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11月12、13、14三日，北京的天气骤然变冷，西北风使刚刚度过建国五十周年大庆的北京人顿时感到严冬的来临，但在很著名的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在17号展厅里，你想像不出那儿有多热闹。说人山人海一点不夸张，原来，洋人的洋大学跑到北京来招生了！
“洋大学”到中国抢学子——热闹非凡，喜气洋洋。
北京的各大主流媒体摆出一副过年的架式在为洋人们宣传。
去过之后的我，几天没有缓过气来。不知为什么，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太感到伤心了。看到洋人们满脸喜气洋洋的情景，看到自己的同胞对洋学堂表现出的那副媚样与渴望，当时我真想在大厅内大喊几声：同胞们，我们是中国人，为什么我们费尽心血把自己的子女从小学培养到初中，又从初中培养到高中，最后竟把孩子送到国外去上洋人的大学？你们过去培养孩子所花费的一切一切的心血，难道最后就这么简单地白白拱手送给了洋人们？
可悲的是，当洋人们笑咪咪地向我们的同胞伸手要去三十万、五十万人民币（其实一个少年到国外上好一点的大学一般费用都要在六七十万人民币以上）时，我们的同胞还要向洋人们三鞠躬，并口中喃喃着刚刚学会的一句“Thank you！”（“谢谢”）
那天我没有在那个“国际教育展”上大声呐喊，是因为我确实底气不足。其实应该说是我们的国家底气不足。因为中国有那么多想上大学的人，都被无情的大学门给挡在了外面！
据说就是因为我们的大学太少。因为大学每年招生名额太少，仅为应届高中毕业生的百分之十点零五（至2000年），所以教育部门已经下狠心要在今后三年左右时间内达到国际平均水平的百分之十五。等于说到那时每年还有百分之八十五的孩子绝对是在大学门外拼命想方设法往大学里挤的。然而不好挤呀！大学招生满足不了广大的求知者，社会就业的激烈竞争又让人感到没大学本科以上文凭就等于下等公民的现实，使得家长和孩子们拼死也要圆大学这个梦——没有圆上学的梦，就根本谈不上圆未来理想和前程之梦。美国人的梦是淘金式的发大财之梦，而中国人最集中和最突出的梦想就是上大学。没有大学梦，就等于一生死定，一生不会有太多的出息。
高考竞争太激烈。中国的大学“独木桥”让孩子们感到太可怕，家长们也害怕得要命。你除非全身心投入到帮助和辅导孩子的三年高中（其实大部分家长为了孩子将来能上大学，从小学、初中便开始狠抓了）中去，否则你就劳而无功。可是许多家长自己正处在事业和生意上的关键时期，哪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放在孩子身上？或者说你即使有精力、有时间，孩子未必就能闯得过中国高考那座“独木桥”，于是这些家长就苦苦地寻求中国独木桥以外的大学路。此时此刻，洋人们看准了机会，笑咪咪地向他们走来了。
最典型的要算英国绅士了。现在各国都把矛头指向了美国人，其实世界上最厉害的还是英国人，你别看它现在很衰弱似的，但实际上它的野心从来没有停止过膨胀。在它的眼里，这个世界从来就是它英国人的。美国人牛吧？可美洲大陆还不是它英国人最早发现和拓荒的！你中国人不是现在把香港收回了吗？那天交接仪式上布莱尔首相也参加了，在全世界面前他们交还了一块领土，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仪式临结束时布莱尔有意朝中国总理眨了一眼，这一眼很神秘，带着一股并非失败者倒有几分胜利者的微笑。就在参加交接仪式之前，布莱尔在国内一次重要的会议上特意召来一批教育官员，明确告诉他们——我们大英帝国已经结束了在华的领土管辖，可是那儿仍有我们巨大的天地，那就是市场。它就像我们的先辈开着远洋船到世界各地去发现新大陆一样，是永远有利于我们大英帝国的殖民地。过去我们的先辈们每到一地，以挂起国旗、推广英语为我们的目的，现在我们用不着再做这样容易引起对方反感的事了。占领市场就是不用我们在别人那儿挂起国旗但却同样能获得我们想获得的一切的妙方。中国人从我们的手中收回了香港，我们可以从他们手里再夺回比一个香港甚至几个香港更大的利益。抢占中国的教育市场，就是我们从中国人那儿可以重新占领的又一个“香港”！
布莱尔说完这番话后，引起了全英国校长们的热烈回应。“市场就是MONEY（钱），我们愿意到中国当21世纪的无冕总督。”
杀回来的洋“狼”不仅有从英吉利海峡来的，也有从北美洲、澳洲、新西兰来的，甚至小小的泰国“狼”也来了。1999年，仅北京一地就举办过两次洋“狼”抢占中国教育领地的大规模“战事”。春天那次在北京国际展览中心举办的“国际高等教育展”，战况之激烈空前，来自英、美、德、法、加、澳、新、瑞等“十六国联军”，同时在中国首都吹响了进军号。2000年春节刚过，“洋鬼子”们又蜂拥而上，2月26日在北京国贸大厦举行的首场“国际高等教育巡回展”，开馆仅一个小时，就有上万人拥入展厅，其火爆的场面超过以往。据说仅今年上半年，就将有三四场这样的“洋大学摆摊”活动，其规模和场次频率也会超过以往。面对如此疯狂的“洋鬼子”的大举进攻，中国人没有任何的抵抗；相反几万人带着笑容、带着美钞连同自己心爱的子女们一起去拥抱这些“洋鬼子”，场面令人感叹。
当我在现场听到和看到中国人在“洋鬼子”面前表现出“特别的爱”时，顿然有种“大国寡民”之感。
在那个人山人海的场面上，我首先感受到的是今天的中国在“十六国联军”面前，远远没有了当年的“义和团”勇士的血胆豪风，倒是有很多完全别样的风景线。
有位男士在著名的“天坛红桥市场”做事，他在英国“侵略者”面前涨红着脸说：我早盼着你们来了。这不，我已经积蓄了十年的心血钱，只等你们过来“招兵买马”，看看我这孩子行不行？要行，能给个大学上，钱是小事——他拿出一张信用卡，在英国人面前晃动了几下。“侵略者”的蓝眼睛顿时射出光芒。
另一位是某国家机关的女公务员。四十多岁，风韵依然。她身边十几岁的女儿也长得出水芙蓉一般。在加拿大“侵略者”面前，女公务员一副兴奋不已的样子：你们哈利法克斯的女子学院我早听人说了，我的孩子愿意去。如果不反对，我也愿意陪她一起去。那满脸毛茸茸的北美家伙，心领神会地张开热情的双臂，将这位女士拥抱在自己的怀里：太欢迎了，漂亮的中国女士！这时，在场很多中国人的脸上充满了羡慕之情，至于“侵略者”们无不欢欣鼓舞。
