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义乌的日子里，有一幕令我很激动，那个晚上我到市科协大楼现场观摩农民们学外语，这本身就是挺新鲜的事。曾几何时，中国的农民还在终日“面朝黄土背朝天”地进行着艰辛的“修地球”，后来苏南一带的农民首先走出了一条乡镇企业之路，再后来就有了安徽“小保姆”和浙江温州“鞋匠”进城的故事，近几年又纷纷出现了农民搞企业、办市场，欲与城里人争个高低的事，但我还是头回听说农民们做生意已经到了要学外语的层次！其实这在义乌已经有两三年的历史了，不算啥新鲜，只是我们这些太缺少对中国农民现状了解的人才感到新奇而已。
那晚令我激动的是，在远离京城的浙中地区我发现了一个中国“曼哈顿”！因为它同样也有像西半球海岸边纵横交错的宽阔大街；也有人流车流簇拥着高楼林立、广厦成群间那灯火熠熠的不夜城；也有潮海浪卷下听不够、数不尽的舞与乐……其实当时我知道，这是由于自己沉浸在对新城义乌的一种陶醉之中的感觉。可在黎明之后的第二个青天白日下，我依然感觉自己是在“曼哈顿”城！没错，微有不同的是两年前我在大西洋西岸所见的那个曼哈顿四面都是潮海，而现在我眼前的这个“曼哈顿”四周是商海——商的潮海。
曼哈顿是世界商之都。
我激动和自豪自己的发现，是因为中国的“曼哈顿”不仅已崛起在我们面前，而且已经成为亚洲的商之都。1105平方公里的面积，并不是一块小地方，它大于美国纽约的曼哈顿几倍，也近乎是两个新加坡国、一个香港特区那么大。在西方，有谁敢轻视过那片承载着美利坚合众国经济巨轮的小岛屿曼哈顿？在东方，有谁怀疑过称雄“亚洲四小虎”之一的弹丸富国新加坡？那么，从现在起谁藐视中国的义乌便是犯了一个不该犯的错误。
有几个数据，也许可以最直截了当地介绍给那些没有去过义乌的人们，使其有个清楚的认识：在改革开放的前夜，义乌全市的国内生产总值是1.28亿元，财政收入为1779万元，农民年人均收入180元。20年后的1998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20亿元，财政收入达5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4500多元。弹指一挥间，在同一块土地上，衡量一个地区主要社会发展的三大指标，竟出现了分别为94倍、28倍和25倍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在任何一个国家的同等时间里，能出现如此高速的增长，也许是罕见的。但义乌人实现了，并且面对如此的高速增长数目，他们会平静地微笑着告诉你：这个数字里藏着不少的“埋伏”，实际的情况将远远不止这些！
其实我早已感受到这一点。你只要看一看市领导的年度工作报告中列举要完成的“几件大事”，以及亲身实感到的每天都在变化着的城市，再走进商城或普通市民家庭，随便问一声某人全家去年到底多少收入时，你听后定会惊心地一跳。我已经对此不以为怪了，因为在义乌这个市场经济社会化、来自个体和私有制的经济已占主导地位的地方，你想通过简单的统计，是很难得出正确的数据——“往低里说”则是普遍现象。有一个活脱脱的数字倒可以从侧面让我们了解一下义乌人的富有程度：每年年底浙江省从银行方面所统计到的资金净回笼情况，义乌一市要占浙江全省资金净回笼总量的三分之一！得了，浙江全省现今共有68个县市，小义乌原来是个重量级的“腰包”！今日之世界，早已明了一个新的公理：国的强弱已不在地盘大小，人的力量更不在体胖高瘦，义乌人在自己的田野上正垒起一个东方“曼哈顿”……
今天（1999年3月30日），我在晚上吃完饭正看《新闻联播》时，突然荧屏上出现了一个亲切的名字和品牌——浙江义乌的大陈镇和“能达利”上了中央电视台的“榜上有名”。前者的大陈镇，是义乌市二十几个乡镇之一的“中国衬衫之乡”，后者则是这个镇上有对兄弟创出的“中国衬衫之王”的一个名牌产品。关于大陈镇这个地名了解它的人可能还不算多，因为中国这样的农村乡镇有几十万个，就是与它同名的镇也许能排成一长串，但我们现在说的义乌市的大陈镇，则在任何一个同名镇或者不是同名的中国乡镇中有着独一无二的奇迹，那就是从这儿生产的衬衫，每年可以供给12亿中国人中的十分之一人穿。一天近50万件，源源不断地输向市场，一年就是1.5亿件，如此的数量，如果将其平展开来，那不是可以把纽约曼哈顿整个地罩在柔软的温情之中——我为东方“曼哈顿”编织了一个美丽之梦。
今年春节前，我再度来到义乌采访，第一站便到了大陈镇。我渴望感受“衬衫之乡”的豪迈与温情。在这之前，我听说了一个动人的传说。在十几年前，有一个走出大山到外地打工的大陈镇农妇，因为第一次上城里人家做工，她特意自个儿扯了一块“洋布”，赶个夜缝了件罩衫。进门头天，城里的女主人欣喜地扯着她的罩衣左瞧右看，连声道好。第二天女主人也到街上扯了块更时兴的布料请这位大陈农妇帮她缝了件罩衣。“好极了，我的同事们都说好，她们每人想请你做一件，5块一件工钱怎么样？”一天，城里的女主人抱回一堆布料。脸上充满喜色的农妇说：“行，允我几天时间。”大陈镇的农妇爽快地接了过来，几天后便将几件缝好的罩衣端端正正地交给了女主人，而女主人则不亦乐乎地交给她整50元钱。“这是工钱，你一定得拿，是人家给的。”她无法推辞。日子久了，这位大陈农妇一日见女主人穿了一件绣花衬衣回家，横竖觉得标致。后来她在回大陈时试着给同村小姑子也带了两件绣花衬衣。这一下可美坏了她的小姑子！村上的姑娘见了好眼红，于是就偷着为自己缝起绣花衬衫。这一传十，十传百，大陈镇的姑娘家都穿起绣花衫来。后来便有人往外面和城里带这种绣花衫，这一带不要紧，不多时便有无数手巧的农妇加入了缝制绣花衫的行列。大陈镇的服装生意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形成的。后来男人们也加入了做服装生意的行列。大老爷们儿干起来就是不一样，这好比都说中国的女人主家事，会做饭菜，但当好一名烹饪大师的又多是男人，这是因为手巧和技术是两个概念。进了门槛的技术真正要说好的还应该是大老爷们儿——当然不排除也有女强人打天下的，就是大陈镇上也有为数不少的女能人。可是成大气候的毕竟大老爷们儿占多数，大陈镇在成为“衬衫之乡”的进程中也不例外。
