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冬。东莞。
这天，东莞市市长郑锦滔特地起了个大早。昨天下班前省里突然来电话，是省长梁灵光的秘书打来的，口气很急，让他尽快来一趟广州，省长找他有事，很重要的事情！
外面天气阴霾，赶往广州的路上，郑锦滔坐在车里，心情也十分沉重。他隐约感到，这次省长召他去谈话，没别的，只有一件事：兴师问罪！不久前，梁省长刚刚找他谈过一次话，因为东莞有人给中央写了告状信，告东莞市委市政府非法集资，这次很重要的事情十有八九还跟这事有关，因为东莞这次动作闹的动静实在是太大了。
郑锦滔的预感没错。一迈进省长办公室，梁灵光劈头就问：“老郑啊，你们怎么搞的吗？怎么又让群众写信到上面去了……”
这一切要从年初的东莞升为地级市这事儿说起。
1988年1月7日，国务院的一纸公文，将东莞变为了地级市。
沉浸在东莞升为地级市的庆典鼓声中，东莞人的心底深处也突然激发出一种以前从不曾有的梦想：既然东莞成了真正的地级市，那么，一个市哪能是现在这副小县城的格局和模样，我们应该有更高的目标，应该就地城市化，搞成一个真正的市才行。
此时的东莞人，一心求变，却不知怎么变法，满身干劲，也不知使在哪里。于是，一个个摩拳擦掌的东莞人在喜悦和期盼的同时又陷入到一种茫然之中。
有一个人却不茫然。此人就是一个月后回东莞出任市委书记的欧阳德。
欧阳德此前在惠阳地区任行署专员，1975年至1981年，他曾在东莞担当县委书记一职，此前一直在东莞工作，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东莞人，放牛娃出身，16岁便参加了革命。
如何让东莞的发展跃上一个新的台阶，新的领导班子一致认为第一步就是深入调研，问计于民。于是，东莞市委书记、市长、副书记、副市长等领导各带一班人马分头下到基层，广泛收集意见，摸清东莞现在的发展情况，掌握和了解东莞目前的困难以及制约东莞发展的瓶颈。
经过一两个月的调研之后，各路人马回到东莞，集中意见。先后几次研讨会，都是开得非常热烈。大家首先达成一致的共识是，尽快加速发展，要发展必须要发展工业，无工不富，要发展工业必须把外资引进来。有了这种共识之后，大家又开始围绕如何才能更多更快引进外资等问题畅所欲言，畅谈改革。
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几大难题分别是路、电、水、通讯等。
先说电的困难。电不够用是所有镇书记反复抱怨的事。实际上，这方面的困难不仅是电量不够，配电设施也相当落后，因变电站少得可怜，故东莞通往各镇的电网完全不成体统。说白了，即使东莞有电，也送不出去，更何况东莞没电。加快发展怎能缺电？电的问题必须解决！
接着是水的问题。当时东莞市区里只有两家自来水厂，加起来一天最多也就万把吨的供水量。要想尽快发展工业，毫无疑问，水的问题也是一个大问题。
问题的症结找到了，接下来便是对症下药，即拿出规划方案。
规划方案交给各相应部门落实，电的问题由供电局拿方案，人才的问题由人事局拿规划，不一而足。于是，各个部门立即加班加点认真研究讨论。
不料，规划方案拿出后，到了欧阳德手上，统统又给否掉了。理由是视野不够，眼光短浅，得重新规划。
比如说水，当时东莞市供水局提交的方案是将每天的水产量提高至3万至5万吨。欧阳德说不行，应该要上20万吨；电也是如此，大家开始提出的方案非常保守。欧阳德则在图纸上大笔一挥，说是要修建两个大电厂，一大批变电站，还要建设一个22万千瓦的大变电站！
不难看出，东莞地级市第一任市委书记是一位魄力十足的改革家，采用的是大规划大建设的发展方式。欧阳德甩开膀子大干了！
改革家的一个共同特点是超前。事实证明，也正是这一点，东莞才走到了今天这一步，同样，也正是这点，也才有了本章的开篇情节，从而使笔者在叙述东莞当年修路这一至关重要的历程时不至于为缺少冲突而担忧可读性。
