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流/守忠
提起种业界的“南袁北李”，人们早就耳熟能详，如雷贯耳。
2005年11月8日，亚太地区种子协会第12届年会在上海隆重举行。
李登海在这次大会上获得了“中国玉米产业重大贡献奖”。
农民出身的“中国紧凑型玉米之父”李登海与被誉为“中国杂交水稻之父”的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并肩站在了世界种业领域的最高领奖台上。
“南袁北李”由此而得名。
李登海以自己的科技创新，使我国拥有了玉米育种的农业核心技术，率先实现了种子的产业化，对促进我国的粮食增产和保障粮食安全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他的玉米，最大推广年份占中国玉米种植面积的43.5%。
2009年，李登海以高票当选“全国道德模范”，并荣获第四届中国“发明创业奖”特等奖及“当代发明家”的称号。
这个富有传奇色彩的“北李”，最初只是个在农田里劳作的普通的庄稼人，他缘何从一个庄稼汉子成为振兴民族种业的巨人，从一个农业技术员成为有突出贡献的科学家，从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成为全国人大代表，从一个农科队长到农业部专家顾问组成员，从一个农村青年到全国青联副主席，从一个农民到全国人大常委委员，从一贫如洗到拥有十几个亿资产的上市公司董事长，从一个初中生成为多所农科院校的教授、博士生导师……
到底是什么精神支撑着李登海呕心沥血地致力于种子事业呢？他在这条路上一定付出了艰苦的代价吧！
李登海在这条路上走了三十八年。
这三十八年，对李登海来说，的确是一条艰辛而漫长的创业之路。
李登海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出生于山东莱州市西由镇后邓村。
李登海最初的名字叫李万，后来父亲给他改名为李登海，是希望他长大后能到海上谋生计。
对于李登海来说，童年最刻骨铭心的记忆就是：饥饿。
1958年，家里的锅都拿出去炼钢铁了，公社统一发粮票去食堂吃饭。可粮票发得很少，经常有了上顿下顿没着落，肚子里总是感觉空空的。
一次，家里只剩下2两粮票了，食堂做了四两一个的窝窝头，2两粮票只买到了半个。捧着热乎乎的窝头，饥肠辘辘的李登海真想一口吞进去，可他没有，他步伐踉跄地走出食堂，把半个窝窝头掰了一半给了等候在那里的母亲。
当他转过身时，突然看到邻居邓守盛正眼巴巴地盯着自己手里的窝窝头，那双无神的眼睛因饥饿睁大了，嘴里还流着口水。李登海怔了一下，最后毫不犹豫地把手里的窝窝头给了他。
母亲心疼儿子，把手里的窝窝头塞给儿子。
李登海摆摆手说：“娘，你吃吧，我不饿，真的。”
李登海中午饿着肚子，晚上也没有吃到东西。
这一天，母亲从地里回来了，李登海愁眉苦脸地说：“娘，我做了稀饭，可不知咋回事总是熬不稠。”
母亲顿时眼圈就红了，她哽咽着说：“万儿，你长大了，知道帮娘干活了，娘真高兴。”
说着打开锅盖一看，笑了：“傻孩子，你急乎乎地弄错了，这是豆面，咋能熬稠呢？”
说着急忙赶到院子里，抓来一把树叶剁碎了扔进锅里，然后笑着说：“来，看看，现在稠了吧！”
吃饭的时候，不知为啥粥辣得难以下咽，原来，娘在剁树叶的时候，误把一些辣椒剁上了。即便是被辣的泪水横流，可谁也不舍得倒掉，因为这是家里仅有的粮食了。
1960年，家里真的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没有可吃的东西，连树皮、野菜、水草、玉米穗轴、地瓜藤都成了填饱肚子的东西，后来连这些都找不到了，就去搂一些树叶，搂不到了就拿杆子打。
母亲是个小脚女人，干不得别的，只能围着锅台、磨台、碾台转，李登海就经常帮母亲给队里推磨。有时候饿得实在受不了了，就顺手抓几粒填在嘴里。
在李登海的记忆中，玉米的味道是多么香甜啊！
那时候，能喝上一碗玉米面粥简直就是一种奢望。
1962年，李登海给生产队在河床上晾地瓜干。他意外地发现了一个老鼠窝，里面有一些玉米，李登海欣喜若狂，赶紧把玉米挖出来带回家。
那个年代，经常有人被饿死。姥姥和姥爷住在邻村，姥姥就是因为饥饿，过早地撒手人寰。
