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的年份，毛泽东和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在天安门举行隆重的新中国成立10周年大庆。与之同时，一个当时并不为人所知的中国城市正在中国北方的那片广阔的土地上诞生。它就是今天的石油圣城——大庆。
大庆的诞生充满了传奇和神秘——1959年农历大年初四，北京街头虽仍冰雪寒意，但市民们欢度春节的气氛仍然浓浓，来往拜年的人川流不息，喜庆的鞭炮接连不断。
这一天早晨，一行人叩开了老将军、地质部副部长、党组书记何长工的家门。邻居们注意到，几天来，一群又一群的人给老将军拜年，总是待上几分钟，就得让给新一批的拜访者。而今天拜年的却叫人蹊跷：一阵兴高采烈的拜年声过后，就再也没有人出来，且老将军家的门也给紧紧关闭了……
多年后，这一秘密被揭开：此次前来拜年的均是石油部、地质部和中国科学院的部长、副部长和专家们。领头的是余秋里，他身后还有康世恩、旷伏兆、孟继声、顾功叙、沈晨、张文昭……
这是事先招呼好的“拜年会”。
这是老将军何长工非常得意由他“当家做主”的，由“三国四方”参加的“国家会议”，而且属于想开就开的不定期会议。
需要作些解释。自中央决定重点实现石油自给的战略决策后，找油任务分别搁在了石油部、地质部和中国科学院身上。地质部成立早于石油部，中国科学院又集中了一批顶级科学家，中央要求合三支队伍之力，尽快找出油来，于是“三国”就这么形成，它们分别是以地质见长的地质部、以勘探打出油见长的石油部和以科学技术研究见长的中国科学院。所谓“四方”是指石油开发的四个主要环节：普查、物探、勘探、科研。
“三国四方”的“国家会议”再次在何长工家召开，这意味着中国石油工业战线正在揭开一场史无前例的伟大战役。
指挥这场战役的两个“司令”便是石油部的余秋里和地质部的何长工。与何长工相比，余秋里属于开国元勋中的“小字辈”。何长工资格太老了，余秋里那会儿在江西吉安老家当赤卫队员时，他何长工已经是瑞金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军政要员、政委和红军军长了。那时林彪也还在何长工手下当小营长呢！关键是，何长工老将军有过特殊的历史功勋：毛泽东和朱德在井冈山会师时，他是牵线人。何长工功比天大，他因此有资格几十年中能当众叫毛泽东“老毛”，这是所有中共高级干部中独一无二的。
余秋里敬重这样的前辈。而何长工自打当了地质部党组书记兼副部长后，在石油工业建设问题上，对余秋里也是十分赞赏。年轻人嘛，干劲大，勇气冲。何长工不止一次当面夸奖余秋里，并说：找油问题上，你秋里怎么让我这个老头子协助，我就怎么跟你转！从踏进老将军的家门那一刻，余秋里的脸上就挂满了喜色。
“老将军，我和康世恩他们几个向您老拜年。祝您寿比南山，福如东海！”余秋里只有一只胳膊，不能作揖，只能敬礼。
何长工笑呵呵地拉过余秋里等人往客厅里走：“你们都是我的‘国家会议’成员，别客套了。坐坐，往里坐。”与余秋里等人在一起，是老将军最得意的事，因为他又可以主持这海阔天空的“国家会议”——国家的事在家里开，这就是何长工的“发明”。
“老伴，快上茶，我们的‘国家会议’就要开始了！”老将军往里屋喊了一声。
余秋里从老将军夫人尹清平大姐手中接过茶杯之时，何长工已经向他发起攻势：“秋里啊，你上任第一年，就给石油部摘了‘黑牌’，祝贺你啊！”余秋里脸一红：“老将军，你是夸我还是骂我呀？”何长工认真地说：“‘一五’期间，就你们石油部没完成任务，去年你们不是第一次完成了国家原油任务吗？”康世恩插话：“才勉强多了几十吨，我们是使了吃奶的力气的呀！”何长工笑：“这也已经很不容易了。”又问余秋里，“哎，听说你们在四川那边不太顺利？”余秋里摇摇手：“别提了，我们被狡猾的‘敌人’耍了！”何长工听后显出一副慈祥而又有几分狡黠的眼神看着余秋里，突然哈哈大笑起来，放缓语气对余秋里说：“秋里啊，你们在毛主席面前的牛可是已经吹出去了，今年再不打出油来，他老人家可要打你的屁股了呀！”余秋里一听，“噌”地从木椅上站起，毫不含糊地回敬道：“我说老将军，你的牛可吹得也不比我们小啊！你当着主席和全体中央委员的面说，‘我们可以找到中国的巴库’！”何长工一听，两眼发直，盯着比自己年轻许多的余秋里。余秋里呢，也不示弱地将目光直盯老将军。
突然间，俩人叉腰仰天大笑。一边坐着的康世恩、旷伏兆等跟着笑得彼此捶拳。因为在场的人都知道石油部和地质部两部领导在中央“吹牛”的秘闻——我们上面提到的在余秋里上任地质部不久，毛泽东在中南海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冶金部的王鹤寿放了“今年我们全国的钢产量坚决达到850万吨！争取7年赶上英国，第8年最多10年赶上美国”的话后，余秋里让李人俊上台“打擂”，放出了石油部要跟冶金部“一吨钢一吨油”的打擂口号。石油部是新成立的小部，石油部竟然有如此气魄，当时坐在台下的何长工浑身冒冷汗。
突然间，主席台上通过麦克风传来一个声音：“下面由地质部代表何长工发言。”怎么回事？正在思忖的何长工茫然地抬起头，发觉四周的人都睁大眼睛看着他。他再往主席台上一看，原来是主持人周总理正在向他示意：“何长工同志，请上主席台来！”噢，轮到我了！何长工赶忙站起来，他那双本来就有点跛的腿此刻比平时更跛了。
场上发出了轻轻的窃笑——那是友善的笑声。
“长工，你有什么卫星可放？”老将军刚刚走到麦克风前还没来得及镇定一下情绪，一口浓重的湖南乡音不紧不慢地响了起来。是“老毛”哇！他何长工对这个声音太熟悉了：从1918年在长辛店第一次见面算起，他跟“老毛”也认识有40多年了吧！“报告主席：卫星我不敢放，但我代表地质部几十万职工可以在这里向主席和全体代表报告一个喜讯……”何长工毕竟是快60岁的老将军了，他不能像前面发言的几个年轻部长那样冲动，但音量仍然不小。
“好嘛，说说你的喜讯。”毛泽东今天特别高兴。
“是这样。”何长工把秘书准备的稿子搁在一边，顺着“老毛”和整个会场的气氛说道，“经过我们地质工作者几年艰苦奋斗努力，我们已经对全国的‘地下敌人’有了比较清楚的了解，不仅抓到了‘敌人’的一批‘团长’、‘师长’，而且还抓到了好几个‘军长’、‘司令’！”这样的比喻，很对台上台下大多数老军人的口味，于是何长工在获得一阵热烈掌声后继续说：“我们没有石油，国家就强大不起来。找不到石油是我们的耻辱！找不到石油我们得通通滚蛋！”何长工说完此话，回头朝主席台看看。他看到毛泽东的脸上毫无表情，只有炯炯的目光盯着他何长工。
“是的，过去洋人都说我们中国‘贫油’。”何长工继续说，“到底贫不贫呢？我们的科学家不相信，我们的广大职工不相信。毛主席也不相信！”老将军突然把嗓门提高，“在我国的东南西北邻境都有石油，难道唯独我们伟大的中华大地就没有石油？这岂不怪哉？我们不信这一点！绝对不信！我在这里可以负责地向大家透露：我们中国不仅能够有油田，而且能找到大油田！找到中国的巴库！”“好，为长工他们能找到中国的‘巴库’鼓掌！”毛泽东这一声好说得很响，而且带头鼓掌。于是全场再次响起暴风骤雨般的掌声……
“老将军，想啥子事啦？快看看这个‘总体设计’行不行？”余秋里用胳膊轻轻捅捅依然沉浸在往事回忆中的何长工。
“噢噢，还是开我们的‘国家会议’吧！”老将军自感有些失态，赶紧收回自己的思绪，认真地说，“你我的牛都吹出去了，现在只有一条路：拼出老命也要把‘敌人’的大家伙找到！”“是嘛，今天来找您就是为了松辽平原底下的那个大‘敌人’嘛！”余秋里说。
何长工一听松辽底下的“大敌人”便情绪高涨起来，忙招呼“三国”代表：“好好，大家都来先说说那边的情况。”余秋里谦虚地请地质部的旷伏兆副部长先说。旷伏兆也是老红军，中将军衔，余的江西同乡。
旷伏兆的双眉一挑，说：“那边的形势应该说是喜人啊！我们的地质工作开展得比较顺利，收获也不小。自从1955年黄汲清、谢家荣和翁文波等‘普委’的同志圈定松辽地区为重点地质普查的方向后，当年8月，东北地质局在接到‘任务书’后就开始向松辽平原行动了，特别是韩景行带的6人小组，几个月后就在吉林北部和松花江沿线找到了含油页岩样品。经李四光部长和黄汲清、谢家荣等专家的研究，判定了整个松辽平原是个巨厚沉积且具有含油大构造的盆地。去年4月中旬，我们地质部的松辽石油普查大队501钻机第一个打出了油砂，继而普查大队又在几口浅井中见到了油砂，其中最著名的是南14孔，昆井位于吉林怀德境内的五家窝棚，从井深300米处开始见油砂，一直到井深1000多米见的变质岩裂缝中还见稠油，全井共见含油砂岩20余层达60米之厚！”何长工笑呵呵地对余秋里说：“我就是听说这个情况后才敢在中南海向‘老毛’报告说中国有‘巴库’的”。
余秋里佩服地朝老将军笑笑，又向中科院的物理专家顾功叙询问：“老顾，你说说，物探对松辽地下油层储量前景是什么看法？”此刻的余秋里已经知道：石油勘探是个庞大的系统工程。
这一系统工程可以概括为：普查先行，物探定论，钻井出油。地质部已对松辽的普查工作做得非常好了，物探能够对所普查的地质情况进行定论，那么他的石油勘探队伍就可以早日让松辽地底下的石油冒出来！顾功叙说得非常干脆和肯定：“根据已经进行的物探工作，我又和黄汲清等专家研究认为，松辽盆地是个面积约26万平方公里的新生代沉积盆地，其盆地的最深部位在中西部，可深达5000多米以上，所划范围之内均有较好的生油层和储油层。而且根据地质部长春物探大队所进行的工作可以初步这样结论：松辽平原上有几个构造中蕴藏着丰富的石油资源！现在的关键是要找到它，只是眼下我们定下的两口基准井形势有点不妙。这石油部你们是知道的。”余秋里与康世恩交换了一下眼色，说：“老康，你说说两口基准井的情况吧。”康世恩揉揉猩红的眼睛强打起精神。
何长工发现了，说：“康世恩你是不是昨晚又开夜车啦？”余秋里解释：他过年这三天，一天也没休息，天天跟几个技术人员在商量基准井的事。
何长工忙向里屋叫道：“老伴，快把人家给的那盒蛋糕给端上来！”老伴尹清平大姐一边应着一边举着一个大蛋糕进客厅。
何长工把第一块切好的蛋糕放到康世恩的手中：“快吃，不吃好睡好怎么能找出油呢？”康世恩说：“谢谢老将军的关爱。”吃完蛋糕，康世恩顿觉精神了许多。他本想补充一下石油部在松辽一带做的先期地质工作，后来还是省去了，因为从分工而言，地质部对松辽的先期地质普查工作确实要比石油部多做不少，而且就技术力量相比，他们上有李四光、黄汲清、谢家荣这些大地质学家，下有朱大绶、吕华、朱夏、关士聪、王懋基这些中坚力量，更不用说像韩景行这样最先勇闯松辽平原，在蛮荒的北大荒上能找到油砂本身就是功勋卓著的表现。松辽有没有油，不仅仅是哪个部门的事，而是全中国包括毛泽东在内都关注的大事。过去美国人和日本人也都在松辽一带做过地质普查工作，但结论是“松辽无油”。是李四光、黄汲清、谢家荣和翁文波等首先指出了“松辽有油”的理论方向，特别是陆相地层生油理论的产生对松辽盆地找油产生的理论影响功不可没。
关于松辽油田——就是后来的大庆油田的发现问题上，曾经有过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议，这场争议到现在仍然没有结束。到底谁的功劳大，恐怕没人真正能说得清，但有一点是可以明确的：
那就是大庆油田发现，并非靠的力学构造理论，而是大地陆相生油理论。10年前，我有幸为大庆油田发现而写过一部报告文学，这部报告文学因为涉及“一面红旗”的问题，而被当时的一名主管工业部门的副总理批评过，其实这位副总理并不真正知道大庆油田到底是以什么理论发现的，他也是出于无奈，为防止这种“陈年旧事”再起什么风波。然而围绕大庆油田发现的科学技术争论本身就是一个重大的科学问题，不弄清楚，对中国的科学发展史和石油工业史都是有害无益的。遗憾的是有人并不想这么做。
康世恩是学地质出身的，他心里清楚，至少他清楚两件事：一是松辽油田即后来的大庆油田发现的理论依据是陆相生油理论，这个理论的最早提出者是潘钟祥教授和黄汲清先生。潘钟祥教授死得早，又没能参与大庆油田发现的具体工作，所以黄汲清和谢家荣及翁文波先生成为了主要的根据陆相理论找油的实践者和决策者。特别是他们在1955年1月20日召开的全国第一次石油普查工作会议上商定的《关于1955年石油天然气普查工作的方针与任务》中，就已经点明了松辽地区作为重点石油地质普查的对象，及1年后由黄汲清领导、翁文波等人参加绘制的新中国第一张《中国含油气远景分区图》，更加清楚无误地划定了松辽地区是中国未来找油的主要方向，这张《中国含油气远景分区图》，现在只有一份保存在清华大学图书馆里。
10年前在黄汲清临终前的几十天前我采访过他，他给我讲起此事，也明白无误地证实：“我国东部几个大油田普查工作是1955年初在当时地质部矿产普查委员会（简称‘普委会’）的直接主持下开始进行的。当时我作为“普委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提出了把华北平原、松辽平原、鄂尔多斯盆地（即陕甘宁盆地）、四川盆地作为‘普委会’找油的四大重点地区。‘普委会’采纳了我的建议，并很快作了部署，开展了工作。我的建议是根据‘陆相生油’理论（这一理论是我国地质学家潘钟祥教授和我在40年代初期分别提出和发展起来的）和我的大地构造观点，并结合我国多年来的地质工作实践而提出的。这一历史事实是‘普委会’广大干部、技术人员都知道的。在这之后，我又编制了《中国含油气远景分区图》，把上述四大地区用橙红色明确圈出……”（引自黄汲清于1978年1月11日写给邓小平的信）。其实关于黄汲清运用大地构造理论，最早肯定我国包括松辽等平原有石油的历史记载在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百年石油》一书的第162页有这么一段话：“从瑞士留学回来的黄汲清是我国最早涉及石油领域的地质学家之一，他在1935年就指出：‘据大地构造学理论，我认为中国的东北、华北、西北和西南地带都有可能储油。”科学理论的先导作用的意义我们不用多说也会明白，因而历史和后来的实践都证明了松辽（即大庆）油田的发现，毫无疑问是以黄汲清、谢家荣和翁文波等老一批地质学家的陆相生油理论有着不可否认的直接关系。在采访黄汲清的同年，我又有幸采访了石油部的翁文波先生，在提及发现大庆油田的理论贡献时，翁文波先生非常明确地告诉我：陆相生油理论确实决定和指导了大庆油田的发现工作。