在中国人有自己尊严的今天，“洋鬼子”们确实改变了以往提刀拿枪进入中国领地的方式，今天他们都是带着诱人的笑容出现在中国大地上，这种新的战略战术在很大程度上使现在的中国人无形中丧失了民族警惕，成了鱼饵上的被猎物。据国家出国留学生服务中心介绍，我国目前每年公派的拿学位的留学生已经很少了，而作为访问学者出国近年也仅在两千人左右。自费出国留学则逐年递增，每年约有二至三万人，按每年每人最低费用计算，这个市场规模每年约有四亿美元左右的文章可做。这指的是成人出国留学。而少年留学则远比上面这个市场大。其一，生源之多。目前在国内“望子成龙”无望的约有两千多万适龄青年学生，他们中约有百分之三十的人是城市学生。这部分人中，能出得起钱或者出不起钱却愿想尽办法也要到国外留学的约占三分之一，共计两百万人左右。当然由于签证等原因不可能使这部分人都能如愿出国留学，但近三年间，少年出国留学的人数连续以百分之四十左右的速度在增长。预计2000年接近五万人左右。有位准备把高中的女儿送往新西兰留学的女士算过一笔账：女儿读完高一后到新西兰，五年半后大学毕业，孩子的各种费用至少在六十万人民币以上，而到新西兰留学是比较便宜的，像到英国、美国留学的费用要比到新西兰贵出百分之五十左右。也就是说，每一位少年留学生在国外每年的费用约在一点五万至两万美元，如此一算，现在中国少年留学出国的市场约十个亿美元。“洋鬼子们”对市场的认识远比我们深刻与熟悉得多，这十几亿美元的市场生意做起来非常容易，要比做“空中客车”、“摩托罗拉”等飞机、手机生意麻烦少多了。不同政府做的生意，就不会有太多的政治上的麻烦。一位美国某理工学院驻北京办事处的CQ小姐用中文清楚地告诉我：她的表哥是做电子商务的，但同中国进行一笔两千万美元的通讯设备生意时，前后花了三年时间，最后还是没有做成，因为这中间不是因为美国国会在审议中国最惠国待遇时设置麻烦，就是美国总统又在台湾问题上搞些名堂，最后生意好不容易做成时，轰炸我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又出来了。然而她做引进中国中学生留学的事顺手得令她感到欣喜不已。她说她们学院在北京刚刚进驻，1998、1999两年就收到了极其良好的效果，招生计划成倍的完成。学院每年仅从中国市场就可以获得大笔收益。
当我请她谈谈为什么中国家长们疯狂地愿意将自己未成年的孩子送往国外留学时，CQ小姐解释得非常清楚：大概有三种情况：一是他们的家长认为在国内孩子上大学太难了，即使上了大学，以后就业还是个问题。研究生、博士生和洋大学的文凭，是以后中国就业市场的基本要求。与其现在费心费力把孩子塞进国内大学，还不如从现在起就为孩子的未来就业着想，走在国家的前面送其出国留学，这样既可以避开国内“千军万马走独木桥”的高考搏杀，又可为孩子将来就业有个更好的起点。这些家长从另一个角度算了一笔账：在国内上大学，就得从初中抓起，六年中学下来，花在孩子身上的各种学费、培训费、生活费一年下来也是好几万元。问题是这几万元还常常是在打水漂儿呢！孩子一旦中考成绩差了，就得找一所好中学、找一所重点中学，分数不够，还得贴进几万元！六年中学读下来，高考一旦落榜，又得复读，一年复读费还不花掉一两万？就算孩子后来能上大学，四年大学下来也得小十万元。毕业了，你再看看就业市场，人家要不要你普通大学的普通本科生？如果勉勉强强找个工作，当爹当妈的还得给孩子每月贴钱。如此算下来，二三十万元贴进去了，什么都没落着，那还不如现在勒紧裤腰带，多花点钱，求个踏实和省心，更求个保险。这些家长还把自己为了儿女上重点中学、参加高考和上大学期间所要花费的精力也计算在里头。特别是工作和事业比较忙的人更有体会，孩子六年中学期间，家长所花费的精力与心力远不是金钱所能计算得出的。这部分家长代表着出国少年留学生中的多数。他们因此会感觉花几十万元钱“物有所值”。另一部分家长是怀有“还愿”之心。比如广州一位女士说，她本人是中国一所名牌大学本科毕业生，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出国留学。可留学是她的一个梦，特别是看到目前中国的环境保护、社会治安、生活方式同发达国家差距很大，所以她把期望寄托在孩子身上。“如果孩子能在国外发展，一方面也对国家是个贡献，至少少了一个就业竞争的对象。而我希望孩子在国外完成学业后，能够在国外找到一份适合他的工作，这样我也可以常到他那儿去看看，有机会直接接触外面的世界，也算圆了我自己的出国梦。当然，为了孩子有个高起点，比我本人的还愿要重要得多。”第三种情况是，这部分家长已经把子女出国留学当作一种长远投资行为。有位在北京某外商投资公司工作的先生就非常直接他说，他希望儿子到美国最著名的中学去上高中，将来希望他考上哈佛或者麻省理工学院。“现在我花几十万元送孩子出国，很大程度上看作是一种投资。因为在国内，即使我花很大功夫把他培养成大学教授，他以后的年收入也只有几万元，甚至更少。但在国外就不一样，名牌大学毕业生和高学历的人才，其收入是相当高的。不是有报道说一位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呆了十年，回国时带回了两百万美金，等于一千七百万人民币！我不期望我的孩子也能挣那么多钱，减一半行不行呢？也就是说可以达到我现在送他出国留学投资的十多倍收益嘛！当然任何一种投资都是有风险的，送孩子出国留学也同样。一般来说，孩子大学毕业后，只要能在国外站住脚，他的生活和收入绝对不会比我们差，也就是说我的投资绝对不会贬值。当然谁也保证不了孩子不会失败。即使是这样，我们当父母的也算对得起孩子了，用不着有什么后悔。”这样的家长如此说。
不能不说CQ小姐分析中国家长们的种种心态非常到位。少年出国的决定因素主要来自家长们的决定，很少是孩子自己的选择，因为这里面有个根本的问题，即经济条件。家长根据自己的经济状况，把握和权衡着孩子的命运。那么，家长们的心愿真的能够实现吗？
