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0月16日，《人民日报》以一个整版发表了题为《以开放打造中国百强之首》的文章，这篇由中国特色发展之路课题调研组写的“昆山市经济社会发展调查”，显然是中国最高层对昆山经验最具权威的总结。《人民日报》编者这样说：改革开放30年，昆山初步实现了由单一农业向农业、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协调发展的转变，由依靠外资带动向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转变，由分散布局向集中布局推进集约发展、节约发展、可持续发展的转变，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向共同富裕、和谐进步的转变，由城市规模扩张向城乡协调发展的转变，由粗放型增长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协调发展的转变。昆山是“苏南模式”的一个缩影，“昆山之路”雄辩地说明，只要转变发展方式，快速度也可以有好质量，工业化也可以有好生态，城市化同样可以实现城乡统筹。只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紧密结合当地实际，抢抓机遇，创造性地开拓发展思路，就能探索出以科学发展、和谐发展为主要特征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之路。
老实说，我还没有看到中央权威机构会对一个地方的评价给予如此全面的肯定和高度定性。中国改革开放30年走的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中央的结论和总结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之路”。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之路”呢？《人民日报》的“编者按”再明确不过地告诉我们：昆山之路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之路。
昆山现在的名气早已是神州大地皆知，因为昆山是全国两千多个县市中的“百强之首”，在这百强县（市）中，苏州现在的五个县级市一直处在前十名，而昆山则是多次雄居“百强之首”。不容易，很不容易，也许除了昆山还没有哪个县（市）能达到如此水平。
我在苏州，所以我了解苏州几个县市之间的较劲。可以说从解放初期一直到现在，他们之间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明的暗的较劲——当然这是你追我赶的、奋发向上的、为国家争贡献的较劲。铆着劲儿比学赶超，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地域间的那种叫人看了都会感到激情澎湃的竞争，它使一个地域的发展始终保持在高昂的斗志下，这种情况，也许只有在苏州才能几十年如一日地看到。为此，我为自己是一个苏州人而感到骄傲。
昆山，在我童年的印象中，是个“低乡”——我的老家把有好地、好收成的地方叫“高乡”，称那些薄田薄地的湖塘之地、十年九涝的地方为“低乡”。在我离开家乡之前，一个高乡的男人假如找了一个低乡的女人做媳妇，即使这个媳妇百里挑一，这男人也会在众人面前很没有面子。可见低乡人地位之卑微。
我的出生地常熟属于“高乡”，所以我从小也沾了一点优越感：内心不怎么瞧得起“小昆山”（昆山比常熟小得多，无论是面积还是县城，以及古代读书人的名声地位，昆山皆为小字辈）。对大多数苏州人来讲，瞧不起昆山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它是“低乡”。由于地处低洼，十年九涝，产粮特差，所以叫它“小八子”——苏州诸县市中它排名第八位（过去苏州地区管辖8个县）。
“小八子”现在了不得，不仅在苏州诸县市中昂首走在最前面，更在全国范围内比任何一个苏州兄弟都走在了前头，而且名声最响，经济总量也一直领先。
一个只有927平方公里面积、65万人口的小昆山，它有几项经济指标就连中西部地区的省市区领导看了都会瞪大眼睛：
昆山的人均产值是171061元（合23418美元），全市财政收入202亿元。一个只占全国土地面积0.01％的地方，聚集了全国1.7％的外资和九分之一的台资，并创造了全国2.4％的进出口总额。
昆山是个传奇，是个中国式的传奇。难怪中国领导人对昆山都有着特殊的感情和关注。
胡锦涛总书记多次与昆山市领导正面对话和交谈，每一次都带着特殊的厚爱夸奖昆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典范。
江泽民在任总书记时也多次亲赴昆山视察，他与昆山的“交情”就更深了，因为他曾是“上海人”，上海人与昆山的感情是有着天然的地缘因素的，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开始建立，到了七八十年代就成了一种刻骨铭心的“恋爱”关系。
邓小平同志去世得早了些，如果晚走一些时间的话，相信小平会对昆山的发展更加充满关注和厚爱。因为小平是在苏州进一步明确、深化“小康”概念，又是在苏州确认了所提出“翻两番”目标和勾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蓝图的，他老人家如果今天还活着的话，他会高兴地把每年的春节休假从上海搬到昆山来的，因为昆山正是按照他所构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蓝图去实践、去奋斗，并创造出人民富裕安康、综合实力强大的人间奇迹。
昆山模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典范，更是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三步走”现代化强国梦的宏伟蓝图的实践地。
然而昆山的30年历程并不那么简单，昆山的经验更多的是体现了一种“敢为天下先”的开拓精神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发展道路。
很小的时候我去过昆山，我的父辈都称它是“低乡”。昆山的县城与我的出生地常熟相比，更是不值一提。男人们讲：昆山的街，一泡尿就可以从头浇到尾。
旧昆山确实很穷很寒酸。
1980年，据苏州人讲，常熟、吴江的工业产值几乎比昆山多一两倍。那个时候昆山还没有几家像样的乡镇企业，当时苏州、无锡城里已经有很多国营厂，同江阴、常熟、吴县、吴江和无锡县（当时江阴和无锡县还属于苏州管辖）的诸多社队掀起了热火朝天的“联姻”，唯独穷昆山没人看得起。昆山人感到很压抑、很自卑。反正在昆山的眼里，苏州、无锡这样的城里人是不会将自家的“联营厂”搬到昆山的，搬到昆山就等于是泡汤——容易被大水淹了。
时任昆山县委书记的蔡长林很不服气，他主政后就提出了昆山不能总当“小八子”，要当就当苏州的长子。有人私下里嘲讽蔡长林是不是想吹一通牛再往苏州城里“走”。蔡长林书记笑着说：“你们听说过哪家当‘长子’的可以随随便便扔下父母弟妹独自去享受荣华富贵的？我蔡长林倒是可以留一句话给大家：我爱昆山，胜过爱我自己。”在当时的昆山县委、县政府班子里，蔡长林正在物色一位能像喊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顾炎武这样的人物来。
当代昆山会有这样的人吗？蔡长林的目光默默地盯住了副县长吴克铨。“这人灵光！”蔡长林暗地里赞赏道。你看吴克铨，他满脑子都是昆山如何的“什么也没有”，我们为什么不从其他地方，比如上海去“借”去“要”呀之类的话题。
“苏州、无锡这些城市都被常熟、江阴和吴县把关系拉走了，我们再想挤进去费多大的劲也未必成功得了。为啥不把目光往东看？东边是大上海，大上海不比苏州、无锡大几倍？只要跟上海攀上亲，我们小昆山还怕富不起来？”这是吴克铨的观点，县委常务会议上经常听到这位副县长如此高谈阔论。
“克铨，你的观点我也赞成。但有人说我们小昆山跟上海攀亲，人家能看得上我们吗？你给大家摆摆你的龙门阵吧。”蔡长林在县常委会议上，希望吴克铨能把大家心头的疑虑解了。
“俗话说：结婚娶亲，得门当户对。我们与上海攀亲，看起来，有些门不当，户不对。其实，大上海有大上海的优势，我们小昆山有小昆山的优势。我们小昆山自己的优势也不算少啊。你看我们不是地理位置好，交通方便吗？上海自己的县区有的上一趟上海市中心的人民广场要比我们这儿远得多。我们紧挨着上海郊区，进上海市中心半个来小时，绝对的方便。二是我们与上海市相比，土地多、水面多，农副产品开发潜力大，这是上海人最倾心的一点。三是我们的劳动力多，而且廉价。上面三点都是上海人想要但又自己不太好解决的事。如果跟我们昆山攀亲，就可以弥补上海的‘三缺’，这是优化组合，不能简单地看做我们与上海的攀亲就一定是我们高攀了，他上海人也有短的地方嘛！这叫1+1，但1+1并不一定只能等于2，可能是3，也可能是4。我说的这还仅仅是加法。我想只要我们诚心诚意与上海攀亲结姻，发挥双方的优势，我们的攀亲联姻也可能是乘法，而绝不会是减法与除法的。只要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我是有这份信心的！”吴克铨这番话像冷水缸里扔进了一块烧红的铁，一下炸开了锅。常委们议论开了，都说吴克铨的话有道理，当然也有人提出反对意见，主要是认为上海人太精明，跟上海人打交道，“乡下人”吃亏的总占多数。
“吃不吃亏，关键是看我们自己是不是诚信、真诚和有没有自己的优势，再者，上海人又不是天生优人一等，他们中还不是有许多人都是我们昆山籍人嘛！俗话说，亲不亲，同乡胜过门上钉，你只要铆上劲，哪有挂不上万两千斤的！我同意克铨的意见，我们除了一方面做好自己的工作，另一方面就得拿出点感情来投给上海人。小昆山要大发展，离不开上海这位老大哥。即使在攀亲过程中人家财大气粗一点儿，这都是属于正常现象，我们得有心理和思想上的准备，关键在于我们要发挥好自己的优势。优势是一切合作的砝码，昆山该到了好好利用自己优势的时候了！”蔡长林在总结时，说了这样一番慷慨激昂的话，很有些昆山向外“扩张”的总动员令的意思。
如果现在我们听到一位地方的“第一把手”这样说，不会感觉到是什么新鲜事儿，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时，这样的“动员令”绝对是一个非常激昂的战斗号令。据我所知，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在华东局撤销之后，江苏和上海这对亲兄弟之间并不太和睦，原因并不复杂，相互之间有些不协调，说白了就是谁都不买谁的账。上海是华东乃至中国的经济、文化与金融中心，可上海有上海的局限——地盘小、劳力缺乏，更缺少农副产品，因此曾经一直对靠近自己身边的太仓、常熟等这几个富足县感兴趣，期待有一天将这些地方划为自己的地盘。江苏哪会同意把这两块“肥肉”割让？矛盾有的时候就是在这种事上产生的。这当然不能怪江苏人“小气”，想想看，区界、省界的划分，是中央或者前朝皇帝定下的，谁敢轻易易主？为这，苏州人是很难的：你靠上海太近了，北边的南京城会有看法；你离近邻的大上海太远了、太生硬了，大上海把周边的大门一关、一收紧，苏州人不知要吃多少苦头！
我小时候深切地感受到两省市之间的这种微妙关系。这种情况当然是过去的事了，现在上海和江苏早已亲如一家，关系密不可分，苏州和上海的关系更不用说。上海人对苏州这位小兄弟称做是“好兄弟”，苏州人真诚地叫上海人是“老大哥”。苏州称上海是自己发财致富的天堂，上海称苏州是自己的“后花园”和“露天银行”。
但形成这种关系的过程是复杂和微妙的。昆山人在建立苏州和上海这种“兄弟般”亲戚关系的过程中起着直接和率先的作用。
到了这个时候，昆山的吴克铨已经从班子的“配角”到了主角——1984年他是昆山的县长。按班子的分工，县长是主抓经济的。他的能量因此得到充分的展示，加上书记蔡长林又是一个开拓型的党务领导，吴克铨从此有了大展宏图的机会。
与上海攀亲是吴克铨“强大昆山”的战略的主要思路。
他就任县长后的第一个目标是与上海纺织厂联营。
说起纺织厂，不同时代的昆山人有不同的感受。这家当年在大跃进时代建起的纺织企业，曾经给没有工业的昆山人添了不少荣光。可是20年过去了，它的容貌和产量不曾有过丝毫的改观。到了改革开放年份的80年代初，这家国营企业已经奄奄一息，它的惟一生命力就是靠税务部门免税来维持。纺织工业部的一位部长视察过后长叹一声道：“走了全国那么多纺织厂，没想到在昆山竟然还有这么一家破烂的厂子。哪一天你们通过技术改造后，一定想法留一个旧厂车间，好做纺织工业的文物让后代人看看。”
昆山人听了这样的话心里不是滋味，但现状就是如此。
作为县长的吴克铨心里更不是滋味。怎样来拯救纺织厂、振兴昆山，这是他上任伊始想得最多的事。他脑子里一直在盘算：昆山要发展，路怎么走，这是关键。
熟悉吴克铨的人知道，这位苏州吴江籍的昆山人，在任昆山县长之前曾经有过一段一般基层干部没有的经历：他是50年代末的中南财经大学毕业生，当时正值国家用人的时候，国家计委从中南财经大学要走了这位原先留校的高材生，在北京三里河的国家计委大楼里没呆几天，60年代初的三年困难期来临，甘肃那边出了事，热血男儿吴克铨贴大字报强烈要求到最困难的甘肃去。吴克铨是在这种背景下到了甘肃去参加“整风整社”的。组织上原讲他们那一批人等“整风整社”结束后就回北京，可等吴克铨完成任务后，中央下了一道“精简机构”的通知，吴克铨就这样被“精简”了，他选择回老家苏州。但他没能到苏州城里工作，因为“精简”下来的人需要服从组织到更需要的地方去，于是他被分配到苏州最困难的昆山，就这样吴克铨带着妻子孩子成为昆山人，从此没有离开过……
若干年后，走马上任的县长吴克铨重操旧业：计划（或者说谋划）——成为他当县长后最能显露的本领与独特才华。
“80年代初，苏州的整体形势非常好，与全国其他地方相比已经是跑在前面的了。时任党的总书记的胡耀邦在视察苏南时曾经高度赞赏苏州‘无常江’现象。这‘无常江’是指的无锡、常熟、江阴三县，当时无锡、江阴二县都属于苏州地区管辖。‘无常江’的工农业产值都已经超过20亿，而我们昆山非常可怜，才6个亿。我们讨论的结果是：昆山光靠农业肯定永远掉在后面，必须要有工业。但客观上昆山有两个传统的问题，一是田多劳力少，工业一直没精力搞。二是昆山的农业产量虽然不高，但农民的收入在全苏州不算低，经常处在第一、第二位，所以昆山人内心世界里不想搞工业。当时昆山人有这么几句顺口溜：产量不高，收入不少；生活蛮好，贡献更好。说贡献更好是因为我们昆山卖给国家的粮食多，当时在以农业为主的县级单位，卖粮多就是最大的光荣。所以昆山在改革开放初期想突破产业结构上的革命，难度和阻力不小，主要是观念上的问题。虽然当了‘小八子’，可心里还是有一份阿Q式的自豪感，甚至对老大哥‘无常江’还有些不服气。但同时大家心里清楚一件事：光搞农业，怎么也不可能赶上‘无常江’的。唯有工业才能提升一个地方的社会生产总产值。同时又如邓小平说说的，走工业化之路才是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昆山能不能搞工业呢，这个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需要分析。我调查后的结论是昆山不仅可以搞工业，而且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最最关键的是靠近大上海这个中国的经济中心。另外是我们到底有没有农业劳力可以腾出来去搞工业？我一调查发现，昆山至少有10万人可以腾出来搞工业，10万人搞工业会是个什么样的局面？我是搞计划出身的，想到这里就有些热血沸腾！而且我发现昆山已经有这样的先例，如陆杨镇，也是个田多人少的地方，但他们的小工业搞得好。相反周庄人多田少，可由于没搞工业，照样还是穷嘛！县委会议上，大家的意见一致：昆山要发展，三产必须一起抓。那个时候抓工业叫‘抓三产’。我分管工业，所以更早地主持抓了昆山的工业发展事业……”吴克铨回忆起当年的“昆山之路”时，讲起了这段思想与观念转变的历程。
现在看起来上面这些似乎很简单的事，但在当时绝对是一场深刻而前景未知的历史性革命考验。摆在吴克铨和昆山人面前的困难是：缺钱、缺设备、缺管理经验、缺专业人才、缺产业方向。
“搞工业的五要素，我们几乎全都缺。怎么办？我们首先想到了上海。上海这五样都有。可上海是上海，我们昆山能不能‘借’到这些东西就成了一个大家争议的事。有人说，上海人干嘛要‘借’你昆山这些东西呢？而且多少年来，由于江苏与上海之间存在说不清道不白的相互不理睬的区域隔阂，两个近邻的兄弟之间的关系不那么和睦，尤其我们受上面‘不准东张西望’的指示，长期以来不敢轻易与上海这样的近邻发生友好关系。这是上面的问题，可我们昆山人与上海人之间的民间关系从来就是非常友善和亲密的啊！我们就从民间外交开始热乎起这种关系，从而实现昆山到上海‘借’力发展的可能。”吴克铨的这番心思是有根据的，而且条件也成熟。
自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中国大地后，虽然那时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的工业的改革还没有全面铺开，但手头有点钱的上海市民早已活络起来了。每逢节假日，他们成群结队地跑到乡下来采购农副产品，自然到昆山的最多，而这种新形式的“下乡”，使得昆山人和上海人皆大欢喜，一方获得便宜、新鲜和好吃的农副产品，另一方在赚到钱之外，又获得了与城里人的交情。
“从这种热络开始我们的计划！”吴克铨是个特别的有心人，他要手下的干部们抓住这种机会，向上海全面出击。
于是昆山干部们有意识地行动起来了：不放过每一个上海人，与他们建立友好关系。
“你们是上海老大哥，便宜点、便宜点！哈哈，以后常来，下次来还有更好的东西卖给你们！你们就把我们当亲戚走就是了！”昆山人用真诚的感情和庄稼地的真货及河湖塘里的鲜鱼活蟹为自己的发展来吸引上海人。
于是更多的上海人成群结队来到昆山……
东风已吹起。吴克铨开始做自己梦想的事了——
他的第一块心病还是纺织厂。想到纺织厂，吴克铨便想到了昆山籍的上海人龚兆源。
“夫妻俩都是解放前的地下党员，让他们来为家乡做点事肯定愿意。”吴克铨这么想，于是有一天，住在上海乌鲁木齐路的上海市经委顾问龚兆源的家里来了两位不速之客。“好啊，自家人不帮自家人还有啥人帮嘛？”龚老虽说已退休在家，可从来就没有一天放弃过为革命作点贡献的想法，如今听说家乡昆山要大发展，脸上心里流露的都是高兴。
“你们等等，我马上与二纺机厂的厂长严永生联系一下。”龚老办事干脆，客人还在屋里坐着时，就马上操起电话找到老部下，说要“帮帮忙”。
“龚老，这是你家乡的事，一句话：让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严永生厂长爽快地答应了“昆山人”的请求。于是昆山县工业二局的顾品元没几日便与上海的严厂长联系上了。但联系上并不等于就是攀亲成功了。这个开头非常难，难就难在上海人心底里很愿意在昆山再搞个“分厂”之类的合作事宜，可一到真正操作起来时发现问题不少，而且有些事似乎越不过去。比如上海与昆山分属两个不同省市，这样的合作是不是得双方“上面部门”批准？出了问题到底让谁来裁决？是上海和江苏有关部门？还是北京的中央部门？如果有了利润又怎么个分法？假如上海得到了利润到底该不该划进总厂收入？如果不划进去分给了职工会不会是搞资本主义走了邪道？等等。最后研究来研究去，还是觉得“具体问题”不好解决。
吴克铨有些想不通了：“这个天地里谁都在喊改革改革，可真正改革起来怎么就会有这么多的问题呢？看来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还真不易。”
“继续试试。”吴克铨后来又想到了上海的钱一平。钱是烈士遗孤，周恩来总理把他收养长大的。钱一平时任上海经济协作办副主任。经济协作办是80年代初政府为了“搞活”而建立的一个专门机构，专司对外经济合作事宜。他们兴许可以办成事。
钱一平不愧是“昆山老乡”，对吴克铨的想法很赞赏，表示一定“为家乡建设出份力”。
再说龚兆源，第一次为家乡攀亲没成，仍然信心很足，亲自带着吴克铨去金山石油化工总厂，请他们为昆山的纺织厂解决切片。金山石化总厂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产物，这里的管理层思想解放得早，加上看龚兆源老领导的面子，便同意跟昆山签订300吨切片的业务。钱一平得知这事后，对吴克铨说：“300吨肯定不赚钱！老吴，这事不能这么干！你们不懂可以理解，他们这么干就是不够意思了！我去找他们。”钱一平很有些为上海同行的做法感到惭愧与愤忿。
