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界的弄潮人永远是那些执著的老板们。常熟服装城内从事经营的大大小小老板在工商管理部门注册的共有三万多个，而要加上那些在外围和不在管理部门注册、却常以市场为中心业务的固定经营者，就恐怕谁也说不清个准确数了。服装城的“老工商”拍胸脯说：绝对不会少于五万个！
在一块不到4平方公里的地界，聚集了如此众多的商海战将，足见这里的“战火”之激烈。
那是一种真正的战斗。
一种金钱与物质、智慧与战术的战斗。
一种灵与肉、道德和非道德相交融的有序战斗。
所有的战斗集中了一个目标：赚钱。
所有的战斗体现了一种精神：自我价值的升华与沉沦。
老彪其实并不老，只是因为他在近乡远邻算得上个老板，所以大家把他原来的大名“小彪”叫成了现在的老彪，以示对他的一份敬意。
三十来岁的老彪在常熟服装城里始终没有注册，因而他在市场上也始终没有名分。但像他所采用的经商之道——“收网术”，却是当地相当一批老板普遍采用的一种战术。老彪的全部经商家底是他的那辆摩托车，他的经商之道也是随这辆摩托车走出来的。在采写此文时有几天我就住在老彪家旁，开始我并没在意还有像他这样的常熟小老板存在，这完全得感谢他的那辆昼夜轰鸣的摩托车。当然，起初我十分地恼火那摩托车声，原因是它总在我准备入睡的深夜十一二点和清晨四五点钟时“哒哒哒”地响个没完。如此几天下来弄得我白天不能正常采访，夜晚不能按时入眠，有一天半夜时我终于爬起来到老彪家问个是非因果。“实在对不起，看把你折腾的。”老彪知道我的意思后很是抱歉道。然而他告诉我，他的生意必须在这两个时辰做，否则就不成。经他一介绍，我终于明白了这位老板赚钱的全部秘密。
老彪本人对服装是个门外汉，而他的服装生意开始，则是有人让他“顺便”往常熟城里的那个市场里带几件几包衣服，这样一次两次给“顺便”捎出来的。带的趟数多了，邻居们不好意思了便给老彪3块5块10块8块钱的。后来老彪想，既然这“顺便”也能“带”出生意，何必不来个干脆。专门像打鱼收网似的，帮有织机的各家各户，把已做好的服装成品送到市场去卖呢？这一干脆，他的生意还真做成做长了。
常熟的广大农村过去几乎家家有纺线织衣的机子，但并不是家家都有人又有时间到市场去买卖成品。这就必须有专人帮助他们把每天生产出来的衣服，拿到市场上迅速换回利润——即使最笨最小本经营的生意人，也知道尽快把成品换回现钞是一种最有效的赚钱方式。老彪正是适合了这种需要才把生意做成做长了的。
一台织机一般一天能织成二十来件衣服，这二十来件衣服由一个人做，其工时大约得十五六个小时，也就是说从早晨6点干起，得到晚上10点做完，也就是说在每天刚刚把衣服做完时把成品送出去，能最有效地赚钱。老彪正是每天在此时此刻，骑上摩托车去做完衣服的各家各户收成品，所以他的生意有了最基本也是最活跃的源头。那些做衣服的人能在最快的时间里，看到自己由劳动到货币之间最短的交换过程。虽然这时的劳动价值可能比自己直接将衣服成品拿到市场卖掉要少赚些钱，但他们也愿意眼前的这种交易，因为它来得快速、简单、不受骗、不耽时。而老彪这样的老板也正是依靠这个时间，能以最低的价格拿到货物。每天这时，老彪开着摩托车飞驰在乡村巷间，以最快的速度将各家各户的衣服成品像收网似的收到自己家中，第二天一早，他又开着摩托车直飞常熟城内的大市场，卖给那些有摊位有门市部的老板们。当晚，老彪又用早晨赚来的钱去各家各户“收网”……如此循环往复，老彪口袋里的钱也跟着鼓了起来。农忙，当农家人暂时放下织机下地收割时，老彪的摩托车还是不闲着，他开始去贩卖各种农副产品，所采取的还是“收网术”。
像老彪这样的小老板在常熟乡间田头数以万计，虽然他们并不是常熟服装城内真正意义上的老板，却是常熟服装市场的一道独特风景线。他们的存在为常熟广大农村那全民性的服装加工业与市场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坤师原来是位颇有小名气的木匠，后来受蓬蓬勃勃的服装生意诱惑，而搞起新行当来的。比起老彪那样的小老板，坤师一起步的实力就充满了经商味道。
他直接进原料，然后根据市场发展趋势决定一种或数种服装款式，将原料分发到那些没有实力直接进料、却愿意稳当赚些加工费并自愿与他长期合作的各加工者手中，各加工者只完成一件服装的成品或半成品加工，然后一天或两天或再稍长些时间将成品半成品送回到他家，由坤师再在自己家完成全部加工工序后分批发往市场。某一种款式好时，某一个季节的生意旺时，坤师便把他的“网”撒得大些，某种款式、某个季节生意不好时他便把“网”口撒得小些，这撒“网”的过程便是坤师赚钱的过程，而撒“网”的大与小，决定着他赚钱的多与少。
较之老彪的那种“收网术”，坤师的“撒网术”所产生的效益要好几倍甚至几十倍，当然其风险也同样要大几倍甚至几十倍。在坤师的“撒网”过程中，其加工者和在市场上那些将服装卖给消费者的销售者是不冒风险的——因为加工者在坤师尚未完成“撒网”时便早已拿到了应得的加工费，而那些市场销售者如果发现坤师的产品在市场上不好销时，就不会再要他的货了。干坤师式的“撒网术”必须具有市场的正确判断力和应变能力，否则将可能撒一次网而破了一辈子的家产。我问过已有七八年经营服装生意的坤师是否也有过失败史时，他极为坦诚而平静地回答不止一两次，即便是现在仍然难免。“要不为什么说商场就是战场，要不为什么不是所有的人像我一样玩‘撒网术’？”坤师如是说。
但我看到的坤师却明显是位商界的“撒网”高手。他家那座气派非凡的三层楼宇和他在当地所享有的声誉，足以证明这一点。
他告诉我，他现在的“撒网”已非小打小闹了，那没劲。他现在撒“网”一般都是按一个季节撒一次，而每一次的投入也常常在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当然赚钱的绝对值也在相应上升。