冲突的起因不难想象：钱的问题。
电的问题好办。通过努力，省电力局对东莞的支持很大，不仅对变电站的项目进行投资和改造，联上电网，也做了许多工作，毕竟东莞用电量大，抵得上中山、佛山、南海几个地方的用电总和。水的问题也容易解决，向银行贷款，建个水库，此后以收缴水费的形式还款，再说22万吨的水源当时投资仅需1亿多。通信问题也得再上一个台阶，当时整个通信项目改造需要15亿，但因有银行贷款，这个问题也不算太难。
难就难在路上。
众所周知，东莞最大的发展瓶颈就是路，虽然80年代初、中期也开始把一些泥泞小道铺上一层柏油，但那种路的承载力实在有限。
随着农村工业化的推进，许多来料加工厂也顺着那些窄小的简易公路进到了乡村，几年发展下来，问题也随之而来，最恼人的问题是，许多集装箱车必须来来回回出入东莞，那些司机们一说起东莞的路就摇头叹息：东莞的路实在太难走了。当时在香港货柜车司机中流传这样的话：不怕东莞佬，最怕东莞路。
东莞当年打下的这些微循环的根基实在太薄弱了！
路这个难题明摆着，肯定是东莞发展路上的一个拦路虎。
起初公路局拿出的方案是在原来的道路上加以扩宽。可欧阳德大手一摇，不行，应该建4条主干道，而且要把路拉直拉平，标准拉高，搞成国家一级公路！还要在全东莞建13条联网公路！
这样的大动作分明是一场大跃进呀！
有人心里犯嘀咕，好事是好事，可事情哪那么容易？
事情的确不容易，因为4条主干公路和13条联网公路的投资需要近20个亿。
20个亿！天文数字啊！
愿望是美好的，现实是冷酷的。东莞的财政只有几千万。
让几千万变出20个亿？怎么变？东莞的这些干部都茫然地看着书记。
欧阳德说：事在人为嘛！
有了书记的这句话，于是大伙儿开始充分开动脑筋，一番热烈的讨论后，一致认为最佳方案是去银行贷款。然而此方案很快就被推翻，因为大家跑遍银行，所有的银行都无奈地摊开双手，上面有政策，我们没法放贷给你们呀。接下来，大家又开始热烈讨论，讨论的结果是找外商合资，于是大家又分头行动，通过各种关系去游说外商。可外商们对此并没有他们那么高的热情和积极性。再次讨论时，大家总算想了一些对策，和以前修路的形式一样，采用土办法：市里面出水泥，镇下面出劳力，出土地……
但还是不行，钱差得远着呢！
这一天，东莞市委大楼的会议室里，气氛异常。欧阳德一上来就说：“同志们，时不我待呀，关键是我们要有变的决心，才有变的行动。抱残守缺是活不出个人样来的。”说到这儿，他扫视着在场的每一个人，目光中透出一种威严，停顿片刻，他抛出了一个令所有在场人大为震惊的构想：由市财政来做担保，用民间集资的办法，筹集10亿元，以后再用收过路费的方式偿还借款！
向企业以及老百姓借钱？这个动作太大了！立马，东莞市委这套班子就形成两种意见，赞同的自不必说，反对的则主要着眼于风险。
实际上，东莞的领导都不是胆小保守瞻前顾后之人，他们乍一听这个方案，也是怦然心动，因为经过这一个多月在基层的调研考察，他们也目睹了东莞的窘境，也清楚问题的症结，也希望能找到一个快速致富的良方妙策。但，这个别出心裁的集资方案也太离谱了，那可不是一般的风险啊！
首先，全国上下正在搞宏观调控，不主张搞大规模的基础建设，在这种大气候下，我们这么做不是和国家政策背道而驰吗？关键是现在进行宏观经济调控后，外商对中国的投资也开始谨慎，很多外商开始往回撤资。在这样的形势下，你怎么就能保证将来会有外商进来？
不光风险大，实施难度也大，老百姓的工作肯定不好做！这种担忧不是没有根据：前几年就有氮肥厂之类的东莞国有企业搞过集资，开始许诺得天花乱坠，可后来，这几个厂效益不好，亏了，老百姓的钱也没了影子。为这事老百姓怨声载道，还来过市里上访，到现在这笔钱还没还上，现在又向他们搞集资，他们还肯掏钱吗？
总而言之，不合时宜，集资大搞基础设施建设这条路看上去前景并不令人乐观，何不等等再说？！
