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4月，父亲打电话告诉我：浦东要大开发了，我们苏州会更了不得的。
浦东？浦东开发跟我家乡苏州有什么关系？
我们离上海那么近，浦东要变成深圳，我们不是跟着一起发财了！我当时感觉远离政治中心的父亲，其意识里就是离不开“乡下人”的本质。但这回我小看了父亲，更小看了苏州老乡们对浦东的认识。
在少年时代，我就认识了浦东，但它对我而言，是个恐怖的地方，我曾在它的怀抱里丧胆失志过……那是上世纪70年代初的一个冬日，上中学时的我，在寒假里为挣生产队的工分，跟成人们再次划船到上海运输氨水。三吨小木船要过黄浦江一段江面，那是我第一次见如此急流的黄浦江面，出了外白渡桥后，站在后船板上的双脚就是站不稳，更不可能去帮着大人们摇橹——其实在黄浦江里行船，只能随流而进。我们的小船在江里像一叶飘荡的竹片，每逢后来的汽轮经过时，我们的小船整个儿失去自控力，顺其颠簸坠落。“进水了！进水了，快逃命——”突然，当船老大的民兵连长一声尖叫，揪着我的后衣领，一起跳进江里……魂散胆碎之际，我下意识地张开双手在刺骨的江面上划动着，后来隐约看到有一条救生汽艇朝我开来……等我醒来时，我发现我被扔在一片泥滩上。我不知是什么地方，只见江的对面是那座我见过的哥特式的海关钟楼。大人们后来告诉我：我活命的那片泥滩就是浦东的陆家嘴，现在那个地方是国际会议中心。离它不远的地方是今天的“东方明珠”和高入云霄、晶莹剔透的森茂大厦。
几年之后，我从部队第一次探亲回家路过上海时，特意到外滩，隔着黄浦江，看到江对面的陆家嘴，还是一片破落的农田和稀零的一些房子。
然而再过若干年后，当我再次站在外滩时遥望对岸的陆家嘴时，我惊骇了：那个曾经令我魂飞魄散的地方竟然成为又一个中国的“曼哈顿”！
浦东的开发史是随着两位当代巨人在上海的“一来一去”而迅速推进掀起的——来的是邓小平，去的是江泽民。
江泽民最先也是从北京来到上海的。他任上海市长时，就接过老市长汪道涵的重托，开始谋划起“浦东开发”的大略来。1987年北京又来了大员，他就是后任上海市长的朱镕基。江泽民、朱镕基搭档的上海市委、市政府对浦东开发的推进是历史性的。
1989年中，江泽民“北上”赴任中国最高领导。浦东开发更有了巨大的推进力。然而，推进浦东开发的最重要人物还是中国现代化的总设计师邓小平。
1990年4月18日，大上海的一则新闻对近在咫尺的苏州人震动很大：中国的又一个特区——浦东开发区正式宣告成立。
那时，全国都在羡慕南边的深圳特区，可谁也无法与之相比——那里的发展日新月异。那会儿去一次深圳还必须公安部门办“特区通行证”，跟出国一样令人兴奋。
“要是我们也能像深圳一样开放就真的是天堂啦！”凡去过深圳的苏州人，不知暗暗感叹过多少次。
现在浦东也要变成第二个“深圳”了！我们不等于真的快进天堂了啊？
苏州人羡慕深圳，但有些远不可即。现在上海的浦东要变“特区”，那是天时地利呵！苏州人的内心跟上海人一样激动地瞅着浦东开发的隆隆推土机声，胸口的心尖儿跳得像小鹿一样快。
他们激动，激动天赐的福运终于到来了。
他们盘算，盘算浦东开发给自己带来的“磁场”效应……
总之，苏州人在一旁既激动又兴奋地悄然窥测着上海浦东的每一个细微的行动，并瞅准机会，为自己所用、所利……
上海开发晚了！要努力跟上去啊！1991年的春节，邓小平在上海过春节，他当天在新锦江大酒店的41层旋转餐厅上跟朱镕基说的话，当晚就传到了苏州人的耳里。不几日，邓小平的另一段更重要的话也迅速传到了苏州人那里——
“那一年确定四个经济特区，主要是从地理条件考虑的。深圳毗邻香港，珠海靠近澳门，汕头是因为东南亚国家潮州人多，厦门是因为闽南人在外国经商的很多，但是没有考虑到上海在人才方面的优势。上海人聪明，素质好，如果当时就确定在上海也搞经济特区，现在就不是这个样了。十四个沿海开放城市有上海，但那是一般化的，浦东如果像深圳经济特区那样，早几年开发就好了，开发浦东，这个影响就大了，不只是浦东，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
听听，小平都着急了！浦东也要成为第二个深圳了！
我们离上海最近，浦东开发对我们苏州是个天大的机会，这回一定要抓住！
古城苏州里，干部们热烈地议论着，心潮激荡着，仿佛邓小平的话是对他们讲似的：不要动摇，抓紧发展！
浦东要成第二个深圳，我们苏州要当江苏的第一个深圳。那时深圳在内地人的心目中就是改革开放的榜样，现代化社会的样板，人民走向富裕的目标。在传统经济高度发展的苏州这样的内地经济发达区域，寻求新的发展点时，深圳无疑是最好的学习榜样。而深圳在当时传统的社会主义思维下，它是带着大半的“资本主义”色彩的。现在有邓小平的话，上海浦东也能搞深圳一样的特区了，这不等于彻底地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了！
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的改革开放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以浦东开发为契机应当算是又风起云涌的大浪潮。不用说，浦东开发，对苏州的影响和契机都是最大的。
有必要交代一句：其实在浦东开发之前，苏州市委、市政府已经在80年代中后期就十分注重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了，并且卓有成效。昆山和张家港的崛起便是最好的说明。只是这一阶段的外向型经济处在引资和合资的初级阶段，而深圳特区型的外向经济的明显特征是将某一规模的区域整体建成一个全面的外向型经济，也就是所谓的“特区”。
国家对“特区”建设是有严格的规定，它实际上是一个行政区域的新划分。这得经过国务院批准。大上海有浦东那片尚未开发的隔岸“处女地”，与黄浦江一江之隔，东边又临通往五湖四海的大东海，开发空间广阔而低代价。
“吾俚苏州”咋弄法？其实在2500多年前所建的古城苏州，只是一个“周围四十里二百一十步尺，城外有六十八里六十步”的城郭，虽然在伍子胥的春秋战国时代，她是名符其实的“阖闾大城”。但对早已以现代化的大都市为中心的当今世界而言，苏州古城的面积只能算个小城，且苏州建城时便以水域网络组成的防城，她的面积和空间十分有限，这也决定了她以园林、巷子和小桥流水为主的文化特色。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中国改革浪潮涌动下的苏州人，眼看着南边的荒滩上建起的深圳，眼看着旁边的大上海一座座横跨路口和过江的桥梁，更不用说像北京那样四通八达的地铁与如网般的城市高速环路，就是她的“子民”——常熟、昆山、张家港等自家的“五虎崽”的蓬勃发展，古城苏州人越来越感到了压力。观前街的弄堂吆卖声和虎丘岭的旅游门票收入大自然很值得骄傲，可小桥流水毕竟没有大江大海那种汹涌澎湃的激情与气势，尤其是全球经济的浪潮，让无数过去不起眼的地区与城市，仅仅几年时间可以超越像苏州这样的几千年古城的整个发展历史。这种瞬息万变的历史潮流，让一向温情性格的苏州人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苏州出路何在？
苏州是永远葆住原有的古城文化与古城经济——那种小桥流水般的自安自得，还是跟上世界的发展潮流，再造苏州新城？
这是摆在苏州人民和苏州领导面前的一个大课题。谁敢破解这个题目？谁或许是历史的功臣，同样也有可能是历史的罪人。苏州古城国务院早在80年代专门就保护苏州古城历史风貌有过专门的文件，谁在古城里做文章，不是不可以做，而是你能做得既保护了古城风貌，又可以让人放开手脚干现代化经济？这样的文章也许不是超天才的人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出的。
因为——古城有限，再做道场，即使请得寒山寺等天下所有的高僧来，也只能念些旧经，无大雅之堂可供世人瞻目。深圳可以在荒地上建起世界级新都市，大上海有浦东无边广阔的空间，就是常熟、吴江、张家港、小昆山这些“子民”也比你苏州古城大几倍几十倍的空间上发展和开发呀！
苏州人的压力和恐慌缘于古城郭的束缚与限制。
必须寻找出路！必须重建一个新苏州！
这个时候，人称搞外向型经济出了名的“牛鼻子书记”的苏州市委高德正书记被江苏省委一纸任命到了苏北任职，苏州来了位风度儒雅的王敏生同志当新的市委书记。
王敏生在任苏州市委书记之前是镇江地区专员，同时他还挂着团中央书记处书记一职。王敏生是一位老资格的“苏州老乡”。1975年之前，无锡县还隶属苏州地区管辖，他是无锡县委书记。乡镇企业大发展时期，无锡曾经被誉为“华夏第一县”，其经济总量和综合实力在全国县级单位中名列第一。王敏生因此在仕途上曾经扶摇直上过。“文革”后第一届团中央组建时，他是排在韩英、胡启立之后的书记处书记，42岁时出任江苏省省委书记。1989年中回苏州任市委书记。那时故乡的苏州和全国的政治、经济形势一样，正处在一个特殊时期，干部人心惶惶，不敢干，怕干事。“稳定压倒一切”的政治需要的形势下，王敏生提出了苏州发展的“稳中求进”的思路，后来证明是非常英明和重要的。
2008年8月的一天，我在苏州古城的一个古色古香的小院里采访了王敏生老书记。一口吴语的他回忆当时的苏州社会情景时说：“我到招待所，却看不见人，大家很紧张，不敢接待外国人，也不敢接待来谈生意的自己人。干部们都有一个‘怕’字。怕谈生意，搞发展被认为是搞腐败、走歪道和不正之风。我要求市委号召干部们正确认识‘两院’文件（高院、高检）。又让纪委和检察院的同志出面讲话，让干部们正确认识和区分改革开放中的正常交往与走歪门邪道、搞腐败和不正之风之间的本质区别，尤其讲明什么是违法乱纪，什么是腐败之风，使广大干部重新树立起了对党和改革开放的信心。同时我们又树立了几个典型，如吴江的盛泽和张家港的杨舍镇等，坚持了发展乡镇企业的十大好处……这些都对当时巩固和推动苏州经济起了关键性作用。
“1991年，特大洪水袭击了我们苏州，江泽民总书记也亲临苏州抗洪救灾现场。但就是在这样的自然灾害面前，我们苏州的经济仍然很好。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正式文件还没下来时，我就让人到南京去省委拿复印件回来，及时向干部们传达。大家越学小平的讲话，心里越亮堂，干劲也来了，纷纷表示苏州不能落后这一波大发展浪潮。于是我们就寻找发展的载体。这个载体就是现在我们苏州人常说的一个‘新苏州’、一个‘洋苏州’。即古城西侧的高新园区和古城东边的工业园区，苏州这十几年的腾飞，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风景如画的古城老苏州的历史文化魅力加两侧的‘新苏州’和‘洋苏州’两翼翅膀……”在苏州这块热土上工作了34年的王敏生，回忆当年的激情岁月，最后这样说：“我那一届市委，完成了经济模式从内转外的历史过程。现在看来，当时我们是做对了。”
一生平和谦逊的王敏生同志没有说错。他的那一届苏州市委不仅是做对了，而且用现在的事实来看，可以说是做得非常杰出和精致！因为今天的苏州，如果没有两个工业园区支撑和烘托，在全球经济突飞猛进的今天，狭小而沉静的姑苏城的发展将是无法想象的。
要认识苏州城区经济的全貌，必须先认识那个被苏州人引以为骄傲的“新苏州”。
“新苏州”位于现今的苏州古城西翼，“苏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简称“高新区”就在这个地方。
1271年11月，年仅17岁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踏上寻求东方世界的神秘之路，从地中海的阿迦城登陆以后，沿着公元前一世纪初的“丝绸之路”东行。这位巨商的独生子，驾着旅行之舟，驶进了东方世界的“人间天堂”苏州时，从小在威尼斯水城长大的小伙子吃惊地写下这样一句话：“苏州城漂亮得惊人。”
他还写下了这样的话——
“这里人口众多，稠密得惊人。”
“民性善良怯懦，他们只从事工商业。在这方面，的确显得相当能干……这里的商业和工艺十分繁荣兴盛。”
“如果他们的勇敢和他们的机智一样优越，那么……”
那么什么？马可·波罗没有说出来，即使说了，也缺乏想象力，因为他对“东方威尼斯”的认识是粗浅的。其实这位意大利旅行家还是点出了苏州的巨大潜力，而这个潜力一旦被释放，将令全世界震惊。
然而苏州在之后的漫长岁月里没有显现它的魅力和潜力，它似乎一直在寻找这样的“当惊世界殊”的机会。
7个世纪过后，苏州终于有了这样的机遇！这个机遇自然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具体地说，是上海浦东开发区引擎所带来的机遇。
在一些老苏州人的记忆里，似乎还是昨天的事——
1990年的苏州市委常委会议上，书记王敏生和副书记、市长章新胜等不谋而合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苏州所属的几县市已“飞”起来了，老城苏州的经济怎么办？
“看看《东周列国志》，我有一个很深的印象：你今天的中央权力很大，但如果你的实力没有了，下面的小国和地方诸侯比你强大的时候，你这个政权也就差不多了！”
“你这什么意思？是不是说现在常熟、张家港、吴江和昆山，包括正在日益强大起来的太仓他们发展了，以后他们会越来越不听我们苏州市委的话了？谅他们不敢吧！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天下，谁想闹独立，谁就会有可耻的下场！”
“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我们这些坐在苏州城里的人，如果不能把苏州市区经济搞上去，你再在这里发号施令，将来会越来越没人听你的！再严重一点，人家完全可以不听你的发号施令嘛！”
“凭什么？他们还想不想共产党的领导了？”
“话虽不能这么说，但你自己身边的事都做不好，人家诸兄弟做得强大了，你当老子的说话不硬气！这是绝对的。”
常委会上，几位同志争执起来。这争执看起来常有，但一旦放到常委会上，一旦当做一个严肃的问题摆出来时，它真的让市委一班人感到一种巨大压力——你苏州市委只在要求下面如何如何地发展，你眼皮底下的那块地方还是一片死水；你只让下面掀浪汹涌，大干快上，其结果必然是淹死了自己。
“大家的担忧是有道理的。我们一直在要求下面如何如何地干，可是在我们眼皮底下的古城区建设不起来，我看不用别人说，就是我们自己都得有种危机感。”王敏生一针见血地指出。
“明摆着的事：现在各县市都如火如荼地在大发展，思想比我们市委还要解放，那么我们对城区的发展是不是也该到了思想大解放的时候了？我想结论是明摆着的。”章新胜市长的态度同样十分明确而坚定。
于是苏州城区经济发展成为了苏州市委、市政府在上世纪90年代迈开的第一个战略步伐。
然而，苏州如何发展经济，如何像张家港、昆山那样大刀阔斧地大发展？这个题目实在难为了王敏生、章新胜他们——
姑苏千年风韵，人见人爱，谁动一块砖墙和草皮，都可能有人写信到中央、上国务院会议——此话事出有因：改革开放初期，上海同济大学园林古建专家陈从周等几位知名人士，曾发出了“救救苏州”的呼吁。1981年，南京大学名誉校长匡亚明等来到苏州，进行了实地调查与考察，他们深为苏州古城遭破坏的现象而忧虑，后与苏州本地的几位专家、学者一起写了一份《关于苏州园林名胜遭受严重破坏情况和建议采取的若干紧急措施的报告》，向中央作了报告。当时的中央领导极为重视，邓小平批示要求“江苏省研究，采取有效措施，予以保护”。胡耀邦总书记批示道：“不论是近期的建设方针，还是远期的建设方针，都要实事求是，讲究实效，都要靠苏州市的各级党组织和全市人民以奋发图强、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加以实现。”随后，中央有关部门和江苏省及苏州市作了大量调研。1982年5月12日，国务院批复了江苏省委《关于保护苏州古城风貌和今后建设方针的报告》，这份文件上明确规定苏州古城是国家的历史文化遗产，在那些具有保护性的局部和任何上规模的城市建设都必须上报中央及省以上的相关部门批准。此后不久，邓小平在苏州调研，其间他对苏州市领导说：苏州园林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一定要好好加以保护；要保护好这座古城，不要破坏古城风貌，否则，它的优势也就消失了；要处理好保护和改造的关系，做到既保护古城，又搞好市政建设。这就意味着：苏州不再是苏州人自己的苏州，而是中国的苏州、全体十三亿中国人的苏州，你苏州人想怎么动就怎么动的历史已宣告结束。这一方面是好事，它可以让苏州的古城保护纳入“国家任务”，同时，它对需要大动筋骨的苏州城市经济发展下了一道“止步令”。
因为不能动古城，所以苏州人被逼不得不思考“城外战略”——
“东边湖泽之地，又属荒贫水田，惟有西翼……”
西翼有水有山，尚能一展宏图。
讨论的结果意见完全一致，其实也是天地所迫。“新苏州”建设受到古人建城的引向限制，别无他路。
划一块地出来，重建一个苏州新城！这事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初，一群吴地精英在谋略欲将解脱具有2500多年历史的旧苏州“胥城”的束缚，争取新苏州天地。现在似乎听起来并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可在那个时候，在素有小桥流水之称的苏州，不能不说如同一声春雷般的巨响。
市委、市政府的意见传出后，姑苏城内一片哗然。赞成的和反对的人一样多。赞成者的理由自不用说：苏州要发展，旧城里无法做出像深圳、浦东这样的大文章；反对的人理由更充足：建新城，就意味着抛弃历史名城和著名的“东方威尼斯”的古苏州风貌。在这些人眼里：苏州就应当是不能变的，这是中国古人留下的宝贵的国家遗产，谁变动谁就是历史和子孙的“罪人”。
在这个世界著名的历史名城，谁想动其分寸之土，确实极有可能成为“千秋罪臣”。
“苏州古城风貌自然不能动，但这并不意味着苏州的城区经济不能发展。我们对老城的保护，负有历史的责任。可是全球化经济形势下，我们应当让古苏州一样腾飞起来。我们应当给古城装上翅膀，有了这个翅膀，苏州腾飞了，古城风貌的保护才能真正成为可能。这个道理要让市民们都知道。”市委书记王敏生在常委会上这样说。
苏州人聪明，同时又不保守，市委、市政府的决策很快得到市民的响应。于是给古城装“翅膀”的宏伟蓝图便开始谋划起来……
“翅膀”插在何处？这是难题。姑苏旧城是当年伍子胥请的风水老手绘制成的，据说“相土尝水，象天法地”，是不易改变风水的，一旦风水破坏，全城皆溃。姑苏城过去陆上有八个门，象征可纳天空中八个方向的来风，那样会风调雨顺；水路上的城门也有八个，是阻挡地狱和来犯者的入侵所用，同时又能使城内的民生安乐幸福。事实上，古苏州城建成之后的2500余年里，虽经千年间无数战事纷扰，也数历时代变迁，但初始的城郭风貌从未改变过，这在世界城池史上也是空前绝后的。足见姑苏旧城确有“仙气”。
“翅膀”必定安在两翼，纵观南北的吴地，一面是傲视天下的常熟，一面是风云正急的吴江。苏州想发展，欲断两县的凤头虎尾，必影响大局。南北方向添翼被否定后，决策者的目光便自然落到了古城的东西两翼。
这个地方好处理些，皆是吴县之地。再说吴县本来过去一直与苏州城相拥相依在一起的，将吴县纳入苏州城区，融为一体，宜苏州城区更大发展，吴中之地的吴县百姓也不会吃亏的。当政者的这一思路从苏州城区地理考虑，应当说是最佳方案，后来也证明了将古城与附之苏州城边的吴县纳入苏州城区是明智之举。
然而吴县毕竟也曾有几千年的行政历史，再加上过去一直与常熟、吴江并称“苏州三杰”。失去行政区划名称，意味着吴县从此在版图上消失，这种痛苦对一个享有很高名声的地区官员和百姓来说，也是非常彻骨的。好在吴县人与苏州城区有着不可分割的天然血缘关系，2001年吴县撤市成为了苏州的相城和吴中两个区，分附于古城的东西两翼。新的吴中区，姑苏的一半历史遗迹在这块土地上，因此称其为“吴中”名副其实。吴中之地，自然包纳吴地遗宝。加上这里又怀抱烟波荡漾的太湖，这是块绝妙的风水宝地。相比之下，东边的相城，自然条件就差多了。不说这里少了诸多历史遗迹，就是这儿的湖塘水域，也都是些零乱的瘦池薄地，不耐细看。
“新苏州”就建在太湖之滨的吴中区吧！决策者虽不是什么风水先生，但见了好水好山谁都心旷神怡。
这一历史性的选择使姑苏城貌第一次有了重大突破，它可以归结是苏州人自身求变的结果，也可以理解为在上海浦东大开发后带给苏州人的一个“世纪觉醒”。
这片苏州人心目中的理想“新苏州”的建设与开发，基本上是跟着上海浦东的脚步走的。始于1990年，正式获得国家批准是1992年。“新苏州”初始的名字叫“河西新区”，有点儿效仿上海的“浦东新区”叫法的意思。所谓河西，指的是地理位置，即运河的西边。“河西新区”后来改名为“苏州国家高新园区”。这个名字来之不易，因为当时国家对开发区的政策处在紧缩整顿阶段，并明确不再批准新设的开发区了。
国家批不准，等于孩子没出生证，后患无穷。市委书记王敏生急了，说：“发展是硬道理，拿到批文是更硬的道理！”在他的努力下，赶“末班车”的苏州干部们，迅速组织一切可能的关系，到京城进行活动，总算说服了各方“首长”。“苏州国家高新园区”的正式批准，使得苏州从此进入一个崭新的“园区革命”时代。这其中，王敏生同志带领的市委一班人的正确决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当时我们把河西新区建设是看做‘苏州小特区’来搞的，而且准备大干一番的，所以调来了昆山搞自费经济开发区的王金华……”王敏生回忆说。
苏州市委调王金华到城区来搞“小特区”建设，可以说是一着高棋。这个人现在是苏州政协主席。他从2001年起到苏州搞工业园区，搞得苏州地动山摇、日新月异，使得曾经令新加坡李光耀一度很不满意的工业园区建设蒸蒸日上，世界瞩目。但许多人并不了解王金华真正发威和显示建设园区或者叫“开发区”的卓越才能，是在昆山“自费开发区”和苏州高新区建设中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的。王金华在当苏州市政协主席之前，他的人生轨迹上有三大亮点：一是80年代中后期，在昆山，与老书记吴克铨并肩搞昆山开发区那段轰轰烈烈的“激情燃烧”的岁月；二是90年代，在建设“新苏州”的那段“激情澎湃”的十年奋斗史；三就是新世纪后的苏州工业园区的“激情闪耀”的辉煌年代。
现在我们听听他和他的战友在建设“新苏州”的那段“激情澎湃”的十年奋斗史——
1991年春夏之交。
一艘小船平静地驶进古运河西侧的小内河，船太平常，所以没有引起任何人注意。几个男人随船在狭小的河道上穿行，水路所到，农田、土丘、山岭，零星村落，一律沉寂着。
因为谁也没有注意这几个人是干什么的，所以也就没有人在看着他们想干什么。农田里没有蛙鸣，土丘上的小树孑孑立着，山岭有风悄悄穿过，村子上升腾着几缕炊烟……这是上世纪90年代初的苏州古城西郊的景象，2500多年来几乎是一幅静止的风景图画。
几个男人一路漂去，谁也不说话。及至漂完小河，再漂过被水淹没的田野，在一个土丘旁有人建议道：停下船，上岸看看。
说话这个人的声音很宽厚，话虽不严厉，但很有磁性，带着某种不可违拗的力量。他就是王金华，一米七五左右的个头，壮实的身材，使人感到这人的内力很强。此刻他的身份是苏州市城建开发总公司总经理、苏州新区开发指挥部常务副总指挥，实际上的“新苏州”负责人。
“总指挥，这里被当地人叫苏州的北大荒，你看像不像？”同行的战友问王金华。
王金华没有答话，他的目光横扫着眼前的山与水、田野和丘岭，以及缕缕炊烟——这是他非常熟悉的，他昆山老家的那个地方前几年也是这个样，但这几年搞了“自费开发区”后全变了。王金华缓缓地转过头，那一刻他凝目了，他看到了并不远的苏州古城的轮廓，那真是美呵——斜斜的虎丘塔，汽笛长鸣的古运河，以及若隐若现的苏州古城墙……那古城墙和月牙形的小桥，断隔着古城与乡村间的两个世界——姑苏的城市与乡村间的不同世界。
我们现在要把这两个不同的世界连在一起，并且要看不出任何嵌缝。“我相信行，古城内的苏州，小桥流水，园林古巷，总被外地人说成假山假水真苏州，现在我们这里都好：山是真的，水是真的，新苏州一定是真山真水，诗意万千！”军人出身的王金华不是诗人，但这当口他像一个诗人一样对自己的战友们如此说。