黄汲清和翁文波是新中国五六十年代最重要的地质学家，他们俩人关系之好，除了共同的事业追求外，还有一层非常深的特殊关系：黄汲清的恩师之一是翁文波的堂兄翁文灏，而翁文波在1936年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时，在面临下一步学什么做什么时，得到过时任中央地质调查所代所长的黄汲清的建议，黄说你既然学了物理专业，就应该使自己拥有世界水平的知识，到国外去学物探专业，中国地质事业前景很大，可物探的人才很少。翁文波后来真的考上了英国伦敦帝国学院的地球物理探矿专业，并且从此走上了报效祖国的物探事业。黄汲清和这位“老弟”在解放前的玉门油田发现中就并肩战斗过。新中国成立后，黄汲清最早身兼两个职务：既是地质部石油地质局的总工程师，又是康世恩领导的国家石油勘探管理局主要技术负责人。翁文波呢，是石油部勘探司的总工程师。黄汲清亲口告诉我：如果不是因为当时自己被定为是“右派”倾向分子，政治命运捏在别人手里，又因中国地质科学院硬拉他去任职，他或许就是余秋里和康世恩手下的人了！说到黄汲清和翁文波对松辽地质理论的贡献，我自然而然地想到了还有两个人必须着重提一下，因为他们对中国石油的贡献和最后的命运反差极大。第一个是石油部第一任总地质师陈贲，这位为发现和开发玉门油田作过特殊贡献、在新中国多处油田洒过热血的杰出地质学家，正当他雄心勃勃为松辽油田准备大干一番时，却被打成了右派，随后下放到青海石油管理局监督劳动，1966年“文革”风暴来临，再度受冲击的陈贲不羞羞辱，含冤于当年6月12日自尽于一间破旧的小屋里。另一位大地质学家谢家荣几乎与陈贲的命运如出一辙，他是地质部的总工程师，也是在1957年被打成大右派，也是在“文革”开始时便不堪折磨而以最古老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谢大师的妻子在丈夫离世不几天也以同样的方式告别了人世……
关于松辽前期发现的贡献，有许多不同说法的“版本”，但这些千差万别的“版本”中在一个问题上却有着惊人的相似，即：石油部、地质部和中国科学院三方科学技术人员的功绩各有所长，谁也不能抹杀。而且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那会儿“三国”之间关系密切，不分你我，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为共和国建设尽快找出大油田，这才是他们真正想的事。“其他的事想都没想过，也那没个闲心想。”一位老石油人对我说。
2004年5月的一天，我在大庆文联李学恒先生的引领下，来到大庆石油管理局的一个职工宿舍，见到了坐在床头的杨继良老先生。杨是国家正式确定对“大庆油田发现”上作出杰出贡献的23位科学家中石油部方面名列第二的人。大庆油田发现初期，杨继良还是个刚结婚的小伙子。40多年后我见到他的时候，他连话都不能说了——他在半年前患了中风。再看看这位为共和国作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的家，我心里非常难过：老两口住着也就几十平米的旧房子，没有任何装修，瘦小的老伴——也是当年大庆找油的女地质队员，每天靠发气功给丈夫治病——看着老太太那么瘦小，我真怀疑她能不能发功起作用，但她很自信，说一定能给杨继良治好。想当年，这对小夫妻的孩子才8个月，为了早日找到油田，他们把孩子放在天津的亲戚家，俩人便来到会战第一线，而且一直分居了两年多，那时会战前线没有房子可供家属们住，见一次面也只有在指挥部开会时偶尔有那么一点机会，同时又像干地下工作似的找个地方亲热片刻。艰苦的岁月里他们就是这样度过的。而今几十年过去了，他们能够日夜厮守在一起，但老夫妻俩却过得如此清贫和艰难。
我感到意外和震惊的是，那天杨继良老先生一听说我请他谈大庆油田发现的事后，竟然大口喘息着，一字一顿清楚地说道：“大、庆、油、田、发、现，是、大、家、的、功、劳……”面对这样的功臣，面对这样的功臣说的话和他眼下身处的境况，我们还能说什么呢？在今天的大庆，我们除了可以到处看到“铁人”王进喜的形象和“铁人纪念馆”、“铁人广场”、“铁人村”等有形物体外，我们真的极少看得到当年那些为共和国建设作出卓越贡献的人的任何痕迹。不能不令人感慨不已。
我想起曾经有人说过这样一件事：在一次大庆的城市改建工程中，因为施工需要，得把当年余秋里在指挥会战时住的那个牛棚拆了。可有人建议这是“文物”得保留下来。事情传到余秋里那儿，余秋里立即指示：不要留了，大庆有“铁人”作纪念就够了！这就是共和国功臣们另一面的伟大和崇高之处。看看时下某些领导干部，事情还没做出个样儿，为自己树碑立传的“形象工程”倒是比比皆是。与老一辈革命家相比，我为今天的某些人汗颜。
我们还是把目光收回到何长工家的“国家会议”上吧。
余秋里看着康世恩狼吞虎咽地吃着尹大姐给的蛋糕，便把自己手中的那块也给了他，又风趣地对何长工说：“老将军啊，还是你这儿丰衣足食嘛！”何长工笑着说：“现在你们石油部是饿了一点，不过等找到大油田了，你可别忘了给我们地质部一口饭吃啊！”余秋里来劲了，站起身，嗓门大大的：“老将军你记住，只要咱们石油部钻出了“哗哗”流的大油田，我第一个请你吃红烧肉！”何长工瞪大眼：“噢，搞了半天你们余秋里这么小气？就给一顿红肉烧来打发我这个老头子啊！”余秋里立即改口道：“哪是一顿嘛！你老将军什么时候想吃，我就在石油部大门口恭候！不不，我让康世恩同志他们亲自来接您和尹大姐到我们那儿去！”话音一落，惹得满堂宾客哈哈大笑。
“红烧肉”在60年代之前的中国家宴上都是一种最好的菜肴，尤其是在南方。毛泽东喜欢吃红烧肉，毛泽东和他的那些大半是南方人出身的共和国元勋们也都爱吃红烧肉。奖励一顿红烧肉是他们这一代人之间的一句口头禅。余秋里也不例外，且终身爱吃红烧肉。
然而，松辽找油问题上的这块“红烧肉”并不那么容易吃到。地质学家们已经通过自己的考察和研究，得出了松辽平原存在石油资源，但再伟大的理论也只是纸上谈兵，见不到油等于是零。
余秋里和石油部的人要实现的就是把“大敌人”逮到手，把真正的“红烧肉”夹进嘴里。这不是一般的功夫。需要倾情倾力，甚至耗费举国之力。
金门前线的炮火自第一天开始后，美国和台湾岛上的“老蒋”急红了眼，美国人调来了航空母舰，“老蒋”也四处招兵买马准备跟毛泽东再次决一死战。指挥我人民解放军和前线国防的彭德怀元帅其实此刻心头也十分着急，其中原因之一是，从全国各地调运的军队和战车每天都要吃掉几百吨几千吨的油。为此，陈云副总理口袋里的外汇连连吃紧，因此中央把迫切的目光放在余秋里和石油部的身上。余秋里对这些情况比石油部的任何人都清楚，压力因而也大得多。没有压力，要你余秋里石油部干啥？不是重要的岗位，不是泰山一样的重任，彭老总舍得把自己的爱将从部队抽到地方上去搞工业？这哪是简单的搞工业嘛！石油既是国民经济的“血液”，也是现代军队的“血液”。彭老总清楚着呢！一个人的国家记忆第一篇一个与共和国盛大庆典同时诞生的工业圣城余秋里也清楚着呢！
油在何处？茫茫北大荒，浩浩松辽地。地质学家在中国雄鸡形的地图上潇洒地用红笔一圈，扛三脚架的地质战士和扛钻机的石油工人们则不知要跑断多少条腿、流尽多少汗水才能寻到一片沉积岩、一块油砂石啊！还在玉门和克拉玛依调查研究时，余秋里听了几件事感动得几度拭泪：
事情发生在这一年的8月18日，正在依奇克里野外进行区调的113地质队女队长戴健，正带着两名队友越过依克里克沟，向另一座荒山挺进。戴健一路前进一路用地质锤敲敲打打，观察地貌，采集标本。中午时分，天空突然变色，随即暴雨倾盆。三位姑娘赶忙收拾已获的地质资料和标本，贴着如削的岩壁寻求躲身之地。在她们的脚下，一股汹涌的洪水已经形成。
不知是谁挎在肩上的标本包坠入水中，说时迟那时快，戴健正欲俯身去抓，这时“哗啦——”一浪劈头撞来，将手拉手的三人打散。第一个从漩涡里冒出来的小张，幸运地抱住一块石头而幸免于难。一个多小时过去后，暴雨渐停。坐在石头上的小张高喊着队长戴健和另一个队友的名字。戴健和队友没有回音，小张忽然嗅得一股浓浓的石油芳香，再朝洪水退去的沟谷看去，只见众多油砂散落在她四周。小张兴奋不已，她以为是队长她们给她留下的成果，又直着嗓子一遍又一遍地喊着“队长——戴队长——”，然而空旷的山谷除了几阵回声外，没有人应答她。“队长，队长你在哪儿呀？”小张哭了，哭得天憾地恸。但她没能将戴健队长和另一位女队友唤回。第二天，邻近工作的施工队闻讯赶来，几十个人排成队，拉网似的将依奇里克沟寻遍，最后在沟谷下游十几公里处，发现了戴健的尸体，那情景惨不忍睹：姑娘原本的一头秀发被乱石全部剥去，两条小腿也被尖利的碎石划得皮开肉绽，露出白骨……后来在不远处又找到了另一位姑娘一丝不挂的尸体……队友们无法忍受这样的惨景，他们脱下自己的衣服，把戴健和另一位名叫李月人的女石油地质队员包裹好后用沟谷的乱石垒成两座坟茔，然后点上火，随后全体同志默默地静坐在戴健和李月人的坟墓旁，整整守灵了两天。数天后，戴健所在大队召开隆重的追悼大会，戴健的悼词全部内容是她在武汉大学当教授的父亲得知女儿牺牲后写来的一封长信。戴教授在信中说：莫道芳龄几何，花蕾初绽早谢。小女忠骨埋边陲，遥望西北老泪流。白发父母送青丝，健儿天国行，多珍重……
9月25日，在另一个地区进行野外调查的117队则被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雪吞没了，女队长杨拯陆和实习生小张刚刚完成一条测线，在一座无名山上被气温骤降到零下40摄氏度的强冷空气活活地冻死了……队长杨拯陆这年还不足22周岁，她是著名爱国将领杨虎城的女儿，也是杨虎城将军最小的“掌上明珠”。那年杨将军惨遭蒋介石暗害时，拯陆正好随两个姐姐到了西安才幸免一死。1955年，拯陆听了在玉门油田当管理局副局长的哥哥的话，从西北大学毕业后自愿分配到新疆地质调查队工作。不愧将门之女，拯陆年纪轻轻就被委以队长之职。她工作努力，从不叫苦，人们还以为她是个出身贫苦人家的儿女。队友们后来在拯陆牺牲的地方发现了那个地区的第一个石油地质构造，就命名其为“拯陆背斜”地质构造。
余秋里拿着戴健和杨拯陆两位年轻漂亮的姑娘的遗照，双手发颤着连声喃喃着：“娃儿可惜，娃儿可惜啊！”娃儿们却在照片上含着笑对她们的部长说：我们不感到可惜，我们感到光荣和自豪，因为我们是唱着《地质队员之歌》和《克拉玛依之歌》而去战斗的。
“同学们，《地质队员之歌》是怎么唱的，我很想听听！”一年前的中南海。国家副主席刘少奇以难得一见的激昂，这样高声问着一屋子围聚在他身边的地质学院的毕业生们。他们明天将奔赴祖国各地的找油和找矿战场上去。
于是一群朝气蓬勃的青年高唱起来：
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红旗，是那狂暴的雨，洗刷了我们的帐篷；我们有火焰般的热情，战胜了一切疲劳和寒冷；背起了我们的行装，攀上了层层的山峰，我们满怀无限的希望，为祖国寻找出丰富的矿藏！“好，这歌非常好。同学们，你们说，地质勘探工作是个什么工作啊？”刘少奇点上一支烟，举目试问身边的年轻人。
年轻人于是争先恐后地回答。有的说：地质勘探就是千里眼，一眼能看到地底下的矿藏；有的说地质勘探就是先行官，祖国建设我们走在最前沿。
刘少奇笑笑，猛吸了一口烟，然后习惯地踱起步来：“地质勘探嘛——我打个比喻吧！就像我们过去打游击，扛着枪，钻山洞，穿森林，长年在野外，吃饭、穿衣……都是很大困难。今天的地质勘探工作和这差不多，也要跋山涉水，吃不好饭，睡不好觉，吃很多很多的苦……可是我们为什么要吃苦呢？”没有回音，只有一双双聚精会神的目光和沙沙作响的记笔记声。
“过去，我们那一代人是革命战争时期的游击队。吃苦，为的是打出一个新中国。今天，你们去吃苦，是为了建设美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少奇同志拍了拍坐在一边的老将军何长工，把声音提高了一倍，“打游击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你们知道这位老将军的腿是怎么跛的吗？就是打游击留下的残疾！现在轮到你们打游击去了，你们怕吗？怕苦吗？怕献出生命吗？”“不怕！——”同学们齐声回答。
“对，不要怕嘛！因为你们是建设时期的游击队、侦察兵、先锋队！”这是多么幸福与难忘的时刻。在我采访的那些当年在余秋里领导下参加过大庆油田会战的老一代石油勘探队员中，他们许多人就是因为被毛泽东、刘少奇等领袖们的教导关怀下，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艰苦的石油事业。
余秋里在拿着上面两张英勇牺牲的年轻女队长的照片的同时，他还知道另外两名石油勘探地质队的男队员确实是带着猎枪出发上野外的，可他们没有回来——那是115队的一个送水的骆驼队的队员，年仅18岁。那天晚上暴风刮来，十余峰骆驼跑了，这位队员就带上猎枪立即顺着骆驼留下的新鲜脚印去追踪。可两天后队上的同志们仍没等到他回来。队长急了，发动全队人到处寻找，最后在距队部200多公里的山岭边发现了骆驼群，而同时也在距骆驼群50多公里的一个黄色土堆前发现了这位小队员的尸体——那儿无水无草更无人，只有一望无际的荒漠。那小队员的胸前布满了他自己的指痕，那是他口渴、胸闷难忍而留下的伤痕。队友们见此景，一拥而上地抱住其尸体，个个号啕大哭……与115队相邻的另一个地质勘探队的一名男队员却因出去为同志们拉水而一去未归。队友们找遍了整个大盐滩，除找到一点点遗物外连遗体都未见……
松辽找油战斗比这要惨烈得多！我从好几个人那儿知道，余秋里曾经做过这样的心理准备：
松辽找油大战中或许要牺牲几千人……
现在不是谈论牺牲多少人的问题，而是油在哪儿的问题。
油，能在哪儿呢？
余秋里已有些日子在为松辽的找油前景焦虑不安了。自他上任石油部长后，部里已经向松辽平原派去了一支又一支队伍。康世恩从地质业务的角度告诉他：要想在一个不见油砂露头、不见明显地质构造，又不见任何前人留下原始资料的“三无”地区逮住“地下大敌人”，就必须不断加强那儿的普查和勘探队伍。余秋里是谁？什么仗没打过？在用兵问题上，他有娴熟的指挥艺术。
那个后来为大庆油田的发现作出特殊贡献的西安地质调查处的杨继良，被抽调往松辽石油勘探处途中，石油部机关有人托他带一枚“石油部松辽石油勘探处”的图章，说是那边宋世宽他们正等着用章“开张”工作呢！在长春见到宋世宽后，杨继良兴冲冲地说：“呃，宋处长，我把章给你带来了。”“哈哈哈，杨地质师，你的那枚已经要进历史博物馆啦！”宋世宽朝新来报到的杨继良直乐。杨继良被笑得双眼发愣：“咋，你们连公章都可以不要啦？”“余部长已经把我们松辽石油勘探处提升为松辽石油勘探局啦，他宋处长现在是宋局长啦！”有人告诉杨继良。
“这、这不到一个星期时间就、就……”“小杨同志，余部长等部里领导每天都在等着我们松辽这边的找油进展，如今松辽大地上的石油勘探一天一个变化。你一年前要是到这儿来，我们石油部的地质勘探人员加起来也就几十来个人，现在已经有1000多人了，余部长他们还在不断往这儿派人哪！这说明啥？说明我们松辽方面能不能早日找到油，成为北京方面天天都在盼望的大事啊！年轻人，甩开膀子痛痛快快干吧！”宋世宽一番话，说得初来乍到的杨继良热血沸腾。