这事要是搁在一般人头上，也就几声浩叹，等等再说也不迟。但欧阳德不是一般人，认准的事绝不会轻易撤退，他当即表态，不能等，这个项目一定要上，这个款一定要筹！
紧接着，在进一步细化具体操作方案时，欧阳德又提出一个更令人咋舌的想法：所有东莞的车辆包括摩托车都要交费。理由是“你这些车辆要走这些路嘛，既然你要经过的话，你就得交费，只不过现在我一次性地提前把你过路费收上来了。”还有人头费，比如说企业的打工者，向他们每人收一百块钱，这笔钱跟企业的老板要；有固定工作的人，向他们每人借一个月工资……
所有人都感觉到，欧阳德此举乃背水一战。
集资方案向社会推出后，造成的强烈反响，完全没有出乎人们的预料。欧阳德立马陷入了老百姓口诛笔伐的围剿中。车主们骂爹骂娘，老板们牢骚满腹，老百姓更是难听话满天飞。一所学校的老师们因操作者没讲清缘由，看到自己无缘无故被借去一个月工资，愤怒了，一封揭发信告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
此时的欧阳德穿行在人们的不解和谩骂之中，在一个又一个巨浪的吞噬中艰难前行，内心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然而，无论如何，他必须把这件事往前推进。万事开头难，欧阳德便从动员机关人员做起，他要求大家“带头交钱，有多少钱交多少”。
为了吸引更多的人入股，市委又开出比银行利息高一倍的优厚条件，14厘。欧阳德说：“我们也要给东莞人做点好事，利息高一点，给群众一点好处。另外，我们通过集资款把基础设施修好了，岂不是一举两得？”
这波未平，那波又起，老百姓的积极性又引发出银行战线的不满情绪，因为这一集资影响了他们的存款业务啊，于是东莞5家银行的领导便私下联合起来，也准备来封告状信。欧阳德听说后，赶紧召集他们开会，耐心向他们解释：“东莞的存款递增100个亿，我们的集资才10个亿，这根本不会影响到你们的存款啊……”欧阳德说得有理有据，几位领导听后，思想竟也通了很多。算了，不告了。
正当集资风波闹到中央还没完全消停，偏又冒出另一档子麻烦事来。
这档子麻烦事和刚刚开工修建的第一条路有关。
第一条路叫莞长路，起于莞城止于长安镇，途经大岭山镇。
按理说这条路在外人看上去没什么问题，可稍一打听，问题就来了，因为那个大岭山镇偏偏是欧阳德的家乡。于是乎，欧阳德“徇私舞弊、以权谋私”之类的话就一传十、十传百地传开了。老百姓本来就对集资一事抱有一肚子怨气，一看原来是市里的大领导为了自己的家乡做贡献，这能不让人愤怒吗？愤怒中的老百姓一呼百应：告他去！于是便也有了本章开头郑锦滔市长被梁灵光省长叫去问话的那一幕。
那天，在梁灵光的办公室里，郑锦滔一五一十地向省长汇报起事情的来龙去脉：“省长，其实一开始我们的确没打算先修莞长路，也是想要先修107国道那条路的。但后来我们发现一个问题。您看，这是107国道，如果先修这条路，那么修路时，这条路的交通肯定要受影响，但是这条路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莞城、厚街、虎门、长安这些地方去深圳都必须经过这条路，是惟一的一条路，而且这些地方去深圳的车最多。车一多，我们再修路，那么，这条路就很容易被堵死，这样外商的货车就麻烦了，问题就严重了，肯定会影响生产。所以我们就琢磨，应该先修好莞长路……”
其间，梁灵光一直聚精会神地听着。听完郑锦滔的汇报，他点头表态：“我明白了。你们这么做是没问题的。”
回到东莞，郑锦滔立即组织召开全体干部大会，把修这条路的原因又向大家做了详细解释，让基层干部再逐一将这件事向群众解释清楚，把误会消除掉。
“路开通后我们才发现，市里面的做法是完全正确的。东莞到广州，从莞长路出发比绕到虎门长安走，短了13.5公里。从长远来说，节省多少油量，节省多少时间啊。”一位老东莞人这样告诉笔者。