老实话，当他回首眺望古城苏州时，他内心是激动的，因为他一下想起了2500年前的那个吴国大将伍子胥……
阊门四望郁苍苍，始觉州雄土俗强。
十万夫家供课税，五千子弟守封疆。
——唐·韦应物《登重玄寺阁》
2500年弹指一挥间，苏州城历经风雨，然而它仍然挺立于世，成为世界上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古城，名扬天下。现在这座古城将要建起一座新城，与古城和谐完美地共存于世，这将意味着，谁来接建这样的伟大工程，谁就将是苏州建城历史上的又一位伍子胥式的伟人。
当然，今天的新苏州城不可能再是2500年前的伍子胥一个人的功劳了，它是集体的智慧和结晶，因为这个决策来自于中央。1986年6月13日，国务院批准的苏州城市建设总体规划便是苏州新城的奠基，“古城新区，东城西市”从此扎根在苏州人的心目中。
现在到了实施的年代。古城苏州早已承受不了历史之重负了，它已经在不停地呐喊着解脱身上的重负——老城无法伸展，350平方公里的古巷河岸头，无法接受每天约300多万人的旅游者，以及生活在这里的本城居民——每平方公里住2.4万人本来就已经让小巷木桥累喘了气……
“你的任务是：用10年时间，再造一个新苏州。”市委书记王敏生说话从来不带狠劲，他的吴语声调总带着苏州人特有的那种柔软，但这回与王金华交待任务时，口气却十分坚决。
王金华对此没动声色。
“具体一点说，市区的工业产值去年是146个亿，你新区10年就要达到这个水平，150亿元。”王敏生说完眼睛盯着王金华，看看自己的爱将、这位昆山人有什么反应。
通常情况下，苏州人会谦虚地向领导表示一番惊诧，以便给自己一些“余地”。但这个王金华没有，他缓缓地抬起眼睛，看了一眼市委书记和站在一旁的市长章新胜，几秒钟后蹦出一句话：“150亿不稀奇，关键在政策，启动这关要打好……”
章新胜笑了，他朝书记王敏生看了一眼，意思是说：怎么样，我说他王金华行吧！
当然行嘛！王敏生心想：提拔王金华到市里来，他跟“老伙计”、昆山的吴克铨是有“私下交易”的：你把小昆山搞大搞强了，我苏州怎么办？苏州总不能让昆山压在底下吧！苏州搞不好，我连你吴克铨一起弄来！
王敏生听王金华这么说，心里笑得开了花。
“我什么都不担心，担心的是看你给不给金华他们开发新区的独立操作权和指挥权。”吴克铨对王敏生说过。
后来王敏生和章新胜记住了吴克铨的话，并且在市委常委会上履行了承诺：决定给新区工委和管委会“特权”——县级职权，下设土地、财税、公安、劳动人事、工程管理5个局级编制单位。“可以了，我们先干起来再说。”副县级干部出身的王金华已经觉得市委、市政府给自己的权力够大了，虽然他当时手下只有“七八个人，十来条枪”，但毕竟现在是“县处级”的司令了！
站在荒丘上，王金华顺着风吹动自己的头发，目光转回到眼前的这片运河之边山与水、田野与村庄之上……他的胸脯在起伏、激荡。他感到了站在母亲面前的那种儿子的责任和义务，非常强烈的责任和义务。
当时的新区指挥部设在苏州三元一村的一间50年代造的老房子里，好在指挥部只有4个男人，要不会有点麻烦，因为老房子里没有女厕所，只有一个“坑道”式男厕。
没有女人在场，苏州的男人说话也放粗：“别看这里不像啥样，但我们要干的是创全国第一、世界一流。”王金华对自己也对手下的三个拓荒牛这么说。
2000万启动资金能干创世界一流的大业？有人心里冒虚汗。王金华则泰然置之，他提出新区四大发展战略：开放战略，科技战略，人才战略，繁荣战略。
前面三个战略好理解，可繁荣战略算啥？
——这是王金华的思路，也是苏州改革走向世界性的战略思路。
参与新区的各路人马陆续报到后，王金华作了一次新区开发的动员，他一口气将四大战略的具体内容阐述了个明白：开放战略就是以引进外资为突破口，进而实施全方位的对外开放。产业进步与世界同步、具有国际运作能力才是真正的现代化开放型的经济发展；科技战略的重点是瞄准高新产业，使区域真正成为高新技术成果产业化、商品化、国际化的基地；人才战略，简单一句话就是“能翻多少跟斗，就铺多长的地毯。”目标是造就3支队伍：现代化管理人才队伍，国际化动作人才队伍和科技专业人才队伍；繁荣战略是通过三产和社会事业，促进新区的快速繁荣，将新区建设成一个现代化的新苏州城区。
丹桂飘香，迎来了苏州丝绸旅游节。王金华在旅游节上亮相，并四面出击，亮出的牌子是“苏州新区”。那些金发碧眼们大为惊讶：苏州还有一个新区？是什么样的新？
可以去看看嘛！
王金华叫人开车过来，将老外们拉到狮子山大桥上转了一圈。老外们看着苏州城外那处山和水，连连摇头：“王，你的新区很……嘿嘿，很不怎么样啊，与你的昆山差很多。”
王金华不急不躁，礼貌地朝老外们一笑，说：“明年你们再来实地考察，一定会有不同的感受。那时你们会喜欢我们这个新区的。”
老外们很兴奋：“好，明年我们再来！”
“一言为定。明年！”王金华与老外们一一握手，老外们发现他的手格外有力量。
“明年”，是一个约定，是苏州人向世界友人和全中国的一个约定。
为这，沉睡千年的姑苏西郊的那片曾经战马踏蹄的土地开始了沸腾——征地动迁的动员，掀开了太湖之滨的惊天巨浪……
从随伍子胥入城至今几千年未移一寸故土的当地百姓，第一次被现代文明的触觉所撼动，他们有些不适，所以也不想听王金华他们讲的那童话般的明天的故事。于是他们拿起种地的锄头和挑水的扁担，要与那些想让他们搬家的城里人拼死活——宁静的秩序被打乱了，告别的仪式是悲壮的，农民们有权利与他们不了解的真相作最直接的斗争。
王金华派出一位有经验的老同志去做农民工作。老任不愧是“老动迁”专家，对动迁户的心理可谓一清二楚，他的嘴皮子能一溜烟念出几十条动迁政策。但农民们不买他的账，哗啦几十个庄稼汉与动迁人员扭打在一起，年轻的小张不知被哪里来的棍子打昏在地，“冲啊——”一声疯狂的叫嚷，刚刚租借搬了家的新区指挥部被占领了，一个粗大的嗓门在9楼指挥部的窗口边高喊道：“谁敢动我们的房子，就把谁从这里扔下去！”
新区管委会干部们目瞪口呆。
这时王金华来了。
所有目光聚到他的身上。
他说话了：“搬迁，肯定是没有商量余地的，这是市委的决策，也是全苏州人民未来的幸福需要，没有商量余地。但你们为啥不愿意搬呢？政策有问题？还是我们工作态度不好？”
闹事的农民说：“我们不是有意反对作梗，是你们说话不算数！”
“咋说？”
“你们让我们搬家，可我们搬了之后住哪儿？”
“怪了，不是已经安排你们房子住了吗？”王金华把目光移到老任的脸上。
“安置房子青黄不接，还有几套没落实。”老任说。
“扯淡！”从部队退伍回乡多年的王金华已经好久没这样骂了。但骂归骂，问题还是要解决的。于是他说：“第一，尚缺的安置房，在年内全部解决，保证家家户户能搬进新房子过年；第二，现在无法安身的几户，全部搬进我们指挥部最好的这个老四合院；第三，因为水灾，老四合院周边还是一片汪洋，抽水、排水的工作全部由管委会来负责。上面哪项工作没到位，你们拿扁担打我耳光！”
“好，有你王主任这话，我们就搬了！”知理和通情的农民们爽快地答应了，他们说他们相信党和政府。
党和政府没有让这些农民们失望，搬迁工作做得精心细致。
“未来的新区建设得再好，如果不把动迁户的安置做好，那等于零。”王金华把市委、市政府的要求一直挂在嘴边上，每一个新区干部心里挂着这样一杆秤：新区要建在人民满意之上。
有多少委屈，有多少难题，他们从来没有计算过，因为他们所想的是：假如我的家被动迁了，我该怎么想？于是所有的困难、所有的愿望从自身的角度去为那些动迁户着想，问题就会解决好，解决得让人感动和满意。新区建设十几年来，动迁的有几万户，不能说没有一点矛盾和难题，但整体而言，是平静的，平静得像苏州人的性格一样，十分地温和。这要归结到苏州人办事的细腻，更要归结到他们能从动迁户的实际利益出发思考问题。为了考证王金华他们干的实效，我特意到了几个安置小区，同当年的动迁户聊了很长时间。他们告诉我：开始不理解，后来看到“政府”给他们盖的房子、安置的工作和社区的环境，以及现在生活在“天堂一样的新苏州”里，他们感到了满意。“是九分的满意。还有一分的不满意，是希望新区有更好的大发展。”一位70岁高龄的老伯风趣地对我这样说。
把镜头重新拉回新区开发初期的那个年份吧。
“明年”到了。老外们又一次来到苏州，再次见到王金华。
“王，我们可又来了啊！”老外笑眯眯地看着王金华，希望他不会食言。
“欢迎！走，我们去新区看看。”王金华走在最前头。
“走——”
浩浩荡荡的队伍，有说有笑。
这“明年”，其实只有三个月时间，因为上次老外们与王金华相约在去年的金秋时节，现今虽跨了一个年份，但实际距离春天的季节也就是3个多月的时间嘛！老外心想：你王再有本事还能把通天的路修好？
“哇，王，这15公里长的中环通、大环通是这3个月里建好的吗？”老外从面包车里下来，脚踩光滑宽阔的水泥大马路的那一瞬间，竟大呼小叫起来。
王金华平静地笑笑：“当然。难道还是上帝给修的？哈哈……我们是不相信有上帝的。”
“厉害！王，你把昆山经验再次运用到了这里！了不得！有你这个速度，我们愿意投资！”老外们知道，在这样讲效益的地方，投资的结果就是成倍的美元和黄金。
“苏州速度”一时在外商中传开。于是，新区的招商开始渐成一股势不可挡的旋风……
狮子山无愧苏州人气度。那座25层高的金狮大厦象征着新区的“激情燃烧岁月”全面开始。
“金狮”——不知是谁起的名字？但它让我产生联想：金是王金华的金，狮是狮子山的狮，这傲视在狮子山头的王金华及他的战友们在想什么呢？他们在那片曾经是一片荒地的乱石岗上耸立起来的一座可回望古城、可展视太湖烟波的高楼，想着荡气回肠的事业——打桩的夯声震天，溅起万顷波涛，飞卷惊天扬尘，搅得老城里的人纷纷赶来仰望新区“金狮”雄姿：10个月盖这么高的大楼呵！再过10年，这里还不变成大上海了？
嘿嘿，我们要建的是一个新苏州城。全新的，争取超过上海！
王金华心目中的上海是他永远的追求目标，在昆山时他这样想，到了苏州他还是这样想：苏州要赶上海，但苏州不是上海，苏州是文化与历史上的美丽之城。尤其是虎丘之邻、狮山脚下、太湖之滨的新苏州，它该是包孕吴越的文化和太湖的水韵，该是体现横塘的文脉和枫桥的辞章，在保持姑苏的那份永恒的清新优雅与款款流畅之间，寻找出东方威尼斯的巴黎风情和雕凿出具有太湖之大美的现代化文明新城。总之，一句话：新苏州，必须是与古城和谐共处于一地又各显风格的新都市；必须是接连世界最前沿信息，又能体现东方的江南文化元素的国际化经济与生活的城郭；还必须让土著百姓们时刻感受到温馨与安全、朝气与生机、新奇而异彩的家园，同时又让所有异乡新居民落脚生根在这里有种忘却一切的归宿感。
“城市要有体温。新苏州体现的是我们对这片土地的热忱、情感和创造。”王金华平时话不多，但他的目光和思维却是复杂而细腻，并且充满追求精致的智慧。这也是市委、市政府对新区的要求，更是苏州人民对新区的期待，自然还有那些最后选择苏州作为发展自己事业的外商和国商们的兴奋点。
创业是艰苦的，即使在“天堂”苏州，该吃的苦照样一样也不少。初到新区工作的人至今印象仍极其深刻：“王金华对我们说：你们来新区的第一个任务是要准备吃苦，吃尽所有的苦。然后他让有关人员发给我们每人一双雨鞋，因为当时我们的办公区四周都是一片汪洋。”新区赶上了改革开放的第三波浪潮——这就是以邓小平南巡讲话为契机的1992年中国再次思想大解放的年份。于是当时一批批雄心勃勃的外商和一家家世界500强企业纷纷选择了在苏州新区这块充满希望的热土进行投资。
1992年对新区创业者来说是个难忘的年份。这年11月，王金华从北京拿回了“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这块国字头的金牌，小小四合院一片欢腾。当时的条件还很差，员工们连鞭炮都没买，他们是敲着饭碗庆贺的。“但气氛仍然令我们永生难忘。”王金华回忆说。
什么叫抓住机遇？新区后来的众多外资企业纷纷在此筑巢就是最好的解释：从“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金牌子挂起来那天开始，美国的普强、杜邦、高达，日本的松下、索尼、三菱、富士通、住友、沙克迪，德国的西门子、百林，英国的迈大、考陶尔兹，瑞士的罗技、迅达，台湾的宏基、声宝等等世界著名企业，项目达190个……这仅仅是三四年时间的成效。1996年8月，当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高级顾问拉卡卡访问新区时，这样盛赞道：“高楼林立的苏州新区有着强大的吸引力，近300个外资企业项目和企业落户，总投资达30多亿美元，这在世界上也是极少有的奇迹。你们这里就像一个小‘联合国’。”
苏州新区的“小联合国”别称就这样叫开了。
这一年，苏州新区宾客盈门，而且都是些国际大师级的人物——人类进步基金出版与交流负责人、美国著名小说家苏盖，法国和美国科学院院士沙士雄，哈佛大学林赛……他们漫步在古老的京杭大运河旁，感觉着东方新世界的万千种经济与文化、与自然交融的那种奇妙、新鲜和兴奋。因为他们所处的摩天大厦群林，与粉墙黛瓦的老苏州近在咫尺，那些通天大道又与旁边的小桥流水交错相通……他们认为这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美景。
那年春，不大出门的苏州籍作家陆文夫听说苏州狮子山旁搞了个“新苏州”，起初他不太相信，后来他去了。去之后文夫先生大惊而赞，数着指头说：姑苏2500年，新苏州建设2500天，于是他脱口而出了一句经典之语：2500年风风雨雨造就了一个老苏州，2500个日日夜夜创造了一个新苏州。
“新苏州”后来一直被沿用至今。文汇报记者到新区采访，看着太湖之滨这片耸于山水之间的现代化新城，感慨万千地写下了这样一个标题：“真山真水园中城”。
无论是作家的惊叹，还是记者的描述，他们都给新区的崛起注释了一个共同的元素：速度与精美。
据1997年环保部门统计，新区的绿化率达35％，远超了国家标准。许多老外投资者第一次到新区，不是奔王金华的“总裁”办公室，而是急着登狮子山，急着一览天平、花山、何山、横山等群峰秀岭，要不就是驱车到开放式的绿地游索山、玉山、天狮等湖景山水公园……
这里是公园还是厂区呢？是广场还是小区呢？他们被新颖、美妙的“苏式”开发区深深吸引，甚至时常怀疑自己的视觉。“在这样的地方办企业，获得的将是生命质量与经济效益的双重丰收。”外国企业家们如此评说。
“以绿意造园，是我们新区的一大理念。这既借鉴了欧美风格，又传承了水乡苏州的特色。绿树、绿色块条多，又充分引入开放式大公园的格局，使得新区每年保证有300天的绿期。古苏州是以园林‘雨打芭蕉’、‘梧桐知秋’、‘岁寒三友’的千古绝唱达到一种文化和古典的结合，新区以绿意加园林，从而创造一种‘锦绣大地’的气氛和自然特色，你看我们这里的植物造型吸收的是大色块的绿地风格，如海之墨色的雪松林，晚霞一般的红枫林，一片片桂花香，一片片橘子黄，嵌入来自美洲风情的美女樱，如此锦绣被植物的红、黄、蓝、紫组合成一体，远观如万紫千红的花地毯铺就，近看恰似置身于花木丛间，美不胜收。”新区人一谈起他们的美景，总滔滔不绝，令人陶醉。
仅仅几年时间，沉默了数千年的狮子山，从冬眠似的冥寂中睁开幼稚的倦眼，转瞬间蓦然回首一眼，但知这里已是天翻地覆……
今天的苏州新区建设者和创业者，他们最愿意向外人显耀的是这里的科技含量。“要说我们的苏州高新园区能使狮子山这片曾经是苏州北大荒的地方呈现出今天这个样子，关键还是我们这儿的高新技术发挥了催化作用。”
此话怎讲？
“高新高新，自然文章在‘高’与‘新’上。‘高’，意味着我们的开发区从一开始就瞄准国际先进水平，这是指的引进企业的高端水准；‘新’，是指产业的建立与趋向必须是当今世界最前沿的最先进的技术定位。”现任苏州高新园区工委书记王竹鸣用“很园区”的语言给我介绍：从1992年建立新区的那天起，王金华等老一代创业者就坚定地按照市委、市政府确定的“科技优先”战略。紧紧围绕“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目标，在实际工作中坚定不移地推进科技自主创新，加快聚集新产业、建立新体制、建设新城区，构筑国际平台的思路与实践，因而使得高新区真正在“高”与“新”上呈现五彩缤纷的璀璨光芒。
在采访新区时，我看了一部长期在新区工作的苏州作家徐卓人写的《归国留学生部落》的书，记述的是一批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归国留学生在苏州高新园区创业和成就大业的事迹，因而在苏州高新区内形成了一个“中国留学生部落”群体。这个群体现在已达数百人之多，他们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在国外卓有科研成果的归国留学博士、专家。“由这些留学博士带出来的专家与科研人员，今天已经达到近万人的具有世界级水平的研发人员和科技队伍，是我们高新园区最大的资本。”王竹鸣一谈起这个话题，两眼放光。
“我们现在有一年近2000亿的工业产值，有一年100多亿的财政收入，靠的主力产业就是高新科技。我们有六大创新载体：苏州科技城、苏南工业技术研究园、苏州环保产业园、苏州创业园、留学生产业园、苏州高新创意园。它们涵盖了电子软件、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研发与关键零部件、废弃物循环再利用等八大世界级先进科技专业产业工程，其中最引人骄傲的是已经体现市场能力的十大自主产品群体：高功率动力锂离子电池、新一代网络安全技术开发、碳硅铝纤维与碳纤维、光刻胶、第三代移动通讯、CPU核心应用技术、生物医药产品、动漫产品、振动及环境实验设备、新一代高分辨数码有机光导鼓等。”新区主人对这些技术与产业的专业词语如数家珍，我们有的很难听懂，但一旦换成具体的和实用的例子来说明时，所有的外行人都会为他们而感到骄傲——
比如中国的“神舟号”飞船在飞向太空前需要进行振动试验，这振动试验台就产自苏州高新园区的苏州东菱振动公司。这振动试验台达16吨重，过去一直被欧美国家所垄断。我们的归国留学生在苏州高新园区内给它搞出来、搞成功了。“神舟”飞船能够一次次飞向太空，这振动试验台功不可没。
比如现在我们使用电子复印机、电子照相机等电子设备每天都会用到的成像有机光导鼓，过去一直是外国企业的专利，苏州恒久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的小伙子们搞成了中国自己的顶级水平的OPC生产线——第一条拥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年产100支鼓的高度自动化生产线。
比如一个名为“中国芯”的32位嵌入式CPU电子核心技术，也是由苏州国芯电子有限公司用几年时间在苏州高新园区搞成的，它的技术含量与世界先进芯片不分上下，其功耗全球最低，从而打破了“中国有机亿万台而没有一个芯”的尴尬局面。
比如被称为“通讯喉咙”的语音网络、数字网络、图像网络“三网合一”技术的“DSL—4000｜4010综合复用设备”，也是由苏州科达通信技术发展有限公司成功开发的，它已经成为中国国家电子政务Ｔ100强——视讯类第一名。
比如博瑞生物医药技术有限公司生产的“恩屈西他宾”药物，成为中国抗艾滋病和乙肝病毒新药，同样打破了国外公司垄断，其成本和药效都优于世界同类药物。这“恩屈西他宾”听起来名字有些怪怪，但它对艾滋病患者和乙肝病患者来说，就是“上帝”送来的福音……
所有这些，都出自苏州新区，出自我们的那些归国留学生之手，出于他们带领下的团队。这里有一串名字非常闪光，他们是：袁建栋、顾东民、丁屹、陈卫东、张光学、黄劲、谢卫国、王崎、朴成元、王拉才、张思福、郑茳，还有让世界同行震惊的《系列世界地图》发明者郝晓光等等，他们都是清一色的“海归派”留学博士，他们已经在苏州新区落户多年，并且成为这里的永久居民和“部落”主人。
那一天我正在采访高新区，市委宣传部长徐国强说晚上一定让我见见一个人。当晚在饭桌上我认识了徐部长的老朋友王振民，这位苏州人文质彬彬，在一桌子博士堆里，他是个酒量偏差的人，他说他第二天要回美国——孩子老婆都在大西洋彼岸等着他过一个什么节。徐部长向我介绍：王振民酒量一般，但他干的事业却了不得，而且是苏州高新区的留学归国专家的“博士王”。
王振民一听市领导如此夸自己，脸顿时红了起来，连忙说：“我在苏州高新园区算个啥？人家资产比我高出好几倍的有的是，我只能算小拇指……”
“他是怕露富。你只要打听一下，生物、医学领域里没有不知道‘振美’的。”同桌上的博士们抢着要灌王振民，说如果他不向何作家说实话，就保证当晚让他出不了门。为了不影响第二天飞回美国与妻子孩子的团聚，王振民只好“投降”，于是我们俩借众博士开心喝酒时，进行了“酒场采访”——
“六○后”的王振民在16岁时，正逢“文革”后的首次高考，因为农民苦孩子出身，又遇众多“老三届”在考场做对手，所以少年王振民只敢报了苏州大学物理系。尽管如此，在拿到录取通知书时，他还是欣喜若狂地在老家的田埂上蹦了起来。1985年研究生毕业后，在苏州大学留校当了两年教师，这时正逢“留洋”大潮，王振民的心也跟着浮了起来。但公派没他的份，他只好靠自己拼搏。考托福时，26美元也是向老师借的。“我到现在还没有向老师还这26美元呢！人家不要我还，弄得我不知如何是好！”已是亿万富翁的王振民心头至今藏着这桩事。
“你给苏州和苏州大学创造的财富已经远远超过几千万个‘26美元’了！”徐国强部长和酒桌上的苏州大学几位校长们凑过来说道。
王振民依然满脸不好意思地喃喃道：“这是两码事，两码事。”
我开始对眼前这位“海归派”博士刮目相看了，而当他向我细述自己的留学过程和抱着对苏州高新园区的“好感”后，在狮子山脚下仅用短短几年创出的一番伟业时，我的内心刻下了深深的印象。
1987年的春天，对王振民来说格外温暖，他单身宿舍窗口的紫藤开始抽芽，一阵喜鹊叫声，邮差举着一个英文写的大信封对他说：国外有人给你寄信来了。
王振民的心跳得怦怦的，他知道自己的命运将要发生“历史性的巨变”了——因为他没有外国亲戚朋友，只有一种可能：他被国外的大学录取了。果然如此，美国爱德华州立大学通知他去入学。
一个身上只揣着274美元的中国青年怀着强烈的求知情怀，冒险飞到了大洋彼岸，开始了他人生中的又一次学知的长途跋涉……
1993年，王振民已经是个学了15年物理学的“洋博士”。
“我相信，如果我找不到工作，那么全世界就没有人再能找到工作了。”毕业初，王振民曾这样狂言。果真，他同时被加州的一家实力雄厚的公司和美国西南医学研究中心休氏医学研究院录用。
王振民最后选择了比前者薪水少一半的后者。然而“清贫”的休氏医学研究院在王振民看来是个取之不尽的“富矿”——因为这里有“用钱买不到的世界上最好的研究员”，10年中这里出了4位诺贝尔奖得主，并且拥有30余位国家院士。王振民受聘该生物医学研究工作，他在这里获得了学术上的质的飞跃，并在这里发现了一个极不起眼、却日后成为他全球系列产品独家经营的小产品——花300美元成本便研制成功的一种专门收集、储藏蛋白晶体的器皿，而这靠的也是王振民扎实的物理学功底及对生物医学的潜心钻研上的真功夫。
“王，你要发大财了！”研究院的同事祝贺王振民。
正当王振民有些发愁如何寻找美国“发财”温床时，从乡友那里得知苏州高新园区有个专门为留学生创业搭建平台的“创业中心”，已被中国国家科委确定为“国际企业孵化器”试点单位，有很多优惠创业条件。“爱屋及乌”的王振民想到了家乡，想到了母校，于是他毅然决定回到祖国、回到苏州创业。
“因为我爱苏州，苏州是我的人生出发地，也是我的生命归宿地。”王振民离开美国时，他对那些不理解他的研究院同事这样说，而且为了痛别“诺贝尔奖摇篮”的休氏，他竟然学会了喝白酒——那一天告别美利坚的晚上，他喝了一斤半高度白酒，从此酒量超人，但一喝就脸红。“我骨子里不是喝酒的人。”王振民自己说。
不久，他的“苏州捷美电子有限公司”正式在苏州高新园区挂牌，这也是“归国专家部落”的第一个留洋博士在高新园区所办的第一个企业。
王振民在苏州这块风水宝地获得的收成就像他的企业名字“捷美”一样，又快又好。短短几年，“捷美”名扬海内外同行业界，于是学着王振民回国到苏州、到苏州高新园区“发财”和干事业的洋博士们一结十、十联百地拥向狮子山脚的那块热土。
太湖水涌动着欢笑，虎丘古塔在摇晃着身子舞动。
一颗优质种子，长出的是一片金色的丰收果实。苏州高新园区就这样如此不停地“孵化”，最终将世界各地最优秀的那些海外中华学子一个个吸引到了自己的凤凰树上……
