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是血与火的搏斗，最令人难以忘记。参加指挥这次渡江作战的二野、三野和四野一部分高级指挥员在新中国成立后曾撰写了大量回忆录，他们在谈到渡江作战的一般情况的同时，以亲历者的感受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故事，这里辑录几篇，以飨读者。
粟裕在渡江战役中任总前委委员、三野副司令、渡江战役东集团总指挥，他在回忆渡江战役中说：
解放战争战略进攻序幕揭开后，中央曾对华野渡江作战有过几次计划：
第一次是1947年7月23日，当刘邓大军挺进鲁西南之时，军委提出“叶、陶两纵队（指华野第一、第四纵队）出闽浙赣，创造闽浙赣根据地”的设想，并要两广纵队随同南下。在刘邓大军决定提前进入大别山，华野第一、第三、第四、第十纵队转入鲁西南后，中央军委认为在鲁西南需要重兵钳制敌人，保障刘邓南下，分散南进，对全局不利，放弃了这一计划。
第二次是1948年1月27日，中央军委命我率第一、第四、第六纵队组成一个兵团，渡江南下。5月初，中央同意了我提出的关于3个纵队暂不过江在黄淮地区歼敌的建议。要求在4个月至8个月内，华野主力在汴徐线南北地区歼敌。豫东战役的胜利，证明了在黄淮之间确有大量歼敌的条件，军委于7月13日电示：“粟兵团应在现地区作战至明年（1949年）春季或夏季，歼灭五军、十八军等部，开辟南进道路，然后南进（不歼灭五军、十八军不走）。”14日提出华野“争取夺取徐州”，9月中央会议又决定解放战争第三年仍然全部在长江以北作战。这就又一次推迟了渡江时间。
第三次是1948年10月11日，军委改变了“冬春夺取徐州”的计划，提出：淮海战役（当时，战役目的仅是歼灭黄伯韬和海州、两淮地区之敌）结束后，估计此时“邱李两兵团固守徐蚌一线及其周围，使我难于歼击”，华野“仍应分为东西两兵团，以大约5个纵队组成东兵团，在苏北、苏中作战，以其余主力为西兵团，出豫皖两省，协同刘邓攻取菏泽、开封、郑州、确山、信阳、南阳、淮河流域及大别山各城”，并指示1949年1月休整，2月西兵团转移至中原，3月至7月协同刘邓开始上述作战，“秋季你们主力大约可以举行渡江作战”。
第四次是1948年12月12日，军委决定大约在1949年5月或6月渡江。当时淮海战役即将结束，杜聿明集团已被我紧紧包围，黄维兵团即将全部就歼，淮海战役胜利的大局已定。中央指示在淮海战役结束后，华野、中野两军休整两个月，大致准备好渡江作战所需诸件（雨衣、货币、炮弹、治疗药品、汽船等）及初步完成政治动员，占领长江以北、淮河以南、平汉以东、大海以西诸城镇，主要是安订至南通一带诸城镇，控制长江北岸，然后再以相当时间最后完成渡江的诸项准备工作，即举行渡江作战。并指示华野、中野两军协力经营东南，包括皖南、苏南，浙江、福建两全省，江西一部，并夺取芜湖、杭州、镇江、苏州、南京、上海、福州诸城而控制之。这次军委渡江决定与以前几次不同，这是在南线同敌人进行了战略决战，将南线敌人主力歼灭于长江以北之后渡江。
我党的“八项条件”，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实现真正和平的条件，它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这时，已经到达解放区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各方面民主人士，于1949年1月24日发表了《对时局的意见》，支持毛泽东主席的声明。这是1949年2月25日，在北平东站欢迎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各方面民主人士抵平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左起：叶剑英、罗荣桓、彭真、薄一波、林彪、聂荣臻、董必武
关于渡江问题，我作为一个战区指挥员，也经常在考虑。我是把它和未来的南线决战联系起来考虑的，这涉及以什么样的战法、在江南还是在江北和在什么时机同敌人进行南线决战的问题。豫东战役的胜利证明，适时扩大战役规模，组成更为强大的野战兵团，以对付敌人的高度集中，比以较小的野战兵团，寻歼较小目标的敌人，对我更为有利，发展下去，势将成为我军同敌人主力的决战。济南战役，敌人南线3个兵团在前沿徘徊，不敢北上交手，说明敌人是在避免不利条件下与我打大规模之仗，也说明我对敌进行决战的有利条件已逐渐成熟。同敌人进行大规模的决战，必须考虑战场条件和后勤保障条件。我认为在长江以北决战比在长江以南决战有利得多。而在长江以北又以在徐蚌地区决战最为有利，因为徐蚌地区不仅地形宽阔，通道多，适宜于大兵团运动；而且大部地区是老解放区，群众条件好；背靠山东和华中老根据地，距华北也不远，人力物力的支援将更为充裕和便利。但是，是否在江北决战，还要看全局形势的发展。中央决定中原野战军参加淮海战役和辽沈战役的胜利，把淮海战役发展为南线决战的这个现实性显示出来了。于是我们于1948年11月8日辰时电报中央军委，提出如果各老解放区尚能对战争作较大支持，以迫使敌人在江北与我决战为有利，我们于歼灭黄伯韬后，不必以主力向两淮进攻，而以主力转向徐蚌线进击，抑留敌人于徐州及其周围，而后分别削弱与逐渐歼灭之。我们的建议符合中央军委的意图。9日毛泽东同志为军委起草的复电指出：“齐（八日）辰电悉，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华东、华北、中原三方面应用全力保证我军的供给”。中央军委、毛泽东同志将淮海战役发展为南线决战的重大决策将大大有利于我军而后的渡江作战和在长江以南的作战。因此，当决战胜利即将到来之时，接到中央军委12月12日的来电，我不禁为中央军委、毛泽东同志决策的英明和战局发展的顺利而感到格外振奋。
总前委于12月17日开会对中央12日指示进行了讨论，由刘伯承、陈毅二同志亲赴西柏坡向中央汇报并参加了中央政治局会议。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消灭了国民党军队的主力，从根本上动摇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国民党反动集团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都已濒临总崩溃的境地。