杨继良在这之前没有见过部长余秋里，他区区小地质队员，自然不知身经百战的将军是如何指挥一个又一个大战役的。
余秋里那个时候当然更不知道杨继良是何人。而他关心的是如何迅速打开松辽找油局面。过去外国人一直说中国“贫油”，后来地质学家们——包括苏联大专家们都说“东北有油”、“松辽前景可观”，再后来地质部何长工他们先是送来韩景行他们野外采集到的油砂，再后来是“南17孔”的岩心含油喜讯，而石油部自己的队伍也相继获得一份份“松辽有油显示”报告，可油到底在哪儿？余秋里要的不是两军对峙前那些侦察员向他报告的有关敌方的捕风捉影的虚玩意儿。
“‘有预料，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有光明。’这话我不反对，可我更想能逮到就早逮到，逮到了就早吃掉！”秦老胡同夜深人静后，李人俊他们几个副部长都走了，秘书们也一个个在隔壁的房间睡下了，会客厅里就剩下余秋里和康世恩时，余秋里把脚上的鞋子往边上一甩，双腿盘在屁股下面，拿起烟盒朝康世恩甩过一支烟后，张大嘴巴、仰着头这样说。
康世恩笑了，说：“根据目前已经掌握的第一手资料，以及我跟苏联专家分析的结果看，逮到‘大敌人’是早晚的事，到时候我还担心你余部长吃不掉呢！”这时，秘书手持一份电报进屋：“报告部长，松辽那边来电说，松基一井今天正式开钻了。”余秋里和康世恩几乎同时伸手捏住电报，兴奋地说：“好啊，终于要看到结果了！”“走！”只见余秋里的右胳膊向前一甩，便直奔院子外。
秘书着急地说：“部长您干啥呀？”“回部里去呀！”黑糊糊的院子外传来爽脆的声音。
康世恩拉着秘书，笑：“走吧，你还不知道他的脾气。今天晚上让他睡也睡不着了。我们上部里给松辽那边打长途问问情况！”古城北京的东方已经破晓，一辆苏式轿车行驶在晨曦中的街道上。车内余秋里和康世恩轻声交谈着：“老康啊，松基一井是我们松辽勘探战役的第一炮，关系重大，这个钻井队是哪儿派去的？”“是玉门那边调去的32118钻井队。这是我们的王牌钻机了，苏式的超级深井钻机，能打四五千米呢！”这是康世恩的声音。
“不是一共调了两个钻井队吗？”“是，还有一个钻井队是32115队。这个队的任务是准备打松基二井，过些日子也马上要开工了。”“噢。这两口基井都很重要，但第一口井意义更大些，我建议派个得力的队长去！”“好的，我把你的意见马上转告给松辽局他们。”余秋里和康世恩在车内的这段对话是俩人正准备赴玉门和新疆等西北油田考察之前说的。
搞石油勘探的人都知道，要探明地下生储石油的情况，就先得钻上那么几口基准井。大松辽平原，从南到北，从东至西，茫茫几十万平方公里，一亿万年前，这儿曾是一个遮天蔽日的水乡泽国，气候温暖潮湿，河湖成网，树木参天……随着亿万年间的地质变化，这里的湖河以及在此滋育繁衍的生物也跟着沉积在厚厚的岩层之中，形成松辽盆地这本层层叠叠的地质构造巨著。基准井的目的就是通过钻探获得这部“巨著”的每一个时代留下的地质符号，也就是说科学家们通过钻探手段取上的岩心来判断地下宝藏到底有没有，在哪个位置，有多少储量。松辽还在找油初期，根据石油部和地质部的约定，两个部门在地质调查和地震物探方面的工作有分有合，主要以地质部为主，而在钻探和施工方面则主要由石油部的队伍来完成。基准井决定着当时松辽找油的直接前景，加上只有石油部才具备深井钻探的技术与设备条件，因此在两个部门的技术人员确定基准井方案后，石油部迅速调集了两个“王牌”钻井队，来到松辽。
这时间因是在余秋里执掌石油部帅印后首次赴四川前后与康世恩共同在东北地区布下的一着战略棋。
松辽第一口基准井确定在黑龙江安达建设乡，距安达县城47公里处，简称松基一井。松基二井确定在松辽平原的东南部的隆起区域，即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登娄库构造上。
这两口基准井说是重要，但当时石油部在松辽前线工作的技术人员少得可怜，像承担基准井研究队队长的钟其权、参与确定基准井位置的地质工程师杨继良他们，都才是二十四五岁的年轻人。余秋里有些不放心，便让康世恩从石油部研究院调了相对资历老一些的余伯良等人过去。后来在关键时刻又搬出了翁文波这样的大家坐镇前线，进行技术决策，当然康世恩在这样的重大技术问题上是跑不了的。
何长工在松辽基准井准备开工之前，向余秋里叫苦，说秋里你虽来石油部几天，但论装备我还得叫你石油部是“老大哥”，说地质部搞普查和打浅井没问题，可打几千米的深井，连台机器都没有。这份功劳你余秋里尽管一个人捞着，我何长工尽管很眼红，但也只能望尘莫及。
余秋里初来乍到，很是一阵得意，可当他一问康世恩，心里也有些凉：原来石油部的家底也可怜得很。比如32118队，只有两名正副队长和4个钻井班，其他方面的干部和工人——应该还配有非常重要的钻井、地质和泥浆技术员等，可都没有。32118队原来在玉门油田，接到命令奔赴几千里之外的松辽平原后，同志们下火车一看，要路没路，要运车没运车，要吊车没吊车，这咋办？几十吨重的钻探设备怎么才能搬到四五十公里之外的目的地呢？
“愣着干啥？没有吊车还没有肩膀吗？学着我的样——抬！”八路军骑兵连长出身的老队长李怀德将外衣一脱，赤裸裸的肌肉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石油战士的人拉肩扛是从这个时候就开始的。安达火车站很小，但它的历史不短，俄罗斯人、日本人早在这儿驻足。时过百年后的今年5月，我来到安达火车站时，仍见到俄罗斯人留下的许多建筑原物，特别是那座一度被余秋里作为大庆会战指挥部开会用的车站俱乐部建筑，百年过去后仍然风采依旧，令我颇为惊叹。40多年前，32118队的石油勘探队员来到这儿，把重达20多吨的钻机和两台同样分量的泥浆泵用肩膀从火车上抬下时，引起小小安达站不小的赞叹：这石油工人就是牛啊！咋都是肉蛋蛋捏成的人，他们就那么大本事？
运输、安装，两个月的蚂蚁啃骨头精神，一座钢铁钻塔耸立于北大荒草原上，震撼了那儿的百姓。41米高的铁塔，现在看起来也就是半座普通住宅楼房的高度，可那会儿的松辽大地上人们似乎像看到了一个巨人出现一样，多么好奇和振奋啊！7月9日，骄阳似火的日子，天空万里无云，地上锣鼓喧天。32118钻井队举行了隆重的开钻仪式，大队长一声“松基一井——开钻！”飞旋的钻机顿时隆隆响起，沉静的北大荒上从此没有了宁静……
“报告！”石油部松辽石油勘探局局长办公室的门口，来了一位英姿焕发、全身戎装的年轻军人。
“请进。”正在伏案批阅前线发来的一份份报告的宋世宽抬头见向他毕恭毕敬行军礼的年轻人，疑惑地问：“你是……”“原人民解放军少校军官、转业军人包世忠前来松辽石油勘探局报到！”“你就是包世忠同志啊！好好好，来得正是时候。”包世忠说：“首长，有什么任务，请指示。”宋世宽哈哈大笑起来，说：“你倒是挺痛快，先不忙。听说你的家眷就在本市？怎么不先回家看看？”宋世宽亲切地问。
“报告首长，听说这儿要找到油田啦，我着急呀！请首长快给我安排工作吧！”不知怎么的，才见面两分钟，宋世宽就喜欢上了这位少校转业军人。
“首长你不知道，我这个人性子急，闲着就难受。这不我刚从部队转业就赶上了全国人民都在大跃进，我可不能回到家里睡大觉去！首长你放心，我参加过许多大仗，像攻克四平、锦州战役和朝鲜战场上的鸭绿江保卫战等我都参加过，我喜欢打硬仗！”包世忠像是怕首长真让自己回家休息似的，急着掏了一心窝儿的话。
“好啊！”宋世宽大喜。只见他稍加思索，便说：“我们马上要打一口基准井，就像打仗一样，要取得一个大战役的胜利，就先要搞清敌情，这找油也得先钻个窟窿，基准井起的作用就是这。派你上那儿去怎么样？”“行，只要有工作做就行。我一定在那儿当个好钻工。”包世忠说。
“哎，不是让你去当工人的，是让你当队长。”“当队长？我哪能成嘛！首长你……”本来天就热，房子里连把扇子都没有。包世忠急得满头大汗。
宋世宽递过一块毛巾，做了个摇摆的手势：“你不用说了。在你来之前我们就看了你的材料。正好余部长和康副部长要求我们加强基准井的钻井队领导，而承担一号井的32118队老队长另有任务，所以我们决定派你去那儿。这是组织决定。”包世忠一听“组织决定”四个字，就再也没有推辞：“是，首长。明天就去钻机报到。”宋世宽高兴地送这位雷厉风行的新队长出大门。突然他发现这位雄赳赳气昂昂的年轻人走路时怎么像地质部的老部长何长工那样跛腿？宋世宽后来才知道，包世忠原来是个战功显赫的三等甲级残疾军人。宋世宽有点后悔派这样一个同志上眼下最要紧的前线，但勇士已经起程，那是不可能叫得回的。
包世忠来到32118队时，松辽基准一井已经开钻，他从零学起，一直到熟练指挥整个钻机的操作，但石油部和地质部乃至中央都很重视的松基一井并不理想。从盛夏到深秋，包世忠和队友们苦战数月，于11月11日完成设计钻探进尺1879米。包世忠看着一箱箱圆柱状的岩芯被地质师排列有序地放在钻台旁边的木柜里，那些夹带小鱼、贝壳和树叶等化石的奇妙岩芯，如同天书般地吸引着他。包世忠每天美滋滋地看着这些宝贝儿，脸上总是露着笑容。但勘探局的技术人员告诉他：“这个井基本失败。”“为什么？”包世忠有些急了，“我们哪儿做得不对？还是质量不合格？”“都不是，是因为没有见到油！”包世忠像泄了气的皮球，他这才明白找石油并不比抢占敌人高地简单。
在32118队开工一个月后开始施工的松基二井也不理想。这口井钻井深2887米，除了在井深168米到196米之间的岩屑里见过少量的油砂外，同样并没有获得工业性油气流。
这上任初始的第一年，将军部长不能不说是很不吉利的一年。“川东会战”之痛一直留在他心头不说，地质部已经提出“三年拿下松辽大油田”的口号，可油在哪儿一直是个问题。松基一井和松基二井相继没有逮到真正的“敌人”，而越是逮不到“敌人”，石油部上下越是摩拳擦掌。
当然，最着急的还是他们的部长余秋里。
这一天深夜的秦老胡同里，安静得出奇。余秋里家的那个会客室里被烟雾笼罩得进不去人。
余秋里和康世恩，俩人面对面地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谁也不说话，四只眼睛盯着同一个方向——铺在地上的那张松辽地质图……
就这样几十分钟、几十分钟地过去。
余秋里在等待康世恩最后确定“松基三井”的井位方案，而康世恩则在等待前线地质技术人员向他报告被退回去的报告。
用地质部老地质学家黄汲清的话说：“事不过三”，这松辽找油如果三口基准井都没有工业性石油显现，问题可就大了！余秋里能不着急嘛！余秋里一着急，一不说话，康世恩就更着急了，像打大仗时，参谋长不能给定夺战局的司令部拿出个可行的作战方案一样。
小桌上的几包“中华烟”都空了，最后只剩下一支了，余秋里刚要下手，却遭不客气的康世恩抓过去就往自己的嘴里塞。余秋里一愣，笑了：“老康，抽完这支烟你就先回去休息吧！”烟雾中的康世恩摇摇头：“回去也睡不着，还是在你这儿好一些。”余秋里没说话，双腿从木椅上放下，趿拉着布鞋，进了里屋。一会儿又回到客厅，只见他手里拎了一瓶酒和两只杯子，“咕嘟咕嘟”地各倒了大半杯，也不管康世恩喝不喝，自个儿先往嘴里倒。康世恩一见，甩掉手中的烟蒂，顺手端起酒杯……
外面下着鹅毛大雪。院子里已经积起厚厚的一层银装，余秋里和康世恩似乎根本没有发觉，依然喝着沉闷的小酒，一杯又一杯。
“怎么搞的，这酒和以前不一样了！苦啊！”余秋里突然大叫一声，眼睛盯着杯子里的剩酒，迷惑不解。
康世恩也像一下被提醒了似的，看看酒杯，又品上一小口，说：“没什么不太一样嘛！”“不对，就跟以前的不一样！”余秋里坚持说。
康世恩苦笑一下，再没说话。
雪夜，秦老胡同里，两位石油决策者依然一杯又一杯喝着。他们在苦闷和期待中等待着新年的钟声。
松辽前线关于“松基三号井位”的最后布孔方案终于送到了部里。余秋里让康世恩找地质部和自己部里的权威们赶紧研究商议。
“余部长很关心松基三井的事，今年春节我们几个就别休息了，抓紧时间争取把三号井的事敲定。”康世恩对勘探司的副总地质师翟光明说。翟光明转头就去告诉松辽前线来京汇报的局长李荆和与张文昭。
李荆和一听部长们还要进一步商量“松基三号井位”的事，有些惊讶地问：“这已经来回折腾好几回了，怎么还不能定下呀？”翟光明闷着头说：“你也不想想，如果三号井再见不到油，余部长还不得吃了我们几个？”李荆和苦笑道：“那倒也是。”又说，”不过如果三号基准井再打不出油，余部长第一个要撤职的肯定是我这个松辽勘探局局长。”2月8日，是农历乙亥年的春节。石油部办公大楼二楼的一间小会议室里很热闹。值班的人探头往里一看：哟，康世恩副部长和李荆和局长，及翟光明、余伯良、张文昭等人都在里面呀！
不大的会议室里，铺展着一张巨大的《松辽地质勘探图》。康世恩脸色颇为凝重地说着：“松辽第一口基准井打在隆起的斜坡部位上，不到2000米就打进了变质岩，没有使我们看到油气显示，看来是没打到地方。二号基准井打在娄登库构造上，虽见一些油气显示，可一试油又没见什么东西，我想可能太靠近盆地边缘了。因此松基三号基准井就必须向盆地中央去勘探！李局长，你跟张文昭同志再把你们那边的情况和近期对确定松基三号井位的补充资料说一下。”知道康副部长对情况已经相当熟悉，所以就重点挑了松基三号井的井位情况作了简要介绍：三号基准井的位置早先由地质部松辽石油普查大队拿出的方案是确定在“吉林省开通县乔家围子正西1500公尺处”。地质部松辽普查大队还对上面的井位确定理由作了5点说明。但石油部松辽勘探局的张文昭、杨继良和钟其权不同意上述意见，认为地质部松辽普查大队提出的三号基准井位存在三大缺陷：一是井位未定在构造隆起上，不符合基准井探油的原则；二是盆地南部已经有深井控制，探明深地层情况不是盆地南部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三是该点交通不便。他们提出应向盆地中央的黑龙江安达县以西一带布井，并陈述了相应的理由。地质部的同志很快同意石油部张文昭他们的建议，并派最早进入松辽平原的韩景行和物探技术负责朱大绶前来听取张文昭等石油部同志对具体布孔的理由。
杨继良和钟其权等面对同行的“考试”，很是一番辛苦，可当他们摆出五大依据时，物探专家朱大绶摇头：“地震资料不够，没有电法隆起的基础工作，难说新孔是不是在所需的隆起构造上。”专家们的讨论异常激烈。康世恩那个时候正好跟余秋里上了西北的克拉玛依，他通过长途电话问张文昭情况怎么样了，张文昭只好报告实情。
“地质部同志的意见非常对，你们赶紧补充地震电法资料。一方面请朱大绶他们帮助，另一方面我知道最近苏联专家有一架飞机要在松辽盆地进行一次考察，你们争取挤上一个人，从空中看看新布孔的所在地貌……”康世恩说。
张文昭问杨继良去不去乘飞机兜一圈？杨继良高兴得手舞足蹈：“去啊！我可从来还没有坐过飞机呢！”太美了！从飞机上下来的杨继良冲张文昭和钟其权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三个字。
