙王’还厉害、还胆大！”沈文荣如此评价秦振华老书记。
于是为了自己的人生新目标和中国的钢铁事业发展，沈文荣在2000年提出“沙钢到2025年要成为年产千万吨的大型钢铁企业”。
1000万吨的钢铁生产量，在毛泽东时代是个什么概念？是全国的水平！是与美帝国主义打朝鲜战争、与苏联彻底决裂的毛泽东梦寐以求的国家目标！
仅仅过去二三十年时间，长江边的一个小农民竟想着当年连毛泽东都有些不太敢想的宏伟目标。
“我最初想，我们沙钢实现从年产百万吨到千万吨的目标，用25年，这个目标一定会实现，但后来我们仅用了5年时间就上到了年产千万吨的台阶。”沈文荣对我说。
缩短20年的跨越，这是什么魔方？什么奇招？
我听沈文荣讲后简直目瞪口呆。我眼前因此呈现出一场规模无可比拟的“世界大战”——这是一场滚动在东西方之间的“钢铁世界大战”。
主战场在亚洲的中国张家港和欧洲的德国之间展开。
总策划者和总指挥者还是“沙王”沈文荣。他挑起了这场21世纪最初的“钢铁世界大战”。用他的术语是：要把德国莱茵河畔著名的多特德蒙德钢厂的650万吨钢板项目搬到中国来，搬到家乡张家港来。
笑话！天大的笑话！当年攻下柏林城的苏联红军元帅朱可夫在天上笑话沈文荣；当年盟军总指挥艾森豪威尔将军也在天上笑话中国农民沈文荣……这两位元帅和将军有权发出这样的嘲笑，因为他们当年亲率百万大军攻克柏林、打败德国法西斯后，也曾妄想把诸多生产重武器的德国钢铁厂搬到苏联和美国去，但苏联元帅和美国将军没能实现，原因是距离太远，搬迁工程太耗费时间和财力。
大帝国元帅和盟军统帅没干成的事，时至今日，一个生长在中国长江边的农民却想要干成。
当沈文荣传出这件事后，几乎国内外所有行家都惊讶万分地告诉他：这是不可能的事！
“那我就把它做成吧！”沈文荣回答得很轻松。
多特德蒙德钢铁厂是德国的著名企业，在二战中曾经是一个大军工企业，这里生产的武器在德军侵略战争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二战后，它又为德国恢复战后经济起着顶梁柱的作用。上世纪90年代开始，欧洲工业开始转型，这个钢铁巨人由于厂址处在城市中心，市民们意见很大，又加上欧洲经济萧条，德国政府不得不令其关闭停产。但此厂的钢板产品质量非常好，当它宣布关闭停产后，波兰等国就有人想买下，沈文荣这时也知道了此事，于是他通过香港朋友在第一时间赶到了德国，并将该厂的实物全部拍照下来，得知这个厂最后一次技术改造是在1978年。
“应该是目前的世界先进水平了。”国内的专家分析得出结论。
沈文荣非常欣喜，命令办公室：“马上组织一个旅游团。”
“组织旅游团干什么？”
“我们要去德国考察，而且不是一个人、两个人，而是几十个人，可能还要几次三番地出去。不以旅游团的名义怎么出去？”沈文荣这么一说，手下的人才知道原因所在。
一个庞大的钢铁厂从隔洋隔海的欧洲大陆搬回中国，想过有多少事要做？想过中间会有多少问题突然冒出来？这可不像在国内到某一个地方去参观开会，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动身，想去多少人就能去多少人。“沙王”沈文荣这回遇上了种种困难，仅关于派专家团到德国就得分批去，还有商务谈判团等等，怎么办？沈文荣想的招是以旅游团名义，好处在于一次就可以多去些人，否则公务代表团不知什么时候才能成行，而且还会碰到签证时名额的限制。
谈判是第一步，主要解决怎么个买法。是全部买它的厂，还是买部分？一个月谈判下来，沈文荣发现：买部分主体设备是那么多钱，买整个厂也差不多那么多钱。“这个厂我全要了！”沈文荣最后对德国人说。
日耳曼人惊愕了，“中国人，你怎么把我们的厂搬回你的国家？”
“我有办法。”沈文荣狡黠地朝谈判对手一笑。
“三年内必须全部搬走这里的所有一切，你们行吗？”德国人不太相信中国人能做得到这样的事。
“没问题，我们会用更短一些时间。”沈文荣告诉德方。
3084万欧元。合同上的金额是这个数目。
沙钢怎么可能做得起这桩生意嘛！合同签订后，国内的同行一片哗然。这话不知怎么传到了德国，卖家有些紧张了，非要沈文荣他们由银行担保不可。
结果盖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大章的担保书迅速发往了德国有关方面，上面有这样一句话：中国张家港“沙钢”企业完全有这样的付款能力。
自己国家的著名钢铁企业要被中国人拆掉搬走了！德国民众和钢厂附近的百姓恋恋不舍地来到多特德蒙德钢厂，他们像向一位英雄告别一般，成群结队地来到厂区，抚摸着已经有些生锈的钢炉和设备，有人甚至抱头痛哭……