这对李登海触动很大，他的心中升腾起一种朴素的信念：我长大了一定要让乡亲们都吃上饭。
1966年的夏天，初中毕业的李登海回到村里，过上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当起了地道的农民。
那时，国家开始重视粮食生产。全国各地都掀起了学大寨的热潮。1972年，村里成立了农科队，李登海很喜欢钻研农业技术，自然就被选入队里，由于表现突出，还当上了队长。
现任登海种业副董事长的毛丽华，是全国三八红旗手，也是我国育种领域颇具影响力的女专家，1976年高中毕业就被村里选拔进了农科队，当时李登海不仅是队长，还是村里的支部委员。
提起当年育种条件的艰苦，毛丽华就有一肚子的话要说：
“当时村里为了支持农科队，分给我们一个牲口棚子。那时东间还养了2匹马，记得我们讨论科技创新时就在那2匹马的旁边。”
她接着说：“虽然条件这么艰苦，可是大家还是很兴奋。我们就在屋旁边自己动手挖了个土温室，大家都高兴极了。谁料老鼠钻进去把刚出土的玉米苗啃了个精光，第二天我们看到那个场面时，大家都哭了。这么长时间的努力都白费了！”
这年春天，搞小麦育种的专家方正老师带来了一份考察报告，这是我国农业专家1970年赴美国考察后撰写的报告。报告中介绍了美国的玉米育种情况，其中还特别介绍了美国专业搞杂交玉米产业的先锋种子公司，这个公司由美国农民华莱士先生创建，并介绍了他们研制的玉米每亩最高产量达到了2500多斤。
这个报告，对李登海触动很大。他们当时种的“二马牙”、“小粒红”等农家玉米种，产量一般都在二三百斤左右，而美国的最高产量竟然是我们的8至10倍！
这个23岁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坐不住了，他清晰地记得毛泽东同志说过：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魄，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李登海认为美国农民能办到的事情，我们中国农民也一定没问题，而且我们还要超过他们。
从那时起，李登海就立志发愤图强，努力拼搏。他的想法有了一个新的方向，自己在土地上搞科研不仅仅是为了吃上饭，而是要当一名农民科学家，为中国的粮食增产做贡献。
同时，他也很清楚，实现粮食增产不能空喊，必须从农业科研入手。
他经常在反复思考：我们的产量低，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是我们的土壤不好，种子不好，还是我们没有出到力？
李登海经过反复论证，最后总结出：玉米产量上不去，无非就是这三个方面：土壤肥力条件差、缺少高产玉米杂交种、欠缺科学的管理技术。
针对土地肥力差，在有机肥料不足和化肥奇缺的情况下，李登海就带领大家想尽一切办法寻找肥源，掏厕所、打火炕、挖驴脚、积土杂肥……在买不到钾肥的情况下，每个人每天都从家里背来草木灰来补充钾肥。
为提高玉米产量，李登海在管理上也下足了工夫，从播种到收获，每个环节都亲力亲为，力求做到科学性和先进性。
玉米有雄穗和雌穗之分。一亩地有几千株雄穗，通常一株一般有3000万颗花粉粒，而雌穗授粉根本用不了那么多，不仅如此，雄穗还要吸收大量的养分，影响雌穗的长势。
李登海就采用去除部分雄穗的方法，收到的效果非常好。这样一来，雌穗达到了粒大粒重，虫害减轻了，降低了株高，在一定程度上还增强了玉米的抗倒伏能力。
李登海收集了当时全国最好的玉米种子，历时8年，累计进行了140多块高产田攻关，发现大多数品种亩产连600斤都达不到，想超越亩产700公斤根本不可能。
那时种的都是平展型杂交玉米，这种平展型的叶片呈现平展的形状，种植较稀的情况下并不明显；可是如果要追求产量，种植密度必须加大，当每亩增加到4000株以上时，就显示出了它的缺陷：叶片之间互相遮光，通风透光性差，植株细弱变高，不抗倒伏，而且有严重的空杆现象。
经过严格地测算，李登海发现：平展型玉米杂交种根本不具备亩产700公斤以上的能力，再怎么努力也是徒劳。
能不能让叶片竖起来，充分利用光照，加大播种密度呢？
这让李登海苦思冥想。
1974年，李登海被公社推荐到莱阳农学院进修。
在这里，李登海如鱼得水。徜徉在知识海洋里的李登海，梦想似乎在这一刻插上了翅膀。