当然，万千世界里，只要人们想到的就有可能做到，总能找出这样的事例。我本人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参加一个华人国际文学研讨会时就碰到过这样一位女士。那天她正为在国立大学上学的孩子送点东西，我闲谈中说到了她孩子的事。她是哈尔滨人，孩子在国内读书时成绩平平，可孩子好胜心特强，结果因为成绩上不去对孩子的心理打击很大，长时间后，性格开朗的孩子变得非常忧郁。中考后，孩子没有考上重点中学。为了让她能够有个好学校上，家里花了两万元托人进了个“重点”，但因为成绩跟不上，孩子每天显得非常痛苦。于是这位女士和丈夫商量，决定把原来的四十多万元买房子的钱拿出来，给孩子申请到新加坡留学。开始孩子先来，后来当母亲的她也来了，一方面照顾孩子生活，一边打工挣钱，三年下来，她孩子在这儿上学由于受环境影响，心境恢复了，学习成绩快步上扬，成了班上的优秀学生，考大学时也非常顺利。“我们现在全家人都在新加坡，我和先生都有工作可做，孩子上大学的愿望也实现了，我们也购了一套大房子。新加坡使我们全家人原来的愿望都实现了！”这位女士非常幸福地告诉我：“如果当初我们只考虑在哈尔滨买房子，孩子要是不上大学，那等于留给了孩子一张纸上画的饼，她想吃也吃不着。现在呢，我们把孩子送到这儿读大学，等于留给她一张捕鱼的网，即使我们没有为她买好一所房子，她也照样可以用这张网捕鱼生存发财嘛！”
现今住在北京亚运村“贵族”公寓里的张恒先生夫妇，今年才五十多岁，可他们已经在前两年把已有三十多年工龄的两份国家公务员工作辞退了，因为现在他们用不着在乎那一千多块一个月的工资了。张恒与夫人过去在单位里一直是“贫困户”，因为别人有高学历、高职称，他们是高中生、中专生，所以什么都吃亏。为了让下一代不再吃这份亏，夫妇俩在孩子上小学时就开始积蓄心血钱，家里几乎没有像样的家具，后来他们把孩子送到澳大利亚读高中、读大学，三年前孩子大学毕业后当了澳国一家大公司驻京的中国总代理，年薪近百万元。房子、车子、妻子样样齐全，还特意给父母买了一套一百多平米的大房子。苦尽甘来的张恒夫妇每每谈起他们当年的“英明决策”和现在孝顺的孩子时，总是充满了自豪和得意。
也许正是这种出洋也能望子成龙或者出洋子更易成龙的巨大诱惑，加上国内应试教育和高考竞争的巨大压力，使得广大中学生（甚至是小学生）的家长们对上大学前就把孩子送去出国留学的热忱越来越高，使现在出国留学生的年龄呈现出越趋小龄化的发展势态。据广东高考厅负责人介绍，前几年广东每年自费出国留学的人数最多不超过两百人，1998年达到六千多人，其中中小学生留学占了一半以上。预计2000年广东全省仅“少年留学”就可达到上万人之多！北京、上海的情况相同，每年都是成倍成倍地在增长。一位搞中国留学生预测调查的澳大利亚专家估计：到2005年时，中国每年中小学留学生将超过十万人。
十万人是个什么概念？十万人就是近百亿美元的市场！难怪老美、老英、老澳甚至现在连泰国这样的小国，都面带笑容地频频向中国的下一代及他们的家长招手。
21世纪到来之时，我们中华民族又一次面临一个“狼来了”的时代！
说“狼来了”似乎是个刺激的字眼，因为狼是残忍的，吃起人来张牙舞爪。其实现在的“洋鬼子”装成的狼，早已不像当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天津时的样子了。现在的“狼”都是笑眯眯的，像是充满温情的救世主。然而，狼毕竟是狼，它的本性中有吃人的一面，也有为了吃人而设下种种陷阱的狼子野心……
请看——
自古以来，“洋鬼子”想直接敲开中国的门非常之难，但又几乎每次行动都能成功，其奥秘何在？这就是“洋鬼子”太会利用中国的“汉奸”了。当年香港、澳门被侵占，就是由于有汉奸从中做了手脚。一百多年过去了，“洋鬼子”们收敛了许多，对中华民族的掠夺的战术大大改变了，但其侵略实质却并没有改变。看看今天铺天盖地的“外资”企业或者“合资”企业、某某国某某集团驻华办事处，你就会发现：真正直接在帮助外国公司或老板掠夺中国资源与资金的，常常不是那些黄头发蓝眼睛的“洋鬼子”，而是和我们的人种一样的中国“汉奸”。
上面提到的美国某理工大学的CQ小姐就这样说：“几年前，我们大学校长都不知道中国还有那么多人要上大学。到我们那儿上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告诉我们，投资中国教育是最大的对华贸易！所以我们就开始把注意力放到你们这个东方的神秘国家。但开始我们做留学生生意时很不理想，因为主要是我们不懂得与中国的学生家长们打交道。我们美国孩子的家长和你们中国学生的家长在观念上很不一样。比如开始有人问我们：在孩子留学期间，能不能解决家长的陪读问题？我们觉得很奇怪，便问：你孩子留学已经花费了一大笔钱，为什么还要花更大的一笔家长陪读费呢？孩子能上高中、上大学，就证明已经完全可以独立了，为什么家长还要成天跟在他们的后面呢？于是我们就告诉那些家长：上我们大学和大学下面办的中学都没有成人陪读设置。后来有位在我们那儿留学的中国学生说，CQ小姐你们太傻了，中国学生的家长与你们美国学生的家长在对待子女问题上是完全不一样的，你们美国人把儿女关在自己家里会被看作侵犯人权，而我们中国人一旦把自己的儿女往外面赶的话就有可能被视作虐待。再说，你们学校干嘛有钱不赚？把中国的学生拉到你们学校赚进的是一笔可观收入，如果再允许他们的家长到你们那儿陪读，他们就得要房住、要消费，你们不又可以从他们身上赚很多很多钱吗？你们赚了双份钱，中国的家长们还会念你们是‘照顾’了他们，这是多好的事你们为何不干？我们把这位中国学生的话跟校长一说，大家的眼睛都亮了好几倍：是啊，真弄不懂中国人是怎样的一种消费观念。我们不懂，也无法理解。后来我们的校长决定：应该让中国人当我们学校在华开展工作的主要管理力量，收效证明，这样非常OK！”
中国“汉奸”对国情熟门熟路，干起来当然总是“Ok”。但既然是“汉奸”，它就有让人讨厌的地方。