“衬衫之乡”比我想象的要气派得多。年轻的镇党委书记徐江琦不像有的乡镇干部一开口就拿出“年度统计表”一类，堆给你如山一样的数据，他指着排排高楼迭起的街道问我，他这儿像不像城市，他说你们北京人最有权威评判这个问题。我四周瞧瞧，颇有些为难，因为按照“城市”的标准，这儿似乎少了些喧哗，多了些幽静，虽然宽阔的大街上也有不少车来人往，但显然井井有条，没有那些叫人烦恼的拥挤。于是我只好直说：“城市还不一定够得上，但比起北方的中等县城，绰绰有余和现代化得多。”小徐听了哈哈大笑，说这就满足了，因为他曾同别人打过这样的赌，要是有人能把他们的大陈镇说成像座城，那他从市里下到小镇来当书记算是一种“高升”。现在他从我嘴里得到了“高升”的引证，自然有些自得其乐。小徐书记曾是市委宣传部的才子，因而很幽默。“不过我内心真的感到我们大陈镇的许多了不起。”他深情道，在过去“农业学大寨”年代，终年“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大陈人也有过露面的时候，是省里的老典型，可农民们除了能得到几句空头的表扬外，两手依旧空空，儿女娶亲出嫁还得靠摇拨浪鼓的老父亲外出“鸡毛换糖”挣的几个脚钱办事。改革开放给大陈镇人带来了真正的机遇。当像本市的廿三里人开始形成自己的有形市场时，特别是后来义乌小商品市场的蓬勃兴起，大陈镇的农民们便着手建立自己的产业优势，即已经渐成气候的衬衫加工业。最初的是东一家、西一家的作坊式加工场；后来是东一村、西一村的小规模形式，之后便是成片成片的衬衫加工户；再后来就是一个又一个衬衫生产厂如雨后春笋般地遍地开花。这一过程很有趣，就说销售运输这一块吧，大陈人最早的销售是靠几个妇女提着竹篮或是拿一个布兜搭乘拖拉机什么的往城里的自由市场上自己吆喝着卖；后来是男人们带着样品跑外联系客户，再通知家里发货；再后来是整车整车地往外拉；而今都是全国各地甚至国外的客商自己跑到大陈镇来拉货等货。农民们办厂和经商的方式也随之改变着。由最先的家庭作坊式，到几个人的联户互助式，再由几户联合到大户独立作战态势，发展到现在集团和名牌产品企业领头，与全镇千百户小企业互动并进的局面。集团企业与名牌产品构筑着今天大陈镇作为“中国衬衫之乡”金碧辉煌的大殿，千百家中小企业则是烘托这“中国衬衫之乡”金碧大殿的基石和四围的绿地与花园……如此参错有序的产业形式结构，组成了大陈镇今天固若金汤和名副其实的“中国衬衫之乡”。
小徐书记指着几乎全为新建筑的街道与两边的楼房说：“农民们现在可懂得什么是市场了。我们现在全镇共有400多家制衣企业，为了提高其市场竞争能力，过去分散在各村寨的家庭式工厂，现在几乎都搬到了镇上，其中60多家大企业基本都集中在镇上。我们这儿是过去的一户农民，现在差不多都是一个品牌甚至是几个十几个几十个品牌的企业。他们往镇上每搬一户，大陈新镇就等于延伸了一段，规模大了一片，现代化了一程。这种符合市场规律的聚集，带来了小镇建设的城市化、企业经营的规模化、地方优势的产业化、供销运输的快捷化、优胜劣汰的竞争化和整个大陈镇自身形成市场的良好气候与条件。而大陈镇自身形成的市场化给我们‘衬衫之乡’原有的优势所带来的好处更是不计其数：信息的互用、价格的良性调节、企业与企业之间联合兼并的方便以及共同构筑‘衬衫之乡’的形象与影响度。就在几年前，谁认识我们小小的大陈镇嘛，连义乌这市名在全国也没几个人知道。可现在的情况大不一样了，服装业尤其是搞衬衫行业的，他如果不知道或不了解咱大陈镇的行情那他准吃大亏。另一方面，正是‘衬衫之乡’的市场影响力，使得全国乃至东南亚地区的衬衫行业的经商者都往这里跑，大陈镇本身就成了整个衬衫行业的市场中心和发挥着第一市场的作用。”
“面对这种发展，你们是如何适应的？”
这回小徐书记拿出了一份文字材料给我看，那上面是大陈镇“1999年18项基础设施投资与实施计划、责任人”等情况的详细规划。我粗略一算，总投资超过一个亿。“这几年我们镇政府每年都要投入这么多钱来完善和改造好小镇基础设施，使小镇真正成为不仅具有产业的‘衬衫之乡’优势，更重要的是要建立‘衬衫之乡’的市场优势。”他说。
“一个镇级单位每年要拿出亿元资金搞基础建设，钱从何处来？”
“当然首先得有实力呗！”小徐自豪地说，“去年我们全镇工农业产值达到20亿元，财政收入1900万元，农民人均收入6080元。从这个数字上来看，作为镇一级的经济成果已经了不起了。大幅度发展镇区建设，仅靠政府的力量明显不足，但我们的潜力在于农民手里有钱呀！咱这儿的企业全是个体和私营者，现在的个体、私营者可是不一般了，他们大的几千万几个亿资产都有。像我们今年要搞的18个项目中，5000万元的资金是由镇政府出，另5000万元就靠我们的那些个体私营老板了！”
从廿三里的百姓主动出资修路的事，我不再怀疑大陈镇人同样也有义乌人民共同的一种美德：个人富了，从不忘集体和公益事业。
大陈镇的今天已经是很规模很超前的城镇了，而政府今年的18项新投资项目，更让人心潮澎湃。看，他们又要在世纪末的今年内建起美丽如画的“江滨绿廊”、可以走四道车的大陈大道和像大都市里的那种立交桥……
我忍不住又想起了曼哈顿。于是便对小徐书记说：“希望你们的大陈镇成为‘中国曼哈顿’的‘时代广场’！”
“没问题。下次你来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大陈广场’了。”我仔细再一看他手中的18个项目，可不是，里面有一项就是要在年内建设一个集各种交易和市场功能的“大陈广场”。
好你个义乌人，似乎你们昨天已经在做了的一切，都是在为明天成为中国的“曼哈顿”写注解！
来到大陈镇，我不能不去中国“衬衫之王”之一的“能达利”。
这是一个哥俩办起来的厂子。目前他们厂的“能达利”产品已成系列，国家服装公司认定他们在中国衬衫行业的市场销售量和品牌优势在前五六名。“能达利”在义乌是当然的“衬衫老大”，哥叫陈溪见，胖乎乎的，一副大老板的样子；弟陈溪东，清清秀秀，一表人材。哥俩从开始干衬衫业到现在成为全国衬衫行业的龙头企业并没有多少年头。1992年前，哥俩还是拎着皮包扛着麻袋满世界跑推销的“小货郎”。说起来陈氏哥俩的发展并不复杂，他们的父母都是地道的农民，共有兄弟姐妹4个。老大陈溪见高中毕业时极想上大学，可几次拼搏都没考上，于是只好回家当农民。这小伙是有理想有抱负的人，当他在别人已经开始做起服装生意时，他心里尽管仍做着“大学梦”，但毕竟离生活的现实远了些。这时弟弟陈溪东也初中毕业，哥俩一商量，说咱们也做生意吧。那时并不像现在正儿八经地办厂，他们先买了一台缝纫机，等种地天黑回家后在小煤油灯下试着做上几件，再到街上卖卖看。如果能卖掉，就再做几件。如果卖不掉便上地里种一段田再试着来。做着做着，便有人来接货，就是把货低价卖给中间人，这些中间人负责帮你推销。一件衣服最多赚上一两块甚至几毛钱。可这也比种地好啊！在与命运苦苦挣扎中的陈氏兄弟，决定把积存起来的钱全部买缝纫机，然后又雇了二三十个小工。这样他们在乡下又干了足足两年，等到第三年时便在小镇上租房办起了一个有点像样的厂。