在这里，他彻底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中国农民靠天吃饭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依靠科技兴农的时代已经来临。
玉米育种专家于伊老师说：“现在的玉米是平展型的，要想提高产量，就得培育叶片上冲、适合密植的紧凑型玉米。”
老师的一番话令李登海茅塞顿开。
全国玉米育种的权威刘恩训老师甚是欣赏李登海痴迷的学习劲头，也很偏爱这个如饥似渴、好学上进的好苗子。
刘老师郑重其事地交给李登海20粒从美国带回来的杂交玉米品种“XL80”。
李登海将这20粒种子视若珍宝，激动地把它们捧回家。
经过多次试验，李登海从“XL80”中分离出2000多个株系，从中选择了株型最理想、配合力最高的“掖107”。
1975年春天，玉米收获的季节到了，大家都很有信心能够“破纪录”。
农业站的专家们也早早地来到地里，他们要亲自见证这个“好成绩”。
亩产1024斤！这是有史以来的最好成绩，而且已经达到了以前产量的2倍多！
李登海欣喜若狂，他第一次看到了科技的威力，感受到了创新带来的喜悦。
这次突破让李登海看到了希望，也坚定了赶超美国的决心。他先后引进了国内的100多个品种，尝试了多次，但无论如何都突破不了1400斤。
庄稼人历代选种大多是在当年的玉米中选出品质最好的在第二年种到地里，再选出最好的作为次年的玉米种。这样反复六七年，这个品种才能得到稳定。但即便是历经六七年，也未必就一定能培育出良种。
可人生又能有几个六七年呢？也许有的人一辈子都培育不了一个良种。
这样的话，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美国，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了。
李登海陷入了沉思，他不能再等了。
北方的玉米一年只能种植一季，为了加快育种速度，正月里，李登海就在院子里搭起了塑料大棚，提前几个月就开始播种，当别人开始播种的时候，他已经有了第一次收成。到了秋天，李登海就迎来了他的第二次收获。
一年两次的收获还是让李登海不满足，他觉得育种的速度太慢了。
李登海记起了在农学院的时候，听老师说秋冬季是海南种植玉米的最佳时节。
对，夏天在北方，冬天到南方去！
说干就干，李登海当机立断，他决定离开家乡，到海南进行加代育种。
1978年冬，李登海和伙伴们背上一桶猪大油和一些虾酱，坐上了南下的火车。经过8天8夜的颠簸，他们来到距离三亚15公里的荔枝沟镇。
这是一个只有11户人家的小村落，他们租了一块无人开垦的荒地，住进了一间早已被黎族人废弃的破茅草屋。
坐落在大山脚下的这间破茅草屋，破烂不堪，连门板都没有，却是那时他们唯一的栖息地。
晚上睡的是木棍支的床铺，为了防止水牛破坏玉米苗，有时候还要睡在垅地里，夜晚经常有蛇和野兽出没，头上蒙一条麻袋，脚上再套一条麻袋才能躲过肆虐的蚊虫。吃的更是简单，就是架在火上烧烤的面疙瘩。逢上雨天，破屋还到处漏水。
这样的恶劣条件，常人都无法想象，李登海还乐观地给这间破茅草屋起名为“风摇楼”，并为当时的境况题了一首诗：“绿叶顶天风摇楼，烈日蒸烤度白昼。蚊轰蛇巡虫鸟唱，浸泡长夜是湿露。遥看五指缭绕云，近看椰树摇长风。育种田边住一宿，胜过宾馆超五星。”
李登海抱着艰苦创业的信念，饱含着“闯”字为先的激情，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他觉得吃点苦没什么。
就是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李登海用“掖107”作母本，在海南育出了紧凑型杂交玉米“掖单2号”。
“掖单2号”长势喜人，长相非常漂亮，引来各地种业专家、学者们参观、考察。
李登海忙着给大家介绍、讲解，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以前，庄稼人是靠天吃饭，像旱涝、病虫、狂风、冰雹等天灾对庄稼的损害是无法避免的，也是无能为力的。对此，有了多年播种经验的李登海也早有思想准备。
9月1日这天，李登海的心情产生了巨大的落差。始料不及的事情在这一天还是发生了。
下午四点多，晴朗的天空一下子“变了脸”，狂风大作，不久就刮得昏天黑地。紧接着，豆大的冰雹零星散落，很快就密密匝匝，越下越大，越下越急。