这几年随着出国留学的人数聚增，各种以此为业的“中介”服务机构应运而生。据北京1999年夏天开展的“清理出国留学非法机构”专项活动的负责人说，仅北京1998年一年，这类非法“中介”机构一下冒出几十个。他们大部分没有国家教育部门颁发的有效营业证，仅凭外国教育机构一纸“委托”书，就在北京或者其它城市“开张招生”。这类“汉奸”一般都长着几个心眼，先是从“洋鬼子”那儿要一笔可观的“开办费”，同时签订一份每招收一名学生的“比例提成协议”。之后便开始招兵买马，聘得一大批“小汉奸”，再把这些“伪军”派往各个学校、机关单位，进行疯狂的宣传游说，为那些本来正在为“中考”、“高考”烦透心的学生和家长们送去香喷喷的“比萨饼”。于是在这些大小“汉奸”们半拉半推的情况下，一些学生家长就开始为自己的孩子报名、交钱。当然，什么事还不知道时，就得把第一笔一至两万元的钱先送到这些当“中介”的“汉奸”们手中。“亏啥？你孩子在国内学校能做的就是一台‘考试机器’，人家外国学校就是不一样，对孩子从不施压，让他们在自由中成长。这样的孩子思维活跃，创造发明和自立的能力强。再说，你儿子高中三年下来，就外语这一样能力还抵不上国内的教授水平？”“汉奸”们的嘴上都涂了一层厚厚的糖。孩子们的家长大多数是连国门都没出过的门外汉，听“汉奸”们这么一说，就不再犹豫了。
交了钱就是上了套、进了陷阱。
这几年国家教委和有固炜门接到对“中介”机构的投诉越来越多，投诉最多的内容便是“汉奸”们的行骗与说假。骗是可以明断明了的，但说假就不好识别了。有位家长听了“汉奸”介绍英国伦敦附近的某某学校“历史悠久，名师辈出，风光迷人，条件上乘”等宣传词，在孩子初中毕业后就把孩子送到了那儿。结果发现，此校离伦短膦非“附近”，其历史也并不悠久，只有几年办学时间，最让中国家长生气的是，学校对学生的“自由”简直到了放任和根本不管的程度，这一点连在国内一直高呼要“解放”的孩子本人都认为英国学校“散漫得不像一所学校”。没有专人辅导学业，没有专人管理宿舍，上课的教师对时间的“珍惜”以每秒钟计算，你在他下课之后哪怕多问一句话，人家也会说一声“NO”就转身离去，更没有补课一说。于是孩子的外语始终上不去，而老师对中文又不通，上起课来打哈哈的占了多半时间。一年半下来，孩子坚决要求回国。无奈，家长掏了三四十万元钱等于让孩子出国旅游了一次，而且只到过一个地方——那就是不用做作业的学校。这样的孩子不只一两个，他们回来后只好重新就读原来的年级，但那时再走进教室时，发现自己完全是“大学生”了——同学们都比他（她）小一两岁。
家长们气得找“中介”的“汉奸们”理论。“汉奸”却说：你不是想让孩子出国吗？出国就得花钱！什么“中介”费高？这怨得了我们吗？当初你愿出我们愿接，两厢情愿的事，你吃后悔药也没用。那边的学校没人管？人家那叫自我式教育，开放式管理，你们和孩子不是烦透了中国的应试教育吗？怎么，给你们自由你们又受不了了？这能怨我们什么呀？要不给你们再换所学校，这次最好说好了，不要轻易回国，至少也得等上完大学再说嘛！怎么样？再交钱吧！不交？啊，你们不交后面有人交呐！让开让开！
“汉奸”们的这副嘴脸，让人不是气死也会噎死。
现在国内不少单位看到“中介”少年留学可以赚大钱，于是便纷纷打着各种旗号当起“汉奸”来。有的已经从非法变成了正式。像1999年底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披露的一起《赴澳留学出国班坑苦学生》的报道中指出的那个“中介”，就是吉林长春市解放路的一所正规学校搞的。1996年，这所学校的初中部向社会散发了宣传单，声称该校初中部与澳大利亚某私立学校联合开办“中澳语言学校”，为学生将来就读澳大利亚高中做准备。除了这样的宣传攻势外，该校校长在家长会上还信誓旦旦地说：三万元读完这个“澳校”后，再花十万元到澳大利亚读完高中。一时间家长们趋之若骛，孩子们跃跃一试，先后共有一百零五名学生每人交了三万元后开始上学。这个学校的“出国班”还曾风靡一时，因为家长们都坚信：这是个公立学校办的。公立学校办的就跟国家办的一样没有区别。然而，区别后来就出来了，因为这个“公立”学校做了一件本不该它做的“中介”。
在这三年之中，一百零五名学生由于渐渐明白过来，他们的家长帮孩子们另想办法离开了这个“出国班”，剩下二十八名学生坚定地留了下来，等候三年后的“澳大利亚留学梦”的实现。据学生家长说，这期间学校曾不断涨学费，很多家长就是因不满意才退学的。三年总算苦盼出了头。但学校以“情况有了变化”这六个字，开口要那些继续想把孩子送往澳大利亚的家长“再出三十九万元，才能到澳读书”。事到如今，也为了孩子的“前程”，家长们只得有苦往肚子里咽。1999年5月，第一批十个学生总算拿到了签证，但后面的学生则被告知“无期”。家长们这惶旎干了，澳方学校一看不对头，连忙来人与家长“对话”，许诺三个月内办妥孩子们的入学签证。可三个月过去了，签证一事仍遥遥无期。被骗的家长们终于将这个“公立”学校和澳大利亚某学校送上了法庭。然而即使法院判定错在“中介”，可孩子们被耽误的学业有谁能赔偿呢？据说这个“出国班”的学业完全没有按照国内统一大纲教学，把语文、政治、历史几乎都砍掉了，当1999年高中升学考试时，这些破碎了出国留学梦的孩子们，又无法参加当年度的高中考试。他们花了三年时间、花了几万元学费，最后连张初中毕业证书都没有拿到。
教训可谓再深刻不过。
在某“中介”机构采访时，有位王女士一开口就眼泪鼻涕一齐流。她哭着求这个“中介”机构的人“再帮帮忙”。机构人员都不理睬她，于是她开始骂人，说你们这些黑心肠，当初你们把出国留学说得天花乱坠，把孩子从我们手中夺走后你们又什么都不管了。你们是强盗！是汉奸！都他妈的不是东西！“中介”的几位小姐忍不住站起来，说你怎么骂人？王女士眼睛一瞪，骂得更响亮：不骂你们这些骗子还骂谁？骗子！汉奸！卖国贼！
接下去便是一片混战。混战的结果是人多一方赢了，女士被推出了门外。
王女士因此成了我的采访对象。她告诉我事情的全过程，让我评评理。她说她女儿是前年去加拿大上高中的，是刚才那个中介机构办的手续。当时人家告诉她孩子一年在加拿大上学的各种费用大约十五六万元。这个数字对她家庭来说绝对是笔大钱，但为了孩子，她和丈夫决定把女儿送出去。临走时，她还对孩子说：我们平时再省一点，你在那儿再打点工，苦过三年高中，等考上大学便有奖学金了。女儿也保证一定好好学习，将来报答父母。
枫叶之国是美丽的，学习的条件也非常之好，可是独有一点不好：就是什么都很贵，没有很好的适应能力和语言能力，找个工打都十分困难。王女士的孩子到那儿上高中后，很快发现自己的经济状况极紧：交了学费后连饭钱都非常紧张了，更别说能添置些像样的衣服。女儿只有十五六岁，在家时连碗都从来不刷，所以根本不可能获得母亲计划中的每月“两百元打工钱”。为了过语言关，还不得不每月拿出三百元左右的“补课费”。没有钱的女儿越紧张就越给家里打电话。