种种风波尘埃落定，东莞升为地级市后第一场声势浩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大战开始了。
从1989年初开始修路，到1994年，4条主干道和13条联网公路才全部全线贯通。不要小看这几条路，这可是东莞交通的大动脉，也让东莞的城市建设上了一层楼。所以，很多人都说，东莞路网的正式完善，还是从4条主干道修成才开始算。1995年，东莞公路密度每百平方公里达到92.9公里，而全国平均公路密度仅为11.6公里每百平方公里，东莞公路建设居全国领先地位。
1992年，对改革开放的中国来说，是个让人们难以忘却的年份。这一年的年初，邓小平同志来到湖北、广东、上海考察，发表了一系列的讲话，“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如同一股暖流，一下子温暖了东莞大地，也使得持观望态度的外商们立即行动起来。
东莞人这时发现，东莞的这一特立独行可真是占尽了便宜，在当时治理整顿的背景下，全国各地的基础设施建设处于缓建状态，故而当时的水泥钢材价格猛落，东莞此时不但捡了个成本低的便宜，一公里的公路成本仅400万元左右，同时还救活了自己的一些水泥厂，看到东莞的基础建设响起凯旋之歌时，中山、南海等城市过来一瞧，纷纷发出“东莞超前”的感叹，当他们也回去跟进时，此时的成本已翻上了一番，800万元建一公里都打不住。
不仅如此，此时的东莞更是抢足天时，成了纷纷进来的外商们的首选之地。在这么一个明朗化的喜人形势下，“大路大富，小路小富，无路不富”这句话的效应在东莞也变得立竿见影。
短短两三年的时间差，东莞一个龙腾，一下子跃到了“四小虎”之首。
这一跃，跃得漂亮，跃得奇丽，跃出了东莞改革开放史上的又一个华彩！
当东莞这一轮的基础建设差不多告一段落时，东莞人突然发现，身边的台湾人开始多了起来。
实际上，刚刚升为地级市的东莞，在大修道路的同时，也进入了一个全民大招商的轰轰烈烈的新阶段。穿针引线，以乡引乡，渐渐地，香港人把台湾人也给介绍进来了。
招商升级了！
近20年之后，在东莞的台商及眷属已超过10万人，是全国台商聚集密度最高的城市之一。截至2007年底，东莞累计引进台资企业6000多家，引资额占全省的三分之一、全国的十分之一，台资企业占全市外资企业总数的40％；累计实际利用台资103亿美元，占全市实际利用外资额的三分之一；台资企业进出口额占全市外资进出口总额的40％；全市IT企业中有半数都是台资IT企业。
说到东莞后来的当家产业：电子信息产业，不能不提石碣。
早年，石碣之所以为世人所知，是因为它是明末民族英雄袁崇焕的故乡。这个民风淳朴的鱼米之乡后来令人注目的则是它在十几年时间内迅速成长为IT产品国际生产基地之一。这个面积不足36平方公里的地方，聚集了450家电子企业，18家著名的跨国上市公司。
小小的石碣镇究竟有何“磁场效应”，形成如此庞大的电子产业方阵？这实在令人称奇！
说起来，改革开放之初，石碣镇的起步曾经充满了艰难，难就难在没有路。当年的石碣与莞城之间，因相隔一条东江，使得石碣镇远远看上去就像座孤岛一样，去哪里先得渡河。这个被东江水环绕起来的小岛搞农业曾经顶呱呱，1978年还被农业部评为全国农业系统先进单位，但从农业转向工业，却实在踏不出路来。石碣当年的招商引资可真是难！石碣领导没少往深圳口岸跑，在那里望眼欲穿，指望能拉来财神爷，后来还真的拉回一个。渐渐地，石碣的招商引资总算有了起色，但跟其他发达镇区相比，还相距甚远。
1989年这个年份对于石碣镇来说，意义非常特殊。正是这一年，石碣镇拉开了通向IT重镇的序幕。
这个序幕是被一个来自台湾的年轻人拉开的。
这个台湾人叫叶宏灯，毕业于台湾东吴大学经济系。当时他在台湾的生意因遭遇高成本的压力，迫使他来到大陆寻找发展机会。1989年4月，他来到大陆，去了深圳、广州、大连、苏州等地后，这天在一个香港人的介绍下，他又来到了东莞的石碣。