“从1989年到1996年的那8年里，真的像‘八年抗战’，那段时间是我们哥俩最辛苦的年份。”在气派非凡的会客厅里，已是总经理的弟弟陈溪东颇有感慨地道，“当时我们的年产在二三十万件左右。这个规模是属于既不能形成自己的独立产品，又缺乏市场价格竞争优势的阶段，唯一能跟人家拼的就是靠销售上的灵活性。可这不是件容易的事。那时我哥俩分工，他跑西安我跑沈阳，这一西一北大半个中国，你只要能说得出的地名，没有我们哥俩没去过的。有些当地人都不是特别清楚的，我哥俩都涉足过。那几年你知道我们的生意是咋做的？嘿，现在想起来真觉得蛮有点意思。那其实不叫做生意，是认门哪！因为我们是小厂，没人认识我们，更不认我们的货，所以每次只能去认人家的门。但就是这几年，我们认门认出了门道。觉得在中国做生意太有潜力了，那就是我们广大的中西部和东北部地区。那儿的特点便是代表了中国百姓的基本水平，而生产销售适合这些地方的对路产品，也正是摸准了中国市场的门道。1996年，经过‘八年抗战’的锻炼后，我们哥俩决定像模像样地办个衬衫大企业，于是一投资便出手3000多万元。当时仅买地皮一项就花了1000多万，因此有人猜测我们是不是炒房地产，等到我们的现代化厂房拔地而起，全套从日本进口的设备开始飞转时，大陈镇的父老乡亲们惊诧不已，说这才像做大生意嘛！”陈溪东一边领我参观他的现代化成衣流水线，一边神采飞扬地讲述他与哥哥俩人当年决策的英明，“你都看到了吧，这么大摊子，开始不少人说这哥俩，抽的洋烟穿的名牌，全都是贷的款，有他们哭的日子。可仅仅3年时间，我们依靠自己的技术优势和规模优势，一下占据了中国衬衫业的制高点。同时又由于‘能达利’的名牌优势，使得企业像乘了火箭一样的发展速度。如今年产值已达1个多亿，利润超千万元，光‘能达利’名牌的无形资产就值1.6亿元……”
陈氏兄弟是自己亲口告诉我有多少财产的“亿万富翁”。按照目前“能达利”在中国衬衫行业中所占的市场份额以及名牌效应，他陈氏哥俩就是躺着也有挡不住滚滚而来的钞票。只有初中文化的陈溪东听了我的话，露出了一副只有农民儿子才有的憨厚的微笑，他说：“多少钱对我哥俩好像现在已经不是很重要了，你可能不相信，我们的父母亲还都住在乡下，我们还种些地，虽然他们可以从儿子这儿拿走用不完的钱，但他们依旧愿意保留自己的生活方式。我哥俩则有另一种人生追求。我们更多想的是如何进一步开拓市场，占领市场，让中国的男士们都能穿上我们的‘能达利’，有朝一日也要让老外们都穿一穿中国的‘能达利’而不是‘皮尔·卡丹’。”
我完全相信陈溪东的话，因为义乌人用了十多年时间建立起了一个亚洲最大的小商品市场，“能达利”在中国衬衫行业称雄一方的时间更短，仅五六年。“皮尔·卡丹”老了，而陈氏兄弟才三四十岁，你认为谁赢呢？当然是我们的义乌人，我们的“能达利”！在走出厂区时，陈溪东特别邀我到他工厂前的公园坐一坐。我举目四眺，在观赏花团锦簇、小桥流水、青岭飞鹤之后，不免有些自卑起来：什么时候我在京城的家门前也能看到如此一方仙境，那该是何种人生？
“光这儿的地皮我们就花了500万元。但为了让大陈镇的父老乡亲也能像城里人一样在公园里享享福，我们非常乐意做这件事……”陈溪东的话，让我感到大陈农民的胸膛里有股岩浆般的滚烫！（从报纸上获悉：陈氏兄弟现在更了不得。他们不仅在新加坡有了“中国时装”上市公司，最近还投资两亿元参与筹建“钱塘航天有限公司”，成为民营航空公司老板。）
我以为不接触孙荣福这样的人，就不可能真正了解义乌市场的起源与变化的深刻性，也当然就说不上真正了解义乌人的精神世界了。
他把他的家安在义乌市郊的一个山头上。从义乌繁华的市区来到孙荣福的“领地”，有一种返璞归真的感觉。那篱笆还在，那菜地还在，那足前脚后的鸡鸭狗猫更是忽前忽后、忽左忽右地欢实着……孙荣福的“领地”是整个山头加上一直往下延展的山坡，总共有100多亩面积。这儿有他一新一旧的两个家址。旧的是典型的江浙农舍，新的则是我所见到的个人住宅中最豪华和气派的一栋西洋式楼房——即使是某些京城的高级领导或者高级别墅也远不如孙府新宅。孙荣福让我领略了什么叫富，然而这不是主要的，孙荣福让我领略更多的是义乌人所具有的崇高追求和品质。
老孙到底有多少钱？我没有问他，这是个很不礼貌的问题。但我知道，义乌市区内目前唯一的一个稠州公园是他孙荣福个人捐建的。这事发生在10年前，当时义乌的市场还处在一般水平，义乌人还仅在脱贫过程和刚向小康迈进时，孙荣福一下投资几百万元，用了两年心血，将义乌历史上唯一的一个公园建了起来。1988年，开张一年的公园就有了几十万元的收入，不用说，从投资回报的角度看，好多人都说老孙这家伙又瞅得比别人准，是着实的“冷门生意”。但就在这时，人们正准备看着孙荣福在第二年抱“金娃娃”时，他老孙竟上书给市府，说要无偿将公园献给市里。当时，几十万义乌人全都被震住了：他孙荣福简直太了不起了！
孙荣福确实了不起，这并不在于他有钱，而重要的他是个会经营且骨头很硬的汉子。在常人眼里，老孙是个不苟言笑的人，然而只有走进他的心灵，你才会明白这位硬汉的脸上为什么很少有笑脸。也许在今天那些众多的义乌“富翁”身上每个人都有一部不平凡的传奇故事，可似乎谁也难比孙荣福，因为他曾经饱受的辛酸与折磨已经浸入他的骨气之中。我了解孙荣福的一些情况最先还是从老书记谢高华那儿得到的。“老孙在‘文革’期间曾担任过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后来就是因为带领农民外出打工，结果被定为‘黑包工头’而开除了党籍。”谢高华说，“我于1982年到任不久，有一天孙荣福给我写了个条子，提出要承包凤凰山——那是个集体所有的果木场，连年亏损。凤凰山名字好听，其实只是个荒山头而已，共有120亩地。孙荣福提出承包的条件有三：一是承包期为5年；二是每年上缴大队两万元；三是原果木场的10个人的工资由他负责。此事在当时尚没有先例，问题就在于他是个被开除党籍的人。可我觉得老孙自己拍胸脯承包一个连年亏损的集体企业，并能给10个人开工资，这事利国利民，给一个‘犯错误’的人也算是个出路吧。我就在他的条子上批了‘同意’两字，又写道：‘5年承包期太短，可以承包30年。’这件事我是顶着风险办的，后来果真传来很多风言风语。”