这边的父母一听女儿没有钱了就更紧张，一个月其它的不说，光电话费就比以前多花一千多元“国际长途电话像只老虎，我每次都是半夜‘机’叫，可还是让这只老虎一年吃掉一万多块钱。”王女士说。
她和丈夫在国内也就是普通的机关干部，一个月工资加奖金，加上丈夫槁点“外快”，一年的收入也就是五六万。女儿第一年出国留学花去约十八万元。其中五万元是王女士向自己的姐姐借的。原想第二年孩子在那儿可以独立挣点打工钱，后来女儿告诉她根本不可能，因为加拿大各地的“政策”都一样，她上学那儿根本不允许未成年人从事打工一类的事，何况即使到了成年人的年龄，也未必能找到一个工打。孩子的后援本来就不足，前方又挣不到钱，所以女儿至少一个星期向家里叫急一次。
“我把所有的零花钱都积存起来，准备给你们打电话用。要是连打电话的钱都没有了，我一个人准死定在异国他乡了！”女儿的话把做母亲的吓坏了。无奈，她一次又一次向外人借钱给女儿寄去。债台就这样越筑越高，到了第三年，王女士为女儿留学已经欠下二十万元的债。夫妻俩到后来都紧张得不敢再去接电话，因为电话不是女儿打来要钱，就是债主来催他们还钱。
有一次女儿急了：“为啥几天你们不接我的电话？是不是让我死在加拿大？”女儿说完就呜呜大哭起来。大哭之后就骂：“你们不是我的父母！是王八蛋！”
做父母的气坏了，说你怎么能这样说？我们为了你上学，已经快家破人亡了，借的人家的债都可以把我们家门堵住了。你怎么能这样骂父母？你是不是留学了就没了良心啊？
这边一句，那头一句，双方在国际长途电话里对骂了半天，最后是女儿“啪”地挂掉了话筒。
王女士这边有两个星期没有接到那边的电话，于是她和丈夫就有些坐不住了，打电话过去，对方没有人接。这就更着急了，王女士把电话打到那边的“监护人”那里，可人家是“临时”性的“监护”，你付我工钱了吗？没有。没有你就别找我，找你女儿的学校要人嘛！无奈，只好找学校要人。
学校的人说：我们也在找密斯王，你们能提供什么线索吗？
“狗王八蛋要你们学校干什么呀？”王女士气得用中文狠狠骂了对方一通。但又有什么用？女儿没了，还得赶紧找啊！
哪儿去找呀？又不像在国内，骑辆自行车，打个的，或者报个警。即使是国内，大海捞针一般找人也不容易。王女儿心急如焚，通过各种关系买了飞机票，赶到加拿大东部城市某学校。真是无巧不成书，那天她到学校的时候，女儿也回到了学校，只是她身后跟了一位年纪很大、满脸胡须的“老外”。
“你怎么跟一个‘老外’在一起？”母亲严厉地责问女儿。
女儿瞪了母亲一眼：“你才是‘老外’！”
“少废话。你说说这段时间你到哪儿去了？”
“打工挣钱去了。”女儿低着头说。
“打的什么工？”
“打工就打工呗。只要有钱挣就行。”
“你可给我说清楚了：我们是中国人，不挣那些肮脏的钱。”
女儿从鼻孔里“哼”了一声：“什么中国人不中国人，没有钱还不如狗屎！”
母亲“噌”地站起来：“宁可当狗屎，咱们也不去挣肮脏钱！你得给我说明白了：到底这段时间干什么去了？”
女儿沉默。
“说呀！到底干什么去了？”
女儿突然咆哮起来：“你说我干什么去了？给人家当妓女去了！你还要问什么？”
母亲愣住了，两眼发直，浑身也哆嗦起来：“真的？你说实话，是真的吗？”
女儿再不说话了，抱头痛哭。
这一夜，母女俩没有睡在一个房间。
第二天，王女士收拾起东西，对女儿说：我们不读书了，跟我回国。
女儿：不。我不走！
母亲：不走你留在这儿还想干见不得人的事？
女儿愤怒了：我是为了读书！
母亲也愤怒了：这个书我们不读了！
女儿说：你没有权利剥夺我的受教育权！
母亲说：我是没有权利剥夺你的受教育权，但我有权教育自己的女儿。
俩人不欢而散。
机场上，母亲和女儿远远地望着，最后都是泪流满面……
“孩子现在还在加拿大上学。可因为家里供不起那么多费用，她后来把实情告诉了我们，说她不得不找个‘靠山’来维持自己的学业与生活，那个上年纪的大胡须加籍人就是她的‘靠山’。女儿说，那人每月给她一千元加市，条件是在大学毕业后必须嫁给他。女儿还不算太混，说可以，但也有一个条件：在大学毕业之前，俩人的关系保持一定距离……”王女士谈完她女儿的事后，说自己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就是不该在没有雄厚经济实力的条件下把孩子送到国外留学，另外则是太轻信“中介”机构的粗略介绍。
她希望我通过文章告诫那些准备把孩子送往国外留学的家长们：千万要把那边的情况了解清楚后再作决定。
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是中国的一句老话，但如果在出国留学潮中人们也这么想可能事就麻烦大了。今天的中国人一想到出国首先想上美国，再不就是英国、加拿大、澳洲什么的，但没有几个人知道，这世界上还有不少国家把“红色中国”视为与伊拉克同等地位的“不受欢迎国家”，美国人对中国人入境差不多就是采用这样的礼遇规格。
几家留学咨询机构都反映说，学生家长到他们那儿要求最多的就是上美国、加拿大或者英国，你不管解释多少遍，他们就是不听，还说“出国留学不往美国英国加拿大走，还留什么学？”“中介”“中介”，既然是中介，你就只管收钱办手续就行了嘛！北京某留学机构的一位小姐说，她开始很认真地向一些家长介绍去各国留学的情况，特别是作为中介机构有责任向客户讲清楚那些可能给申请留学的人带来麻烦的问题，但来咨询的不少家长似乎都有一种“上帝”的酷劲，或者财大气粗的派头，你给他讲一大通，他根本不听你的，往往坐下不到十分钟，就命令式地对你说：我不听那么多废话，你只管说把我孩子弄到美国或者英国要多少钱吧？
跟这样的主儿说事儿不是对牛弹琴嘛！这位小姐说，既然人家不在乎，我干嘛费口舌说闲话呢？吃了亏，再让他们叫苦吧！
这不，李就是这样一位财不大气很粗的家长。他到某出国留学机构为儿子办申请时就一口认定“上美国”。交完一万三千元手续费后他就走了，到三个月时，机构告诉他对方拒签。
“狗日的，美国佬有什么牛的？老子给他送钱去，他还不给脸啊？等，看他到底签不签！”
又是三个月，美国佬像有意跟这位老兄较劲：再次拒签。
机构派人好心劝他别再“一棵树上吊死”，像新西兰、泰国什么的学校好签多了。不妨让你儿子到这几个国家去上学。
凭什么？老子堂堂大中国，干啥上那屁股大的小国家？他们能有哈佛吗？能有麻省理工学院吗？没有嘛！没有让我儿子去干啥？这老兄不服，非要再等不可。