国民党军在两年多的作战中，共损失495万人，蒋介石赖以发动反革命内战的精锐主力部队，已被我歼灭殆尽。残存的作战部队不足150万人，而且分布在从新疆到台湾的广大地区，在战略上已无法组织有效的防御。政治上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互相倾轧，愈演愈烈，逼迫蒋介石下野。一些高级将领公开要求蒋介石停战言和。经济上财政已山穷水尽，物价飞涨，工商企业纷纷倒闭，农村经济迅速破产，民怨沸腾，岌岌不可终日。总之，国民党当时的形势是军事上主力被歼，士气丧尽，政治上众叛亲离，人心失尽，经济上财政崩溃，力量耗尽。
我人民解放军，经过两年多的作战，已经由120多万人增加到400万人，其中野战军已发展到218万人，装备进一步改善，士气高昂，大兵团作战经验更加丰富。南方各省游击队武装也有很大发展，总兵力达5万余人。两年来，我军已解放了东北全境、华北大部和长江中下游以北地区，各解放区已连成一片，总面积达260多万平方公里，总人口约有2亿。
我党所领导的统一战线迅速扩大，大批民主人士纷纷来到解放区，准备参加我党建议召开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成立人民民主联合政府，长江以南国民党的不少地方实力派也与我党进行联系。
蒋介石为了争取时间，编组训练部队，以便卷土重来，于1949年元旦发表求和声明，21日宣布下野，由李宗仁代理总统和我党实行谈判，但实际上蒋介石仍以国民党总裁的地位在幕后操纵一切，就在蒋介石下野的前后，先后召见、任命一些高级将领，并布置了长江防线。
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主席于1949年元旦，发表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指出，有了充分经验的中国人民及其总参谋部中国共产党，一定会像粉碎敌人的军事进攻一样，粉碎敌人的政治阴谋，把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1月14日，又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指出，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充足的力量和充足的理由，确有把握在不要很久的时间内，全部地消灭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八项条件的基础上进行和平谈判。
3月，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胜利召开，毛泽东同志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提出“……今后解决这一百多万国民党军队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用战斗去解决敌人，例如解决天津的敌人那样，仍然是我们首先必须注意和必须准备的”。还说，“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在南方各地，人民解放军将是先占城市，后占乡村”。“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
总之，我中国人民解放军在1949年是要向长江以南进军的，和平谈判成功了，我军即用和平的方式渡江，和平谈判不成功，即用战斗的方式渡江。所以党中央在准备与南京国民党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同时，要求我军加紧进行以战斗方式渡江的准备。
面对上述总形势，我作了一些设想：从经营发展建设江南出发，渡江以和平的方式为最好，但从总体上来讲，我们又必须立足于天津方式，立足于以战斗方式去解决问题。在用战斗方式解决问题时，还要尽量降低战争的破坏程度，尽量减少战争对城市和重要建筑、工业设施的直接破坏，并尽量不使敌军流散，力争聚歼，以减少蒋军流散为匪的祸害。为此，在战役中应力争做到：在渡江前认真准备，周密部署，加强侦察和训练，尽量减少渡江的伤亡，保持突破江防后的锐气和实力；突破江防后，对江防之敌迅即采取兜歼战术，不使其逃窜或流散；设法减少或不给敌人以据城固守的可能，尽可能多地在野战中消灭敌人；在攻取大城市时，我们不能采取虽然消灭了敌人，却打烂了城市的战法，把上海等大城打烂了，对全国的经济建设影响就太大了。
打过长江去
从1949年1月起，国民党政府在和谈烟幕下，加紧修建长江防线，将京沪警备司令部扩大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任命汤恩伯为总司令，统一指挥苏、浙、皖及赣东的军事，会同驻在武汉的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共同负责长江防御。其作战方针是：“以长江防线为外围，以京沪杭三角地带为重点，以淞沪为核心，采取持久防御方针，最后坚持淞沪，然后待机反攻”。敌人防御部署是：汤恩伯指挥的75个师，约45万人，布防于湖口至上海800公里的地段上（重点置于南京、上海之间），其中在江防第一线的有54个师，位于浙赣路上担任第二线防御的有21个师。白崇禧指挥的40个师，约25万人，布防于湖口至宜昌近1000公里地段上，其中在江防第一线的有27个师，在第二线上有13个师。另以江防舰队和第二舰队共130余艘舰艇，分别位于长江中、下游，以300余架飞机分置于南京、上海、武汉等地，协同陆军进行防御。敌人防御的明显特点是第一线兵力单薄，纵深空虚。