坤师这样的“撒网”高手，使常熟服装界有了一批高明的生产经营者，然而这样的“撒网”者在常熟服装市场上，仍然是打外围的中小老板而已。
当她默默走到你面前时，你或许永远不会相信这是个拥有千万元资产的“大财主”。是的，她普通得像在常熟城里每一条大街小巷随处都可以见到的那种上了年岁的老妇人形象。但你不得不承认，她是那个闻名天下的常熟服装城内有名的大老板。
已过花甲之年的黄希芝，现在是市政协委员、市工商联常委和常熟招商场商会会长。她的“翔祥公司”与她的名字一样在常熟服装城内颇有影响。我是先采访黄希芝而后知她的“翔祥公司”的。在采访完她本人的第三天，我正好在服装城内现场观摩，却无意被黄希芝的那个“翔祥公司”所吸引。这倒并非因为她的公司有什么特别的气派，而是我一路发现有好几处是她公司的招牌。那其中有服装门市的、有饭店的、有旅社的……这一发现使我彻底相信了黄希芝这位极普通的常熟“老阿婆”，绝对是个“千万元户”。有人告诉我，她现在就是坐着不动脑筋每年也能有几十万、上百万的稳定收入。
早在常熟服装商城还仅是个大棚棚的时候，黄希芝就已有先见之明，与当时的市场场部签下了代建合同，出资两万元自建了一个服装辅料专营店，成为商城内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她的这一吃可就吃出了味。需要说明的是，虽然现在常熟服装城内最值钱也来得最快的是摊位及门市的地盘，但黄希芝的“地盘术”却并非靠倒腾地盘发财。她的“地盘术”是完全靠自己的实力和在别人谁都不敢时，就能审时度势地把握机会。她先是开门市搞服装辅料专营，后来常熟火爆了，她就直接与名牌产品的厂家联营搞服装销售。之后常熟市场的规模大了，她就开始占据好市口，经营起饭馆等服务行业的生意来。如今，黄希芝的“翔祥公司”已在服装城内有十几个经营点，共计1000多平方米的营业面积，在寸土寸金的商城内她不战也能获胜。
黄希芝的好名声不仅在她善于把握机会占据有利地盘，更难得的是她有颗慈祥的“阿姨”心。十余年间，在她手下曾经当过“伙计”的张水琴、龚雪莲、守青华等二十来位年轻人，如今都是服装城内的经营好手，这些人的经营之道差不多都是黄希芝手把手教出来的。有时候这些新手独掌门面后，在资金、经验不足和碰到难处时，她们的黄阿姨总是倾心相助，甚至不惜将自己的“黄金”地盘让出为其所用。身为服装城的个体经营者领头人的她，这些年为地方公益事业所作的贡献更是数不胜数……
当我问起这位驰骋商界的女强人，为什么有那么敏锐的商业地盘意识和慈母般的善心时，大老板黄希芝竟然掉起了眼泪……
她说她在共和国成立前夕曾经是位军人，那时她才15岁，是个很富有浪漫色彩的少女。苏州女中毕业后正值人民解放军南下，她瞒着父母偷偷跑到华东军政大学报名参了军，后因军队考虑她是父母的独生女儿将她的工作关系转到了地方政府，成了当时常熟市政府机关的一名年轻干部。1958年，一件不经意的生活琐事铸就了黄希芝后来曲折的一生。她失去了工作，也失去了家庭幸福，更失去了美好的青春理想。后来她一病就是好多年，在这其间她结识了远在新疆支边的老陈并与之结合。1979年，已过不惑之年的黄希芝有了第一个孩子，但小孩才几个月，她却身患癌症动了大手术。生活真像一杯无底的苦水，手术刚出院的黄希芝就不得不一边为了儿子能有口奶水喝，一边让正在新疆办回内地手续的丈夫安心而上街头摆摊。可在那时，街头摆摊仍被视为是“投机倒把”行为而被列入打击范围。无奈的黄希芝每天只得肩背儿子手提货篮，忽而在码头忽而在车站，整个儿似“流窜犯”一般地被东赶西驱地度着艰难岁月。城里呆不下去她就跑到乡下，可乡下还是没有她的立足之地。于是她只得长途跋涉几十里跑到别的地方摆摊，而在他乡异地的遭遇就更是苦不堪言。所以，当1985年常熟招商场一开张，饱尝无地摆摊之苦的黄希芝，凭着自己的经商经验和久积的那份期待，倾囊两万元，把自己用汗水和泪水凝结成的辛苦钱，全部用在了买地盘上。而这一招，黄希芝也真走对了，并且彻底改变了自己的后半生。从1985年第一批进市场到今天的十来年时间，她不仅成了拥有千余万元资产、年收入稳定在百万元的大财主，而且又是常熟服装市场上一名深得管理部门、同行老板和广大客户爱戴的“好阿姨”。
这位老板眼下生意做得正“火”，再加上用他自己的话讲：他现在玩的一套经商术就夹着那么一张纸，捅穿了戏就不好唱了，所以他再三希望我不要露了他真名，故此处我只好以老K来代替他的大名。
老K说他十分后悔当初没听人劝，到服装城里租下那么几个好市口的门市部，所以现在他在常熟市面上没啥值得叫人一瞅就很气派的牌子。“但我绝不比别人少赚钱。”从小爱好武术的他说起来总带几分武行话，“中国的武术像赵长军他们善用棍棒称雄天下，可日本人玩空手道也照样能让世人叫绝。虽说我在常熟服装城内的市场比别人少了几块用武之地，然而我看准常熟这块地面上有成百上千的乡镇服装企业，于是从1991年开始我就专门给外地来常熟的那些急于要货的客商牵线搭桥，结果发现此处是‘柳暗花明又一村’……”
哈，赚了。老K得意地如此对我说。