如此来回五次，美国佬就不给他儿子签证。
这老兄急了，气得要上美国驻华大使馆“骂娘”。“你骂娘也没用，说不定还会被美军陆战队士兵把你毙了！”
“他敢——！”
最后，这老兄还是没有实现把儿子送到美国读书的愿望。时间已经过去两年。儿子在家无事可做，整天跟游戏机作伴。等到老子为他改签到新西兰某学校时，这孩子已经没有了学习兴趣，成天里想着他的电子“伙伴”。一怒之下，他老子把自己在国内的公司也关了，带着老婆孩子跑到了新西兰。
不知天高地厚的这位孩子家长，到新西兰后顿时发现自己像头不会说话的傻狗熊，什么事都干不成，甚至连出门都要让低能儿子在前面领路——儿子多少还能说些英语。一家有三口之众，在新西兰又找不到像样的工作，一天从睁眼开始，样样都得付钱，不出半年，这位老兄苦不堪言地对老婆孩子说：我们回国吧，这儿不是我们呆的地方。
当这个三口之家从新西兰返回中国时，这位家长出了机场就情不自禁地大哭起来：说这几年一定是吃错了什么药，要不干嘛白白扔了近百万元钱却没落实成一件事？最使他痛苦的是，把孩子上学的事全耽误了。晃荡了三年的儿子，现在不但上不了高中，连职高都考不进去。他说是他不现实的出国留学梦，一夜之间把全家人从往日的“贵族”又变成了贫民。
据中国留学生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介绍，盲目使得不少人的少年出国留学美梦，反而成了一场场噩梦，这全因为许多家长求学心切和愿望过高所致。他说美国的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英国的伦敦、剑桥大学，都是全世界著名的学府，它们对学生的要求非常之高，收费也十分高，而且每年招生都有计划的人数。所以选择这样的学校，就得考虑自己各方面的条件是否够得上。中学也是一样的道理。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等国，他们虽然已经对中国开放了，但毕竟是有条件的开放，一些家长一提出到美国读书，选择的不是纽约，就是华盛顿、波士顿这样的名城名校，他们哪里知道这些地方的学校，就连美国富豪达官贵人的子女也未必都能进得去。另一种被连连拒签的原因是，申请人常常不关心学校情况，也不关心孩子上学后会遇到什么情况，整个申请留学过程，使人容易认为有明显的移民倾向。
“废话。我送孩子出国留学，你们中介机构和对方国家管得着我有没有移民倾向？”有的家长正理讲不清，邪理讲得你真没法回答。
其实，“老外”对中国人的心事摸得就是准。有个女士与丈夫离婚后，一心想把孩子送出国上学，因为她不想再与前夫生活在同一个城市，甚至同一个国家里，眼下的生活，使她无法摆脱心头的那团阴影——她同丈夫离婚就是为了那次令她永远抹不去的一幕：那天她出差提前了一天回来，本来在临上飞机时准备给“老老实实”呆在家里的丈夫打个电话，告诉他一声她临时改变了计划，先回家，下次再到上海参加一个会议。可是一忙乱没打成电话便上了飞机。下飞机后她直奔家里，想趁他和孩子都没有回家之前准备些饭菜，好让小别的一家温馨一番。哪知在她开门进屋的一瞬间，她眼前出现了电影情节中的惊人一幕：自己的丈夫正赤身裸体地与一个同样赤身裸体的女人睡在本该属于她的床上。离婚后，她觉得心头的阴影一刻也没有驱散。孩子判给了她，因此她有个强烈的愿望：先送孩子出国读书，然后母女俩移民出去。在这样的心事下，她很快与女儿商定到新西兰或者加拿大或其它什么地方去都行，就是一条：离中国越远越好。或者与其说离中国越远越好，不如说离“他”越远越好。
钱交了，第一次申请的是加拿大。钱要的不是太多，她觉得努力一下可以维持孩子的上学和自己将来出去的生活费。
留学生机构对她说耐心等待吧。但几个月过去后，她得到的消息是：拒签。
这对她来说可是沉重打击，也许换了别人什么事都没有，但她不行。从此，她隔一天就到留学咨询机构跑一趟，追问人家凭什么对她孩子拒签。
拒签的原因很多，可通常中方工作人员是不清楚的，只有领事馆的“洋鬼子们”知道。她就开始跑某国驻华领事馆。人家客气地告诉她：请等等再说。
只好这样了，等吧。
突然有一天，她的电话响了，一个中文说得并不太好的“老外”对她说：尊敬的女士，我们非常抱歉地通知您：您的孩子留学护照没有批下来，我们认为您有移民倾向……
什么？你们怎么就知道我一定有移民倾向？她先是一愣，后来迅速反应过来，反问对方，那边的电话已经挂断了。
“移民，我就是要移民，你们为什么不让我移民？为什么不让我女儿出国留学？为什么？”一场大病过后，她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直奔某国驻华领事馆，对着签证处的官员大声嚷嚷，不停地嚷嚷，重复地嚷嚷上面这几句话。
值勤的武警把她劝走了，她又重新回来嚷嚷。后来人家只好强行赶走她，可第二天她又来嚷嚷，再重复地嚷嚷那些话。公安人员不得不通知她女儿，女儿跑到派出所看到自己的母亲被关在一间又潮又湿的水泥房子里，哭着对公安人员说：求求你们了，我妈有病呀！
有病还放她出来？公安干警瞪起了眼睛。女儿含着泪，只好把她带回自己的家。
那天，某留学咨询机构正式通知她女儿：她留学的事看来已经没戏，念她母女可怜，退还一万元钱。女儿双腿跪着给人家磕头，然后带着钱和母亲，朝市精神病院走去……
在相关的出国留学服务机构里，工作人员与客户矛盾最多的要数“算后账”。所谓“算后账”就是出了钱的结果没有达到留学目的而发生的种种纠纷。显而易见，有的是服务机构事先没有把各种可能性告诉那些急于求成的客户，有的是出国留学者对前往所在国的留学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估计不够。
西方国家的教育确实有很多先进的地方，但西方毕竟与中国不一样，文化、道德和信仰上的差异，使我们那些只有十几岁的孩子很难把握自己。