长江是我国的第一大江，下游江面宽处达10余公里，历来被称为天堑。对我来说，长江并不是陌生的，抗日战争时期，我曾率部往返3次渡过长江，当时敌强我弱，我们只能采取趋敌所不意，避实就虚的战法，选择敌人薄弱部位进行偷渡。这一次渡江形势已大为不同，我们可以采取大部队公开地、宽正面地以强渡的方式渡江，可以说是以实击实。我们选择这样的战法，是建立在我军强大优势条件下的，我军的炮火已空前强大，可以压制对岸敌人的火力，在一定范围内，还有能力对付敌人的兵舰和空军。而敌人兵力、火力不足，防守空隙甚大。我军宽正面渡江，敌防不胜防，使我渡江有绝对成功之把握。但是，水战不同于陆战，除了陆战所必须的准备外，还必须对沿岸的地形、水情、天候等进行仔细地调查；对渡江器材进行周密地计算；对部队和船工进行有力的政治动员和训练，把各项准备工作进行得更充分、更扎实、更科学、更严密。
我们渡江的准备工作，可以说从1948年初就开始了。那时为了执行中央军委要我率第一、第四、第六纵队渡江南进的任务，我派出一个加强营，带了40挺轻机枪和全营武装，还带了200余名干部前往皖南。另请中原局派出一批干部到皖江地区和含山、和县、巢湖地区工作。以后我们又派出10个营，组成以孙仲德为司令、谭启龙为政委的先遣纵队，并随带部分地方干部南下江边工作。在江边广泛发动群众，进行调查研究，对长江的渡口、水文以及相连的湖河港汊作了详细调查，绘制了地图。与此同时，我又请东北代为购置一些引擎，将民船改装汽船。这些工作对大部队顺利过江起了重要的作用。
淮海战役结束后，我华东野战军未立即开往江边，而是开赴徐州和海州地区整训，以免大军集结江边的时间过长，粮食供应困难，被迫大量北粮南调，浪费人力物力。在整训期间，我们全面部署了渡江的各项准备工作，并以兵团为单位组织军、师干部率侦察队先期赴江边侦查、了解情况。
在此期间，我们组织全军学习毛主席写的《将革命进行到底》和中央政治局会议1949年1月8日通过的《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广泛展开新区政策、城市政策的学习，进行纪律教育，为我军渡江南下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各兵团于3月上旬先后到达渡江作战出发位置，进行深入具体的准备。至4月初，全军已收集到各种类型的木船8000余只，自制了一部分汽船和运送火炮、车辆、骡马的竹筏和木排；动员了近万名船工，从部队挑选和训练了数千名水手，满足了载运第一梯队渡江的需要。为了提高船工参战的积极性，召开了船工誓师大会，制定船只损坏赔偿办法和船工伤亡优抚条例。与此同时，军民共同进行渡江作战的战术和技术训练。为了顺利地航渡和成功地突破敌防线的滩头阵地，各部队利用湖泊及内河进行了游泳、划船、上下船、水上射击、打击敌舰、滩头爆破、登陆冲击等战术、技术演练。并利用黑夜在长江中组织试航。各军均派出侦察部队过江对南岸地形进行实地侦察，并在南岸建立隐蔽点线关系。
我们还遵照中央军委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指示，对部队进行了整编。华东野战军在淮海战役中毙伤俘敌军44.3万余人（内起义投诚44万多人），我方伤亡10.5万余人。由于我军执行在强大政治工作保证下的即俘即补政策，部队增补了大量解放战士，到1949年1月，我军已由淮海战役前的42万人发展为55万多人。经过整编，华东野战军改称第三野战军，陈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我和谭震林分任副司令、副政委，张震为参谋长，唐亮为政治部主任。下辖第七、第八、第九、第十兵团。第七兵团司令员王建安、政委谭启龙，第八兵团司令员陈士榘、政委袁仲贤，第九兵团司令员宋时轮、政委郭化若，第十兵团司令员叶飞、政委韦国清。每个兵团下辖4个军，特种兵纵队直属野战军。通过整编统一了编制，充实了干部和兵员，进一步提高了战斗力。
2月上旬，总前委初步确定了渡江作战的部署：以第三野战军的4个兵团（第七、第八、第九、第十兵团）和第二野战军的1个兵团（第三兵团）为渡江第一梯队；第十兵团在江阴、扬州段；第八兵团在南京东西段；第九兵团在芜湖东西段；第七兵团在铜陵、贵池段；二野第三兵团在安庆东西段。以二野之第四、第五兵团的5个军为总预备队。同时，建议第四野战军派3个军10余万人迅速南下，进至武汉地区牵制白崇禧集团。
3月31日，总前委在邓小平同志的主持下制定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并在4月3日得到军委批准。纲要指出：我军的战役目的是，以第二、第三两野战军全部，歼灭上海、镇江、南京、芜湖、安庆等地及浙赣线蒋军的全部或大部，占领苏皖南部及浙江全省，夺取京沪杭，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
纲要判断了我军渡江后，敌军可能产生的4种变化，并据此确定了我军的作战纲领和战役第一阶段渡江作战的部署。纲要指出：只要我军渡江成功，无论敌人采取何种处置，战局的发展均将发生于我有利之变化，并有可能演成敌人全部混乱的局面。
纲要还指出：在我军渡江成功后，三野之第七、第九兵团应与三野之第八、第十兵团迅速会合，达成割裂包围敌人之目的，此着为全战役之关键。
总前委统一部署：总前委书记邓小平和陈毅司令员在合肥附近统一指挥二野、三野，主持全局。二野刘伯承司令员、张际春副政委、李达参谋长指挥二野部队为西集团，在枞阳至望江段渡江作战。三野代司令员、代政委粟裕和参谋长张震率三野统率机构，直接指挥第八、第十两兵团为东集团，在张黄港至三江营段渡江作战。三野副政委谭震林指挥第七、第九两兵团为中集团，在枞阳至裕溪口段渡江作战。三野两集团（4个兵团）归粟、张统一指挥。
我和张震同志于4月1日率三野机关，自蚌埠出发，冒着春雨东移，于4月5日到达泰州东南的白马庙。
为了实现总前委确定的战役意图，我把选择突破地段和向敌纵深发展联系起来研究，对三野负责的正面和任务进一步作了仔细的考虑。为达成迅速包围歼灭南京、镇江、芜湖地区之敌，东集团渡江后必须以主力揳入南京与上海之间，切断京沪铁路，这样可把汤恩伯的防御体系拦腰砍成两段。而长江的走向，在京沪间，以江阴为中心，有一个向南突出的弯道，我十兵团以选择江阴东西地段突破最为有利，突破之后，可以最近的距离，直插金坛、宜兴、吴兴地区，切断南京、镇江之敌退往上海及杭州的通路。中集团第七、第九兵团从裕溪口至铜陵段突破江防之后，必须作远距离迂回，向宣城、广德、吴兴地区急进，争取在吴兴地区与东集团第八、第十兵团会合，封闭合围口，将芜湖、南京、镇江江防及守城之敌兜住，再图歼灭，如其弃城而逃，则可将其歼灭于郎溪、广德、长兴一带，不使其进入杭州等城市。