“300吨当然只能开伙罢了。”钱一平找到上海的一个厂长批评一通后，那厂长向他袒露了真情。
“既然要帮人家就得让人家做得起来，有钱可赚。再加300吨行不行？”钱一平瞅准机会问那厂长。“你是领导，我敢不听吗？”厂长笑着说。
吴克铨大喜，瞅准机会给钱一平副主任“加热”戴高帽，于是最后一下弄到了1000吨。哈哈，1000吨就有饭吃了！吴克铨喜上眉头，随后又跟着龚兆源学起“地下工作”——这回他们是专门对付那些当时政策中某些保守僵化的条条框框。
第一次攀亲的过程十分艰难而曲折，几乎是在半公开半地下的状态中进行的。这年12月31日，上海二纺机厂、上海石化总厂涤纶一厂和昆山工业局正式签订了一份《关于协作建设纺丝机实验工场的协议》。
读者读到这个奇怪的协议名称难免会感到好笑，但当时这个上海与昆山之间的第一个协作协议则富有深义。一是不叫联营也不叫合办，而是叫协作；二是实验两字很讲究，既可退又可进；三是工场最微妙，如果有人怪罪下来，双方就可以说这仅仅是一种实验性的工场，它不算正式厂子。
“我们之所以这样写，是因为当时这样的联营办厂阻力还是相当大，尤其是分属两个不同省市之间的、大城市与乡下人之间的联营办厂，也好比是大国营企业与乡镇小厂之间的合作办厂，谁敢承担责任？弄不好我们这些具体主张做这件事的人都可能因此吃大苦头。所以为了双方的政治安全与经济安全，搞了个这样的协议。”吴克铨说起这份协议，苦笑道：“那个时候办成一件事非常难。”
凡事开头难，难就难在那个时候有些事你弄不明白该如何办。双方协议签订后，得有上级单位批准吧？昆山方面跑到苏州。苏州告诉他们：“上海是省级城市，我批昆山县的企业可以，上海那一方我们哪有权批呢？”跑到南京，南京告诉他们：“江苏还没有跨省的协作办厂先例，再说你们这个叫什么‘工场’，工场算什么呀，我们省里没有批过啥工场一类的企业嘛！”昆山回答说，工场就是工厂的意思。南京方面的嗓门更大了：“你们跟上海合作办工厂这么大的事，事先也不报告，我们怎么好批你们呀！再说，我们即使批了你们，可你们是与上海合作办的厂，我们江苏怎么有权可以批与人家上海办的企业嘛！”
南京方面说的不是没有道理。于是吴克铨他们请上海方面找有关部门审批。上海有关部门一听就瞪圆了眼睛说：“好哇，你们上海人不为上海人办事，跑到江苏去办什么厂？怎么，想当汉奸咋的？再说，即使我批了你们，可我也不能给你们拿到北京部里的计划呀！乱弹琴。”
一大圈走过后，吴克铨和包括龚兆源、钱一平在内的昆山人好不懊丧。简单一句话：自由恋爱好不容易成了，竟然拿不到“结婚证”。没有“结婚证”就不可以同居过日子呀！不少昆山人开始退缩了，但在北京的国家计委大机关呆过的吴克铨说：“上海、南京办不成的事，北京不一定也办不成。我上北京去！”
就这样，吴克铨带着县办公室的有关同志多次北上，到纺织工业部找熟人、找关系，从处长，到司长，再到部长，一层层地找……最后这桩“婚事”总算在两年后正式拿到“结婚证书”。
“这个厂是由上海的宝山、金山和我们昆山‘三座山’共同建起来的，我戏称它为‘三山厂’。那时候，办联合企业真就像登山那么难，要把‘三座山’搬到一起，绝对不是件容易事，不比现在开放了，区域之间的合作就像走亲戚。80年代初，我们的这种区域合作确实像地下工作一样。讲个真实的事——几年后，我们昆山撤县建市，上海来了很多领导，可我们自己的江苏省方面才来了一位副秘书长。那次会上有人半开玩笑地问我：‘是不是昆山已经划归上海了？’我笑言：‘弄不好真有可能。’可见，发展区域经济的历程也像国家的改革开放一样，在初始阶段同样充满着矛盾与复杂的社会背景。昆山之所以能够在后来成为全国县市的‘百强之首’，创新始终是我们前进的基本动力源。”吴克铨总结昆山经验时说。
通过与上海攀亲所完成的第一桩婚事——纺织厂联营的成功和儿童印刷厂、水泥厂等单位的实践结果，这时候的吴克铨渐渐形成了一个思路：假如寻找出一条适合昆山实际发展的经济路子，是有可能大有作为的。
于是吴克铨与县委书记蔡长林等班子成员一起，开始谋划起一个真正让昆山腾飞的宏伟蓝图——在昆山建一批500万元以上的重点项目，总投资1.5亿元的经济开发区，“我们就是要建像蛇口一样的开发区”，这一年吴克铨专门跑到广东的蛇口考察参观，他在那里受到了强烈的内心冲击，暗暗发誓也要在自己的家乡建那么一个轰轰烈烈的经济开发区。
国务院当时批准了十四个沿海城市建设经济开发区，小昆山没有这种待遇，有人戏言吴克铨是“鲤鱼想翻船”——等于白日做梦。
“我就是要在白日里做梦，而且这个梦非做成不可！”吴克铨表面上看起来很文弱，意志却特别坚强。他在干部大会上公开自己的观点，也给属下增强了信心。
从此，昆山这片土地开始风起云涌……
“要发展，靠上海。”这话是吴克铨喊出来的，后来成了昆山百姓家喻户晓的口头语。在与上海攀亲的过程中，昆山人尝到了甜头，也吃到了苦头。甜头是人家送来的，苦头应当说是自己找的。你想，有上海人答应到你昆山来办厂，这本来已经是“阿拉上海人”给足你昆山人面子了，哪知穿着皮鞋下来的上海“阿拉”竟然要赤着脚走几个小时的路还到不了目的地。“这个野猫不拉屎的地方还想办厂？别拿阿拉开玩笑好！”有几个上海人到周庄看厂址，竟然走了6个小时还没到地方，说啥第二次也不想来了。
“这么个干法不行，得有块像样的地方好让人家来得方便、看得舒心嘛！”吴克铨把自己的想法在县常委会议上亮了出来。“是个好办法。要不人家一看我们穷昆山，哪还有兴趣来办厂嘛！”班子成员意见非常一致。
哪里能够划块地出来呢？吴克铨与县政府的几位副手发现老县城的东边有块地可以利用。这块地上，上世纪60年代还曾经办过一个“红旗工业区”，由于当时觉得远离县城，职工上下班不方便，更主要的是那时办所谓的工业区条件不具备，所以荒废在那里。
“该让沉睡的红旗区苏醒了！”看过这片土地后的吴克铨那一天心情格外激动。凭着他对工业经济的熟悉，吴克铨一眼就看出这块废弃的工业区其实是块非常难得的新工业开发区的好地址。一是它离县城相对比较近，可以依托县城的一些基础设施，减少投资，比如工业开发区必要的“五通一平”等基础设施在这里就比另划一块地盘要省下很多钱；二是由于离县城近，一旦开发区建成后，人力资源调集比较方便；三是“红旗区”与县城之间约有十公里距离，这为未来老城和开发区之间建起一座新城留下了空间；还有一个好处是，这里交通方便，有利于上海人或其他到昆山来投资的客商能够舒服、便捷地在此生活与进行商务活动。
“就是这了！”1984年8月，昆山在县城东边的老工业区划出一块3.17平方公里的土地，成立起了后来彻底改变昆山命运的一个经济开发区，当初叫“工业新区”。这个工业新区成立时既没有举行盛大的仪式，更没有请任何上级领导，因为这是蔡长林、吴克铨等昆山人擅自作出的决定。而在当时像昆山这样的县一不允许成立工业新区和开发区一类的东西，二也不会有哪一级领导会批准他们的这种做法。吴克铨等人清楚这种胆大妄为的违规做法最好是别招人惹眼。
但建开发区的目的是为了办厂、办工业，对本地工业几乎是零水平的昆山人来说，开发区建起后首要的任务是招商——把昆山以外的那些大企业、有钱人招到自己的家门口办厂、办企业是最根本的目的。
说来也巧，有一个县计委的同志给吴克铨打电话汇报道：“在苏州办事时，偶尔听苏州市中国银行的人说，你们昆山是不是有家手套厂，有个日本客商想在苏州搞合资生产手套，问我们感不感兴趣。”吴克铨一听跳了起来：“有啊，你们怎么回答人家的？”计委的同志说：“我们不敢轻易回答，因为那客商是日本人，所以我们特向县长报告呀！”吴克铨连声说我明白了。第二天，他赶到苏州，先到轻工局，再找市计委陈主任。陈也是第一次与外国人谈生意，就说，原来日本人是准备到某某县的，既然你们昆山感兴趣，那你们就谈谈看吧。
吴克铨好不高兴，接下去就是直接出面和委派副县长等与日本客商谈判。
不几日，一个日本人来了。他被带到了昆山，并且来到了吴克铨他们的“开发区”。
“这里？办厂的开发区？”日本客商望着眼前的一片庄稼地，踩着满是烂泥的土路，问吴克铨。
“是。先生尽管放心，这里会很快成为你所满意的工业区，至于道路嘛，我想三个月就可以修好了……”吴克铨不知哪来的底气，还是纯粹为了想拉住第一个外商，顺口就这么回答道。
“三个月？三个月你能把路修好？”日本客商瞪大眼睛瞅着吴克铨。
“是。三个月保证把路修好！”吴克铨这回认真了，口气十分坚定。
日本人上下打量了这位中国的县太爷足足有几分钟，然后打赌似的说：“你如果能在三个月内把路修好了，我就在这里投资办厂。”
“好，我们一言为定！”吴克铨把手伸向日本人。
“一言为定。”
三个月后，那位日本人又一次被邀来到昆山，来到三个月前他曾经站过的那块土地上。“哇！了不得！了不得！这里的路太漂亮了！不可思议！”他惊异地看着眼前宽阔的马路和平整的土地以及道路两边郁郁葱葱的绿化，大声地嚷嚷着。
日本人自然不会知道这三个月里的吴克铨是怎么过来的。别说修路的过程有多复杂困苦，时间有多么紧迫，更主要的是他手上没有钱。办开发区，县上根本没有钱。“当时我手上仅300万元资金，还是我当副县长时留下来的技术改造费。这回全用上了，我用50万元把跟日本人打赌的那条路修好了，其他的钱用来建厂房和必要的基础设施。开发区开工那天，一是我们不敢请什么人来，二是根本没有钱能干啥事，所以就只在席棚里作动员，我一个，建筑局副局长一个，其他人都是工地建筑队工人。我记得当时说过一句话：我们要在这里建一个新昆山，好让昆山人从此扬眉吐气，闻名全国！……现在还真的闻名全国了……”现已是两鬓斑白的吴克铨在昆山的一座优雅的古建筑内接受我采访时这样说。
岁月如流水。二十多年的时间在历史长河里犹如一朵小小的浪花。
“我决定在这里投资100万美元！这是我的中国苏旺你！”面对昆山人的速度和诚意，日本商人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而且当场承诺以后还会在昆山更多地投资。
“苏旺你”是昆山历史上的第一家外资企业，也是苏州和江苏的第一家外资企业。它的意义对于昆山和苏州来说，都是具有历史性的。外资企业，100万美元，这在当时的昆山，简直就是一件天大的喜事！为了这个“苏旺你”，吴克铨曾一连跑了七次苏州。
日商苏旺你老板是位小儿麻痹症患者，也许是生活带给他太多的辛酸与磨难，其情感特别脆弱和敏感。昆山人与他的谈判也变得异常艰巨。几位副县长先后出场，后来书记蔡长林也跟着出场。谈得不好时，苏旺你老板就哭，谈得好时他也哭（那是激动的泪水），弄得吴克铨他们常常不知如何是好。但最终因为“三个月修好路”这个赌让昆山人赢了，苏旺你如愿落户在昆山开发区。这个外资企业的开业，对于昆山来说具有历史性意义。
我看过当年苏旺你在昆山开业的现场照片，很简陋，在一个工棚里，有几十个人，多数是建筑工人，吴克铨等几个昆山县的干部去了，苏旺你的老板在现场也发了言。这回他又哭了，他边哭边高兴地说：“中国人够朋友，中国的昆山人更够朋友，没有人瞧不起他这样的残疾人。”苏旺你是个手套厂，第一期投资后，引发了许多日本商人对昆山的兴趣。后来日本企业一个接一个地到昆山落户，与苏旺你的表率作用和影响力有直接关系。苏旺你本身也在昆山获得了很大的发展。没几年，苏旺你又开办了第二家、第三家厂子，后来成了在昆山的第一批外国独资企业。在80年代初中期，仅这家企业就能为昆山创汇1000多万元。那个时候1000多万元创汇水平在一个县级地区是十分了不起的事。
没有人告诉我“苏旺你”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我对“苏旺你”三个字却特别在意，不知道它是不是“苏州兴旺你我他”的意思？不管是不是这个意思，但“苏旺你”实际上在昆山和苏州所起的作用早已证明了这一点。昆山人对那个爱哭的日本残疾年轻人是有感情的。他们非常尊重和关心他，使他后来成了名副其实的新昆山人，这是后话。昆山人都知道“苏旺你”的老板名字，他叫三好一郎。
三好一郎值得昆山人和苏州人尊敬。两年后的1986年，苏州市也有了第一家外资企业。
话说当年第一个外商来到新设立的开发区，这对昆山人振奋极大。
吴县长竟然把外商都招来了，我们还不能把内商招进来？招商！招商第一！招来商，就是对昆山的最大贡献！招来商，就能被提拔，就能有翻身的日子！一时间，全昆山的“招商热”如飓风般地在干部和广大群众中吹开了……
招商多了，就得有块像样的地方把这些企业“装”进去。于是“依托老城，开发新城”策略真正开始启动。昆山由此有了第一个小开发区，面积3.17平方公里。
有了这么一块地方，有了搞开发的方向，就得有人去领着干。于是蔡长林对吴克铨说：“有个人你可以让他去干开发区。”
“谁？”
“陆杨镇的宣炳龙。”
吴克铨当然认识宣炳龙。这个祖籍浙江萧山，出生在上海，随母亲到昆山的“昆山人”，有点像吴克铨的背景。吴克铨对宣炳龙的印象最初不是特别的好，瘦小个头，说话有点拗劲，但此人“脑子灵光”。陆杨镇的乡镇经济发展当时在昆山是走在最前列的，这其中宣炳龙的作用很大。宣炳龙所在的陆杨镇是80年代初昆山县的第一个“亿元乡”。那时陆杨镇这儿“亿元乡”是昆山最牛的乡镇，是“穷昆山”的富裕之地，这个宣炳龙因此也成为当时昆山数一数二的能人。都在一个县上，吴克铨当然了解宣炳龙。曾在粮管所工作的宣炳龙比较早地与那些上山下乡到村里的知识青年们交上了朋友，然后几个人凑了240元在镇上办了一个玻璃钢厂。“说玻璃钢厂，其实也就是做些比油毛毡好一些的材料而已，但陆杨镇的经济就是从这个小玻璃钢厂慢慢发展起来的，一直到1983年我被县上调去搞开发区时，我们陆杨镇的年收入已经达到了6800万元。”宣炳龙自己这么回忆说。
“万元户”是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人非常向往的一个富裕目标。那时谁能当上“万元户”，绝对受人眼红和尊敬。宣炳龙却把全乡的人都搞成了“万元户”，所以他很牛是自然的事。
宣炳龙这样被调到县上搞开发，这一干就是23年。宣炳龙因此也有了“宣开发”的美誉。“我是参与全国开发区建设中资历最老的一个。”瘦削型的老宣，心直口快，却是个典型的实干家。由于他在对外经济工作中的特殊敏锐力和丰富经验，甚至连原国务院副总理吴仪都对他极为尊重。宣炳龙被调到县上搞开发后，从此成为吴克铨的得力助手和昆山开发区的元勋。
蔡长林和吴克铨从昆山大发展的战略考虑，在1984年初就将一批年富力强的年轻干部充实到乡镇一线去施展才华，其中有后来成为苏州“园区王”的王金华。这是后话。
吴克铨和宣炳龙等人筹备开发区初期，条件十分艰苦不说，关键是小昆山搞开发区在当时是明显的“违规”行为。因为上面明确指出办开发区必须经过国家批准。当时国家已经批准14个国家级的开发区，昆山算老几？国家怎么可能批准它搞开发区呢？
吴克铨胆子大，说国家不让搞，我们就自己悄悄干。
有人说：“搞开发区光通路通电通水等基础设施没有几个亿的钱，想都别想。”
吴克铨说：“我们穷昆山搞开发区就是在做梦，不过我们这个梦是为了彻底改变穷昆山的面貌，让老百姓能够尽快富起来的美梦。”
“这……这可能是白日做梦吧？”有人怀疑。
“只要是美梦，就是白日做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吴克铨是铁了心地要干。还有宣炳龙，也认为只要路子对头，肯定能有所作为。
有人总认为县委书记蔡长林思想保守一些，可蔡书记自从到日本访问和到深圳、蛇口参观后，思想比谁都超前。“深圳了不得啊，人家卫生间都有电话了！家家户户用上抽水马桶了！”那时的县委书记对深圳的现代化生活水平羡慕到如此地步。再看看小昆山，整个小县城才4.1平方公里，6万来人口，一条最漂亮的人民路2公里长，全县城最宽的马路只有12米，全县城最高的楼是4层的县委大楼。县上没有一辆小车，只有两辆大巴车，剩下就是几百辆三轮车。几十万人口的一个县，一年财政收入不到6000万元。那时蔡长林在县三级干部大会上第一次昂着头高声道：“比深圳、比苏州其他县市，我们昆山起步晚了，但起步晚不见得起点低。国家搞特区，我们能不能搞个工业小区呀？！”
昆山的第一个工业开发区，最初叫“工业小区”。
小区的名称可以防止一些政治风险：既然叫小区，就是试验着干。干好了，方向对了，就把“小”字拿掉，往大的方向干。干错了，干出毛病了，上面怪罪下来，就把“小区”收拢便是。
但即使如此，也有人说：“我们昆山工业小区不是国家批准的开发区，银行不给货款，你吴克铨咋办？”
“那我们就自费搞开发区呗！”吴克铨似乎早已胸有成竹。其实吴克铨和昆山人在当时根本不知道“自费开发区”会给昆山以及他们个人在经济和政治方面带来哪些麻烦。简单地说，当时的昆山人根本不知道此举的天高地厚！
“当时昆山全县一年的财政收入不足一个亿，听说我们要搞开发区光基础设施就得几千万元，一些原来赞成搞开发区的人也站出来反对，有人甚至在公开场合指名道姓地说吴克铨是想把我们的昆山折腾光才开心，因为他反正不是昆山人。意思是我吴克铨成心不让昆山人过好日子。那时我想拉开嗓门告诉大家说，搞开发区就是为了让昆山人过上好日子，可大家并不相信我。所以我只能顶着头皮往前冲，一直到几年后开发区像模像样了，县上的财政直线上升后，大家才相信我的话是对的……”吴克铨在我采访时笑谈当年的艰难岁月。
因为是违规的“自费”开发，所以本应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大开发运动在昆山只能是偷偷进行。这么大的一块面积，想在那儿偷偷摸摸地干惊天动地的事容易吗？太不容易了！昆山人当年办开发区就是这样干出来的。“偷偷摸摸”四个字里包含了多少辛苦与艰巨。
吴克铨出任总指挥。指挥部设在昆山的母亲河娄江边上，其实就是几间小平房。不过它的斜对面是昆山首批与上海“恋爱成亲”了的金星电视机分厂那雄伟高大而整齐的厂房。“将来我们这儿会有无数比金星厂更漂亮的厂房和办公大楼。”吴总指挥用这样的话鼓励参与开发区的建设者和干部们。
然而那些建设者们望着规划图上那密密麻麻的线条和眼前一片片长着庄稼的农田，似乎除了憧憬吴克铨说的那份“未来”之外，所感受到的是创业的艰辛与一场场白手起家的苦战……
办开发区，没钱是让人苦恼的事，但要送走祖祖辈辈住在这里的老百姓、让他们搬迁则是难上加难的事。今天我们常在各种媒体上看到搬迁的难事，那时昆山“偷偷摸摸”搞起来的开发区，又是在没钱的情况下让百姓搬迁，可想而知，难度会有多么大。这恐怕只有吴克铨、宣炳龙这样的创业者才知道。
“昆山老百姓今天过着天堂般的生活，可当年他们是付出代价的。他们是值得尊敬的人。”宣炳龙曾这样深情地对我说。
拆房、搬宅基地、挖祖坟，这些都是老百姓最不愿意做的事，他们宁可穷得连裤子都穿不起，但也不愿被人赶着搬家、掘祖坟。“开发区？在庄稼地里建大工厂？没听说过！想哄小囡啊，没门！”别看昆山人离上海那么近，有些农民不仅自己这辈子没到过上海，就是上三代人也没一个人去过十里洋场的外滩。他们才不相信吴克铨、宣炳龙等人说的那些“天边的事”，一句话：“谁要拆房子，我们就跟谁拼命！”
农民毕竟是农民，你把工作做到了家，他们还是挺老实、挺听话的，尤其是吴克铨他们把未来的昆山描绘成上海一样的“花花世界”，再加上发动党员带头，最后他们还是没出什么特别的难题。
那个时候拆迁搬家也没有多少补偿，靠的是老百姓“听党话”的觉悟，但轮到一些单位拆迁就难多了。
有条朝阳路拓宽改造工程，牵涉到18个单位的搬迁，光拆除房屋面积就达6890多平方米，而且绝大多数是无偿拆除，加上这路通着苏沪交通要道，每天七八千辆车子来来去去，施工的时候恰逢雨季，拆房拓路，吴克铨与副县长石泉忠等人天天像泥猴子似的滚打在现场，依然天天有人出来吵吵闹闹，甚至扛着铁棍扬言要拼个你死我活。最后还是吴克铨他们用党性和组织原则说话，终于摆平了这些单位。
“改革初期大伙儿的眼光虽然短浅一些，但想的问题还是比较简单，换上现在，你想拆一处房子、整一块地，那代价就不是当年的那种无偿了……”如今的吴克铨说起当年的那场“惊心动魄”的事，心存对昆山人民的一份深深的感情。他说昆山现在的现代化，不是哪个人的功劳，应该是全体昆山人民的功劳，他们当年的无私奉献最可贵。
老县长这话说得有道理。共产党人执政能够实现自己的奋斗目标，从来就是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奉献。昆山当然不例外。
为了招商引资，吴克铨他们在完成对新区与老县城之间的道路拓宽的同时，也着手对那些同样靠自费建起工业小开发区的乡镇进行道路的拓宽、修建工程。这钱就不再是几百万，而是几千万、上亿元……
“你们说说到底能有啥办法？”接任蔡长林的县委书记是毛阳青也是个改革派，他希望给老伙计吴克铨助一把力。
吴克铨苦笑道：“只有一个办法：我去当叫花子，给那些财神爷们磕头吧！”
他真去了。该磕头的磕头，但磕完头你再不给，他吴克铨也来硬的：“你这个厂长想不想继续当下去了？想当下去，你就出点血。不想当的，你可以不出血，但你得腾位子。”那些厂长经理们怕见吴县长，他哪是叫花子，整个儿是个“强盗”。讨钱的吴克铨则自嘲是“强盗叫花子”。
但换一个副县长出面要钱就费劲了，人家不听他的。你说修路搞开发区怎么怎么重要，他说他的工厂企业现在怎么怎么困难，磨破了嘴他们就是朝你笑笑，“要命有一条，要钱没有。”最后这位副县长哭了，这一哭竟然让那些铁石心肠的厂长经理们动情了，心软了，于是3万、5万，纷纷“出血”……186公里长的老城区通往新城区、县城通往乡镇的柏油马路和264座桥就这样建起来了。