“我们选择的井位没有错。那是盆地的一个大隆起构造……”杨继良言归正传。
张文昭告诉他：前些日子，钟其权和张铁铮等同志跟随地质部物探大队的朱大绶他们一起上了大同镇一带进行了地震工作，地震队在现场提交了高台子地区初步的构造图，表明那一带真的是一个大隆起构造。综合资料看，我们原先定的井位，只需要稍作移动，就是理想的井位了！杨继良听后兴奋不已，连夜写出由他执笔的向北京方面报告的松辽石油勘探局第58字第0345号文件。该文指出：“松基三号井的井位已定，在大同镇西北，小西屯以东200公尺，高台子以西100公尺处。”石油部接到杨继良他们写来的报告时，余秋里和康世恩已从克拉玛依回到北京，于是在余秋里参加武昌召开的党的八届六中全会之前，他指示康世恩尽快通过研究后给松辽局一个批复。11月29日，石油部便以油地第333号文件给松辽局批复同意他们的松基三号井井位。
也许有过一号、二号基井的失败教训，余秋里和石油部这回对三号井的位置特别重视，就是文件下达了，仍没有放松进一步的论证工作。旧年底和新年初，余秋里指示康世恩让翁文波和勘探司副司长沈晨亲自陪苏联专家布罗德再去长春一次，与地质部的同行再认真讨论一次基准三井的井位。专家们经过几天反复审查已有的地质和物探及航探资料，最后一致认为：
大同镇构造是松辽盆地内最有希望的构造。苏联专家布罗德更是一口肯定：再不见油，我就断了自己嗜酒的习惯！1959年新年钟声刚刚敲响，石油部系统的厂矿长会议隆重举行。会议期间，余秋里带着李人俊、康世恩等多位副部长和机关业务部门的司局级干部听了张文昭三天的松辽勘探成果及下一步工作重点的汇报，张文昭特别重点介绍了松基三号井井位确定的前后过程及理由。
“这事不用再议了，我看专家们的理由是充分的。成败在此一举！不过，这么大的松辽平原上钻那么三个眼，我想即使都没见油，也不能说明那儿就没有大油田！”余秋里说到这儿，右手握成拳头，使劲往桌子上“嘭”地一砸，“我是作了打十口一百口勘探井准备的！既然大家认为那儿地底下有油，那我不信逮不住它！”春节前，余秋里因为要向刘少奇汇报石油工作情况，康世恩就利用春节几天时间把专家们请到部办公大楼上又细细讨论了松基三号井开工前的每个细节。
年初四，余秋里和康世恩、沈晨来到何长工家开“国家会议”时，就是带着包括松基三号方案去的。
“老将军，你快仔细看看我们的总体设计方案还有什么问题……”我们的镜头终于又拉回到了春意浓浓的老将军家了。
何长工慢悠悠地戴上老花镜，还是看不清。余秋里干脆就把图托到他眼前。
嗯，这回行了。老将军面对松辽地质普查勘探图，看得仔细。末了，又翻起一本厚厚的文字材料，然后抬头对余秋里说：“很好。这东西把两个部的协调与分工写得比较明确。下一步就看我们能不能早日见油了！”余秋里的眼里顿时露出光芒：“那春节一过，我就让人以我们两个部的名义把这份《总体报告》向松辽方面发了？！”“可以。”老将军说完，发出爽朗的一阵笑声，然后拉着余秋里的手，说，“我们俩都在毛主席面前发过誓的，说要三年拿下松辽。现在就看松基三号井了！”余秋里听完老将军的话，用手往铺在地上的松辽地质图一指，做了个斩钉截铁的姿势：“对，我们的决心没改变：三年时间坚决攻下松辽！”何长工开怀大笑：“看来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这样吧，4条地质综合大剖面的工作由我们地质部来承担，你们石油部就全力把松基三号完成好！咱们携手并肩，在今年打它个漂漂亮亮的大仗！”兴致上的余秋里还要说什么时，却见康世恩装腔作势地凑到何长工耳边：“老将军，我还有个问题要请求。”何长工开始一愣，继而抬起左手，朝康世恩的后脑勺轻轻一拍：“我知道你的‘请求’是什么！”旁人不知怎么回事。何长工满脸诡秘地冲康世恩一笑，然后朝厨房一挥手，大声吆喝道：“老伴，上饺子喽！——”“啊哈，知我者何老将军也！”康世恩乐坏了，他从何长工老伴尹大姐手中抢过一大碗白面饺子，就神速“战斗”起来。
“好兄弟，慢点儿。瞧，饺子里的油都流外面喽！”何长工一把拉过老伴：“你甭管他，秋里说他这几天光顾开会，春节都没休息一天。让他吃个够。不过明儿他要是不给我在松辽弄出油来，看我怎么罚他这条饿狼！”“报告老将军，我接受您的挑战！”康世恩顽皮地拿起筷子向何长工敬了个军礼，末了又可怜巴巴地抬起手中的空碗，朝老将军说：“谢谢您老再给来一碗！”“哈哈哈……”余秋里等人乐得前仰后合。
石油部、地质部在何长工家开的此次“国家会议”具有历史意义。
之后，余秋里在部党组会议上，迅速布置了新一年松辽勘探的战略部署。谁来打松基三号井，这是个问题。但这毕竟又不是个问题。
32118队自完成松基一号井后，在队长包世忠的带领下，利用冬季整休时间进行了大练兵。
从干部到普通钻工，个个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又通过技术培训，技术操作也跃上新台阶。
大队长看在眼里，喜在心头：松基三号的任务就他包世忠队了！32118队全体干部职工接到再战松基三号的任务后，一片欢腾。从松基一号井址的高台子村到新井位的小西屯村，相距130多公里。之间，没有一条像样的路，尽是翻浆的泥地田埂。120余吨的物资怎么搬运到目的地，成了包世忠的一大难题。因为队里松辽勘探局上仅有配备的4辆运车，最大运力也只有4吨重，而队上的两台泥浆泵外壳就有19吨重，且是不可分拆的整件。怎么办？包世忠发动群众集体讨论，大伙儿越说点子越多：没有大型吊车，他们就用三脚架和滑轮倒链提升近20吨的泥浆泵体，然后在悬空的泵体下面挖出一个斜面坑，再让运车徐徐内进，然后松开三脚架上的倒链，近20吨的庞然大物就这样安然地放在了运车上。而越来越重的运车启动后，包世忠像看着自己的闺女出嫁一样，一步不落地跟着。啥叫难啊？
这一路运载才叫难啊！走在田埂上怕陷进去出不来；走在沿途小桥，怕一旦遇上拐弯什么的就惨了：甭管怎么想，就是走也不是、退也不是……包世忠记不清这个春天是怎么过的，反正每天他要带着全体队员，像蚂蚁啃骨头似的将一件件、一根根铁柱重墩——当然还有一只只小小的螺丝钉和一片片岩芯碎片，全部搬运到130多公里外的新目的地。
“蛮干！”“胡来！”“破坏生产，个人英雄主义！”32118队以这种“蚂蚁啃骨头”的精神，实现了在无任何外界帮助的条件下完成井队整体长途搬迁，即遭到有些人的政治攻击。拖着残疾之身的包世忠竟然为这不得不到局干部大会上作检查……
余秋里得知后气得直咬牙关地痛斥道：“我的队伍是去找油的，油找不到，你们可以批他们、撤我职，但眼下我们上下都在为拿下松辽革命加拼命干的时候，你们这样打击干部和群众积极性，我不答应！”然而这仅仅是石油战线面临当时整个社会的政治压力下，所出现的极不正常的冰山一角而已。
余秋里身为部长，中央的重要会议或会议精神他应该是非常清楚的，但对在“大跃进”极左浪潮下可能出现的现象仍然估计不足，或者有些事他连想都想不到的。
正当他和战友们摆开松辽找油大战之际，全国性的大炼钢铁运动仍在一浪高过一浪地推向全国。毛泽东虽然在1959年初的武昌会议上提出了“压缩空气”的建议，同时对大办人民公社运动中出现的“共产主义风”也极为不满，也正式提出了不再当国家主席。但在制订国民经济生产计划时坚持“以钢为纲”的方针，在经历大炼钢铁和“共产风”之后的国力受到严重损害形势下，中央又把有限的资金和物资用在了保证钢铁建设方面，石油工业怎么办？
余秋里心急如焚。
石油部内部有人在这个时候提出，既然工业战线都在“以钢为纲”，我们石油战线何必争着干吃力不讨好的事？让吧！让钢铁老大先行吧！但多数同志则坚持认为，国家统一计划下，我们可以摆正石油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既服从大局，又可以从主观能动性合理使用国家分配的投资和物资，在内部充分挖掘潜力，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任务，同时尽量争取多找油。
“我看这‘又让又上’，比‘只让不上’好！”在全国石油系统厂矿长会议上，余秋里挥动着那只有力的右胳膊，铿锵有声地说：“从我们石油部的实践看，对待困难，一般有三种态度：一种是看到困难就调转方向，在困难面前躺下来。第二种是不利条件看得多，有利条件看得少，当伸手派，不积极想办法克服困难。持这种态度的是少数人。第三种，也是我们石油工业中绝大多数同志的态度，就是把困难看成是客观存在的，要依靠群众去克服的，使之成为推动我们前进的动力。我多次提出要做克服困难的勇士，而不做困难面前的逃兵！困难越大，干劲越大，办法越多！没有干劲，不动脑筋，必然步履艰难，一事无成！”一年多来，余秋里对自己的队伍抱有足够的信心，他相信这支多数由部队军人出身组成的石油大军，在困难面前的勇气和克服困难的能力。但余秋里对下面一些单位由于受社会政治影响而把握不了自己工作方向的现象忧心忡忡。
新疆局就是一个例子。本来是一个朝气蓬勃的新油田开发基地，却因为全民大炼钢铁而竟然在他们那儿有人放下石油不钻，整天热心搭起小火钢炉炼钢铁去。可气的是为了达到炼钢的数量，竟把国家进口来的无缝钢管锯断后去凑炼钢量！“你们这帮败家子！谁要再敢这么干，老子就派人把他抓到北京枪毙了他！”余秋里大发雷霆，把值班室的电话摔得八丈远。“你，马上到那儿去一趟，把党组的精神传达给他们，必须坚决制止他们的这种败家子行为！”他把副部长李人俊找来，命令他立即赶赴新疆。
那时石油部下属的单位实现双重管理，即业务上受石油部领导，而在组织和人事方面由地方管理。李人俊到新疆局后，人家听不进余秋里和石油部党组的精神，反说李人俊是右倾，恨不得就地批判。
“反了！简直是反了！”余秋里不再是大发雷霆了，而是怒发冲冠了。这一天他被周总理叫去了。
“秋里同志啊，南边的形势很紧，军方一再向我要油。新疆那边的运力不行啊！得想个办法呀！”周恩来见余秋里后就开门见山地说。
余秋里像做错了事似的站在那儿直挺挺地等待总理的进一步批评：“总理，是我们工作没做好。”周恩来摇摇头：“这不能怪你，一是我们的车子太少，二是那边的路程实在太远。运一车油到南边，得走几千公里，成本太大了！”余秋里想说：总理啊，石油东移战略绝对是对的，得早动手多下点本钱搞呀！可他没有说出口。
“这样吧，我再请薄一波同志从国库里调拨1100辆汽车给你们！”周恩来操起电话，立即给薄一波办公室通话。随后，握住余秋里的右手，不无期待地说：“你得帮我这个忙啊！”余秋里无言可答，只是默默地点头保证。
夜深人静。长安街上无几个行人。余秋里坐在车内一言不发，他想起刚才周总理的话和神情时，心头阵阵隐痛。有几件事他没有向总理说，但却一直像铅似的坠在他心头。
前阵子，炼合金钢的新疆克拉玛依油田炼油厂，国务院还专门派了飞机去那儿空运石油焦。可当他余秋里根据李富春副总理的指示，给新疆局下达石油焦生产计划时，那边竟然这样回答部里：“炼铁7000吨，钢1000吨，一定要完成；努力完成石油焦任务。”“狗屎！这是狗屎报告！”余秋里把新疆局发来的文件甩在地上，重重踩了几脚，愤愤地骂道：“石油焦是国家的急需物资，一级任务！他们却说‘努力完成’。炼钢铁是他们的任务吗？瞧他们那么起劲，什么‘一定要完成’！我看他们完全本末倒置！岂有此理！”还有一件事更使余秋里无法容忍。国家为了从新疆多运一些成品油，经周总理亲自批准，决定把石油五厂部分炼油设备调到新疆克拉玛依炼油厂。石油部正式下文给五厂，指示他们按中央精神迅速执行，并且还专门派人去督促。哪知五厂领导就是拒不执行，而且找出种种理由来搪塞部机关。
“你们以为自己是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外的独立王国吗？以为保护本厂利益就是最崇高的了？呸！一点最起码最基本的全局观念都不知道！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一个只顾局部利益的单位、厂矿，能搞得好吗？不行！永远不行的！”余秋里在部属厂局矿工作会议上，让五厂干部站在众人面前，暴风骤雨般的一阵训斥。平时那只空袖子此时甩得“嗖嗖”生风，吓得五厂的干部脸色发白。
“部长我们错了。回去立即改正……”“改正？改正就完了？”那只“嗖嗖”生风的空袖子甩动得更加激烈，“知道什么叫贻误战机吗？那是要杀头的！——”“是，要杀头的。”五厂干部的后脖子直发凉。
石油五厂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不服从命令的事，这对军人出身的将军部长来说是他参加革命后极少碰到的事，因此也格外记忆犹新。几十年后，余秋里还在《回忆录》中特别提起此事，他说：“经过严肃批评教育，石油五厂改变了原来的态度，执行了部里的决定。在克拉玛依油厂建设期间，石油五厂担负支援任务，在原定的时间内完成了任务，工作做得很好。但事实证明，他们并未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事过半年之后，在党组扩大会议上，石油五厂的同志重新提出了这个问题，指责部里不该把他们厂的设备调到新疆去……”一部之长，受国家之命，调所属一个工厂的设备竟然屡遭如此反复和不从，余秋里深感当时复杂多变的政治形势和石油队伍“双重”管理所带来的重重问题。而所有问题的原因，则来自于一个因素：中央和地方的极左风盛行，盛行到大有势不可挡的地步。
刚刚起步的石油队伍面临着一场空前的生死抉择！找油的人要去炼钢。热心石油事业的干部则被批判为右倾分子。
余秋里苦恼和焦虑。
暂不提松辽战局的事。当时支撑着中国石油工业的主要基地如新疆石油局与玉门石油局，都面临“不干正业、干正业反被打倒”的局面。
新疆石油局局长张文彬，是原“石油师”的政委，从1952年接受毛泽东之令带领全师官兵转业到石油战线后，一心想为中国的石油事业出力流汗，多作贡献。可有人则把他搞石油的干劲说成了反“大跃进”的右倾行为，欲停其职。余秋里得知后，立即责令新疆石油局党委必须纠正对张文彬的错误做法。为此余秋里专门和新疆自治区党委的王恩茂同志通话，力主保下张文彬。
玉门油田的情况更是触目惊心。在“大跃进”思想的影响下，全油田不按科学规律办事，一夜间让所有油井“放大嘴”，即开足马力出油，结果造成整个油田的油井陷入“空肚”的危险境地。许多原本是高产油的井，变成了低产油井；那些本来可以稳定产油的井，则成了“闭经”的枯井。局长焦力人因为反对这种“浮夸风”，竟然被玉门市委决定要召开公审式的批斗大会进行批判。
会议定在第二天8点正式开始。焦力人此刻已经知道，他是上面定的右派名额之内的人员了。而就在离开会只有十几分钟的时候，局机关秘书匆匆地过来向焦力人和局党委书记报告道：“北京来长途，让焦局长和书记你们俩去接。”“谁打来的？”那个准备主持批判大会的党委书记不耐烦地问。