“我们也不含糊，50亿的创新投入，200亿的基础设施，100多个营造有利于科技与人才引进的地方性法规，六大服务保障体系和30多个知名院校，及50多个世界级尖端研发机构，这是能够吸引高级人才到苏州新区来的内核力量，有了这内核力量，我们才能造就‘真山真水的新苏州’，每天向世界和国人展送硕硕成果和灿烂光芒。”王竹鸣书记这样说。
是的，这就是太湖之滨、苏州古城旁的新苏州城，一个不足230平方公里面积的地方，创造了全苏州市出口总量的20％、全省的10％、全国的1％以上的份额，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级重要出口基地和创业者的乐土。
一个创造了8项“世界第一”、11项“全国第一”的新苏州，就这样在弹指一挥间崛起在太湖之滨、狮子山下……不说这里的人均创造年产两万美元的产值，不说这里的农民平均收入超过15000元，单说这里聚集的2000多名留学人员、1000多名博士和1万多名硕士及50多家落户此地的世界500强企业，还有谁不羡慕苏州人？
其实苏州人自己对办“新苏州”获得的巨大成就，也是难掩心头之激动和狂喜的。
1992年的中国，风起云涌。邓小平的南巡讲话精神正式向全党传达。苏州人受到的鼓舞格外强烈。
当时有个特殊的社会背景：“六四”政治风波后，因风引发了对社会主义的大争论，尤其是中央提出搞特区和开发区后，一些持有不同政见的人借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所出现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世界性衰退，在思想界和理论界掀起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到底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大争论，造成了下面的干部和群众思想上的混乱。邓小平针对这些问题，明确而又肯定地说：“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
太想见一见这位章新胜市长了！可惜他现在太忙，而且离开苏州已经很多年了。他现在与我同城住着，然而北京太大，同城人几十年不见一面是常事。章新胜现在是国家教育部副部长，之前他就是我们的苏州市长。再之前，他是国家旅游局副局长。他的英语使他成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市长中很出类拔萃的行政官员。
不知道章新胜同志是怎么来到苏州当市长的，想来这也该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吧——苏州是中外著名的旅游名城，国家旅游局副局长下派到地方任市长，像章新胜到苏州也算是非常合理的事。
姑苏过去一直是个非常传统的城市。文化习惯重于平和与温性，出头带刺的事一般不做。这既有好的一面，同时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也有钝迟的副作用。上世纪90年代初，章新胜市长来苏州后，市政府机关的干部发现了许多新鲜的风气：开会、干事不再慢慢吞吞。更让人惊奇的是：沿袭了几十年的八点上班的习惯，市长首先不执行——“他晚上工作没个点，早上不到九点基本上找不着人影……”机关干部们如此说新来的章市长。
“改！改一下八点上班的习惯！改成九点上班……”章市长一声令下，苏州全市党政机关从此变成了上午九点上班，并且一直沿袭到现在。
“人家老外八点钟还在美梦中，我们就去敲人家的房门、打人家的电话，你不等于赶人家走吗？再看看：人家香港老板晚上九点钟才出来吃饭喝酒吃夜宵，可我们的人这个时候却要呼呼大睡了，你说谁跟你谈合资、合作呀？”章新胜的理由在市长办公会和市委常委会上摆得当当响。虽然不少老干部和同仁对他的决定很不舒服，可他的话确实反映了对外开放过程中一个十分明显的现象。
昆山人最同意章市长的建议了：那些老外，尤其是台海商人，简直都是夜猫子！夜里十一二点才开始“卡拉OK”，不到清晨三四点他就放不下酒杯和麦克风。我们不陪他不行，可要陪了他，第二天早上还是八点上班，到了晚上，老外和台商的生意肯定泡汤！
“这叫与时俱进，跟上发展形势！”章新胜胜利了，在苏州这样的地方能够推行像早上九点上班的小事也不是件十分容易的事。“老苏州”里的老东西太多，新东西想要出人头地并不容易。
章新胜的馊主意，有人背地不知骂过多少回！但慢慢地大家都接受了，而且现在看来，这个“九点上班”越发显现好处。二十年前，这种小事，也可能倒了一任为官者。
苏州人对章市长的另一个刮目相看之处是：这人跟外国人谈判时，竟然不用翻译，叽叽咕咕全是英语。佩服！
苏州是旅游城市，老外来得多。有个会说一口流利英语的市长，很让苏州人有面子。
章新胜获得真正的威信是在省委、市委决策要在苏州建设如今已经成为苏州名片的“苏州新加坡工业园区”之后的那些出手不凡的动作之后……
章新胜到苏州是在1990年，这一年世界上发生一件大事：中东海湾战争爆发。萨达姆指挥的伊拉克军队举兵入侵邻国科威特，美国的老布什立即命令美军进行了一场摧毁伊拉克军队的“沙漠风暴”，曾猖狂一时的伊拉克军队不堪一击，溃败在布什手里。
这一仗，对许多小国是个巨大的震撼：强国在邻如虎，随时可能有被吃掉的危险……这些小国中有一个领袖特别地有危机感，他就是新加坡的李光耀。
作为新加坡的国父式人物，李光耀对自己国家的那种危机感使他在那段日子里坐立不安。他从科威特的命运，也从后来伊拉克的命运里，似乎看到了新加坡有朝一日的殊途同归……这是可怕的世界秩序：强者欺弱，大国灭小国，是一条不变的定律。
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后，中国内地的官员成群结队地往新加坡跑，以便取经回来干自己的四个现代化。
新加坡是个区区岛国，面积只有中国的一个县那么大。一时间，新加坡快成了要被踏沉的游船。
“这个样子，还不如我们去中国给他们也建个新加坡模式。这样一则是我们回报邓公对我们新加坡的褒扬，二则可以寻得一个与我们同一种文化的大国的保护！”李光耀找来同僚密谋此事。
“总统建议甚是，我们动身去中国吧！”同僚们异口同声赞同。
于是在1992年的3、4月份，李光耀带着当时的两名副总理王鼎昌和李显龙来到中国，名为访问，实则在寻求合作地。他们从中国的南方一直走到北方，又走了山东、上海等沿海城市。
李光耀一路考察，最后比较之下，他中意的还是上海。因为上海基础好，交通又方便，人才等各种资源又具优势。但与有关方面接触后，让新加坡人内心失意了：上海人并没把他们新加坡的诚意理解透。
“要不总统您和王副总理先回国吧。我留下来再看看机会？”年轻的副总理李显龙对李光耀和王鼎昌说。
“也好，毕竟我们选定的是中国，这么一个大国，肯定会有我们中意的地方。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李光耀和王鼎昌会意地对视了一下，对李显龙这样说。
就这样，李显龙留在了上海。接下去的时间怎么安排呢？上海已无要事，可上海又非轻松的旅游城市。李显龙的助手建议道：“副总理是不是可以到苏州一趟，那里离上海很近，又是著名的旅游城市，尤其是东方古文化和江南风景，都在那里集中体现。”
“好，就到苏州去休息两天。虽然来过几次中国，但苏州的园林我还不曾去过。机会难得！”一身休闲服的李显龙精神抖擞地在房间里做了几个扭腰伸臂的动作。
“什么，李显龙副总理要来苏州！太好了，明天一早亲自去上海接他！”几乎不出一小时，新加坡副总理第二天要到苏州来的消息，已经传到了章新胜市长耳里。正在忙着如何落实市委对外开放搞活的新任市长章新胜听到这一消息，兴奋不已。作为原国家旅游局副局长，他章新胜与新加坡的几位重要政要都有过交往，李显龙也不例外。无论作为老朋友，还是苏州市长，他去上海接一下李显龙并没有什么不妥之处。这一点章新胜了解新加坡客人，他们非常讲究“适宜”的礼仪。如果事情做得太热情了，反而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
李显龙此次来苏州纯粹是私人旅游。我们怎么接待呢？跟他谈不谈与苏州的经济合作事宜呢？章新胜通知好政府秘书长安排明天到上海的车子后，脑子里盘算着如何接待新加坡客人的到来。对啊，派谁来一起接待客人呢？这很关键，搞好了，我们就可以把新加坡放在口袋里的项目拿到手，弄不好便是水中捞月一场空。
找谁来担此重任呢？老吴！昆山的吴克铨行！章新胜一高兴，操起电话就往市人大打去。
“喂喂，老吴吴克铨同志在吗？什么，他还没上人大来报到？好好，我打昆山找他吧！”章新胜重新操起电话，往昆山打去——“喂，是老吴吗？市人大会已经开过几个月了，你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去报到呀？谁说你退居二线了？人大副主任位子很重要嘛！哎哎，老伙计，你没有去报到正好，我这里有个急差使：明天哪，新加坡的副总理李显龙要到苏州来，我想请你老马出山……当然合适了，你是昆山开发区的创始人，搞开发区有经验，新加坡人也知道昆山有个开发区很出名。这次李显龙来的目的不明，但他们是想到中国来投资这一点我们已经摸清了，问题是我们想法让他们口袋里的钱放到苏州来。哎，这可是件大事！就因为这，我才请你老哥出山的嘛！好，别推了，明天一早你就上苏州城里来，我们一起接待李显龙……跟他怎么说？现场发挥吧！”
章新胜风风火火下达“命令”后，就忙着去准备后一天李显龙来后的各种接待细节。
第二天上午，上身着白衬衣、系红领带，下身浅蓝色牛仔裤的李显龙出现在苏州著名的拙政园。与中国的国家领导人相比，新加坡的这位副总理年轻、帅气，又非常随和。而另一个重要的细节是，他还能说些中国话。
陪李显龙的苏州客人，除了章新胜，还有吴克铨。
这一天是5月9日，可以说是江南春光明媚的日子，天气也不热，中方人员个个西服革履，倒是客人很随意。李显龙笑着对苏州人说：你们不要搞得太正规，我是私人旅游来的。
章新胜忙说：“李副总理是尊贵的新加坡客人，能到苏州来，是我们这座古城的荣耀。我们要以能够表达的全部热情来欢迎您。”
一旁的吴克铨附和道：“李副总理也许不知道，我们苏州的老百姓有句古话，叫做如果不把远方来的客人照顾好，就等于你没有把家前宅后的清洁打扫干净一样，是没有修养和礼貌的表现，会被人瞧不起的。我们苏州人对所有的客人都一样，一定是真诚和热情的。”
李显龙听了吴克铨的话，很是感慨：“你们苏州人的教养早有所闻，果然名不虚传。”
游览途中休息品茶时，章新胜市长不忘向客人介绍苏州的情况，同时也讲起了经济发展和一些设想。
“哎哎，你们是请我来看园林的，怎么谈经济了？”李显龙警惕地朝苏州人瞪圆了双眼。
章新胜和吴克铨暗暗一惊，俩人不由交换了一下眼光。章市长忙对李显龙解释：“谈苏州，难免说经济，因为这些年苏州的经济发展也出现了一些好的景象。我们知道李副总理是经济大专家，想请李副总理对我们苏州经济的发展提些宝贵意见或建议。”
李显龙哈哈一笑，说：“其实不是不可以谈经济嘛！你们苏州多好的一个地方！”
“是是。欢迎李副总理多到苏州来参观指导。”章新胜和吴克铨一瞅“苗头”，有戏！于是连忙拿出更加百倍的热情，一边陪从，一边不停地琢磨着如何“引龙入套”。但苏州人发现，李显龙太聪慧，他不会轻易落入苏州人为其设下的圈套。
这一天，一边是在上海失意的一位新加坡副总理有意回避谈经济问题，一边是表面装着陪客人游玩休闲实则急着探摸客人投资意向的苏州人。双方都是聪明人，聪明人在一起斗智，就更叫人看了精彩。
他们彼此心照不宣，却又各自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白天游园林、观街景，宾主似乎都很悠闲轻松。晚宴非常丰盛，李显龙对苏州的菜肴大加赞赏。酒杯间，新加坡客人先把话题扯到了经济上——
李显龙：“我们新加坡面积小啊，所以寸土寸金，可当初我们也是为了招商，不得不把地卖便宜了……”
章新胜一听这话，立即朝斜对面坐着的吴克铨挤了一眼。吴克铨心领神会，马上一边给李显龙倒酒，一边说：“副总理，你现在有个机会，可以把当年损失的钱补回来。”
李显龙不解地盯着吴克铨：“怎讲？”
吴克铨在昆山干了五六年“自费开发区”，什么样的外商都交过手，可以说是谈判桌上的一只聪明的“老狐狸”，而且由于吴克铨的长相憨厚，所以他又是那种属于最容易让人上当的“老狐狸”。
有戏。吴克铨知道李显龙在顺着自己的思路走，于是夹起一根茶叶往嘴里一塞，然后不紧不慢地说：“你可以到苏州来呀！我们苏州有的是地，可以把你过去卖便宜了的地的损失补回来！这个账副总理肯定比我会算。”
“哈哈哈……”李显龙是聪明人，一听这话，顿时开怀大笑。他明白苏州人在套他的底。于是李显龙装出一副寻找自己的助手的样儿，左右看了看，说：“可惜我的经贸部长没来！”
章新胜明白：新加坡人要对外谈判经济合作之事，真到了正式时间是由经贸部官员出面来谈的。李显龙这话，其实也是一语双关。
看来李显龙对苏州人热情接待他的意图已心领神会。
临别时，苏州人格外期待道：“欢迎李副总理再次到苏州来！”
李显龙朝章新胜和吴克铨满脸堆笑道：“当然。苏州这么好，我肯定会再来的，说不定以后来的次数就很多了。”
“太好了！我们一定使副总理满意。”苏州人要的就是这话。
“不过，我也希望你们能到新加坡去。”李显龙临上车时，特别说了这话。
“他这话什么意思？”吴克铨等李显龙的车子走远后，问章新胜市长。
章说：“我感觉我们很快就会接到来自新加坡的邀请……”
1992年的中国，风起云涌。邓小平的南巡讲话精神正式向全党传达。苏州人受到的鼓舞格外强烈。
“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苏州市委常委会上，平时风雅温谦的王敏生书记手上拿着邓小平的“南巡讲话”，格外激动地挥动着右臂，说，“这几年我们苏州搞开发区，引进了不少外资，也有人对我们说三道四，但实践证明我们的方向没有错。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对这些事都肯定了，所以下一步，我们苏州的对外开放和经济工作，不是要收，而是要胆子更大一点，步子要迈得更快一点。”
“王书记的话我完全赞同。我们苏州的发展要上个台阶，必须与浦东开发接轨，与世界经济发展的大潮流接轨！”副书记、市长章新胜在常委会少有地这样激动。
“吴县的太湖旅游度假村建设怎么样了？”王敏生问。
“报告刚刚打上去。不过听说国家旅游局正在全国选择八个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三亚的亚龙湾就是其中之一。我们能不能争取把太湖旅游度假区也列入国家旅游度假区？”有人提出。
“这恐怕不成吧？听说人家专门挑沿海的风景区，我们太湖是内湖……”会上有人议论道。
“事在人为。我们一定要争取！再说，我们苏州的太湖水面那么大，风景也不比别人差什么。争取一下，把眼光放远、放长一点。章市长你看有希望吗？”王敏生书记将目光投向章新胜。
“常委们有这份决心，我就更有这个信心了。这事交给我吧！”章新胜一脸兴奋。
“太湖旅游度假区能不能建成国家级旅游度假区，这也是我们苏州落实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精神，能不能在改革开放的这一波中胆子更大一点的问题，所以我们市委要像支持昆山、张家港办开发区一样给予全力支持。”王敏生书记最后特别强调。
“现在回想起来，那段时期，我们苏州真的到处显现春潮涌动……让人难忘。”2008年的一个夕阳西斜的傍晚，我和苏州国家太湖旅游度假区常务副主任许兴林坐在西山岛的一个临湖边的别墅前，这位太湖旅游度假区的创业者万分感慨地对我这样说。
许兴林记得非常清楚，26年前他到太湖旅游度假区的日子是1992年的8月26日。他原来在阳澄湖镇当党委书记。阳澄湖镇本来没有这名，叫田泾镇。
“应该说阳澄湖镇的诞生与改革开放有关，或者说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我们田泾镇紧挨阳澄湖，照理应该是名符其实的沙家浜，但常熟人聪明，他们把‘沙家浜’的名字先拿走了并且取得了巨大效应。我在田泾当书记时就着急得很，后来通过反复考虑，决定用‘阳澄湖’这个名字。1992年5月2号，我们就向省里打报告，申请用‘阳澄湖’镇的名字，三个月后，8月2日省里的批文下来了。我正准备组织镇上大张旗鼓做宣传时，上面一纸命令，把我调到了太湖旅游度假区来，一干就是十几年……”许兴林望着烟波荡漾的太湖美丽风景，眼瞳里闪着创业甘辛的滴滴晶莹。
他如此深情地说：“当时我来这里时，除了一个太湖，什么都没有。上面领导告诉我，说要把这里建成国家级的旅游度假区。我有些怀疑，但后来我们全都办成了，这中间也蛮复杂。先是能不能获得国家旅游局的认可。我来后第一个任务就是争取国家旅游局认可我们这个地方。听章市长当时说，国家旅游局官员正在全国各地看点，我们听说后，就作准备。国家旅游局的领导来苏州后，觉得太湖不错，加上我们苏州人的工作努力，初步确定同意把苏州太湖作为入选国家旅游度假区，但后来无锡也出来插了一杠，无锡人说，既然苏州能搞太湖旅游度假区，我们无锡为什么不能搞？而且省里的旅游局局长是无锡人，难保他不会偏向无锡。我们就感到很紧张，虽说太湖面积其实七八成在我们苏州，可无锡也有优势争取这个项目。大概国家旅游局为了大局，最后批文时来了个同时批准：我们苏州这边叫太湖国家旅游度假区苏州胥口旅游度假中心，无锡那边叫无锡马山旅游度假中心。你说这事！弄得我们心里虽然高兴，但就是有些别扭。怎么办？我们想法子呀！我们就到北京去跑，找到了刚从建设部长位子上退下来的老部长林汉雄。林老是老资格的部长，关系多，他跟当时的国家旅游局局长是老战友。我们找到林部长，他很热情，对我们苏州也有感情，饭桌上豪爽的林老半真半假地举着茅台酒瓶，对我们说：你们要是把这一瓶喝下去了，你的忙我就帮定了！这个时候，我们4个人已经喝了两瓶，再要喝肯定非倒下不可。但为了能够拿到‘国家’字头，我和另外两位同志就拼出去了，喝！哈哈，有意思，后来我们的一个同志真的喝醉了，但林部长很讲信用，真的帮我们把批文办下来了。无锡后来也跟我们沾了便宜，从此我们两地都有了一个国家级的太湖旅游度假区……
“创业是艰辛的，但我们苏州人显示的干劲也是空前的。我记得第二年为了让国家旅游局领导来看看我们的太湖旅游度假区够不够资格，我们用了不到半年时间，在一片荒滩上建起了当时全苏州、也可以说在全国内陆水域的一个最漂亮的‘水上乐园’。短短的半年时间啊，在缺资金、缺人手的情况下干起来的，太不容易了！7月1日全国的旅游局长们要来苏州看我们的‘水上乐园’，而6月30日晚上我们的工程现场还有许多事没干完，那一夜，市领导亲临现场指挥督战，我和同事们忙碌了整整一夜……第二天，雨过天晴，我们的‘水上乐园’正式剪彩开放，当时全国还没有类似的水上主题公园，苏州市里更没有。全国各地来的旅游局长对我们的太湖‘水上乐园’极其满意，说苏州这地方够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我们听了甭说有多高兴！
“再说我们的‘水上乐园’，仅仅是太湖旅游度假区的一个主题项目，生意当时火得不得了！一天最多能收停车费可以达到32000多元。当时每辆车才收两元钱！你想想火不火？”许兴林沉醉在那段令我们同样感染的激情岁月。
“苏州市委、市政府在邓小平南巡讲话精神鼓舞下，改革的力度确实非常大。比如说你现在看到的这条飘在太湖上的把西山三岛串在一起的太湖大桥的建设过程，就是一个证明。你看太湖大桥美吧——”主人忍不住站起身，让我搭坐他的车，“走，我们边走边聊。”
于是，我们上了全长4308米长的内陆湖上最大的大桥。夕阳下，与水紧贴着的太湖大桥如一条白色的彩带，系结在西山三岛之间，美不胜收。望着太湖如此之美的景象，我这个苏州人感到有些惭愧，因为过去我只知道苏州太湖边有东山、西山两岛，却从未见识过。东山岛是中央领导和国宾经常光顾的地方，不用我描述，自然一定美轮美幻。西山其实比东山大得多，由长沙岛、叶山岛和西山岛三个岛屿组成，仅触伸于太湖腹部的西山岛，其面积就与香港本岛一样大，达82平方公里面积。太湖大桥动工于1992年10月24日，是邓小平南巡讲话鼓舞下的苏州精神的行动工程之一。投资1.2亿元，于1994年10月25日正式通车，两年时间建成。
“非常不容易。它应当算是我们苏州人在邓小平南巡讲话鼓舞下胆子大一点干现代化的一个历史性见证物。”老许扶在桥栏上，对我娓娓道来，“我们当时没什么资金，靠一部分集资，一部分上级拨款，再就是全市人民的无私支持——许多机关干部和群众当志愿者，做义务工来一起帮我们建了这座大桥。你想象不到，那天剪彩通车的时候，西山岛上的一万多名老百姓拥向桥上，他们中间有六七十岁的老人，他们从来没有出过岛，一生在太湖里生活，见了面包车还问这是什么？怎么会跑呀？想想看，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如果不是我们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胆子大一点搞建设，说不准到今天，我们岛上的那些百姓还有不少人不知道汽车是何物！”
从许兴林的介绍中我知道，苏州的太湖国家旅游度假区，现今已经成为新苏州的一个特别的经济增长点和新苏州的著名风景区，这里的生态建设和自然环境给新苏州带来的经济效益和名城优势与日俱增。
它让我对故乡的人间天堂有了更多的了解和热爱。站在如画如诗的太湖边上，我不由吟诵起李白在游太湖时的那首《宿湖中》：
水天向晚碧沉沉，树影霞光重叠深。
浸水冷波千顷雪，苞霜新橘万株金。
幸无安牍何妨醉，纵有笙歌不废吟。
十只画船何处宿，洞庭山脚太湖心。
然而，我面对充满新生和现代化与原始自然交融在一起的今日之苏州太湖的景观时，仍然感觉李白大师的诗作中少有许多赞美的力度与贴切。如果李诗仙在今天重游太湖，我想必定有更神妙的诗作传世。
新苏州的太湖与东、西山岛，如一幅张艺谋笔下的奥运会开幕式上的轴画，那浩荡的湖面是画纸，那岛屿是扬帆的桅杆，那画中的人是我亲爱的乡亲们……
1992年的苏州和中国一样，注定是沸腾的岁月。
一日，市政府研究室主任办公室。
电话铃突然急促地响起。
“喂，哪一位？”周志方主任拿起电话刚问，马上清楚了对方的声音，“是市长啊！有什么要紧的事？”
“老周，你马上动手，准备一份关于新加坡的东西出来。”章新胜市长在那边的电话里这样吩咐。
“新加坡的？好，我马上组织人搞。”周志方放下电话，不由嘀咕起来：市长要新加坡的材料干啥用？
“听说我们要同新加坡人做生意了。”同事这样对他说。
这事周志方后来得到了证实。
“我准备了近三个月时间，给市长备了一份新加坡的相关材料。分三个部分：一是新加坡30年经济持续发展的总体情况；二是人民执政党‘一党制’执政的成功经验；三是新加坡管理严的特色，其社会现状，比美国、日本等西方发达国家更接近我们学习。后来章市长要走了我的这份材料。”周志方在接受我采访时这样说。
关于新加坡，李显龙到苏州后所表达的愿意在苏州投资的事，章新胜市长曾向市委作过汇报，当时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为这事，章新胜曾经痛苦过，后来到南京找到了苏州出去的省委常委、副省长高德正。
“章来找我，我也有些为难，于是请求了陈焕友省长，他说你去弄吧。我就对章新胜说：这样吧，你请李光耀访问中国，让他来跟我们国家的领导谈。并且还给章出了一些其它主意……”十几年后，我采访高德正同志时，他这样说。
这年9月下旬，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再次访华。他在北京的钓鱼台与江泽民总书记举行了会谈，并提出要到江苏的无锡和苏州看看。江泽民说非常欢迎李资政到江苏访问，而且还可以多到几个地方看看。李光耀高兴地接受了江泽民的建议，但他还是说，这次主要到无锡和苏州两个地方看看，他说明了自己要在中国搞个‘新加坡’。并说，要不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到新加坡访问的中国官员太多了，接待不了，干脆把新加坡的模式搬一个过来。江泽民听后非常高兴，说我们支持李资政的主意。
江苏省很快接到外交部的通知，说李光耀先生一行要到江苏来。