孙荣福家共5口人，除他与老伴俩人外，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现在大儿子结婚了，但作为家庭公司的“义乌永强养殖有限公司”，只有本家5个人的股份。孙荣福一家过得非常和睦，老孙现在是这个亿万家产的公司董事长；大儿子是总经理；老二是女儿，当会计；老三小儿子跑外勤；孙夫人是出纳。很有趣，5个人看起来职务有别，但较起真来谁都不比谁权力小，不信你老孙头不是董事长吗？你不职务最大吗？可你决策要有错，在家做饭炒菜的孙夫人就有治你的办法——她不给你支付一分钱，看你董事长到哪儿牛去！
“我们家实行民主议政，集体决策，分工明确，各负其责。”老孙对家族企业的“内幕”进行了首次公开透露。他说：“前年我就想投资养殖娃娃鱼，但方案拿到股东会议上就没有通过，只有我1票是赞成的，他们4票反对。我没辙，大家认为养殖娃娃鱼投资大，风险更大，特别是中国市场到底能不能使娃娃鱼成为气候，这还有待考察。我虽然个人认为中国的娃娃鱼市场必定前景可观，但既然股东会议不同意，我只能服从。又过了两年后的今年，当我再一次把开发养殖娃娃鱼的事提出来后，经过一段时间大家各方调查论证，最后全体举手，于是我们才决定拿出1300万元的投资来……”
孙荣福的家庭公司，让我看到了中国现代私营经济趋向成熟的喜人景象。
像孙荣福那样成功的家庭与私营企业在义乌不是少数。从孙荣福那居高临下的凤凰山下来，我看到了义乌市的另一个令人拍手叫绝的地方，那就是义乌农民们自己建设起来的一个个现代化的大型农庄。
义乌地处浙江中部，是个平原与丘陵兼有的地区，还有一部分山区，它具有中国农业县市十分典型的自然条件。在看到已经具备都市风采的义乌城区和如大陈镇、廿三里那样初具现代化规模的乡镇，我曾设想了一种对未来中国农村发展的担忧：以后农村都成了城市，那么那些自然条件差的山区或丘陵地区的农民怎样实现现代化呢？或者说，义乌市这样一个城市建设随着市场的超乎想象的发育，会不会本地自身之间出现严重的贫富差异？假若我们即将到来的21世纪里，许多过去是种地的农民，后来因为办企业或经商而走进了城市，或者有的完全是因为我们的城镇发展而一夜之间由农民变成了市民。那时土地谁来种？种田的人能不能生存？怎样使我们的土地上依然有生生不息的儿女？
与义乌市现任领导见面时，已经不是我所想获得的那种表面文章了。然而题目出给这些年轻的市领导时，想不到的是他们竟然胸有成竹地解答了我的疑虑与担忧。他们告诉我，在他们这一任目前集中最多精力的就是在今后的5年内，更好地解放思想，理清思路，并切合本地实际，坚定不移地实施“兴商建市”的发展战略，依托已经形成的专业市场优势，把义乌市建成一个具有相当现代化水准的中等城市。具体而言，便是要在进一步加快义乌市区建设进程的同时，重点加快苏溪、廿三里、佛堂和上溪4个卫星镇的建设。“那时，我们的义乌城区由于4个卫星镇的介入与并合，将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中等城市。全市乡村行政区将向卫星镇集拢，而卫星镇与卫星镇之间，卫星镇与中心城区之间实行轻捷快道相联接，整个义乌乡乡村村，围绕中心城区组成一个相互映辉、相互作用的网状构筑，从而形成合力互动的巨大发展态势。那样我们传统意义上所担心的城乡差别便将真正消除，农民与市民之间不分彼此……”赵金勇书记跟我说这番话，是在他办公室一边挥毫时不假思索的坦言。我当时听后内心有种强烈的震动——来自我想象之外的那种震动。我觉得在一个地方能看到某种繁荣的景象并不太费劲，费劲的是我们常常听不到当地的决策者们高屋建瓴的思想。
义乌决策者那充满时代色彩和无限激情的高屋建瓴思路，改变了我原先想进入世外桃源式的农民庄园，不得不回首折身，领先进入义乌领导者为我展示的他们的那个未来世界。而这不由得使我联想起1997年的那个冬季。在那个冬季里，我用近一个月的时间走遍了美国东部的几座重要城市，那里有记录当今世界最强大国家发展的历史轨迹。我因此到了美国本土民族与英国茶商浴血抗斗的波士顿，也因此到了华盛顿签署《独立宣言》的费城，后来是在白宫前的独立广场上我走进了林肯纪念堂，最后才久留于纽约。面对世界最强大的国家，我努力寻觅着一个答案：到底是什么使一个仅有两三百年历史的民族，能在短时间内发展得如此迅猛？靠的东西很多，有外在的，更有内在的。但我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每一段美利坚的强国历程，都总是有一位用中国人说的话叫做“明君”。我们熟悉华盛顿，熟悉林肯，但遗憾的是我始终没能搞清楚是谁缔造了纽约的曼哈顿岛。当我站在“帝国大厦”俯视森林一般的楼宇和楼宇之间那涌动的车流人流，我唯一特别想知道的是谁缔造了这个世界之最的商都？我当然知道商业的力量可以推动城市建设的发展，我当然也知道市场可以营造繁华氛围，然而我想寻求那个缔造了这座世界商都的领导者与开拓者，但我没能做到。可这并不意味着锁断我进一步思考：中国的建设与历史进程难道不是因为一朝“明君”一朝繁荣吗？
义乌人应该感到庆幸，他们在每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都相应获得了这种可能。改革开放20年，义乌市场18年，从谢高华那一任算起，义乌的领导已经换过数任，百姓们心里清楚，哪个时期发展最快，便必定有一位人民拥戴的好领路人。今天义乌在跨世纪的重要时期，又恰值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城向誉满神州的现代化中等城市迈进的阶段，今天的义乌人民自然把眼睛投向了他们今天的领路人。
显而易见，像义乌这样一个社会实力和人民生活已经发展到相当水平的地区，如何顺时应势，把握工作的主动权，将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这是摆在现任班子面前最重要的课题。在挑战面前，班子的头脑始终是清醒的，他们高擎“再创业、再发展、再提高”的旗帜，没有一天放松过肩上的责任。