这种翻天覆地的干法，吴克铨和县政府工作做得再细致，也还是得罪了一些人，有人写信告状。“人民来信”一封又一封地飞往苏州城、南京省城……甚至还有的到了北京。
“得去看看，这昆山到底在搞啥名堂嘛！”正当吴克铨等昆山人已经在县城边圈出一块地打造深圳、蛇口一样的“昆山小特区”时，越来越多的“昆山人在疯干”的传闻不时在苏州市府机关传开。一天，市委书记戴心思坐不住了，找来吴克铨问：你把你们现在的搞法跟我说说。
吴克铨本来早有意思向上级领导汇报汇报他们前阵子的干法，只是太投入眼前已经折腾起来的14个项目，加上市委书记那么忙，也就没了专题汇报的机会。这回好，市委书记亲自过问，于是他一五一十地把昆山如何通过与上海“恋爱”、“结亲”，从而加速自己经济发展的事儿说了，又把通过这样的攀亲所出现的新的经济形式，以及为什么修那么多路和拆迁的事跟戴书记从头到尾解释了一遍。戴心思终于明白了，并连声称道：“原来如此。我看你们大方向没有错，照这么个路子干下去，昆山很有前途嘛！”
“那我们继续把攀亲的事做下去？！继续把路修宽一些？！”
“当然，从长远看，这些都是好事，你停下来不做了，我反倒会责问你的。不过，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还是要做细致一些，尤其是涉及老百姓的利益。”
“我明白。总有一天我要向那些作出牺牲的老百姓和单位加倍偿还他们的贡献。”吴克铨发誓道。
“这我就放心了。”
戴心思和吴克铨最后以这句话作为告别，彼此的脸上洋溢着开拓者对未来前景充满信心的那份激动。
路修好了，开发区的地盘也像个样子了。就在吴克铨他们等着“凤凰”来昆山“筑巢”的当口——具体地说，就在吴克铨急切地期待上海金星电视机厂把属于“亲家”出的那份办分厂的钱投到昆山来时，突然上海方面说：“中央宏观调控政策下来了，我们是国营企业，得无条件服从上面的精神。”
“啥意思？”昆山人紧张了。
“就是我们原先说的投资不能再出了呗。”上海金星厂的人说。
吴克铨一听有些傻了：“充满胜利的喜悦才几天，怎么就不行了呢？”他感到不能就这样“失恋”了，于是立即跑到上海跟人家说：“‘婚姻’大事，不能这样草率儿戏。如果办联营厂你们上海方面不便出资金的话，我们帮着借总可以了吧！当然是以你们的名义。”
上海方面想想：这倒是个办法。至少反正没动厂里的钱，不算违反国家宏观调控嘛！
就这样，昆山人讨媳妇，结果媳妇的嫁妆还是由昆山人自己备的。吴克铨喝了一口带着几分苦涩的喜酒，最后还是把与上海金星电视机厂这档子“婚事”给办了。
与此同时，攀结的另外十几桩“婚事”也这样轰轰烈烈地给办了——说办了，是因为办的过程都带着某些“贴老本”的味道。为了“完婚”，吴克铨和昆山人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然而这毕竟是在国家调控政策下的“大干快上”，所以昆山人“不听招呼蛮干”的议论也随之四起。昆山这么干到底行不行？似乎谁也拿不准。
就在这时，一位大经济学家来到了苏州，他对昆山引起的种种议论产生了兴趣。他正是为国家谋划出台宏观经济政策的“军师”，他叫薛暮桥。
“你给我说说。”薛暮桥把吴克铨叫到自己跟前，眼睛直盯着这个昆山县长。
这回吴克铨格外谨慎。开头的每一句话他都是一边说一边观察薛老的表情，后来发现老爷子越听眼睛越亮，脸上的表情分明是赞赏嘛！有戏。数天来一直处在痛苦和迷茫中的吴克铨一下子看到了希望，于是干脆从头到尾将昆山的做法如实道来，并且举出了14个项目在确立和筹建过程及相关的横向联合经济所带给合作双方的好处。
“好嘛，你们昆山无山却有玉嘛！我看这个做法很好。”
“薛老，您是专家，德高望重，看问题宏观全面，您听听是不是这个理啊——现在中央批超高速，我们当然拥护，宏观失控了，就得从宏观上去控制。但我也感到，再好的方针政策，都不能搞一刀切，不能仅从表面上去理解，也不能简单地照搬照抄，我们国家那么大，各个地方情况不同，就我们苏南地区那么一块地方，情况也各不相同，我们总不能套用一种政策、一种发展模式吧。如果我们照上面的政策做，看起来好像是‘坚决照办’，实际上是在偷懒，是教条，这其实也是对中央政策的不尊重……薛老您看我这个想法对不对？”
“对对，你说下去。我想听。”完全出乎吴克铨的意料，眼前这位力主宏观控制的经济学家不仅丝毫没有不悦之色，反而脸上泛起兴奋的红光。
吴克铨胆子大了起来，接着说：“举个例子说，我们昆山费了很大心思通过跟人家有实力的地方进行联姻后，一些项目已经投入上马了，如果这个时候停下来不干了，岂不是一种更大的浪费吗？所以我们并没有听从某些上面的精神，而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克服种种困难将项目搞了起来，让它们为昆山经济发展作贡献。有人说我们这是超高速，我们就是有点想不通，而且我们也并不觉得自己的做法就是违反了中央政策，您看是不是这个情况？”
“我们批超高速并不是说的你们这种情况，固定资产投入不能算超高速嘛！”薛暮桥忍不住插话道，“而且我主张的宏观控制是指国家整个经济现实，像你们这里的情况，能够从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子，已经投入并见成效了，那就不是宏观控制的问题，而是要尽快见效的事嘛！”
“昆山从实际出发，要超高速是对的。”经济学家加重语气肯定道。
一阵风雨之后，昆山的天空再次出现彩虹。彩虹下面的无山的昆山城内再次闪耀着玉色光彩——那颜色光亮鲜明，令人目眩。
这道鲜亮的光彩就是：依托上海，借他人之东风，走一条横向联合的经济发展之路。
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昆山借助横向联合之路，尝到了甜头，而且这个甜头是实实在在的。吴克铨太聪明了，昆山人都很聪明。他们在与上海谈“恋爱”的过程中越来越多地品味和吮吸着横向联合办经济这个“爱情”的甜美之果，同时，又有了异想天开的“移情别恋”——既然可以跟上海谈恋爱能得到好处，为什么不试试把“爱情”的视线伸向更远、更广阔的其他地方呢？一切有利于壮大我们昆山经济的好事，咋就不能都像讨媳妇似的把攀亲的好事弄到自己家门口来呢？
“我看可以。既然横向经济是‘自由恋爱’，我们为啥一定要光盯在上海嘛！‘美女’也并非只有上海才有，再说了，攀远亲可能更有利于‘恋爱’谈成。”县常委会上，大伙儿的意见非常一致。
这时，也正好有一件事增强了昆山人准备攀远亲的决心——昆山有家寒山牌冰箱厂，开头还凑合，到后来冰箱行业的名牌迭出，“寒山”真的到了“高处不胜寒”的地步。为了寻找出路，吴克铨让副县长去上海与上海航天牌冰箱厂洽谈联营的事。此时，上海与昆山的交情已经有了不少先例，所以双方的谈判很快成功，但正准备过两天签约时，突然上海方面的厂长告诉昆山人，说他们的上级有话，原本决定同昆山的联营之事现在被苏北的一个地方拉走了。
“怎么会有这等事嘛！”昆山有人生气了。
问题反映到吴克铨那里，吴克铨沉默了一阵，说：“既然我们昆山可以横向，人家其他地方也有权横向嘛。横向本身就是‘自由恋爱’，我们不能强求人家上海厂方。我们让。”
“让？！”负责联营谈判的昆山人有些憋气，但又觉无奈。就在这时，寒山冰箱厂的一个副厂长到上海出差，住在旅馆里，跟几个同室出差的外地人无意中谈了这件“失恋”的事，旁边的一个人说：“听说贵州风华冰箱厂也是航天部的国营大厂，你们不妨与人家风华冰箱厂谈谈看？”
对呀，为啥只盯着上海“阿拉”，干吗不把“恋爱”的视线放远一点呢！昆山人一听好不高兴，于是立即派人到贵州风华厂，盛邀对方的厂长到昆山看看。风华厂厂长吴明展见突然冒出个昆山来客，觉得有些唐突，便笑嘻嘻地说：“我干吗跑到你们昆山去，那儿跟我又非亲非故。”昆山人一腔诚恳道：“你们是大厂大家，我们昆山寒山厂是小地方小厂，就当请您去指导指导，您一定得赏光，路费全由我们出。”风华厂的吴明展厂长就这样被“骗”到了昆山。
“这个地方好嘛！离上海这么近，如果我们的冰箱厂能在这里搞个分厂，运输就省下好大一笔费用嘛！”吴明展到了昆山，才知道这里是个想都想不出有多好的地方，于是当昆山人再与他谈横向联营事宜时，他笑眯眯地说：“你们的‘谈恋爱’水平确实很高明哟！”
吴克铨好不开心，从此他的“恋爱”范围和重点开始转向宽广无限的中国大“三线”——这是中国“文革”时期留下的国家经济战略转移中的一个巨大无比的国营大企业群体，它有昆山取之不尽、挑之不完的可以用于横向联营与合作的“好对象”。
同大“三线”的横向联营，使昆山就像掉进了“美女”堆一样，“恋爱”成功率高出无数倍，而且都是优质“美女”！
“不要满足，要挑更好的。不能放过任何有价值的线索。”吴克铨如一头永远吃不饱的饿狼一样，对属下叮咛道。
重庆汽车厂党委书记陈世生是昆山人，他到上海考察汽车销售，打算开辟一个市场，顺道回老家探亲，也看望了一下儿时的老师金达。金达听说自己的学生现在是个大企业的头头，便想到了一心想横向合作的吴克铨。
“我马上派人去见陈书记！”吴克铨一听这样的好事，便立即派县上的一位干部去见陈世生，请他在昆山城内城外转了一圈。中午时分，吴克铨亲自招待陈世生，并在酒席上诚恳地询问重庆汽车厂是否有什么项目想在上海附近一带安置。
陈世生一笑，说：“我看可以考虑，具体的项目你们派人到重庆走一趟，我们再细谈。”
“一言为定。”
吴克铨知道有戏，人家陈世生是昆山人，肯定不会让老家的父老乡亲失望。于是立即派了副县长和陈世生的老师一起前往山城重庆。两个昆山人一看人家的厂，心里甭提有多高兴！为啥？因为重庆的这个红岩汽车厂位于荒无人烟的山沟里，是个军改民用企业，生产了很多产品，但都积压在仓库里，显然销售是他们的一大苦恼。
“我们离上海近，可以争取一些优惠政策，一定帮你们把积压产品销售出去。”昆山人对重庆汽车厂的人说。
“真的？我们都进不了上海，你们能行吗？”山城人有些不太相信。
“没关系，销售不掉算我们的。”昆山人的豪爽，竟让山城人暗暗吃惊。“试试吧，反正昆山是我老家，跑不掉！”陈世生书记最后拍板敲定，其实他心里也在直打鼓，可为了照顾老家人的面子，他只能把自己的政治资本一起押上。
这个时候的吴克铨盘算着一个大战略：与上海“攀亲”自然要加热加温，而“西接大三线”则更要全力以赴，因为一旦突破，小昆山大战略实现的美景定会提前到来。
“我们一起把这事做漂亮！”吴克铨对副县长郑慧珍说。
就在重庆的陈世生他们充满怀疑的时候，昆山人已经把重汽的车子开进了上海，这靠的还是昆山已经建立起来的“亲家”。
与重汽的联营厂的协议刚刚签订，9月份昆山便以联营厂的名义在上海开了一个订货会。重庆方面的陈世生书记也来了，昆山的这位女县长告诉他：“这回我们至少要订出5台车。”
“你先别放大话！我们重汽厂这么多年还没有一台车进入上海过。”陈世生悄悄地对郑慧珍说。
“放心，陈书记，我不会给你丢脸的。假如销不到5台，我们昆山也要把它吃进自己肚里！”女县长的豪气让陈世生刮目相看。
吴克铨听说此事后夸奖自己的副手，同时关照她赶紧把联营厂的牌子挂起来，要不人家订货方到昆山来一看，还不骂死昆山人！
女县长这时才手忙脚乱起来：“可不，至少要搞个牌子吧！”于是她和筹备联营厂的几个人在县农机二厂的大门口竖了一块木牌子，像模像样地写上了几个字。
合作者重庆汽车厂的人见后，大倒胃口。碍于陈世生书记也是昆山人的面子，只能摇摇头表示这样的联营“无话可说”。
不几日，就在重汽人卷铺盖准备回山城时，昆山人突然兴高采烈地前来告诉他们：订货会上共达成60多辆汽车的销售合同！
“真的？”
“当然真的。你们看看这合同。”
小昆山这回让重庆的国营大厂佩服得差点没喊爹娘。剩下的“恋爱”程序也减了，双方直奔“完婚”和“生儿育女”——重汽提供汽车底盘，昆山分厂负责改装。接下去的三年内一下子改装了230多辆，而且买主竟是上海宝钢！
“哈哈，你们现在信了吧！我们昆山人不仅讲信誉，而且能耐也大吧！”这回陈世生书记在自己的干部职工面前着实扬眉吐气了。
重汽人一传十、十传百地将昆山人如何如何有能耐的话传到了西南“大三线”的每一个角落。于是，从重庆到四川、到江西等地的一个个军工企业、国有王牌厂开始纷纷涌向昆山，在大上海附近的江南水乡建起自己的分厂，甚至有的干脆将最重要和最核心的车间搬到了这里，与昆山人一起创造企业的新生命……而这中间，昆山人获得的不再是简单的资金，还有人才，以及管理经验和国家一流的技术与装备。
“我们昆山现在能够成为有世界影响的重要电子基地，就是靠当年‘大三线’来昆山落户办分厂时那些国家著名电子企业打下的雄厚基础。”现任昆山市委书记张国华这样对我说。
吴克铨等昆山人“东连上海”、“西接三线”的战略，使昆山在短短几年里建起了几十家联营企业，原来的“工业小区”已经不能满足众多厂家的落户需要了，于是县上又命令宣炳龙他们将“小区”扩大一倍，达6.18平方公里面积。
“嗯，我看现在有点像开发区的模样了！”吴克铨望着扩张了一倍的规划图，对宣炳龙说。不过他又马上补了一句：“你得有准备，再过三年，可能还得在此基础上再扩大一倍。”
“我想应该是我们今后三五年内的奋斗目标。”宣炳龙回答得毫不含糊。
吴克铨死死地回看了宣炳龙一眼，十几秒钟后，突然放声大笑：“当初县上调你老宣来搞开发看来没错！”
“谢谢领导信任！”宣炳龙是个嘴上不饶人的家伙，不过吴克铨和县领导更欣赏他干事的劲头。
这个时候，昆山在吴克铨等县领导的指挥和身先士卒的影响下，像宣炳龙那样的一批招商和搞开发的能人在各乡镇也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并呈现你追我赶之势。其中宣炳龙原来所在陆杨乡依然走在前列。该乡党委书记周振球就是一个力主搞联营和开发的“少壮派”，他的乡在当时的昆山是已经出了名的工业先进乡，在与上海联营过程中频频出招，乡镇企业产值连年翻番，1985年就成了昆山第一个“亿元乡”。
另一位昆山当年的风云人物，他就是王金华，吴克铨最得意的“开发王”。王金华是被派到城北乡任党委书记的。城北在当时是个穷乡，王金华去任职时，不说城北没啥工业，就是在其他地方很吃香的学校老师都纷纷要求调出城北乡，原因只有一个：学校条件太差，待遇又特别低。
怎么办？城北乡根本没有什么财政，向县里要钱？县长吴克铨明确告诉他：“县上在搞开发区，你那里自己想办法吧。”
“能想啥办法？”王金华心想：“你真让我白手起家？”白手起家四个字好说，但真正靠白手起家是不可能的。王金华与乡长余荣合计：还得“借鸡下蛋”——这是继吴克铨的“东接上海”、“西联三线”之后昆山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重要发展战略思路。
昆山人现在还能记得当年王金华提出的这一条“昆山发迹经典”。
“借鸡下蛋”，得先找“鸡”。于是王金华把党委班子九个人召到一起，说：“我们分一下工，除了负责组织人事、纪委和办公室的三个人以外，其他的六人，全部到一线去抓经济。”
有人问：“我们去干啥？”
王金华说：“去到有钱的地方借钱。”
于是包括王金华在内的这六个党委委员“用艰苦拼命的精神，用诚恳专一的信誉，用使人信服的效益”，东进上海，北上京都，四面八方，全面出击。为此，王金华最初在昆山出名时不是叫“开发王”，而是叫“借钱王”，有人形容他借钱的本事可比马季相声的水平——谁都佩服。
有了钱好办企业，好发展工业，好跟上海人和其他外地人办联营厂，就这么着，不到两年时间，城北乡改变了落后面貌。王金华刚下去任职时全乡的工业产值只有1400万元，两年后城北乡也跨入了“亿元乡”行列。他王金华也成为了苏州“八仙”之一，这“八仙”中有后来名声显赫的张家港市委书记秦振华，秦当时也是一个镇的党委书记。
“县长啊，你可不要听王金华他们吹牛，城北乡的发展是虚的，他们借的债已经快把全乡的经济压垮了！”开始有人说这种话时吴克铨没在意，但说的人多了，吴克铨有些坐不住了，决定不带任何框框，到城北王金华他们那里去实地调查。
1988年11月，吴克铨来到城北乡，先听王金华他们汇报，然后要王金华他们拿出几张报表，当然是实实在在的报表。吴克铨是搞统计出身的，一看报表就知道个大概。接着他又看了几个企业，再到当地的老百姓那里瞧了瞧……有数了！吴克铨对王金华说：“你们放心干！城北所借的这点债，比起老百姓得到的实惠和城北的发展及效益来说，是小菜一碟。”
“县上要在你这儿开个现场经济工作会议，你好好准备一下，把你们借鸡下蛋的经验给大家介绍介绍。昆山下一步要大发展，‘借鸡下蛋’与招商引资一样的重要，你给我好好总结总结！”吴克铨临走时又把王金华拉到一边，悄悄说：“你不用担心有人给你写告状信，我看没有几件是让人相信的。我只信你的‘借鸡下蛋’不是胡搞，而是实实在在地给城北百姓带来了好处嘛！放下包袱，好好干，前途大着呢！”
县长的这番话，让铁骨铮铮的王金华差点落下热泪。
城北“借鸡下蛋”的现场会，让全昆山的乡镇干部受到了一次深刻而生动的教育，同时也学到了王金华的真经。
“中国的农村经济发展与国家的发展一样，当时我们在基层尤其在乡镇一级搞工业的人，以前都是农民出身，没有人干过借债办企业的事。王金华他们通过‘借鸡下蛋’走出了自己快速发展的路子，这在当时的昆山人中都是非常了不起的。因为中国的农民祖祖辈辈所想的只是一头老牛耕一方地的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谁家要是负了债，就得卖儿卖女，年关一到，更提心吊胆。解放后，从互助合作社到人民公社，几十年中关于社会主义这个题目一直没说清楚，总认为靠借钱发展集体事业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是社会主义所不允许的。在这么一种观念下，人们对城北乡王金华他们的做法开始持怀疑态度就不奇怪了。这也是我们昆山在走自己经济发展之路上面临的一个重要的关卡。我们的结论是：按邓小平从实际出发的理论做，摸着石头过河。对干部们说，借钱不借钱不是关键，关键是你借的钱是不是为了发展当地经济，是不是让当地百姓得到了实惠？只要是干部没把借来的钱装进自己的口袋，又科学合理地用到了要紧的地方，发展好了当地的经济，老百姓得到了实惠，这种借钱就是社会主义路子，就应该提倡。我们还把办金星电视机昆山分厂的实际效益告诉大家：1985年办这个厂时，也是一无所有，后来靠借来的500万元，盖起了厂房，当年电视机厂就生产了2万台黑白电视机，赢利70多万元。几年后，这个厂不仅全部收回了投资款，而且累计赢利2700多万元，等于通过办一个厂，换回了4个新厂，还为国家上缴了800多万元利税。我给大家这么一算账，干部们的心头一下子亮堂了。王金华更是因此成了全苏州搞经济的明星人物……”吴克铨回顾这段历史时满怀深情地说。
“借鸡下蛋”创造了昆山走自己发展模式的一条光明大道，同时也给倡导这一模式的王金华本人造就了一条人生的辉煌之路。一年过后，王金华被提拔为昆山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没多少时间，苏州市在城边要建工业开发区，他又被调去任常务总指挥，从此他走上了与苏州市共同辉煌的现代化之路。
1988年、1989年，昆山之路面临了一场意想不到的暴风骤雨……这其实也是必然的，因为在此之前，吴克铨他们搞的“昆山开发区”是自费的，说白了就是“地下的”。在中国，一个政府想把一场轰轰烈烈的伟大变革搞成地下或半地下的可能性几乎没有。
昆山人经历磨难是必然的事。
在吴克铨的记忆中，那位曾经主导批准开放沿海14个城市设立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中央领导是1987年11月26日来到昆山的。估计昆山自费办开发区的事多多少少传到了北京，所以这位中央领导到苏州后提出要到昆山看一看。在参观完后，他与吴克铨有这样一段对话——来者问：“你这开发区用了多少钱办起来的？”
吴答：“1200万元。”
问者惊诧道：“3.17平方公里面积，你才用1200万？其他地方的开发区基本上每开发一平方公里就是一个亿。”
吴说：“是这样。因为我们昆山底子差，所以只能省着花钱。”
问：“你的钱哪儿来的？”
吴说：“借的。”
“没拿国家一分钱？”
“没拿。”
“全靠自费？”
“可以这么说。”
“不可思议。”中央领导对昆山人自费办开发区的精神深为震动。他转过身，对随行的国务院特区办主任何椿林说：‘你们帮他把债还清了！’随后他用力地握了一下吴克铨的手，眼里流露出几分赞赏。
“为什么你们不叫开发区？”
吴答：“不敢叫，我们还没有申报批准呢！”
“噢，你们是自费开发区。”中央领导自言自语地说，“人家昆山自己搞起来搞成这么个样子，得给人家一条活路嘛！”
“谢谢！谢谢中央对昆山的理解和支持！”吴克铨握着这位中央领导的手，热泪盈眶。打自费办开发区以来，虽然苏州市委对吴克铨和他并肩战斗在开发一线的战友们的支持、理解一直没有间断过，然而毕竟作为自费开发区的主要负责人和一县之长，吴克铨时时刻刻处在风口浪尖上。不要说拆迁搬家得罪了多少人，也不要说那些到处当叫花子的低三下四的经历，就是招商引资见了成效，一个接一个的企业在创造出效益，为昆山创汇和交税额直线上升之后，还有人在私底下说，他吴克铨这么卖劲搞开发区，与外商打得那么火热，还不知道为自己捞了多少好处哩！
这样的误解还好说，关键是一顶顶吓死人的政治帽子常常让吴克铨憋得快透不过气来。什么“搞开发区是彻头彻尾的走资本主义”，“吴克铨是想把昆山变成上海人搞自由资本主义的乐园”，“是想把昆山彻底卖给外国人”等等一类的话语，以及一封封有名和无名的“人民来信”，没少给吴克铨的头上扣屎盆子。