李登海听到声音，急忙从农科队矮小的茅草屋出来，眼前的这一幕把他惊呆了，肆虐的狂风夹着冰雹将大树连根拔起，甚至一些房屋都被“揭了盖”。
他随手捡起一颗冰雹，一称，足足有7.5公分！
坏了！李登海没命地向玉米地跑去，大块的冰雹劈头盖脸地砸在头上、脸上、身上，一阵阵生疼，他顾不上了。到了地里，眼前呈现的是一片惨状，玉米全部倒折了，平铺在地上。李登海一棵棵地查看着、抚摸着，最后一屁股坐在玉米地的水沟里，放声大哭。
整整一年的心血，365个日子的耕作与操劳瞬间付诸东流，李登海心疼啊！
老天似乎和李登海开了个天大的玩笑。
40分钟过去了，风停了，天气恢复了晴朗，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
他默默地回到办公室，顺手拿起一张报纸，写下四个字“肝裂心碎”。
其实冰雹天气李登海以前也见过，只是没想到这次这么迅猛，这么具有摧毁性，太让人措手不及了。
李登海沉默了许久，想了很多。
玉米高产胜利在望，自己已经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几年的辛苦已经初见端倪。怎么能够绝望呢！
他咬咬牙：开创玉米高产的事业绝不能停止，明年再来！
不仅如此，这样的天灾李登海在38年的高产攻关中经历了七八次，每次毁灭性的灾难不仅不能摧毁他的信念，反而都被他看作是一次新的挑战，更加激发了他坚持下去的斗志。
有人说，意志坚强的乐观主义者用“世上无难事”的人生观来思考问题，越是遭受悲剧打击，越是表现得坚强。
李登海就是这样的乐观主义者。
马克思说：在科学上面是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的，只有在那崎岖小路上攀登，不畏劳苦的人，才能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
李登海最喜欢这句励志名言，并把它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每年除夕他都会把这句话认认真真地抄在本子上，而当他遇到挫折的时候也会拿出来反复揣摩，并从这句话里总能悟到什么，并找到坚持下去的信念。
流水在碰到抵触的地方，才能把它的活力释放出来。
1979年，因为那场冰灾，李登海却意外地找到了抗倒伏的良种，“掖单2号”终于培育成功。它株型紧凑、透光通风好、穗大粒重，被很多业内人士看好。
“掖单2号”果然不负众望。经专家们验收，当宣布结果：“掖单2号”亩产7769公斤！另一块高产田的“掖单3号”亩产7711公斤！现场引来一阵阵热烈的掌声。
“掖单2号”、“掖单3号”的高产，进一步验证了研究紧凑型玉米杂交种的成功和它的可行性，也确定了李登海此后的研究方向。
媒体纷至沓来，争先报道这个玉米高产的好消息。
就这样，李登海每年在北方培育一季，再在海南加代选育两季。相当于把一年的科研时间延长了三倍，用30年完成了100年的育种研究。
李登海和时间赛跑，最终跑在了时间的前面。他的研究成果似一粒破土而出的种子，飞速生长，势不可当。他以每年3至4代速度快速推进着育种科研的步伐，两三年就能育出一个品种。
从山东到海南，一个又一个玉米新品种，如雨后春笋般接踵而来，掖单6号、7号、8号、9号、10号、11号、12号、13号……紧凑型玉米、杂交夏玉米产量也随着新品种的降临而不断飙升，一次次打破由李登海自己保持的纪录，它不断地突破800公斤、900公斤、1008.8公斤，直至1096.29公斤。
为了让更多的农民掌握玉米栽培的先进技术，早一天将每一颗优良种子交到农民手中，帮助农民增产增收。李登海在全国各地不同的生态区选设了800多个示范点，成立了32个试验站，并抽调300多名专业人员，实行免费讲座，指导栽培和管理。全新的科普推广方式受到全国各地农民热烈欢迎，使紧凑型玉米高产栽培模式在全国玉米主产区得到广泛应用，涌现出一大批亩产超1吨的高产典型，带动了我国玉米生产的发展。
李登海说：“我爱土地，更爱农民兄弟。”
再也没有比农民兄弟丰收的事更让他高兴的了，再也没有比农民兄弟困难的事更让他牵挂的了。
有一年，新疆制种基地意外地遭到了一场冷空气的侵袭。眼看着就要收成的20万亩500万公斤玉米种遭了冻灾。受冻后的种子发芽率达不到国家要求的标准，只能按照每公斤1元作为商品粮出售，而当时的合同价是每公斤3元。