市委书记赵金勇很清楚这一点，他对我说：“作为一个农民出身的‘县太爷’，我知道百姓想的是啥，要的又是啥。老百姓是一个区域发展的主体力量，是‘母鸡’。只有把这个主体力量充分地动员起来，把这只‘母鸡’喂饱了，它才有可能生下很多蛋，进而推动社会的历史进程。现在有时我们一说工作成绩，就总是先在某某领导、某某部门的‘直接领导下’、‘亲切关怀下’，最后才说到是‘在广大群众努力下’，这实际上是不对的。人民创造历史和财富才是第一位的。义乌有今天，难道不是这个理吗？领导的作用当然很重要，可领导的作用只有顺应民心时它才发挥真正动力。什么是民心？对一个地区而言，根本的就是发展经济，让人民生活富起来，让社会朝前走，这是体现民心民意的根本所在。要实现它，决策者和领导者就必须把工作的着眼点和心思放在人民群众最关心的事上，锐意创新，又能善于凝聚人心，在上上下下营造出一个思想同心、目标同向、工作同步的局面。我因此要求自己和市级领导班子的同志都要把关心和解决老百姓的事放在头一位来开展工作。拿我们义乌来说，就是我们的市场越办越兴旺，大家口袋里的钱越来越多，而且多了以后还能生活得有质量、有情趣。这就是我们现任市级班子为什么把精力都重点放在要把义乌建成现代化水平的中等城市之上。因为对中国的农民来说，能在身份上和生活方式上成为城里人这是最高的一种理想追求，而我们因此不断强化加速城市和集镇建设，为的就是满足老百姓的这种追求。同时城市发展了，我们又不能放弃农业生产，那么如何处理这一矛盾，我们当领导的责任就在于此。啥叫当干部？当干部就是干老百姓心里想的事，或者是心里想却又不能如愿的事。我常对下面的人说，我就是要你们拼命地工作、干活，为啥？为的就是不能把百姓的事给耽误了……”
（义乌市的领导从赵金勇书记之后已换了几任，现在的市委书记是楼国华。楼书记在义乌已工作数年，他的执政理念更令人折服敬佩，因而也有了义乌近几年更飞速的跨越式发展。）
义乌的百姓告诉我，别看他们的市场已经在好几年前就在全国闻名，可义乌作为一个像模像样的市还是最近几年的事，这得归功于现任班子具有强烈的时代意识和工作的大手笔。曾几何时，这个本来只有几万人的小镇，一下成了拥有二三十万常住人口和每天十几万流动人口的城市。然而尽管许多百姓的户口完成了“农转非”程序，但思想、意识和行为上，仍然是不折不扣的农民。而当这种非城市化的意识和行为，集中在一个公共区域表露出来时，它给予我们的城市形象是绝对的丑陋。义乌市在一个时期很不叫外人中看，可以说是“水不清、路不平、灯不明”，污水横溢、垃圾遍地、交通阻塞……
“抓，一定要把城市的形象树起来，把市民的素质提高上去！”市委、市政府因此大刀阔斧地作出了加强城市建设的几大工程，而且在之后的连续几年里都投入了大量的资金。那时有相当一部分人对此并不理解，认为是决策者“拿百姓的钱为自己出风头”。
“其实我们是用心良苦啊！我们这些市级领导中，大半也都是农民出身，当我们接待外面的客人上义乌街上一走，你猜人家对我们说什么呀，他们冲着我们说：义乌人靠小商品市场是赚了钱，赚了大钱，但看看义乌街头脏兮兮乱哄哄的样，集市不像集市，城市不像城市，他们骨子里是成不了器的农民嘛！听了这些话，我们脸红呀！难道我们义乌人就只会赚钱只会办市场，而不会把自己收拾成标标准准的城里人吗？”市府的一位领导在自己的办公室一边情绪激昂地走动，一边如此对我说道，“不信我们农民就只能永远成为被人瞧不起的乡下人，我们更不信义乌人除了赚钱就不会建设自己的城市。于是我们发誓要把义乌的城市建设搞好，一方面是硬件要上去，比如加宽马路、规划新区等，更重要的是在提高市民的素质上。可农民身上确实有些习惯与传统并不好，你去帮助他改掉未必受到欢迎。这时候你推行正确的决策就必须坚决、果断，甚至敢冒落骂名的风险……”
这位领导同志自己没有给我讲述他们是怎样抓这些事和碰到了哪些可能要落骂名的事，但义乌的百姓却给我讲了。前年，市府针对义乌城市建设中的突出问题，就大抓了街头“三禁”：禁喇叭、禁烟炮、禁养家禽，那阵势百姓记忆犹新。先说禁喇叭。自打义乌小商品市场办起后，义乌人一直引以为自豪的是大街上“车水马龙、喇叭声声”，而且曾经有领导在大会上把这种现象归为义乌市场繁荣的象征。现在市里要抓禁喇叭声，这对已经无拘无束按了十几年喇叭的车手们可是一次前所未有的“禁锢运动”，一句话，哪儿也不习惯。
“不习惯也得改！”市领导铁了心要做这件事，“市交管部门要专门设一个箱子，用来装违章的驾驶证，这个箱子要上3把锁，交警部门1把，城管部门1把，市府1把。有话在先：谁也别想对违章的人开后门，谁也别想讲情。谁讲情，谁开后门，就撤谁的职！”那些日子里市委、市政府领导亲自带着能出办公室的机关干部、交警人员、城管人员，浩浩荡荡地走上大街。他们见一个按喇叭的就扣一个司机的驾驶证。百姓们讲述当时的情形时形象地说：“那段时间里，大伙对违章按喇叭者就像见过街老鼠。那劲头……哈哈哈！”
这一招可以称绝，连义乌人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竟然能把像按喇叭这样的“老毛病”治好了。有了自我的信心，之后的禁烟炮、禁养家禽等也都大获成功。“三禁”一治，义乌市面上似乎一下换了个样，百姓回头一瞅，发自心底的一种意想不到，原来我们也是可以变成文明的城里人哪！
本来嘛！决策者们笑了。
百姓服了。
然而这仅仅是“初级阶段”，在义乌市领导的一班人心目中，他们勾画的现代化义乌市，应该是个“农工商贸市”齐发展的中国式新都会。而要实现这个宏伟目标，就必须在建设好城市的同时，还要建设好农民的美丽家园和不断扩张“中国小商品市场”的经济外延。这就是我下面所要描述的义乌最令人激动的内外两幅日新月异发生着裂变的锦绣——
让我回到距市区一公里外的那个“福田庄园”吧。
中国真的有农庄吗？中国的农庄是个什么样？像当年的地主（我们今天50岁以下的人根本就没有见过地主的家业是什么样）？还是像电影里看到的外国富豪们所拥有的那种庄园？总之，庄园这个熟悉的名词，在我的概念之中是模糊的。前年的北美之行，我确实到过加拿大人的私人庄园。那些庄园基本是农庄式的，主人拥有很多地，一望无边。然后在一个合适的地方盖一个不太大的住宅。那住宅不像中国人那种四周有严实的围墙，或是一栋楼，或是几排加工厂。因为农庄主一般都要把生产的粮食或果品加工成半成品、成品。但我问过当地的农庄主现在有没有真正的那种西方电影里看到的富豪们所拥有的典雅庄园，他们告诉我已经很少有了，整个加拿大都不多。原因是随着现代工业的发达，有钱的富豪们已经都搬到大都市去了，乡下的那种田园式生活，对新一代富豪们已经失去了诱惑力。西方的庄园不再叫人留连忘返。那么我们中国的庄园是什么样呢？