“我去迎接新加坡客人吧！”时任江苏省省长的陈焕友早想向李光耀讨教新加坡经济发展经验，得到这一消息后，立即向省委书记提出请求。9月30日，陈焕友带着省政府秘书长和省外办主任到无锡的硕放机场接到了李光耀和两位副总理李显龙和王鼎昌一行。
李光耀一行在无锡和苏州的时间非常紧促，各用了一天时间。陈焕友省长想得周到，特意从上海租借了一辆加长奔驰轿车。“这样既减轻了客人的旅途疲劳，也为我和李光耀资政能边看边谈提供了方便。车上共坐了6人，李光耀资政坐在后排中间，李夫人和我分别在他的两旁，中排坐的是翻译，前排是司机和警卫。我一面陪同李光耀参观，一面抓紧时间与他交谈，向他提了现代化建设中遇到的很多问题，他也向我了解了江苏省特别是苏州和无锡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很多情况，双方谈意甚浓、兴趣盎然，在苏州的园林里，我们一边欣赏江南美景，一边讨论双方都感兴趣的话题。”陈焕友在回忆文章中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最后我在苏州竹辉饭店为新加坡客人举行告别宴会。席间宾主交谈甚欢，气氛热烈。在临别时，我以省长的名义，请李光耀、王鼎昌副总理等人明年（1993年）春暖花开的时候再访问美丽的苏州，深入探讨双方合作的可能性。李光耀欣然接受……”
此次新加坡客人的江苏之行只有两天，但极其重要，因为是李光耀和王鼎昌、李显龙三位决策人物决定在中国选址建设新加坡园区的“实地看点”的行动。在这次访问中，有个细节给李光耀留下的印象格外深刻，这是包括陈焕友在内的江苏和无锡领导人都不知道的事，这便是李光耀对能说一口流利英语的苏州市长章新胜的印象——
章市长的英语这么好啊！从苏州出发到上海机场的路上，苏州市长陪着李光耀，俩人一路对话用的是英语。
李光耀怀着十分欣赏的目光突然问章新胜，“你的英语很好啊！可像你这样能讲英语的市长，在市长的岗位上能多长时间呢？”
章新胜有些不解：“请问李资政的意思是……”
李光耀笑道：“我知道你们的好干部一般在一个地方干两三年就会提升的。”
章新胜马上明白对方的意思，便说：“我这个市长可能是个例外，因为我是从北京下来当市长的。要走也不会那么快吧！”
李光耀笑笑，转开话题，问：“你苏州是个地区级市，有没有决定权？如果我们把中新合作项目放在你这儿，你有多大能耐把它放到苏州？”
章新胜有些激动，这是他一年多来从新加坡“第一把手”口中第一次提到了可能要将项目“落到苏州”的话。“我可以打报告到中央，我当过国家旅游局副局长，我会极力努力去做到的！”
李光耀笑笑，再没有说话。临别时，他意味深长地对章新胜说：“你和苏州都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市长，好消息！好消息！”李光耀离开苏州的第二天，苏州外事部门就捧来一份香港报纸前来向章新胜市长报告，“王鼎昌副总理一到香港，就举行记者招待会，说了很长的话，其中说到，要在无锡和苏州搞个‘模范城’。估计现在全世界那些敏感的经济权威人士都知道这个消息了！”
“他是这么说的吗？要在无锡、苏州搞‘模范城’？”章新胜一边穿衣服，一边漱着口问秘书。今天他起得比平时早，八点刚过。
“是这么说的，他是代表李光耀先生说的，看来这回我们有戏了！”秘书兴奋地说。
“差远了！”章新胜摇摇头，似乎不信。
“怎么会呢？李光耀先生是个讲面子的人，说出口的话不能反悔吧！”
“你没听明白，他说的是在无锡和苏州，并没有说定在苏州嘛。”
“这个……”
“他没说死在苏州，就意味着这个大项目对我们来说可能是悬在半空的馅饼。”章新胜扣上纽扣，然后对秘书说，“你马上通知周志方等人到我办公室，我有事找他们商量。”
“好的！”
“很显然，新加坡人在我们和无锡之间进行选择，这对我们苏州来说是最大的挑战。现在我们必须拿出方法来，让新加坡李光耀他们的目光全部转到我们苏州，并且永远不得离开！离开了我们就是失败者！我们决不能当失败者！否则无法向市委王书记他们交待，也无法向全苏州人民交待！新中合作项目意义太大了，如果苏州失去这个项目，我们可能就是苏州的历史罪人！”章新胜在市府的几个干部碰头会上，把话说得特别重。
“不至于吧。我们苏州招商又不是没招过。少了一个新加坡项目也不过是少吃一块红烧肉而已嘛！”有人说。
“错！这个项目可不是一般的外资招商项目，如果成功，它必然会对苏州乃至中国经济发展都产生深远影响。”章新胜说着，把他在一年多前到法国巴黎看到的一个古都城区经济发展模式给属下们上了一课，“今天的苏州有点像当年的巴黎，如果我们挣脱了旧城的束缚，重新在城区边上开辟出一块工业区，再把新加坡的经验引进来，这样，我们的新苏州计划将真的是插上了翅膀……”
“那我们就要抓紧一切可能，同无锡兄弟交手一番了！”
“哎哟，恐怕有些不好办了！我们的王敏生书记是无锡人，也是无锡县的老书记，我们现在跟无锡兄弟抢肉吃，他可不好办了。”有人突然提出一个不痛不痒的问题。
章新胜捅捅那人的胳膊：“你把我们王书记想到什么水平了？他现在是苏州市委书记，胳膊不会朝外拐的。”
“嘻嘻，我不是说说而已嘛！”
这说归说，但要让新加坡人把合作项目放在苏州，也不是件十分容易的事。苏州人知道，无锡兄弟的招数也是相当高明的，与这样的对手争项目，弄不好很有可能失利。
苏州人暗暗着急，但光着急没用，得想法子，瞅机会。
机会来了：这年年底，章新胜和已经启动的“苏州高新园区”负责人王金华正准备赴英国伦敦招商时，新加坡政府的邀请也到了苏州。
“怎么办？”王金华问章新胜市长。
“还用说！先放一放伦敦的事，我们立即到新加坡。听说无锡人已经比我们捷足先登了一步，而且已经同一些新方企业家签约了！我们必须马上行动！”章新胜说。
“可我们的签证是到英国的……”
“这好办！”国家旅游局副局长出身的章新胜马上想出一招，“赶快给省长发个改签急件，请他批准我们此次出国为两个目的地：英国和新加坡。”
“好。”
省长陈焕友知道苏州人正在想着新加坡的项目，他作为省长自然也一直在期待把中新项目拿到江苏手里。至于到底是落在无锡人还是苏州人手里，他并不太看重。看重的是这个项目不能让另一个省拿走了。陈省长已经从有关方面获悉：山东省的姜春云也在“行动”，他们派了重量级代表团到新加坡去游说了，企图把江苏的“好事”给搅了！
“我已经批了，你们立即行动！争取谈成！”陈省长给苏州章新胜他们的指令有点像军令状。
苏州人改道到了新加坡，立即开始“热身运动”——他们先是看望新加坡的第一代领导元老，然后又看望了第二代、第三代领导人。这其中，王鼎昌副总理是章新胜他们首先要看望的元老，因为此次新加坡之行，也是应这次最积极将合作项目放在苏州的王鼎昌的邀请才获得的。而王鼎昌副总理的热情与友好也是让苏州人非常感动的，因为章新胜一行到新加坡头一天早晨八点钟，王鼎昌副总理就在一个飞琴公园那里等苏州人，并共进早餐。
“当我们到新加坡时，李光耀资政在香港，新加坡国内副总理能出来接见我们已经就算破格了，因为那时我们国内各省去的省部级干部有十几个几十个，新方一般只有部长级出来接见，我们的待遇显然不一般。”苏州市政府政策研究室主任周志方是此次访问团的“笔杆子”，他如此说。
“我们新加坡对中新合作也有不同看法，倒不是放哪个地方的问题，而是对中国情况的认识有不同观点。我建议你们一定要去拜会一下吴庆瑞先生，他是新加坡的改革之父，又是管经济的，这么大的事，我想李资政都会征求他的意见的。”王鼎昌先生已是苏州人和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了，他在私人办公室里悄悄对章新胜一行建议道。
“一定。我们一定去拜会他的。”离开王鼎昌副总理后，章新胜的脸上并不那么好看，一脸愁云。
“怎么啦市长？”访问团的周志方问。其他几个苏州人也跟着问市长到底怎么回事。
章新胜摇摇头，道出了一段他当国家旅游局副局长时所遇到的事——
吴庆瑞先生是新加坡的老资格改革家，他对中国也非常有感情。中国开放后，他就应邀当过中国政府的旅游顾问，其间这位著名经济学家特意为中国发展旅游业写了好几份建议书，可在交给我国有关部门后，光听人说好好，就是没人管，如此一连四年，吴庆瑞先生很伤心，后来对中国的事他总摇头。
“我们再去找他，恐怕也不会得到吴老先生太多的热情。”章新胜有些灰心。
“不管怎么说，吴庆瑞先生太重要了，我们必须去拜拜老佛爷。”大伙儿说。
第二天，章新胜等见了吴庆瑞。过程比想象的要好些。吴庆瑞对中新合作项目既没反对，也不表示支持。尤其是章新胜请他出面当“中新合作项目”的顾问时，他连连摇头后说：“我尽管不愿当你们的顾问，也并没有支持这个项目，但有一点我想告诉你们：以后你们一定要敲门招商，绝不能大呼隆出去搞宣传招商啊！”
吴庆瑞到底是世界级的经济学家，他的这番话使苏州人一直铭记在心头，并且在日后的苏州工业园区开始招商至今的十几年里，一直是遵循着吴庆瑞先生的“敲门招商”的教诲而在全世界进行招商引资的，并取得巨大成功。
尽管吴庆瑞没能给苏州人面子，但听说事后李光耀征求他意见时，吴说：“苏州的章这个人可以交往。”同时吴庆瑞还劝了李光耀一句，“中国是个沼泽地，踩进去千万要小心呵！”
十几年后的中新合作中，新加坡人确实一直小心谨慎，步步为营。这也给苏州人和中国人出了不少难题。但这并没有影响两国的友好合作和中新苏州工业园区的健康发展，因为新加坡人对中国毕竟是十分友善的，他们也在期待与中国发展良好关系。而苏州人的表现也使得他们后来越来越发现，选择这个城市做合作伙伴是最明智的。这是后话。
“怎么办？我们不能白来呀！再说，我们是应王鼎昌副总理邀请来的嘛，他是一国副总理，不能不当我们一回事吧！”苏州人中有人有些沉不住气了。
大家的目光盯向市长章新胜。一向潇洒活泛的章新胜这回也有些蔫了，他看了看智多星王金华，期待有什么招数。
“我们还是去找找王鼎昌，他会告诉我们一点有用的信息，然后我们再作下一步打算。”王金华说。
“好，照金华的意思去做。老周，你去找王的秘书联系一下，探探情况再说。”章新胜对周志方说。
“行，我马上与潘秘书联系。”
王鼎昌的秘书潘先浩很快给了苏州人回应：“王鼎昌副总理说了，你们最好先拿个方案，看看我们中新合作项目放在你们苏州什么地方。”
“这怎么弄，我们连张苏州地图都没有带呀！”
“马上告诉家里，让他们赶紧传一份苏州的地图来！”章新胜发命令道。
这个并不难。家里人把苏州的地图马上传了过来。章新胜将同行的4位召到一起，在宾馆的茶几上用笔圈圈画画画出了4块地方。第一块是刚建的苏州高新园区西边的那一块，理由是那边已经确定为新市区的工业开发区；第二块是吴县的王埭一带，离市区最近的郊区；第三块是苏州火车站北边，重要的理由之一是交通方便（那个时候苏州的高速公路还很少，只有东边的沪宁高速）；第四块是市区东边的金鸡湖一带——这一块苏州人认为最不可能，因为那边湖多水密，地势低洼，开发的话投入成本太大，可偏偏新加坡人看中这块烂地，王鼎昌本人就看中这里，他前几个月跟李光耀到苏州时就看过这块地，也曾问苏州人这里离上海多少里。章新胜他们鉴于上面这个情况才把金鸡湖这一块也算在里面，而其它三块都是市西的丘陵与山区，开发成本低。苏州人自己有自己的算盘。
茶几上出来的草案转交王鼎昌后的几天，新加坡方面没有任何音讯，苏州人想通过关系探听情况，反馈来的消息是新加坡方面的调子越来越低，这让苏州人心灰意乱——看来是白跑了。有人甚至埋怨“早知如此，不如不来”。代表团访问的日期只剩最后一天了，“这样走得不明不白，至少得有个双方出面的‘声明’什么的东西发表一下吧！”王金华建议道。
“是啊，不能让我们灰溜溜地就这样回去了吧！”有人附和道。
“老周你联系看看他们的意见。”还是周志方的任务。
新加坡有了回应：“有没有这个必要？”
苏州人彻底泄气了：“妈的，这不等于彻底吹灯了嘛！”
“走，打道回府！”章新胜也生气了，一挥手，让大家回各自房间收拾行李，准备回国。
几位随行，收拾完行李后更为无聊地聚在一起打“老K”，一边打，一边骂骂咧咧“出棺材”。
“你是周先生吗？我是潘秘书呀，你晚上能不能来一下？”突然，房间的电话响起，接电话的正好是周志方。
“是我。晚上……你说有什么事吗？”周志方强压心头的不满，问王鼎昌的秘书。
“我们能不能谈一个书面的联合公告一类的东西……”对方态度非常和蔼地说出一个让苏州人喜出望外的消息。
“什么什么，你说要搞个联合公告？这……”周志方立即按住电话，悄悄对牌友们说，“快去请示章市长，人家要跟我们签署联合公告！”
“还用请示吗？马上回答他：我们去！”王金华把牌一扔，说。
“行行。潘秘书，我要马上到您那儿去！”周志方也来了情绪，大声对着电话说道。
“市长，有好消息了！”到章新胜房间后，周志方将潘秘书的话传达，章新胜有些奇怪地嘀咕道：“他们这是什么意思？前几天一直冷着我们，现在又……”
“你没注意李光耀从香港回国了！”周志方说。
章新胜反应非常快，立即脸上露出笑容：一定是新加坡高层内部对我们的合作出现了新的转机。“好，你马上去跟潘秘书见面！这回一定要抓住不放！”
“是！”
接下去的是几位苏州人凑在一起，起草“联合公告”……等完毕后，章新胜对周志方说：“你去一定请王鼎昌副总理吃碗宁波汤圆。”
“为什么？”周志方有些不解。
章新胜笑了：“汤圆有糖，给他点甜头吃……”
“明白。”就这样，周志方拿着起草好的“联合公告”，匆匆去见王鼎昌处的潘秘书。
潘秘书接过“联合公告”的草稿，看后，笑道：“可以考虑，我马上交王副总理他们研究一下。”接着，潘秘书没有马上离开，而是静坐下来，与周志方聊起来。
“你们的土地租凭期是七十年，我们与其他地方谈，人家都是九十年，有的甚至是七十加七十……”潘秘书对周志方说。
显然，潘是代表新方在试探苏州。这是个大事，关系到地方政府的一项“市策”，请求已不可能。周志方一想到章市长临走时给他的“尚方宝剑”——给他们点甜头的话，于是壮大胆子说：“你们放心，我们是说了七十年，但没说七十年后就不能继续合作呀！”
对方点点头，又显疑虑道：“虽说中新合作项目是两个国家的事，但你们毕竟是国家行为，可我们投资的都是私人的钱，将来一旦出现问题，谁来仲裁？”
周说：“既然是国家之间的大合作，我想我们可以寻求国际仲裁机构解决某些问题的。”
对方：“你们的土地价格高。我们没有把项目放在上海，就是因为他们的土地价格太高了。”
这又是一个要命的话题，周志方已经看出了对方的疑虑和人家的弦外之音。
周说：“价格可以再谈嘛！我想只要在法律框架内谈，会得到一个双方都满意的结果的。”
对方紧追不舍问：“是不是40万左右一亩？”
周对这个情况非常清楚，他马上回答：“不会吧，我们大概是20万左右。”
对方满意地笑笑，站起身，说：“好，周先生你先回宾馆，我会及时把我国的决策在最短的时间里告诉你的。”
“谢谢了！”周志方真心地紧握潘秘书的手。
周志方到代表团住处，将情况向章新胜市长等汇报后，大家情绪振奋，静等新加坡方面的最后消息。
“来来，我们再来几盘！”有人高兴地重新拿起老“K”牌，甩了起来。
“丁零……”半夜，电话铃又一次骤然响起。周志方几乎是跳着奔过去抓起电话的。“喂，是潘秘书啊！我是周志方……好，好！我一定转告章市长！谢谢！谢谢潘秘书！”
“怎么样？成了吗？”章新胜已经从周志方的表情里知道了即将发生的好事，但当周志方将电话里潘秘书说的话告诉大家时，苏州的几位代表团成员还是欣喜若狂了好一阵！
周说：“潘秘书告诉我，请我们章市长明天下午去与王鼎昌副总理签字！另外今晚让章市长准备到李光耀处，他们的李光耀资政要亲自与我们章市长敲定合作项目！”
“哈哈……太好了！太好了！”
“哎呀，现在都什么时候了！到底是今晚还是明晚呀？”突然，市长章新胜大叫起来，只见他扯了扯零乱的衣衫非常着急地说。
“当然是今晚！你看看，现在离明天零点差一个多小时，人家对我说得明明白白：是今晚请你去与李光耀见面的嘛！”周志方确认道。
“天哪，也就是几十分钟了呀！你、你们……赶紧帮我一起准备准备！我不能这样披头散发去见李资政呀！”一向十分讲究的市长章新胜这时也像无头苍蝇似的，满房间到处乱抓乎东西，嘴里一边说着：“我不能一个人去嘛！这么大的事情，应该有第三人在场。谁去合适呢？你们几位肯定不行！对，马上打电话请我们的张大使陪我去一趟。他是我们国家驻新大使，他去最合适！快给大使馆打电话！”
王金华等为章新胜市长整理衣衫，周志方则操起电话立即给大使馆通话。
40多分钟后，章新胜与张大使如约到了李光耀资政的府上。一见面，李光耀显得有些激动地站起来高声说道：“我们人民行动党初步愿意同你们合作。”
李光耀今晚的态度让章新胜和张大使都有些吃惊和意外。因为一向文质彬彬的李光耀今晚从一开始就显得特别激动，甚至说着话拍起了桌子：“我李光耀要用最后的政治生命坚决支持这个项目！你们可以马上向你们的中央领导报告这一点！”
这回章新胜是吃了“定心丸”，当带来李光耀的这一新加坡的最高决策回到宾馆时，几位苏州人都已经疲劳得“呼呼”大睡了。
“老周起来！起来——”每到这种时候，市政府政策研究室主任周志方肯定是最倒霉的一个。
“老周，起来！起来干活！”章新胜一脚将周志方“踢”醒，“马上给家里的王书记发个传真，再给我们的外交部发份电报，请他们将李光耀资政的意见报告中央！”
“李光耀怎么说的？”周志方等见章新胜如此兴奋，知道事情已经完全向好的方面逆转，但到底好到什么程度，他们还是想听一遍。
“嘿嘿，想听？想听就先让酒店给弄碗面来！”章新胜笑道。片刻，他一边吃面，一边对代表团的王金华他们说：“事情还没有完。我们要弄清楚新方为什么愿意投资中国，投资苏州。”
于是第二天开始，苏州人在大使馆的帮助下，获得签证延期后，又开始了紧张的“情报”收集工作。他们分头找到包括国内的和与中国关系好的新加坡朋友一起了解和分析新加坡，特别是李光耀那么“一意孤行要把项目放在中国”的真实意图。
根据李光耀和邓小平、江泽民在北京先后谈定的新加坡在中国的投资项目叫做“借鉴新加坡经济发展和公共行政管理经验”，简称“新加坡软件”，这是一种国家管理经验与形式的移植，李光耀提出的项目资金为200亿美金。
200亿美金！等于多少人民币？当时人民币对美元的比价在8∶1多，等于是1600多亿人民币！如此大的一笔外资项目，在当时国际间的合作项目不说是最大的，也是太有震撼力了！那么，新方到底出于什么样的目的要把资金投到中国呢？
苏州人当然想了解个明白，中国高层当然也想弄明白。虽然当时的形势与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前的国内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曾经喧嚣一时的“姓资姓社”和“卖国爱国”的争论仍在一部分人的脑子里或行动上留有残余，更何况新加坡如此大的一笔投资，有没有什么“阴谋”？有没有什么想搞垮中国的意图？苏州人暗暗窃喜项目可能落到自己手里的同时，又非常担心政治风险和国家安全风险。
“情报”获取的结果是：新加坡的开国之父李光耀在伊拉克侵略科威特后，他的国家危机意识太强烈了。于是他领导的人民行动党在那个时间里几乎天天开会，结论是：如果没有特殊的防范意识和措施，新加坡绝对有可能成为第二个科威特。
“一个小国不能太富了，我们的钱不能都放在国内，那样一旦邻国的几百辆坦克开过来，新加坡顷刻间彻底完蛋！”据说，李光耀在人民行动党的最高层发出如此震耳欲聋的警告声。正是从这样的危机意识考虑，他们决定要将新加坡“搬”出去。“搬”到哪儿？最后的结果是中国最理想，一是中国大，施展的空间无限。二是中国正在发展，回报率高。三是中国也有愿望——邓小平看中新加坡的管理经验与经济发展模式，领导层可靠。还有一条特别重要：中国与新加坡都是儒家文化，大家都是华裔。
那么为什么选择苏南而不是其他地方呢？当时的情况是：东北和山东一带，韩国人和日本人插足了；广东和珠江三角洲，台湾人先上了。现在剩下最好的一块就是长江三角洲！再不插足，有可能被欧洲什么人捷足先登。上海地价太贵。苏州一带最理想，苏州人脉好，自然风光更不用说，关键的是苏州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历史上的兴商、和商、亲商传统。李光耀和新加坡高层的思考结果基本鉴于上述原因。
苏州人心里有数了，中国高层领导更明白了：新加坡和李光耀没有“阴谋”，只有寻求救国的“阳谋”和与中国友好共存的强烈愿望。
1993年，对苏州人来说，是改革开放后的一个非常忙碌的年份，总是处在那种激动人心的兴奋之中。这一年，为了中新合作的这个大项目，江苏省省委领导也被牵进了忙碌之中，最忙碌的人之一要算江苏省省委书记和省长一肩挑的陈焕友。
5月，李光耀先生按照预定计划，应邀访问苏州，这也是决定新方正式确定在苏州项目的落实的关键时刻。毫无疑问，李光耀到苏州，作为江苏省主要负责人的陈焕友同志必须出面接待。
陈省长忙啊，5月10日，江苏省在香港有个赴港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定好的香港知名人士李嘉诚、邵逸夫、霍英东等香港大亨是要到场的，没有这些大亨到场，江苏省赴港的经贸洽谈会可能就要减色不少，所以陈焕友省长一定要参加，但李光耀又要到苏州，新加坡在苏州搞项目的这块“肥肉”假如一旦丢了，必将成为“历史性的罪人”！陈焕友无法分身，只好想法把香港的事搁一下，但又觉不妥，所以只好采取了先到香港专程一一到贵宾家里登门说明情况并表达歉意，再派刚上任的副省长王荣炳代之出席开幕式。陈焕友以为这样可以顺利地在10号到苏州接待李光耀一行。哪知中央又向他发出紧急通知：江泽民总书记10日上午在上海召开华东六省一市书记、省（市）长座谈会。陈焕友有点苦不堪言，9号夜里从香港飞达上海后，第二天在会场向江泽民总书记请假，说是要回苏州接待李光耀一行。江泽民总书记表示同意陈焕友的请假，并要陈代他向李光耀先生问好，另希望把苏州与李光耀他们会谈的情况及时向他报告。
“陈省长啊！见到你真高兴！”11日早晨，李光耀在苏州的竹辉饭店花园里见陈焕友疾步走来，便高兴地上前与他握手。当陈焕友说明情况，向李资政和王鼎昌表示歉意时，李光耀开心地再次握着他的手说：“陈省长是个讲信誉的人，辛苦了，我们感谢你。”
早餐后，就是正式的会谈，中方除了陈焕友等省领导外，就是苏州的同志了。在这一天会谈之后，苏州政府和新加坡劳工基金（国际）公司签订了一个合作协议，也就是苏州工业园区的最初合作签订。苏州市委王敏生、市长章新胜等出席签字。中新合作此时早已引起外界关注，尤其是新闻界的记者们早已等不及了，他们希望在第一时间发布新闻。但陈焕友有些顾虑，这么大的一个项目，虽然李光耀对要投资200亿美金一事说得非常明确而坚定，可毕竟是意向性的事，所以陈焕友建议新闻界暂时不要报道，因为即使200亿美元的投资能够落实，也得经中央批准才能开展工作，当时国家是有规定的，对外合作满几万美元的外国投资项目必须经中央批准后才能实施，更何况现在说的是200亿！
“我同意陈省长的意见，新闻界暂时不要说这事。”李光耀认为陈省长考虑周全。
哪知，当晚一位中方记者就向香港报纸发了一则消息：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与江苏省省长陈焕友在苏州签订了一个200亿美元的大项目。消息一经披露，在国内外立即引起震动。陈焕友气不打一处来，因为一是他在签约现场专门对新闻界的记者们提出了保密要求，可是有人就不听“招呼”；二是最主要的是他陈省长心里想的是另一个更深层的原因：1988年，当时刚成立的海南省在洋浦半岛那里划了一个开发区，由香港熊谷组公司独资对外招商。这是新中国建国以来第一次引进外资进行成片土地开发的项目，尤其正在操作时就让外界炒作成“海南出卖国土”的新闻，结果最后基本上把这个项目炒黄了。陈焕友不能不害怕类似的事在苏州发生，而且新加坡在苏州投资200亿美元的项目，无论从哪方面看都要比当年海南洋浦的外资项目大得多，且苏州是中国腹地、中国最好的腹地之一，一旦这也被说成是“出卖国土”，那肯定麻烦会大得出乎想象。
陈省长害怕，李光耀等新加坡人也害怕会被人搅黄了。苏州人更不用说，一旦这么大的项目落空了，到时哭干眼泪也难以弥补。
但记者不理官员们这一套，他们潇洒地敲着电脑，一次点击“E”箱，就把一件天大的新闻捅到了全世界。
中新合作项目从此公布于世，苏州人和新加坡人全被亮到了世人面前。成者败者皆在别人的注目之中……
项目太大，光靠苏州人扛不住。于是陈焕友在李光耀他们与苏州人签协后，当天下午就向江泽民总书记发了传真汇报。这几日，李光耀到北京，江泽民总书记接见他时，李光耀曾向江泽民征求意见：到底是放在山东，还是上海，是放在无锡，还是放在苏州时，江泽民笑笑说，我作为中国领导人不便明讲，因为手心手背都是肉。但如果你征求我的意见，作为个人，我认为放在苏州好，因为那里的劳动力素质比较高，中国历史上的状元、举人出在那里的比较多，而且苏州靠近上海，交通方便。李光耀就笑了，说：我想的跟您想的一样。我们就定苏州了！