他确实赚了，他领我到他的“寒室”参观，一套近200平方米面积的居室内，地面用的全是高级大理石，浴室和厨房用具均是意大利进口货……老K说他乡下宅基上的那套房比城里这套多花了至少3倍的钱。老K将我叫进他那富丽堂皇的客厅，说还是谈谈生意经吧，你们作家不是就喜欢“细节”吗？他说其实他的“细节”并不复杂，只要广结朋友，耳听八方，双腿勤跑，就能赚钱。他从口袋里拿出一个本子，那上面密密麻麻地记了无数个人名、厂名和货名、价码等等。老K指点道，说穿了他是靠“信息”吃饭。比如某乡镇企业的服装厂有那么几千套衣服压着，一下出不了手而又急着盘活资金，这时老K得知此批货后，马上打开他的“信息库”一查，结果可能就会发现某地市场正需要这样的货，于是一个电话过去，对方说我要而且全要，一笔生意就这么做成了。老K不仅从中得了一笔可观的差额收入，而且卖主买主双双还向他道谢，因为在他们看来，老K是在为他们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朋友就这么交上了，下次有货必定先想着老K。这时的老K不仅嘴里朝他的朋友连连飘出“OK！OK！”，而且最重要的是他的口袋里也早OK了。
当然，老K的“OK”并不是所有都那么简单容易。有一回，某厂说有5000件夹克要赶在春节前出手，否则准砸在库里，故请老K帮忙。“老关系”的事能袖手不管吗？于是老K胸脯一拍说这5000件我老K全包了，因为前几日宁夏有个百货店正巧曾问过他有没有夹克。谁知这时宁夏的那个老兄出差到了哈尔滨。这可急死了老K，几十万元的货如果不在春节前弄出去可就全砸在自己手里了。电话打了一宿还没找到人，老K不得不连夜直飞哈尔滨。到哈尔滨后却又得知宁夏那老兄回山东老家准备过节去了。等到老K追到山东再回头从常熟把5000件夹克发出，千家万户喜度除夕之夜时，老K正一声高一声低地哼哼唧唧着被家人抬向医院……
谈起此事时，老K仍是十分潇洒地说道：“赚钱没有不苦的，但比起苦来，赚钱的乐趣要更多些。”
这大概是所有老板们的共识。
老K说，现在他已是“搭桥专家”了，像“夹克事件”一类的风险已很少再出现，当然难免还可能出现“风衣事件”、“西服事件”……做生意嘛。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吃一堑，长一智，经商就像打仗，越打越精，越打越高明。而今常熟服装商城里从事“搭桥”生意的中介式老板很有一批，他们每天活跃在常熟的乡间和城内，进行着一桩又一桩的买卖，在装满自己腰包的同时也帮助那些企业盘活了资金，销出了积压产品。随着生意的不断扩大，这些人也把“桥”搭到了附近地区的广大城乡，而常熟市场则永远是他们赖以赚钱的中心，因为常熟市场本身就是服装交易的最大信息场所，像老K他们之所以能赚钱靠的就是信息，玩的也是信息。
信息，对一切生意人来说都是生死攸关。
到年年可买“大林肯”
6年前，徐琴梅听说常熟办了个服装招商场，于是便搭长途汽车从苏州到了常熟。这趟路一点也不长，只几十分钟时间，但徐琴梅觉得像是蜗牛爬山一样慢。
“师傅，侬能不能再快点好哦，这车格慢呀？”
“要快，侬就坐小轿车呀！”
“侬个人哪这样讲话呀？”
“哪讲？勿这样讲还就要我开林肯小轿车送着侬讲？”
“侬……”
“哈哈哈……”
俗话说听苏州人吵架相骂就像是听一场好戏一样舒服，可这头回上常熟做生意却把徐琴梅给气惨了。她原本是听说凡到常熟做服装生意的人都发了财，而自己眼巴巴瞅着还在路上，悠悠晃晃心里着急，谁知这汽车师傅更给她火上浇油。当时徐琴梅的眼泪就在眼眶里转悠。打这她发誓有一天一定要自己买辆“林肯”，而且还一定要开在苏州到常熟这条公路上。
没几年，徐琴梅的愿望实现了，现在她每次从常熟回苏州开的都是她那辆崭新的大“林肯”。
当我听说这一传奇后，在采访她时坐在旁边的服装城“个协会长”老蔡说，徐老板开“林肯”已不是啥新闻，可以做新闻的是她从一块八毛钱开始滚雪球，滚到现在在咱常熟做生意，年年可以买辆大“林肯”。对此，徐琴梅只淡淡一笑，她用十分好听的苏州话说道：“这得谢谢你们建了个常熟市场。”
后来我了解到，徐琴梅这位共和国同龄人，曾有过一段相当艰辛的岁月，而她如今能在常熟的短短五六年间成为“千万富翁”，则与她在那段艰辛岁月中“滚雪球”式的辛勤拼搏，有着直接关系。
1969年，刚满20岁的徐琴梅，像许多城市知青一样加入了“上山下乡”的时代大潮，下放到苏北一个穷得黄土里水都不出一滴的地方。这位本来就弱不禁风的姑苏姑娘，因一连43天没沾上一滴油腥而患了严重的“营养不良症”。无奈她只得回城长期病休。可家境不好的她为了生存只得一边养病一边开始琢磨起如何自己养活自己。找工作，没人要。顶班，不够条件。走投无路的徐琴梅便只好撕破姑娘家羞涩的脸皮，掏出积攒的仅一块八毛钱做起了小生意。这或许是常熟服装城内3万多老板中起家最可怜的一个了。
一块八毛钱能做什么呢？徐琴梅左想右想，后来看到地摊上有人卖山芋年糕皮成本很低，于是她拿一块八毛钱从别人手里进了一些山芋年糕皮，又“借”来弟弟的一个用完了的作业本，将山芋年糕皮包成一个个小三角包，上街头两分钱一包地做起了有生以来第一次生意。结果生意不错，200个小包全部脱手，一共卖了4块钱，比成本翻了一倍多。徐琴梅好不高兴，随即她又用这4块钱重新买回山芋年糕皮，又一小包一小包地叠成小三角包，第二天再到街头用旧报纸往地上一铺便吆喝起“又便宜又好吃的山芋年糕皮哟……”。后来，有人告诉徐琴梅说卖“五香豆”更有赚头。于是她把卖“山芋年糕皮”赚来的钱全部投到了卖“五香豆”上。这“五香豆”是苏州的特产，外地人很爱吃。徐琴梅就上火车站去卖，结果那里面有“市管会”的人盯着，小贩一出现就有人出来逮。好几次徐琴梅辛辛苦苦赚来的钱和物全部被充公，如果想逃避充公就必须学会兔子一样的本领，那阵子年纪轻轻的徐琴梅就是成天过着野兔一样惶惶不可终日的日子。尽管如此，她毕竟有了可以自己养活自己的微薄收入。1979年，她办了回城手续进了工厂。全国上下的改革开放之风使徐琴梅又重新复活了做生意的心，她算了一笔账：自己在厂里一个月才挣那么30多元钱，还不如过去在街头卖一天“五香豆”得的多。政策也允许做买卖了，我干吗不干个彻底？想通后她就从工厂跳了出来，把过去积攒的本钱拿出来在苏州观前街租了个小百货店。生意做得还算可以，然而这毕竟是“水盆里游泳”，没大出息。就在这时候离苏州仅几十里的常熟服装市场办得越来越红火。有人告诉徐琴梅说在常熟一年可以顶上苏州生意10年！做生意讲的就是赚钱，如此诱惑谁不动心？