农民们一筹莫展。
李登海毅然决定按照种子合同价格全部收购。
他说，是为了树立农民们种玉米的信心，保护他们的积极性。
李登海为这个决定，多支付了农民们1000多万元。
迄今为止，李登海的玉米推广种植面积已达12多亿亩，增产玉米1000多亿公斤。
李登海找出来一封细心珍藏的书信。这是一封来自云南西双版纳自治州政府的感谢信，信中有这样一句话：“自解放以来，我们用你的掖单2号，第一次找到了温饱之路。”
这是对李登海殚精竭虑培育良种最好的鼓励和最朴实的褒奖。每次看到它，李登海都会感到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1984年冬，由于农村改革，李登海所在的农科队解散了。他也成了县科委的副主任，端上了人人羡慕的“铁饭碗”。坐在办公室里的李登海却如坐针毡，不知所措。失去了玉米育种和创新的平台，他感到空虚，无所适从。他想，如果从今以后坐在办公室里，自己的梦想就难以实现了。
几天后，李登海提出了辞职。他决定扔掉“铁饭碗”，回家种地。
这个举动让周围的人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要放弃进城、转干、吃“皇粮”，而非要去当那个吃苦受累的“泥腿子”呢？
个中原因只有李登海心里最清楚。
当时全家的户口都农转非了，农村已推行联产承包制，李登海因为在村里没有户口，所以没有分到地。他硬着头皮把母亲的户口转回农村，利用母亲的几亩粮田和租来的地搞玉米育种。
要在农业科技发展上蹚出一条新路子来，这是李登海的一个新想法。
原来，李登海发现，我国的科研、种植、销售属于不同的部门，各环节容易脱节，不能紧密结合，影响科研成果的转化。
李登海就向烟台市委和掖县县委请示，希望能按照种子的产业化组建一个民营单位，他的提议得到了领导的大力支持。
1985年4月15日，三间老屋，几条麻袋，几个箩筐，租来的一块试验地，几个初中还没毕业的学生和几个朋友，组成了“掖县后邓农业试验站”。在这里李登海得以继续研究他的玉米育种。
1988年4月，试验站改为“莱州市玉米研究所”。这是全国首家集科研、生产、推广、经营于一体的民营农业科技型企业。
自此，李登海正式走上了自负盈亏搞科研、以科研养科研的道路。
这年冬天，李登海又要离开家去海南了，因为村子离县城比较远，李登海决定早点动身，母亲早早起床送他，幼小的儿子听到动静也爬了起来。听说爸爸又要走，儿子拉着爸爸的衣襟，哭了起来：“爸爸，我不让你走。”当看到父亲坚定的眼神的时候，他松了手，无奈地说：“爸爸你早点回来。”
母亲领着儿子一直把李登海送到村口，从家门到村口李登海始终搀着小脚的母亲。一想到没法守着母亲尽孝，操劳了一辈子的母亲80多岁了还得帮自己带孩子，李登海心里就沉甸甸的，不是滋味。这段路似乎走了很长，母子俩都没有过多地说什么。
寒冬的早上，天还很黑，天空中飘着大片的雪花。李登海蹲下来，抱起儿子亲了亲，交给母亲，转身上了车。
车缓缓启动，借着一点晨曦看到一老一小单薄的身影慢慢消失在黑暗中，恍惚中，他看到母亲用衣袖擦了一下眼睛，母子连心，恋恋不舍的是那份母子情，多少个日子，母亲站在村头曾经多少次眺望着远处，李登海难以抑制心中的伤感，突然泪流满面。
这一幕在多年后的今天，还经常清晰地出现在李登海的脑海。
他说今生最对不住的人就是母亲。
如今，每当李登海踏进家门和离开家门的时候，他都在母亲遗像前站一会，母亲那双慈祥的眼睛总是默默地注视着自己，好像在说：“娃呀！你干得好，为咱庄稼人增加了粮食，不再饿肚子了，只是别太累了，你也是60岁的人了。”
侧耳倾听母亲的话语，泪水每次都从李登海眼里迸涌而出。
儿子李旭华从小就长得很瘦弱，李登海的妻子张永慧临产的前一天还在地里给玉米授粉，劳累过度再加上营养不良造成孩子早产一个月。出生后，因为夫妻俩全心扑在事业上，没时间照顾孩子，孩子就由奶奶、姥姥、姑姑轮流养。直到20岁，李旭华的体重才刚够100斤。
李登海亏欠儿子的太多，可是他却从不溺爱孩子。那年，他带7岁的李旭华进玉米地玩，孩子不小心踩倒了一颗玉米苗，李登海照着他的屁股就踢了一脚，疼得孩子哇哇大哭。
李旭华长大一些以后，李登海就把铁锨塞进他的手里，带着他下地，每次从地里回来，孩子的手上都会磨出十几个血泡。李登海何尝不心疼孩子，他是为了锻炼他，培养他对这份事业的热爱。