“我们是把昆山的全部家当抵押在搞开发区上，一旦失败或半途而废，后果不堪设想。我们谁也担当不起啊！”吴克铨从1985年力主搞开发区以来的几年里，他内心一直被上面这些问题敲击着。
“自费”是个什么概念？尤其是在国家实行宏观控制的年份里，他吴克铨的“自费开发”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与中央“对着干”。这种政治后果一旦被认真起来，有他吴克铨好看的。
“一县之长”，他吴克铨其实早已为自己设想过这种结局。
现在中央领导终于认为昆山的开发区做法是正确的，并明确表示应当给予支持和帮助。他吴克铨能不激动吗？钱虽重要，但毕竟和开发区的合法问题相比，仅仅是一桩小事。如果开发区还是“地下”式的，如果开发区永远不被国家承认，你昆山即使有再大的能耐也最终只能游离在改革开放的边缘，继续默默无闻地承受着苏州“小八子”的地位，老百姓也只能过紧巴巴的日子。吴克铨最不愿看到这种境况。
现在摆在吴克铨和昆山人面前唯一要做的事就是尽快让中央领导的指示精神落实到昆山头上。
昆山和吴克铨连做梦也在想要把昆山开发区挤进国家的“十四加一”的经济开发区行列中去，这样就可以获得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名正言顺的支持与政策上的优惠。
那位中央领导走后，吴克铨好一阵兴奋，对宣炳龙等人说：你们在家把我们的工作再进一步夯实，我负责上北京争取给我们开发区拿到“出生证”。
宣炳龙说：“市长你放心，家里的事我们一定把它办得更漂亮。”并且把下一步的招商引资情况和第三次拓展开发区的计划作了初步汇报。“这回我们做了一个14平方公里面积的图纸，等你回来我们就报请市委、市政府和人大审议。”他拿出一大叠图纸和资料。
这个时候昆山已被国务院批准撤县建市，县长吴克铨也随之成为首任昆山市市长。
吴克铨随手拿起扫了一眼，脸上露出了狡黠的笑容，说：“14平方公里可能还不够啊！”
“你说14平方公里还嫌小？才5年时间，我们已经从3.17平方公里，一直发展到6.18平方公里，这回做出14平方公里的规划等于在前5年的基础上扩充了一倍呀！”
“一倍就大了？你想的还是昆山小开发区。”吴克铨放大嗓门说道：“现在我上北京是去拿国家级开发区哟！”
“哈哈，对啊，我们不再是小昆山的小开发区了，要建国家级的大开发区了哟！”宣炳龙一向认为自己的眼光放得比别人远，但听市长这么一说，觉得自己盘算的开发区前景还是小了许多。“好，我知道下一步规划如何做了！”
“别别，我们还是一步一步往前走！”这回轮到吴克铨泼冷水了。
“为啥？”宣炳龙瞪大眼睛问。
吴克铨没正面回答，只是在转身时放下一句话：“我们的开发区现在还是‘私生子’，给‘私生子’办户口有那么容易吗？”
“不是‘皇帝’点头了吗？”
“那也得‘衙门’下文呀！”
“噢”——宣炳龙明白了，于是他重新拿起那份14平方公里面积的规划图，若有所思起来。
吴克铨非常聪明，他既是一位经济专家，同时又是一位善于把握政治的官员。中央领导视察过后，他让县上的相关部门与新闻单位记者们放风，很快有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记者来昆山采访他们的自费开发区，这两个记者不负昆山人之期望，1988年7月，《人民日报》头版登出长篇通讯，并配发了评论员文章。这一评使得昆山名声大噪。这年冬天，国务院经济技术开发区会议在天津召开，昆山作为“十四”之外的特约代表应邀参加，而且由于他们的经验丰富和成绩斐然，让与会代表刮目相看。因为当时昆山自费开发区的经验中有两条令其他开发区震动极大：一是全国其他开发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每平方公里为1.2亿元投资，而昆山仅为1200万元，是其他开发区的十分之一。这对当时缺钱办开发区的其他地区是一个巨大的冲击，也提供了可贵的经验。二是昆山的开发区当时已吸收30多家企业，其中外资企业11家，内资企业19家，几年来累计的工业产值为15.39亿元，出口创汇4079万美元，利税1.2亿元。这个数字在全国那么多国家级开发区中名列广州和上海之后，成为“老三”。小昆山的“地下开发区”竟然比国家级开发区强大和高效那么多，让那些老大哥们实感惭愧。
种种迹象表明，昆山开发区将有出头之日了。
老练的吴克铨没有陶醉，他深知中国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特性，一个没有得到“上级”认可和正式批准的开发区，即使再有经验，再有效益，也照样可能一夜之间被毁灭掉。
什么事都没有比把“出生证”办下来更重要的了！吴克铨多次在县政府会议上强调道。而他内心清楚，这事非得自己亲自出面“跑”才可能办好。于是他一边让秘书整理出中央领导来昆山视察时的讲话要点，一边让办公室订票。第二天他便到了南京——吴克铨深知，要想得到“国家级”待遇，你首先要得到“省级”待遇。
改革开放以后，江苏省继彭冲同志当书记后的数任领导，都是十分坚定地支持改革，尤其对苏州和昆山的工作相当重视。昆山搞开发区初期，时任江苏省委书记韩培信和女省长顾秀莲，都非常关心。1986年，昆山自己搞起来的开发区已经瞒不住了。当年秋天的某日，韩培信书记来到昆山，就提出要看开发区。当时的县委书记蔡长林和县长吴克铨非常犯难：到底让不让省委书记看呢？不给看，不行；看了，万一省委书记“震怒”而让昆山停办呢？
“不要紧，看看再说。”最后还是陪同韩书记的苏州市委副书记林瑞章说了这话，吴克铨他们才壮大了胆子跟省委书记一起走进了他们一直保密的“工业新区”（当时的名字）。
在现场，韩培信一边看，一边听汇报，又常常一言不发地在思考。回到招待所，他对吴克铨说了一句话：“搞得不错嘛！”随后还让吴克铨将开发区的总体构思重新说了一遍。
“韩书记，你对我们的肯定让我们非常感动，但现在有人说我们与上海搞联营是当上海人的殖民地，所以我们一听心里就感到害怕。”吴克铨见韩培信书记对开发区和与上海联营办厂很肯定，便掏出了心底一个最大的担忧。
韩培信这回眼珠子瞪圆，看着吴克铨认真地说道：“你告诉那些人，我们支持昆山做上海的‘殖民地’。”
“行！”吴克铨觉得省委书记此行给了他一个最重要的政治保障，这比几个亿的开发资金还重要。
正是这次省委书记的“昆山之行”，使得昆山开发区从“地下”转到了公开。而现在中央领导的视察，则使昆山开发区真正有了出头之日。
韩培信那次回到南京后，专门在省委常委会议上讲了昆山开发区的情况，并建议省领导们都去看一看。这之后，省长顾秀莲、副书记沈达人、孙家正等先后来到昆山，他们看完这里的开发区和老百姓所发生的变化，非常高兴，充分肯定昆山搞开发区的方向没有错。让昆山人感到扬眉吐气的是在次年的省人代会上，省长顾秀莲在省人民政府工作报告里还专门提到了昆山开发区。
带着中央领导在昆山开发区讲话的记录稿，吴克铨北上南京去争取昆山开发区的“出生证”。此行非常顺当，省里将昆山的开发区批准为江苏省的重点经济开发区。
吴克铨当年在国家计委工作过，他比普通的县官更懂得如何与北京的中央国家机关打交道，所以在完成省里的相关手续后，他带着两份重要文件（一份中央领导在昆山的讲话记录，一份江苏省批准昆山经济开发区的批件）来到北京，找到前些日子跟随中央领导到昆山视察的特区办主任何椿林，请求批准昆山开发区的“国家级”待遇。
何椿林非常热情地接待了吴克铨，但告诉他：要把昆山的自费开发区变成“国家级”身份，必须履行一个手续，这就是说国务院要在已批准的十四个开发区之外进行“加一”的特别决定。这“十四加一”需要国务院专门会议才能决定。
“何主任，这事我们只能多多劳驾您了！看在中央领导已经肯定我们昆山开发区的份上……”吴克铨知道这事非同小可，而要办成这件事，非何椿林主任莫属，一则他主管这方面的事，另一个关键是何椿林主任实地考察过昆山，他说话能影响众多国务院领导。如果能允许磕头的话，吴克铨当场肯定要给何椿林磕三个响头。
何椿林不愧是位体贴下情的好领导，他肯定地告诉吴克铨：“昆山这个忙一定是要帮的。不过钱的问题你们得找财政部。”何椿林告诉吴克铨。
“财政部的事我们去找。”吴克铨谢别何椿林后马上到了财政部。国家对所批准的国家级经济开发区是有政策和资金上的支持的，吴克铨知道打通财政部关系的重要性。昆山缺钱啊！
财政部官员说：钱可不能随便给。
吴克铨一听，那张原本兴奋起来的脸一下蔫了，求情道：“请领导们帮帮忙，我们昆山开发区已经办了好几年，从来就没有花过国家一分钱，多少也请照顾点我们。”
财政部的官员看看昆山送来的材料，又看看中央领导在昆山的讲话，再瞅瞅吴克铨的一副可怜相，终于发起善心：“这么着吧，正好现在讨论地方向中央包干上交财政收入的事，你们昆山如果赶上这一拨，可以从你们昆山上交的财政收入中少交一些用做经济开发区建设资金。”
“好啊，我们昆山现在向国家上交的财政收入包干数是一个亿，而且每年还要递升6％。能不能在这个数里，请财政部照顾照顾？”吴克铨是全县经济的大管家，财政方面十分清楚，于是这样道来。
财政部官员商量了一下，说：“假如你们的开发区经国务院正式批下来，我们参照其他开发区的做法，同意你们从现在上交国家的一个亿中拨出5000万元用做经济开发区资金，还可以享受免除每年上交额的递增部分。”
“太好了！谢谢，谢谢你们对我们昆山的帮助！”吴克铨万分感激财政部的官员。
“每年5000万元，整十年就是5个亿，关键是还免除每年递增的6％，这一项政策，等于让我们昆山开发区有了比较大的资金来源。”吴克铨事后感慨万千道。
然而，这个财政优惠的前提是：国务院必须正式批准昆山经济开发区列为“十四加一”的总体经济开发区战略方案之列。
天有不测风云，偏偏这个时候中国出了大事：1989年6月初的北京发生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政治风波”……
坏大事了！一心拿“圣旨”办开发区“出生证”的吴克铨和昆山人此时急坏了，心想这回要彻底泡汤了。那个时候中国的政局有些混乱，还有谁会把小昆山的“小事情”放在心上？
“找人！还得找熟人，找对我们苏州和昆山熟悉和有感情的人。”那些日子里，吴克铨和宣炳龙等人苦思冥想，寻找种种可能。突然他们想到了一个重要人物：费孝通。
费老可以帮这个忙！
费孝通作为苏州籍的著名民主人士，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请他出面兴许能帮上这个忙。
“他肯定行！”吴克铨好不兴奋，于是当别的地方的人忙于看北京政治风向标之时，吴克铨和他的昆山“开发狂人”则把视线聚集到一个人的行踪上——这个人就是费孝通。
费老是大名人，也爱到处走动，尤其喜欢他的“乡村小路”行。这年10月中旬，昆山人得知费老要来苏州，于是吴克铨通过关系，先在某地与费老见了一面，并详细向费孝通汇报了昆山开发区的情况。
下面是他与费孝通谈话的记录——
吴克铨：我们昆山开发区是在1984年自费办起来的，当时叫“工业新区”。对外一律不宣传，后来省里知道了，并给予了大力支持，还批准叫“经济技术开发区”。搞开发区的钱是通过银行贷一点、地方工业留成挤一点、开发费收一点“三个一点”的办法筹集起来的。
费老：这个精神很好，我要去看看。
吴克铨：国务院特区办对我们自费开发很感兴趣，别的开发区都要花国家不少钱来搞基础建设，效益又不大理想。我们昆山开发区面积6.18平方千米，位置紧靠市区东侧。全国现在有14个经济开发区，但税收在千万元以上的还不多，我们去年已经超过千万元，利税合计3500万元，据说排到第三名。到目前，我们共投资3400万元搞基础设施建设，已初步达到“七通一平”，即通路、通水、通电、通讯、通排水、通煤气、通蒸汽和道路平整。据说别的开发区每平方千米基础设施投资需要1亿元。我们估计到最后建成，每平方千米只需1千多万元。现在区内企业较多，我们是中外、中中合资企业都搞，现有外商独资企业1家，中外合资10家，有美国的，还有加拿大、日本、香港的。
费老：独资企业是哪个国家的？
吴克铨：是日本，搞手套生产的，产品全部外销。合资企业的产品大部分也是外销。区内还有20家国内联营企业，与上海、贵州、江西、陕西、四川等地合资办的。
费老：联营形式怎样？
吴克铨：双方投资，合作经营。
费老：生产的是零部件还是主要元件？
吴克铨：主机和零部件都有，如贵州的微型轴承、航天部的风华机械厂、四川的重型汽车厂、陕西的汉江机械厂等等。
费老：我知道，这都是一些大的国营企业。国营大企业与地方联营，有利于搞活。
吴克铨：大企业来一些人、一些技术。他们原来在山沟里，信息不灵，交通不便。昆山地理位置优越，他们与我们合作十分理想。我们有个方针，叫“东依上海，西托三线，内联乡村，面向全国，走向世界”。
费老：你们的气魄不小啊！
吴克铨：我们是这样定的，也是这样干的。
费老：干了几年了？
吴克铨：真正开始搞规划是1984年，1985年全面启动。现在开发区已初具规模，企业还在进一步增加。
费老：你们条件具备，基础搞好了，水、电、路、通讯、煤气、蒸汽都搞好了？
吴克铨：是的，这些基础建设基本完成了。
费老：这些我还要听听。最近我到甘肃、陕西去了一趟，去年到宝鸡，今年又到宝鸡，我跟他们讲了“三线”工业要搞活。
吴克铨：这个问题确实很值得研究。开始我们也担心，与“三线”军工企业合资办企业，会不会动摇“三线”大本营军心。实践证明，搞了联营，非但没有动摇军心，反而更稳定了。比如，我们与航天部风华机械厂联营办了风华冰箱厂昆山分厂。开始贵州厂有些担心，实际上，这个厂有一些技术人员都是南方人，在贵州工作了好多年，一直想回来，但没有机会，不安心工作。现在，办了分厂，一些工程技术人员可以来昆山安家落户，大家十分满意。而且一旦国家需要，这些人还可以回到大本营。
费老：你支持了我的“三线”军工企业扩散论。我正在调查这个课题。
吴克铨：这次您可以去开发区找他们谈谈。
费老：要他们多讲困难和问题。我现在正在搞一个大的开发区、黄河上游四个省的开发区，叫“黄河上游的多民族开发区”，这个国务院已经批准了。我现在来看看你们的，你们搞得早啊，四年多了吧？
吴克铨：正式开始是1984年秋天，开始搞土地平整。
费老：有没有材料给我看看，怎样搞活国营企业？现在国营经济问题太大、太多了。
吴克铨：我也到贵州去看了。那些厂有的设备封存20年了，没有动过；人也一样，等于封存。我提出，我们拿产品来生产，行不行？他们不积极，到我们这儿来做，他们是愿意的。我们这里环境比较好，位置比较优越，所以他们愿意来。我以为，国家也应该支持他们出来。
费老：对，“三线”军工企业应该扩散出来。
吴克铨：我们这儿需要人才，各地企业来了不少。
费老：好的，我要去看看你们的开发区。
吴克铨：费老，我们打算这样安排，去昆山在车上看看开发区，再看一家外商独资企业。日本原来在昆山搞了一个合资企业，效益很好，又把在韩国的一家企业搬来，办了一个独资企业，日商也比较满意。这里劳动力成本低，企业的竞争能力也强了。
费老：这个很好，我要去看看。
吴克铨：昆山的另一个特点是，国内横向联合搞得比较多，在全市1700家企业中，有三分之一是和外地企业联营的。
费老：对，一开始，就是靠内联起家，然后再发展与国外联营的。我知道，你们这个地方开始工业基础差，认为农业靠得住，后来一看，落后了，人家都超前了，于是你们想到了依靠上海。请你从这个阶段讲起，然后再谈如何与上海、外地打交道的，有什么条件，他们为什么肯来。
吴克铨：实际上，上海和外地也需要这样的联营，这对双方都有益，而且我认为主要得利的是他们，将企业办在昆山：一是昆山劳力价格低，二是昆山地理位置好、交通方便，三是昆山人讲信誉。
费老：我看主要是江苏农村的劳动力价格便宜，而且联营条件低，要求不高，并且愿意吃点亏。
吴克铨：我举个例子：上海电视机一厂昆山分厂，生产名牌金星电视机，钱肯定是赚的，实际上，我算了一下，主要得利的是上海。1985年办厂时，共投资430万元，上海没有拿钱来，我们出面替他借，规定投资各一半，利润也各一半，还有一个协议，每台电视机要给上海15元商标费。到1988年生产电视机20万台，获利近1000万元，但光商标费就付给上海300万元，剩下700万元大家一半，实际上上海拿了650万元，我们只拿350万元。但我们没有感到吃亏，因为：一是不办厂一分钱也拿不到，二是解决了这么多劳动力就业，三是培养了许多技术人才，四是还有税收收入，所以实际收益也不少的。当然，最大的受益者是国家。再比如，昆山啤酒厂请来上海啤酒厂的技术人员，让他们来管理、改革工艺，改用“光明牌”商标，这样一瓶啤酒多赚0.12元，上海、昆山各得0.06元，啤酒质量提高了，设备还是原来的设备，人还是原来的一些人。但销路好了，利润增加了，上海得利，我们也得利。这些情况说明，上海的软件在我们这里大有作为，为国家、为上海、为昆山增加了不少收益，真正达到少投资多收益。
费老：我看不光上海有技术优势可以扩散，就是宝鸡、兰州等地也有这种情况，技术优势即软件可以向外地扩散。
吴克铨：我们非常欢迎这些工程技术人员到昆山来一显身手，当然，在生活方面，我们安排好；子女问题，我们也安排好。尽量提高他们的工作积极性。
费老：你给我看看这方面材料。
吴克铨：我们回去准备一下。
费老：请你再谈谈“赶上去”的问题。我们从不注重乡镇企业到注重，为什么不注重？因为强调农业，农业第一。你们搞得晚了，如何追上去的？
吴克铨：当初我们研究，赶上去走什么路子？是不是学无锡？大家讨论，认为要结合昆山情况走自己的路。
费老：你们就利用靠近上海这个优势，依靠上海的力量，来发展昆山的乡镇企业，这很好。我带来几个材料，给你们看看。一个是最近在宝鸡讲的，是关于全国乡镇企业的，也是谈我几年来的思路。
吴克铨：当时我们主要讨论就是这个，昆山的优势是什么？在哪里？最后得出结论有三个优势，但最主要的是地理位置优势。我们改变了观念，以前认为大门一开，上海人来昆山，把昆山的物价抬高了。经过讨论，大家觉得上海是个大市场，这是个大好事。从怕他们来到请他们来。开始我们的口号是：每个企业都要到上海找靠山。以后又扩展到三线企业，国外企业，形成了“东依上海，西托三线，内联乡村，面向全国，走向世界”的思路。
费老：接下去，再扩展，搞联营。
吴克铨：是的，我们就扩大联营，在发展横向联合过程中，我们发现老城区不够用了，就想需要搞个工业开发区。
费老：是的，过程很清楚，一个发展思路就这样出来了。我请人把这个过程整理出来，写出一篇文章。把一些问题搞清楚，搞具体化一点，要有说服力，可以讲一讲工业要扩散，打开上海大门，国内地方的闭关自守搞不得，这样对国家、对发展不利。
吴克铨：费老，接着我汇报一下目前最大的困难。昆山开发区要开放，要发展，外商要来合资办企业，这样，至少我们也要拿出部分钱来，可是我们没有钱。但钱的问题还可以想办法，关键是有了钱也不能办事，没有“笼子”，即没有固定资产投资计划。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开发区没有中央文件的批准，国家不承认，现在我们就像是有了钱，没有粮票，买不到米，做不了饭，当然，贷款计划也没有，办起事来十分困难。
费老：是的，关键是要承认你们这个开发区。
吴克铨：省里对我们还是支持的。省里在财政上支持我们，中央也支持，即每年我们可以在财政承包基数上减去5000万元，即每年可以多留5000万元，用于开发区建设。另外，省里还批准我们一项特殊政策，土地可以转让，期限50年。这是我省第一家。现在第一块地1公顷已经转让给了上海申大公司，每平方米100元。目前有许多外商和台湾客商来，要租地。我们认为搞土地转让好处很多。一是可以筹集一部分资金；二是搞土地用地转让，他们要来办企业，可以吸收消化一部分劳动力；三是要进行建设，建筑工人有事干；四是办企业后，税收交给昆山，产品出口后外汇留给地方；五是外商办了企业，会带动昆山一些企业为之配套生产。比如上海电视机一厂昆山分厂带动了七八家企业为之配套生产。好处很多，我们认为这是一条路子。但认识上有个过程，怕有风险，其实合同上规定，50年期满后，土地上的建筑设施全部归地方，基本上就没有风险。我去人大汇报时，大家听了很感兴趣，非常支持。但目前困难就是……
费老：开发区还没有正名！
吴克铨：对，对！希望费老替我们呼吁呼吁。
费老：我认为可以搞一个提案，请求国务院考虑，给昆山开发区一个地位，当然还要同省里商量一下，我签名，人大同意后，可以提出，并要求答复。至于提案嘛，可以由江苏代表搞提案，到明年3月开会，我带头也可以。昆山应当有个待遇嘛，开发区有了（吴克铨：而且是自费开发的），要求承认，总得考虑一下吧！
吴克铨：费老，你在写调查报告时反映反映。
费老：调查报告还不够，提案要明确一些，提案以江苏人民代表提，行不行？提案要短，要清楚，实际情况如何，有哪几个好处，力求明确，写一下，不能长，长了没人看，两千字左右吧！
吴克铨：这个问题解决了，开发区的发展就比较顺利了。
费老：要承认事实，已经成功了，就要给予承认，承认昆山开发区应该享有的权利，省里边怎样？
吴克铨：省里发了4号文件，很支持，苏州市也支持。对国家来说，自费开发本身也很有意义。
费老：对，向上反映时，要把这点讲清楚，争取承认开发区。这样吧，我到你们那儿去，你们写一篇文章，可以发表在《瞭望》上，我再配一篇文章，宣传宣传，提案要好好商量，争取成功。