为了更好地发挥各部队的特长，我们将熟悉苏南情况的第二十三军和第二十军由中集团第七、第九兵团分别调归东集团的第十、第八兵团，将熟悉苏浙边区和皖南情况的第二十四军和第二十五军由东集团第八兵团分别调归中集团第七、第九兵团指挥。
4月6日，我们召集第八、第十两兵团军以上干部开会，传达了总前委的基本决心、战役指导思想，明确了东集团渡江作战的决心和部署，并对渡江后战役的发展变化进行了研究。我提出三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和相应的对策：（一）敌以南京、芜湖地区的兵力，对付我中集团，阻止其向东发展，集中南京至上海之间的兵力，寻求在京沪之间与我决战。如出现这种情况，要求东集团在渡江成功之后，主力控制在江阴、武进、无锡三角地带，下决心在京沪线上打一个恶仗，打上三五天，打出一个好的结局来。同时，要求中集团，在渡江成功之后，除留足够兵力歼灭沿江当面之敌外，主力迅速向东发展，和东集团打通联系。（二）南京、镇江等地区之敌，向杭州、衢州撤退，在浙赣线上组织第二道防线；京沪线之敌向上海收缩，固守上海。如出现这种情况，则三野先集中兵力协同二野解决浙赣线上之敌，然后再围攻上海之敌，各个击破之。（三）我渡江一举成功并迅速突入敌人防区纵深，把南京、镇江的敌人退路切断，敌人全线溃退，一片混乱。如出现这种情况，要求东集团只用一部兵力监视上海之敌，主力迅速向吴兴急进，配合中集团，将逃敌围歼于郎溪、广德地区。同时，也要求中集团渡江成功后迅猛东进，到吴兴地区与东集团会师，围歼逃敌。在这三种可能的情况中，我们力争第三种情况的出现，同时，也为第一种情况出现做好准备。
通过研究讨论，大家统一了认识，战役预定4月15日发起。
4月8日下午，我与张震同志联名下达了对东集团渡江作战部署的指示。规定：“我八、十兵团主力决于扬中至护漕港（江阴东南段）强渡，为求主攻方向强渡顺利，决定八兵团以积极动作钳制镇江、扬中段之敌，而以十兵团附二十三军、特纵主力，于江阴东西地区强渡（前头部队采取偷渡），力求南渡3个军或4个军之大部，务须当晚控制江阴、武进、无锡三角地区，坚决打击敌之反击，而后乘胜扩展，开辟镇江段南北地区广大战场，以利野战军主力而后作战。”这一指示在下达东集团的同时，还通报了谭震林同志和中集团，并要求东集团拟制具体实施计划上报。
4月10日，军委给总前委并刘（伯承）张（际春）粟（裕）发来电报说：“和南京代表团的谈判已有进展，可能签订一个全面和平协定，签字时间大约在4月15日左右，如果此项协定签订成功，则原先准备的战斗渡江，即改变为和平渡江，因此渡江时间势必推迟半个月或1个月。关于江水情形究竟如何，推迟渡江时间有何不利，望即告，以便决策。”我当即召集前委讨论，并于当日复电军委，报告了长江下游水情——如延长一月，则江水上涨，又临雨季，现我方小船占三分之二，江水上涨情况下难于在江中行驶，并提出了我们的看法：“我不知道李（宗仁）签字后能否统率蒋军，其内部会引起何种变化，如协定不成再行渡江，则镇江下游较为困难……如仍需强渡，则依原定（时间）为好，或将渡江重点置安庆、南京段，江阴下游实施佯渡，但如此不易截断敌向沪杭退路。”同日，二野也向军委建议按原定时间渡江为宜。总前委则提出“先打过江，然后争取和平接收”的建议。军委在考虑了总前委及二、三野的意见后，根据与国民党谈判的情况，于11日复电总前委并告粟张、刘张李：“决定推迟一星期渡江，即由15日渡江推迟至22日渡江”。4月12日，我向军委和总前委建议，为渡江便利计，不要再推迟至22日以后，“以20日前后为最好”。4月18日军委指示总前委及二、三野于4月20日开始攻击，22日实行总攻。当日总前委给二、三野发电指出：“整个战役从20日晚始后就一直打下去，能先过江就应该先过江，不必等齐。”总前委还估计，东集团在渡江后可能遇到严重的战斗，因此决定中集团较东、西两集团提前一天渡江，以便能有力地支援东集团作战。
4月20日晚，国民党政府最后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当晚20时，我中集团，在枞阳至裕溪口段，首先发起突击。第一梯队4个军（第七兵团之第二十一、第二十四军，第九兵团之第二十五、第二十七军）在我强大炮火掩护下，21时许，攻占了黑沙洲、鲫鱼洲、闻新洲、紫沙洲等江心洲，并逼近南岸，突破敌人长江防线，建立了滩头阵地，继续向纵深发展。敌人在一片混乱中，仓皇南逃。21日我军攻占了铜陵、顺安、繁昌等城镇。我中集团突破江防后，汤恩伯即派机动部队第九十九军前往增援，增援部队进抵宣城，敌江防部队已放弃阵地，第九十九军即向杭州逃窜。22日中午，中集团突入敌人防御纵深已达50公里。23日，中集团第二梯队的各军也全部渡到南岸。
21日夜晚，东集团在三江营至张黄港段，西集团在枞阳至望江段，同时发起了强大的突击。我第十兵团第一梯队之第二十三、第二十八、第二十九军首先在天生港、王师塘、长山等地突破敌江防阵地，登上南岸，连续打退了敌人多次反击之后，于22日中午进抵百丈镇、南闸镇、秦皇山、香山之线。建立了正面宽50公里，纵深10公里的滩头阵地，并继续向纵深进击。当日，江阴要塞守敌在我秘密党员内应下宣布起义，我第二十九军占领要塞，控制了所有的炮台。我特纵炮兵封锁了长江，断绝了敌舰东逃的航道。23日，占领常州、丹阳等城，切断了京沪铁路。
我第八兵团之第二十军，在龙窝口至永安洲段向扬中岛发起突击。22日占领扬中岛，23日渡过夹江，登上南岸，并乘胜向纵深发展。该兵团位于南京、镇江正面的第三十四、第三十五两军，于23日晨占领镇江和浦口、浦镇，当晚占领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国民党留在南京的部分政府机构，在李宗仁率领下，已仓皇撤向广州。
西集团（第二野战军），由马当至贵池段强渡成功，占领了贵池、彭泽等，主力直趋浙赣线，迅速割裂敌汤恩伯、白崇禧两集团的联系。