因为接触得少，李旭华和父亲从小就没有过亲昵的动作。
孩子一直都对父亲抱有成见，认为这个工作狂式的父亲，根本不爱孩子，没有尽到家庭的义务。
20岁之后，李旭华才开始慢慢理解父亲，直到自己的儿子出生，看到李登海对孙子视若珍宝，看到孙子就喜上眉梢的样子，李旭华才彻底理解了父亲。
李旭华认为其实父亲还是个很有人情味的人，他心中充满了爱，那份爱与责任同在，是一份深沉的大爱。
在李登海的心里，家固然重要，可家前面还有一个“国”字，这对于一个有民族责任心的中国人来说举足轻重。他认为，保证科技创新是头等大事，多出科技成果就是爱国行为。
李登海还把“科学发展，创新为国”八个大字写在了自家院墙上，直到现在，一推开后邓村大门，这八个大字就会赫然在目。
李登海的心中装着这个“国”字，所以不觉得苦。30多年来，为了玉米的培育事业，他每年春节都不能和家人团聚，留在海南和他的玉米一起过节。
母亲知道儿子春节回不来，可每年进了腊月，还是会给李登海打电话：“万儿，快过年了，啥时回来啊？”
“娘，又回不去了，您老保重身体啊！”
母亲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又说：“忙就别回来了，我在家里啥都好。你也注意身体，别太累了啊！”
每次放下电话，李登海都会呆呆地坐上好一会。他也是个凡人，也有儿女情长，怎么能不想家呢？
2002年，93岁的老母亲难耐思儿之心，便要求家人陪同坐飞机到海南和李登海过春节。
与儿子在一起，这是多年来母亲过的最高兴的一个春节了。可即便是母亲来了，李登海也没有时间陪她，每天还是照样泡在玉米地里。
没想到这是38年来，和母亲在一起过的唯一一个春节。
当时李登海还打趣似地说，春节对我来说，不像是春节，倒像是“劳动节”。
事实上，李登海的生活日程中，根本就没有节假日、周末、八小时工作制这样的概念。
妻子张永慧给李登海列了一张工作时间表：早6：00—9：00下地，10：00—14：00下地，15：00—21：00下地。
李登海不仅工作时间长，而且工作强度非常大。
研究玉米育种，不同于其他在实验室里的研究，他的实验室就是玉米地。给玉米杂交必须人工授粉，早晨有露水不行，一天当中温度最高时恰是授粉的最佳时期，因此李登海每天都是顶着热浪钻进青纱帐里，身上经常被玉米叶子划得血迹斑斑。
他每年在两地光为玉米套袋就得20多万个，还要逐个观察、记录、选择、分析，全凭人力手工操作。如此繁重的工作，艰苦的工作条件，年复一年，周而复始，李登海却从没有丝毫厌烦情绪和要放弃的念头。
由于常年的紫外线照射，高强度的脑力、体力劳动，李登海严重地体力透支，患上了多种疾病。
可是病魔根本奈何不了李登海。他患上了美尼尔氏综合征，在熬过了十几天的天旋地转、头晕恶心的日子之后，他顽强地硬撑着回到海南。由于长期站立，李登海患上了严重的痔疮，每次犯了病，稍一活动就会疼得钻心，无奈只能去做手术，每次手术后得不到休息，恢复得不好，病情加重了，就再次做手术，如此恶性循环，李登海光这样的手术就先后做过5次。
痔疮未愈，脑血栓又光顾了他的身体，他住进了医院。得了这样的病，半个身体没有知觉。在卧床的70天里，可把李登海憋坏了，他在走出医院的第一天就一头扎进了玉米地，他要去看看那些朝思暮想的玉米宝贝。这期间，他也很不放心，曾好几次催促妻子去地里看看。
妻子张永慧说，疾病对他来说根本不算什么，他把种子看得比命还重要。每次带着种子出门，李登海都不允许妻子和自己乘坐同一个航班。因为他最怕种子出现闪失，出门前总是把种子分成2份，和妻子分别带在身上，坐不同的航班。
张永慧理解他，可是周围不少人都认为李登海对育种的狂热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甚至于让人费解。
李登海不善言辞，可说起玉米培育的话题，他就滔滔不绝，说上几天几夜也说不够，说到高兴的时候，他站起来，情绪激昂地唱起了《三百六十五里路》：多年飘泊日夜餐风露宿，为了理想我宁愿忍受寂寞，饮尽那份孤独，抖落异地的尘土，踏上遥远的路途，满怀赤情追求我的梦想……那年万丈的雄心从来没有消失过，即使时光逝去依然执着……
这是李登海最喜欢的歌，这首歌在他苦闷的时候时常给他带来奋进的勇气和动力，歌词正是自己创业历程的写照。
在场的人都为之感动，相信脚下这块深厚的土地也能听到这个拳拳赤子动情的歌唱，也会一样为之动容。