吴克铨：有费老关心，我们对提案满怀信心，一定把工作做好。
费老：我到昆山实地调查，开发区的情况很好，把这个意思说一下，然后在《人民日报》发表。
吴克铨：请费老有空到昆山亲自视察一次。
费老：一定要去的。
这天与费孝通见面是10月15日。五天以后，费孝通先生来到昆山，陪同他的还有江苏省副省长张绪武。这回费孝通是来“帮忙”的，所以他在参观开发区后，直截了当地问吴克铨：“不是说要中央承认你们这个开发区吗？请具体说一说，承认了开发区到底有什么好处？”
没想到费老如此痛快，于是吴克铨赶紧接过话说：“在政策上，开发区可以享受许多优惠。但是我们目前还不算正式开发区，享受不到这些优惠。比如，国家开发区的企业所得上缴是15％，而我们开发区要缴24％；国家开发区的企业有免2年减半3年的政策，即新办企业在前2年可以免缴所得税，后3年则可以减半上交所得税，这样对外商投资办企业就有更大的吸引力，而不是开发区就享受不到这个待遇。”
费孝通点点头，道：“这样外商可以多得一些便宜，他肯定愿意来了。”
一旁的张绪武插话说：“国家开发区的外汇留成也有优惠，和深圳特区一样，它创的外汇可以全留，一般开发区只不过能留25％。”
吴克铨借机又将办好开发区的同时，还能够给予当地周边的加工业和地方政府带来很多好处的话说了一通。
费孝通到底是个大政治家和社会学家，在听完吴克铨和张副省长的一番话后，突然问道：“我重点问一下：如果批准了开发区，当然有利于地方的发展。于国家呢？国家有多少好处？长远的，现在的，都说一说。”
张绪武副省长迅速朝吴克铨递了一个眼色。吴克铨便直言道：“如果批准，我们的发展肯定要快得多了，发展速度可以达到蛇口工业区水平。蛇口是8年达到工业产值10个亿的，我们不要国家花钱，只要这些政策，8年也能达到10个亿的工业产值。这就是对国家的贡献和好处。”
“好，这个记下来！”费孝通对此特别关注，让秘书把这一条重点记录下来。
“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要说服人家为什么昆山可以办国家级开发区。”费孝通再一次点到要害。
吴克铨于是又将昆山的种种优势，特别是地理优势和劳动力优势及外企在昆山已经获得的成效向费孝通作了汇报。
费孝通最后表态道：“现在昆山已经具备很多条件了，关键是要做一下具体工作，促成开发区得到正式批准。我这次来看到了，也听到了，我想可以通过人大提案的方式在明年全国人大会议上向有关部门提出。理由是：苏北都有了国家批准的开发区，苏南却没有。昆山已经通过自己的努力办成这么个样子了，我们应该支持和批准它。”
“我会全力支持这个事的。”临别时，费孝通再次对吴克铨说。
“谢谢，谢谢费老！”吴克铨激动地握着费孝通的手，代表全体昆山人民这样感谢道。
日理万机的费孝通不仅没有食言，而且就在视察昆山的两个月后的12月20日，向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习仲勋同志亲自写了一封长信，讲述了他在昆山调查视察时看到的昆山开发区的情况，指出“根据以上情形，我想，昆山开发区可以进一步发展为苏南开发区。苏州、无锡、常州是江苏经济发达的地区，昆山就在其中，又最靠近上海，又有这么一个初具规模的开发区。它的条件实在要比苏北的连云港和南通两个开发区好得多。因此我建议国务院能正式批准昆山开发区，并且享受沿海开放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同等待遇。”
第二年全国人大会议期间，费孝通又联名江苏省人大代表提交了批准昆山开发区的相关提案。
然而事情至此，也并非万事大吉了。吴克铨和昆山人在1990年等了一年，1991年又等了一年。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国务院关于同意昆山经济开发区列入“国”字号级开发区的批示才正式下达。批件是总理李鹏同志签的字，时间为1992年8月22日。
其实从费孝通写信给习仲勋到向人大提案再到最后正式批准的这两年多时间里，昆山人为这“国批”还做了相当多的“私下”公关——
女县长郑慧珍（后来成女副市长）是具体操办此事的昆山人，她在这过程中到底上过多少次北京连她自己都记不清了，反正像何椿林这样的国务院高级领导也都成了这位昆山女县长的熟人。郑慧珍进何椿林的办公室，主人一见她就会说：“又来啦”。女县长也很随意地笑答：“又来啦。”剩下的时间就是她与领导们就“国批”事宜来回地商议，有时甚至还会争执几句，因为都是熟人和朋友了，这种争执丝毫不会对昆山被批准为开发区带来任何负面影响，相反还能起到好的作用。
江苏省领导也没有少帮昆山人的忙。国务院召开的“沿海经济发展战略”会议上，省长陈焕友亲自在李鹏总理面前为昆山人“唱赞歌”。
那一年邹家华副总理到昆山参加沪宁高速公路剪彩仪式，其间，省长陈焕友陪邹副总理参观昆山开发区，“很好嘛，我对昆山开发区早有所闻，现在一看，果然名不虚传！”
吴克铨这时因年龄关系，已经从市委书记的岗位上退下，接替他的是李全林。李全林书记适时请邹家华题词。
邹家华副总理一手好字，写下：加快开放步伐，搞好开发区建设。
陈焕友省长不露痕迹地说：“请副总理写上‘为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题’。”省长这话一出，在场的昆山人的一颗颗跳动的心都提到了嗓门口。他们知道如果省长的这句话被副总理接受，就意味着昆山开发区的“出生证”成功了一半，反之则希望渺茫。
邹家华早听出陈省长的话中有话，笑笑，便提笔写下“为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题”11个字，随后将笔一放，向昆山人一语道破：这一下你们敲钉转脚了吧！
“谢谢副总理！”
全场顿时响起热烈掌声。昆山人个个热泪盈眶……
吴克铨听说后，更是老泪纵横。
昆山现在出名了。每天都有全世界、全国各地来的人，他们或是到这里做生意，或是来此学习参观，还有的是干脆在这里定居。可第一次到昆山的人会发现：昆山、昆山，竟然找不到山呵！
这事在我很小的时候也发生过，父亲第一次带我到昆山，我闹着一定要去登山。结果父亲带我到了玉山镇的一个公园，说那个长着一些树木的土墩墩就叫“昆山”。这让我十分失望，因为比起我出生地常熟的虞山来说，小昆山确实太小了！
几十年过去了，我再次来到昆山，昆山已经完全变了样，成了连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人都知道的大昆山了，而市区中央的那个“昆山”还是那么高。昆山人在我去采访的第一天就一定要让我见见“昆山”真面目——他们带我到玉山畔的一座非常漂亮的建筑里面，进去一看，方知这里是昆石博物馆。而正是这一次，我才真正了解原来昆山虽无山，却有稀罕的昆石、琼花和并蒂莲这三样宝。其中昆石以漏、透、瘦、皱而闻名，是一种十分稀罕的宝玉石，据说一块质高的昆石，可以卖到几万、几十万元。琼花在昆山早已有之，只是改革开放后的昆山人才真正把名贵的花种重视起来。莲花江南到处都有，但昆山的并蒂莲独具一格。
昆山在中华文化史上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当然还是昆曲。昆曲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宋元时代的南戏。当时这种南戏主要剧本是“传奇”，其演唱的声腔很多，而“流丽悠远”的昆山腔，比流传浙江的海盐腔、流传江西、安徽的弋阳腔和流传江苏常州、镇江等地的余姚腔更富特色。昆腔的开山鼻祖是元末明初的大戏曲家、昆山人顾坚。自称“风月散人”的顾坚是昆山千灯人，太学生，精于南曲，善作古赋。他在海盐腔的基础上结合昆山一带民间小调，发南曲之奥，创立了昆山腔。顾坚一生才华横溢，不断创新，尤其是他将戏曲艺术与吴侬软语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而开创了昆腔的历史纪元。然而昆曲后来能够流传北方成为“国粹”得感谢另一位昆曲大师魏良辅。生活在明嘉靖、隆庆年间的魏良辅，长期“流寓于娄东一带”，以演唱民间曲调为业，由于他接触北方和南方的多种曲调，所以渐渐不满昆山腔的曲调平直简单、缺少起伏变化等情况，于是与志同道合者合作，开始对昆腔进行改革。这一改革使昆腔从此走上了“正道”，这主要体现在魏良辅在昆腔原有的基础上，汇集南、北方各种曲调的优长，同时借鉴江南民歌小调，整合出一种不同以往的新式曲调，演唱时注意使歌词的声韵与曲调相配合，同时延长字的音节，造成舒缓的节奏，给人以特殊的音乐美感。魏良辅也因此被誉为“国工”和“曲圣”，他对昆曲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昆曲之所以后来名传神州，还得益于另一位昆山人梁辰鱼的功劳。梁创作了一曲脍炙人口的《浣纱记》剧目。魏良辅的昆曲加梁辰鱼的剧目，使得昆曲从此传遍大江南北……于是昆山这个默默无闻的弹丸之地也名声大振。明代中叶至清代中叶，中国的剧种广泛流传，而昆曲则在其中发挥着独特作用，故而它被尊称为“百戏之祖，百戏之师”。
昆曲之乡的昆山，如今仍然留存了许多昆曲民间艺人，他们或在豪华的大型剧场演出，或在街头巷尾的石亭小桥上拉腔唱调……
在我们粗略了解一下昆山之后，发现昆山并不光有今天人们看到的连片高楼、众多的外资企业和辐射四方、形如网状的高速公路和美丽如画的城市，昆山的历史文化同样具有无穷的魅力。
然而无论如何，昆山给人最强烈而深刻的印象还是它的城市化进程。作为“中国首富之城”，今天的昆山，无论是乡村还是城市，完全可以同世界发达国家相比。尤其让人惊叹的是，现在的昆山处处呈现现代化的气息和风物。有国内的一个省级参观团的干部到昆山后感叹道：以后我们不用出国考察了，外国的先进东西，昆山几乎全有；而且昆山的现代化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创造的，更有社会主义的特色，便于我们学习仿效。
事实上，著名的“昆山之路”，走的就是通过开发区来促进城市和乡村现代化的道路。而昆山开发区从最初的3.17平方公里，发展到6.18平方公里，仅用了三年时间。后来被批准为国家级开发区后的发展速度更加令人瞩目：14平方公里，22平方公里，44平方公里，72平方公里，一直到现在的140平方公里。25年时间，开发区扩容了几十倍。老县城在30年前只有4.1平方公里。而现在，你到昆山走一走似乎有这种感觉：这个城区分不出哪里是城市，哪里是乡村，整个昆山都像一个生机勃勃的都市，都像蒸蒸日上的开发区……说透了，昆山发展之路，根本的一点是他们的思想解放和紧紧抓住外向型经济这个“牛鼻子”，并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坚持从实际出发及以人为本，因此才使得昆山有了富足的今天。
家住长江花园的王玉珍阿姨每天心情舒畅：以前遥不可及的小康富裕生活如今天天在享受。她告诉笔者，多年前，全家老老小小只靠她和爱人微薄的工资度日，可现在，即使不上班坐在家中，也有不菲的收入。她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在小区附近经营的一家小超市，年收入有几万元；除了自住的房子外，老城区还有一套多余的房子出租，年收入有2万多元。一年下来，光这些工资以外的“闲钱”就有近十万元，日子过得滋润又自在。在玉山镇泾河村住了一辈子的村民黄老伯，说起一年的收成，喜悦之情溢于言表：除每月固定领取几百元的养老金外，每年村里的富民合作社还会分红1万多元，加上帮助村纸箱厂联系业务，仅他个人一年的收入就有四五万元。
国庆期间，周市新镇村村民沈志明来到昆山商厦，给自己添些换季“行头”，一套休闲服饰再加一双名牌皮鞋花了3000多元。“放在以前，我肯定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衣服。”年近六旬的沈志明笑着告诉记者。改革开放之初，20多岁、正值青春年华的他，由于经济条件有限，很少买新衣服穿。“那时候，钱很少，一分钱都要算计着怎么花，不要说买衣服，就连吃的东西也很少买。现在不一样了，生活条件好了，花钱也越来越有底气了！”沈志明自豪地说道。
从单位分配的60多平方米简陋两居室到自购商品房，再到现在的临湖别墅，在某单位工作近十年的小徐的生活可谓“每三年一变样”。除了住的房子越来越大外，他还不惜重金将家里装饰得富丽堂皇。不仅如此，前年又花钱买了一辆车，每到节假日都带着家人“自驾游”一番。对这样的生活状态，小徐很满意，“过去父辈们因为贫困，生活目标就是有吃有穿有地方住，充其量是解决温饱问题。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们的生活目标就是吃好穿好住好，享受现代生活的便捷，提高幸福指数。”
这就是今天的昆山人，现代化的小康生活已经进入每一个家庭，而且这里的人们不再简单地满足于一般意义上的小康了，他们对小康生活标准是用“幸福指数”来衡量了。
这就是我的家乡父老在这几十年中的巨变。
从当年的苏州“小八子”到“江苏首富”，昆山又用了几年时间。1983年，昆山全县的工业产值不足1亿元，到1989年已达10亿元，1989年昆山的人均国民收入为3156元，名列江苏省前茅。
从全省第一到全国第一，昆山用的时间是15年时间。2005年昆山第一次荣登“全国百强县”之首，使此前连续四年名列榜首的广东顺德退居次席。这对昆山而言，是个历史性的飞跃。据2007年统计的数字，昆山现在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1927元，而1985年仅813元；昆山的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2168元，1985年是201元。这两个数据表明，昆山今天基本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远高于中国其他县级地区。
这些年不断有人到了昆山后，除感叹这里的发展速度之快外，也提出了一些疑问，说昆山发展快，是因为他们有独特的地理条件——离上海近；昆山经济总量高，是因为他们靠的是外资企业。似乎在说，“昆山生来就在天堂里，我们学不来。”
错。以我一个苏州人对过去的昆山和昆山这些年所走过的路的了解，我认为昆山的成功恰恰是最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之路，而且昆山的经验无论是对沿海地区还是内陆或西部省份，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因为昆山发展的根本经验在于解放思想，勇于创新和他们不畏困难的奉献精神。一句话：今天到处流淌着金子的昆山，是昆山人用智慧与艰辛的劳动创造出来的。
“昆山无山却有玉”，现在昆山的干部和百姓谁都会这么说，我听后似乎品出这么一种解释：天上不会掉馅饼，昆山之玉是以昆山人的心血铸就而成的。
这话可能有些人不太相信。其实也难怪，因为大多数中国人并不了解昆山的成长史，更不了解昆山穷的时候的境况和他们由穷变富的全过程。
而我知道——现在我就要给读者讲讲我的老乡们给我讲的那些故事，曾经有一位北京的著名导演和我一起到昆山去听了一天采访，感动得非要签约将我一字未写的书改编成电视连续剧，“你只要把昆山人如何招商的故事串一串就是一部最精彩的电视剧”，她说这话时的眼神是闪着光的。
昆山人的创业故事，可以说是用血和泪编织成的……
写到这里，我不能不再次提到宣炳龙这个人，因为他是昆山开发区的历史见证人，他在开发区的第一把交椅上坐了整整23年。“你可能是我当开发区负责人最后接受采访的一名作家、记者了。”那天他这么说。
我回到北京没多长时间就听说宣炳龙因年龄退位了，我采访他时，苏州市委已经安排他当了苏州市政协副主席，享受副厅级待遇。苏州市政协主席王金华，也是昆山人，他们俩加上吴克铨，是有名的“昆山开发三王”。
“当年我们进开发区这个地方时是骑自行车，但后来发现，人根本骑不了自行车，而是自行车骑人——到处都是烂泥地……”宣炳龙是个非常幽默的人，坐在气派的开发大楼的“部长级水平”的办公室，第一句话就将我带到了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
“搞第一个外资企业，我们连打一个长途电话都要惹出一些毛病来。有一次晚上11点钟，我去敲总机值班的那个小姑娘的宿舍，让她起来接线打长途，人家老大不高兴，责问我：‘你半夜敲我门想干什么？’我说有急事要打国际长途电话，人家小姑娘根本不理睬，‘我不能半夜给你开门，谁知道你半夜来敲门怀啥心哩！’无奈，我只能等到天亮。”这是老宣讲的第一个故事，把我和那个女导演笑弯了腰。
“昆山第一个台商到我们开发区落户不久，突然有天半夜有公安局的人来敲门，我问什么事，公安人员一开始不说话，先到我房间里查看了一遍，然后说：‘老宣啊，你可得注意，你们没有发现什么敌情？’我说哪来的敌情？公安人员说，昆山现在不仅有敌情，而且是台湾的特务敌情。我一听不信，说哪有特务啊。他们就半夜把我拉到一个台资厂，指着一堆纸箱说，这不是特务敌情还能是什么？我一看，简直哭笑不得，原来那纸箱上印了一行字：三民主义救中国……”这是老宣讲的第二个故事。
“有一天又有公安局的人找我，说老宣你这样下去不行，昆山非出大事不可。我问到底出什么事了？他们又把我拉到那个外资手套厂，进了女工宿舍，他们指着女工床上的几本外国杂志，说：老宣你自己看看，这么腐朽的资产阶级东西在工人中传播，昆山不出大事才怪。原来他们看到了这个厂的老板为了让女工们熟悉外销手套的生产特点，给每个宿舍发了些时尚杂志，那上面有女人穿着有点露的照片……”这是老宣讲的第三个故事。
“我们去广州招商，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有意向到昆山投资的外商，我们就请人家吃了顿饭。我刚从广州回来，纪检部门的人就来到了办公室，他们铁青着脸冲我说：跟我们走一趟吧。我去了，才知道有人检举我们在广州花3000元请外国人吃了一顿饭……”
“哈哈……哈哈……”我们再也收不住笑了。
坐在“老板椅”上的老宣则一点儿没笑容：“我们就是这么一路走过来的。从办开发区的第一天起，几乎没停过这样那样的检查、调查和审计……”
“有多少人知道我们昆山的干部群众为了建设开发区奉献了多少的心血和泪水、汗水？汗水不用说，做事情肯定要出力流汗，但碰到出力流汗之外的事就会让你感到百倍的累……像吴克铨他们这些昆山的大当家人，比我们经历的事更多。我们几年前外出招商，只敢住旅店，住澡堂。第一次到广州连香蕉都不敢吃。有个局长在广东看到一根八块钱的皮带很想买，但最终没买，因为他身上带的钱都是公家的，不敢用。这钱可以用于招待外商和谈生意时的花费，但绝对不能用于个人开销，当时昆山上上下下都是这样做的。”
“后来台商多了，他们习惯和喜欢夜生活，不怎么在白天用心思，更不怎么跟我们在白天谈事情。为了适应和伺候好客人，我们的干部白天办公，晚上还得去陪客人吃饭喝酒。有人以为吃饭喝酒是件乐事，可天天上馆子、举酒杯的人知道啥叫难受。尤其是台商们喜欢去‘卡拉OK’——我们有我们的规定：凡参与招商的干部不准进‘卡拉OK’厅，只能在外面等着。这客商一进去不要紧，不到凌晨两三点钟是不会出来的。大冬天的，我们的干部只能在‘卡拉OK’厅的走廊或屋檐下靠抽烟取暖打发时光……”
老宣的故事让我们不再笑了，而是感到阵阵心疼与由衷的敬佩。老铁，昆山文联主席，诗人。这位昆山诗人与其他文人不同的是他曾经当过乡干部，一个富庶地方的行政干部放下手中的权力却要去文联当诗人，这恐怕也只有昆山人才想得出。但老铁这文人似乎当得有些滋味，因为“在昆山的日子好过”，老铁这样说。但让老铁说起昆山的创业之路时，老铁似乎仍很激动，原因是他也有过作为乡镇干部所经历的那些让他难忘的“招商故事”。
下面是老铁作为朋友而为我整理出的材料——
丹麦“海虹老人”的几位年轻人来张浦考察已二十余天，引荐客人来张浦的W女士临上车时握住我们的手说“再联系，再联系”，就坐进面包车一溜烟远去了，那一刻，我们的心里是甜滋滋的。于是，开发区指挥部立即开会，部署迎接“海虹”落户的具体工作。可这一晃近一个月了，对方却杳无音信。心里的甜味渐渐地变成了咸味甚至苦味。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连着几天，总是下雨，浇得大家心里闷闷的，脑子里昏昏的。路桥工程暂时都停了下来。星期天，招商部、工程部的小伙子们在办公室里一脸的愁云惨雾。回想着接待“海虹”时的枝枝节节，实在是无懈可击的，每一个环节都扣得很到位，每一个细节都比较圆满。而这“风筝断了线”，大有一去不返的态势。我们突然醒悟：这“招商”难道是“等鱼上钩”“守株待兔”吗？！孙书记一再告诫大家，天下不会掉馅饼，要善于并勇于主动出击。于是，我一拍大腿，朝小王、小龚两位助手一挥手：同志们，东进上海，找W女士去。