“是余部长来的。”秘书说。
党委书记一听是余部长的，只好朝焦力人招呼一声：“走吧！先接电话去。”“玉门吗？我是余秋里呀！你们俩听着：我现在命令你们马上起程到北京来开重要会议！”长途电话里，余秋里以无可置疑的口气命令道。
“部长，我们、我们正要开大会呢！能不能……等开完会再起程？”那党委书记支支吾吾地问。
“不能！你们两个立即上北京来，不得耽误一分钟！”北京的长途电话“啪”地挂了。
焦力人和那个党委书记弄不清北京余部长这么急让他们去干什么。于是也不敢耽误一分钟，夹起衣服又从财务那儿领了些路费直奔嘉峪关机场，火速赶到北京，直奔石油部机关。办公厅工作人员见焦力人他们来后，很热情地给安排在部招待所，一人一房间，而且还特意在房间里放了些水果。
第一天没见有人来通知他们开会。
第二天还是没有人通知他们去开会。
第三天了，焦力人和那个党委书记坐不住了，上办公厅问。
办公厅的同志热情而又客气地说：“余部长说了，让你们俩好好休息休息。”“不是说有紧急会议要开吗？怎么让我们天天闲着呀？”那个党委书记莫名其妙地问。
办公厅的同志笑笑，摇摇头说：“到底怎么回事我们也不清楚，可余部长是这样向我们交代的，他特意说让你们来北京后好好休息几天。”四五天后，余秋里终于出现了，他先找焦力人，问：“玉门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干啥要把你打成右派？”焦力人说，就因为我看不惯他们拼命要求油田高产。
余秋里一听，说：“我知道了。你先歇几天，回头我跟你们一起回甘肃去。”几天后，余秋里带了另一位副部长，乘火车来到兰州。焦力人和那个党委书记遵照余秋里的指示没有下车，回玉门去了。
余秋里下火车时，甘肃省委和石油部运输公司驻兰州办事处的车同时到站接他。当时的石油部运输公司在兰州非常出名，因为国家的石油主要是靠他们运输到全国各地的。听说自己的部长来了，运输公司办事处的同志脸上很有种洋洋得意之气，他们知道部长的脾气：肯定不会上省委招待所，而是愿意上自己的运输公司办事处去住。
“这回我想住省委去。”余秋里将那空袖子一甩，没多说一句话，坐进省委的车子就“呼啦”一阵风走了。
省委招待处的宁卧庄宾馆，虽不像现在的五星级水平，但在当时也是兰州数一数二的只有高级首长才有资格入住的地方。但余秋里进了宁卧庄没有先歇脚，却又叫自己石油部的运输公司派来一辆“伏尔加”。随后到了兰州炼油厂。
兰州炼油厂位于兰州西郊，它南靠小平子山，黄河正好从它身边悄悄流过。兰州炼油厂在五六十年代声名显赫，是苏联援建的156个重点工程之一。它的任务是将玉门、克拉玛依和柴达木油田运送来的石油进行加工冶炼，然后再在这儿将成品油源源不断运送至祖国各地。“兰炼”因此是那个年代的一个石油骄子，也是西北工业的一颗璀璨明珠。它宏伟的建筑，交错纵横的管道，及高耸云霄的高炉，象征着新中国蒸蒸日上的景象，被无数人所崇敬仰望。
“兰炼”的建设是快速的，一年多时间便拔地而起。其规模之宏大，设备之先进，以及车间、食堂、各种小会议室、洗澡堂、喷水式的饮水器……所有这些在当时简直就是“共产主义社会”般的缩影。
“兰炼”是当时的国宝，更是石油部的掌上明珠。为此，余秋里在当部长后，就派一名非常得力的部长助理、新中国第一位接管国民党旧政府石油机构的“钦差大臣”徐今强（后任石油部副部长、化工部部长）去管理“兰炼”，任党委书记兼厂长。
余秋里来到“兰炼”，见了如此宏伟的现代化工厂，真是心潮澎湃。但与之极不和谐的是他看到自己的助手、“兰炼”一把手徐今强怎么总畏畏缩缩，连句话都不太敢讲似的。
“今强，你这是怎么啦？是病了还是身体哪儿不舒服？”余秋里停住步子，问徐今强。
“不、不不，余部长，我、我啥病都没、没有。”徐今强结结巴巴地说着。
余秋里疑惑地看着这位昔日敢说敢干的助手，皱皱眉头：“要不就是你不适应这儿的生活习惯吧？”余秋里继续被人前呼后拥着在厂区各个地方参观视察。
午饭开桌，有肉有鱼。余秋里忙将徐今强拉到自己身边：“来来，你这身子骨得补补，这顿饭你多吃点。”徐今强拿着筷子，就是不动桌上的鱼肉，最后他不得不对一脸狐疑的部长吐露真情：“部长啊，他们把我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了。”余秋里一听就急了，“嘭”地将筷子往碗上一搁，问：“为什么呀？”徐今强支支吾吾不敢说。
余秋里更火了：“我在这儿你还有什么支支吾吾的？”
徐今强了解余秋里的脾气，于是如实报告：他是因为抓炼油而对大炼钢铁不热心才被省里抓反面典型弄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
余秋里听完，非常生气地扒拉几口饭，便将筷子往桌上一甩，站起身：“这顿饭也吃不香了！我要上省委去。”这天晚上发生在兰州的这一幕后来连毛泽东都知道了：
晚饭很丰盛，酒菜齐全，且是超规格的。本来余秋里让下面的人吩咐由他们石油部出面招待省委书记，但人家省委的人不干，说余部长上甘肃来，再让石油部掏钱请客，他们省委领导的面子没地方放嘛！“那就客随主便吧！”余秋里对秘书说。
傍晚时分，宁卧庄宾馆的上上下下都知道省委书记要前来设宴招待石油部长，于是不到5点钟就有人在大门口站着恭候。
“哎呀书记好书记好！我已经有些日子没见您这位老首长啦！”余秋里提前几分钟在下榻的宾馆走廊里等候省委书记的出现。来者的身份不仅是甘肃省委书记，而且当年在长征路上与余秋里一起走过雪山草地，后在西北野战军当过四纵政委、兼任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军副政委呢！论资排辈，余秋里叫他首长一点不过分。
“好好好，余部长，你现在可了不得呀！年轻有为，毛主席赏识，中央重视的石油部长喔！”省委书记一番夸奖，露出少有的钦羡之情。
“来来，给书记敬酒！”余秋里喝酒的水平一般，但为了表达诚意，他今晚不得不全力以赴。借酒意，他向省委书记一次次地表达心愿：“我们的玉门油田、兰炼、运输公司，都在你书记的地盘上，仰仗你和省委的正确领导和关照，我们才有了些成绩，感谢书记，感谢甘肃人民！”省委书记也是个不胜酒力的人，几杯下去，满脸通红，舌头根都有些大了：“余、余部长你太、太客气了，我们不都是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下干工作嘛！石油部在你余部长的领导下，去年就打了个翻身仗，今年形势更是一片喜人，毛主席表扬你，我们甘肃人民更感谢你！你瞧瞧，玉门、兰炼，还有周总理一直特别关心的运输公司，都在我们这儿，这是我们甘肃省的光荣和自豪啊！我们甘肃只要有这几个单位大跃进了，我们就能向毛主席和党中央交份满意的卷子了！你说是不是余部长？为这，我得先谢你！来来、干——干了这一杯！”“干！为了社会主义新中国！为了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健康！干杯！”余秋里今晚有事要求省委书记，所以人家的酒是不能不喝的，而且必须喝到主人尽兴的份儿上。
酒后的闲聊该是轻松的了吧？非也。会客厅的大沙发上，省委书记脱掉鞋子，说要舒服舒服。
人家是老红军，正式场合一言一行，有板有眼。从台前走来后，该是“老农民”的那套习性一点不马虎地彻底恢复。余秋里在这一点上非常喜欢省委书记，他们都是从小吃不饱穿不暖才扔了锄头跟共产党闹革命出来的，虽然现在官当大了，但骨子里的生活习惯还是农民一个。
余秋里也不含糊，屁股坐上沙发后，脚上的鞋一脱，跟着人家主人双腿盘在沙发上，不同的是人家仰躺在大沙发上。“不好意思了，余部长，今晚让你给多灌了几杯，有点那个了……”省委书记舌头根真有些发直了，脸绯红地，仰躺在沙发里冲北京来的客人歉意地笑笑。
“书记说玩笑了，那点酒对你来说就像当年战场上捡几根敌人的烧火棒一样不在话下。”余秋里从不奉承人，今儿个例外。
省委书记笑着在沙发上用手指指余秋里：“你至少比我少喝三杯！三杯肯定是有的……”余秋里的心里早已想着有求于人家的事，便引入正题地对省委书记说：“书记啊，这次我来拜访你可是有求于你啊！”省委书记半闭着眼：“说，你余部长的事不就是我的事嘛！”余秋里一听很是振奋，赶紧把手里的烟一掐，说：“我是为兰炼的徐今强的事今天要求你帮忙了！”“徐今强？！噢，他这个人到底怎么样嘛！”“当然是好同志了！对党忠诚，作风正派，工作认真负责。”“这些我知道。可我听说他在兰炼的表现挺右的啊！”省委书记不耐烦地挥挥手，说，“省里正在研究下面报来的材料，好像他有点悬啊！离右派就那么几公尺了呀！”余秋里显得有些着急：“我不相信这个同志有什么右倾思想，更不相信他也会是右派！”省委书记把头往沙发里头一侧：“具体的我也不是很清楚。”突然又转过头，向外面喊着，“喂——组织部的小李过来一下！你是经办人，你给余部长说说到底是什么情况！”那个经办人匆匆从门外走进来。先看了一眼自己的书记，又看了一眼横眉冷对的独臂将军部长，心里有些发毛地说：“是这样余部长，下面反映徐今强只知道抓炼油，而对毛主席和中央大炼钢铁的事有反对意见。群众因此对他……”余秋里生气地打断对方的话：“搞石油的人不抓炼油的事还要他干什么？”经办者很害怕石油部长的两只眼睛，尤其是他那只空洞洞的袖子，一扇动就叫人心惊胆战起来，到底胆战些什么，也说不上来，反正挺叫人害怕的。“可、可大炼钢铁是毛主席号召全党要抓的头等大事，他徐今强不但自己不热心，而且也不支持兰炼的群众炼钢铁，这样影响就很坏。”“坏什么？我看很好嘛！”余秋里的声音很大，一下惊醒了醉酒中的省委书记。只见他揉揉惺忪的眼睛：“怎——怎么啦？”他看看余秋里脸色不太对劲，便对手下说，“小张，你、你给余部长讲讲徐今强的具体事。”说完，他又力不从心地重新将头转向沙发的里面。
“对嘛，我听听啥事实嘛！”余秋里缓了下口气。
“是这样余部长。当时我们地方有人借兰炼一台备用的大型鼓风机去炼钢铁，可徐今强就是不同意……”余秋里立即打断对方的话：“这有什么不对？徐今强做得很对嘛！你们就凭这说徐今强有右倾思想，要打成他右派？啊！那我余秋里不是更大的右派了嘛！我让我们的玉门油田、新疆油田，还有柴达木油田不许拿石油的设备和物资去炼钢铁，那我不是更大的右派了？！这是什么逻辑？荒唐！”余秋里越说越火气冲天，“噌”地从沙发上站起来。
那经办人员吓得赶紧退出会客厅。
省委书记惊醒了，吃力地支撑起身子。看着余秋里赶走自己的手下，颇为不满：“余部长，你别发那么大火嘛！这抓破坏大跃进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是中央的精神，大炼钢铁也是毛主席的号召，你不能不让我们要求下面的单位行动嘛！”会客厅的门“嘭”地被余秋里关上，但里面的声音，无一遗漏地传到了外面的几位秘书和宾馆工作人员的耳里——“那也要看什么人干什么事！如果徐今强把鼓风机借出去了，一旦正在工作的鼓风机出了故障需要更换备用又找不着时，就会造成炼油厂的瘫痪你知道吗？”这是余秋里的声音。
“事情不会那么巧合的。再说，大炼钢铁已经是全民行动起来了，他徐今强只顾本单位的局部利益，根本不顾全局的大炼钢铁和群众性运动，起的影响非常之坏。”这是省委书记的话。
“徐今强没有错！他是站在党的立场上考虑问题的。”“这么说我们响应中央号召大炼钢铁就不是站在党的立场上考虑问题了？”“你是跟我混淆概念。再说了，他徐今强还是我们石油部的部长助手，如果省委认为他有什么问题，至少也得跟我们打个招呼吧！”“反右倾斗争，是当前全党的一项头等的政治任务，还需要向谁打招呼吗？这也招呼一下，那也招呼一下，我们上哪儿去抓右倾分子呀？”“你书记上哪儿抓右倾分子我不管，但你要在我们石油系统随便抓所谓的右倾分子，我看你抓个试试看！”余秋里的声音刚落，只听“哐当——”一声巨响。
秘书和工作人员赶紧轻轻推开客厅的门缝往里面瞅：原来独臂将军站在那儿正大发雷霆，他的右手还紧紧握着拳头，两眼直冒火焰地盯着对面沙发上坐着的省委书记。这时余秋里的目光转到门口，秘书和工作人员赶紧又关上会客厅的木门。
“除了徐今强不能抓外，玉门的焦力人，运输公司的张复振，你们一个都不能动！一个都不能斗他们！谁要是敢动他们的一根毫毛，我立即把他们都调回北京去。你省委有意见，我们上党中央那儿去说！”会客厅的门突然“哐”的一声开了，只见独臂将军部长气呼呼地从里面走出来，朝走廊里等候的秘书和随行人员一挥右臂：“走，回北京去！”一个部长和一个省委书记干仗，这不算小事。消息马上传到北京的中南海。毛泽东听后扼腕道：自古就有不怕死的谏官嘛！刘少奇听人说后，颇为感慨地以欣赏的口吻赞扬余秋里：为了党的利益，就是要抛开个人，抛开单位，据理力争。
那是个党、国家和许多个人命运搅在一起的特殊年代，政治风暴和经济压力下，使得全国上下个个都处在斗争状态。余秋里以一个卓有远见的政治家和办实事的工业部长身份，为石油战线尽量不遭受因为政治斗争而使一批干实事的优秀领导干部们沦为“阶下囚”的冲击，可以说费尽心思，力挽狂澜。对于那段往事，他有着自己的一段回忆：“在反右倾斗争中，我们保护了一些干部，为即将开始的石油大会战，准备了一批领导骨干。1960年初，我们将张文彬、焦力人等人从新疆局、玉门局调出，参加大庆石油会战的筹备和组织领导工作。徐今强也于1963年调回石油部担任副部长，1964年起他主持大庆油田工作。他们都为大庆油田会战和石油工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时隔40余年的今天，当我请83岁的焦力人老部长谈起这件事时，焦老颇为感慨地对我说，对这事他一生感谢余秋里，他说如果不是余秋里当时全力保他，那他焦力人恐怕后来的命运就非常惨了。他说后来他因余秋里把他弄到北京后，玉门那边的右派名额就戴到了另一位市委领导的头上。这位代他顶右派帽子的姓杨的市长，直到几十年后才获得平反，挂了几年酒泉地委副专员后终因积忧成疾，过早离开了人世。“如果不是余秋里部长当时救我，我的命运绝对好不了多少。”焦力人这位延安“鲁艺”毕业的老革命家、新中国石油工业的重要组织者和领导者如是说。
那个年代受难的还有许多人。共和国极其重要的一位开国元勋彭德怀的命运也许是最惨的。
1959年7月初，正当余秋里与同事们热切地等待“松基三号”井的战果时，他被召到江西庐山开会。