正是他坚实地踏着这365里路，2005年，李登海成功地培育出超级玉米新品种，又创造了亩产140286公斤的新的世界夏玉米高产纪录！
李登海通过多年的育种、种植实践证明，紧凑型杂交玉米种具有平展型杂交种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和高产能力。同时，李登海率先认为，我国玉米高产应该向着紧凑型杂交种的方向发展。并撰写题为《利用紧凑型玉米杂交种是我国玉米高产再高产的有效途径》的论文，在玉米学术研讨会上交流。
李登海的观点得到了专家们的重视。农业部玉米专家顾问组在经过多年考察和验证的基础上，积极向农业部提出建议。
八五、九五期间，李登海的紧凑型玉米良种在全国进行了广泛地推广，并且推广效果喜人，在全国各地出现了大面积的高产现象。
李登海30年来天天泡在玉米地里，有2个目的：一个是培育玉米新品种，另一个就是用优良的种子进行高产攻关。
从选育良种到品种稳定，据说只有十二万分之一的成功概率。
李登海奔波于相隔2000多公里的南北两座城市间辗转育种30多年，就是为了这十二万分之一的成功率。
李登海以百分之百的信心获得了这十二万分之一的成功。
多年来，李登海亲自主持选育的玉米杂交种有100余个，有50多个已经通过了国家审定或省级审定。
这每一次玉米杂交新品种的推出和玉米单产纪录的打破，都凝结了李登海巨大的付出和非凡的智慧。
老玉米育种家李竟雄在写给学生刘恩训的信中说“育种者人才难得”，刘恩训得意地给老师复函：“门生不及门晚生。”
谁能掌握种子，谁就可能掌握世界，李登海说。
李登海通过培育优秀的杂交种，掌握了夏玉米世界高产的最高纪录，获得了世界的认可和尊重。
在当今世界玉米栽培史上，档案里记载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春玉米种植世界纪录的保持者，美国先锋种子公司的创始人华莱氏；另一个就是夏玉米的高产世界纪录的创造者李登海。
李登海成为种业世界知名人士，与此同时，他创建的登海种业也受到了国际上的关注，一些世界名列前茅的公司也纷纷伸出橄榄枝，要求与李登海交流与合作。
世界种业第一巨头美国先锋公司在国内寻找了多个合作目标，经过多年的调查考证，最终把目标锁定在了登海种业。
1996年，他们来函表明了合作意向。
先锋公司在创新、品牌、管理、体制等各方面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如果和他们合作，定能达成优势互补，资源共享，进一步推动我国种业的飞速发展。
这个多年来一直被自己视为榜样和赶超的对象，现在主动要求合作，李登海心中十分高兴。
但是初谈合作意向，双方就产生了分歧。
以前，先锋公司业务遍及全球70个国家和地区，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公司合作，资金方面都是独资或者控股，这次也不例外，提出了控股60%的条件。
当得知这个合作条件后，李登海明确回复：如果合资，中方必须控股，这是个基本原则问题，没有商量的余地。
在中国，玉米占粮食总产量的24%，是仅次于小麦的主要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占总耕地的1/5，玉米种子可以称得上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命脉”。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玉米不仅在边远地区是重要的食粮，更是工业和能源原料，玉米的用途已经渗透到工业的各个领域。玉米还被称为“饲料之王”，以玉米为主要成分的饲料，每2～3公斤就能换回1公斤肉食。
因此，玉米形势的好坏，会对国民经济产生巨大的影响。
如果外方控股，我国的粮食安全就会受到威胁。
双方互不让步，谈判陷入了僵局。
之后，每年先锋公司都会派人来和李登海谈判，均无功而返。
这样的拉锯战在历经6年之后，先锋公司出于大局考虑，终于做出让步——这是美国先锋公司合作历史上仅有的一次破例。
2002年11月，中方出资208万美元，占51%股份，与美国先锋公司合资成立山东登海先锋种业有限公司。
同年12月，应美国种子贸易协会诚挚邀请，李登海前去访问美国先锋公司。