徐琴梅就是这样来到了常熟。她开始出钱租了一个门市，头年就赚了辆大“林肯”的钱。之后她又在大“林肯”之上滚雪球，由一个门市发展到2个、4个、8个、16个……现在她在常熟服装城内共有摊位、门市300多个！先不说一个摊位、门市一年能产生多少利润，单就她这300多个摊位、门市如果按目前常熟服装城内最低行情每个10万元倒出手，徐琴梅她坐地就可以白捡几千万！
“才不，我到常熟市场算晚的了，至少再干它十年八年呢！”苦尽甘来的徐琴梅深谙经商之道，她说她不会轻易放弃常熟这块生财福地。
他是和大名鼎鼎的徐琴梅老板一起来我住处接受采访的，但相比之下他这个“千万富翁”的风度要差得多。高保忠自己也笑了，说你看我哪像个老板，倒蛮像个瘪三。
不过你千万别小看了这些其貌不扬者，他们玩起真的来可叫你上天，也可叫你入地。前年广州有位自称是个服装界“跨江过海”的高手，听人说常熟有一批“土包子”出身的老板玩起“秘密绝招”来，搅得服装市场上那些名家高手稀里哗啦地直泄水，他偏不信，于是携巨款来到常熟发誓要跟“土包子”老板们玩一把。外行兴许不知，随着社会的发展，服装界的激烈竞争已呈全球化，并且自80年代以来这种竞争日趋白热化。而在这样的激烈竞争中最集中和最突出的便是服装款式的竞争。新潮的、适时的和超越于人类思维想象的服式，可以一夜之间在服装界称雄天下，相反那些不合时势、没有个性又远离生活现实的服式，则可能使你从此在服装界失去立足之地。在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的中国，当你走进今天的大大小小商场就明显感到，服装界正在刮着的竞争烈焰是那样地热烘烘。那位广东佬自恃对中外服装的走势特别是对南方服装深谙的独特优势，到常熟后并没有真正研究当地市场的特有的规律，一出手就推出了10万件毛涤女式套装并想以此在常熟市场上一展威风。不料当地“土包子”老板们对他的“毛涤女套装旋风”反应十分地冷淡，我行我素地推出了一种叫做“里根衫”的新款式，这种名曰“里根衫”的男式便服，是一位当地农民老板从电视里看到美国里根总统穿的休闲服，而自行设计自行命名的一种大众服。结果别说那个广东佬就连常熟老板自己也没想到，当“里根衫”一推出，整个常熟服装市场火爆起来，出现了谁卖“里根衫”谁就有客户，谁就赚大钱；谁不卖“里根衫”谁就没有客户，谁就赔大钱的局面。“里根衫”后来不仅风靡整个中国服装市场，而且一直影响到西欧和美国本土。这一年，那些经营“里根衫”的常熟“土包子”老板们全发了财，而那个广东佬的毛涤女式套装则差不离全砸在手里。据说后来这位广东高手再也没有在常熟地盘上露过面，只听人说临走时他扔下这样一句话，说没法跟常熟老板交战，他们玩的那套全无规则。这位广东老兄其实只说对了一半，还有一半他是说歪了，那就是常熟人玩的服装产销术并非无规则。从表面上看，那些“土包子”老板设计出的产品，确切地说是那些服式既不全新又非特别，既非貌似高档又非土得一塌糊涂。然而就是这样的服式，每年总十分地走俏常熟市场，当然也同样走俏全国市场。
问起这其中的奥秘，整个儿“农民脸”的高保忠老板告诉我说：常熟服装市场之所以能有今天，之所以能全国九十九个市场垮台而它不垮，之所以我们常熟农民能在服装界打天下，就因为我们这儿的服装从款式到价格，都完全是面向12亿广大中国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情与销售趋向。中国大多数人现在还不富，或者说刚刚开始在富，且中国10个人中有9个是农民，所剩那一个的阶层中也十有七八是“发展中国家”。所以谁的立足点放在上面的这些消费对象上，谁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好聪明好精明的常熟人！
然而，这并非他们在服装界取胜的全部秘密。他们的秘密除了上面所说的在选择服装方向上对头外，还在于他们中间一些高手在战术上十分注意使用“秘密”。
高保忠是其中的一位精于此道的能手。
在我采访他时，一同约来的徐琴梅见了高保忠，就有些坐不住地向他探起“军情”来。
“不管哪能讲，侬得给我点货。”想不到堂堂徐老板竟用如此乞求的口气向她的同行要货。可徐倒很不在乎地对我说：“这没啥丢份的，在常熟市场上搞服装的高手不是一个两个，像我是以门市为中心的销售，这就得动脑子进准货，进市场对路的畅销货，否则就要吃大亏。像高老板他们每年都能推出些产销对路的新款式，常常影响整个季节的服装市场。所以他们这些人才‘激滚’（注：当地方言，厉害的意思），他们是我们的老大哟！”
徐老板软磨硬泡了很长时间，可高保忠始终没有松口。后来就我们俩人时，我问高保忠干吗不给同行一点面子？他坚定地说：“绝对不能，我宁可送她几万块钱，可就是不能提前把我要向市场推出的‘秘密武器’先透给她。若我真那样做了，她倒合适了，而我就可能倾家荡产。”“有这么严重？”我说。高老板说：“你想，我每搞一个产销对路的新款式，从开始侦察市场、研究行情到设计出来——设计还都是请像上海纺织大学里的专家，这就得一笔不小的开支，这段工作主要是时间花得多。接下来便是大投入，从购原料到出样品，再大批量生产，这就海了去了。你不知道，现在在咱常熟市场内和市场外，至少有几万个专门靠跟市场走势吃饭的中小老板，他们一般在淡季就去做别的什么买卖，从不像我们这些专业搞服装的人整天跑啊看啊，瞅眼下服装到底咋走向，下步自己又咋办等等，一年到头干不完的事。他们就不一样，他们平时养足精神，一到卖服装的季节到来时，便开始活跃起来，整天在市场里转悠，只要看到谁的衣服好卖，他马上就盯住不放，出几块几十块钱买你一件，然而不出三两天跟你一模一样的服装就出来了，而且价格要比你便宜，数量也要比你多几十倍甚至几百几千倍。到那个时候他们这些人用你设计出的新产品赚了大钱，而你自己辛辛苦苦一场最后只能死在那里……”