杭州有对夫妇的孩子是在高二时出的国，当时孩子在班里的成绩排在倒数第二，显然属于高考要淘汰的那一类学生。女孩子长得标准的西子淑女，但就是成绩上不去。父母不甘心让女儿将来就当个旅游公司的导游，他们希望她在“中国天堂”之一的杭州市能有所作为，于是，在四年前就通过出国留学咨询服务机构，把女儿办到了瑞士一所旅游服务管理专业学院留学。因为孩子的高中没有毕业，所以还得在那儿念大学预科和英语文化课补习，这么两年下来，孩子的成绩可以称得上“呱呱叫”。这一点西方人早有名言在先：世界的学生中，中国学生的考试能力堪称一流。一个在国内较差的学生，到了国外同等学校，也可以获得前几名的考试成绩。杭州这对夫妇的孩子原来上的是市属普通中学，却也是不错的老学校，所以她在瑞士大学预科班里成绩一直保持在一二名水平。往日西子湖畔的失落感，在这儿荡然无存，到处是受人赞美的目光，加上天生丽质，该学生骨子里的那种好胜与占有欲开始慢慢膨胀起来。先是嫌父母每月寄的钱太少，再就是觉得自己的黄皮肤不如人家的白皮肤，更嫌自己的头发不是黄的——这并不难，到美容店处理一下就可以。独苗苗一个，满足她吧！夫妇俩一个在杭州机关工作，一个干个体，年收入也就在十来万元，这些钱一分不剩寄给瑞士读书的“千金”还不够她开销。无奈，只能将希望寄托在干个体的老爸身上。原本安份守己做些小买卖的他，只好不时捣鼓些“黑”的、“黄”的，以维持生计。每一次“半夜‘机’叫”（女儿打来的长途电话），都得让当老爸的心惊肉跳地跟工商管理人员“玩”一个星期“猫抓老鼠”的把戏。
去年，女儿的预科班结束前夕，正好在机关工作的母亲有十几天工休假，于是夫妇俩决定前往瑞士“监督”一下孩子考大学的情况。第一次出国的这对夫妇，生怕上了飞机就惶旎来似的，长途电话里跟女儿千叮嘱万“希望”，可一下飞机场连女儿的影子都没有找着，就在他们焦急万分又无可奈何时，一个棕色皮肤的印度青年拿着一块上面写着一行英文、一行中文的小纸牌走到他们面前，并说了半句刚刚能听懂的中文：你们好，我这里有……这对夫妇接过印度青年递过来的纸条才知道，这是女儿让同学来接他们的“委托书”。女儿在纸条上说她由于与朋友去度周末，不能来接，先让“二老”在安排好的一个公寓里住下。夫妇俩到达公寓后谢过那个印度青年，便开始打量房间：一室一厅，家什齐全，但独缺食物。女儿在桌子上留下一个纸条，说公寓下面就是一个超市，过马路是菜市场，你们可以自己去采购。夫妇俩一看纸条就气不打一处来：她当我们什么人了？大老远人生堤旎熟地跑来看她，她倒好，自己出去玩了，让我们一惊一咋地在异国他乡丢人显眼？第一天，夫妇俩没有出一步公寓门，在家里吃了一天自带的方便面，第二天当爸的就觉得肚子不妥，一个小时里稀里哗啦跑了四趟厕所。当妈的说我下去到超市看看能不能买点“止泻药”。她穿好衣服，换上鞋子出了门，可一会儿就空着手回来了，说超市里不卖药。当爸的说你不会问问哪个地方卖？她说还用问：肯定是药店里有呗！当爸的说那你干嘛不赶紧给我买回来？她说我正要问你呢！离杭州时我说要准备些药，省得到瑞士来咱订连一句完整的英语都不会讲，买不上药你说没事，有我们女儿呢！现在倒好，你肚子吃不消了，可女儿上哪儿去了？一听这话，当爸的就火冒三丈：时隔不到两年，她已经根本不把我们父母当人对待了！
第二天，夫妇俩又在空荡荡的屋里守了一天。正在他们着急的时候，女儿上气不接下气地“咚咚咚”敲门而入。进门的第一句话就问：有什么吃的？快饿死我啦！
躲在床头的父亲没好气地说：快饿死的是我跟你妈！我们上哪儿弄吃的？
女儿不高兴了：什么？你们大活人两个在家闲着，就不知道自己买点东西？非得等我回来？
当爸的火了：这里不是杭州！我跟你妈不靠你靠谁？还好意思说，就知道自己玩，连去机场接我们都不去，你当我们是要饭的？
女儿也火了：不是已经给你们写得清清楚楚了？还嫌这嫌那！我当初到这儿才十六岁，你们怎么就那么放心？
你、你……你怎么这样讲？我们还不是为了你好？
为我？哼，恐怕是为你们的面子吧？
混蛋！你花去了全家的积蓄，怎么就不知一点好歹？父亲开骂了。
好了好了，看你们父女俩，好不容易才见面，就吵架，像什么话？最后是当母亲的圆了场。但这开场白的不和谐似乎注定了这一家人水火不相容的局面。
当晚，母亲在跟女儿单独谈话时也批评她不该只管自己玩，把父母扔在一边不管。女儿不服气，说每个人生活都是独立的，我为什么一定要因为你们来了就打乱自己的计划呢？再说本来是要亲自去机场接的，但后来有朋友相约外出，就没有去接了。
母亲说这事不提了，于是便问起学习和生活的情况。
女儿没有回答，反问道：给我带了多少钱来？
母亲有些生气了，说你这孩子怎么变成这样了？除了向家里要钱外，也该跟家里说说你自己在这儿的情况呀！
女儿说：这里一切正常呀！没有什么好说的。我问你们带钱来没有是因为这是我最需要的，我挑最需要的说，有什么错？
母亲不说话了，两眼阴沉下来：这孩子与过去不一样了。她长叹了一声，没有把心里的感觉说出口。
她默默地打开包，取出一个大信封，毫无表情地说了声：里面是五千块美元，你下学期的学费和生活费。
女儿什么话都没说，接过信封就站起身说：妈你们先歇着，我回自己的地方住。
当妈的吃惊道：我们老远来这儿，你不跟妈多呆一会儿？
她说：天不早了，明天还要上课。她随手抄起张纸片，写了个电话号码，说有事可以打这个电话。说完，朝屋里说了声“爸妈，我走啦”便出了公寓。
女儿一走，当妈的就开始流泪，后来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当爸的气上加气，说你把那个电话号码给我，我找小混球说话！
那时估计已经到半夜二三点钟了。那边的电话通了，但接电话的是个男的，且说着叽里咕噜的外语，当爸的什么也没有听到。后来他连续说了几遍女儿某某某的名字后，对方大概才明白过来。
喂？是爸？！有什么事吗？这回是女儿的声音。
当爸的一听奇怪地问：这是你住的地方吗？
女儿说是。
那你身边怎么是个男“老外”？
女儿没有回答。
你说呀！他是你什么人？怎么跟你睡在一起？说呀！当爸的气急败坏地大声嚷嚷起来。而对方则“啪”地将电话挂断了。
当爸的两眼发绿，胸脯起伏对当妈的说：你赶快给我起床，我们要个出租车，去找你那个宝贝女儿！
当妈的开始不信，后来亲自抄起电话又不停堤歃号码，但就是拨不通。
放心，她正跟不知哪一个毛茸茸的野驴睡得热乎，怎么会接你的电话呢？当爸的阴一句阳一句地一边说一边催当妈的赶紧穿衣出门。
你咋唬有啥用？这儿又不是杭州，我们到哪儿去找她？
当妈的一句提醒，使当爸的一下倒在沙发上。半晌，他才对着黑乎乎的窗外说了一句：千不该万不该，最不该把囡囡从国内放飞出来……
由于后来夫妇俩坚决要求女儿休学回国，而女儿也同样坚决不同意，于是，这个本来非常美满的家庭出了裂痕，以往的那种亲情，从此再也找不到了。