王敏生书记和章新胜等苏州人后来听说江泽民同志的这一“手心手背”之说后，格外高兴和振奋，因为在关于中新合作的这个项目激烈竞争中，苏州是最后的赢家，苏州的竞争胜利者体现在软实力上！
200亿美元哪！不等于重新造一个“洋苏州”嘛！苏州人躲在被窝里想想也会乐出声来！
“与新加坡的合作，我是支持的。”李鹏总理对江苏和苏州的同志这样说。
中央政治局常委、副总理朱镕基也十分关注和支持中新合作项目。当陈焕友省长向他汇报，希望请中央有关部委协助这一项目时，朱副总理马上指定国务院特区办主任胡平当苏州与新加坡谈判的“顾问”。
时任副总理的李岚清和外贸部部长吴仪则是更有力的支持者。
这年10月，当陈焕友率团赴新加坡访问时，正逢省级领导到中央党校集中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学习班，胡锦涛同志听说陈焕友要到新加坡谈中新合作项目，马上按“特例”同意了请假。
此次中方赴新的谈判代表团很庞大，除了中央和江苏省的领导外，苏州市主要领导也都去了，并且组成几个工作组。
代表团刚到新加坡，南京就发生了一场特大火灾，是金陵石化南京炼油厂储油罐发生爆炸。在省里主持工作的孙家正副书记向远在新加坡的陈焕友报告后，陈焕友着急得不行，走也不是留也不是，最后只好直接给李鹏总理打电话，李鹏总理说：“你留在新加坡吧，我派罗干同志代你去处理南京火灾的事。”
“焕友同志，南京炼油厂的大火扑灭了，你安心在新加坡谈判，签了字再回来吧！”不日，在南京指挥灭火的罗干同志打电话给陈焕友。
“谢谢，谢谢中央！谢谢中央对江苏工作的支持，谢谢对苏州这个项目的支持！”陈焕友一听罗干的话，心潮澎湃。
在新加坡参加谈判的苏州人听说这事后，无不感动。“可以这样说，苏州工业园区建设的每一个步骤和日后的成功，都渗透了中央领导的亲切关怀和特殊关注。现在被世界上许多国家移植去的苏州园区经验，假如没有中央的直接支持和关心，那是不可想象的事。”现任苏州市政协主席的“老园区人”王金华不止一次如此动情地说。
当时被章新胜市长“点将”到园区搞筹备的吴克铨是此次苏州赴新加坡谈判的成员之一，他兼任了商务谈判组的负责人之一，他对这次“艰难的谈判”记忆犹新。
“我们当时并不太懂得新加坡李光耀先生他们的真实意图，说实话，开始时我们看中的是比较简单的200亿美元这个外资投入数目，而并不十分了解李光耀他们所看重的新加坡‘软件移植’这东西。”吴克铨在我采访时曾坦言道。
那么新加坡人到底要在苏州搞个什么东西呢？苏州人后来才慢慢弄明白，等弄明白之后，他们才真正觉得新加坡确实有不少好东西值得我们刚刚起步的中国学习。
其实，李光耀在中方谈判人员到新加坡谈判的过程中，已经意识到中方人员在最初时对他心目中的“合作”内容与真实意图有误解，这也是根本的一点：到底你们看中的是我们的200亿美元投资，还是我的新加坡经验。
因为是这一点上的一些理解和认识的不一致，中新谈判人员的谈判也曾几度出现激烈、拉锯。
先说说关于合作项目的名称吧。
中方认为你出钱，我划地，无非是一个比昆山“自费开发区”更大的合资项目呗！那就应该叫“苏州开发区”！
新加坡不同意。说我们新加坡有个开发区叫“裕廊工业镇”，它办得非常成功，就是想把“裕廊工业镇”的模式搬到你们苏州去办，应该叫“苏州工业镇”。
苏州人马上说不行。认为：中国的镇太多，而且“镇”在中国是个行政单位，区区小镇，何来作为？
消息传出还引来一大堆非议。有人说：苏州是想割一块地，做新加坡的“殖民地”了，现在是“镇”，将来是“县”，最后苏州就真正成了新加坡的殖民地了！
这话也传到了李光耀的耳里。李光耀赶紧说明：“我一个小国，哪有资格在你们中国建殖民地？你们想错了！”
想错不要紧，问题的关键是这个合作项目到底叫个什么名称也非常重要。没有合适的名分，在中国做起事来是会有麻烦的。
于是中新双方专家们一来一回，屡次交涉，最后共识为“园区”吧！这样的好处是既非用惯了的“开发区”，又非“镇”一类的行政区域概念，“园区”可以成为一种比较贴切的经济地域概念，更重要的是新加坡、李光耀内心愿望的是将他们的管理模式和管理经验的“软件移植”涵盖在其中。园区嘛，可以是经济开发区一类的实质性的工业与经济的内容，又可以是独立的具有特色的社会型区块。
“很好，就叫‘园区’吧！”据说这“园区”还是中国最高层拍板认可的。
“苏州工业园区”从此正式被确定为中新合作项目的名称，它的英文名字为：Suzhou Industry Park，缩写为“SIP”。
现在全世界都知道“SIP”。
那么，李光耀一向强调和主张的新加坡“软件”到底是些什么内容呢？当时的苏州人，包括中国高层和专家们并不十分清楚，或者说仅仅是个模糊概念。其实邓小平在访问新加坡时就已经意识到这个新加坡“软件”了，用他直率的话讲：就是作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占主导的新加坡“管理得好”。一个“管”字，而且是“严管”，这就是李光耀和新加坡经营国家的软件的核心与实质。中国改革开放，要走哪一条路，这是邓小平极为看重的事，他在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不顾年迈，亲自多次赴西方发达国家考察访问，亲眼感受和体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成功经验与社会发展现实，从中他得出了中国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和必须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结论。1978年，邓小平访问新加坡，这是他一生中第二次到这个岛国，第一次是他年轻时留法途中经过的，那时的新加坡还不如中国。可到了1978年时，邓小平对新加坡的现代化水平和管理国家的水准，暗暗吃惊。于是在比较之中，邓小平选择了新加坡发展模式作为中国发展现代化的样板。而出于自身国家利益考虑并和中国有着传统友谊及同种族文化的新加坡也选择了中国，选择了中国的苏州。
“SIP”使这两国的共同选择有了一个实施和将梦想变成现实的可能。
然而，苏州人初始与新加坡人为了这个“软件”的共识，曾颇费苦衷。比如关于“园区”的模型到底是个什么样？中国人心里没底，于是新加坡人动用了10万美元搞了三个样模，中国这边看来看去，不知敲定哪一种。后来也是邓小平过问的。最后是通过邓小平的公子邓朴方以中国残联的名义访问新加坡时才与新方最终确定。
合作进入实质阶段后，双方的理解和共识上的差异与融合就更复杂了。
新加坡人对苏州人说，你们必须在一两个月内将70平方公里面积的“园区”内的情况尽快搞清楚。
“一两个月？这怎么可能？光测量也得用一年时间呀！”商务谈判成员之一的周志方，曾经当过苏州市区的建委主任，搞过规划工作，知道要弄清70平方公里面积内的情况是个啥概念，更何况金鸡湖那片湖塘密布的烂地方，按中国当时的测量水平也真得用一年半载时间方可弄出一份新加坡人要的东西。
“这你们不用着急，我们有先进设备。”新加坡人对苏州人说。后来他们真做到了，也就45天左右的时间，把70平方公里面积内的情况弄得一清二楚，而且绘出了1000多张各种情况的数据图。3月菜花开的时候来的，5月就完工了。苏州人看到了什么叫先进生产力和运作能力，并且从心里敬佩新加坡人。
关于“软件”问题，也是中新谈判最核心和最重要的部分。这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事，因为它涉及到两个不同背景和不同制度的国家之间的相关问题。新加坡人说的“软件”其实包括了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主要体现在城市发展的近期和远期规划、土地的开发利用、基础设施和生活服务设施的建设和管理、环境的治理和保护、信息的收集处理和应用、投资的宣传、网络组织、营销方式、鼓励措施等，属于一般经济管理的范畴，是建设一个国际化现代园区所必需的，这是完全可以引进的。第二个层次主要是新加坡裕廊工业镇调控市场的经验，以及促使企业在经济活动中有序竞争、相互合作、和谐统一的做法，属于经济体制改革范畴，引进也是可行的。第三个层次主要指立法、司法、执法和廉政肃贪，以及文化、教育等方面的经验和做法，这是可以部分的吸收。新加坡方面自然认为既然我们是“移植软件”，那就得按新加坡的做法来操作园区。苏州人哪敢随便答应——当时非常敏感的一件事一直绷在苏州人的脑子里，即主权问题。
一位中央领导在听取关于苏州与新加坡谈这个园区合作项目时曾说过这样的话：除了主权，其它的都可以谈。言外之意，你们跟新加坡人谈合作什么都可以开放，就是不能有损任何中国主权的哪怕是一点点这方面的问题。
苏州人明白：国与国之间，尤其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哪有纯粹的经济问题，即使是经济问题，也可能缠到政治与主权问题，更何况，新加坡“软件”内容中，有关社会、文化和教育等等，都是十分具体而细密的，这里的“主权”问题多了去了！
“什么？软件？把他们资本主义的那一套全部搬过来就叫软件？哼，你们苏州人可要小心哟！”在北京，苏州人向有关方面介绍和征求意见时，得到的这样的疑问，甚至是质问，并非少数，有些话在当时让人听后真会背冒冷汗。
为了专门应对新加坡的“软件”移植，当时苏州市政府在园区筹备组下面设了一个“借鉴办”。牌子挂在那里，一位北京来的领导见后，瞪着眼睛，说：什么狗屁牌子！
苏州人见状，不知所云。
“借鉴办”的牌子虽然没摘，但几经风雨飘摇。
1993年，对苏州市委、市政府来说，为了这工业园区建设，一方面要与新加坡方面讨价还价，一方面要跟国内来自多方的不理解与反对声进行解释甚至是斗争，真可谓内外交加、左右挤压。但市委、市政府在中央和省委的领导与支持下，始终没有动摇过。“只是那种风雨交加的日子非常艰难，如果不是为了苏州现代化建设和子孙后代的幸福，当时我们真的想甩摊子。”这位苏州“老园区”这样对我说。
“与新加坡谈判中首先碰到的是三块硬骨头，即：基础设施、土地价格和公共管理。这三样东西必须是我们这边要完成的，谈了一次又一次，就是谈不拢。”吴克铨说，“当时我已经62岁了，本来在完成章新胜市长交代的接待好李光耀等新加坡客人后，就不想再具体参与园区的筹备工作了。可就是因为上面这些事谈判非常艰难，主要原因是中国当时的国情、社情不允许我们步子一下迈得那么大，可人家新加坡人不干，他说他们的‘软件’就是需要一步到位，所以市委后来决定，从各机关抽调14个人组成工业园区筹备委员会，市长亲自挂帅，我是负责人之一。”
这是市委的决定。
当吴克铨得知这事后，找到章新胜市长，说什么也不愿干了。“没啥理由，就是年纪大了，让年轻人干吧！”吴克铨对市长说。
章新胜摇头，说：“你老吴那点心思我明白，你是不想这么一把年纪再惹一身臊味。不行，你不干谁干？光靠我市长‘光杆司令’一人？再说，你是我在李光耀面前推荐的人，而且也是经李资政点头的，你不干谁干。”章新胜与吴克铨一起搞“开发区”搞出感情来了，他就是不放这位“昆山开发王”。
吴克铨没有办法，只好说：“那我就分管‘软件’吧，最多干三年。”
章新胜笑了，拍拍他的肩膀：“行，就三年，‘软件’这一块全交给你老了！”
在今天，每一位来到苏州工业园区感受和看到的一切景物与在这些景物之间透出的文化与文明水准的人，都会很自然地得出结论：这样的园区中国少有，世界少有。也就是说，这里的自然环境与人们从事工业现代化之间的那种和谐与平衡关系，被安排得如此协调、统一，或者说完美有序，这都是在其它地方很难看得到的，再加上惊人的经济发展速度与所取得的超乎想象的指标，你无法不为之惊叹和由衷地钦佩。
关于苏州工业园区现在的样子，如果我不作描绘也许很多读者会感到失望，然而如果我用白描式勾勒几笔，又自己感到很对不起那些十几年在此辛苦耕耘的建设者们的那份创造力和汗水，尤其是对不起李光耀和新加坡人——因为在他们心目中的苏州工业园区就是新加坡的形象，但我似乎又不便在本文中作过多的渲染式描述，原因是我想给广大读者留些期待和空间，并且建议你有机会到苏州旅游的时候一定要去园区走一走、看一看，那里的一景一物远比我笔下生辉要精彩得多……
我在这里只想告诉读者的是，苏州工业园区有今天这个样子，都是李光耀和他们的新加坡人所期待的结果，也是李光耀和新加坡人一向引以为自豪的新加坡“软件”的魅力所在。
新加坡管理模式的成功点和闪光点，皆在苏州工业园区上得出展示与体现。难怪李光耀现在时常在国际场合总是拿“SIP”说事。他曾夸耀说，中国苏州工业园区是他新加坡精神与管理模式的“青出于蓝”的成功成果。然而，苏州人为了把这新加坡“软件”成功移植，并如邓小平所要求的“比他们还要好”的目标，实现这种“国家经验的移植”，与新加坡人共同付出了巨大的艰辛与努力……
“当时金鸡湖这一片区域，都是坑坑洼洼的地方，‘十年九涝，划船扬不了帆，走路五分钟就要拐弯’，意思是说：湖塘多但都是大大小小不成规则，道路更不成样子。新加坡人偏看中这样一块地，并且说是要在这样一块地上建设起世界上最现代化的新工业城市。我们虽然是园区筹备组的成员，但当时确实不太相信这种可能。我们私下里还议论说：原来新加坡人比我们中国人还要‘左’啊！我们中国人搞了几十年空想共产主义，乌托邦的事原来新加坡人比我们还相信得厉害啊！也有人说，反正钱是他们新加坡资本家的，用他们的钱我们不心疼。道理很简单：就是不相信这个不被我们苏州人看好的地方会在新加坡人的雄心壮志下搞出个新天地来。可后来证明是我们错了……”一位“老园区”感慨地说。
根据初步协议确定的“SIP”方案是：最先启动开发的是8平方公里，中期是70平方公里的开发面积。按照新加坡的“软件”模式，这70平方公里面积在正式招商引资和开发建设前，必须将地下设施一步到位地建好，而且是按照世界最先进的现代化先进工业城市的标准“一步到位”。
什么叫“一步到位”？简单说：道路、环境、消防、通讯、污水处理、地面绿化等等，在外商进入园区时必须都按世界现代化工业城市最先进的条件给配备好了！
因为没有钱，因为习惯了“边规划、边建设”的中国人，哪见过这种干法！但新加坡人说，这就是我们的“软件”精神——地下设施必须走在地面建设前面，而且要求地下设施“百年不落后”。
开始苏州人不理解为什么非得这样做。事过十几年后再回头看看今天的园区发展，现在的苏州人，没有不佩服新加坡的这一“软件”之高明——一步到位后，避免了无数重复建设所带来的成本的成倍增加和降低效益的恶性循环。
“最让我深切感受新加坡‘软件’理念精神的是，他们提出要让园区70平方公里的面积内，能够达到百年不遇洪涝的防淹能力。就是说，要把整个70平方公里面积的园区填起70厘米高。我们当时听了没一个人相信！这怎么可能嘛！不说70平方公里，就是首期开发的8平方公里面积，不说那些低洼与湖塘怎么个填法，就是本身地势低洼的地面上再填高一米高，8平方公里要多少钱知道吗？当时填一方土是8美元，8平方公里就是4亿美元哪！4亿美元，等于30几亿人民币，什么都没干，光平整地面，就一下花30几亿元人民币。我们当时想，换了中国，根本不可能。而且有的专家还说，我们苏州从伍子胥建城那天起，就是用的围塘筑堤挡洪水的办法，苏州城不也走过了2500多年的历史嘛！但园区现在是中新两国共同建设的，尤其是说好了要用新加坡的‘软件’来管理和经营，所以必须按新加坡人说的去做，也就是说必须填土，把所有那些低洼地、烂河塘和大大小小的湖泊都填到能防百年不遇的洪涝。”周志方现在谈起当时的情形，感触很深：“当填土大战开始后，整个苏州市周围的道路上不分日夜地有几百辆拉土车子在跑，满城尘土飞扬，老百姓把我们骂得狗血喷头，因为确实对大家的生活带来很多不便。但园区建设的战车已经启动，必须朝前走，而且新加坡人时间概念特别强，谁耽误了就得赔付大钱！再说那些钱中有我们中国人的、有我们苏州人的，谁也不愿白白浪费。拉土的车子都是陕西出的，车牌子是黄的，车身颜色是黄的，拉的土又是黄的，所以百姓说苏州现在了不得，满城都是‘三黄鸡’……我要说一句：苏州园区今天建设得那么好，苏州百姓当年是做出牺牲的。我们应当感谢他们。”
苏州市民的牺牲精神换来的园区美丽，无疑可以留在“洋苏州”的史册里。
仅用一个多月的时间，首期开发的8平方公里面积填土工程顺利完成。1998年，江南真的来了次百年不遇的大洪水，当时常州、无锡等苏南一带几乎全都成了一片汪洋。江泽民总书记在飞机上往下看时，突然发现在汪洋之中有一片绿地，问随行人员那是什么地方？当有人回答说那是新建的苏州工业园区时，江泽民欣喜地说，我要到那里去看看。后来他真的来到园区，并且感叹道：看来新加坡李光耀他们的许多建设理念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苏州工园区后来开发的70平方公里面积，都按这个模式，将原本低洼烂湖之地，填得高高的，如同江南大地上挺起的一块坚强而雄健的胸肌，充满了力量与生机。据说现在国内许多地方把苏州园区这种在地面建设之前、先把地下工程“一步到位”的开发经验都运用到自己的开发区建设上。“规划就是法”，这话拿到一般的行政区域和城市来说，听起来似乎有些异想天开，这是因为中国不少地方的建设一般来说，领导的意见远比“规划”和计划要来得快，也改得快，所以各种建设不按规划和计划办事而是按长官意志执行的事太多，也太“常规”了。但在苏州园区，“规划就是法”，如一条不可更改的定律，你再大的官，或者官改任得再多，已经规划好的东西想改是不可能的。比如开发之初中新双方立下的“先规划，后建设”、“先地下，后地上”这些建园的基本原则，无论你苏州领导换了多少回，谁也别想轻易改动一下园区发展总体规划上已经定的事，哪怕是一条路、一棵树、一根电杆，市长都没这权力。
“一张蓝图绘到底，使规划效益成为园区最大效益，是我们的重要经验之一。”王金华谈起这一问题，双目闪光，“因为我们接手时，整个园区的账面上是严重负债的，但新加坡人给我们留了一笔巨大的资产，就是已经规划好和正在建设着的园区蓝图，这个蓝图包含了极高的预期效益，我们后来能够通过土地置换成资产并有效进行投资拍卖土地来获得抵押，从而实现资本的成功运作，靠的就是园区一步到位的规划蓝图。”
“基础设施建设的高标准，是园区规划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主要原因之一。”参与早期园区建设的人告诉我，在园区启动之前，中新双方的专家就全面编制了各项基础设施的专业规划，在国内率先实行了高标准的“九通一平”，即道路、供电、供水、排水、排污、燃气、供热、通信、有线电视的全通。“一平”就是土地填高平整。其“九通一平”的标准即使放在发达国家也毫不逊色。
李光耀曾经颇为得意地向人夸耀过：“我们的软件其实在很多方面是建立在许多硬件之上的。”
有一家投资1.5亿美元的外企，到园区落户建厂，曾要求在大门前的绿化带上开一个出入口，因理由不足未被园区批准，但这并未影响该企业对园区管理的赞赏，他们说：“园区的开发建设规划做得非常好，我们5年前拿到的发展蓝图，和后来拿到的现状图纸非常接近。”
这种规划就是法，是法就不能随意改的“软件”管理模式，所实现的结果常常是很硬性的，所产生的效应也是可想而知的。
“软件”不软，这是苏州人在学习和移植新加坡管理与经营过程中感受深切的一个重要方面。
“但我们中国人、我们苏州人也有很多让新加坡人感动的‘软件’。”亲身经历了园区初期建设全过程的吴克铨说，“刚与新加坡合作时，他们对我们中国人的工作效率总是持怀疑态度，所以一旦初步协议签订后，就一直在观察我们的工作。是我们后来用自己的行动让他们相信我们中国人、我们苏州人是值得依赖的，并且是最讲究效率的，尤其是我们的艰苦奋斗精神，让他们深切感到我们中国人的‘软件’也是非常了不起的。”
在园区，我听到这样的故事很多，而且每一个故事都让我极为感动——这就是苏州人的创造与创新。话得从建设园区之前和初始开始：
一个城市的成长其实与一个人的成长差不多，在起步的时候通常也会被一些最简单的事弄得焦头烂额，甚至有些放不到台面。我们知道，让新加坡人帮助办工业园区，是因为我们中国人除了没经验外，最主要的是没钱。但当园区建设一上马，人家新加坡人干什么都是按美元或新元付酬的。可苏州人不能，即使已经明确是筹备组的那14个“园区元老”，他们也还只能拿原来的工资。
“按照双方明确的协议，新方的律师，每一个字一新币——一新币是5元人民币，可我们中方律师只能拿‘基本工资’。新方人员加班，是可以拿双倍甚至更多的薪金，但我们苏州人加班加点就是通宵也最多给一个面包，或者一包方便面。园区筹备组成立时，连间办公室都没有，开始借了市政府老干部活动室，后来人家有意见，我们只得搬出来。好在财政局支持，我们从他们那里借了100万元作为园区筹备组的筹备经费。筹备组既然已经开始工作了，总得有个地方办公吧！最后为了省钱，我们在金鸡湖旁找了一个闲置的度假村租用了几间房子，算作‘根据地’，这还是通过章市长与郊区书记的交情才算有个着落。现在留在新加坡的苏州工业园区开发史料中有一张照片就是当年我们筹备组办公的旧房子。办公算有了临时一个地方，但那时的金鸡湖一带，几里路内找不到一户人家，我们工作人员吃饭、喝水都成了问题。最后全部靠外包送大锅饭才解决了我们的难处，所以后来有同志总结说我们苏州园区筹备时靠四个桶起家的：一只盛汤的桶，一只盛饭的桶，一只装菜的桶，还有就是我们这些整天泡在外面晒得黑乎乎的‘肉桶’……”吴克铨回忆说。
“中新方成立联合公司后，我出任行政总经理，为了显示我们中国人的同等尊严，我们要求参加联合公司的中方人员也应该与新方雇员拿一样的薪水。后来这虽然争取到了，我这个行政总经理的工资每月是11万人民币。可我们自己清楚，这是名誉工资，我拿回来的钱是到不了我手的，实际上还是拿原来的一个月2500元。但我们并不觉得有什么亏，因为所有参加园区建设的同志心里都明白：我们是在为苏州、为中国做一件前人从未做过的大事。奉献是我们的全部责任！”周志方说。
当然，后来在园区工作的同志待遇相对提高了一些，但与新方人员相比，仍然是工资上的“一国两制”，远远比不上他们，可即使这样，在市机关的不少人难免有些眼红了，因为在他们眼里，那些在园区没日没夜工作的人如果不是诱人的高工资、好待遇的缘故，怎么可能拼了命在为“资本家”干活呢？
有段时间，针对这种议论，市委书记杨晓堂在干部大会上严厉训斥道：“你们不要老盯着他们的待遇，你们有没有想过两个问题：一是他们才多少人，知道他们一个人要干几个人的活吗？二是他们为我们苏州创造了多少GDP？多少财政收入？再说，把他们这些人拉下来，对我们这些人、对整个苏州有什么好处？”杨晓堂这么一说，以后基本上就再没有人提这样的事了，倒是园区人那种奉献精神、拼命工作的事常常传到市机关和市民耳中。而最根本的是，人们从昔日那片烂湖死塘的金鸡湖旁看到每天都在发生的变化，这变化真的是日新月异、气象万千，而且携带的是具有世界最先进管理模式与全球化新经济色彩的时代浪潮……于是往日的那种怀疑甚至是幸灾乐祸的心态，化作了新鲜、欣喜、感动和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关注与关心园区大建设之中。
新加坡的“软件”确实有其非常科学和代表当代世界最先进的经济管理与运营现代化城市的独到之处。不说首期8平方公里面积和后来的70平方公里面积的烂湖河塘的低洼地统统要填高几十厘米的巨大填土工程，不说负责规划的专家在考虑一个路灯的样式时要向全世界灯业设计界进行招标，单就水、电、线、管……那些繁琐复杂的地下工程，他们可以做到一次成功、几十年后可以不再需要“开膛剖肚”的完美和超前规划设计，让苏州和中国的同行们无不敬佩至极。
在地面工程和招商引资尚未见影子时，新方坚持一定要把一个投资数亿元的污水处理厂建起来，而且要求开发区的70平方公里面积上的污水做到全部实现自流通畅，这样的标准和超前水平，在中国建设工程史上可以说也是闻所未闻的，但苏州园区建设一开始就必须这样做。施工开始了，新加坡承包商们驾着巨型凿掘机，在9米深的地心飞旋凿进，而地面则毛发无损……苏州人看在眼里，感叹在心中：人家的“软件”其实是建立在硬件之上的，而这样的硬件是建立在科学理念的“软件”之上。
还有一件事让苏州人不能忘记的是：后来随着园区迅速发展扩大，中新双方的合资公司越来越需要资金注入，中方的35%股份不是虚设的，得把属于你中方的那部分股份的真金白银划到账上呀！苏州人一次次冒虚汗。而在这个时候，中央和朱镕基、李岚清等国务院负责同志出面了，在他们的组织调度下，中国国内的大老板们纷纷参与进入了苏州工业园区，“中国财团”们踊跃认购中方股份中的股份，甚至连中央电视台也有了苏州工业园区的股份……