原来如此。我又一次闻到了商场就是战场的血腥味。高保忠告诉我，在服装界玩“秘密武器”这一手不是所有人都能干得了的，首先得大笔本钱，其次得有高超、准确的市场观察力和非同一般水平的超前意识。没有本钱是干不了大买卖的，但有了本钱也并不一定就能干成干好，如果你对市场的走势判断稍有失误，就会酿成大灾。
既然市场如此复杂与残酷，又要求如此高深的学问和市场洞察力，我不得不对像高保忠这样的“土包子”，能否真做的同他说的一样，多少产生了些疑问。这位自称“不像老板像瘪三”的农民大概看出了我脸上的疑虑，便狡黠地一笑说：“你反正不是玩服装生意的，我可以放开胆子给你讲讲。”他说他这不是贬那些专家，因为学校、研究所里的那些专家可能能设计一流的款式、一流的产品，但他们的一流款式、一流产品却常常不能推到市场，或者说不能及时地推到市场上去。“而我就不一样了，我研究出一个新款式、新产品先是请专家论证把关，这就保证了款式和产品一定的水准，然后我就可以一个人说了算，啥时将新款式、新产品推到市场我们就啥时行动。比如我在今年秋季要推出的又一个‘秘密武器’，先说它的原料构成就花费了我近半年的市场调查，之后是做出样品和请上海等地几个院校的专家把关，这前后又得花近3个月时间。现在我已经开始批量生产，在季节到来之前的10天左右，得投入几百万元的资金。你说投多了不怕风险？风险当然是难免的，可我的‘秘密武器’也不是狗皮膏药呀。这几百万元的货向市场推出大约两个月左右周转期，这样别人即使想学也不会影响我的市场销售。因为我的‘秘密武器’单原料这一道有人要想学得一模一样，就得花3个月时间完成配料工序。刚才我讲过我的货全部到市场后周转期是两个月，这两个月中如果出些毛病耽搁些时间也无妨大局，等那些‘学派’学成后赶上来时，我的货就差不多全脱手了。这时候倘若市场还行，我就可以作第二个周期的运作。如果不行，我即刻收兵。这样一旦风云突变，失败的肯定不是我。”
“高，你实在是高。”我不由得伸出大拇指。但有一个结我始终解不开，于是又问他：“你这一套本领是怎样学出来的呢？老板，这大概不会又是‘秘密武器’吧？”
我看到他第一次有些不好意思。高保忠顿了顿，说：“其实瞎浪费你时间。我土农民一个，虽然现在口袋里钱不少，但还不是在常熟这块地盘上转悠吗？！如果说现在我在做服装生意上能摸出些道道来，这跟以前我做了好几年‘鸡蛋换皮蛋’有关。”
这倒是个有趣的细节。
高保忠告诉我，他当年干起“鸡蛋换皮蛋”的买卖，完全是出于生活所迫。他高保忠1964年就进了厂，可以算中国最早的一批乡镇企业工人了。那时进乡镇办的厂与当农民没啥两样，都是拿工分吃饭。因为油水太少，所以高保忠就利用上下班时间干起了当地乡村最简单也总有些保障的小生意——鸡蛋换皮蛋。这活用不着多少技术，3岁的小孩也能在10分钟内学得会。一个鸡蛋换一个皮蛋别人是一分五，他高保忠只收一分钱。生意虽说小了一点，但每天还总能比厂里别的职工口袋里多出几角活泛钱。这个过程虽然高保忠也没有发什么大财，但他却从“鸡蛋换皮蛋”这简单的经营操作中，获得了一份极为可贵的收获。即物与物之间的交换，既可以获得财富和精神上两种满足，还可能改变一个人一辈子的命运。打这以后高保忠就在工作之余，完全把自己置身于这种“物与物之间交换”的快感之中。有一次厂里因需处理一批积压纺织成品，派高保忠到武汉跑跑，结果还真给跑成了，厂里积压的那些货全给卖掉了，为此高保忠还受到领导的一番表扬。此次武汉之行使高保忠对“物与物之间交换”的认识有了一个质的飞跃，那就是干10年100年的“鸡蛋换皮蛋”，可能不如一次像他武汉之行所做的事。“哇，物与物之间的交换简直像一个魔方，那里面巨大而又无边无际，神奇而又多彩……”此时的高保忠连做梦都在瞅机会玩它一次，不，应该是十次、百次、千次的像武汉之行那类大的“物与物之间交换”的买卖。机会终于来了。1985年8月，高保忠听说常熟城内的汽车站旁边建了个允许私人做买卖的市场，二话没说，他让自己的妻子和妻弟进了市场。当时反正占摊位不要钱，他高保忠让妻子一下占了4个位置。精明的高保忠就到这个时候他都没辞掉工厂的那份工作，他当时的理论是：“一工一农，一世不空。”但到了这年年底，高保忠再也呆不住了。妻子在常熟商场里一天下来的生意，要比他工厂一年干的还要多几倍！高保忠一拍大腿，对妻子说：机会到了，该放开手干了。这回他彻底跟工厂再见了，连那个背了十几年的“鸡蛋换皮蛋”的木架架也一起扔了。好哇，进常熟服装市场后的高保忠简直不相信这世上“物与物之间交换”一旦进了市场后就像发了疯似的出现奇迹。过去他连想都不敢想的钱一天天成倍地涌进自己口袋。他发现，他的摊上放什么就能卖什么，放多少就能卖掉多少。后来生意越来越好，大量的批发业务需要做，他干脆把摊位转手卖掉了，一下赚进50多万元。资本大了后，高保忠就开始自己办厂，直接生产服装，又直接销售服装，这种把原料成品加工与市场销售连成一体所产生的效益，又比单一批发销售要大出好几倍。到这时的高保忠已是个名副其实的大老板了，但大老板也有大老板的苦处，那就是他每次按市场上好销的产品走，总感到很被动，弄不好就可能亏在里面。这就促使他独立搞新产品的研发。可这也出现许多麻烦，你费尽心思好不容易搞出个新产品，刚投到市场没出几天别人就铺天盖地地抢了你的生意。如此过程，逼得高保忠不得不开始研究起“秘密武器”来……
“进入规模生产和经营后，注意产品的保密性是市场经济中的一条取胜的必由之路，非走不可。”高保忠今天颇有经验地说。现在，这位“鸡蛋换皮蛋”出道的服装商，不仅拥有自己的多家工厂，而且还有自己的旅店、自己的车队，光在常熟城里他的私宅就有3处。