现在女儿仍在瑞士读书，但她已经不要父母寄钱了，自从那次不欢而散的见面后，她自认为与“不可能了解西方生活方式”的父母之间“距离太大”，于是决定即使大学毕业后也不会回国了。当爸的与当妈的在瑞士看到和感受的一切已经使他们伤透了心，也决定不再上心女儿的事了。“再上心也没有用”——夫妇俩最深刻的体会是：含辛茹苦抚养十六年，不如在国外放飞一年半载。孩子虽然还用他们的姓氏，但人身却已经不是他们家的了，也不可能是中国的了。
女儿仍在逢年过节时从瑞士寄来一个写有中英文的贺卡，但她的父母看了后感觉不到半点亲情。
其实，在众多少年出国留学生中，类似上面的情况并不在少数。专家认为，现在少年出国留学的年龄比较小，大都是初中、高中生，几乎是清一色的独生子女，虽然看起来，他们个个长得颇有成人样，说话办事也有几分成熟感，其实恰恰这一代孩子最缺乏自我管理能力、个人自控意识，特别是他们对国家、对民族、对人生的认识，基本处于空白状态。又长期受应试教育的高压，稍稍懂事就被课堂上无休止的灌输和课后如山的作业包围了，他们除了教室。家庭，再就是电视节目之外，基本没有任何独立生存与独立思维的可言。这些貌似青春与健康的孩子，经不起任何风吹雨打。当他们走出国门后，接受的是松散式的教育形式，在那种高度开放条件下，孩子们一下感受到了全新的和彻底的放松，所以最容易无目的无防御地接纳异国他乡的新鲜事物。这就使得他们常常在缺乏任何抵抗能力的情况下，被西方社会一些不良文化、不良习性甚至是不良的政治观点、民族意识所侵袭和腐蚀，最后变成连自己的父母。自己的祖国都认不得的“中西混杂儿”。
“我们把孩子送出去最担心和最后怕的，不是多花钱，而是怕他拿回一张外国文凭，失去的却是中国人的本质。”
从一位家长发自内心的担忧，我们没有理由对未成年者出国留学保持警惕。在知识社会和科技水平迅猛发展的时代，拥有一张高等学历的文凭固然重要，但对一个家庭、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而言，人的精神素质是第一位重要的，没有了正确的民族自尊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亲情，即使人人都变成了博士，我们的世界和社会也未必是最幸福和美满的。有位社会学家指出，少年出同留学本身并不是一件坏事，它可以从另一条途径解决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存在的种种问题，如入学率低、教学内容呆板等，同时它也体现了我国对外开放程度，促进社会力量来鼓励民众通过多种渠道，学习世界上一切先进的科学与文化包括民族、人文等等方面的优点，从而更好地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服务。但如果对少年出国留学工作不加以科学和有效的管理与引导，就可能出现良莠不分、盲目消极和适得其反的效果。特别要教育和引导家长们不要只为躲避孩子参加国内高考的激烈竞争或者为纯粹去混个“洋文凭”而把子女送出国。因为毕竟国外教育水平也参差不齐，一些国家的高学历知识在中国未必就有用武之地，而同样的知识和能力，低于十倍的投入其实在国内大学就能获得。特别需要引起中国家长和学生警惕的是，国外某些投机分子一直在打中国下一代的主意，当他们看到中国人对大学教育的那种痴迷程度，往往放出种种烟幕让你钻。到头来，就是全家跳进太平洋也于事无补。
西安市的蓝先生就是这一教训的典型。他在前几年接待一个美国旅游团时认识了一位美籍马尼拉人，这位“热心”的马尼拉人听说蓝先生因上高三的儿子成绩偏差，急着要把孩子送到国外读书，以免遭将来无学可上之耻，便称他的一位朋友在芝加哥某教育学院当院长，可以帮助蓝的儿子办理留学手续。蓝先生当然非常高兴和感激，他向这位马尼拉“友人”交了一万元美金，办妥了儿子去芝加哥留学的手续。一转眼就是两年，儿子说他已“毕业”准备要回国。蓝先生对儿子说，你既然在美国读的书，干脆在那儿找个工作，等几年再拿个“绿卡”，我们全家人也好一起移民到芝加哥。儿子对他说，别隔着大洋想美事了，我那个学校在美国根本没人承认它的学历，我哪儿也找不着工作，假如不回国的话就只有等着挨饿。蓝先生这才知道上了大当，再托熟人一打听，人家对他说：美国人开学校跟香港人注册公司一样简单，出上几百美元就可以了，但不是所有的学校都是国家承认的，尤其是芝加哥，在美国也是出了名的“卖假文凭”的地方。不信，你出三百美元，用不着把孩子送出国，我照样可以弄回一个“芝加哥某某学院”的文凭来！蓝先生和儿子吃亏大啦，先不说儿子这两年多中花去的几十万元，单看看儿子拿回的课本学的那些东西，他蓝先生就差没气歪鼻子：那书本上说，西安曾是中国西部的首都。
蓝先生问儿子：你长在西安，不知道西安是中国西部的首都，还是中国历史上的首都这两者之间的差别？
儿子道：我管它答案对还是错？你不是让我出国留学什么都不要管它，只要把文凭拿回来好找个工作吗！
蓝先生气得真想从古城墙上往下跳，只是他没有了却一桩心事：“留学”回国的儿子还没有饭碗，得替他铺路打点……
然而，“回头”的蓝先生父子俩发现，在他们的面前并不是宽阔的海岸。已经到了大学年龄的儿子却连张高中的文凭都拿不出来。有的招聘单位就好奇地问蓝先生你儿子不痴不傻，为啥连高中都没念完？蓝先生只好说“情况特殊”、“情况特殊”，他哪好意思为儿子掏出那张芝加哥的假文凭来。
新世纪刚刚到来之际，西安市的某“展览中心”又张贴起“国际留学咨询会”的大幅广告宣传画。有人见了蓝先生就向他“讨经”。蓝先生只是临转身时说了句：当心狼来了！
走投无路的蓝先生，最后只好跟一个私立学校的高中班联系，将已经过了高中年龄的儿子重新送进本国的学校继续“留学”——留级上学。
想留级就能上学了？对呀！那是“贵族学校”。
“贵族学校”？都是有钱人的孩子在那儿上学？当然。没钱。没大钱的人怎么叫“贵族”？蓝先生因此不得不又掏了五万元把儿子送进这所“贵族学校”回炉重读高中。“唉，我算是服了，折腾几年下来，口袋空了，儿子学业耽误了，如今剩下的只有整天的唉声叹气。”每当人们问起他儿子的事时，蓝先生一脸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