国民党的海军除第二舰队在南京附近江面起义外，一部分在镇江附近江面向我投降，另一部分逃往上海。
在我军渡江之际，英帝国主义悍然派出军舰于20、21两日两次驶入我东集团渡江地段，炮击我军阵地。我军强大炮兵予以有力回击，将其“紫石英”号击伤，搁浅于镇江附近（后于7月30日午夜逃跑），其余舰只被迫缩回上海。
南京是国民党统治中国人民达22年之久的政治中心。南京解放的伟大意义，正如中共中央的贺电所指出的那样：“国民党反动统治从此宣告灭亡，江南千百万人民迅即重见天日，全国欢腾，环球鼓舞。”
围歼逃敌于郎溪、广德地区
我军神猛迅速，一举突破江防。敌人的长江防线，土崩瓦解。此时，关键是能否达成对敌人的割裂和围歼。21日19时，我与张震同志联名向军委、总前委建议：鉴于第七、第九兵团渡江后，敌尚无全盘部署，抵抗甚微，我应乘登陆胜利之威，迅速展开插向敌之纵深，使敌无暇调整部署，促成敌之更大混乱，达成分割包围。并建议第九兵团渡江后，除以第三十军监视芜湖之敌待交二野第四兵团外，主力应不为小敌所阻，向东北挺进，控制溧阳，截断“京杭国道”（即南京至杭的公路），截断南京之敌向杭州的退路，以孤立分割敌人，有效地协同东集团作战，该兵团先头部队力求于26日前进至郎溪及其东北地区。第七兵团攻歼当面之敌后，尾九兵团之后，力求27日前后进至广德地区待命。
次日，接到中集团22日11时对第七、第九兵团的作战部署电，指示第九兵团第二十五、第二十七军于24日占领南陵、青弋江、湾沚镇，并包围宣城后，25日集结休整一天，以便骡马赶上，26日继续东进，于28日10时至郎溪附近。第七兵团则于29日进至广德附近。这时，我们判断敌人主力将向杭州撤退。为迅速切断“京杭国道”这条公路，不使敌人主力退向杭州，并达成对敌人之围歼，我与张震同志认为必须加速第七、第九兵团的行动，立即于22日17时发电给第七、第九兵团：令第九兵团率第二十五、第二十七两军全部，以急行军经青弋江、宣城向郎溪、溧阳挺进，不为小敌所阻惑；令第七兵团迅速将攻击箭头转向南陵以东宣城方向，在第九兵团右侧后成梯次队形前进。这个电报同时发给了谭震林同志并报告了总前委。23日总前委复电同意。
22日夜，南京、镇江、芜湖地区之敌开始向杭州撤退，芜湖以西至湖口地区之敌向浙赣线撤退，常州以东之敌向上海收缩，出现了我们估计的第三种情况。这时，我把指挥的重点，转到追歼逃敌上来，全神贯注指挥东集团和中集团的部队在广德、长兴、吴兴一带会师，封闭合围口，将向杭州及浙赣线溃退之敌，围歼于郎溪、广德及长兴地区。
我军在追击南逃之敌途中，通过皖南青弋江
我在地图上反复测算敌我双方到达长兴和广德地区的距离和行程。从南京到长兴、广德约140公里，其中一部分是山区，而且敌军在撤退的路上，还要受到我追击部队的攻击与拦阻，其速度必受影响，故估计需4至5天才能到达。我东集团从江边直插太湖，到达宜兴地区约50至80公里，如果发展顺利，仅用2至3天的时间，就可以在这里切断南京至上海的通路。再用1至2天的时间，就可以在长兴地区切断南京至杭州的通路。我中集团从渡江地区向东到广德、长兴地区约150至200公里，这是我们过去活动过的地区，干部熟悉那里的山山水水和道路情况，我军善于吃苦耐劳，猛打猛追，故有4至5天的时间，也可以到达那里切断南京到杭州的通路。
23日晚至24日晨，我连续几次电促各兵团加速向指定的合围地区前进。命令第十兵团除以第二十九军沿京沪路向苏州进逼，监视上海方向之敌外，以第二十八军、第三十一军沿太湖西侧以吴兴、长兴为目标兼程疾进，首先占领宜兴，再继续向长兴挺进，以求与第九兵团在此地区会师。以第二十三军从长荡湖东西地区向南疾进，切断溧阳、宜兴之间的通路。第八兵团之第二十军、第二十六军归第十兵团指挥，沿丹阳、金坛以西一线南下，配合各部歼灭逃敌。第九兵团之第二十五、第二十七军到达宣城后即向广德、长兴、吴兴疾进，务于25、26日赶到广德以东之天平桥、梅溪之线以东，与第二十八军取得联系。第八兵团部率第三十四、第三十五军在南京、镇江地区担任警备任务。
为及时指挥追歼战，我率领指挥机关于26日进驻常州。
追击战要求“快速”。我广大指战员在胜利的鼓舞下，高度发扬了连续作战的优良作风，不怕疲劳，不怕饥饿，不顾春雨连绵，踩着泥泞的道路，跋山涉水，快速行军。我军所过之处，群众以极大的热情夹道欢迎自己的子弟兵。他们把稻草铺在泥路上，以防战士滑倒，用木板和小船加固破烂的小桥，以便我军顺利通过，群众的这种热情，又给我们的部队以极大的鼓舞。所以经过长途跋涉的战士们，虽然脚底下已起了大大小小的泡，但仍然满怀豪情，一脚泥、一脚水地追赶敌人。当时上上下下的思想都集中在一个字上，就是“快”。
25日下午，第二十八军占领了宜兴，第二十三军于同日黄昏占领溧阳，南京至杭州公路遂被我切断。敌人不敢再沿京杭公路退却，改由宜兴以西的山区直向郎溪、广德方向逃窜，妄想突出重围。26日我中集团的先头部队已进到郎、广地区；同日我第二十八军进占长兴。27日，中集团之第二十七军在吴兴附近与东集团第二十八军打通了联系，这样，就封闭了合围口，把南逃之敌第四军、第二十八军、第四十五军、第六十六军及第五十一军的一部，逼入郎溪、广德之间的山区。敌军10万之众，乱作一团，东奔西突，妄图逃命，但却四处碰壁。我追击各军机动灵活，猛插猛打，战至29日上午，将敌全部歼灭。
这是一大胜利，因为如果不将这10万敌军歼灭，让它进入杭州，这座闻名中外的秀丽古城将遭受一场浩劫。当时我还很担心我国当年最长的现代化的钱塘江大桥受到破坏。所以再三嘱咐要抢占钱塘江大桥，我先头部队到达时，敌人来不及爆炸大桥就为我消灭了。三野在郎广围歼战中加上在长江南岸边及追击途中歼灭的敌人共139万余人。江防之敌仅第五十四军及第五十一军之一部，在我追击部队到达之前逃到上海。
在我围歼郎广地区之敌的同时，我第七兵团在谭震林同志指挥下加速向杭州挺进。28日占领宁国，5月1日占领孝丰，5月2日占领余杭，5月3日，进占浙江省会杭州。5月4日至7日，第二野战军占领了上饶、贵溪、横峰、金华、衢县等地，控制了浙赣线，切断了汤恩伯集团和白崇禧集团之间的联系。在此期间，第四野战军一部和中原军区部队先后占领了孝感、黄陂，逼进武汉地区，完成了牵制白崇禧集团的任务。渡江作战第二阶段胜利结束。
钳击吴淞，解放上海
郎广围歼战结束之后，我就把指挥的重点转到攻占上海这方面上来了。