园区的首期开发是8平方公里，主开发区是70平方公里，最后的园区面积达到288平方公里。按照中新合作协调规定，中方交给CSSD公司运作的园区土地，必须是“零”移交的。所谓的“零”移交，就是所有准备开发的土地上，你苏州人不能留下任何影响我开发与招商的一切有代价的物体，说来更直接一点的是，你苏州既然把土地给了我们，我们在这里开展招商等商务与建设活动时，你们不能有一点点诸如安置农民、房屋拆迁之类的破事留下尾巴，否则都是属于违反两国协议的行为。国际间的违约是要付出沉重代价的，苏州人清楚这一点，关键还有一个问题是：新加坡人也在看我们中国人，看我们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人讲不讲信誉，中国共产党政府有没有强有力的执政能力。
这既是一项实实在在的工作，又是一个关乎到党和国家的形象问题。苏州人哪个敢怠慢？然而谁都知道：随着经济建设的不断广泛、全面地展开，工业和城镇建设用地上的居民安置和房屋拆迁问题，是个最令人头痛的事。这是涉及到千千万万的百姓利益，没有人敢在这一问题上拍胸脯。
苏州工业园区建设中的居民安置和房屋拆迁工作是做得相当细致与周到的，十几年来安置了二三十万各类居民，在我走访的那些“园民”中，他们现在的日子都过得非常安定与祥和幸福，园区带给他们的福利和社会保障也比一般的市民要好，在园区内基本上实现了零待业。但当时在拆迁房屋和安置区域内的农民和居民时不是没有矛盾，而是苏州政府及园区建设规划时的政策得当，加上工作细致，才有了好的结果。不过当时因为园区涉及要取消几个镇的行政编制和需要从别人身上“割肉”，阻力也不小。
第一个反对的自然是“地主”——当时还没有合并到苏州市区的吴县。现在吴县已经一分为二，并入苏州市区，成为苏州市区的厢城区和吴中区。工业园区初建时，吴县还是苏州的“六虎”之一，位居全国百强县前列。工业园区要把几百平方公里的面积划走，吴县人肯定心疼。其实就是在苏州市里也有人对上面这事不举赞成票。1993年11月，经过江苏省省长办公会议上定下的一个将吴县5个镇划归苏州工业园区的文件发到苏州后，反对的和赞成的势均力敌。这事连省里都急了。1994年春节刚过，省委书记、省长一肩挑的陈焕友带了20多位省厅局以上干部，专门来到苏州坐镇现场办公，先是做市里的工作，市里思想统一后又马上赶到吴县，省里几位大员亲自对着吴县的书记、县长开会，当面问他们二人：对省政府的决定执行还是不执行？那架势确实有些你不同意也得同意的味道。结果自然是“坚决服从省委、省政府的决定”。
那天我在园区采访时正好路过园区内的“城市广场”，于是就顺着湖边的湖滨大道走了半小时。在这半小时中，我感觉自己真的有种进入了天堂的感受，我甚至有些怀疑这真的就是我的家乡苏州吗？因为它实在太美丽，美丽得完美无缺——那宽阔的沿湖大道，各种名贵树木和绿地毯一般的绿地，无数别致、充满水乡风情与现代化的装饰景致，以及碧波荡漾、白鹭戏水的湖面和停泊在岸边的一艘艘银色游艇，还有那些欢笑、奔跑与玩耍的孩童……那一刻，我真想留下不走，尽享美轮美奂的物景和倾听从花卉音箱内传出的悠扬而柔软的家乡评弹……
这是现在的苏州工业园区的一角。这样的美景在园区内到处都是。而置身于这样的人间仙境内，你想象不出就是在这样的地方，竟然就是每一平方公里（工业用地）创造20亿元人民币的GDP和世界最先进之一的现代化工业基地！
这就是李光耀先生和新加坡人构想与移植至中国的“软件”，也是我们苏州人、我们中国人成功移植并再度创造出的中国式现代化工业园区。
从新加坡李光耀资政明确表态要在中国苏州建立新加坡“工业园区”的那一刻起，全世界都在关注这一项目，而作为亚洲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之一的新加坡其实也极其高度地关注着中国政府和苏州人的行动。从1993年起，只要中方和新方领导人见面，都会很自然地谈到苏州工业园区的事。根据协议，中新两国政府特别为苏州工业园区建立了一个协调理事会，理事会主席分别由中新双方各一位副总理担任，中国的第一任理事会主席是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新加坡的第一任理事会主席是副总理李显龙先生。中方的理事成员是国务院副秘书长何椿林、国务院特区办主任胡平和国家计委副主任甘子玉、国家经委副主任杨昌基、财政部副部长项怀诚、外经贸部副部长郑斯林、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戴相龙和江苏省副省长王荣炳及苏州市长章新胜。新加坡方面的理事成员则是贸工部部长、国家发展部部长、财政部长、苏工部长、新加坡驻华大使等。如此阵营，足见中新两国对这一项目的重视。而这一切，在苏州人看来，固然体现了党和国家对苏州工业园区的关怀，同时苏州人也深刻地体会到这一个基本事实：如果不经主观的努力，天上永远不会掉馅饼。
在移植新加坡“软件”过程中，东西文化和法律与管理体制及机制上的问题，几乎无处不在。如何处理和协调这些问题与矛盾，无时不在考验着苏州人的能力和他们的思想解放力度。
然而人间的路有千万条，每个人都在走自己的路。一个地区、一个城市，也都在走自己的路，有的走捷径，有的绕弯道。走捷径的未必一定先到达目的地，而弯路则可以影响一个地区或一个城市的一段不可挽回的迟到的历史进程。在行路的途中，有红灯，有绿灯，行走者都希望前面是绿灯，而常常红灯在前阻挡着你的脚步。聪明者的智慧显示在自己的脚步总是恰到好处地踩在绿灯闪烁的那一刻，而这需要的是努力、韧劲和超人的审时度势。
1994年，是苏州工业园区正式成立的年份，而在这之前中新两国就像一对要结婚的恋人一样，双方从好感到碰出爱情火花，到了谈论真正要结合时，又扯出诸多事来，而为这些事，免不了有时还会争争吵吵，但这是“情人”之间的争吵，它是走向结合的“必经”曲目。毕竟中新两国一个是市场经济开放不久的社会主义国家，一个是已经进入富国行列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样一对原本“门不对户”的恋人要走到一起，并非那么容易。苏州这个“婆家”需要拿出恒心与耐心，更需要拿出诚意和热忱。然而毕竟两国的制度不一样，“洋媳妇”进门，你婆家人得把自己的庭院尽量做得适合“洋媳妇”的习性，要不再美丽的婚床上也不会生产出苏州人期待的果实。
为这，苏州人苦下功夫，也可以说使出了超凡的努力。现在许多地方的同志特别羡慕苏州工业园区有一个国家给的特殊政策，这政策用简单的一句话叫做：不特有特，特中有特。这话听起来别扭，恰正是这八个字，苏州人从国家政策层面获得了巨大的益处。
前文已述：1991年春节，邓小平在上海面对滔滔的黄浦江曾经说了一番感慨的话，意思是如果当时设计深圳等几个“经济特区”时，要是把上海的浦东一起划进去的话，对上海和整个长江三角洲该是多么巨大的推动。后来在邓小平和江泽民为首的第三代中央领导的力主下，浦东赶上了新一拨的“特区”。之后全国各地都想效仿浦东期望中央给予“特区”待遇，于是引发了一潮“开发区”热，结果中央狠刹了一下。之后不仅严控了“开发区”，而且从此不再有新的“特区”了。两三年之后，中新双方的合作又出现了一个新问题：苏州工业园区可不可成为继浦东之后再建一个中国“特区”呢？中央的意见非常明确：不可能！
不“特”咋办？新加坡的“软件”移植到苏州，显然是需要中国政府拿出诸多特殊政策，而没有这些特殊政策苏州人几乎寸步难行。
比如说，如果是特区，就会在税收方面有很多优惠政策。这一条直接影响到园区的生命旺盛力，后来苏州人从国家那儿争取到了“园区新增财政收入5年内（1994年—1998年）免除上缴”的政策。
比如关于审批工业用地问题，按照当时的国家规定，到达一定限度的招商后的工业用地，即使在园区范围，都必须报上级甚至是中央审批，但苏州后来到国家那儿争取到了比浦东还特殊的政策。这项特殊政策让新加坡的李显龙特别高兴，有一次他听吴克铨介绍后，惊诧地问：你这么一说，我们园区每次仅有批60公顷土地的权限？吴克铨告诉他：没错。李显龙又问：那是不是我们每天可以批几次“60公顷”？吴克铨又答：是这个意思！李显龙于是大笑，连赞中国政府太“够意思”。
在项目管理上也是这样，国家对外商数额超大的项目都需要北京方面的批准，即使浦东也不例外，但国家对苏州园区的规定是：只要符合国家对园区的政策要求之内的项目，园区自己就可以审批。
比如还有诸多涉外的事务，园区通过外交部给予了特殊的外事审批权，即园区内可以直接办理护照，商务出国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来去方便……
凡此种种，也就是朱镕基所说的：你们苏州园区虽然不是特区，但不特有特，特中有特。意思是：你虽然不是浦东、深圳一类的特区，但却享受着许多特区的政策，而且你有的比特区还特。
正是这“不特有特，特中有特”的特殊政策，苏州工业园区才使新加坡的“软件”能够得以平衡顺利地落户在美丽的苏州金鸡湖。
所有这些“不特有特，特中有特”的政策，都体现在国务院1994年2月11日《关于开发苏州工业园区有关问题的批复》的“国函〔1994〕9号”文件之中。苏州人将其简称为“9号文件”。
这个“9号文件”来之不易，听当事人讲这个文件的形成过程令人难忘：
“这个‘9号文件’形成之前是需要我们起草的，起草成功后就是提交国务院会议上正式审批通过，但这个过程很复杂，你不能等着开会时让领导举手就行，我们请求国家优惠政策中有许多内容不是所有的领导一下能理解和支持得了的，这就需要事先向这些领导介绍情况。我们事先知道这事会涉及到18个相关领导，于是我们就带着草案稿，一一上门向他们汇报。记得当时只有宋健同志没走到，其他领导我们都走到了，并且通过介绍，他们全都原则上同意，有了他们事先的了解情况，这文件就很快进入了中央领导手里。”周志方是当年的文件起草人之一，他十分自豪地告诉我，“文件是1994年的除夕送达北京的，李岚清副总理是大年初一签的名，然而传到朱镕基副总理手上，再传到李鹏总理手上，最后是江泽民总书记‘画了圈’。江总书记是年初二圈阅的，你可以想想，这份苏州工业园区的‘出生证’在中央领导手中是何等高效地被批复的！”
所有的苏州人都感谢党中央、感谢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人对苏州工业园区的关怀之情。据说后来李鹏同志到苏州视察时提起这事时说：“类似9号文件，以后不会再批了！”可见这“不特有特，特中有特”的分量。
这年2月26日，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了隆重的中新两国就《借鉴新加坡经验，合作开发建设苏州工业园区》问题签订了正式文件，李岚清副总理和李光耀资政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协议上签了名，李鹏总理和吴作栋总理出席。苏州人民政府和新加坡有关方面同时还签订了《关于借鉴运用新加坡经济和公共管理经验的协议书》及《商务总协议》。江苏省负责同志和苏州市领导都见证了这一历史事件。
3月16日，江苏省领导在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的省级机关3000人参加的领导干部会议上强调：苏州工业园区建设，是江苏省在新的历史时期对外开放的重要战略决策，是江苏省当前改革开放的头等大事，是江苏省经济建设中的重中之重。据说，当时南京人民大会堂掌声雷动。
在苏州更不用说了，当国务院“9号文件”下达之后，往日宁静和萧条的金鸡湖畔，顿如春雷响起——千年古城仿佛再次迎来新生，人们期待中的“洋苏州”从此揭开它那神秘而妩媚的面纱……
5月12日，在一片锣鼓和鞭炮声中，“苏州工业园区”正式开工启动！
有一块地方很美丽，
美丽的地方是苏州，
苏州有个金鸡湖，
金鸡湖畔有我新家的一个大花园，
那花园里有高鼻子蓝眼睛无数，
无数的高鼻子蓝眼睛撑起一座座现代化厂房，
那厂房如大花园里的一个个花坛，
花坛里长出的财富故事和引领世界潮流的传奇，
组成了我姑苏时尚而奇迷的新曲……
这首小诗是在工业园区一个不起眼的一块宣传窗里读到的，作者是位在外企工作的苏州姑娘。她在小诗旁还配发她在金鸡湖留下的美丽倩影，很美、很优雅，也很浪漫。她的身后的金鸡湖上端，一道七彩长虹环形地成为她照片的背景，我站在这幅照片前有些入迷……
其实，今天到苏州的游人，除了游古城的小桥流水和虎丘、观前街及那些园林外，不游金鸡湖畔的园区美景，最多只能算他游了半个苏州。
苏州城现在可游的地方至少有三大处：古城风情，还有真山真水的“新苏州”——高新园区，再者就是美伦美奂的“洋苏州”——工业园区。
在我们传统的概念里，工业区和开发区，除马路之外，便是厂房和机器轰鸣及来来往往的汽车及推土机一类的嘈杂与高入云霄、极度污染的烟囱。但在苏州工业园区，你看不到这些，你所能看到的是各式各样名贵草木组成的大花园，古朴风情与时尚元素融合的各种建筑构成的大景区，以及由不同主体表达的一个个文化广场……
厂房簇拥在绿树和花丛里，即使进了厂区，你也以为是到了某一个主题公园。
沿途的路、灯、杆、椅，甚至是垃圾箱，都有独特的表现艺术造型。
工业园区里有世界一流的高尔夫球场，有沁心怡人幽雅恬静的公寓别墅，更有苏州水乡风格的廊桥石亭、浅滩水景……
总之，苏州工业园区其实与它字面理解的名称有着完全不同的概念。据说这也是李光耀“新加坡软件”的重要内容。
“我们的工业园区是以人为本的，企业的经济发展是建立在人的舒适的生活之上和环境之内的，因而它是美丽和恬静的，同时也是时尚和漂亮的。”李光耀曾在多种世界论坛上宣传他的这种“软件模式”。
“在中国，在苏州，我们的软件获得了最完美的表达。”李光耀十分自豪地说，“苏州人把工业园区说成是他们的‘洋苏州’，我为此感到欣慰。”
毫无疑问，从中新两国共同缔造的“苏州工业园区”在美丽的古城苏州崛起的那一天起，它就像一颗异常璀璨的明珠，辉映在地球上，尤其让世界经济界的人士瞩目和期待，好奇而关注。有人希望从中学到经验，也有人暗中期待两个东方友好国家为这打架吵闹，最后怒颜分手……
一切都有可能。风云变幻的世界经济和不同制度下的文化差异，中新两国催生的“宝贝儿子”能不能健康、强壮地成长，世人注目。
按照中新两国政府的协议，和苏州与新加坡有关方面签订的《商务总协议》，初始的园区，中方的任务主要是参与基础设施建设，新方则侧重招商引资。在这期间，新方在招商和引资方面的真本领让苏州人学到诸多宝贵的经验，而中方的勤劳、智慧和开放姿态又让新方强烈感受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蓬勃生机与文化魅力。
1994年5月开工后的园区，每天都处在巨变之中，尤其让苏州人惊叹的是：在这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园区内几乎每开辟建设好一片，就有外商落户置业一片……这功劳理当首先归于新加坡有效地在世界各地推广宣传苏州工业园区的行动。令苏州政府官员感动的是，新加坡政府从总理到总统，从资政李光耀到经发局官员，他们无一例外地亲自到世界发达国家去游说，去动员那些富商来苏投资。
1995年10月初，中新第二次理事会在苏州召开。中国副总理李岚清和新加坡副总理李显龙坐在一起，在园区3平方公里的启动区内绕了一圈，俩人的脸上露出了笑容，李岚清比李显龙笑得更开心，他对新加坡客人说：你们的“软件”确实值得我们好好引进和学习。李显龙则说：再好的“软件”也需要有适宜的平台，中国的苏州是我们“软件”的最好平台。这一次会上，苏州市长章新胜向两国副总理汇报道：园区的3平方公里启动区基础设施基本完成，9万平方米标准厂房和3万平方米的商住楼也全部竣工。园区的招商引资成果显耀，来自美国、法国、德国、英国、日本和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地区的企业已有45家入驻园区，投资总额14.2亿美元。
“园区才刚刚出个雏形，就引来这么多国家的公司投资！值得庆贺！”宴会上，李岚清同志频频向李显龙等新加坡客人敬酒，祝贺他们的辛勤工作。
李显龙特意走到苏州市委书记王晓堂和市长章新胜面前，举杯道：“我得感谢你们两位和全苏州人民对园区的支持！”
王晓堂和章新胜则微笑地回应道：“园区是我们共同的‘宝贝儿子’，我们苏州有责任让这个宝贝儿子健康茁壮地成长。”
李显龙说：“我们这个宝贝儿子还小，越是小的时候，越需要一张适宜他成长的温床，你们苏州给了我们的宝贝儿子一张最好的温床，要不韩国的‘三星’不会那么容易来这儿落户的。”
王晓堂和章新胜笑了。因为他们经历了李显龙所说的“三星”落户园区的全过程——这是新加坡总理吴作栋亲自出面招来的商户，为此王晓堂书记亲自到了韩国与“三星”集团的李老板商谈。
李老板一见中国人来谈项目，就有些皱眉头，说：“我不是不愿到你们那儿去投资，而是在你们国家办下一个投资项目，光审批就要几年时间，我‘三星’耽误不了那么长时间。”
王晓堂向韩国老板拍胸脯说：“这你放心，只要你答应投资，我保证半个月之内就能把项目审批手续办下来！”
“三星”的李老板将信将疑道：“那就试试看吧！”
这一试不要紧，苏州客人才离开韩国六七天时间，“三星”老板就得到来自苏州的一个重要消息：“三星”意向落户苏州工业园区的项目已经中国政府正式批准！
一星期！一星期他们就可以办完审批手续了？！“三星”老板大惊，他从此相信在苏州工业园区是不会有“官僚主义”了。事实上，园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在他们那里，即使再大的投资项目，半个月之内都能审批下来。这就是“中国速度”，连新加坡人也深感苏州人的“亲商精神”。
“三星”作为入驻园区的第一批外资企业，他们在这里感受到了已经中国化的“新加坡软件”的魅力，因此由起初的1.5亿美元的投资，最后发展到10多亿美元的投资，仅在苏州工业园区的“三星”企业现在就已经有六七个了，2007年“三星”在韩国境外的企业，只有在中国苏州的是盈利的，如今“三星”集团连自己的研发中心都搬到了苏州金鸡湖。
“三星”的“苏州缘”后来成为诸多外国企业入驻苏州工业园区的一个范例。
事实上“三星”不是惟一的依靠苏州工业园区这个平台实现企业大发展的。目前世界500强中有70多家企业在这里获得了全球最佳发展效益，这种“苏州效益”已经在全世界产生极大影响。
丹麦格兰富水泵公司在新加坡的分公司，于1995年底来到苏州工业园区投资，该公司的老板是受了“偶像”李光耀的影响才来到苏州的。当时他们有些怀疑中国能不能给予他们企业发展的平台。初到园区，他们租了两栋楼，试探着发展。两三年后，发现这里的一切发展空间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广阔，“是全天候的绿色通道”。公司马来西亚籍总经理陈念忠是个华侨，他这样评价苏州园区外企条件环境：
“格兰富（苏州）公司在这里12年，共搬了4次家，不断扩张，现今已经成为格兰富公司在全球最大的生产基地。”公司人事经理周琳女士接受我采访时，一开口便很是激动地告诉我，她本人原先是苏州市机关的工作人员，1995年在园区中新公司招商局任职，是园区高级职员中第一个“跳”出来的公职人员。
“完全是被格兰富公司的企业文化和蓬勃发展的业绩所吸引的。”周琳说，“我来格兰富5年，经历了他们的两次大搬家，现在格兰富苏州公司占地10公顷，600多个员工，人不算最多，但在格兰富集团中，我们苏州公司是全球做得最好的。”
总经理陈念忠虽说是个华侨，但刚到苏州时连句中国话都不会讲，现在他不仅能讲中国普通话，苏州话也学得非常到位。陈念忠说：“我觉得我在苏州的最大成功，就在于这个园区和我的性格非常合拍，我自己最大的优点就是有责任感和待人宽容，而这些都和苏州园区的特色十分相似。在苏州，从政府到市民，上上下下都是宽容和善、和谐融洽。”
陈老板在园区不仅事业大成，而且还找到了一位美丽贤惠的苏州姑娘为妻。这位马来西亚商人与苏州姑娘的和美结合，很像新加坡“软件”与苏州人结缘成亲，他们有过初识阶段，有过恋爱时分，有过结合初的激情，也有过磨合期的痛楚。
1995年、1996年，工业园区趁着出世之势，在世界各地尤其是欧美国家大举招商，并获得丰硕成果。这要感谢李光耀、吴作栋、李显龙等新加坡领导人的不懈努力和智慧，及他们在世界上的人气与影响力。
然而进入1997年，特别是1998年，泰国出现金融危机后，亚洲若干小国纷纷出现严重的经济衰退，新加坡也不例外。而亚洲金融危机波及的不仅仅是亚洲，世界经济大国原本一向看好飞速发展的亚洲和正在崛起的中国，此时也持严重的观望态度。期待蒸蒸日上的苏州工业园区挣钱的李光耀等新加坡要员们，不仅一时在招商竞技场上连连空手而归，更让他们不可容忍的是，一次在德国招商时，碰上了同为苏州一市的苏州高新园区的招商团大唱主角，王金华以独特的魅力将一个个大项目收入囊中，李光耀等新加坡人反而被人冷落在一旁，忍无可忍！
“你们这样干，破坏的是中新两国的合作协议。”李光耀怒气冲天，生意场上竞争对手就如敌人，所以他对王金华他们怒发冲冠，恨不得一口吃掉。
王金华笑笑：“中新两国的协议上好像并没有讲你工业园区到德国招商，我高新园区就不能来了呀！再说，人家国际企业家认为我们高新区比你们的工业园区发展得快嘛！”
“你、你的话是代表苏州人说的吗？”李光耀是个好面子的人，他怎能容忍自己的“软件”竟然不如土生土长的中国苏州高新园区经验，他的脸涨得绯红，“我要到江泽民那儿去告你们！”他这一句话让王金华他们着实吓出了一身冷汗，于是苏州高新区的招商团迅速返回国内，毕竟王金华也是苏州市委常委，李光耀先生真要将他一军，吃不消的可不是他一个人的事。
世界说大也大，说小也小。来自苏州的招商团队还是频频出现在欧美各地，各种情报汇总到新加坡的李光耀办公室后，这位东方勇士再度大怒，因为还是那个苏州高新园区的王金华数次抢占李光耀的招商局之先——大项目被一个个“挖”到了狮子山，而非金鸡湖。
“我严肃地向您提出：我坚决反对苏州的做法！由于他们的扰乱，造成了我们工业园区招商的锐减……这样下去，我们只能宣告中新合作的失败！”李光耀真的动怒了，因为就在不久后，他又获得了中国官方的一个重要消息：他的老朋友、苏州工业园区的穿针引线人和主要贡献者的章新胜不再当苏州市长了。“章不当市长，对我们的合作项目会是个巨大损失。不行，我得到北京去！”12月，李光耀跑到北京，在江泽民主席那儿诉说了自己心头的不悦。
“好说好说，我们是一家人嘛！中新合作的苏州工业园区关系到我们的传统友谊和新的经济形式的推广与发展，我们将全力支持它，包括招商项目的倾斜。”江泽民对李光耀作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再次访华表示欢迎。江泽民说，中新两国政府间最大的合作项目——苏州工业园区，是中新经济合作的重中之重，更是中国对外合作的重点项目。他强调，中国领导人一贯支持苏州工业园区项目，中国愿与新方共同努力，集中力量把园区建设搞好，共同推动中新经济合作不断地向前发展。
这位世界闻名的新加坡斗士这才罢休，脸色也好看了许多。“我相信你们。”李光耀说。
现在轮到苏州人有压力了。压力何止苏州人。不多久，江苏省委很快作出决定，派省委常委、秘书长梁保华出任中共苏州市委书记。
“梁保华过去是从苏州出去的，了解苏州情况。省里当时有一个很重要的指导思想，是要解决中国同新加坡之间关于工业园区的发展争议问题。”时任苏州市委秘书长的孟焕民回忆道。
也许是昆山自费开发区出身的王金华太有能力了，也许是苏州人本来就聪明绝顶，也许高新园区的发展确实太耀眼瞩目，姑苏左右两翼只差一两年共同诞生的两个园区——高新园区是苏州人自己土法上马，靠一点一点发展起来的；工业园区则像个贵族出身的娇娃儿，一开始就衣着华贵，好吃好喝，光地面以下的基础设施投资就达几十亿美元。但人是讲究实际和现实的，当外商往苏州的两个不同开发区一瞅后的结论非常清楚：金鸡湖畔的新加坡模式前景虽然不可限量，但进度似乎太慢，等到这里建设成形，还不知何年何月；太湖边狮子山脚下的高新区虽看上去有些土相，但在这里你只要谈判一成，立马可干，当年见效。
“我们是企业，企业讲究效益的最大化和最快捷。”于是外商纷纷投向王金华、投向高新园区。