没想到在常熟能见到闻名江苏常熟的“中国服装城”和浙江义乌的“中国小商品市场”的“批发大王”黄允岳先生。
黄允岳告诉我，目前在常熟服装市场上做生意的老板中，浙江人占绝对多数，约占总人数的50％以上，而本地的常熟老板只占30％左右，其他外乡人约及20％。浙江人会做生意闻名全国，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浙江人，这几乎是一条不变的真理。
他黄允岳，是一位地道的农民，但又同时是一位精明的经营大师。对我的采访，他极为坦诚地端出了他在江浙两大市场发迹的过程。
“我在部队当了6年兵，1975年回乡进乡办企业。后来厂里生产不好便出来学温州人卖补鞋机。一台补鞋机成本50元，背到长春每台卖到150元。我们一次背五六台，除去路途花费还能赚100多元，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钱可就不算少了。我们义乌比不上常熟那么自古富有，义乌是山区，过去穷得很。可地穷咱义乌的人志不穷，在咱老家传统的‘敲糖换鸡毛’买卖，就像常熟这儿的‘鸡蛋换皮蛋’一样自古时兴。‘文革’结束后，我们那儿就有了做起小买卖的小自由市场。我家就在那小市场的旁边，便开始学着人家的样子提着篮子贩卖一些小百货。可义乌地盘小又穷得掘地三尺也未必见着点油水，于是我带着乡亲跑到上海。起初大伙连家门都不敢离开，我当过兵，大小见过些世面。在上海我们到百货店批发，可人家不批我们，那时我们是私有，人家国营商店当然不敢同我们做直接批发卖买。后来有师傅问你们义乌有没有什么土特产？上海人爱土特产就像我们义乌人爱吃‘敲敲糖’一样。我赶紧说有，我们那儿鸡蛋特多。上海师傅说好啊，你弄点鸡蛋来我就批你些小百货。我说行。他眼睛一眯，又笑笑说你那鸡蛋多少钱一斤呀？我一猜他啥意思，便赶忙说一分一个。那师傅一听眼珠都快瞪出来了，说便宜呀！我心想当然便宜喽，三分钱一个我说成一分钱一个还能不便宜吗？其实在上海当时你三分钱一个鸡蛋卖给他也已经是很实惠了。为了打开生意门，我知道必须有所亏方能有所赚。跟上海人的批发生意就是这样做开的。我们把低于上海市面价的上海货拿回家再批发出去，专吃这中间的差价。后来我发现上海的货大多数又不是上海出的，无论是服装还是小百货，很多是苏南的一些厂家产的。这就引发了我一个思路：何不到出产的厂家去批发？那儿肯定更便宜。于是我瞅准在咱义乌生意看好的纽扣，并寻找到了它的产地常州市。到常州后我才发现自己简直像掉进了钱坑里。一进常州纽扣厂，当我说明来意时厂长像见了救星似的搂着我，说你要多少货我就给你多少。原来他的厂里正积压了几百吨纽扣发大愁呢！看厂长这么高兴，我心里也有了底。于是便同他讲起价了，他原来的出厂价是四块钱一斤，我说你得三块钱一斤卖我。三块一斤太低了吧，看他有些心疼，我说那就三块二一斤。厂长咬咬牙，一挥手，说就三块二一斤，但你得全拿走。我心里高兴得就差没叫出来，说行，我保证半月之内把货全部拿走。当下我向他们付了2000元，背回了50斤纽扣。太重，只能背那么多。一路上我想：常州有那么多纽扣，我一个人干不知来回这样要背到何年何月？不行，得让队里人一起出来像我一样背。回义乌后，我跟队上的乡亲们一说，瞧他们竟个个摇头。我问为啥有钱不想挣？他们冲我说，没本钱，所以没法跟你到常州去。我说要不了多少本钱，每人有300元就可以了。这样他们才跟我一起上了常州。就这样，我带着一个开始是十几人后来是几十人的‘纽扣运输队伍’，每3天一次地往返于常州与义乌之间……义乌后来形成的‘纽扣市场’就是靠我们这些人‘背’出来的。
“1985年，我在继续‘背’纽扣过程中得知常熟搞了个服装市场，而且在很短时间内就火了起来。与义乌相比，我觉得常熟的优势要大多了，虽然常熟也没有铁路，但它与上海、无锡、苏州都十分近，陆路水路又都很方便，且此处本是富庶之地，一定比我们浙江的义乌、温州市场有前途得多。事实后来证明了我当时的判断，常熟市场确实潜力非同一般。刚来时这儿连摊位基本都是不要租金的，我出5角要了个摊位，结果生意好极了，我赶快又租了几个摊位。还是搞小百货，把常熟这儿的东西批回到义乌，其利润大大高于过去我在上海、常州做生意。因为常熟这儿交通方便，货色好，又是一般产品的产地。像服装一类的东西，上海市场上的多数产品基本上常熟一带都有生产厂家。相比之下，这儿的价格肯定便宜多了。咱做生意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看哪儿能赚钱能多赚钱就往哪儿跑。常熟的市场占价格的优势，货的质量也过硬，而且这儿的人文风气好，天生是块做大生意的好地方。到常熟三下两下就发了，我家乡的浙江老板们便急红了眼，说啥也要跟着我过来，这不没几年，常熟市场上都快让我们浙江人挤翻了。现今随我而来到常熟搞服装生意的就有五六千老板，他们有不少人比我会做生意，最多的一年在这儿就赚千把万元。你说吓死人？那当然，在常熟服装市场上赚钱赚得吓死人的可不是一两个。”
“你不知道？上海人才真厉害呢！你可以去采访他们……”浙江“批发大王”结束采访时对我说。
浙江老板慨叹自己无法与上海人相比，大概也基于此。