5月初，总前委移驻京沪线上的丹阳城，我和张震同志率领三野机关自常州东移苏州，指挥上海战役。
中央军委和总前委考虑，由于接管上海的准备工作尚未完成，要求我第三野战军暂不要进攻上海，而且也不要靠近上海，不要惊动敌人，不使其过早地退出上海，以免仓促进去，陷于混乱，同时令第二野战军主力集结于浙赣线休整，随时准备支援我三野作战，并准备应付美帝国主义可能的武装干涉。
这时敌军退守上海的部队，有8个军，25个师，加上军舰30余艘，飞机120余架，共约20万人。
守备上海的敌军妄图采取陆海空联合作战，实行固守防御。敌人的防御阵地，分为警戒阵地、主阵地、中心要点工事。主阵地有：月浦、杨行、大场、真如和浦东的高桥、高行等地。主阵地的前沿，距市区3至6公里。中心要点工事包括国际饭店、四行仓库、百老汇大楼（即现在的上海大厦）等32座建筑物。整个上海，仅钢骨水泥的碉堡，就有4000余个。这些工事是抗日战争爆发前国民党请美国人、德国人修的，后来日本人、国民党军又加修过。
敌军将上海划分为沪西北、沪西南、浦东三个守备区。具体配置是：第一二三军及暂编第八师驻守太仓、昆山、青浦、嘉兴、平湖、金山卫之线；第五十二军驻守月浦、浏行、吴淞、宝山等地；第五十四军驻守真如、大场；第二十一军及第九十九师驻守江湾等地；第七十五军驻守虹桥、龙华；第三十七军驻守周浦及浦东市区和南汇之线；第十二军驻守高桥、高行地区；第五十一军残部及5个交警总队驻守市区。从敌人兵力部署上来看，其防御的重点是浦西市郊之吴淞、月浦、浏行、大场和浦东区之高桥、高行地区，借以保障吴淞和市区，维护其出海通路。在这些地区以钢骨水泥的碉堡为骨干，结合大量的土木结构的工事和蜘蛛网式的堑壕，外设多层障碍物，构成纵深达到3公里的防御地带。为了扫清射界，平毁了距阵地1公里以内的房屋和树木。这些地区，靠近长江，可以得到舰炮的直接火力支援。而市区和沪西南则是敌人防御的薄弱部分。
我们打上海的指导思想是：既要打一场城市攻坚战，而又不能把城市打烂了，要争取把上海基本上完整地接管过来。我们的一切作战部署及战法，都是围绕这一指导思想的。
从当时的情况看，打上海有三种方法可选择：第一，围困战法。解放战争后期，我军对内地的若干城市采用了此种战法。但是上海情况特殊，上海有600万居民，生活资料依靠外地运入，尤其是粮食和煤，所需数量很大，长期围困，人民不仅没有吃的，由于没有煤，不但机器不能运转，连自来水都没得喝，人民的生活将陷入绝境。而敌军因有海上通道，我们围不死。而且我军渡江以后，应力争迅速解放全中国，所以，长期围困的战法不可取。第二，选择敌人防御薄弱的苏州河以南实施突击。这一战法，虽避开了敌人设防的重点吴淞，伤亡也可能减少，但主战场将在市区，城市会被打烂。所以，这一战法也不可取。第三，把攻击的重点放在吴淞，钳击吴淞，暂不攻击市区。这样可以封锁敌人海上退路，并迅速切断敌人抢运上海物资的通道。如果敌人要坚守下去，必将为保护其唯一的海上退路而集中兵力在吴淞周围与我军决战。如出现这一情况，就可避免在市区进行大规模的战斗，使城市少受破坏，达到完整接管的目的。吴淞周围是敌防御的强点，因此，此种战法，将是硬碰硬的一场艰巨的攻坚战，一场激烈的反复争夺战，我军要付出较大的代价。但我们是人民的军队，为了保存城市的完整，保护上海人民的生命财产，付出一定的代价是必要的、值得的。为此，此案是我设想的最佳方案。
为了不打烂城市，当时我们还规定进入市区作战，应尽可能不使用重炮轰击。
由于接管上海的准备尚未做好，我们不得不推迟了攻占上海的时间，敌人却利用时间在上海大肆抢劫物资从海上运走。5月6日，中央军委指示，为了阻止敌人劫运物资，可先占领吴淞、嘉兴两点，以切断敌劫运物资和退逃之路。但不改变推迟占领上诲的计划，要我们部署进行。
军委的这一指示，与我们设想的第三种打法不谋而合。我们于5月7日巳时上报了作战方案：以第二十九军并配属两个炮兵团攻占吴淞、宝山，以第二十八军主力控制太仓、嘉定，以第三十军攻占嘉兴、嘉善、平湖、乍浦、金山卫线。为防敌向南汇、川沙撤退，以第三十、第三十一军进入浦东截敌退路。并预定12日、13日发起攻击。5月8日，军委给我和张震同志的复电说：“（一）同意七日巳时电部署，请即照此执行；（二）和攻占吴淞、嘉兴等处之同时，派足够兵力占领川沙、南汇、奉贤，将敌一切退路封闭是很必要的。”军委此电同时发给了总前委。
根据军委指示，我于5月10日下达了淞沪战役作战命令。战役预定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2日起，钳击吴淞，断敌海上通路；第二阶段，待接管上海工作就绪后，向市区发起总攻，解放全上海。兵力部署是：以第九、第十两个兵团指挥8个军（以后又增调第二十三、第二十五军配属给第九、第十兵团）及特纵炮兵一部，从上海两翼迂回，钳击吴淞；第十兵团之第二十八、第二十九两个军攻占宝山、吴淞；第二十六军攻占昆山、安亭；第三十三军集结常熟地区，为兵团预备队。该兵团的后续任务是待命由上海西北地区协同第九兵团围攻上海。第九兵团之第二十军攻占平湖、金山卫，打开向浦东前进的通路；第三十军、第三十一军向浦东挺进，协同第十兵团钳击吴淞；第二十七军集结嘉善地区。该兵团的后续任务是待命由东、南、西三面协同第十兵团围攻上海。
5月12日，第二十九军占领浏河，当晚向月浦进击；第二十八军占领太仓、罗店等地，继续向杨行、浏行进击；第二十六军攻占昆山。13、14两日，我军连续向月浦、杨行、浏行之敌猛烈攻击。但敌钢骨水泥碉堡林立，构成了许多子母堡群，并配以众多的副防御障碍。以这些子母堡群为核心，筑成多道阵地，依托阵地进行顽抗。我军攻克一个地堡群，往往要付出重大代价。而且敌在海军舰炮、空军飞机的支援下，以坦克、装甲车为掩护，频繁对我军发起反冲击，因此争夺十分激烈。15日，敌又调第二十一军及第九十九师增援。经几天激战，虽然我军付出较大的代价，但没有大的进展，仍对峙在月浦、杨行、浏行一带。
我仔细地考虑了这种情况，觉得要加快战斗进程，就必须以锥形队形力求打开几个口子，由缺口透入敌之纵深。因此，16日我们调整了部署，并且下达了战术指示，指出：对敌永久性设防阵地的进攻，必须周密组织，选择敌突出、薄弱部与接合部，揳入其纵深，从敌侧背或由内向外打；集中火力轰击其一点，挖交通壕接近碉堡，以小群动作，轮番攻击；充分发挥炸药的作用，以炸药包开路；发挥孤胆精神，纠正集团进攻的方式。我进攻吴淞外围的部队，研究了这一指示，总结了前一阶段的经验教训，改变了进攻方式，收到了一定的效果。第二十八军以小的伤亡，攻占了刘行等要点；第二十九军攻占了月浦街区。