1997年8月，时任新加坡总理的吴作栋再次来到苏州看到的金鸡湖那片广阔的土地上依然那么冷清的地面，再悄悄往西边的狮子山那里的热火朝天的高新区一看，他不由闷闷不乐起来，并在苏州市领导为他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首次含蓄地指出：苏州工业园区面对激烈的竞争，而这个竞争者则正是另一翼的苏州新区。
1997年12月，李光耀也来到苏州，同样在公开批评苏州新区与工业园区的竞争，言语中难掩失望和不满之情。此间，新加坡还曾要求苏州暂停在新区引进外资5年，但被拒绝。
“当时苏州新区发展得比较快，工业园区发展得比较慢，客观上有它的原因。工业园区原来是洼地，把地填平，所以地价贵，投资成本也高些，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招商成果。加之后一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新加坡投资方实力不高等原因，苏州工业园区经营出现了比较大的亏损。这样，李光耀等新加坡人有了压力和急躁。”苏州人告诉我。
梁保华来了，这位复旦新闻系毕业生出身的“苏州老干部”，1968年至1975年期间就在苏州市下属的太仓县工作，并曾任太仓县委办公室副主任一职，到省委工作后又出任了多年常委、秘书长之职，被人称作“比较善于处理各方面关系”。
他当苏州市委书记后，接待的第一位客人是美国艾默生电气公司总裁，当时这位总裁正准备推迟在工业园区兴建其海外的最大项目。在和梁保华的交谈中，他深切感受到浓郁的亲商气氛，于是当即改变决定，非但不推迟投资，反而加快了进程。梁保华的这一“见面礼”，让李光耀等新加坡人大悦。
新任市委书记梁保华确实不一般，他上任后首先跑到园区亲自登门拜会了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开发有限公司总裁林梁长等新加坡朋友，认真听取了对方的意见和建议。半个月后，梁保华又邀请省委书记陈焕友带省委、省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专程来园区现场办公，解决若干开发和招商方面的问题。
“市委、省委这样重视，我们的工作也比以前顺手多了！”林梁长总裁满意地对梁保华说。新加坡朋友的满意是从招商成果的斐然起色获得的，尤其让林梁长等新加坡朋友感动的是这年11月，梁保华亲自带领一个6人的招商队到加拿大、美国招商。当时正是寒冬，大雪纷飞，梁保华等每人拎着一个旅行箱，看上去纯粹是普通旅行者。但他们没有闲心到一个地方去游山玩水或娱乐、购物，旅行箱中装满了介绍苏州的资料。梁保华他们日夜兼程，马不停蹄，12天里走访了9座城市的20多家跨国公司，召开多场投资说明会，会见了100多位美、加客商。虽然十分疲劳，却打起精神，一遍遍地向客商介绍苏州投资情况。对客商的需求，能拍板的当即拍板，暂时不能敲定的，承诺尽力满足。那些日子里，6个人疲惫不堪，可收获却十分丰厚。他们与两国客商签订或草签了10多份投资协议。刚刚回到苏州，国际跨国公司旭电、安德鲁就通知他们，增加各自在苏州的项目的投资，合计8000万美元。随后几个月，谈成的10多个项目后来基本上都到了苏州工业园区落户。
市委书记这样卖力，新加坡人以前所有的不满也随之烟消云散。然而亚洲金融危机带给一些依赖全球化经济的开放程度很高的小国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期，危机意识极强的而又异常聪明的新加坡人开始从另一方面认识到了自身的危机——中国是个新兴的经济实体，又有像苏州人这么勤奋、智慧，与中方的合作用不了多少时间，“学生”肯定会超过“老师”。怎么办？新加坡人开始了一个新的算盘——苏州工业园区让中国人当大股东，风险让他们担着更安全些。从国际商界传来的另一种新加坡声音是：苏州在工业园区建设时，就有了另一个自己的高新区，如果一个城市有那么两个开发区，而且一个是“自己养的亲儿子”，那么另一个与“后妻”所生的儿子肯定会另眼看待。因此新方其实希望苏州不让高新区再干了，全力把工业园区建设好。
新加坡人这么想。于是试探着与中方进行股权比例交换的谈判。
市长陈德铭在一次记者会上回答了有记者提出的上述问题，指出：苏州高新区开发已有一段日子，而且是我国政府批准的国家级开发区，关闭或限定它不发展是不现实的。所以中新双方须找出一个很好方法，让园区和高新区同时生存与发展。陈德铭同时以“夫妻”来形容中新两国的合作关系，认为一对夫妻结婚5年，偶尔发生口角也是难免的。他说，中新双方绝不会因小问题而影响合作，双方“一定会继续长期合作下去”。
然而，毕竟“夫妻”已经出现了吵架，而且彼此伤了一些和气。下一步怎么办？苏州工业园区面临又一个巨大考验。苏州市委、市政府必须拿出意见，否则又怎样落实江泽民同志一定要把园区建设好的指示？
“什么叫重中之重？这不仅是苏州工业园区本身，它的成功与失败还关系到中新两国的全面合作与友好关系，同时对中国的对外开放和国际关系产生影响。我们要认真应对，并拿出切实可行的对策。”市委常委会上，梁保华书记和副书记、市长陈德铭及常委们的意见完全一致：既然新方提出了这样的想法，必有其深层次的考虑和打算，我们应当毫不含糊地勇敢挑起建设工业园区的重任，为促进中新两国关系作出苏州的应有贡献。
“两个园区，对苏州的发展而言，一个都不能少，尤其是工业园区，既是苏州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也是中新两国之间的合作中的重中之重。这样，给我们苏州的选择只有一条路：集中主要精力，建设好工业园区，并把招商引资和管理工作侧重在工业园区。”市委、市政府作出了这样的决策。
“夫妻”之间的亲善谈判一轮又一轮。
1999年6月底，这是一个特别炎热的时候。以苏州市委书记梁保华为组长、市长陈德铭和苏州工业园区管委会主任谢家宾为副组长的苏州中方工作谈判小组访问新加坡，同由许文远、林子安、林梁长先生为代表的新方工作谈判小组，就苏州工业园区的发展事宜和交换股权事宜，举行了友好、坦诚的谈判。
“中新双方毕竟是‘夫妻’，俗话说：一日夫妻百日恩，这五年的‘夫妻’之恩深如海呵！”梁保华和许文远代表中新双方见面会上，亲切友善地这样说道。
“是啊，苏州工业园区的建设，凝聚了两国领导人的心血和友谊，我们只能把它建设得更好而不能让它有损一根毛发。”
“对对，不管怎么说，苏州工业园区问题上，既有我们共同的利益所在，更有两国领导人和两国人民的真诚友谊。”
“陈市长，你的英语与前任章新胜市长一样好啊！这更让我们相信，我们的园区会在未来有更好的招商机会和发展希望。”新加坡主人对英语讲得十分流利的陈德铭市长大为欣赏，语言上的无障碍似乎让他们多放了一份心。谈判也变得顺当起来。
28日，梁保华代表中国江苏省人民政府、陈德铭以苏州市长身份、谢家宾则以苏州工业园区管委会主任身份，和新加坡贸工部常任秘书许文远、新加坡苏州工业园区开发财团副董事长林子安、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开发有限公司总裁林梁长，分别在《关于苏州工业园区发展有关事宜的谅解备忘录》上签字。这份备忘录上记录了中新双方的几点共识：
1.双方回顾两国政府就共同开发苏州工业园区所达成的协议。开发建设苏州工业园区的目的是为了发展中新两国间的友好关系，扩大经济技术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的深厚友谊，在苏州建设一个以高新技术为先导、现代工业为主体、第三产业和社会公益事业配套的具有一定规模的现代化工业园区。在开发建设的过程中，园区将根据中国国情，自主地、有选择地借鉴新加坡在经济和公共行政管理方面的经验。
2.双方工作小组回顾了苏州工业园区开发建设的进程。在过去的5年里，苏州工业园区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实现了首期开发目标，成为中国发展速度最快、最具竞争力的开发区之一；与此同时，在借鉴新加坡在经济和公共行政管理方面的经验促进工业园区建设方面，也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双方认为，苏州工业园区开发建设始终得到中新两国领导人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苏州工业园区开发建设所取得的成果，是中新双方友好合作、共同努力的结果。
3.苏州工业园区项目总体规划70平方公里，分期进行开发，完成全面开发需要多年时间。双方同意，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开发有限公司（CSSD）当前将集中开发首8平方公里，以期在2001年1月1日之前，尽量完成开发工作，使其能作为开发70平方公里中其他用地的示范，CSSD将在新方经济发展局的协助下，完成首8平方公里中剩余工业用地（约70公顷）的招商。
4.双方工作小组就苏州工业园区和苏州新区对外招商中有关问题进行了磋商，一致认为，苏州工业园区是中新两国政府间最大的合作项目，是中新经济技术合作的重中之重。双方表示，将继续采取一切可以采取的积极措施，推动苏州工业园区加快发展。苏州市政府和苏州工业园区管委会将优先把所有适合的项目推荐给园区；苏州市长将定期主持会议，避免两区都对一个项目进行无序竞争，并避免让投资商感到混淆。苏州市政府、苏州工业园区管委会和CSSD之间将进一步加强合作，努力为苏州工业园区招商；积极鼓励投资商优先选择在苏州工业园区投资，为投资商提供最具竞争力的投资环境。苏州市政府将对外重申，继续全力支持苏州工业园区的优先地位。
5.苏州市政府积极鼓励和支持苏州新区参与园区项目的开发建设，努力促进两区成为良好的合作伙伴；苏州市政府将采取有效措施积极鼓励古城区人口向园区迁移，以促进园区加快发展和日趋繁荣。初期的目标是把2万人口迁入园区内。
6.园区借鉴新加坡经验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培训一批中方管理人员，有效地尽早担负起对CSSD的管理责任。双方回顾了在这方面的努力后，同意中方管理人员在2001年1月1日完全有能力承担CSSD的管理责任。
7.鉴此，双方商定，CSSD将于2001年1月1日起调整中新双方的股权比例，即中方财团的股权由目前的35％调整为届时的65％，新方财团的股权由目前的65％调整为届时的35％。与此同时，对苏州工业园区成片开发的大股东责任将移交给中方。
8.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快借鉴新加坡经验的步伐。当前的借鉴工作将集中在：（1）加快中方管理人员的培训；（2）引进新加坡建屋发展局在公共住屋、市镇管理方面的经验，以及裕廊镇管理局在工业园管理方面的经验；（3）引进新加坡在信息科技的促进和发展方面的经验。
9.根据苏州工业园区的总体规划和分期实施、滚动开发的原则，CSSD在集中精力完成开发建设首8平方公里任务的同时，将按照园区发展的总体规划的要求，积极以滚动开发方式向前发展，基础设施要适度超前开发建设，确保园区开发建设按既定目标顺利向前推进。
……
《备忘录》自然被送到了新加坡李光耀手上。这位“新加坡之父”是个十分讲究面子的人，他对发展中新两国关系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曾经在苏州工业园区建设初期就发誓要用自己的全部政治资本来支持这个项目，他一方面出于新加坡的国际利益考虑，同时也是真心诚意地想为邓小平主导的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尽一份力量。五年苦心经营，现在要把亲手培育的“儿子”托付给他人看管，李光耀的心境完全可以设想。
“尽管我们不再是大股东了，但我仍然希望园区能健康、快速地发展，所以建议你们一定要给CSSD找一位有国际经济管理能力的杰出总裁，可以在全球招聘。”李光耀这样对梁保华和陈德铭说，最后还补了一句：“学历要高，而且外语要好。”
李光耀对苏州工业园区的那份感情旁人难以理解。
1997年邓小平去世后，李光耀的内心似乎更强烈地怀有一种责任：他希望借苏州工业园区建设，不辜负“邓公”曾对新加坡的崇高评价。因而当苏州工业园区出现一个时候招商上的挫折及运营上的亏损时，李光耀心急如焚，突出表现是在对苏州高新园区那个“搞坏”工业园区的王金华的“愤恨”上。
“这人太厉害了，苏州只要有他在，我们的园区建设就会受影响。”李光耀私下对当时的江苏省委书记陈焕友说。
陈书记笑了，说：“要不将这个人调过来给你的工业园区？”
李光耀一下愣了，两眼直盯盯地看着省委书记，不明白他的真实用意。
“是真的，资政您认为行吗？”省委书记重复了一遍。
“当真？”
“当真！”
李光耀这回开怀大笑了。
“我们要给园区找个最有能力的人！就在苏州找！”不日，李光耀在一次对外新闻记者会上这样说，而在这之前他的口气里或多或少流露出对苏州人的某些不满。记者们发现：打这以后，李资政的态度完全变了，他对苏州人充满了感激与好感，尤其让外界感到惊喜和意外的是，1999年底，李光耀终于和“死对头”王金华成为一家人，俩人的双手紧握在了一起……
一阵开怀大笑之后，李光耀对王金华说：“以后你是我园区的人了，我这就放心了。”
王金华说：“谢谢李资政的看重，我一定尽全力把园区建设好。”
中新合作之间的一场不大不小的争执，至此终于化干戈为玉帛。风雨过后，金鸡湖畔重现七色彩虹……
我见到王金华是在2008年的夏天，他离开干了几十年开发区和园区工作岗位之后，现时他已是苏州市政协主席。
一个农民出身的复员军人，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按着邓小平“发展是硬道理”的精神，同吴克铨等人一起闯出“昆山之路”的“王大胆”，能够坐镇名城苏州政协主席一职，这是30年前的王金华想都未曾想过的事，但历史就这样造就了一代新苏州人。
王金华是个一眼看上去就能感觉到其魅力四射、办事果断的人，他的每一个细胞和外表都充满了“敢”字和闯劲。五六年的昆山“自费开发区”经历，磨炼了他敢作敢为的闯劲；十年高新园区的世界风云角逐，使他成为一名驰骋国际商界的勇士。由于一场既意外又意料之中的中新合作大争执，他这个被新加坡人“恨透”了的对手，竟然如此有趣地成为执掌苏州工业园区的“一把手”。
作为中新合作项目的工业园区管委会主任，当王金华第一次站在金鸡湖畔，迎着宽阔的湖面眯着双眼望向这片国际大工程项目时，心中泛起很多感想：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世界经济日新月异，全球化的特点是世界大融通。苏州园区嫁接和移植的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管理模式——新加坡软件，现在要靠我们苏州人自己担当起建设和运营这艘投资近1000亿美元的“航母”，我们有这个能力吗？能按照李光耀先生他们设定的奋斗目标圆满实现吗？
“当时我的内心想法非常肯定，是完全可以的，我们中国人尤其是我们苏州人并不比别人笨。我们之所以过去发展得没有人家快，一是因为政策不对头，二是因为我们中国穷。但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开放之后，像我们苏州已经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加上我们自己也在国际经济大潮中闯荡了一番，又有新加坡这样的老师的经验和传帮带，我非常自信我们能干得好，或者可以干得更出色。因为我们是本地人，适应本地的水土。”王金华向我透露了当年他接管园区最初时的想法。
“但当时我们确实感到压力和困难也是相当之大。”王金华介绍说：按照中新《谅解备忘录》，2001年1月1日起，园区的执管大权归中方，而且中方此时已是占65%比例的大股东，也就是说，从此以后园区的成败，苏州人要承担65%的风险和责任，赚了当然是好事，可赔了你得拿出大头。“我们苏州的实力毕竟比起新加坡来说还有很大差距，能不能将园区建设好，影响的不仅仅是苏州的形象，还有我们国家的形象，当然也对不住李光耀他们新加坡人的一片苦心。2000年底我们讨论新一年的招商开发计划时，拿出了一个20亿到30亿的规划来，管财务的负责人说，你们这是纸上谈兵，他问我钱在哪儿？我一查当时园区的账，真把我吓了一跳：全园区负债18亿元，光利息就达4亿元，到后一年应还款12亿元。就这么个摊子，难怪新加坡人有些吃不消了……可我们没有退路，既然接了担子，就得挑起来，而且挑着还要朝前走。所以我刚到园区这边来，就一个一个请银行的老总吃饭，让他们手下留情，别逼我还债。后来总算他们给了我一点面子，说还款可以推迟一点，但新一年你再借款只能是短期了，9个月就要还。有啥办法？我只能赔笑谢过人家，因为没有银行的支持我们园区就得破产……8年后我从园区退下来时，已经有了800亿国有资产。去年园区全口径财政收入达到200亿元。”
“八年抗战”，从严重负债到每年创造200亿的财政收入，这就是王金华等苏州人挑起大梁后的苏州工业园区发展景况。
上任初始，王金华使出的经典套路还是他的招商绝招。园区的生存与发展，靠的是巢里能否引来金凤凰，没有金凤凰落户筑巢，再美再艳的风水宝地也只能最后落得草枯地荒。
新加坡人能够让一个小小的岛国富强繁荣，本事就在他们有一套国际水平的招商本领，其中他们的“招商局”就是最与众不同和具有非凡能力的一个部门，何况还拥有一批精英人物。
“李副总理，不管怎么说，园区是我们两国的，您一定帮助我们招商，贵国在这方面的经验一直令我敬佩。”一日，时任新加坡副总理的李显龙来苏州，王金华送他上机场，俩人一起坐在车里时，王金华向李显龙提出请求。
李显龙是新加坡的新一代领袖人物，自然有大家风范，他笑着点头答应“没问题”。
“说个具体一点的方案。”李显龙让王金华说说想法。
“贵国的招商局在世界各地都有办事处，我想派几个人到你们美国办事处当实习生，费用我出。”王金华提出。
李显龙侧过头看了看王金华，心想：这人是不一般，他这一招是想把新加坡的经验秘诀学到手啊！于是笑笑，说：“我这里没问题。”
王金华十分感激地连声道谢。但王金华高兴得早了一点，李显龙回国不久，新加坡方面回函说不好办。显然人家认为这样做不太妥，内心有顾虑。但新方在帮助中方培训人才方面还是非常慷慨的，主动接纳了苏州派去的一批又一批高层次、高学历的管理人才，这些人才后来为园区建设全面实现“新加坡软件”标准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们自己成立一个招商局，自己干！”王金华是个越挑战越有劲的人物，他不信苏州人自己干不成同样的事。
“无论是园区还是开发区的运作，既要有宏观的思路，更要有微观的手段和战术，这就是人的软功夫。新加坡软件经验，突出的一点就是他们的管理规范化、科学化、程序化和高水平。我们苏州人的优势也在于我们有一批爱学习、善琢磨，并能从实践中摸索前进的人，所以我们很快摸索出了一套具有苏州人特性的招商经验，这主要体现在我们始终如一的亲商理念上。亲商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它包含了如何做到安商，让他们能够在苏州留得下来；包含了如何富商，做生意人追求的全部目的就是企业的发展和赚钱，为投资者营造创富的环境和条件及目标；亲商还包含了尊商，即尊重投资方的意识和行为，人家赚了钱或者在赚钱中的所有合理做法和要求，我们要真心实意地帮助解决，让他们感到有一种安全感、放心感；亲商的根本在于能够留得住投资者，让他们在我们的土地上、我们的园区生根、开花、结果，并且永远繁殖、衍生下去，这就是亲商延伸出的全部内涵。”
王金华他们在移植新加坡经验的过程中，又结合苏州崇尚文化和敬重客人的传统美德，先后编制了园区68项既与国际接轨又有可操作性的全新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尤其是创立的四大公共服务特色，被投资者广为称道：
1．高效服务，“小政府大社会”，凡是能交给中介机构交给社会办的，都要交出去；
2．透明服务，办事全过程公开；
3．公平服务，对所有投资商一视同仁；
4．规范服务，力争在法律范围内为所有企业和个人创造更有利公平竞争的良好条件。
现在的中国各地的政府行政大楼内，经常会看到一种叫“一站式服务”，即将政府或管理部门的众多办事、审批机构放在一起办公，企业或公民需要办理什么事情在此可以流水式的一次办完，所以俗称“一站式服务”。这种简捷的政府公务办事方式，在中国最早推行的就是苏州工业园区，后来被各地政府机构广泛推广、学习，它的好处是一改中国过去政府机构的官僚主义办事作风，一个审批手续要盖几十个橡皮章、走几十天甚至几年的情况。“一站式服务”简捷到一个小时几十分钟就能把事情办了。当然，商务和像外企投资这样的事情要复杂些，但在苏州工业园区由于实行了“一站式服务”，多数业务能够得到即时办理，三分之一较难的业务也能在2—3个工作日内办结，最复杂的业务也不超过7个工作日。这在“时间就是金钱”的企业经营活动中，除了节省大量时间外，还能有效提高办事人员的“廉洁、自律”的形象。
园区的高效“服务”，不仅仅体现在“一站式”这样的简捷上，更多的是体现在体制机制上的不断创新与持续创新，从而更加强化了园区内高效快捷的个性和功能。
一位园区的工作人员向我介绍，他们最近举办的一次有上百家企业参展的汽车展览会上，区管委会办公室副主任用一个上午时间就代表园区和有关企业谈妥了全部事项，而具体问题他并没有请示任何园区领导。
“汽车展览涉及场地征用、资金投入、收益分配等，这些事情复杂而敏感，一个办公室副主任能决定得了？”我有些疑惑地问。
园区的同志非常自然地摇摇头，说：“答案其实很简单，和企业谈判时经办人只需要把相关的政策、规定等文件备齐，交给他们就行了。就是园区‘一把手’去，也是这么做。”原来，园区所编制的多项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都将各类问题该怎么处理的方法规定得非常明确。不管你是“一把手”，还是普通工作人员，只要是政策允许的，都可以代表政府“说了算”。
“园区管委会定期走访企业，真正将服务做到位。在全国的很多工业园区，管委会给投资者的印象都是‘管’字当先，投资者要办点事情必须亲自上门拜访管委会。但是在苏州工业园区，管委会放下架子，定期去企业做调研，及时发现企业遇到的困难，搜集企业对管委会工作的意见和建议。比如2003年那场‘非典’时，政府明令禁止举行各类招聘会，而此时我们园区的许多企业面临招不到人或者招到的人不能按时来苏州的问题。王金华等管委会领导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刻决定把一些新建的厂房改造成宿舍，把这些企业招到的外地人员集中到这些宿舍观察十天，免费提供生活食宿。没有发烧发热症状的人员可以立刻投入工作。同时管委会的工作人员在各宿舍区蹲点，解决这些外来人员的困难。这一举措既解了企业的‘燃眉之急’，也使诸多外企投资者对中国政府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有了新的认识，从另一方面为我们园区的招商引资增添了成色……”园区人谈起自己的亲商与服务方面的先进管理模式及到位的主人翁意识，都会感到一种自豪。
亲商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会遇到各式各样的问题，有时会与中国国情社情相矛盾、相抵触。苏州园区怎么处理呢？笔者希望有更深层次的了解。园区管理者脱口对我说，此类事件比比皆是。如园区内有一家合资企业，不愿意像别的企业那样提供报表，认为政府无须管企业的经营，企业经营得好，会再干下去；经营得不好，企业走人，与当地管理部门没关系。而且企业提供报表，可能会泄露商业机密。园区管委会经过分析讨论后，决定接受台商的建议，从此对那些不愿提供经营报表的外资企业都一视同仁地处理。“这个很显苏州园区管理者的亲商诚意。他们越这样，我们搞企业的越会依法办事。”一位台商满意地说。
东方文化的魅力之一，便是以诚相待。诚者可肝胆相照，从事经济工作也不例外。
那天在园区采访期间，我特别注意到一个别样的设施——“邻里中心”。