在常熟服装市场上的商战中，应该说上海人是最早参与的一批外地老板了。他们精明、会做生意是出了名的。80年代中后期也就是常熟服装城形成的前几年间，上海人在常熟市场上所有从商老板中占30％之多。但后来上海出现了股市，许多人回上海玩股票去了。可是这两三年中，常熟服装城里又回来了一大批上海老板，问其原因是：股市没多少赚头，弄不好老本都得亏进去。常熟服装生意可不一样，这儿是稳赚，好时也能像玩股票，几天内大发一场。但它绝不会出现像股市那样一夜间倾家荡产的风险，差到家也最多是少赚了些。上海人从“血”的教训中重新认识了常熟市场。而有时我们为什么说聪明的上海人精明有余却高明不够也基于此理：在家门口的股票疯似的吸引那些梦想一夜之间就能当百万富翁的上海人打道回府时，浙江等地的老板们便要过上海人丢下的摊位，稳稳当当地照干他们认为赚钱不薄的原行当。结果浙江等地继续留在常熟市场上的人们在上海人去玩股票的几年里大发常熟服装财。
归结起来，你说浙江等地方的人厉害还是上海人厉害呢？结论不要下得太早，因为转过弯来的上海人这次回常熟杀回马枪来势之猛，实在让浙江等地的老板们有点招架不住：——
某上海老板，1994年一出手近200万元租下服装城内的“华盛市场”、“招商场”等黄金地段若干门市，又在春秋两季连续推出新款女套装，当年一下从常熟市场上“卷”走1000余万利润。
——某上海老板1994年底携全家4口，分兵三路，买断常熟3家纺织企业的全部产品，然后在常熟、上海两地同时开辟战场，结果又创年利润1000余万元。
“恒申祥针织时装有限公司”就是这样一批杀到常熟的上海老板的代表。此次我有幸到这位上海老板在常熟开设的厂里去参观。工厂就在常熟城北边的“申大工业城”，一个占地20亩、有6栋厂房近两万平方米建筑面积且装饰一新的厂区，使人一看这儿就有一种生机勃勃、蒸蒸日上的感觉。年轻的董恂经理对我说，他和合伙人1995年9月以1600万元的代价买下了这座厂房的产权。当时是座空厂房，现在除了这笔产权投资外，至少又另投入了六七千万元。
天，我给他一算：里外不就快一个亿了吗？！
“差不多。”年轻的上海老板不以为然地说。
“这么多钱你都用在啥地方？”小董似乎看出我的一些疑问，便将我带到他们厂的车间。这是一个宽敞的大车间，从已到位的几排纺织机可以看出是个尚未全部投产的主生产线。但这儿显然已经在边安装边生产，在一排排织机旁站着一个个秀美的姑娘，看她们一点不见忙碌的样，你无法将她们与纺织女工的职业联系在一起。我问：“为什么？”小董笑笑说：“你走近看看我们的织机就明白了。”我走到姑娘身边，发现她们操作的织机确实与通常我们看到的大不一样，这里的织机全是由电脑控制的全自动设备，完全没有一点嘈杂的声音。我不懂英文，只好讨教老板问这是什么机器。“岛精（音）横机。”他回答。“哪儿产的？”“日本”。“是否目前世界最先进的纺织机。”“是。岛精横机开创于80年代初，现在有三代了，我们进的这一批是目前最先进的一代。它好在什么地方？为啥非用它？岛精横机由于全是电脑控制，所以它在工作时对线质线色、服式工艺等等有其极为精确细致的自动识辨能力和调整功能，它的智能模拟，是非一般人工所能代替得了的。现今国际上高档的服装都必须由这样先进的机器才能生产得出，这可以说已是一种先进的世界性纺织革命……”小董竟滔滔不绝地向我介绍起当代纺织革命潮来。然而我关心的是他本人和公司的情况。“这一台‘岛精’多少钱？”我问。“美金是16万元。”他说。我一数，车间里共计有39台。一八得八，这39台就得折合人民币5000万元呀！小董说：“我公司共有这样的设备79台，是全国最多的一家，就是纺织部长吴文英手下最大最先进的企业也没有我一半的‘岛精’设备。”
感叹之余，我问小董：“你跑到常熟来投入如此大的代价到底求的是什么呀？”
“两个字：赚钱。”董恂回答非常干脆，继而他终于给我扒开了他的心头账。就服装生意而言，常熟市场为全国之最，这里有几个第一：销量全国第一、参与经营者全国第一、市场经济的规范水平全国第一、竞争激烈程度全国第一。这里每天发生的一切，就像季节的晴雨表，这对从事服装行业的人来说至关重要。现在的国内行家都知道，看一看头天常熟市场的行情，就知道五天半个月的全国服装市场的走势了。既然常熟市场有如此功效，作为搞服装的人来说，不到这样一个主战场直接参与作战，实在不是一位好的服装买卖高手，也不可能大展宏图。他们就是据此从上海而来。当然，除了上面原因外，还有一点也是极为重要的，那就是常熟离上海近，两三个小时的路程。可这儿办厂的自然条件、劳动成本、工人素质、税收及其他管理等不知要比上海市区好出多少倍。同样的投入、同样的运作，在常熟生产和销售要比在上海生产和销售，所得利润约多30％。还有谁能不到常熟来呢？“哈！你问我们到这儿后的生意做得是否同设想的差不多？不，实际比设想的要好。我们去年9月份到这儿，花了160万元年租金从别人手中倒过来两个门市，够贵吧？就是。可生意好呀，半年下来我们仅在这两个门市上的销售额就超过5000万元。你说常熟的服装市场基本是以中低档为主，我们为何一下投入那么多那么大的先进设备？这一点你可点到了我们的要害。不错，常熟市场上的服装主要是中低档为主，这应该说是运作这个市场的管理家们的高明之处。他们抓住了中国的服装市场的商情，把着眼点放在发展中的人民和发展中人民的发展水平之上。现在全国各种市场特多。假如100个中有99个要倒的话，那常熟就是没倒的那一个。我们投入那么大那么多最先进的设备，从表面看，似乎我们与常熟市场有些背道而驰。其实，我们在投入前是极为周密地研究了包括像你所提的诸多问题。作为服装业中的一个具体操作者，我们在选择自己的方向时，从另一个方面正是抓住了常熟市场这个最能体现中国服装业水平的特点和根本，并从这个特点和根本研究决定了自己的发展战略。那就是，从常熟市场可以看到中国服装市场明天的水平与走向，看到世界上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明天与国际市场接轨的光辉前景。因此，当这种迅猛前进的市场经济大潮的‘水平与走向’及光辉前景刚刚开始呈现在面前时，作为一个清醒而高明的经营家就应当牢牢地抓住它。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在常熟插足、为什么一下便投入几千万元资金。抢占制高点，这就是我们的战略思想，也是现代社会下的市场经济竞争中取胜的重要决策。”