第九兵团之第二十军于12日攻占平湖、金山卫后，进至松江地区，第二十七军进攻青浦以东地区；第三十军、第三十一军于14日攻占奉贤、南汇，15日攻占川沙，16日攻占周浦，18日逼近高桥。19日后，敌调其七十五军增援高桥，在飞机及舰炮支援下，对我军频繁地进行反击。因这一地区河流多，桥梁多被敌人破坏，我炮兵跟不上去，仅靠轻火器与敌反复冲杀，部队伤亡较大。23日，我炮兵赶到，对高桥以东海南之敌舰猛烈轰击，击中7艘，余舰逃逸，我控制了东翼的海面。
自我钳击吴淞以来，敌采用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陆续从市区调来吴淞及高桥3个军，市区更加空虚了。这对吸引敌人在郊区作战，保持城市的完整是很有利的，完全符合我们在战前的设想。但吴淞两侧濒江临海，正面狭窄，河流纵横，我兵力展不开，优势难以发挥出来。所以每攻克一点，伤亡消耗很大，战役时间拖长，而市区虽然已经空虚，因受接管准备时间的限制，不能乘虚攻占。
有鉴于此，5月18日辰时，我与张震同志联名向军委、总前委建议：如对沪攻击已不受时间地区限制，我们意见四面八方向市区发起攻击，北线力求揳入吴淞，而以第九兵团主力先解决苏州河南与南市之敌，而后会攻苏州河北，如此实施，则我揳入敌之纵深不致被动。“唯不知接管准备与其他方面是否已准备完毕”。
5月23日晚，我军向上海敌军发起总攻，迅速占领市区。这是我军占领黄浦江堤，继续向纵深发展
当日，总前委复示：“进入上海的政治准备业已初步完成，攻占上海的时间不受限制。”19日，又得到中央军委电示：“在上海已被我军包围后，攻城时间似不宜拖得太长，你们接收准备工作已做到何种程度，是否可于5月25日前后开始攻城。”于是，我们制定了总攻的部署，并于21日午时上报了军委。部署将总攻分为三步：第一步全歼浦东之敌；第二步夺取吴淞、宝山及其外围阵地，完成为苏州河以北地区敌军之包围，攻占苏州河以南并沪西区及南市区全部；第三步聚歼可能溃缩在苏州河以北，吴淞、宝山以南的江湾地区之敌，达成全部攻占淞、沪全区之目的。这个部署上报后，军委于22日复示：同意21日午电所述之攻沪部署，望即照此执行。
23日，我侦悉汤恩伯已率其一部兵力逃到吴淞口外的军舰上，苏州河以南仅剩下5个交警总队。根据这一情况，我们判断敌将撤离上海，便决定当晚发起总攻，第一步和第二步攻击计划，同时进行。
24日，第二十军攻占浦东市区；第二十七军攻占虹桥及徐家汇车站；第二十九军攻占月浦南郊之小高地。敌为保住海上的逃路，以4个营的兵力在8辆坦克支援下，向我月浦南郊之小高地反扑，并将已调至高桥的第七十五军1个师，调回月浦增援，但未能阻止我军之攻势。
24日夜，第二十七军由徐家汇、梵皇渡之线攻入市区，第二十三军由龙华附近攻入市区，第二十军主力从高昌庙西渡黄浦江攻入市区。25日晨，我军攻占了苏州河以南的市区。当晚第三十、第三十一行军攻克高桥。敌殿后部队指挥官派员与我接洽投降。我一面派人与其接洽，一面令各部迅速向各攻击点猛插。
26日，各部攻占吴淞、杨行、宝山、江湾、大场及苏州河以北之市区。当日，残留在杨树浦等地之敌人，在敌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刘昌义率领下向我投降。27日肃清了在市区的残敌。至此，上海战役胜利结束。总前委在《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中，赋予我第三野战军的任务全部完成。
这次战役，在上海外围特别是吴淞口地区，打得十分激烈，用的时间也较长。但在市区打得并不激烈，用的时间也较短，这样既歼灭了大量的敌人，而市区也没有遭受大的破坏。这正是战前我们期望的最佳结局。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一下上海党组织的作用，上海党有悠久的斗争历史和坚强的群众基础。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们为解放区输送了大批干部，帮助采购、转运了大量物资、药品，有力地支援了解放区军民的斗争。在上海的解放中，他们更做了大量艰苦扎实的工作，是我军解放上海的坚强内应。战斗发起前，他们对上海敌人的兵力部署、工事构筑、火力分布作了周密的调查，绘制成图，送给了我军。攻城战斗发起后，他们组织了工人护厂，学生护校，保护公共财物，维护社会治安，积极支援上海的解放斗争，使上海在攻城战斗中，没有停过电，没有停过自来水，电话局照常工作，成为战争史上的奇迹。
战上海的枪声刚停，我们接管的工作人员即随部队进入上海市区，在地方党和群众配合下，按系统有秩序地展开了接管工作。参战部队，除担负警备任务者外，立即撤离了市区。进入市区的机关和部队，严格遵守城市政策纪律，坚决执行约法八章，并把后方置于15公里路之外。当时正值黄梅雨季，部队露宿于阴雨连绵的街道上，吃的是从15公里路外送来的冷饭。在币制未有明确规定之前，不购买物品。同时积极维护社会秩序，制止不法行为，打击敌特破坏活动，收容散兵游勇；保护公共财产，保护民族工商业，保护外国侨民等。我军的这些行为，得到上海市各阶层人民的拥护、爱戴和赞扬，扩大了我军的政治影响。所以说上海战役我军不单在军事上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同时在政治上也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上海解放是继南京解放后又一件轰动国内外的大事。它的意义，正如当时新华社时评所指出的：上海解放，表示了中国人民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已打倒了国民党反动派，结束了国民党20余年的反动统治；也表示了中国人民已经确立了民族独立的基础，结束了百年来帝国主义侵略奴役中国人民的历史。因此，上海的解放，在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中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李达是第二野战军参谋长，在渡江战役中，他协助刘伯承司令员主要担负渡江西集团的指挥。就渡江战役前如何进行准备的问题，他回忆说：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参谋长的李达