那个风景如画的地方在这一年经历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巨大的痛伤，对共和国的发展也带来了不可轻视的巨大伤害。余秋里亲历了全过程，虽然他在当时并非是那场政治斗争的中心人物，但两个他最崇拜的统帅人物——毛泽东和彭德怀之间出现了水火不相容的矛盾与分裂，使他内心深深地受到震撼和痛楚。他崇拜毛泽东，一生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和思想行动。纵观余秋里一生在军事和经济战线上所作出的那些卓越贡献和“特别能打开局面”的事情，我们可以无一例外地看到他余秋里如何熟练运用毛泽东思想作指导并进行创新式的工作内动因是什么，这就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具体执行和实践的结果；他爱戴彭德怀，在战争年代他从贺龙的一兵一将转为彭大将军手下的一名高级指挥官，他对彭德怀的军事艺术天才和正直为人的品质佩服又敬重，并一生视为榜样和楷模。但庐山会议上余秋里无奈地看着自己所崇拜的两位统帅人物之间出现的各不相让、各持己见又最后在完全不均衡的较量中草草结束了这场心底流血的“路线斗争”。
庐山会议对余秋里内心深处的影响是巨大的，而对他正在全力指挥石油战线打开新局面也带来不可低估的负面影响。
在参加庐山会议之前，松基三号井已经开钻两个多月。包世忠这位满身带伤的残疾钻井队队长也真不简单，在没有吊车、没有大型运输工具和没有一条像样的路可走的条件下，硬是把120多吨机台设备搬到了地处黑龙江肇州县联合乡高台子村和小西屯之间的那片空地上。开钻的仪式也并不像余秋里、康世恩和何长工他们在决策井位时翻来覆去、几经周折那么复杂和劳神，基井综合研究队队长钟其权找来一根小方木杆，上面写了“松基三井”4个字，用榔头往地里一钉，对包世忠他们说：“就在这儿钻！”包世忠是带兵出身的人，他懂得鼓舞士气该怎么做。于是在4月11日开钻那天，让队里的几个年轻人把41米的钻塔插上鲜艳的红旗，还特意到镇上买了几挂鞭炮。全体队员列队站在钻台，他一声令下：“开钻——！”顿时在鞭炮轰鸣声中，5台300马力的柴油机齐声怒吼，将强大的动力传送给钻杆。直插地面的钻杆开始飞旋，泥浆带着水花，溅向四方，令围观的几百名村民一阵阵欢呼和惊叹。
但是“松基三井”的钻探过程并不一帆风顺。一天，包世忠为解决职工的吃菜问题，正带人在一片荒地上垦荒翻土，副队长气喘吁吁地跑来报告：“队长，快去看看，井上出事啦！”“什么？”包世忠没有顾得上问清是怎么回事，就直奔井台。
带班的司钻耷拉着脑袋报告说，由于开钻的时候井队没有配好足够的循环泥浆，开钻后他们用的是清水造浆办法钻开了地表层。这办法通常不是不可以，但东北平原的地层与西北黄土的土质不一样。钻杆下旋不多久，地下的流沙层出现，造成表层套管下放时井壁出现坍塌，在100多吨的钢铁钻塔下出现一个不见底的深坑正吞噬着地表松软的土层……情况万分危急，如此下去，不光钻探无法继续下去，弄不好连整个钢铁钻塔都有被下陷的可能！怎么办？千钧一发之际，全队将士们看着包世忠，盼他拿主意。“松基三井”关系到余部长、康副部长和全石油系统对松辽找油的战略决策，谁也不敢轻举妄动，可眼下要是连钻塔都保不住，这罪可就大了去啦！“愣什么？快填井吧！”包世忠与几个技术人员和队干部迅速商量后，立即回到机台，果断作出决定。
填，用可凝固的沙泥夯实塔基；填，用碎石子和草根条阻挡住坍塌的流沙；填，用心和意志拦击险情与恶果。
高耸入云的“乌德”钻机又重新抖擞精神，发出“隆隆”的吼声……
“同志们哪，我们要把昨天损失的时间夺回来！加油干哪——！”包世忠再次站在井台上作战斗动员。
然而老“乌德”好像有意要跟32118队较劲似的，在他们革命加拼命抢回前些日子耽误的时间，井孔钻至1051米时，测井显示井孔斜了5—6度，这与设计要求直井井斜每千米深度不得大于井斜度的标准相距甚远。
包世忠这回是真急了。生产分析会上，他的脸绷得紧紧的，说话也比平时高出了几倍：“都在说大跃进大跃进，可到底怎么个跃进法？如果光想要数量，不讲究质量的话，你打了几千米成了废井，这不是什么大跃进，而是大败家子！……当然，责任不在大伙儿身上，我前阵子脑子就有点发热，不够冷静，一心想把松基三井打完，所以指挥上有操之过急的地方……”“这不是一个基层单位的每位队长、书记头脑发热、不够冷静的问题，而是我们整个石油系统都有这一热一冷的问题！”
庐山会议回来不久，余秋里在党组会议上面对当时部内外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局势，以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胸襟和气魄，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阐述了“热”与“冷”的关系： “什么是热？就是冲天的革命干劲！是对社会主义事业的积极态度！什么是冷？就是科学分析，就是要符合客观规律。热和冷是矛盾的两个方面，是对立的统一。没有冲天的干劲，就没有做好工作的基础；没有科学的分析，干劲就会处于盲目状态，不可能持久。这就像打仗一样，是勇与谋的关系。冲天干劲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我们才能立于必胜之地……不然，我们就会犯大错误！”也许今天我们听这样的话并不感到什么，但在庐山会议刚刚结束的那个时候，余秋里能说这样的话，真可以用振聋发聩四个字形容。
余秋里的不简单之处就在这里。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等老一辈领袖们欣赏这位独臂将军不仅是因为他作战勇猛，所向披靡，而且他头脑机智，对问题的判断与看法通常不人云亦云，总能根据具体情况，作出符合毛泽东思想、符合党和国家及人民最高利益的正确选择。
别看国家做事那么大而杂，在有些事情上与过小家的日子形式差不多。在谁都想为“社会主义高潮”出头露脸时，每年国务院的计划工作会议就是一场你争我夺无休止的吵闹。部长们在计委主任面前争得面红耳赤是常有的事。
钢铁是老大，粮食是老大之老大，煤炭的投入一分不能少，水利是“命脉”，交通是“生命线”……轮到石油部的余秋里，他只能做“老末儿”。
是嘛，我们石油部区区一个小部，又生产不出多少石油来，新油田的开发总处在“可能有”的未知数之中，谁买你账？
嘻嘻，秋里啊，还是你最让我省心。被部长们搅得头昏脑涨的计委主任李富春同志这时最爱跟余秋里唠唠嗑，并总会捎上那么一句话：要是部长们都像你余秋里，我这个计委主任可好当多了。
“副总理，我——也有一个要求。”余秋里不紧不慢地说。
李富春一愣，即刻道：“说，你石油部提的要求最少，我不能让老实人吃亏。说吧，我一定尽力而为。”余秋里抿抿嘴一笑，显得还有些腼腆似的：“我们系统有个先进代表大会要开，到时候请副总理在百忙当中去接见一下代表，讲个话，作作指示。给我们石油系统勉励勉励。”李富春一听大笑起来：“好好，这个好！到时候不但我去，我还要想法请总理和主席一起去呢！你看怎么样？”余秋里像获得几十亿投资似的高兴得站起来，伸出那只右手紧握住李富春的手道谢。之后爽快地甩着他的那只空袖子，离开了国务院。
李富春站在原地，看着远去的那只甩得“嗖嗖”生风的空袖子，久久不能平静地感叹道：一条真汉子，一个顶天立地的人！“空袖子”甩进秦老胡同时，已经是又一个深夜了。房间里的电话骤然响起。
“喂，余部长吗？你还没有休息吧？我是康世恩呀！对对，刚才松辽那边来电话，说他们今天已经在泥浆里见着油气泡了！”一听是康世恩报来的喜讯，余秋里一边接电话，一边将汗淋淋的白色圆领汗衫脱下，露出光光的上身，声音特别大地说：“好啊，你知道他们现在打到多少米了？”“1112米。”“那油气泡能证明下面一定有油吗？”“那边电话里说，他们井队的技术员取了气泡样品，用火柴一划，你猜怎么着？点着了！是一团橘红色的火苗。肯定是我们要的油！”电话里的康世恩激动不已。
余秋里用握电话的右臂膀蹭蹭颊上淌下的汗珠：“这样老康，既然那边有情况了，我看你应该立即上前线去，坐镇那儿，等待进一步成果！明天你就出发上哈尔滨！”“我也是这么想的。那我明天一早就动身了？”“好。我在北京等待你的好消息。”余秋里放下电话，见三女儿晓霞揉着小手，从里屋摇摇晃晃地出来：“爸爸，你又把我吵醒了。你真讨厌！”余秋里高兴地上前一把抱起女儿，用胡子扎小霞：“爸爸真讨厌吗？啊，还说我讨厌吗？”父女俩嘻嘻哈哈一阵闹后，妻子终于摇着扇子出来干涉了：“都深更半夜了，还让不让人睡觉？”“走，到妈妈那儿去！”余秋里放下女儿，自个儿进了另一间屋子去冲澡。这个澡用的是冷水，他觉得十分爽快，竟然一边冲澡一边少有地哼起了“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建设高潮，建设高潮……”这是1959年盛夏的一个日子。此刻松辽平原上的那口松基三井现场，变得特别紧张和热闹。
昨天包世忠亲自看着技术员将气泡用火柴划出一团橘红色火苗后，立即命令钻工：“抓紧时间取芯，说不定下一次提杆就能逮住油砂呢！”果不其然，今天天亮后第一个早班的队员们在取芯时，发现了一段厚度达10厘米的黑褐色油砂。
包世忠欣喜若狂地对自己的队员们高喊着：“今晚我请大家喝酒！”这个酒是值得喝的，油砂出现，意味着钻机已经摸到油王爷的屁股了。
这一天，康世恩已经到达哈尔滨，在华侨饭店住下。一同来的有苏联石油部总地质师米尔钦科及中国石油部苏联专家组组长安德烈耶柯夫等人。
“好啊！你们尽快把油砂的岩芯送到哈尔滨来！我和专家们要看看，越快越好！”康世恩的电话打到离松基三井最近的大同镇邮电局。那年代国家的通讯设备极其落后，钻机井台上不用说根本没有手机，连电报机都没有，所有对外的联系必须经过当地最基层的邮电局来完成。于是，小小的大同镇邮电局成了松基三井和北京及石油部领导们唯一的联络点。
长途电话的声音极其微弱，每一次通话，无论是余秋里，还是康世恩，都得站直了身子、用足力气才能让对方听得到自己的声音。
打包世忠第一次向上面汇报见油砂后，大同镇邮电局简直忙得不亦乐乎。包世忠向北京和外面汇报一件事、说一句话，几乎全镇上的人都知道——他不吊高嗓门喊着说话不行呀，而且经常一句话要重复喊几回才行！油砂出来那几天，正逢大同镇所在的肇州县开人代会。县委书记找到包世忠，说你一定要来列席会议，给我们农民兄弟们讲讲咱这儿发现了油田的特大喜讯。包世忠面对全县人大代表赶紧更正：“我们现在发现的是油砂，还不能说咱们这儿的地底下一定有油田，但这是个重要的希望！”“好——毛主席万岁！”代表们依然欢呼起来。
从这时起，32118队钻井台成了四乡八里老百姓赶集一样的热闹地方了，天天有人里三层外三层地前来参观，谁都想第一个看到地底下“哗啦啦”的冒出黑油来。
“北京的余部长着急，派康副部长来哈尔滨听我们的消息了。你俩赶紧收拾一下，带上油砂上哈尔滨去，康副部长和苏联专家都等着要看我们的油砂和测井资料呢！”包世忠对地质技术员朱自成和测井工程师赖维民说。
“是。队长，我们坚决完成任务。”朱自成和赖维民带上含油砂的岩芯样和测井资料，早已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和喜悦，搭上火车，直奔哈尔滨。
北国冰城哈尔滨的夏天，特别美丽。这一天，在十分华丽堂皇的哈尔滨国际旅行社宾馆的四楼会议室里，灯火通明，里面不时传来阵阵欢笑。
“同志们，现在已经到了关键时候，只要我们抓紧工作，松辽找油肯定会有重大突破！”这是康世恩的声音。
突然，楼道里有人急促地喊着：“快让路！让路！松基三号井的技术员到了！”康世恩三步并作两步地直向门口走去。当他看到手里抱着一大包资料的赖维民气喘喘地进来时，连声说：“辛苦辛苦！你是负责电测的赖维民工程师吧？”赖维民忙点头应道：“是，康部长，我把测井资料都带来了！”说着，将肩上挎的和手里抱的一股脑儿放在会议室的沙发上。
“岩芯也运来了吗？”康世恩一边迫不及待地翻着测井资料，一边嘴里问着。
“运来了。朱自成技术员就在楼下……”赖维民一边擦汗一边说。
“请朱技术员上来！”康世恩嘴里说着，眼睛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密密麻麻的电法图……
“康部长，油砂样品拿来了！”朱自成抱着重重的岩芯，轻轻在康世恩的面前放下。
康世恩一见黑褐色的油砂，眼睛闪闪发亮，连声赞叹：“太好了！太好了！”“快请专家！”突然，他对身边的人说。
正在房间里洗澡的米尔钦科听说是康世恩请他，那颗圆润而布满银丝的头颅高兴地摇晃起来：噢，康肯定要告诉我们好消息了！情况正如米尔钦科猜测的那样。康世恩见老朋友，也是他的苏联恩师之一笑呵呵地进屋，便一把拉过米尔钦科：“好消息！尊敬的米尔钦科总工程师先生，你快看看这些资料和这油砂……”米尔钦科看了一眼岩芯，又用鼻子闻闻，连连点头。然后又伏在电法图纸上认真看起来，而且看得特别仔细。这位苏联石油部的总地质师，也是苏联第二巴库等大油田的组织发现者，不仅在苏联石油界享有威望，而且在世界石油界名声显赫。康世恩和在场的中国技术人员们等待着米尔钦科的结论。那一刻，四楼会议室静得出奇，连手表秒针的走动声都听得一清二楚。
米尔钦科终于抬起头。他朝康世恩微笑了：“康，祝贺你！这口井的油气显示很好。要是在我们苏联，如果得到这么可喜的情况，我们就要举杯庆祝了！”米尔钦科说完这话，屋子里的人全都欢呼起来了，唯独康世恩的笑容里带着几分若有所思的神色。
“康，难道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米尔钦科有些奇怪地问康世恩。
“不，我是在考虑下一步的问题。”康世恩说。
“下一步？你指的下一步是什么？”“松基三井目前的进尺是1460米，而且出现井斜。我想如果按照设计要求再钻进到3200米深，肯定要有不少困难。纠偏井斜需要时间，往下再钻进1700多米，如果没有什么特别意外的话，恐怕还得用上一年时间……”康世恩嘴里喃喃地念叨着，既像对米尔钦科说，又像是在询问自己。
“怎么，你想现在就完钻？”米尔钦科瞪大了眼睛。
康世恩这回是清清楚楚地对米尔钦科说：“是的，我想我们打基准井的目的就是为了找油的，现在既然已经看到了油气显示，就应该立即把它弄明白，看看这口井到底具备不具备工业性油的条件。”“不行！”不想米尔钦科像一下失控似的冲康世恩叫嚷起来，完全没有了苏联大专家的样儿，更顾不上外交礼仪了。他抖动着根根银丝，愤愤地：“康，你这样做是不对的。松基三井既是基准井，那它的任务就是取全芯、了解整个钻孔的地下情况。这是勘探程序所规定的，不能更改！”“可勘探程序是你们苏联定的。我们中国现在缺油，国家需要我们尽快地找到油啊！找到大油田才是最根本的目的！”康世恩力图解释道。这话更让米尔钦科火冒三丈，老头子气得一下又不知如何是好，于是冲着康世恩大叫：“松基三井必须坚决打到3200米！不这样你们就是错误！错误！”说着，双手一甩，气呼呼地回到房间，“嘭”的一声关门后再没有出来。
怎么办？会议室顿时出现了少有的紧张气氛。20多双眼睛一齐聚向康世恩。
“看我干什么？我脸上生油？”康世恩吩咐自己的中国同行，“他说他的，我们干我们的。”会议室顿时又重新恢复了欢乐。