跨进义乌的“福田庄园”之后，我才明白原来中国的庄园是这样！你一定想象不到，这就是我们中国农民的庄园。有一泓无边、碧波荡漾的水面；有人工湖畔架起的最现代化的水上乐园以及清澈见底的海浪游泳场；有曲径通幽、风情万种的垂钓塘泊与无法尽收眼底的种植、养殖园圃……然而我最钟情的是那十几栋别致优雅、错落有致的小木屋，以及小木屋四周郁郁葱葱的绿林和一条条找不到同一形状的弯弯小路。啊，这就是我们中国的庄园，中国的农民庄园！
主人楼瑛财问我这个京城里来的人对他的庄园作何评价。我竟一时答不上来。“真的，这里太美，太气派了！”我似乎一下意识到自己目光的局限和想象的贫乏。客观地讲，在义乌，我曾被入进难出的浩大市场而震动过，也为飞速崛起的小城感叹过，但我坚持认为义乌农民们建起的无数像“福田庄园”一样的农庄，是所有让我心潮澎湃中最热血沸腾的地方！
楼瑛财的福田庄园始建于1996年，总面积达35.5公顷，其中陆地21.2公顷，水面14.3公顷。总投资为一亿三千多万元。它的最大开发潜力是观光、休闲、旅游和附加值特高的商品农业，以及水面产业三大块。庄园的整体设计充满现代化色彩和乡村特色，是主人请了当代中国最有设计实力的中科院、浙江省农科院、南京大学、浙江大学、航天部、中船总公司等科研机构与高等院校共同完成的。楼瑛财说，整个庄园的投资全是他家庭的股份，预计在8年左右收回全部投资。
“有把握吗？”
“应该有。”楼瑛财对我的问话回答得很肯定。他说1995年政府号召开发荒山，他是第一批从小商品市场上撤出来搞农业开发和建设农庄的人。我问为什么敢冒过亿元的险，投资去搞农业开发，楼瑛财的话匣子就被打开了。
“我是农民呀，我们不种好地还有谁来建设农村呢？”楼瑛财动了真情，“我从小因为出身不好，初中毕业便回家种地。那时有门路的人跳出农门死也不想种地，可对我来说就不一样，能不被别人歧视，再苦再累的农活干一辈子觉得是一种幸福。可那时种地能得到什么呢？干一天10个工分，合3毛来钱！咋个活法？我全家8口人，老的老，少的少，全靠我和孩子妈俩人支撑着。那时我们生产队地少人多，又都是丘陵，大部分是荒地。为了养活全家，我几次想在荒丘上开块地种点农作物。可别人看到后就批你，踩你，把你当做‘资本主义尾巴’而又是批来又是斗。无奈，我也出去当拨浪鼓手，去外地‘鸡毛换糖’，挑了8年货郎担，最远跑到湖南。1978年开始做些小生意，把上海市场上的卫生纸、彩色小纽扣，贩到江西、湖南山区等。那时我到上海商店买女人用的10个小镜子，商店的服务员瞪大眼睛就是不卖你。我只好让买菜的老太太帮着去买，多出几毛钱给老太太作为报酬。1980年我被评为‘万元户’，乡里送来‘万元户’牌匾时我怕得要命，因为那时人们的思想还处在对什么都拿不准的年代。就在我当‘万元户’的当口，有一次我到宁波进了一批塑料气球，上义乌马路市场批销，结果碰上了‘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他们瞪着眼睛来查我。从那起我又不敢做生意了，回家想种地又没地，我们整个义乌人多地少，我所在的村更是这样。饭总要吃吧？于是只好又去做手艺。一直到1984年以后，政策明朗了，我才又开始重新经商，接着是办厂，搞畜毛产品加工等，生意越做越大了。我有3个儿子1个女儿，那时孩子们大了，他们便一起与我做生意。我俩儿子脑子灵，他们敢作敢为，利用广州和义乌两地优势，生意越做越活，越做越大，当然钱也赚了不少。赚了大钱到底还干什么呢？我对儿子说，我们家祖辈是农民，过去连饭都吃不上，现在有钱了，搞其他投资自然可能赚钱更多些，但在外面赚得再多，如果不把家乡建设好，就对不起养育我们的土地。儿子很懂事，听我这番话后，钱赚得最多的大儿子说，爸爸，我明白你的意思，儿子一定要让家乡这块土地成为流金的地方。正好这时政府号召我们开发农业资源优势，于是我们全家一商议，决定买下现在已经建成农庄的这块30多公顷的土地……”楼瑛财抬腿用力踩一踩脚下的沃土，说，“这儿以前可是一片只长草不长粮的荒丘呀！但我们仅仅用了两年时间就把它变了样。”
我看到楼瑛财深情地蹲下身子，轻轻地抚摸着嫩绿的禾苗，眼圈里滚动着晶莹的泪水。“我常常做梦都在想，这眼前辽阔的一大片土地是不是我楼瑛财楼家的呀？有时我独自在办公室时常偷偷拿出政府颁发的土地使用证，左看右看，看个不够。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没想到党的政策会这么好，让一个过去追求了几十年想有块地种着养活全家的‘土地迷’终究圆了自己的梦，而且是超乎想象的梦。你说我们当农民的还有比这更高兴的事吗？”楼瑛财的话强烈地感染了我，这使我又能从另一个方面感受到义乌市的决策者在领导他们的人民进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时，为什么能以比别人快出几倍的速度在前进，归结点便是他们所作出的每一个决策都是从百姓的最终利益着想。
“听说你的儿子到美国去学习了？”
“是。因为这个庄园是他投资的，他是老板，我是给他打工的呀！”老楼说话很幽默。后来我才知道他真的是在为“福田庄园”董事长的大儿子打工。
有意思。我问：“你儿子一个月给你老爷子多少钱？”
“1500元。”
“有奖金吗？”
“这得看年度效益。”
“情愿给儿子干吗？为什么自己不继续做生意了？”
“年岁大了，就再没有年轻人闯劲儿足。再说儿子这一大摊子得有人给他盯着不是？”
“你儿子到美国学什么？”
“学农业综合开发。”
“听说光学费一个月就要4000美元？”
“是。”
“花这么高代价值得吗？”
“当然。我们搞庄园是为了实践中国农业现代化的综合开发，这就得应用先进科技和管理体系，你看，我这么大年岁还在学习操作计算机模拟。新时代的中国农民庄园，可不是过去的‘地主老财’那一套呀！”楼瑛财自己哈哈大笑起来。
在那开怀爽朗的笑声里，我强烈地感受到一个拥有土地的农民对自己的选择和未来所充满的自豪感。听陪同我的市委宣传部的同志介绍，在义乌像楼瑛财家这样的大农庄已有几十个，他们或从事农副产品开发种植，或从事禽牧业养殖与加工业，或从事连片的水面资源开发，或承包整个荒丘秃岭进行花林果树的商品化耕作开发……而正是一大批像楼氏家人那样敢于花大钱并根据当地实际，按照现代市场经济的走向规划设计出的一个个大手笔蓝图，使得传统意义上的市场概念，在义乌这块已经勃发热火朝天的商品经济土地上，又有了一个更为宽泛、更为广阔的搏杀与竞争的大战场。这就是赵金勇、周启水等一班人，刻意要将一个具有更强实力、全面拓展的义乌带进新世纪的两大战略措施之一。