但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困惑了我们，W女士来张期间留给我们的竟然是一张“海虹”公司的香港名片，而她家却住在上海。偌大的上海，怎么找？在车上，我们苦苦回忆，寻找线索。突然，小龚说，上车后W女士对司机说：“大木桥”。她家会不会住在上海大木桥一带？这是一条重要线索。有了虚拟的目标，大家竟然都阿Q似的兴奋了起来。于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我们的车到了沪上，直奔“大木桥”。
到了大木桥，我们的兴奋顿时一丈水退了八尺。那是一个十字路口，三个角都是规模较大的住宅区，要在这里把W女士的家找出来，简直是“生芝麻堆里找熟芝麻——休想”。一不做二不休，死马得当活马医，豁出去了。我们决定一个一个小区找，一幢一幢楼房“地毯式搜索”。雨越下越大，我们三人在小区里扯起大嗓子，顺着楼号呼唤着W女士的名字，大有“男高音”的气势。过路的居民以为我们丢了孩子，楼里的人以为我们在吆喝着收破烂。但“搜索”了两个小区后，均无结果，我们的希望全寄托在第三个小区里。功夫不负有心人，当“男高音”们呼唤到第三个小区的第四幢楼房时，从第三幢楼房三楼的北窗户伸出一个我们熟悉的脸庞，“谁啊？谁找我？”我们顿时兴奋地大叫了起来：“W女士！！！”此时此刻，我们的身上都已湿透，激动的脸上淌下来的不知是雨水还是泪水。
在W女士家，W女士像看“天外来客”似的惊讶地看着我们，她无法理解我们竟然在茫茫大上海找到了她的家，难以想象竟用这样的方式找到了她，并十分佩服我们仅靠“大木桥”这惟一的线索锁定了目标。W女士真的感动了。她坦言道：“事实上，我引荐‘海虹公司’同时考察了几个地方。说实话，条件最好的不是你们镇。但今天你们以这样出奇制胜的方式顶风冒雨找来，我被你们感动了，也被你们征服了。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有了这种坚忍不拔的精神，我相信你们。”
后来，在W女士的竭诚推荐和鼎力相助下，“海虹公司”终于在张浦落户了。而“风雨中呼唤‘海虹’”的这种坚忍不拔的精神，也已深深地渗透到我们日后的招商工作中。
昆山的外向型经济依托大上海，90年代初，昆山的宾馆、餐饮等档次还比较低，为此，外商来了一般下榻在上海。于是，我们经常往上海跑，一星期内天天跑上海是常事，一天不跑上海是怪事，一天跑二三趟上海不是奇事。招商人有一句顺口溜：老乡马不停蹄跑上海，老外接二连三引进来。
那时，昆山至上海还没有高速公路，苏虹机场路正在建设中。从张浦到上海，最便捷的是取道千灯、青浦的普通公路，路面仍有断续的砂石路，偶尔还有“坑洼”之处，路况不是太好。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赋予这条路“招商快通道”的美名。上了这条路，我们就会像触到了“兴奋点”似的亢奋起来。在这条路上也跑出了许多有趣的故事，其中不乏艰辛。
一天傍晚，我们接到重要“情报”，说有几个日本商人刚到上海，拟于翌日到周边地区考察投资环境，现住在某宾馆。“情报”就是命令，我和助手们立即准备好各种资料，开车出发，直奔目的地。到了上海，找到了那家宾馆，与服务台好说歹说，磨破了嘴皮子，才获知了房间号。电梯上了六楼，按电铃，打开门的是位“眼镜”翻译，疑惑的目光朝我们扫了几个上下后说：先生，走错门了吧？我们坚定地摇摇头：没有。当说明来意后，对方十分热情。翻译戏谑说：你们真是“外插花”。于是，我们这批“外插花”在宾馆里一插就插了三四个小时……
与外商告别，走出宾馆，时针已偏过子夜。初冬的深夜，寒气逼人。大家疲惫、寒冷和饥饿，个个歪倒在面包车里，摇摇晃晃地驶上了归途。车驶出上海，进入市郊至青浦地段，开始出现迷雾，越来越重，朝车窗迎面扑来，车速显著减缓下来。刚出青浦城区，迷雾简直就像一团又一团“棉花”，堆积在车子周围，此时，已难以分清哪是公路，哪是田野，哪是树木，哪是建筑物，汽车就像一架凝固在云层中的飞行物，动弹不得。在我们后面，有一辆车以我们的车为“参照物”，缓慢地尾随着。
我看了一下码表，车速每小时竟然十公里都不到，汽车像蜗牛在爬行，每驶一段，都要派一人下车跑上百十米，验证一下行驶的方向是否偏离。照此速度，天亮都到不了家。慢点是小事，令人窝心的是，如果车子“鬼使神差”误入路边的沟河里，那么我们也许将永远也回不了家了。想到这里，大伙儿睡意全无。于是，大家干脆轮流下车，在车前引导行驶，每三五公里换一个人，另两人在车上打开车窗，分别观察着左右两侧的距离。我们互相调侃着，将在车前引路的任命为“一级引导员”，在车内观察的为“特别观察员”，并保证“人走车行，人在车在”，“人车共患难”。
天蒙蒙亮时，我们终于到家了。大家微闭着双眼，叫开“迎宾楼”的大门，撞开房间，一头仰躺在床上，一会儿就睡得像“死猪”一样。可没过多少时间，就听见有人用力敲着门喊：郁镇长、郁镇长！台湾的林先生到了！……我脑子里突然像闪电一样“嚯”地亮了一下，猛然跳将起来。一看手表，已是上午九点，心想：林老板，你为什么不迟到一会儿呢，哪怕十分钟也好。
中国是个“礼仪之邦”，中国人好客。客人来了，招待客人吃饭，享受一下传统、美味的“中国大餐”，让客人尽情领略中国美妙的“饮食文化”，大概也是比较重要的“礼仪”之一。在招商活动中，我们除了在介绍投资环境、外商实地考察、双方洽谈等重要环节上精心策划外，在安排客商就餐的问题上也煞费苦心，认真安排。节俭而不失礼仪，丰盛又不铺张，恰到好处，同时，充分显示出我们的诚意。我们深知，接待外商，我们代表的不仅仅是昆山张浦，同时也代表国家、代表中国人的形象，每一个小小细节的完美，每一次点滴的“智慧”，都将会给招商工作增添一个成功的“砝码”。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接待丹麦“海虹老人牌涂料有限公司”的董事总经理欧逊先生。在安排欧逊先生就餐问题上，领导授意精心策划。首先通过有效途径，打探欧逊先生的饮食喜好，了解到他比较喜欢中国乡土风味的菜肴，特别喜爱长江流域的河鲜水产，这些对我们来说，均非难事。那么，准备什么酒呢？有人建议用中国的葡萄酒，有人力推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黄酒”，而打探“情报”的同志带来一个确切的消息是，欧逊先生特别爱喝丹麦生产的“嘉士伯”啤酒。这使我们顿时傻了眼，陷入茫然之中。那时，我们只知道“青岛”、“力波”等啤酒，从未听说过“嘉士伯”，跑遍了全昆山，也没找到“嘉士伯”的影子。于是，一方面派人到上海寻觅“嘉士伯”，同时，招商部的小伙子们紧急搜集着有关“嘉士伯”的资料……资料显示：“嘉士伯”啤酒是丹麦名酒，嘉士伯啤酒公司是由卡尔·雅可布森于1847年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成立的，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啤酒酿造厂之一，历史悠久。嘉士伯啤酒在1868年传入英国，继而进军远东及南美洲等地，成为最早行销国际市场的啤酒品牌，目前已在世界各地140多个市场建立了销售网点，生产线遍布40多个国家和地区。
一切准备就绪，欧逊来了。
当我们将欧逊先生熟悉的“嘉士伯”啤酒端上餐桌时，欧逊先生惊喜万分，连连翘起大拇指：“OK！OK！”并忘情地鼓起掌来。而当我们将“嘉士伯”的资料“现炒现卖”地向欧逊先生娓娓道来，并说出“嘉士伯”的创始人是卡尔·雅可布森，他还在哥本哈根市中心东北部的长堤海滨投资建造了一座世界闻名的美人鱼铜像时，欧逊先生的神情愈发灿烂，激动地赞叹道：想不到你们对丹麦的了解如此细微，想不到在遥远中国的一个小镇上，竟能喝上产自家乡、我又十分喜爱的“嘉士伯”啤酒。翻译悄悄地与孙书记耳语：到中国的这几天，欧逊一次也没喝到“嘉士伯”。席间，大家络绎不绝地向欧逊敬酒，欢迎他，欢迎“海虹老人”落户张浦。欧逊也频频向大家举杯：谢谢各位，祝双方的合作圆满成功。
我抽空溜了出来，去大厅敬一敬招商部辛苦的小伙子们。一看，他们也正举着“嘉士伯”啤酒，碰得“叮当”作响，祝酒词竟然是：祝贺寻找“嘉士伯”的活动取得圆满成功。干杯！
夜很深了，疲劳的鹿城已经熟睡，白日的喧嚣被深深的夜色覆盖着，城市渐渐转入寂静。可此时，位于鹿城市区前进路西端的嘉顿酒店的“贵宾室”里，却是一片灯火通明，热闹非凡。
这是1994年4月30日与5月1日激情交融的不眠之夜，台湾玻璃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老总们与昆山市张浦镇的书记、镇长和镇开发区的老总们，为“台玻”落户张浦，白天在张浦两轮谈判过后，晚上又移师“嘉顿”，进行最后一轮谈判，两岸的劳动者正以这种特殊的方式，迎接着全世界劳动者共同节日的到来。
这也是“台玻”来昆考察后的决策之夜，主宾双方正在为项目的落户作最后的冲刺。投资9000万美元，占地600亩，在台湾100家大企业中排名第24位的“台玻”是否落户昆山，将于今晚定夺，意义非同一般。迄今为止，这个项目是昆山最大的台资项目。为了使谈判顺利进行，市委李书记亲自坐镇“嘉顿”，现场办公，运筹帷幄。
贵宾室的窗户敞开着，仲春的夜晚还夹杂着丝丝寒气，但谈判现场却是一派暖意，充满活力。主宾双方的话题由广泛渐渐集中、明晰，并不断深入。“台玻”方，戴着细黑边眼镜的一总（林伯丰），在不停地思考、记录的同时，睿智的眼睛又不断释放出新的问题。昆山方，久经沙场的领导们不厌其烦，沉着应答，他们清楚地意识到，“台玻”这样一个大企业，资产庞大，技术世界一流，在昆山这个县级市的一个小镇上落户，要提出很多问题，不足为怪。人家希望你替他们解决一系列的问题，也情有可原。今天，张浦镇的领导们作好了充分的准备，平时大家常说，要“抓住机遇”，而今，机遇就在手上。大家相信，既然来了，就必定要谈；既然谈了，就要摊开来细细地谈，彻底地谈，有透明度地谈。我们要用心，要诚心，外商才能放心。
谈判的双方总是一个需要不断磨合的矛盾体，这种“磨合”，充满了真诚，充满了理性，更充满了悬念。令人欣慰的是，在“台玻”项目谈判的过程中，双方始终在向一个统一的目标靠拢，不断出现实质性的进展。水的问题解决了，电的问题解决了，路的问题解决了，桥的问题解决了，拆迁的问题解决了……千头万绪的问题从选土地开始，最终又回到了土地上。地价问题是第一个问题，也是最后一个问题，是一个“牵一发动全身”的大问题。当时钟敲过子夜后，双方为地价问题出现了短暂的僵持。此时，市委李书记已派人将土地局徐局长从被窝里拉到了嘉顿，并不适时机地召开短会，紧急磋商。最后，将结果与对方作了通报，双方在理解对方的前提下均作出了理智地让步。
子夜零点三十分的钟声敲响后，一总与镇党委孙书记将墨迹未干的合约交给了对方，两双大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服务生端来了红葡萄酒，主宾双方频频碰杯，互相祝愿。一总与孙书记一手端着酒杯，一手握着话筒，大家共同唱起了台语歌曲《爱拼才会赢》：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
已在昆落户的台湾J公司的Z总打电话来，说：台湾H家具公司的老总们正在昆山考察，明天就要回台湾，我挽留了他们，建议他们推迟回程。话说到这里，他突然问我：到张浦看看如何？Z总真逗，介绍客商到张浦，还问我“如何”，我当然求之不得。于是，当即约定翌日上午在J公司大门口迎接H公司的老总们。
一切都很顺利，第二天上午九时正准时接头，九时二十分到张浦，接下来是介绍情况、看地块、考察交通环境、交换意见，然后进入实质性谈判，投资政策问题、水电问题、地块平整问题、各项服务问题……最后是地价问题，接着对方到宾馆内部权衡。三四个回合后，双方对各个问题均已十分明朗，并达成一致意见。晚上七时许，双方草签明确意向，一切OK。遵照对方“要暂时保密”的要求，我们驱车来到了柏庐路东大桥的“金角酒家”，频频举杯，互致祝贺。由于对考察结果及高效率谈判过程的满意，对我方谈判作风的泼辣及处事精明果断的赞赏，老总们回台后第二天，L总就给我发来一份传真：“沧海一粟，我选择张浦。”以表示在张浦投资的诚意和信心。
但是，没有不透风的墙。在办理项目的过程中，台湾家具公司要在张浦落户的消息不胫而走。当时，开发区各镇配套区都有一批招商高手，各有自己的一套“招式”。当然，不管人家“招式”如何，已“煮得半熟的鸭子”还能“飞”了不成？我们十分自信。我们了解到，J公司在考察我们镇之前，已花了数天时间考察了五六个镇的配套区，但我们不知情的是，其中的Z镇虽然还没与H公司签约，但Z镇良好的投资环境也使H公司十分满意，表现出极大的投资兴趣，并表示，Z镇是H公司投资昆山的首选。为此综合分析H公司考察情况，该镇胸有成竹，并已作好了接纳该项目的一切准备。有成语称“节外生枝”，由于J公司Z总的推介，我们有缘结识了H公司考察大员一行，使张浦镇成了H公司投资“节目”上萌生出来的意外一枝。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Z镇与张浦镇围绕H项目展开了一场友好的“争夺战”。两支招商队伍像拔河一样，均使出“浑身解数”。常常是两班人马同时出现在一个场所，三方交谈呈现出很高的透明度，这使H公司的老总们既为双方的诚意和执著十分感动，又不免略显尴尬。因已与我们签约，H公司的L总说：我们十分钟情张浦，但为了避免大家伤感情，有两个方案，一是换个企业名称，过一段时间再进行投资事宜；二是暂缓投资，我们再到周边地区看看。我一听急了，这不是“鸡飞蛋打”了吗？赶紧说：L总啊，咱们明人不做暗事，恕我直言，两个方案均不可取。经集体商量并请示领导后，我向L总明确表态：我们感谢贵公司对张浦的厚爱，但昆山发展外向型经济是“全市一盘棋”，考虑到我镇开发区已初具规模，Z镇招商引资虽然刚刚起步，但那也是一块宝地。只要此项目落户在昆山，我们都欢迎，并感谢你们，我们理解Z镇，也尊重贵公司的最后选择。我们的坦率和气度使H公司—行非常感动。
后来，经Z镇的不懈努力，并又经过几番曲折后，H项目终于在Z镇落户了。我们虽然将“半熟的鸭子”煮飞了，但心里很坦荡。事后，有人不解地问起此事，我告诉他们：我们同在昆山，发展外向型经济要有“一盘棋”的意识。
在招商引资的日子里，我们向外商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昆山是个好地方”，或者“张浦是个好地方”。
怎么个好法？好在哪里？
最概念化的“经典”说法：（昆山）张浦历史悠久、人杰地灵；
最形象化的“经典”说法：地理位置好，位于上海与苏州之间；
最抒情的“经典”说法：是长江三角洲一颗璀璨的明珠。
介绍交通，就说有铁路、312国道穿城而过（甚至还说过“吴淞江水从城里潺潺流过”），十分便捷。后来，机场路、高速公路相继建成，再说“穿城而过”，未免太落后了，于是就统一口径：北有沪宁高速公路，南有苏虹机场路。
记得苏虹机场公路刚建成通车时，我们简直是“路大气粗”，“迫不及待”地向外商说过两句“大话”，一句是：上海虹桥机场就等于是为我们造的；另一句是：从上海开车到（昆山）张浦用不了一个小时即可抵达。以此证明交通条件极为便利。
应该说，苏虹机场公路的开通，的确大大缩短了我们和上海的距离，往返时间大大节省，成为我们到上海特别是到虹桥机场接送客人的便捷之路，被我们誉为“招商绿色通道”。许多国外和国内客商从虹桥出发，取道机场路，来到张浦，大都对“地理位置优越”“交通条件优良”等说法有了直接的感性体验，至于对“用不了一个小时即可抵达”之说，谁也没有认真“计量”过。
但也有认真的，丹麦“海虹”涂料公司的董事总经理欧逊就是这么一位。
落户张浦的海虹老人牌涂料有限公司，是丹麦老人集团公司与交通部香港招商局合作成立的外资企业。丹麦老人集团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船舶涂料和重工业涂料的独立供应商，为此，落户张浦的“海虹”公司无疑是一家重量级企业。1995年春天，筹建工作正如火如荼地展开，该企业的重量级人物——董事总经理欧逊先生要来了，他要来看看昆山，看看张浦，看看即将在这块土地上绽放的绚丽的新“海虹”，体验一下张浦的“感觉”。
欧逊第一次来，谁去接他比较合适？镇长张平方自告奋勇亲自驾车迎接。作为镇政府的“行政长官”兼张浦开发区的“首席老总”，平方既了解全市情况，对全镇情况又了如指掌，还有着七年“驾龄”，是非常合适的人选。
对于欧逊来说，镇长亲自开车迎接他，出乎他的意料。而一路上平方准确到位的介绍，又使他增加了颇多感受。他知道，这也许是一段比较漫长的旅程，镇长的健谈是为了消除他的一路寂寞，真是用心良苦，于是，他下意识地抬起手腕看了一下表，可这一个不经意的动作，却被机敏的平方镇长从反光镜中捕捉到了。我们在对外宣传时，一直强调从虹桥机场到张浦镇仅一个小时的路程，欧逊是否想证实一下这种说法的可信呢？于是，平方渐渐地加大了油门……车子又平又稳地行驶在苏虹公路上。
一路美景，一路春光。当车子驶过团结桥，拐向“海虹”工地，远远地看见飘飞的彩旗及工地出入口迎接的人们时，欧逊认真地看了一下手表，全程整整55分钟。这位高个子的丹麦老人与同来的执行董事陈卫华交换了一个会心的微笑，然后，一只手紧握住迎候他的孙书记的手，另一只手拉住平方镇长，在热烈欢迎的掌声中，与他们一同走进了大门。
中国人重“礼仪”，其礼仪的繁文缛节令人眼花缭乱。而“吃饭”也是表达“礼仪”直接有效的载体之一。商洽事宜、增进感情、解决矛盾、探讨问题……一顿饭吃下来，基本上就可以知道“OK”或者“不OK”了，所以，外商来了，安排好吃饭是比较重要的，而认真“陪吃”也是必要的。在张浦镇那段招商的日子里，为了项目的“OK”，在招待外商吃饭抑或陪同外商吃饭的问题上，故事多多。我印象最深的有三个关于“吃饭”的故事。
镇党委书记孙忠明常说：外商考察，关注的是你的环境，你的服务，还有人；人投缘了，事情也就好谈得多了。但吃饭也是考察的重要环节。确实，饭桌是谈判的好地方，可增进双方的了解，还可以调节或缓释气氛。所以，款待重要客商，书记、镇长们都要从百忙之中抽暇作陪。一次，台湾某大企业老总来张浦，镇领导在迎宾楼为他接风，但孙忠明书记却因重感冒躺在中医院的病床上打点滴，为此，我们向“老总”反复解释，请他谅解。听说孙书记病了，“老总”非常关心，表示翌日一定去医院探访，并建议斟满酒，祝孙书记早日康复。岂料，大伙儿酒杯还未端起，孙书记就推门而入，直奔“老总”紧握他的手连称“抱歉”。我们惊讶地问：孙书记，你不是在挂点滴吗？孙书记幽默地回答道，盐水哪有酒水好？
这是镇长张平方的吃饭故事，曾被“添油加醋”而改编为“夹着馒头睡觉说梦话”，一时传为佳话。1995年，张浦开发区基础设施日趋完善，来镇上考察的客商络绎不绝，经常是一拨接一拨，我们常常是“眼睛一睁，忙到熄灯”。一天，在连续接待了几批外商后，又来了几位国内客商，虽然大家都很疲惫，但只要有“情况”，又都精神抖擞。接待完后，天已大暗。因一位客商急着要回上海，为此，平方镇长便亲自驾着面包车为客人开道。到了上海，对方很过意不去，执意要留我们吃晚饭，盛情难却，我们应允了。此时肚子的确很饿，一盘刀切馒头成了最好的盘中餐。大家吃着并交谈着，突然，饭桌上传出沉重的“呼噜”声，一看，只见一只馒头夹在筷上，筷子在一双手上，手撑在络腮胡子的下巴上——平方竟然嘴里含着馒头，手上夹着馒头，打起了“呼噜”。
一次，有位日本客商来张浦考察，在一系列例行的介绍、了解环境、勘察现场后，我们诚邀对方赴“迎宾搂”用午餐。席间，宾主双方频频举杯，谈笑风生，那客商十分健淡，知识渊博。我们从中国“八大菜系”谈到古文化，又从良渚古文化遗址谈到“百戏之祖”昆曲，非常投机，以至于戴眼镜的小个子翻译竟无暇下箸。最后，当服务小姐端上一盘插有“万国旗”的水果拼盘时，这位客商突然顿住话题，反复打量着那盘水果，疑惑地问：郁副镇长，这个水果盘上有很多国家的国旗，为什么没有日本？被他这么一问，我一愣：难道能回答说我们没有日本国旗吗？！再细看，我松了一口气：你看，也没有中国国旗啊。岂料他竟死死追问：为什么？情急之中，我灵机一动：哦，中国，日本，大大的友好，我们谁也不“吃”谁，所以，不插旗。知道我是在开玩笑，他翘起拇指说：你的，很机智。为此，我还被“奖励”了一杯酒。
台玻，作为台湾100家大企业排名第24位的企业，在落户张浦的过程中，上有市委、市政府重视，下有群众支持和社会各界、各部门的密切配合，演绎了许多感人故事。
从1994年5月1日子时在昆山嘉顿酒店正式签订土地合约，到5月17日林玉嘉董事长偕夫人莅临张浦勘察地块，而后5月26日赴京拜会朱镕基副总理，只有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节奏如此之快，使我们有一种“大战来临”的感觉，各项相关工作均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作为“千岛湖事件”后到大陆投资的第一家台湾公司，“台玻”受到了朱副总理的赞扬和欢迎，林董事长消除了一切顾虑。