康世恩让人安排好从前线报喜来的朱自成和赖维民，然后说：“我要给北京打长途！”于是这一夜，哈尔滨——北京；康世恩——余秋里之间有了一段重要的通话。
“……情况就是这样。现在请余部长你拿主意。”康世恩静等在电话边上，他的心跳得很紧张。
北京。余秋里家。
长途电话被一只有力的右手握着，这是需要作出决断的时刻。松基三井，影响到松辽找油整体方向，也关系到国家能不能摘掉“贫油”帽子！区区一井，非同寻常啊！余秋里凝视着正前方墙上的毛泽东画像，双眉一挑，对着电话筒，大声说道：“我同意你的观点：松基三井现在就停钻试油！这个责任我负！”“好！我、我马上组织人员试油……”这是康世恩微微发颤的声音。
余秋里放下电话，大步走到小院子的露天中央，仰头看着天上的星星，心潮起伏：松辽啊松辽，现在就看你松基三井这一步的结果了！“秋里吗？我是何长工呀！你们的决定我赞成。既然现在已经看到了油气显示，再往下打又有不少困难，那就停钻试油嘛！至于专家说的取岩芯的事，我看这样：我派我们的队伍在松基三井旁边，重新钻口井，设计深度与松基三井一模一样，全程取芯，以补松基三井的地质资料！”余秋里接此电话，脸上露出少有的感激之情：“老将军啊，你这是解我大难啊！”“哎——一家人别说两家话。松辽找油，我们地质部和你们石油部是一盘棋的事。祝你成功。对了，别忘了你说过的话：等钻出油了，你得请我吃红烧肉！哈哈哈……”老将军在电话里发出爽朗的笑声。
“哎，我一定！一定！”余秋里的嘴都乐得咧开了。
从这以后的日子，石油部上下像烧开了的水，每天都热闹沸腾着……
打余秋里和康世恩决定松基三井停钻试油后，石油部上下这几天可是既兴奋又担忧，兴奋的是松辽找油的曙光立即出现，担忧的是“松基三井”再试不出油来，那可就白费工夫了。用老地质家黄汲清院士的话说，“事不过三”。松基一、二号井打了一年多，基本上是失败的，如果三号井再来个水中捞月，那石油部有何脸面向国人交代？不说别的，光一口基准井的成本就是几百万元哪！几百万元在当时是个什么概念？相当于几万人一年的生活费！这还不说，松辽找油自地质部韩景行等第一支正式普查队伍进达之后，这三年多，已经相继有几千人驻扎在那儿，浅孔深孔多多少少加起来，那就不是几百万的事。
早在余秋里上任石油部，全力支持康世恩的找天然油为主的战略方向时，有人曾在背后捣鼓过不少事，说康世恩是能干，可他只会花国家的钱而见不到油——人家说这话的根据是，在“一五”期间，石油部投入在找油上的勘探费远远高于人造油的成本，但获得的油气量却没有人造油多。这回好，余秋里上任后，石油部在寻找天然油的勘探经费上的投入更大，瞧瞧川东会战——有人又把这事抬出来唠叨了，钱花海了，油呢？油没见着嘛！等着吧，今年再抱不到“金娃娃”，看余秋里和康世恩怎个收场！说不准哪，连我们的工资明年国家都不一定给了！议论有时是能杀人的。余秋里自己没有亲耳听到这样的话，但他却能从司机那里听到。他对基层和百姓了解的一个重要信息来源，就是从他的老司机那儿得到的。这一点余秋里的家人向我证实，尤其是他的几个女儿告诉我，他们的爸爸后来官越当越大，在家的时间也越来越少，即使在一起时，讲的也是国家大事，或者最多问问孩子们的工作、学习之类的事。而且因为父亲“高高在上”，他们不可以多问多说一些他工作上的事。“师傅就不一样，能跟我爸什么都可以聊。我爸也愿意听师傅的话。就是爸爸后来当了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后，师傅还是唯一可以说说他的人。”女儿们说。
余秋里从解放军总后调石油部任部长及后来到国务院任计委主任、副总理、总政治部主任，一直到退休和临终前，有过几个司机，但时间跟得最长的要算贾师傅了。
“谁说的打不着油连工人的工资都不发了？扯淡！真要那样，拿我的工资给石油工人们发去！”余秋里一生最听不得有人欺负老百姓。
“别看他在外面脾气好像特别大，其实一接触，余部长这个人待人是最好的。”贾师傅说他有绝对的证明权。他说在60年代初的几年困难时期里，余秋里多次一有空就让他开着车，上京郊的几个石油部农场看庄稼地，就是到了90年代，余秋里已经离开石油部20多年了，他还经常问起石油部的那几个农场情况怎么样了。
松辽找油进入紧张时刻，余秋里工作千头万绪，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也是忙得手脚并用。许多人以为余秋里只是指挥千军万马的大将军，他说起话来像火炮筒似的，可他又是个特别粗中有细的人。那时有个通讯员姓马，小马承担着上送下发文件的任务，整天四脚朝天。可机关有点什么好事，好像从来没有他的份似的，小马自己也不吭声。余秋里知道了，一问小马家七口人，就靠小马一个人拿40来块工资支撑着。“这么困难的同志，工作又做得这么勤勤恳恳，你们就没有眼睛关心关心？”余秋里冲办公厅的人发火了，亲自为小马争取了一笔生活补助。
相反，有人要想在余秋里身上讨点什么好，可就麻烦大了。
有一次贾师傅从机关给余家带回了点日用品，也就是一瓶油、几斤肉之类的东西。余秋里看到了立即警惕地责问：“谁给的？”贾师傅说：“是机关发的。”余秋里立即来火了：“你怎么能拿东西回家嘛！回去回去！把东西给我还给人家！”贾师傅委屈了，说：“这东西是石油部机关发的，每人都有份的呀！”余秋里嗓门大了：“每人都可以有，但我当部长的就不能有！”贾师傅也不买账地回敬道：“这东西不是发你的，是给素阁的（余的夫人——笔者注）！她也是石油部的员工！”余秋里一愣，继而瞪着眼对贾师傅不依不饶道：“给她的也不行，她和我是一家人！”无奈，贾师傅只能屈服后才换得余秋里的一脸笑容。“老贾，我可不是冲着你的啊！有些人哪，就因为我是个部长、副总理，人家想方设法来套近乎，我就得注意！时刻警惕知道吗？这关系到党风！关系到干部的形象问题！”贾师傅心头其实对余秋里的做法佩服得五体投地，但表面上也不买账：“你官大压人，反正理都在你那儿。”“是吗？哈哈哈……真要这样，我改我改。来来，消消气，抽支好烟！”这时的余秋里格外谦和，给贾师傅又是递烟，又是点火的。
余秋里就是这么个人，外表铁骨铮铮，干事雷厉风行，气吞山河。而他内心又是那么的热情善良、平易近人。
松基三井进入停钻试油阶段，余秋里虽然人在北京，却心系北国松辽。在听完康世恩对下一步行动计划时，余秋里告诉康世恩：既然固井和试油是关键，就要调玉门最好的技术人员支援松基三井！康世恩立即表示马上调人。
“哎老康，还有一件事：听说松基三井那儿经常有野狼出没，你让松辽局或者当地武装部给井队配几把家伙！”余秋里在长途电话里补充道。
康世恩笑了：“我知道了。”康世恩接电话时，身边有松辽局的同志在，他们不理解余部长除了帮助他们调几个试油的技术人员外，怎么还要配啥家伙？
“就是打狼的枪！”康世恩说。
“哈哈，这事余部长都知道啦？”大伙儿笑开了。
松辽的事余秋里哪样不知道？
队长包世忠给前往台井指导工作的工程师们描述得绘声绘色：“那狼大哟！而且特狡猾，它正面不袭击人，总是等你背过身去，忙着干活的时候，它就悄悄走近你，然后突然发起进攻…
…钻机刚搬到松基三井时，狼崽子开始还挺害怕的，钻机一响，它们就拼命地跑，后来听惯了，就不害怕了。瞅着我们在干活时，它们远远地躲在草丛里等候机会袭击，有一次一个地质队员在井台后摆岩芯，那几只狼就“哗啦”一下扑了上去。千钧一发之际，我们井台上的同志正好在提钻，一股泥浆顺着巨大的提力冲出地面，溅向井台四周，那几头狼吓得拔腿就跑……”包队长的故事讲得惊心动魄，也传到了部机关，传到了余秋里的耳朵里。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于是余秋里就想到了要给钻井台配几把“家伙”。
打狼是小事。试出油则是天大的事。
一切为了松基三井出油！那些日子里，北京的余秋里、前线的康世恩，每天通一次长途，一次长途短则几句话，长则一两个小时。
“松基三井的地下情况还是不十分清楚。主任地质师张文昭必须在现场。”于是松辽局的主任地质师张文昭背包一打，就住在了小西屯村，天天在井台上与钻工们一起一身水一身泥地盯班；“固井？固井解决问题？……我明白了，那就调玉门钻井部工程师彭佐猷同志去。”于是彭佐猷带着助手直奔松基三井。8月23、24日，彭佐猷一到那儿就指挥固井战斗。几千吨的水泥从堆场要扛到搅拌现场，正在这里“督战”的松辽局副局长宋世宽一声令下：“跟我走！”一百多名工人、干部，脱下上衣，在炎热的大太阳下，扛着50公斤一包的水泥袋，飞跑在堆场与井台之间……
“试油？试油碰到难题了？85/8套管上的采油树底法兰缺失？井场上连试油的计量器也没有？没有那东西也得试！土法上马嘛！对了，我看赵振声行！别看他年轻，技术可蛮过硬的呢！调，调他过去！我给焦力人讲！”余秋里一番调兵遣将，各路精英汇聚松基三井。
康世恩下过“只准捞水，不准捞油”的命令之后，井底的清理已经就绪，现在就看效果怎么样了！赵振声果然不负众望。他和井台技术员朱自成、赖维民和前来支援的钟其权、焦亚斌等通力合作，连连克服难关。这是见油前的最后准备：赵振声和他的战友们做的第一件事是：组织测井队和钻工们挖一个试验坑，下入一段85/8寸套管，埋入地面以下长度15米，管外灌水泥环厚330毫米，先试射4发58-65射孔弹，在进行射孔观察后再发射10发57-103射孔弹。没有见过这种特殊井下射击的人无法想象这一道工序对采油是多么重要和多么复杂。用通俗的话来解释，就是钻杆往地底下打后，油并不是那么容易“哗啦哗啦”自然就涌出来的。它需要有个孔道，这个孔道应该是坚固的，固井的作用就是这样。但一固井又把油层与孔道隔绝开来，而且几千米深的孔井，有油的岩层，也有不是油的地层，为了保证能让有油的地层与孔道相通，就必须在加好的钢管上打开孔隙，射孔弹的功能就是准确无误地完成这一程序的手段——把射孔枪轻轻放入钻孔内，在预知的多少地方发射，打穿钢管，让油层里的油通过弹孔源源不断地涌出地面……
够复杂和神奇的吧？赵振声他们要做的第二件事是：找一块一寸厚的钢板，用气焊割下大小两个环形钢板焊在一起制造出一个土制的大法兰。啥叫法兰？那是采油树上的玩意儿，很专业。啥叫采油树？以前我看过石油部作家写的小说，却从未见过这么一个富有诗意的东西。到了大庆我才看到这采油树原来就是油井出口处由大大小小各种阀门组成的器具，一排一排的，像结满果的桃李树，所以取名为“采油树”——当我第一次在大庆油田的“松基三井”纪念地看到它时，我真的很激动，我才真正明白石油工人对采油树的那份情感，也明白了石油作家们一提起采油树时的那种掩饰不住的冲动。“采油树”是石油人的象征，“采油树”是石油事业的总阀门。
那天在松基三井纪念地，我久久凝视着左膀右臂挂满各种“果实”的“采油树”，突然发现那棵“采油树”其高度和肢体与我尊敬的石油指挥者、独臂将军余秋里十分相似，相似得惊人，因为那棵“采油树”的肢体不是均衡的，一边的阀门比另一边少一只，我因此联想到这是不是就是独臂将军那不灭的身躯和不散的石油魂呢？
当我再转向千千万万大庆油田里的“采油树”时，我又觉它们有的像康世恩，有的像王进喜，有的像翁文波，有的像张文彬，有的像李人俊、像焦力人、像宋振明……也像杨继良、李德生、翟光明、包世忠……他们像所有我认识和不认识的石油人！这让我感激不已。“采油树”的名字可以是一首诗，也可以是一部书，更可以是一种象征，一把火炬……可现在还不是我抒情的时候，“松基三井”的试油阶段一切都是在严肃而紧张的科学程序里进行着。
赵振声他们真有办法，第三天就把土法制作的一个大法兰搞成功了：往采油树上一挂，然后进行清水试压——试压压强到72个大气压时，法兰处没有任何渗漏，这说明土法法兰成功了！井场上一阵不小的欢呼。
第三件事是邱建忠几个地质人员研究的结果，他们认为从下油层组的油气显示和油层情况看，松基井下的油难以自喷、大喷，对它采取提捞法试油不会出现“万丈喷涌扼不住”的局面。因此建议应积极准备提捞手法和相应的措施。
第四件事还是赵振声做的：他从废物中翻腾了半天，找到一根约13米长、4寸直径的管子，然后再请车间工人师傅动手，自制了一个下井捞油的捞筒！这东西看起来很土，但是实实在在与千米之下的石油“亲密接触”者。
剩下最后一件事：做两个大油桶，每个能盛200公升的油桶——余部长说了，如果松基三井出油了，就得知道它能出多少油。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这东风就是下去捞油上来！“不行，现在不能捞油！只准捞水！”康世恩好厉害呀！他在哈尔滨坐镇指挥，就是不让松基三井的人在固井和试油开始阶段捞油，只许捞水。
为什么？我不懂。只有专家知道：松辽地底下的油是稠油，而油层上面有水层，下面也有水层，先捞油的话可能把油水搅在一起，油都“游”走了！这回明白了吗？康世恩是大专家，他身边还有一群更大的专家——苏联专家组在一起研究分析呢！听他们的没错！这是技术问题，更是科学。
苦了包世忠他们32118队的全体钻工同志们了！可包世忠他们并不感到苦，从玉门到松辽，打一井又一井，不就是为了看到油涌出来嘛！捞！捞！把地球的胆水也捞它出来！捞！捞！把地球的每一滴血都挤出来！“停！停停！”康世恩又发话了。这回是不让捞水了——地球的苦胆水都捞尽了，只有血了，黑色的血！1959年的9月26日。中国人应该记住这个日子。因为这个日子使每一个炎黄子孙获得了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自豪。
因为这个日子中国的松辽出了石油，预示着“贫油中国”论调的终结。
有人也许会问为什么1959年9月26日这个日子松辽出了石油才需要人们记住它，而不是1874年春天晚清同治年间钦差大臣沈葆桢在台湾苗栗山挖井出油的那个日子，或者也不是1907年9月12日日本人帮助下在延长找出油的那个日子，再为什么也不是1939年8月11日玉门老君庙油田第一口油井出油的日子，或者也不是新中国发现开采的第一个油田克拉玛依油田第一井出油的那个1955年10月29日那个日子呢？
道理非常简单，所有1959年9月26日之前中国出油的地方，都无法与松辽相比。松基三井出油是一种标志，它预示了中国乃至世界上少有的一个大油田的诞生，这就是我们后来人人皆知的大庆油田的诞生。大庆油田的诞生改变了世界的石油经济格局，石油经济格局的改变，延伸下去就是世界政治和军事的全面改变。这一点，我们已经从20世纪的世界历史演变过程充分地证明了。
石油让人类在20世纪发生了质的变化。难道不是？
让我们一起回顾石油作为战略资源在20世纪所发生的历史事件特别是战争事件所起的作用吧。
请看：
20世纪前叶的1859年，“上校”德雷克先生在泰特斯维尔钻出第一口油井的第二年，美国就发生了内战。
1872年，洛克菲勒发动“我们的计划”，第二年诺贝尔家族就开始进入俄罗斯市场。
1885年，皇家荷兰石油公司在苏门答腊岛发现石油，老牌帝国主义者便开始将掠夺的魔掌伸向非洲。