听了董恂的一番高论，我似乎不仅看到了常熟市场上那狼烟四起的商界战火，更欣喜地看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代有头脑、有远见、有魄力的新型中国商人！
战例之九：——X……
有一个晚上我在服装城里转悠，这时热闹了一天的市场大多打烊，唯有十字路口的那座五层楼的天鹅宾馆灯火辉煌，进进出出的人异常之多。看这些人的口音和架势便知道是外地来此做买卖的老板。这使我发生了兴趣，于是便随人流而入。
宾馆的三楼以上是客房，一二层都是茶室、娱乐和就餐的地方，主人的这种设计和安排本身就很有些商业氛围。它给各地来常熟做生意的老板们提供了一处既可休闲又可娱乐更可交流生意经的场所。正如我所言，一二层的各处座位差不离均有主儿在那儿。那操劳了一天的老板们有的举杯痛饮，有的开怀取乐……好一派自得其乐的景象。就在这时我见几位身材不高却气度不凡的年轻人进入我身后的一间包厢。观其色，听其音，知其是一帮福建来客。开始我并不在意，但他们那半是隐秘的谈话渐渐将我吸引了过去。
甲：“据几位本地人介绍，今秋常熟市场有可能像前两年那样出现低价走势，所以我们不能同浙江、上海人一样在此打持久战。”
乙：“依你之见？”
甲：“抄一把就走。老三，你说呢？”
丙：“我同意。不过常熟服装毕竟价码占绝对优势，我们不宜抽身太急反落得没多少油水。”
甲：“我已有安排。我们四千万资金分三个阶段投进：具体为‘一二一’。即开头探行情投入四分之一；中间是历年常熟服装大轰大甩阶段，价码最低，这时我们适合大批购进，故投入大头；季节的后一段走向通常不明，再投四分之一进去好坏不吃亏。你们看呢？”
乙、丙：“行。就这么定了，算我们又像去年一样上阳澄湖来了一回‘捕鱼捉蟹’……哈哈哈。”
甲：“别得意太早，小心被‘阿庆嫂’识破。”
乙、丙：“‘阿庆嫂’？常熟真有阿庆嫂吗？”
甲：“有啊，咱们上城里去找呀！”
乙、丙：“哈哈，走，去找‘阿庆嫂’……”
……这几位福建老板活活脱脱地消失在小城的大街上。我打赌他们是不可能找得到他们想找的人，因为此时此刻常熟的千千万万个“阿庆嫂”，正在万家灯火下的织机前，或忙于编织七彩的致富梦，或忙于盘算新一天如何对付像3个福建老板那样的竞争对手……
走出宾馆，我见常熟城内已是一片灯火阑珊，再抬头又见繁星点点，此地此景，天上人间，不由得使我从方才几位福建老板的对话中联想并真真切切地感受到这儿的每一寸土地、每一个空间，都因服装市场的张扬而充斥着聪明与智慧、金钱与物质、勤奋与焦灼的抗争。这种只有在市场经济、只有在完全由自我角色走入市场的自由经济条件下才产生的看不见硝烟的战例战术，可能几种几十种甚至几百种都不止。也就是说，在常熟服装城市场上，若想探究透它的买卖、它的买卖之战斗、它的买卖之战斗的错综与激烈，你或许永远无法获取，因为你会很快发现在这个见不到硝烟的战场上，每一个参与者都有自己的一种战术、一种谋略、一种求取生存并力争胜利的精神！
“忠一实业公司”的老板刘国忠，我在第一次“常熟之行”时没采访到他，但因为常熟市政府的领导在我面前多次夸奖过这位出手不凡的“商界少帅”，故“刘国忠”的名字一直印在我脑海中。第二次赴常熟时，我如愿以偿见到了他。
然而如果不是事先已知和走进刘国忠的厂子，我想我是不可能相信面前这位满脸稚气和腼腆的小伙子，竟是个拥有千万资产、在商界驰骋已达十五六年的“老兵”。农家出身的刘国忠虽然今年还没到“而立之年”，但在常熟服装市场，也算是一个经营有道的成功者了。当我问起他的成功奥秘时，刘国忠直率地回答说，他自己的全部“商业秘密”只有两个字：做人。他说，他始终认为经商做生意赚钱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如何做人。要创一流的产品、一流的质量、一流的业绩，首先就得有一流的人生和人格。俗话说，无商不奸，其实老老实实做人、老老实实做生意要比“奸”字重要十倍。经商中做人就是要讲信誉，有了人格力量意义上的信誉，最终是不会在商战中吃亏的。小刘说他的公司现在的产品销路对象大多是国内外著名商家，并且彼此之间有着良好的关系，这使得他近年来的生意一直保持直线上升的发展态势。
“我爱先与别人交朋友，交了朋友就会彼此有感情，有了感情做生意彼此就顺当。这是其一；二是，我爱同客户做生意时宁可自己吃亏，也不要让对方冒险，这样时间长了人家就对你放心，对你放心就愿意跟你做生意、做大生意；其三，我爱用最高的标准要求自己，特别是产品质量上追求最好的。有了这种自我追求‘最好’的精神，客户便会主动奔你而来，这样我的企业最终也就能八面来风，人财两旺。”
刘国忠的这番“经营之道”，透着年轻商人的另一种高明与实在。
在常熟服装城，五万个老板就有五万种战术、五万种谋略、五万种精神。这五万个老板拧成的五万股力量在营造常熟服装城的人气、商气、战气、财气和福气的同时，也使他们自身不仅有了财富的增加，而且有了更多灵魂与血脉的吐故纳新。而在常熟真正参与“服装战”的又何止这五万个老板！在他们的身后是整个常熟的百万人民以及由五万个老板们接力到全国每一个角落的那些更是数不胜数的经商大军……在他们身上，也同样在市场经济中进行着灵魂与血脉的吐故纳新！邓小平同志倡导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给予我们的和我们民族的，不正是这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