“这是干什么的？”对我的好奇，园区的工作人员叫来一位黄头发、蓝眼睛的外国人，说：“他是速连（SRAM）车料公司的荷兰籍工作人员，罗伯特·梵·史普朗，请他说说。”
“侬好。侬是苏州人吗？”不想史普朗向我伸手时，来了一句蛮标准的苏州话，让我好不惊喜。他说是一年多前来园区定居的，他告诉我园区的“邻里中心”是一个很好的创意，因为这里可以满足投资者所有的日常需求。这里有超市、邮局、银行、诊所、餐馆、酒吧、洗衣房、美容美发店，还有药店、文化用品店、维修店等12项必备的功能和设施，而且很多工作人员能用英语交流。所以人生地不熟的老外可以在这里获得“一站式”的生活所需服务，不用“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来这里老舒服的。”史普朗开心地带我进了“邻里中心”的一间宽敞明亮、器械又十分齐全的健身室，他将外套一脱，露出强健的身材，登上一台健身器，开始了每日必做的“健身节目”。
据“邻里中心”的总经理于宙介绍，现在园区已有七座规模都在1万至2万平方米的“邻里中心”大楼，最终整个园区将建成10多个这样的“邻里中心”。每个“邻里中心”的住宅楼周围都有相应的配套设施，住在楼里的人步行500米左右，就可以到达楼宇周围的超市、诊所、银行等配套设施，让居住在这里的人们处处感受到生活的方便和舒适。
“我们园区的‘邻里中心’现在已经在全国都非常出名了，2006年2月就跻身首批‘全国社区商业示范’单位。”园区办公室姚文蕾女士自豪地介绍说，“目前，‘邻里中心’已在全国遍地开花，特许加盟已远至内蒙古通辽、青海西宁，近及浙江温州，江苏南京、扬州等十多省市……”
“外面招商靠软磨硬泡笑眯眯，在家建设石板上铆钉硬碰硬。”王金华带领的一批“苏州老乡”有不少是插过秧地、挑过河泥的农民，同时他们从世界各地招募了大量高级人才，土洋结合的管理与招商队伍，使得园区在新世纪之后的这些年里，干得风风火火，加上他们赶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大好时光，外国企业投资者纷纷拥向中国。到中国发财，如诗如画的苏州工业园区便自然而然地几乎成了首选目标地，这财路给了王金华他们这等表面看似一个个老实巴交、吴语绵绵，心底却一直瞄准“世界一流”的似狼如虎的这帮苏州人，金鸡湖畔不热闹才怪呢！
就说王金华这人，他名字中的三个字就像天然地跟做生意、搞经济、赚钞票牢牢地粘固在一起，分都分不开。我老家苏州话中“黄”“王”是不分的，一个读音。王就是黄，“王金华”就是黄金华。这黄金涂烙的的中华就是王金华命里要奋斗的事，他干不成、干不好，老祖宗不饶他，六百万苏州父老乡亲更不饶他。这是调侃的话。其实王金华内心有自己的一个强烈愿望：当初他搞昆山“自费开发区”时搞得轰轰烈烈，有人说他是搞资本主义，扰乱国家经济；他到苏州后搞高新开发区成果斐然时，又有人扬言要灭他——令他有些心酸的是，这话出自同一城市的苏州工业园区。中新合作出现矛盾后，他被人“化敌为友”弄过来当“还债人”。这话说得似乎难听了一点，但确实前一两年就是这种情况。可王金华向市委、市政府发誓保证的是：自己干，更要干得出色！
意思非常清楚：世界瞩目的苏州工业园区已经摆在我们中国人、苏州人面前，有没有能力将这艘“经济航母”启动并管理好，既是苏州人的脸面，也是中国人的脸面。
一说脸面，苏州人可以拼出命来捍卫它。王金华也不例外，因此他对手下的所有园区工作人员讲：我们要好好向“老师”新加坡学习，但现在“师傅”要我们单放独飞，靠什么？勇气自然少不了，师傅的经验自然也少不了，但有勇气、靠借鉴还远远不够，必须在勇气之前加上智慧，借鉴之后求创新，这样我们才能站在世界经济的竞争的前列去搏杀和获取优势。
不懈追求，寻找双赢，力臻完美。王金华和他的团队思路清晰而坚定，加之勤奋而细腻的作风，又有后方的苏州这块金牌子，配以推出的一个又一个行之有效的惠泽措施，因而使得园区招商引资如鱼得水，财源滚滚而来……
这是我查阅到的中方成为大股东后的第一年，园区大事记中相关的投资与重大项目的开业记录：
1月10日，出口加工区通过海关总署验收，园区海关正式封关运作。
1月20日，中国联通公司签订进区发展。
2月2日，天华超净公司签约进区。
2月7日，联建公司签约进区。
2月7日，苏拉加捻有限公司再次获得土地转让合同。
2月19日，天弘股份有限公司签约进区。
2月28日，诺基亚公司获得新的土地转让合同。
3月1日，园区国际科技园开园。
3月8日，苏春中路工程开工，拉开了二、三区开发的序幕。
3月20日，博世公司签署土地转让合同进区发展。
4月8日，荷兰飞利浦半导体公司签约进区发展。
4月18日，美国快捷半导体（苏州）有限公司签署土地转让合同进区发展。
4月18日，可成科技签署土地转让合同进区发展。
4月26日，霍尼韦尔特殊化学品（苏州）公司在园区正式开业。
4月29日，国家开发银行金鸡湖环境治理项目贷款签字。
5月22日，飞利浦半导体（苏州）有限公司奠基。
6月16日，国际著名的仓储式建材连锁店百安居苏州园区店开张。
7月5日，日本日东电工株式会社在苏州工业园区设立新公司。
7月19日，管委会和中国科技大学签订建中国科技大学苏州研究生院的协议书。
8月1日，苏州德意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签署土地转让合同进区发展。
8月2日，安德鲁通讯器材（苏州）有限公司获得新的土地转让合同。
8月2日，金龙联合汽车签署土地转让合同进区发展。
8月18日，与东南大学签订共建“东南大学软件学院（苏州）”《协议书》。
8月31日，多玛门控（苏州）有限公司举行新厂房落成开业典礼。
9月8日，苏州工业园区星海学校新校启用。
9月11日，日东电工签署土地转让合同进区发展。
9月20日，园区公用事业公司与新加坡吉宝公司签订吉宝供热厂资产转让收购合同。
9月25日，友达光电签署土地转让合同进区发展。
10月24日，日立显示器件（苏州）有限公司举行开业典礼。
10月28日，苏州工业园区首届国有土地使用权拍卖会成功举办。
10月28日，美国圣约瑟夫大学南京大学中美合作设立“圣约瑟夫大学苏州研究生院”协议签订。
11月11日，研杨科技签署土地转让合同进区。
11月11日，诺基亚与上海联和投资有限公司共同举办合资项目开业典礼。
11月23日，虹光精密工业（苏州）有限公司开业。
11月30日，中新创投公司与台湾信和财务顾问有限公司签署平行投资协议和项目委托管理合同。
12月5日，荷康莱（苏州）保健品有限公司开业。
12月11日，国际著名零售企业欧尚超市苏州店开业。
12月12日，志合电脑签署土地转让合同进区发展。
12月13日，AEM科技（苏州）有限公司签署土地转让合同进区发展。
12月25日，国家环保总局正式发交授予苏州工业园区“ISO14000国家示范区”称号。
从上面的记录可以看出，在苏州工业园区这块土地上，几乎每隔几天就有一户甚至数户企业或院校落户在此。为何会有如此多的“凤凰”在此地落巢？那是因为王金华和他的团队将金鸡湖这片热土的每一个细节都雕琢得无与伦比、光芒四射，让所有想在中国投资与创业的天下富商及知识精英们心动。
初战告捷，苏州人以宽阔的胸怀，拿着一份优秀的成绩单，次年1月15日，由市委书记陈德铭为团长，市长杨卫泽为副团长，副市长、园区管委会主任王金华等有关方面负责人组成的苏州市访新代表团启程，在新加坡进行为期6天的访问，向李光耀等新加坡领导通报了2001年园区的工作和新一年的打算。李光耀非常高兴地设宴招待了苏州客人，称赞：“苏州人干得比我们好！”李光耀资政同时很深情地说，他到过中国20多次，一直认为中国的发展潜能很大。尤其是现在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要做的事很多。他表示相信中国定能克服前进中的困难，把中国的建设事业做得更好。李光耀特别希望苏州搞好环境建设，为旅游者创造一个更优美的环境。新加坡总统纳丹也在总统府亲切接见了陈德铭一行，总统愉快地回忆了前一年参观苏州工业园区留下的美好印象。他对园区取得的出色成绩感到高兴，并为园区借鉴新加坡经验取得的良好进展感到欣慰。纳丹总统说，新中两国要继续发展相互合作，新加坡和苏州两地也要发展相互合作。他表示希望苏州既要吸引外资，也要走出来发展，寻找更多的合作方式和机会，到新加坡探索发展机会。
新加坡之行，得到了“师傅”的良好评价，这让王金华等苏州人内心深感欣慰。2002年，园区按照市委、市政府的批示精神，特别是在党的十六大精神鼓舞下，乘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强劲东风，一如既往地抓招商引资工作，同时突出抓好园区的基础建设，使得这一年园区工作全面开花结果，国内外宾客纷至沓来。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年王金华要求园区关注台湾企业入驻园区的战略部署。
1月21日、22日，台湾著名企业家焦廷标、张忠谋、曾繁诚和宣明智等一行访问园区，洽谈投资事宜刚完，园区管委会和CSSD就派出赴台湾考察与招商团赴宝岛，代表团此行拜访了一批潜在客商，并组织了园区情况说明会。
3月初，王金华刚刚部署好新一年年初的各项工作，拉起旅行包，又率团赴美国、日本招商；4月，园区管委会和CSSD赴欧洲招商团又在欧洲各国频频出击；与此同时，园区管委会和CSSD在韩国的招商团连连得手……5月份，王金华率团抄到新加坡的本土在这里展开了一轮热火朝天的招商活动，成果同样斐然。
“园区发展和经济增长点在什么地方？初级阶段和中级阶段肯定是在招商引资上，所以我们园区的一切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应当围绕这个关键点上。”都说“开发王”王金华会抓钱，他自己说，“抓不抓到钱，本事就在能不能招到来投资的客户。”这一年，王金华自己亲自率团到国外招商就达4次，可以一窥这位日理万机的园区“一把手”是如何重视招商引资工作的。
2002年上半年，苏州工业园区引进合同外资11亿美元，实际到账外资4.1亿美元，同比增长分别为47％和40％；实现GDP122亿元，财政收入16.5亿元，进出口总额23亿美元，其中出口11亿美元，同比增长分别为30％、50％和21％、22％。
特别是在这一年，投资两亿多美元的快捷半导体（苏州）有限公司、美国的迈拓集团和美国国家半导体公司、施耐德（苏州）有限公司，投资1.2亿美元的来自马来西亚的嘉盛半导体公司、台华纸业包装（苏州）有限公司，来自日本的世界500强企业日本松下在中国的第二个研究开发基地——松下电器研究开发（苏州）有限公司，和同为世界500强企业之一的日本旭化成、旗航超导磁浮铁道（苏州）有限公司、香港宏运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等等著名企业都是在这一年入驻苏州工业园区的。
这一年，又一位学者型出身的“博导”，当了苏州市委书记，他就是现在吉林省的省委书记王珉。
时任苏州市委书记的王珉，到苏州后的第一个“到下面去”的调研对象就选择了园区。那天大雨纷纷，他在年轻的市长杨卫泽的陪同下，到园区调研后，强调指出，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振奋精神，抢抓机遇、开拓创新，力争早日把苏州工业园区建成国际一流的开发区。
“国际一流”的概念从此在园区深入人心。
“这也是我们苏州园区告别初创阶段，转向展示自己真正水平的时代的开始。”王金华这样评价这一历史性的转折。
这一年的12月30日，园区召开工委扩大会议，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王金华站在主席台上作了《与时俱进，争先进位，全力打好新三年大会战关键战役》的报告，这位激情澎湃的“开发王”几度从椅子上站起身来，用特别的男高音向他的战友们说：“过去，苏州园区是我们在新加坡的师傅们带着创出来的，现在我们出师了！徒弟出师了，要干什么，要干成什么，就全靠我们自己了！市委王珉书记要求我们建设‘国际一流’的园区，这就是我们的目标。‘国际一流’是个什么概念？那就不是一般的水平，而是当今全世界最好、最发达的水平。我们苏州人有没有这个能力？你们说？”
此时，台下一片寂静。
“你们说，我们有没有这个能力？”王金华的犀利目光直逼台下众人。
“有——”
“有吧……”声音七零八落，参差不齐。
“到底有没有？”王金华有些发火了，把声音提高了一倍。
“有！”台下顿时惊天动地。
于是，王金华的脸上露出憨厚的农民式的笑容……
于是，金鸡湖畔从此掀起更高一股崛起的发展浪潮……
2003年，对园区和王金华的团队来说，是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年份，这一年中国因为“非典”疫情，全国的投资环境是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最恶劣和最困难的年份，依靠外向型经济为支撑点的苏州工业园区却一枝独秀，不仅没有受太多的疫情影响，反而以更大的吸引外资份额而获得了全面发展，从引进的外资数量到质量都有显著提升，而且从新方接过的CSSD公司也在这一年首次实现了扭亏为盈的成绩，公司净资产恢复到1亿美元，并且首次向股东分红。这对所有参与园区投资的财团们来说，极具标志性的意义。
“我说此人一定会比我们干得好嘛！”李光耀听到CSSD的新方副总裁吴天仁报告这一消息后，十分高兴。
“我是2003年受命到CSSD工作的，这几年园区完全按照我们预期的规划在一步步往前走，而且速度比想象的还要快些。作为新方派驻CSSD的副总裁，我经常要到世界各国去，碰到那些外国企业老板，他们总是说：到苏州园区一看，就觉得像是到了你们新加坡，更多的人说，去了苏州园区，就不用再去新加坡了，因为苏州园区甚至比新加坡更好些。这说明我们当时与中国进行软件合作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我回新加坡就算是出差，一到那里司机们就会跟我说，他们都知道苏州园区很好，我也非常自豪地告诉他们，我现在的家在苏州，那里的空气非常好、风光更美。苏州人抓住了机遇，在加入世贸组织后迅速出击，吸收了大量外资，同时又按照科学发展的理念，夯实了自己的底子和基础，所以自2001年以来，园区的发展突飞猛进，我们CSSD的盈利情况更是喜人。虽然现在我们新方不是大股东了，但园区是中新双方搞起来的，它的成功，比我们光赚钱的意义要重要得多，因为除了与中国关系更密切外，我们有了与苏州工业园区的成功经验，使得新加坡在世界其他地方能够获得更多的合作机会。但我还是要重申一句：到目前为止，我们新加坡在与世界各国的合作中，苏州园区是最成功的，这种局面估计若干年里还难以改变……”讲一口流利中文、年轻精干的吴天仁先生与我握手道别时，补了这样一句话，“我们已经是一家人了，所以我比任何人都高兴看到苏州园区的欣欣向荣。”而他的这话，让我对这位“洋老乡”充满好感。
园区的发展已经成为了苏州的一张独特而耀眼的城市名片，她使往日“小桥流水”的姑苏，从小家碧玉成长为光艳世界的“大家闺秀”。近些年，园区在继续加大招商引资的同时，大力加强高精尖端的技术含量，用现任园区管委会主任马明龙的话说：“现在多少亿美元的招商引资项目已不再是我们的‘兴奋点’了，而是要看来投资的企业有多少科技含量。”而这，也正是苏州人当大股东后坚持按照科学发展理念建设园区的独创思路。从2001年起，他们就开始十分注重园区产业的转化，变世界“制造中心”为世界科技“研发中心”和科技企业孵化器，相继出台了《苏州工业园区鼓励技术创新、促进科技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苏州工业园区鼓励软件和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发展的实施细则》、《关于鼓励外国跨国公司在苏州工业园区设立地区总部的若干意见》和《关于鼓励在苏州工业园区设立科技研究开发机构的若干意见》等条例和激励机制。
随之，苏州工业园区国际科技园正式开园。
2004年的3月和5月，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先后来到苏州工业园区，考察了国际科技园，赞赏科技园办得好，并希望办出中国自己的特色。这年9月，苏州工业园区正式被科技部认定为“国家火炬计划软件产业基地”。同时又被信息产业部列入首批国家电子信息产业九大基地之一。
2005年3月，园区和国际科技园被国家科技部认定为“中国欧美软件出口试点基地”。同年5月，园区又成为首批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园。6月，国家广电总局认定苏州工业园区国际科技园为“国家动漫产业基地”。9月，国家科技部再给戴冠，认定其为“国家火炬计划汽车零部件产业基地”。11月，俗称“天使基金”的苏州工业园区软件和集成电路设计产业发展基金规模增加到2亿元，同时成立苏州工业园区生物纳米科技发展基金。
2006年3月22日，生物纳米园、创意产业园正式开建，国内第一个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也在苏州工业园区设立，首期总额达10亿元。
2006年3月，苏州工业园区科技创新大会召开，再次出台了《关于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园区的决定》和《苏州工业园区引进高层次人才和紧缺人才试行办法》等新政策。2006年4月16日，位于苏州工业园区北部的中新科技城开工。同月，国家知识产权局正式批准苏州工业园区为“国家知识产权试点园区”，这是目前江苏省惟一的国家知识产权试点园区。5月24日，落户园区国际科技园的新电信息科技（苏州）有限公司正式通过了软件企业能力成熟度最高级别——CMMI5级的认证，成为苏州市第一家、江苏省第二家通过此项认证的软件企业。8月24日，苏州工业园区“中国—新加坡联合协调理事会第八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提出尽早把苏州工业园区建成一个最具国际竞争力的高科技工业园区，科技部正式成为中方理事单位。9月18日，中国科学院、江苏省政府、苏州市政府在苏州工业园区共同签署了共建中国科学院苏州纳米技术与纳米仿生研究所协议，这是苏州市首个国家级研究机构，总投资达5亿元。这年12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商务部、科技部确立在苏州工业园区进行鼓励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发展试点工作，列入试点的企业将获得优于现有高新技术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
“‘有所为、有所不为’，是我们园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一个重要原则。近年来，园区坚持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结合，不断做大IC设计、软件外包、嵌入式软件研发、动画影视、生物医药、纳米技术等对区域发展有战略意义的科技产业。园区以占全国十万分之三的土地，创造了全国约3%的IT产值和16%的IC产值。”园区科技发展局局长张东驰介绍说。
进入2007年后，园区推进科技创新的力度更如长江后浪推前浪。3月7日，《苏州工业园区鼓励科技领军人才创业工程实施意见》正式出台，这项实施《意见》中规定，凡经园区管委会评审合格后，单个企业可获2000万元左右的资金支持。与此同时，园区还相应建立了1亿元创投风险补贴基金，专项用于创业风险跟进投资，使科技创新型人才及研发机构有了更大的投资积极性。此项政策一出台，惹得世界各地的那些热心科技创造发明者和投资家心旌鼓荡，纷纷拥向美丽的姑苏城东那个金鸡湖畔。
“我们的‘重磅炸弹’投出，一年引来400个科技创新创业项目落户园区，这就是效益和成果。”
听主人滔滔不绝地“翻阅”园区的“科技账”，你会被它的流光溢彩所迷惑。
我想用一个最简单和直观的办法去理解园区的科技景象，于是攀到园区管委会的那栋大楼的18层楼道处，然后再举目远望——哈，这回园区的所有美景尽收眼底，那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那湖光水色间的科技园、生物纳米，还有簇拥在花丛中一个“研发中心”与高校实验楼，奇妙而绚丽，神秘而璀璨……呵，这就是我的故乡新貌，她正从雄伟的“制造城”迈向多姿多彩的“科技城”、“生态城”、“大学城”……人间天堂的一切美丽的可能尽在此实现。
德国前总理科尔有一次应李光耀之邀来到苏州，他对老朋友李光耀说：“这里的水平已经超过了你们新加坡。”
李光耀听后非常高兴，说：“我很高兴科尔先生这样的评价，因为这是我的成功，也是中新两国合作的成功。”
科尔参观苏州园区后，对中国主人说：“你们这儿很有点中国书法、绘画味道。”
当时苏州人一下没有反应过来，问科尔怎讲？科尔说，中国书法讲究的是“留白”不是？你们的园区在厂与厂、楼与楼之间，有巨大的绿地、湖水空间，这不是“留白”吗？这一“留白”，就显出了你们东方人办工业、建新城上与我们欧洲人不同的文化理念。
“苏州的进步与发展，说透了还是文化上的优势。”这是原苏州市主管文教工作的副市长、现任民进中央副主席、教育家朱永新的话。
是的，苏州工业园区的成功最终在于中新两国将共同的东方文化精美巧妙地诠释在了现代化经济之上，所以它显得魅力无限。
“当我们的认识还存在一定局限、眼光还不够长远的时候，与其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完，还不如给后人留下一些空间，这也许就是对未来、对后人的最大贡献。”马明龙这种特殊理念始终贯穿园区的发展。
寸土寸金的苏州工业园，已是项目满园，仅户籍人口就已达27万。但在这里，看不到令人目眩的水泥森林，也不再是千篇一律的密不透风的车间厂房，而是疏朗而错落有致的建筑、无处不在的绿色，虚实相间，使这座浓缩时代元素的新城富有张力，时尚中不乏闲适。
不久前，苏州工业园区发展咨询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给苏州工业园作了最新定位——“国际技术产业城市”。
野村的提法，得到园区人的普遍认同。由工业园到家园、花园、公园，由制造基地到“科技硅谷”，正是园区人的憧憬和追求。
城市建设最终要给城市人提供方便的衣食住行。统计显示，园区新增绿地2000万平方米，绿地覆盖率超过45%。园区同志告诉我，初来的客人无不惊叹于这个宜工宜居的现代新城，有的甚至为自然生态和美好前景所折服，在这里购房置业，准备当“洋苏州”的新人。
有统计显示，为让园区的天更蓝、水更绿，累计投资逾20亿美元的200多个项目被“一票否决”。这种气度也许只有苏州人有。苏州吴语软绵绵，但今日苏州人做事却掷地有声，豪气冲天，而且这种声响与气象都是在软绵绵中实现的，这使得苏州人的独特性格和远大的奋斗目标得以完美地趋于一致。
回过头，我们再去审视金鸡湖畔那片美丽的土地上出现的奇迹时，也就不再会感到不可思议了。
一块不足全国十万分之三的土地，创造了全国约3%的IT产值和16%的IC产值，拥有3000家外国投资企业在此驻扎，每年创造200亿的财政收入，等于一个青海省（2007年青海全省一般性财政收入为100亿元）。有人可能认为不能这样比，那你说应该怎么比？苏州工业园区的那块地方我从小就知道，过去曾经也是一块水泽荒蛮之地，除了沙漠和雪山草地，我看祖国大地的绝大多数地方都比它强。只因为党的一个政策，只因为与新加坡的一次联姻，它现在成为了世界瞩目之地。苏州富裕，苏州强盛，但苏州的富裕和强盛也是人干出来的，是我的父老乡亲们流血流汗干出来的，而且他们常常是在忍辱负重的情况下干出来的。虽然没有天生的好条件，但只要我们肯用勤劳、智慧的双手和勇于解放思想的脑筋，就可以使荒山变成米粮仓，就可以使手掌大的地盘叠起喜玛拉雅山一样高的金银元宝来！
这就是苏州的经验。
这就是苏州园区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