这次访问，李登海获得了国宾般的礼遇。就在下车的一刹那，他惊喜地发现，先锋公司总部升起了鲜艳的五星红旗！火红的旗帜迎风飘扬，在阳光的照耀下是多么鲜艳，多么庄严！
一股暖流顷刻间温暖了李登海的心房。
这一刻，李登海心潮起伏，他觉得这不仅是对他多年来科技创新、奋斗成果的认可，更是一个世界玉米强国对中国种业技术和种业法规的尊重。
他此时心中充满了无比的自豪，是为伟大的祖国自豪。
一粒粒金黄色的种子，改变了世界，也使世界彻底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
李登海觉得这条创新之路还是走对了，并且决心一定要克服一切困难，倾其毕生精力坚持走下去。
2005年，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于深圳上市。
上市后的登海种业，注册资本已达1.76亿元，总资产也超过了11亿元人民币。登海种业一举成为我国进入WTO以来，最具国际竞争力的种业公司。
在别人看来，李登海身为上市公司董事长，是名副其实的“亿万富翁”，他一定很有钱吧！
可如今上市后的李登海与之前没有任何差别，依然头戴草帽，脚蹬胶鞋，天天拱在玉米地里。李登海说，我就像一粒种子，离不开大地。我只是上市公司的一名打工者，是个地地道道在玉米地里为股东和为祖国打工的“长工”。
在李登海的身上根本找不到富翁的影子。了解李登海的人都知道，他对自己有多“小气”，自家的房子多年没有整修，家里连件像样的家具都没有，平常穿的衣服，连农民都看不上眼。为了省钱，每次出差都坐折扣最低的航班。
李登海总是说，生活上够用就行，我还是觉得大葱蘸酱最好吃。
李登海严格要求节约开支，是为了保证科研经费的足够支出。
他深知作为民营企业，没有国家的财政拨款作为支撑，为了继续开创玉米高产道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就必须保证经费储备对自主创新的支撑。
30多年来，李登海在玉米科研上的投入已经超过了2亿元。
李登海获得过很多荣誉和奖金，他把所有奖金都仔细地攒了起来，他要建立一项科学基金，以奖励那些为玉米育种和栽培做出重大贡献的人。
他说：“我希望更多的人都来搞创新，也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超越我。”
30多年来，李登海培育的30多个具有高配合力的紧凑型玉米自交系，获得了四十多项品种权和十余项专利。他毫不犹豫把它们无偿提供给农业院校和农业科研单位使用。
山东省省长在视察海南科研基地后很感慨地对李登海说：“我很佩服你们，多年来拿自己的钱搞科研，把科研成果贡献给国家。”
种子是李登海的精神，种子是李登海的生命，种子是李登海的全部！
1993年，就在李登海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时，为了保护农民的利益，他提出了制定《种子法》的建议。此后，他又连年提出议案。历经7年后，在2000年6月，《种子法》终于诞生，这是我国种业的第一部法律，它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我国种业规范化、市场化的水平。
17年后的2010年，同样在全国人大会上，已过知天命之年的李登海，在向共和国总理温家宝汇报时，雄心勃勃地说：“38年来，我选育的新品种已为我国增产了1000亿多公斤，争取再用15年到20年的时间，通过科技创新选育出更多高产品种，特别是高产紧凑型超级玉米新品种，再为国家贡献1000亿公斤！”
近几年，李登海又研制选育出了十几个超级玉米新品种。至2009年为止，3个品种已经通过了山东省审定，2个品种通过河南省审定，2个品种通过国家审定。
经验证，超级玉米的亩产比现有品种产量至少高出150公斤，照每年向全国推广1000万亩算，产量就可增加15亿公斤，相当于为国家新增耕地150万亩。
李登海说：“我这一生只做一件事，就是增加玉米产量！”
简简单单一句话，却掷地有声。
李登海用一生践行着这个目标，用锲而不舍、无私无畏的种子精神向世人做出了最大声的承诺和最崇高的宣言。
直到现在，年过60的李登海还在为着这个宣言不断呐喊、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