“拜托大伙儿了，我们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厂子里的所有设备拆卸完毕，否则就不能回家过年呀！”史无前例的钢铁巨人大拆卸、大搬运开始了。1000多人组成的中国“拆运军团”是如何到德国的，沈文荣以“沙王”的口吻告诉我：“能想到的招全都用上了：政府公务访问团的、专家出国考察团的、劳务团的、旅游团的，等等，等等。”
“办签证说多难就有多难！”沙钢办公室的同志用了一句“不堪回首”来形容当时他们遇到的种种困难。
“沈总要求的时间太紧了。我们大伙知道沈总为什么这么做，道理很简单：1000多人，在德国多呆一天，我们的成本支出就是几万欧元。再算上这边早一天开工、早一天出钢材产品，那又为企业多赚多少钱嘛！”沙钢人这么说。
有德国人曾经断言：按照惯例，拆除这座大型钢厂至少需要700天工作时。沈文荣笑笑，说：“我们用100天的时间足够了。”
德国人眨眨眼，有些傲慢地朝他摇摇头。
沈文荣心想：你们德国只跟苏联人干过仗，你们当然不知道中国人的厉害！
最后100天都不到，一座用8年建起的“钢铁城”被1000余名中国农民工拆得“体无完肤”。
德国人不相信中国人是怎么干的，但有一点他们感到不可思议：星期天，节假日，甚至是休息喝啤酒的夜晚，中国人都在挑灯夜战。“中国人不讲人权！”“中国人像奴隶似的服劳役！”德国有关部门和所谓的人权组织开始出面干预。他们甚至在星期天和法定节假日派出飞机，在钢厂上空巡视……
“他探他的，我们照干我们的！中国人如果不是因为被帝国主义封锁几十年，又因‘文革’耽误了十多年，我们也有西方世界那么现代化，我们自然用不着加班加点！但现在不行，我们必须抢夺分分秒秒！”沈文荣自有他的“王道理论”。他让工人们学会“游击战”——在拆设备现场，搭起工棚，这样德方派飞机巡视就无法知道下面到底是在干活还是在休息。如此捉迷藏式的战斗持续了几十天，最后德方仍然弄不明白中国人到底使用的是什么样的“先进武器”，将一座至少需要700天拆卸完的“钢铁城”，在不到100天的时间内全部化为平地。
大搬运开始了！举世瞩目的举动，德国人怀着极大的好奇心在等待中国人再次出招。沈文荣太聪明、太“贼性”，他把所有用得着的设备和材料全部挑选出来，然后一车一车地细心打包装车，又将用不着的废弃物堆在一起。在几天时间里，他叫来当地多家废旧公司，潇洒地将300多万欧元的废钢材收入划到了沙钢的账面上。
大搬运走的是海路。从钢厂到附近港口有300公里远，13万吨设备将被中国人搬运回国。为了这场史无前例的战后大搬运，当地的德国政府都被中国“沙王”沈文荣调动了起来。
“通往海港的那条高速路，在我们搬运的日子里其他车辆皆被禁行。我们租用的几百辆搬运车就这样不分日夜地来回奔驰着，许多德国民众整天整夜地站立在公路两旁，恋恋不舍地看着这支钢铁洪流从他们眼前驶过，我想他们的心里肯定别是一般滋味……”沈文荣说起那一幕时，很为中国人骄傲。
“13万吨货物呀！整整13艘巨轮，不远万里从遥远的欧洲抵达张家港的那一刻，我的家乡人民欢腾了！谁也没有见过那么多洋货出现在自己的家门口。当时我们的货物，从海港码头一直堆到厂区，连绵十几里……”沈文荣说起那一幕，很为家乡张家港骄傲。
2005年，沈文荣不仅把年产650万吨钢板的设备从欧洲的莱茵河畔全部搬运到了自己家乡，而且将这一设备全部安装完毕，并在当年投产后首次实现了沙钢年产超千万吨的记录，从而跨入了世界钢铁产业的第一方阵。
2006年，沙钢年产量达1463万吨，在全国居第4位，销售收入587亿元，在全国冶金行业居第5位，出口创汇8亿美元，居同行业第3位，人均产钢量1116吨，在全国居第一位。2008年，沙钢集团更是取得突破性进展，全年营业收入1452.32亿元，荣登江苏百强企业的榜首，结束了江苏省电力公司连续七年蝉联榜首的历史。这意味着沙钢集团是江苏全省最强最大的企业。
“现在沙钢是除上海宝钢之外的中国第二大钢厂。”这话我是从北京的一位冶金专家那里听到的。他后面还有一句话，“宝钢是国家当年举全国之力建起来的，而沈文荣的沙钢是完全靠他们自己搞起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沙钢和沈文荣是真正的中国钢铁之王。”
2008年2月19日那天，我在沙钢采访沈文荣结束后，工作人员请我吃午饭，在沙钢的内部餐厅里，我发现一个小小的细节：这里包间原来的雅名是“春兰”、“夏莲”、“秋菊”和“冬梅”……现在已经改成米塔尔、阿赛洛、浦项、纽柯等世界钢铁巨头的名字。很有意思，我知道沈文荣这个张家港“沙王”是在将自己的企业定位在与这些世界钢铁巨人的平起平坐的位置上。
现在大家听完我对“沙王”沈文荣的介绍，是否同意我最初曾经讲过的“假如离开了沙钢和沈文荣，张家港等于由姚明变成了潘长江——矮了一大截”这句话？
我想回答应是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