Where are you from？（你是哪里人？）
I\'m from Yiwu，China.（我来自中国义乌。）
I\'m a business man.（我是一位商人。）
I\'m a business woman.（我是一位女商人。）
那天我们从“福田庄园”回到城里，已是繁星闪烁、霓虹灯四射的夜晚了。在一个已经收摊的门市部前，两位女商家在用英语对话。一问才知道，她们正准备随团到南非做生意。
“你们过去是农民吗？”
“是。8年前我还在家里种地呢！”其中一位灵巧的姑娘抢过话头对我说。
“义乌市场的生意这么红火，为什么还要到外面甚至是国外去做呢？”
“为什么不呢？市场是没有界限的，我们义乌人生意做得好，就是从来不把自己划死在一个固定的地域，只要那儿有钱赚，有生意做，就是我们义乌人要去的地方。”
这是义乌人的又一个特色意识！
我早听说中国的生意人中，浙江人是最吃苦耐劳和最能生根结果的。打改革开放后，早期的外出做工赚钱的要算安徽的小保姆和浙江的修鞋匠，后来便是四川的打工仔。在这三股人潮中，浙江人最精，他们不仅仅是以出卖劳力挣个饭钱，而且靠自己的手艺与才智赚钱。在浙江人中，温州人是以自己制作产品而著称，义乌人则把商品交易做到每一个角落而见长。拿温州人与义乌人相比较，前者更多是依靠在自己的土地上，用制作出精良多样的产品来扩充自己的实力，后者的义乌人当然也有很多自己独立制作的产品而称雄市场，但他们更多的是依靠市场直接进入商品交易的流通过程，而这个过程其实是整个商品市场中最活跃最快捷又能产生最大利润的环节，这就是为什么义乌人之所以在连温州那样的地理优势都不具备的条件下，能称雄浙中乃至大中华的由来。
在80年代最初时，也就是在义乌市场刚刚开始形成阶段，义乌便有人用塑料袋和双肩扛着，远涉千山万水，不顾生命危险，奔至西藏拉萨做生意。若干年后，在世界屋脊有了第一个小商品市场，而这种被西方经济学家称奇的“现代文明与原始地理相融合的奇迹”，着实让中国以外的人们瞪大眼睛惊叹了好一阵。这件事其实仅是一个义乌农民促成的，而像这样的叫“老外们”甚至中国人自己都感到惊诧的事，在义乌人眼里实在太寻常不过。义乌的主人告诉我，凡有人群和可能形成市场的地方，我们义乌人就必去插足。
为什么？
很简单。做生意，追求的是有没有市场。义乌人的前辈在缺乏交通工具时，他们的“鸡毛换糖”能走出百里千里之外的跨省地域，而今天我们有了四通八达的交通以及多种多样的交通工具，他们义乌人便把双足插遍可能形成市场的每一个角落。说到这里，我不得不说到余汉平。
余汉平是谁？余汉平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义乌农民，可余汉平又是现在中国西部最有影响的巨商。说他是义乌的一个普普通通农民，是因为现年43岁的余汉平式的人物在义乌很多，就是像他这个年龄成了“亿万富翁”以及他成功的经历，也与义乌富商们大体相近。说他是西部最有影响的巨商，是因为在中国目前还没有像他那样勇敢而有效地开辟出了一条将东部的现代化小商品源源不断地送到中国大西北的“新丝绸之路”，以及他极其成功创办了一个规模巨大的“兰州义乌商贸城”。
1997年10月28日，这一日子对兰州人来说并没有什么特殊纪念意义，但这一天由于一个义乌人在这儿投资了一个亿的钱办了一个日后影响兰州人生活，甚至影响整个西北人生活的大市场，使这一天因而变得有些特殊。这个名叫“兰州义乌商贸城”的大市场自然就是余汉平的。
义乌人为什么要到大西北另辟商市，这是义乌中国小商品市场的经营者们大智大勇的战略决策。从赵金勇书记和周启水市长的口中，我不止一次听他们这样盘算他们的大略：义乌要成为中国式的“曼哈顿”，第一步就要自己有个永不沉落的有形市场——已建了近20年的大市场；第二步就是把整个义乌的每一寸土地变成市场经济的基地和直接的出产品、搞交易和从事流通的全方位市场；第三步就是以义乌现在的“中国小商品城”和义乌全市的每一块土地、每一个企业与家庭都当做大后方，然后利用义乌人的经商经验与精神，在各地建立义乌市场的无数只“巡洋舰”与无数只“航空母舰”。
余汉平是完全由自己航行出去的一只“西北号”义乌航空母舰。
余汉平选择西北市场，就像义乌人选择建立小商品市场一样聪明。义乌的小商品到目前为止，绝大部分是满足中国普通百姓生活所需的物品，所以它一直欣欣向荣。因为12亿中国人的内需市场就是一个让全世界所有客商感到眼红的肥肉，而在中国的内需市场中，辽阔的大西北便是中国内需市场中最具潜力的市场。义乌人运用了邓小平理论建立起了中国小商品市场并繁荣和富裕了人民，余汉平则运用了义乌经商办小商品市场的经验，成功地在大西北再度实践了邓小平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理论。
“西北是什么？西北是中国未来的希望。西北的希望在哪里？西北的希望在开发，开发的先导在流通。”余汉平干的就是流通。他把自己的资金重重地投到了西北，就是因为大西北是块商品经济刚刚苏醒的处女地，它有太多的诱惑和太多的梦可做，当然也有太多的钱可赚。到达一定境界的巨商们对赚多少钱有时已经显得并不太看重了，看重的是自己的决策对头与否以及自己的行为对民族发展有没有利了。
听听兰州人对义乌人来办市场是怎么说的。
兰州人说，我们这儿几十年来一直是在计划经济下生活的，虽然改革开放也有20年了，但由于我们地处大西北，没有多少财力和物力像沿海地区发展那样快，单纯靠国家有限的投入已经不是快捷向现代化进军的唯一出路了。而浙江义乌人到兰州办商城，一方面在极短的时间内把资金投入很大的建设项目，建在了我们的土地上，又直接把沿海的商品带入了我们大西北，并以最适合大西北百姓经济承受力的价格进入千家万户。而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给西北人带来了东部人的开拓精神与市场经济意识，这是最宝贵的财富，它给予我们的要远比商场本身的意义大得多。