所有的环节都很顺利，也很满意。两个月后，台玻发来一纸传真称：1994年8月25日，是台玻30周年纪念日，要在昆山吴淞江畔的宝地上举行隆重的开工奠基仪式。这无疑是个大喜讯，但也是大压力。此时，距8月25日，只有短短的30天，而台玻所选中的周西村的那块600亩土地上，有太多、太多的工作要完成，许多房舍要拆迁，无数电杆要迁移，西段2365米6条河道要填平，9万立方米土方亟需迅速到位，地块测绘要尽快完成，还有排涝站、猪棚、工场，以及水闸的改造，690米道路及165米石驳的修筑，通往镇区和农村电线线路的改道，两条高压线路的合并及1200千伏临时用电的配置……
事情太多了，时间太少了。全镇上下顿时紧急行动起来。
7月26日上午8时整，张浦开发区会议室，圆桌会议正在这里进行。镇开发区规划部、工程部，镇建管所、土管所、水利站、电力站、水厂及周东、周西村，各路人马，全部到齐，献计献策，领受任务，明确责任。没有推诿、躲避的理由，只有陈述如何进行这一“攻坚战”的计谋。面对如此的工作量，所有人的心中只有一个字：干。所有人的表态只有一句话：坚决完成。此时此刻，没有人提出什么条件。面对这样的场面，镇领导和镇开发区的“老总”们非常感动，镇党委书记最后只说了一句话：谢谢同志们。
作为一个项目，张浦人深知“台玻”的重量；作为这个项目的前期工作，张浦人更感到自己肩上的分量。当天下午，600亩土地的“台玻”工地上，大战阵势全面拉开。我们把每一分钟掰成几瓣来算计，把30个日日夜夜当成60天来用。30天，不分白天与黑夜，无论是在阳光下还是灯光下，那场面总是非常壮观，从指挥员到普通劳动者，都最大限度地发挥着自己的智能与体能。
难以忘记那些日子，书记、镇长无论工作多忙，哪怕时间再晚、身体再累，也不忘来到工地巡视，了解情况，现场办公；难以忘记那些任劳任怨的同志——年近60岁的电力站站长，患有高血压的水厂老厂长，常犯胃病的开发区工程员，以及许许多多熟悉或陌生的面孔。
8月25日，位于吴淞江畔的这块“宝地”给了“台玻”老总们一个惊喜，在奠基开工的仪式上，一位老总感慨地说：台玻落到张浦，这真是一步好棋，走得太对了。具有象征意味的是，当无数彩色气球腾空而起时，主席台上空飞过一群美丽的仙鹤，人们惊奇万分：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啊！
在一片欢呼声中，我听到有人说：奇迹总会有的。听完老铁的“招商故事”，我又听到了一个叫曹锦元的故事。此人被大伙儿称为“招商大使”，在昆山名气不小。曹锦元自称是“空手道”高手，长相肥头大耳的他，看上去既像老板，又像老大。
我看过一篇记者对他的采访故事：
自1998年开始接触台商并从事民间招商的曹锦元，现今在昆山台商中很有名气。他创办的民间中介机构，7年招商8亿美元，引进台资企业70多家。台商在当地遇到大大小小的麻烦，往往都找这个“老曹”出面，所以有的台商叫他“曹书记”（当时的昆山市委书记也姓曹）。
“我这个人最大的兴趣就是交朋友。”说起自己的特点，老曹亮出底牌。曹锦元说，他以前在昆山开发区做事，后来自己做化工生意。1998年认识了一位台湾企业的老总，这个老总每次来昆山都是老曹派车去接他。这个台湾人觉得老曹挺讲义气，就提醒他，做化工生意是“人赚钱，累死人”，并提议老曹做“钱赚钱”的生意。于是曹锦元就代理了一家台湾报纸的广告。“这边收5万元，那边登出只要1万多元，我原来就赚这些钱！”老曹说。后来这家报纸的一名高层到江苏旅游考察，老曹就自己掏钱全程陪同，花了好几万元。这个高层提醒老曹：单做广告也不行，一定要进入台湾人的圈子。在他的建议和支持下，老曹办起了“台湾新生报台商投资服务中心”。前几年都在探索，这几年生意越做越红火。说到招商赚钱的诀窍，曹锦元一脸自豪：“很多地方政府是贴钱招商，我在昆山是在招商中赚钱！”曹锦元说，他招商赚钱的诀窍其实比较简单，但往往是政府招商做不到的。“说简单就是做好小事，小事做好了，大事情就会跟着来。”他说，他这个人喜欢交朋友，交了朋友不一定今天就有钱赚，但有了朋友就肯定有机会赚钱。曹锦元向记者介绍，去年一个台湾企业的老总，在昆山要开车，他的驾照是台湾的，曹锦元无意间在一个饭局上知道了这件事，就主动提出帮他换江苏的驾照。这事办好了，这个台湾老板只要听到什么人有什么办不妥的事，就告诉别人：找老曹，他可以帮你。老曹这样的服务，的确是政府部门难以做到的。像帮台资企业起草公司的章程，帮企业饭堂物色承包人这类服务，政府不管，老曹管。正是这些小事，让台湾人对这个“老曹”刮目相看。
“只要不睡觉就要联系台商。”曹锦元说，他每天24小时，除了睡觉，其余的时间都在与昆山的台商联系，至少与自己认识的台商一周打一个电话。他向记者透露了联系台商的技巧，“不能每天一上班就打电话，人家工作多着呢！打电话要在中午11点到12点之间，下午4点到5点之间，联系了就请人家吃饭。最好的时间是晚上8点，这个时间大家都准备卡拉OK，正是介绍朋友的好时机，这时候你一联系，往往就会认识新朋友。有时候我一天当中单卡拉OK歌厅就要跑几场。”说得高兴的曹锦元要我们留下吃饭，他说到做到，拿起电话，“我，老曹，中午吃饭！”不容分说，就把我们拉到了阳澄湖边，呼啦一下子就叫来了一位政府官员五位台湾人！
“不要什么钱都赚，否则没有朋友。”招商中如何赚钱？曹锦元究竟赚了多少钱？曹锦元并不回避我们的问题，“我招商肯定要赚钱，但也不是什么事都赚钱。什么钱都赚，就肯定没有朋友。我招商是先付出，再收钱。”老曹说，中介招商先收钱是行不通的。因为人家不知道你是不是可以做到。在昆山投资的台商往往会问：办好这些事费用是多少？老曹会把最低的标准说出来。等办好了投资项目，以后接着有土建项目，环境评价，绿化工程，人才引进，水电安装甚至团膳服务，“这些项目如果投资都找我，我就肯定有钱赚。”老曹拿出了他为一家台商企业办理团膳服务的意向书，从物色炊事员到菜谱的轮换，都开列得十分周到，显示了老曹“做好小事”的招商理念。
老曹说他招商中也有原则。这原则就是“做不到的事，不要轻易表态”。他称招商玩的是“空手道”，做人很重要。能做到的尽量做到，做不到的就不要轻易许诺，不要让别人说你是骗子。“我做人做事的原则是，不要什么钱都去赚，开心就成。走到哪里都有朋友，这就是幸福。”
曹锦元说，招商要成功，要把方方面面的关系处理好。他认为，民间招商与政府招商最大的不同就是，外商找政府是一个人对一个人，一个人只负责一个环节，多道环节就解决不了效率问题。“找我却是全方位解决，多个环节我一个人全部包下来。”他说，为了帮一个企业办环保证，他跑了两次苏州，用一天就办好了。有时候为一些企业办理减免诸如“人防费”之类的费用，“人家满意了，我就不愁没案子（意为招商项目）。”
听说曹锦元现在已在苏州工业园区内买地20亩，准备兴建一家台商俱乐部。昆山有台商3万人，曹锦元想利用他的俱乐部广交朋友，实现他“爱好就是交朋友”的理念。他现在兼着国内十几个城市的招商顾问，外地人来昆山招商，政府都会介绍，“这事，你去找老曹吧！”看来，曹锦元真不愧是“昆山一宝”。
昆山是我家，
我家在昆山。
潮平两岸阔，
风正一帆悬。
……这首歌在昆山许多人会唱，尤其是在这里工作和落户的台商和台湾人都会唱。我知道这首歌是在昆山的台商们亲自撰写并请一个著名作曲家谱的曲，它像大陆人爱唱《十五的月亮》一样，在居昆的台湾人中间特别流行。我还知道，现在在昆山的台商和他们的家属共计6万余人。台商在昆山开办的企业近4000家，投下的资金达270亿美元，占昆山的外资企业投资总额的70％左右，占到大陆利用台资总额的九分之一。
2007年，新华社记者曾经用《昆山，一座台商参与和创建的城市》为标题发表了这样的报道，文章指出：短短20年，总面积不到1000平方公里的昆山，就从苏州所辖区县排名最后的“小八子”，连续两年成为中国百强县之首，2006年户籍人均GDP接近2万美元。当年的农业县，目前聚集了500多家IT企业，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笔记本电脑生产基地，产量占全世界的四分之一。在这个过程中台商功不可没。台商爱昆山，台商爱唱《昆山是我家》。当“昆山是我家，我家在昆山”熟悉的旋律响起时，许多人不禁手之舞之，足之蹈之，陶醉在乐曲中。
台商们把昆山比喻为台商的一个桃花源，在传统与现代、自然和人文的和谐律动中，他们把每一份探求推向永恒。在这个拥有勃勃的新生命的桃花源里，台商和他们的家属们一起富有诗意地安居于波光树影间的新家，并为这个家倾注着自己博大的爱。
昆山的同志告诉我，每年中秋节，台商协会都要举行慈善活动，向当地的贫困家庭和贫困学生颁发抚恤金和奖学金，向见义勇为的公安、辅警和消防战士颁发奖金。2005年举办“台商万人慈善游园义卖晚会”筹得善款168万元，2006年捐款100多万元，2007年捐款520多万元，这些全部都捐献给了昆山慈善总会。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牵扯着昆山台商的心。台协会在第一时间向广大台商提出了捐款捐物的倡议，共捐助人民币4000多万元，物资1000多万元。颗颗爱心汇成生命的暖流，源源不断地向灾区人民传递着温情。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学生少有所学，台商陈桂祥个人出资200万元成立“陈李香梅”基金会，这是江苏省第一家由台商成立的基金会。宝成集团捐资600多万元兴建裕元实验小学及幼儿园。富士康科技集团和仁宝电脑分别兴建了富士康幼儿园和仁宝幼儿园……这些事，我听后感动不已。
在昆山的台商已是我们新的父老乡亲，他们已经把昆山当做了他们的第二故乡。这也让我体会到台商协会李宽信会长为什么能够说出“台商成就了昆山，昆山也成就了台商”这样的话。
在昆山采访时，我们见到了昆山中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昆山台商协会副会长何信府，他指着窗外林立的高楼和宽阔的马路说：“我刚来昆山时，这里全是稻田，下雨出门必须穿雨鞋。我是1992年到这里办厂的，当时什么都没有。晚上丢块石头出去，连声猫叫也听不到；装一部电话得花8000元初装费，还是手摇的电话，号码是5位数。可五年之后，这里就全变样了，变成了跟台湾和新加坡差不多的现代化城市了。我在这里投资十几年，资产增值也有十几倍了。我深切地感受到，当年在香港和深圳创造的奇迹，现在已经在昆山同样创造出来了。”如今，何信府不仅在昆山获利丰厚，他还娶了一位美丽的阳澄湖姑娘为妻，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
一个县级小市，却云集了几万外商，这在全国少有的。而且在和台湾的地理位置关系上，昆山没有特别之处，不像广东和福建。可昆山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就早已成为“台商之家”和台商在大陆的发财福地。昆山比起广东、福建来说，在吸引台商方面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优势，但台商却如此偏爱昆山，扎堆在这个苏南小城办厂经商、安家落户，究其原因，还要从昆山人亲商、重商、富商、和商、爱商的点点滴滴说起——
我们还得从1989年说起。
这一年中国经历了大事。在一个差点改变了中国社会发展方向的年份里，大学生突然不吃香了。这怕是谁也没有想到的。许多应届大学毕业生处在徘徊和痛苦之中，无目标地到处寻找工作和落脚地。就在这样一个视大学生为“洪水猛兽”的年份里，谁也想象不出竟然会在昆山发生了奇事：有多少大学生来，我们就接受多少！
这一年，小小的昆山县一下子接纳了600多名大学生。
这是吴克铨批准的。为什么吴克铨在昆山有那么大的威望，这与他高人一着的政治眼光和开拓的境界有直接的关系。
吴克铨认为，搞经济，开发区是一个平台。有了平台，工厂和资金落户虽然重要，但最重要的还是人才。人是决定一切的因素。马克思主义的书吴克铨读得不算多，可却将那些经典理论牢牢地记在心底，并结合昆山的实际情况，运用得极好。有人统计，在他任县长的六年时间里，先后引进了1300多位人才，加上分配的大学生，共达3000余人。这支知识化、年轻化的队伍是支撑昆山从农业县转化为工业现代化城市的中坚力量。
“人才是宝，大学生更是宝；别人不要，我全要！”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的吴克铨能说这样的话，在当时的领导干部中是少见的。昆山发展之所以快速稳步，会抓机遇是他们的本事，然而对人才的重视，对一切有利发展的商人，特别是外企商人的重视则是令他们获得成功的根本。
在吸引外来企业在昆山落户这方面表现出来的超人的热情、智慧与诚心，也是昆山人的显著特性。
在1989年中国内外受困的年份里，由于受西方反华势力的影响与煽动，一些外资企业的老板动摇了，准备卷铺盖回老家了。只要被吴克铨知道，他会立即放下手头的事，马上赶到企业现场，与外企老板促膝倾谈，真诚地鼓励他们留下来，并保证他们的安全。
“有你吴县长在，我们就放心。”最后的结果几乎都是这样，外商、外国企业家们留下了……
几年之后，这些外企、外商都在昆山发财了，而且越发越旺。
日本老板八木先生曾对吴克铨说：“有你吴县长在，我要在昆山办10个厂，让昆山成为一个现代化城市，那时我请吴县长当市长。”
吴克铨笑言回应：“10个厂太少，我希望你办20个、30个厂，那时我愿意来当你们的市长。”
两人从此交上朋友。后来八木先生真的为昆山拉了三位数的日资企业到昆山来落户，而就在1989年昆山撤县改市时，吴克铨也当上了昆山市第一任市长，为此这两位老朋友还聚在一起共同举杯喝了点小酒……
昆山是以浓浓的人情来羸得外商、台商和国内企业与经济人士到这儿兴办企业的。我的苏州老乡们骨子里有一种天然的讲人情的传统，他们把人情看得与亲情一样重要。他们知道不讲人情的人就像不认亲娘老子的不孝之子。为了人情，他们甚至可以牺牲自己的面子和牺牲自己的利益。
人情重于泰山，它作为人的基本素质来塑造和完美苏州人的形象与品质，这是这个地方得以千年富足和强盛的重要原因之一。昆山人将完美和浓烈的人情融入招商和发展本地经济之中，使得人情成为战胜其他地区竞争对手的法宝，并终获全胜。
1991年9月的一个下午，台湾沪士公司董事长吴礼淦先生在上海一家宾馆里长嘘短叹，原因是他本想在上海投资，结果几天下来非常失望。偶然之中有人提议到昆山试试。
“昆山在哪里？”
“昆山就在上海旁边。”
“那里能开车去吗？昆山风景好吗？”
“好开。去了你就知道了。”
吴礼淦就这样半信半疑地来到了昆山。他发现：昆山距离上海很近，比到浦东还近些。风景就更不用说了，住惯了大城市的人偶尔到乡村时总感觉别具一格。
“怎么样，吴先生是不是感觉我们这里地肥水甜鱼鲜人热情啊？”此时，吴克铨已因年龄关系不再担任昆山市领导了，所以出面接待吴礼淦的是女市长郑慧珍，她细声细语地这样问客人。
“好！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吴礼淦蹲在一条小河边捧起一掬清澈的碧水往脸上一泼，高兴地说。他深情地望着眼前那片仍是稻田的开发区新规划的土地，凭借多年的经验他知道，昆山人是在用厚道和真诚为他挑选了最好的投资地。
“我们到阳澄湖喝喝本地清茶怎么样？”女市长仍然和颜悦色地提议道。
“好，好好！我们去喝茶。”
秋高气爽，湖水澄碧。鸟飞鱼跃，风拂微波。
吴礼淦顿感心旷神怡。近处，湖心竹亭子茶馆内传出一曲京剧《沙家浜》，让喜欢国粹的吴礼淦更是乐不可言。
“我签！签！——”喝茶之间，吴礼淦欣然将一个3000万美元的大项目签了下来。
签约之后，女市长轻轻地将一个蒲包拎到吴礼淦先生面前，说：“吴先生，这是我们昆山的土特产，闻名世界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天正好开捕。”女市长的话还没有说完，吴先生竟满脸泛红光地大呼：“真的吗？快让我看看，让我先睹为快！”原来吴礼淦先生的夫人是上海人，吴礼淦在台湾时就早已熟知阳澄湖大闸蟹，今天得以在产地阳澄湖亲眼见到心仪之物，怎不叫他惊喜万分！
“因为是刚上市，不很硬，最好早一点带回去，和你夫人共享美味。”女市长细心地关照道。
“一定。一定。”吴礼淦先生已经喜上眉头，高兴得有些手舞足蹈了。
“太太啊，我在香港啊，你快过来吧。我到你们上海昆山了，特意给你带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你快来吃吧！”第二天，吴礼淦已经飞到了香港，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通知远在台湾的夫人。当晚，这对夫妇在香港美美地品尝了一顿美味的大闸蟹。
“郑市长啊，我们正在吃大闸蟹呢！过几天我会再去你们那儿，去上海昆山的……”席间，吴礼淦没忘给“上海昆山”的女市长打了个电话致谢。
吴礼淦后来没有食言，那3000万美元的投资项目的正式合同签得非常快。他的“上海昆山”也从此成了台商们常用的口头禅。
“昆山就在上海边上嘛！就是上海的昆山呀！风景比上海还要美！”台商们相互间这样介绍昆山。
哈，昆山因此得益无限。
吴礼淦现今在昆山的名气很大，尤其是在台商中间。采访时，有个台商对我说，他到昆山已经13年了，他说他最感谢两个“吴市长”。可据我所知，昆山除了吴克铨外，还没有第二个姓吴的当过市长嘛。这位台商听后哈哈大笑，说他敬佩的两个“吴市长”，除了吴克铨外，还有一个是他们台商中的吴礼淦。“我们都是吴礼淦先生带过来的台商，是他在台湾和昆山之间为我们这些人搭了桥，让我们在大陆发了财，所以我们称吴礼淦是‘昆山市长’。”
原来如此。听昆山干部介绍，这位台籍“昆山市长”确实干得相当出色，经他介绍的台资企业在昆山落户的就有十几家，而这十几家又带动了几十家台商……昆山的台企就是这样滚雪团般地遍播这个苏南小城的。
当年的女市长郑慧珍再谈起过去的招商经历，这位曾为昆山开发区立下汗马功劳的巾帼女杰仍然细声细语地告诉我：“一个‘亲’字，一个‘诚’字，是我们赢得客商的最重要的两件法宝。”
1989年那场“北京政治风波”刚刚过，初涉大陆的台商们个个惊恐万分，纷纷撤离。宣炳龙司机的叔叔是当年大陆解放时逃往台湾的国民党人士，其儿子在改革开放后来到广东投资。北京一闹腾，这位台商给在台湾的父亲打电话问咋办。老爹告诉儿子，说我有一个亲戚在昆山，听说那里特别亲商重商，你问问他们那里还能不能留住台商。那个台商就给宣炳龙的司机打了个电话，这事被宣炳龙知道了，立即对司机说：“快把你的亲戚接到昆山来。”这个叫黄则仁的老板初到昆山时，满腹怀疑，宣炳龙便像兄弟一样把他接到自己的家里。“你要害怕，就吃住在我家。”宣炳龙对黄则仁说。这黄则仁过去在台湾只听说共产党的干部个个都是“匪”，哪知大陆的“匪”原来这么真诚、亲切，完全把他当做一家人对待。黄则仁感动了，但又非常害怕大陆政策会变。宣炳龙说：“你怕的话我们就订合同，如果你再不相信，我先给你把厂房盖好了，你那个时候再确定投不投资。”这是台商没有想到的，连声说：“你们昆山要是真这样干，我就来。”宣炳龙说：“咱们一言为定。”没多长时间，用88万元盖起的厂房矗立在开发区。台商过来一看，直夸昆山人讲义气，当即与昆山正式签了约。1990年10月，他投资2000万美元的顺昌纺织厂在昆山正式开工，之后经黄则仁牵线，又有“顺发”、“顺风”、“顺龙”等“顺”字头的台资企业接踵而来在昆山落户。
如今“顺字”集团已经在昆山落户十几年，生意越发红火，而黄则仁和“顺字”老板们至今仍不知道，当年宣炳龙因与“顺字”企业的台商搞得“太热乎”而有人将他告到省里，并且派人当面对宣炳龙提出警告：你要站正立场，否则后果自负。宣炳龙义正辞严地回答说：“我只负责把昆山开发区搞好，如果开发区的经济搞不上去，我负全责。”
为招商亲商，敢舍头上乌纱帽。这就是宣炳龙的骨气和性格，也是许多昆山干部的骨气和性格。
1990年，李全林当上了昆山新一任市委书记，他主政后的昆山在前任领导的基础上，更加解放思想，尤其是在处理外资企业在昆山投资的一些具体政策上，其力度和政治远见常让台商们感叹“中共领导”是“菩萨的心肠”、“孙悟空的本领”。比如当时不少外资企业想跳出“合资”的框框，搞独资企业。“这怎么行，一独资，不等于我们成了‘殖民地’吗？”有人坚决反对，而且这样的声音也来自某些上级部门。以李全林书记为首的昆山市委认为，外商到中国来就是为了赚钱，既然“合资”是一种形式，为什么“独资”就不行了？外商在大陆办厂，国家收税，当地还能安排人到这些企业就业，他们所用的原材料仍在当地采购，进出口经过的是我们的海关，再说就是给他们的用地也是有时间限度的批租，这样的好事有什么不可以呢？“只要有利于外商和他们投资的事，我们就做！”昆山顶住压力，率先在全国对外商实行土地批租和创办独资企业。
“别人问我为什么单单钟情昆山，我告诉他们，因为昆山对我亲、对我好、对我诚！”1994年夏，国民党中央委员、台湾工业总会理事长、统一集团董事长高清愿先生，当着几十位台湾籍工商界著名人士和大陆的众多记者们，对中共昆山市委书记李全林这样说。就在这一天的宴会上，高清愿先生还宣布，他的“统一”打算在大陆建一百个厂，“所赚的钱都不拿回台湾去，要在大陆继续投资发展。”
这里我们不能不着重介绍一下“统一”的背景和其如何落户到昆山的。