当初，接待叶宏灯的是时任石碣镇镇长的刘发枝。时隔近20年之后，现为东莞市政协副主席的刘发枝对当年的情景还记忆犹新，他向笔者回忆说：“当时我们的环境的确还不太好，但我们跟他讲了很多我们的规划和对未来的设想，也让他了解了我们的政府班子。他是1989年4月来的，9月份他又过来谈判，当时他还有点担忧，怕我们不负责任，要求和我们绑在一起，于是我们便采取合资方式。我们负责建厂房，再租给他们，同时我们也出了150万，其他流动资金由他来解决。一切谈好后，立马动工，10月就开始生产了。当时他安排的一个月生产量20天就完成了，他很高兴，立马又增加人员和生产资金。”
石碣镇政府对叶宏灯的创业可谓倾尽全力、鼎力相助，这令叶宏灯深受感动。相处一段时间后，叶宏灯跟镇领导们结下了深厚友谊，渐渐也把自己当成了东莞人，反过来帮助他们介绍企业进来。没事的时候，大家就在一起聊天说话。
通过和叶宏灯的聊天，镇领导慢慢察觉到一个现象：台湾很多企业因成本提高的压力，正面临着往外搬迁的可能性。据说，很多企业打了十几万的招聘广告，却招不来几个员工……
这天晚上，石碣镇委书记叶炳基、镇长刘发枝和叶宏灯又聊上了。
“叶总啊，你说你们台湾那边生意不好做，成本都提高了，他们现在正在打算往外搬，是不是？”刘发枝问。
叶宏灯回答说：“是啊，台湾货币现在在国际市场上大幅升值，对于做外销的厂商来说，是一件非常不好的事情。成本提高了，他们又困在一个小岛里，企业的市场空间肯定要受到很大的局限，所以他们现在的日子都不好过，都在考虑往外搬呢。听说他们已经有一些搬到了东南亚一带。”
“那你知道他们在东南亚办厂办得怎么样？”
“我听说他们在东南亚做得并不好。所以我来你们这来对了。”
叶炳基、刘发枝听到这儿，俩人相视一笑，眼里都闪出了光亮。叶炳基问：“叶总，那你说，我们石碣有没有这个机会，把他们都招到我们这里来办厂？”
“我最近也在琢磨这事。我认为我们这里有非常有利的一面，主要是大陆的劳动力成本低廉，而且这里的工人勤劳、刻苦，领悟能力很高，手也很灵巧，非常适合做加工制造业，再加上我们同根同源，很容易沟通和融合。所以我也在想，其实这里应该是他们发展的最好基地……”
那天晚上，他们越谈越投机，越谈越兴奋。
第二天，叶炳基和刘发枝把这个想法在会上一说，大家立马兴奋起来，这可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啊！我们一定要不失时机抓住这个机会，把台湾企业吸引到石碣来！紧接着，石碣领导们多次开会研究商讨，确定了石碣重点发展台商的大思路。思路明确了，目标锁定了，接下来大家立即分头行动，发动一切力量，通过各种关系重点吸引台商。
石碣人感到幸运的是，那些台湾人刚进来时都是以租厂房生产的方式进行试探性的发展。几年下来，投资有所回报后，几乎所有的厂家又开始扩大再生产。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合资公司已成为产业转移的主导力量，两岸间的产业分工已成为我国产业分工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且这种分工逐渐由生产阶段的分工向功能性分工发展。至2002年，台湾赢利最多的20家上市电子企业中的14家在大陆设厂，而大陆工厂的赢利成为其台湾母公司的最大利润增长点。至此，在台湾电子第一代的转移中，石碣成为珠三角最重要的承接地。
令石碣人更感幸运的是，新千年之后，在石碣增资扩产的台资企业开始出现一个新现象，即有些大厂逐渐把产品的研发中心迁移到了石碣。这不仅标志着石碣镇电子信息产业开始由纯粹加工制造真正向创造型生产转型，更标志着这些企业将被真正留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