1896年，标准石油托拉斯的进一步风起云涌，使亨利？福特开动了世界上第一台汽车，而在这之前，蒸汽机无法实现文明人对机动车的文明要求。
1901年，美国得克萨斯州的平德托普油田喷泉油，使美国人陷入了石油革命的狂欢之中，两年后，赖特兄弟因为有了汽油，才实现了人类第一次离开地面的飞行。
1904—1905年，日本击败俄罗斯，靠的是军舰，而日本军舰之所以所向披靡，首先要感谢美国人给予了他们足够的石油。
1908年，波斯湾发现丰富石油后，世界便开始混乱起来，新老帝国主义便从这时起各打各的算盘。
1911年，英国的丘吉尔亲自出任海军大臣，他看中的是由石油支持作动力的军舰可以战无不胜。
德国人不傻，他们早已磨刀霍霍。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场上，机械化成为现代战争的一种基本形式。
而1919年俄国人在列宁领导下，取得十月革命胜利的那一枚枚攻击冬宫的炮弹就是从军舰上打出来的。
1931年日本人占领中国东北三省，就是想获取更多的石油与其他能源。
1937年，日本人已经全部用军舰和飞机直接开进中国关内关外了。
1939年，德国人也迫不及待地发动了入侵波兰行动。二战便这样开始。
1941年，日本人靠石油支撑下完美地执行了“珍珠港”行动，也彻底地迎来了美国人靠飞机运送原子弹往广岛投放的悲惨日子。
1945年日德投降，除了他们的非正义外，没有源源不断的石油燃料供应来维持军需是特别重要的原因。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双方在战场上血与火的角逐，仍然离不开石油。
1958年，伊拉克革命。后来掌权的萨达姆在世界面前牛了近二三十年，凭的就是手里有丰富的石油。
之后，中东就没有安静过，理由种种的背后就是为了一样东西：石油。
终于，在1980年，中东的两个兄弟伊拉克和伊朗开战。
1990年，刚刚从“两伊战争”走出来尚未喘气的伊拉克入侵邻国科威特，还是为了那儿的有取之不尽的石油让萨达姆眼红。这回美国人不干了，“沙漠行动”将伊拉克人打得差点回不了家……
20世纪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它带着石油的浓香腥味，影响和支配着人类的这段最辉煌也最悲惨甚至有时是最卑劣的历史。
正如《石油风云》的作者丹尼尔？耶金先生所说：“石油带来了我们的文明中最卓越，也是最糟糕的东西。它一直既是恩惠也是负担。能源是工业社会的基础。在所有能源中，石油，由于其核心作用、战略性质、地理分布、反复出现的供应危机的模式，以及为了获得石油的报偿而控制石油所不可避免和不可抗拒的诱惑，一直看来是最大，然而也是最成问题的能源。如果我们到本世纪末，石油的卓越地位不一再受到（也许已预见到）也许是突如其来的政治、技术、经济和环境保护的危机之考验和挑战，那将是异常了。在一个由石油所如此深刻地形成影响的世纪中，不应不作如此预计。石油史一向是杰出成就的概论和一系列灾难性而且代价巨大的错误的冗长陈述。它一直是人类崇高的和卑劣的品质的表现剧场。创造力、献身、企业家能力、独创性以及技术革命始终跟贪婪、腐化、盲目的政治野心和暴力同台共存。石油有助于主宰物质世界成为可能。它实际上通过农业化学和运输给了我们日常生活的需要和面包。它也为全球争夺政治和经济的优势的斗争提供了燃料。很多的血以它的名义而流。只要石油仍然居于核心位置，对石油以及它所带来的财富和权势所进行的激烈有时是凶暴的探求，必将继续下去。因为我们的世纪一直是一个世纪，我们的文明的方方面面始终是由石油这个现代和使人着迷的炼金术所改造的。我们的世纪确确实实仍然是石油的世纪。”我们的世纪确实依旧是石油的世纪。21世纪了，石油依然是核心的能源，而且比20世纪更加突出了它的核心地位——至少我们目前还看不到可以彻底替代它的新能源产生出来。那么，21世纪——至少是这个世纪的前50年里，我们将继续饱尝尤其是飞速发展的我们中国人将饱受前所未有的关于石油带来的幸福与痛苦、机遇与危机。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应当更加动员全体国民记住1959年9月26日这个日子。
当然，我们记住这个日子是为了更好地记住那些在这个日子里为我们民族创造了奇迹的人，以及人民共和国之所以能够走到今天的国家精神是什么！9月26日，松基三井的井台上一片繁忙，大家期待已久的目光全都盯在那根通向采树油阀门口的一根长长的出油管……下午4时左右，主任地质师张文昭一声令下：“开阀放油——！”
“哗——”那根8毫米的油管里顿时响起巨大的呼啸声，随即人们见到一条棕褐色的油龙喷射而出……
“出油啦！”“出油啦——！”那一刻，整个松辽平原欢呼和震荡起来。32118队井台上一片沸腾：包世忠抱着油管直哭，朱自成跟着队长也哭了起来，张文昭从老乡那儿拎来一只葫芦瓢盛满新鲜的原油，他看了又笑、笑了又看，最后竟然不能自禁地坐在地上失声号哭——那是兴奋的。突然，张文昭捧起原油，飞快离开现场……
“出油了！我们出油了！”这一天，黑龙江石油勘探大队党委的领导同志正在松基三井驻地开会，张文昭端着葫芦瓢闯进会议室，欣喜若狂地向与会者喊着。众人“哗啦”一下围住张文昭，争先恐后地抢着看那瓢中散发着清香的油花。有人太心急，将手伸进瓢中，于是葫芦瓢承受不了太多的手，“扑通”一下落在地上，黑色的原油顿时溅在所有围观者的身上。大家兴奋得顺手捧着原油往自己的脸上和手上抹，欢笑声一浪高过一浪。
“出油啦！而且油量很大！产能达十几吨！”身在哈尔滨的康世恩比预定的时间早两小时，给北京的余秋里报告道。
“好嘛！”这头，余秋里像早有预料似的，回答得特别简单，只是“好嘛”这两个字说得比平时爽朗和有力得多。
这一夜，秦老胡同反倒安静了许多。一则因为康世恩不在北京，二则松基三井出油后，余秋里内心显现出的是初战告捷、紧张后的宁静。
孩子们这一晚见自己的爸爸总在电话旁打着一个又一个电话。忽儿往松辽那边打，忽儿往中南海打，忽儿往地质部何长工家打，忽儿干脆坐在木椅上一声不吭地猛抽烟……
“爸爸今天有点怪哟！”晓霞拉着妹妹晓红偷偷从门缝里看着父亲，回头对妈妈说。
妈妈便笑盈盈地告诉孩子们：“松辽那边出油了，你爸爸今天事多，别去打扰他。”晓红和晓霞手拉手，轻声细语地走到会客厅：“我们要睡觉了！晚安爸爸！”沉浸在思考中的余秋里，一见是两个宝贝娃儿，顿时站起身来：“好，睡觉！我今晚也早点睡！”余秋里睡下了，但他哪能睡得着嘛！他的心早已飞到了松辽……
松辽那边此刻早已热闹透了。热闹的还有黑龙江省委的上上下下。
“喂，是李局长吗？我是省经委老封呀！你们快把松基三井的石油送点来给省委领导报喜呀！”松辽石油勘探局的李荆和局长刚从32118队现场回来，省经委封仲斌的电话已经追到他的办公室。
“好好，我马上派人送喜报。”李荆和放下电话，就找到黑龙江石油勘探大队党委书记关耀家同志，“关书记，省里等着我们报喜去，你下午就动身上哈尔滨吧，带上油。”关耀家愉快地接受了这一光荣任务，并随即起草了一份喜报，请李荆和审定后写在大红纸上。下午，他和办公室秘书小李俩人抱着喜报和两瓶原油，从安达火车站赶到哈尔滨。经委封主任约定他们明天在哈尔滨市工人文化宫门外等。
第二天上午，关耀家他们准时到达。不一会儿，封主任满面春风地对关耀家他们说：“走，我们上对面的‘107’去。”封主任说的“107”是黑龙江省委的招待所，这所看起来很普通的两层建筑，其实是省委领导经常开会的地方。
封主任带关耀家等上“107”二楼的一个会议室，当他们推开大门时，正中央坐着的一个身材中等、年约六旬的老同志立即站起来：“来来，是松辽前线来的同志吧！快过来让我们看看油是什么样的！”封主任向关耀家等介绍说：“这是我们省委第一书记欧阳钦同志。”关耀家早听说过欧阳书记，但却是第一回见面。他抱过油瓶和喜报，正要张开红纸念时，欧阳书记笑着对他说：“喜报就别念了，给我们讲讲油就行。”看得出，欧阳书记也有些迫不及待了。他指指关耀家放在地毯上的那个瓶子，问：“这就是原油吗？”“是的，就是从埋藏在1000多米的地下喷上来的原油。”关耀家说。
欧阳书记惊异地说：“是真的吗？拿火点点看能不能着呀？”关耀家：“能着。”说着，他便顺手卷起一个小纸条，然后伸进油瓶内蘸上原油，再用火柴划燃。
原油熊熊燃烧。
欧阳书记兴奋地冲屋里的常委们大声说道：“看见了吧？这是真正的原油啊！我们这里出油啦！这太好了！”常委们无不欢欣鼓舞。
几日后，省委就派副省长陈剑飞和经委封主任代表省委前往松基三井现场慰问钻探职工和技术人员。
而这时负责松井三号钻探任务的32118队成了大忙单位。除了执行余秋里等部领导要求他们十分仔细认真观察出油情况的指示外，白天队上的同志忙碌着向方方面面的参观者介绍喷油情况，晚上几乎都有来自省、县等单位的文艺剧团的慰问演出。而令全队人最兴奋的事还是余秋里部长指示说，让队上立即选出一个代表上北京参加“十一”国庆观礼。现在的年轻人不知道什么是“国庆观礼”，那会儿谁能参加“国庆观礼”就是一种极高的政治待遇和荣誉，因为能见到领袖毛主席。
这回让队长包世忠犯难的是：一个名额，给谁呢？部里传来余部长的意见很清楚：要挑一线上的同志去。谁都是一线的同志呀！包世忠扳着手指：“四大金刚”的司钻吴三元、王顺、刘福和、安发都是吃苦在先、手握刹把用汗水换出来的劳动模范；哼哈二将：副队长乔汝平、钻井技术员周达常更是冲锋在前的勇士；还有勤勤恳恳的地质技术员朱自成，就连炊事班的老班长张学孟都是功不可没的松基三井的功臣啊！“指导员你看这怎么办？”包世忠找到指导员沈广友。老沈笑笑，说：“要不你去最合适，因为队长只有一个。”包世忠不干：“这么大的荣誉，我跟你都不能去！得让工人们去。”俩人最后商量由王顺去。“我们32118来松辽后，一波三折，总算打出了油。现在上北京向毛主席报喜，得顺当点儿。王顺的字里有‘顺’字，他去好。”包世忠没辙，最后找了这么个理由。
哈哈。就王顺！26号出油。27号向省里报喜。28号部里下达参加国庆观礼名额。29号王顺的名额才定下，而此时离“十一”还有两天时间。
“快来刮胡子！把你那身臭烘烘的衣服也脱了！”包世忠和全队上下像要嫁闺女似的给王顺从头到脚、从里到外收拾了整半天。
上天安门向毛主席献什么礼？这又是犯难的事。
“当然是带上我们打出的原油呗！”包世忠从朝鲜战场回来见过大世面，这点子是他出的。
全队同志欢呼雀跃。
王顺后来真上了天安门城楼，不过他没有机会代表石油工人给毛主席献礼，因为主席距他有一段距离，但王顺回到队上坚持说毛主席笑眯眯地向他招手呢！只是参加观礼要求太严，大会工作人员根本不让他们带什么东西上城楼。
余秋里后来上32118队视察工作时，包世忠跟他聊起此事，余秋里笑着告诉包世忠：毛主席其实已经知道松辽打出油了。是他余秋里打电话给了周总理，再由周总理转告给了毛主席。
“同志们，你们听到了吗？毛主席知道我们打出油啦！知道我们32118队在松辽打出了油啦！”包世忠拿余秋里部长的话，在井队全体人员会议上好好鼓动了一番。这是后话。
在王顺带着喜报进北京时，黑龙江省委的欧阳钦书记则已经坐不住了。
“余部长，你的队伍在我这儿打出了油，老头子我高兴啊！我得去看看他们！而且是带着大肥猪去！你什么时候过来呀？我也准备给你设宴接风啊！”欧阳钦书记给北京余秋里打电话。
“哎呀老书记，太谢谢您了！我代表在松辽工作的全体石油同志谢谢您。没有您老的支持，我们还不会这么快见了油，我现在真想飞过去看您，可手头事太多……”余秋里接到欧阳钦的电话，有些喜出望外。听余秋里身边的人介绍，余秋里生前对欧阳钦书记怀有特别的感情。他余秋里几次说过：他之所以能指挥石油大军搞出了个大庆，离不开黑龙江地方党委和政府的全力支持，尤其是欧阳钦书记的支持。
欧阳钦还是位老资格的革命家，1959年的省委书记中，年近六旬的欧阳钦算是少有的长者之一了。但这位老书记革命激情不减，那天亲眼看到石油部的同志送来飘香的原油起，他老人家就一直处在高亢的兴奋之中。
“好好。当京官身不由己，那我先行一步，替你去慰问一下石油同志！”欧阳钦性格爽朗，快人快语。
次日，黑龙江省委、省政府派出两辆嘎斯车，分坐着省委书记欧阳钦和李范五、强晓初、李剑白、陈法平等领导，直驰肇州县的大同镇。
北大荒的秋天，清风习习，到处是金黄色的如画风景。望着辽阔的黑土地，遥远耸立在平原腹地的高高钻塔，这一路上欧阳钦书记兴致格外高涨，他对身边时任省委秘书长的李剑白说：“北大荒啊北大荒，你沉睡了几万万年总算又要欢腾了！李秘书长，你说我们在北大荒发现了油田，苏联想卡我们脖子也卡不住了，这在国家经济困难时期，我们这儿出油了，是不是一个非常关键而伟大的发现呀？全国人民是不是应该好好庆贺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
李剑白秘书长也被欧阳钦书记的话所感染，连连称道：“是该庆贺。松基三井喷油正值国庆10周年的大庆前夕，是向‘国庆’献了大礼，喜上加喜，应该大庆。”
欧阳钦书记的眼睛闪动着，露出少有的惊喜：“好啊，那咱们就给这个即将诞生的油田起个名吧！松基三井在大同镇，我们就把大同改成‘大庆’，你看怎么样？”“太好了！名副其实。将来这儿要是有了大油田，肯定会成为一个非常漂亮的城市。山西有大同市，我们这儿再叫大同市就重复了。改！改大庆好！”欧阳钦听后发出一阵朗朗的笑声，他的嘴里不停地在喃喃着：“大庆、大庆……”“同志们，我们在松辽打出了油，这是历史性的事件，值得纪念。将来，我们这儿要大发展，油田一旦建立起来，这沉睡了千万年的北大荒将是一个充满生机和希望的地方，因此我建议，把我们未来的油田叫成大庆，因为它是在我们新中国成立10周年的大喜日子里发现的！你们说好不好？”在与松辽勘探局的干部职工见面会上，欧阳钦书记把自己的想法向大家征求意见，立即得到了所有人的热烈响应。
“好——大庆好！”“大庆！”“大庆好！”大庆的名字就这样叫开了。
“大庆？！”余秋里第一次听人说欧阳钦书记把松辽出油的地方叫大庆时，眉头一扬：“好嘛！大庆好嘛！”他对康世恩和石油部机关的同志说：“今后我们就把松辽改成大庆。哪一天允许对外说了，我们就把它表在地图上。现在嘛，我们只能在内部称它为大庆，对外还不能说。嘿嘿，这叫内外有别嘛！”大庆就是这样在二位老革命者的谈笑风生中正式定名和诞生了。
从1959年至今天，50年的大庆已经成为了中国最重要的能源基地和石油圣城，它的诞生使共和国摆脱了昔日依赖“洋油”的历史。50年来的大庆，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和国防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源源不断的石油如一个人的管脉里的血液，确保着人民共和国的生命与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