说到“统一”，当然必须说董事长高清愿先生。高在台湾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他的“统一”方便面大陆人也都知道。高清愿没念过多少书，但他对食品业的贡献是世界性的。上世纪60年代，他在台南买下200亩地时，有人说他是“神经病”，因为当时高清愿什么都不是，却夸口要做第一，做世界第一。没有人相信这个穷小子会成为世界“第一”的食品产业家。1966年，中国大陆到处武斗时，高清愿在台湾的台南县上市了第一批“统一”速食面，居然还不错。后来他学习美国经验，到处开连锁店，店铺开得也很大，每天早7点至晚11点营业，结果7年里亏了21亿！就在濒临破产之时，高清愿再出新招：实行24小时昼夜营业，谁知一年就把7年亏掉的钱全部赚了回来，这一赚不要紧，到1977年时，他的“统一”一下子跻身台湾十大企业之一，并列于那些钢铁大王、电子产业等巨头之中。
1994年时的“统一”已经达到了年销售279亿台币的水平。
那一年高清愿开心地对业界好友们说：“我这279亿台币销售额，其中一部分得感谢昆山人的功劳，是他们给了我在大陆的一个新天地。”
“统一”是1993年到昆山的。像其他台资企业一样，“统一”开始到大陆选址时，其人员中没有一个人是知道昆山这个地方的，但高清愿知道，他是在台湾被另一个“昆山人”的业绩所折服后，才对“昆山”这个名字有特别印象的。这个台湾“昆山人”就是享誉全球的王安电脑的创始人王安老先生。王安是正宗的昆山人，他用神话般的智慧在世界上建起了令华夏儿女自豪的“王安电脑”王国。后来这个王国惨败了，这事对高清愿影响特别大，他买了王安公司百分之七十的股权，后来又将王安公司的股权全部买下。那时他就向九泉之下的老友王安先生发誓：我一定要让王安回到故乡。
高清愿是带着“王安情结”来到大陆寻找投资的。之前他听说过昆山人“亲商”、“求实效”。后来他来了，他想看看昆山人是如何“亲商”、“求实效”的。他先派了手下的人“探路”。不日，手下的人向老总报告：“昆山人确实‘亲商’，他们把你想不到的事都会做得圆满周到。我们说是‘统一’的，他们的官员宣炳龙等请吃饭，共4个人，人家宣炳龙就那么实在，一顿饭菜仅吃了125块钱，可他实实在在陪了我们5个多小时参观和介绍他的开发区及相关配套政策。”
“我看可以在昆山办厂。”高清愿就这样一锤定音。后来他对朋友说，同样是大陆，他手下也有人到过一个条件比昆山差很多的地方，可当地干部们听说是他的“统一”来了，三天考察中，光吃饭、观光就占了两天时间，平均每顿酒席花费1万元以上。“这样的地方，我的‘统一’是不会去的。我喜欢昆山人的求实作风，亲商就该知道商人最需要的是什么。”
高清愿不愧是位著名的实业家，他的“统一”正是靠他的这种理念实现了快速发展。昆山人的作风与他一拍即合。
昆山人亲商、重商，亲在真诚和实在上，重在真正为对方实际利益着想上。
一次，台商信益陶瓷有限公司董事长林荣德到东莞“取经”，回昆山后向政府提出建立一个“马上办”中心，解决台商在昆山碰到的问题。市委、市政府听了觉得有道理，于是迅速采纳，对台商的服务迅速提升。有位台商给我算过一笔账：同样一个工厂，在昆山，从报批到开业一共用8个月时间，在另外一个城市却长达2年，即使投资1亿元以上的企业，昆山也只用一年多。“我们喜欢昆山是有对比的。”台商们不止一次这样对我说。
“1992年起，我们昆山开发区获得‘国字’号后，恰逢邓小平南巡讲话和党的十四大召开，这几件大事像几股强劲的东风汇聚在一起，将我们的工作不断推向新的高度。开发区和昆山全市的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突破性进展，呈现一种全方位开放的格局。吸引外资也由‘以内引外’向‘以外引外’转移，开发方式由‘筑巢引凤’向‘引凤筑巢’转移，接受项目也由‘来者不拒’向‘择优落户’转移。”回忆当年那段大发展时期，宣炳龙记忆犹新，“这一年开始，我们完全摆脱了‘自费’开发的不利影响，开始从低调转向高调宣传自己。市委、市政府抓住国务院批准我们开发区列入国家级开发区序列的机遇，先后在北京、南京和上海、香港召开工作汇报会、新闻发布会及招商洽谈会。记得在北京召开的汇报会上，廖汉生、王汉斌等30多位部长级领导到会，新闻媒体铺天盖地报道了我们昆山引进外资发展经济的经验。上海的新闻发布会更是轰动，美国麦道公司亚太地区总裁威廉斯先生当即宣布把MD80麦道飞机头的生产任务放在我们昆山开发区，并由此引出了当场有4个外商跟我们签订了4600万美元合作意向的事。在香港举行的招商洽谈会，盛况更是空前，签订各类投资合作意向25个，金额达5.22亿美元。这次洽谈会上另一个成果是，共10大片、计3695亩有偿转让的土地获得了签约成功。有位台商风趣地说：男要选好行，女要选对郎。投资要选好地方，昆山就是最好的地方。台湾商会北美联合会会长、亚西亚银行董事长蔡仁泰先生还在纽约《世界日报》上发表文章，赞扬昆山开发区是个投资创业的好地方，准备在开发区建一座以工业为主、生产和生活设施相配套的‘台湾城’。另一家台湾公司，自费印刷小册子，义务在海内外给昆山开发区作宣传。在这样的投资热潮推动下，外商尤其是台商纷纷涌向我们的开发区。与此同时，我们开发区自身也积极行动起来，特别是在基础设施方面加大了投入。1992、1993两年中，在原有基础上再投入2亿多元，新建和完善道路40多条，在20平方公里的开发面积内基本全面实现了‘四通一平’，为来自台湾和世界各地的外企落户创造了条件。仅1993年，新批入驻开发区的外资新项目就达103个，其中世界500强企业就有好几家。另有像台湾的‘六丰机械’等企业的落户，使得开发区的龙头作用更加突出。”
呵，何谓龙腾虎跃？此时的昆山乃是真正的龙腾虎跃。
从2005年起的“全国百强县”的榜上可以看到，苏州五县（市）均在前十名，而当年的“小八子”昆山则雄居榜首，成为中国县级单位中的首富。
中国县级单位的“首富”是个什么概念？当然是钱多财力强呗！怎么个强法？昆山市委书记张国华给我介绍时讲了几个全国“第一”：2007年，昆山实现全口径财政收入200亿元，这是全国县级单位中第一个突破这个数目的县（市）；昆山近五年的经济发展总量是苏州大市（含五个县级市及苏州城区）前五年的水平，毫无疑问昆山这样的发展速度和分量是全江苏的第一块“金牌子”。李源潮任江苏省委书记时，正值全党学习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初始阶段和重要时期，在半年里他跑昆山多达六次。
一个曾经在苏州地区是“小八子”的穷县，仅用二十多年时间成为全国几千个县级单位的“首富”，昆山的这种变化和所显现的发展潜力几乎无人可比。那些到昆山参观考察的人在听了昆山人介绍他们如何办自费开发区和开发区所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后，除了深深地感叹之外，似乎都会在内心拷问自己同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就没有昆山人那么有胆识、那么有魄力？这样的拷问之后，他们还会感叹这样一个假设：假如我们也能有昆山式的一个开发区多好！
历史发展从来不会按“事后诸葛亮”的如意算盘前进的，因此也有了各个地区、各个国家在同一时代中的差别，这种差别通常是天壤之别。可是当那些有心以昆山为师的人深入走进这片沸腾的热土时才发现：昆山能实现持续性高速发展，靠的不仅仅是搞好了一个开发区。
毫无疑问，昆山开发区是昆山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龙头，当这个龙头舞动起来的时候，昆山呈现的是一片勃勃生机和光芒四射的活力。然而随着一波又一波投资热涌进开发区之后，昆山人清醒地意识到：光有龙头的舞动并非一台最完美和激动人心的戏，只有龙腾虎跃，昆山经济发展的这场“大戏”才能精彩纷呈。
吴克铨任书记时就已经具有这样的思路，并且开始实施新的战略：以开发区为龙头，向开发区周边的乡镇全面辐射，以推动整个昆山区域经济的全面提升。而当这样的思路在决策和规划过程中，有人曾经怀疑是否可行。依据的理由是：不管是当年的自费开发区，还是现在已经批准的“国”字号开发区，它的起点是依托上海，面向全球进行招商和规划，这才吸引了包括世界500强企业在内的诸多海内外企业来昆山投资创业。如今要在农田里开唱与全球化接轨的“大戏”，恐难再成好事（当时昆山开发区周边多数仍是“鸡鸭成群”、“稻谷飘香”的农耕状态，有这种担心是可以理解的）。虽然经过七八年苦心经营，老县城玉山镇与新城差不多美丽了，“乡下人”也开始洋了起来，可那些穿着西装的开发区干部们常常一不小心总是发现自己的裤腿上沾着泥土，难怪上海人有时讥讽昆山人说：“你们的开发区是搞得不错，但有些龙困沙滩的味道，周边的水不浮动起来，这龙早晚会渴死的。”
上海人的玩笑话倒是提醒了昆山人：要使开发区这条“龙”真正活起来，还得让它成长在波涛汹涌的大水之中。这“大水”就是整个昆山的发展环境氛围。
有人问吴克铨：“到底怎么个搞法？”
“老办法。当年我们办自费开发区时不也从水稻田的中央圈了一块地嘛！关键是看你有没有诚心，把起点较高的规划与配套的设施跟上去。”这时的吴克铨，像身经百战的元帅一样，从容自如地指挥一场战役。
“兵希不是搞出一些名堂了吗？去总结总结他们的经验。”他批示有关部门。
李全林后来接任昆山市委书记，他在请教吴克铨老书记时也提出了关于如何在开发区之上继续拓展昆山经济空间，吴克铨再次提到了“兵希模式”。
兵希是昆山下面的一个小镇，与开发区近邻。那天宣炳龙带着新任书记李全林到开发区转了一圈，两人站在开发区边上，背后是生机勃勃的开发区，前面是一片宽阔的兵希之地，谈得很多，而且越谈思路越聚集到了一起：昆山发展不能仅仅在开发区之内，应当延伸到周边的“大昆山”。
“这步走好，我跟你都有饭吃了。”新书记李全林这一天特别高兴，还说晚上一顿饭就由他请宣炳龙这个“大老板”。
是闻到了“风声”，还是自觉意识在催化？反正那一年春节刚过，兵希镇党委一班人就坐在一起展开了一场空前的大讨论。镇党委书记胡寿萱把一个特别尖锐的问题摆到了全体党委委员面前：“兵希和开发区交错衔接，为何开发区能够轰轰烈烈，‘地上长出黄金’，兵希却平平淡淡，‘不见半点水声’，我们还是不是昆山了？”
讨论会上据说干部们先是沉默和脸红，继而是“出汗”，“要跟宣炳龙一拼！”
“好啊，你们有心跟我拼，昆山希望更大了！”宣炳龙已经不再是当年的那个“陆家开发王”了，他现在是名副其实的“昆山开发王”了，见有“小弟”跟他较劲，不仅不生气，反而喜气洋洋。当兵希的党委书记胡寿萱跟他来谈“合作”时，他很是高兴。宣炳龙想：我刚同李全林书记谈过，你们兵希现在有“自觉意愿”，这事有点“不谋而合”。
“怎么干？”胡寿萱讨教宣炳龙。
宣炳龙想了一想，说：“我们两家成立一个公司。”
“太好了。”胡寿萱拍手同意。他心想：你老宣的开发区是条大船，我们傍着你大船前进风险会小，成功把握更大。
宣炳龙心笑：你胡书记的兵希有广阔空间，我的开发区现在不缺项目，就缺地盘。
公司成立了。兵希派了镇工业公司经理黄钦兼任这个合作公司的经理。“他宣大人的开发区走的是自费开发的昆山之路，我们这个公司也这么干，所以我们公司不向镇里要一分钱！”
“好嘛！”镇领导和宣炳龙都非常赞赏。
第一个项目引进的是珠海的一家企业。兵希只负责给人家盖厂房，再把这厂房租给人家，净赚了15万元。虽说小打小闹，但对一个乡镇来说，是第一次尝到了甜头。
“一百亩地小了一点。划你一千亩地吧！”胡寿萱代表镇党委把新规划的一个决定告诉了黄钦。年轻人异常兴奋，说我一定要把宣炳龙的经验学到手，让兵希也走出一条“小昆山之路”。
市里的李全林书记知道此事后，对兵希给予全力支持，结果又把兵希的规划改了一下：两平方公里。
年轻人简直激动得要哭了，保证道：“干不好，我就是阳澄湖里的乌龟！”
“小黄，你的指挥部设在哪儿呀？”李全林书记有一天来看兵希的小开发区，问黄钦。
“不好意思，书记，现在指挥部就我一个光杆司令，所以没有半间房子。”
市委书记笑了，内心在说：我现在有点像吴克铨老书记看当年的宣炳龙一样了。
黄钦真的拿宣炳龙当榜样，把赚来的钱来筑路，偏偏遇上了大雨，那路基被冲裂了，农民们看在眼里，议论是必然的，但心里还是很支持黄钦。镇党委书记胡寿萱知道后也带着干部群众来帮忙，抢修的战斗一直干到凌晨一点四十分。
“昆山之路”的成功就在于有路，有路的昆山才有黄金。黄钦这么自豪地说。有人调侃道：不是黄金，是你黄钦吧！
黄钦乐道：能把“黄钦”变成“黄金”是我的梦。
机会来了：1993年5月，新加坡家具工业理事会的投资考察团一行从中国的北方一直转到南方，最后到了昆山。这些新加坡人竟然事先并不知道有昆山这么个地方，是听了有人说昆山有个国家开发区才来的。那是一个下雨天，新加坡人在昆山的某个地方被泥泞小路困得直摇头，说昆山是个农村，怎么可能是投资的好地方呢？
黄钦得知了，非常着急，好像丢了他面子似的，赶紧把客人请到了兵希。
这里不错嘛！新加坡客人走在兵希的那条崭新的公路上非常开心。“这里跟你们的昆山开发区基本差不多。”客人虽然说了不少赞赏兵希的话，但对于是否投资他们并没有表态。黄钦火速请出书记胡寿萱：“你得出面，不能让新加坡人跑了！”
胡寿萱其实心里比黄钦还紧张，他知道有宣炳龙的“大船”在旁边摆着，他的兵希小船能不能载上新加坡人其实是个非常大的问题，于是他赶到黄钦那儿，整整接待了客人两个多小时，最后是一顿午宴。令新加坡人大大吃惊的是：每桌饭莱才150元。比起其他地方一桌几千元、上万元的“盛宴”，兵希人显得太小气了。然而正是这让新加坡人感到了兵希人的一种实在。
“我们愿意在你们这儿投个项目。”新加坡人临走时这么说。
两个月后，新加坡19家公司联合在兵希办了一个“家具城”。
兵希初战获大胜。镇党委重重地表扬了黄钦一番。“家具城”开张那天，市委书记、市长都来了，兵希从此成为昆山开发区的一个延伸区域……
“同志们，兵希借开发区的优势，他们的建设上来了，我们城北镇怎么办？当年老书记王金华同志在我们这里最先搞起一个乡级开发区，现在七八年过去了，我们该是上个台阶的时候了！”这时的城北镇党委书记是高雪坤，他向自己的属下提出这样的严峻问题。
“城北不能让人家笑话，必须迎头赶上！”讨论的结果是城北要赶超兵希。
相比之下，城北搞开发的基础最好，因为“昆山开发王”之一的王金华当年就是从这里起家的，他在80年代中期被县上派到这里当书记时，就率先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在一块“锅底洼地”上建起了江苏省第一个乡级“火炬开发区”，气势大着呢！仅次于吴克铨最初搞的昆山县的那个自费开发区。也因为王金华的超人开发力度，他后来被吴克铨调到县上的开发区，1992年的王金华已经被调到了苏州市去搞大开发区了。城北人的“先发优势”一旦被重新利用起来，肯定必胜无疑。
1993年，台湾鸿海工业股份公司董事长郭台铭来到城北一看，此处风水太好了！“我就要这个地方！”郭台铭欣然说道。
批租500亩地，第一期投资3500万美元的富士康电脑插件有限公司就这么定了下来。
“好好为台商服务！”城北镇的干部群众明着暗着都在使劲，结果第二年郭台铭又批租了1000亩地，在城北的“火炬开发区”里建起了亚洲最大的电脑插件生产基地。之后又有成批的外资企业随郭台铭在周边纷纷落户……
城北又一次掀起开发浪潮。1994年，被国家正式批准为国家级星火技术开发区，时任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的宋健同志亲自到城北视察。
城北成为昆山开发区近邻的又一只跃跃欲试、不断创造奇迹的“昆山虎”。
兵希、城北“小虎”的崛起，令昆山其他乡镇震动极大，环抱阳澄湖的正仪镇自然不服，这个占尽天时地利的小镇的干部群众明着说：“兵希、城北做得成的事，我们正仪一定也能做得到。”正仪镇虽小，但有沪宁铁路、312国道和沪宁高速公路平行横穿而过，加上阳澄湖美丽的风光，用作家杨守松的话说：“正仪如待字闺中的黄花女。”
“黄花女”嫁给谁，如何嫁法却是个大学问。镇党委书记汪国桢算是乡镇书记中少有的懂得天文地理、国家与世界历史的文化人，他说正仪要发展是肯定的，但正仪的发展之路不能模仿其他地方，更不能盲目走别人的“盖厂之路”，这样等于给一位漂亮的“黄花闺女”穿上一件弄脏了的衣服。正仪要走“时尚之路”。
嘿，怎么个时尚法？有人弄不懂汪国桢书记的想法。
机会来了。这个机会是在新加坡乐意集团黄裕典先生到正仪后出现的。
那天汪国桢带黄裕典到阳澄湖边散步。两人根本不谈项目，而是一起欣赏湖景。“很美，你们不是有出样板戏叫《沙家浜》吗？那歌词里好像有句‘芦花放，稻谷香，岸柳成行……’我看真是名不虚传。”黄裕典先生迎着微微吹拂的轻风，有些陶醉地说道。
“黄先生如果喜欢这儿，不妨在此盖个别墅？”汪国桢试探道。
黄裕典笑笑，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说：“我独占这么个好地方，太可惜了。”
“这个地方大，你盖一幢别墅并不影响这里的开发。”汪国桢诚心实意地说。
“那——我先买50亩地可以吗？”
“完全可以。”
“哈哈……”镇党委书记和新加坡大资本家就这样在阳澄湖边上握手定了这桩事。
黄裕典走后，有人就嘀咕起汪国桢：你这个党委书记到底会不会谈生意嘛！人家都没投资到我们正仪，却将一块好端端的湖边好地给了人家。
“别急嘛，好戏在后头嘛！”汪国桢胸有成竹地说。
果不其然，几个月后黄裕典又来了。这回黄裕典来的头一句话就告诉汪国桢，“这个地方太美了，我自己的别墅就不造了，我想在这里搞个度假村。”
戏来了。汪国桢心想：项目不是来了嘛！他问黄裕典要多少地。
“500亩。先试试，因为你们这里毕竟是农村小城镇，搞度假村还是有些风险，如果我预计准确的话，第二、三期再划地也不晚。”黄裕典说。
“好吧，先生就先搞一个度假村吧。”汪国桢答应道。
500亩地批租出去，有人在此建昆山第一个度假村，商业和投资意义不会小。正仪人看到这一点，于是也充满着对黄裕典先生的期待。
“希望你们把路桥等基础设施也相应配套起来。”黄裕典第一次向正仪人提出建议。
“请黄先生放心，我们一定做好这方面的工作。”汪国桢保证道。
后来正仪的路桥建设和其他基础设施开始迅速动起来，而且请了专家设计，又用一流的施工队建设。
“好。一流的基础设施，一流的自然风景，我又要改变一下投资意向了！”黄裕典真是个多变之人，第三回来正仪时，他又把自己的投资意向改了，不过是往更好和更大的目标改——他要建一个大上海高尔夫球场。
“这里距上海那么近，是真正的上海后花园。建大上海高尔夫球场绝对名正言顺！”这回是黄裕典激动地跟汪国桢说。
昆山建“大上海高尔夫球场”？！太妙了！太有商业头脑了！汪国桢的内心里涌起一股强烈的敬佩之情。
3000亩批租，一次性签约，就这样敲定！正仪一个“大上海高尔夫球场度假村”项目就等于别人10个、20个外资企业落户。
这就叫大手笔。而黄裕典的大手笔没有停止。听说正仪人为了给他腾出一片“秀丽明媚”的湖光水色之灵地，不惜辞退了一个客商的5000万投资，后来又见正仪为“大上海高尔夫球场度假村”专门建一个全部由管道处理的污水处理厂，他大为感动，“我再要3000亩地！”黄裕典第四次改善投资意向。
一共6000亩地，黄裕典的集团公司在正仪购置了这么多地，绝对的大手笔、大制作！后来“大上海高尔夫球场度假村”很快建了起来，还连带建了一所高尔夫学校和一座别致的湖滨俱乐部，以及一座五星级酒店等等。
正仪突然“洋”到了家！原来的“黄花闺女”也一下子成了“豪门贵小姐”。
高尔夫球场开球那天，李全林书记等昆山领导都出席了。“正仪的球开得好，是昆山发展史上的画龙点睛之笔！”市委书记这样评论道。
昆山再生一只“小虎”。后来随着台湾“工业之父”王永庆的“台塑”、台湾蔡氏四兄弟的宝成集团、台湾林玉嘉的“台玻”和日本的“丰田”等落户，使巴城、周市、张浦、玉山和淀山湖等镇都一个个成了“昆山小虎”。
“国”字号开发区，加12只“小虎”——昆山给这些“小虎”起名为“昆山开发区配套工业区”，如此一来，昆山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和本世纪初时，已真正呈现龙腾虎跃之势。
有两则“民间传说”很有意思：
一则说的是现任市委书记张国华那年去台湾拜会王永庆，这一老一少都是龙年出生的“中国龙”，岁数相差48岁，竟然谈得那么和谐亲切。王永庆后来就是冲着张国华这年轻有为的“昆山小龙”而决定把“台塑”落户到昆山的。“你我两条龙在一起，昆山就会有‘双龙起舞’的好戏呵！”王永庆老先生握着年轻的张国华的手，好是一番欣慰。
第二则讲的是宝成集团的蔡氏四兄弟的故事。这蔡氏四兄弟一直在东莞创业，后移师昆山成立了“龙腾公司”。公司成立那晚，四兄弟在一起打牌，第一副牌摸下来，四兄弟诧异万分，也惊喜万分：四个人手上的十三张牌，竟然全是从A到老K整整齐齐排好了的一条“龙”！昆山有龙！昆山藏龙！昆山能让虫变成龙呵！蔡氏四兄弟目瞪口呆地这样齐声高呼道。
昆山真的成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中跑在最前面的一条中国龙，这条龙让13亿中国人，尤其是9亿中国农民看到了真正的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是什么样子，真正的中国小康社会是什么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