余汉平的这艘“西北号”义乌航空母舰已经成功地停泊在西北重镇兰州，连续几年创下了甘肃省和西北地区室内市场销售额第一的纪录，成为兰州人必去和引以自豪的一个大市场。而余汉平办这座商城对远在数千里之外的老家的义乌市场本身，也带来好处多多。首先是一批义乌商贩把赚钱的机会延伸到了大西北，并且钱要比在义乌当地赚得还多；其次是义乌作为中国小商品城的中心市场，它的货源能得到更加合理的输放。现在，余汉平的“西北号”航空母舰不仅开到了兰州，今年，在建国五十周年之际，又将在青海省会西宁市再出现一所投资7000多万元的“西北号”子舰。然而这对余汉平来说仅仅是开始，在他的办公室里有一幅十分醒目的蓝图，那上面是他公司发展和准备要占领的市场的示意图，另有一句豪言：立足兰州，辐射西北，服务大众——是我们不变的宗旨。（余汉平现在商城不仅办到了中国西部数个省城，而且办到了韩国的首尔。他在那里办的商城面积达5万多平方米，为当地最气派的中国商品城。3亿多资产，5000多员工，这就是今天的余汉平。）
其实在每一个义乌人心头都有像余汉平那样一幅幅充满激情与理想的奋斗蓝图，那就是尽力地占领可以占领的一切市场，为自己创造财富，为他人谋取幸福，为社会作出贡献。
义乌现有人口65万，除去老人和儿童，那么将有近40万人，而这40万人中间，再除去国家公务员和国有企事业单位职工，在剩下的30多万人中，将有60％以上的人在从商，而这部分人中，有近五分之一的人是在非义乌本土的外地市场上从事经商。主人告诉我，目前全国联托运的人中有70%是义乌人，据说广东、海南等地的公路段运输承包者中几乎全是他们义乌人——公路段运输承包是件风险很大的生意，但带来的经济效益也是巨大的，所以都给义乌人去干了；义乌还出现了全国第一个个人承包火车运输的主呢！此人叫贾建军，30多岁，魄力大，为了承包从义乌到东三省的火车行包专列，一下拿出500万元交给铁道部作押金！了得吧！这样的事只有义乌人敢干！
啊，义乌人的生意火，在家乡的土地上他们把生意做得红火了近20年，在他国异乡，他们又把生意红遍了神州大地与海外市场。
那天从“福田庄园”回城，宣传部的同志让我一定要见见一位“三闯南非”的义乌大亨。这位名叫赵贤文的大亨，就是义乌市第一个星级宾馆——“华丰宾馆”的老板，同时又是华丰机电设备公司的总经理。在义乌“华丰”名声可不小，其中重要的原因除了它是义乌新城第一家三星级宾馆，而且还有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留下的墨宝呢！
朱总理到下面视察的作风是众人所知的，他常爱批评那些不负责任的干部和单位，从他口中得到表扬的并不多——尽管他心头记着。1995年5月某日，朱镕基总理到义乌视察，中途要在“华丰宾馆”下榻。这可惊喜坏了赵贤文，但惊喜之余赵贤文更有几分担心，因为他老赵也早已耳闻朱总理的脾气，弄不好准挨批评。
中午时分，朱镕基总理来到“华丰”用完餐后，环顾了一下餐厅，说：“这宾馆不错嘛！”在步入走廊时，他用手敲了敲装饰柱，问赵贤文：“这是什么材料做的？”
赵贤文忙上前回答：“是石膏制作的。”
朱镕基很高兴地说：“不错，管理得这么好，我还以为是大理石呢！哎，你这个老板造这宾馆花了多少钱呀？”
“3000万元。”
“哪儿来的钱？”
“是我的一个福利企业——义乌发电设备厂投资的。这个宾馆是全国民政系统第一高楼。”赵贤文带着几分自豪地汇报道。
朱镕基同志一听便哈哈笑起来：“我明白了，你们是用了免税的钱盖的楼。”又问，“你的企业残疾人有多少？”
“占企业人员的56％。”
“生产什么产品？”
“发电设备——柴油发电机组。”
“质量怎么样？”
“曾获得省优质产品、亚太国际博览会银奖，出口50多个国家。这次广交会上成交1000多万元。”
朱镕基同志大为惊喜：“啊，看来这产品是赚钱，你真是又赚钱又免税，又给社会办了好事。行，你能干！”朱镕基同志拍了拍赵贤文的肩膀，十分高兴。于是就有了后来他特意为“华丰宾馆”留下的墨宝。
赵贤文确实不简单，他是义乌经商精英中的精英。他钱比别人赚得多，但吃的苦也同样比别人多得多。老赵已经快60岁的人了，但谈起往事仍像小伙子那样激动。他说他也是农民出身，后来进了厂，可那时大家都在吃“大锅饭”。他想挑头做点事，让企业活起来，却反而落了不是，直到被免职。那年他和妻子俩人靠2000元起家做生意，第一笔生意就赔了个精光，妻子恨不得跟他拼命，可老赵一边帮妻子擦干眼泪，一边又重新开始在商海中学着摔打。几年下来，他有了些积累，便办了一个福利厂，组装发电机。生意就那么越做越大……但是老赵不满足，他觉得义乌人要把市场办好，除了占领国内市场外，还应当走出去。于是前年开始他就只身到国外转了一大圈，他在领略世界经济市场的先进水平的同时，发现了一个可以适合于我们中国人开拓的非洲大市场。这就是他日后“三闯非洲”的前奏曲。
“你看，这就是我要在南非建的‘中华门’商业中心。”赵贤文指着办公室一侧的那面大墙上的一幅蓝图，介绍说：“它在南非的约翰内斯堡市，占地9公顷，耗资1200万美元，其规模是中国到目前为止在国外建设的最大商业城。”
“它主要经营什么呢？”我问。
“什么都经营。”赵说，“当然首先是适合非洲人民需要的东西，而非洲是稍落后于我国的发展中地区，目前我们国内市场上拥有的大量商品，正是非洲兄弟特别喜欢的商品，所以我做这件事会很有钱赚，可更重要的是我看好中国商品在整个非洲的市场……”
“‘中华门’这个名字起得太好了！”
老赵颇为得意道：“这是我一生中最后想做成的一件大事，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我们义乌人办市场能不能‘敢为天下先’的一次大胆实践。因为这个市场一旦成功，它将给我们义乌乃至整个中国对外贸易带来深远影响，所以我给它起名为‘中华门’。”
一个响亮而含义深刻的名字，它既包含义乌人追求市场最高境界的那种胸怀大志的气魄，同时也象征着12亿中国人的民族骨气。
老赵说，他的南非“中华门”已经投入商业运营，然而一些出境劳务手续令他十分头疼。但他坚信“中华门”就像其名字一样，一定会在非洲大地上响彻四方……（67岁的赵贤文现在已在尼日利亚做发电机生意，因为尼日利亚盛产石油，开采石油需要发电机，老赵的生意因此像井喷的石油，滚滚不息，气势如虹……）
我相信。因为义乌人那种特有的“敢做天下事，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正是他们沿着邓小平理论指引的道路，在强市富民的伟大实践中，留给20世纪中国农民革命史的神来之笔和经典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