中共中央在1月上旬召开了政治局会议，确定1949年的主要任务是：解放湘、鄂、赣、苏、皖、浙、闽、陕、甘等省的全部或大部；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为贯彻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总前委于2月9日召开专门会议，根据毛主席关于集中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在长江下游渡江作战，夺取京沪杭，摧毁国民党的统治中心，解放华东南等指示，研究了渡江作战的时机、部署、战术、准备及支前等问题。
2月11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为加强渡江作战的统一领导，以邓小平为书记，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5同志在淮海战役期间组成的总前委，在渡江作战中“照旧行使领导军事及作战的职权，华东局和总前委均直属中央”。
为适应今后的艰巨任务，我中原野战军遵照中央军委1948年11月1日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和部队番号的指示，于1949年2月组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刘伯承同志任司令员，邓小平同志任政治委员，张际春同志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我担任参谋长。2月19日，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伯承、小平、际春、陈赓、李达等5人组成第二野战军前委，小平为书记。
经过此次整编，第二野战军达到28万余人，有各种火炮1500门。整编后，二野即脱离中原军区建制，投入渡江作战的准备。
长江，是中国第一大河，是分割南北的天然屏障。国民党一面和谈，一面将主力部队布防在长江沿岸，在依赖黄河天险失败之后，又企图以长江天险阻止我军南进。其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的汤恩伯集团所辖75个师45万人，其中有50多个师直接担任由湖口至上海段的沿江守备，及控制江北岸要点，主力则在京沪地带。其余20多个师分置于浙赣线、苏南、浙江、皖南纵深地区，仅有10个师可以机动。
华中军政长官公署的白崇禧所辖有40个师25万人，其中27个师直接担任宜昌至湖口段江防和武汉地区的守备任务，另以13个师配置于长沙、南昌等纵深地区。
此外，海军第二舰队、江防舰队和空军主力分别配属汤、白两集团，构成了陆海空联合防线。再加上天险长江，恰似“铜墙铁壁”一般。
刘伯承司令员编译的《论苏军对筑城地带的突破》一书，赶在渡江战役之前出版了。刘司令员在该书的前言中，分析了当时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他说：“长江布防，有所谓‘直接配备’，即将其主力直接配备于长江南岸；有所谓‘前进配备’，将其主力前出于长江以北广大地区作战；有所谓‘后退配备’，即以一部配备于长江两岸要点，强化侦察，而以主力分别配备于南岸纵深的机动地点，在判明我军主攻方向时，即抓住我渡江的困难，适机出击。蒋介石长江防御的前进配备，大而言之，即其在黄河、长江之间的防御；小而言之，即其经常叫嚣的‘守江必固淮’。这些都因淮海战役基干兵力的丧失而无法实施。其后退配备，也因兵力少、江防宽，与南岸交通困难而不能如此做，他就不能不着重于‘直接配备’，但还是因为兵力少而不容易做了。汉口以下长达2000余里的长江防线及其必要的纵深配备，太费兵力了。在长江向北岸鼓出的突出部，如汉口、浦口等要点，也各只有两基干军的兵力，遂使这样漫长的江防，成为一条不能动弹的‘死蛇阵’，任人横斩。如其一处被斩断，则全线震撼。”
如何斩断这个“死蛇阵”呢？刘司令员认为，“必须善于搜集船只；善于组织部队作战斗渡江的演习；善于侦察南岸敌人的防御配备，进行精细的研究，力求在宽大正面同时渡江的情况之下，针对敌人的弱点作出重点突击的部署；善于组织集中的炮火以支援渡江的步兵，使其不遭到敌人舰队、炮兵和坦克的阻碍。”这些精辟分析，为我二野渡江作战的准备工作指明了具体方向。
一、关于技术准备和物质准备问题。这是确保渡江作战胜利的一个重要方面。
对于南岸敌人的防御配备，中共中央和刘邓首长早就交代我们司令部进行侦察和收集资料了。还是在挺进大别山的初期，中央曾指示我军派一支部队秘密渡过长江，在南岸揳入一颗钉子，并侦察敌情。刘司令员和邓政委商定成立一个独立旅，配属3个团，以张体学任旅长，鲍先志任政委，谭善和任副政委，到皖南一带活动，公开打出的番号是十六军。他们在老根据地的黄梅、广济（武穴）活动，相机渡江。但由于敌军江防很严密，他们无法偷渡。经请示中央后，又调该旅返回鄂豫军区。但他们也不虚此行，初步摸清了这一带的江防情况，完成了早期侦察任务。
刘司令员自己在大别山的时候，常常抽暇在地图上以汉水模拟长江，研究强渡作战的战术和技术问题；在淮海战役中，他也没有间断对渡江战役的考虑。所以，当他撰写《论苏军对筑城地带的突破》的编译前言时，就着重写了突破江防的问题。
在1949年2月9日的总前委会议上，与会同志首先研究了渡江作战的时机问题，均认为“在3月半出动，3月底开始渡江作战为最好”。因为4月初长江一带水位低、雨水少，便于作战。如早于此时，我军各项工作的准备都来不及；晚于此时，国民党方面在政治、军事上则会有更多的准备。而且水位上涨，到5月的桃汛期，风浪可达半米多高，对不习水性的北方籍战士极为不利。然而，即使3月底渡江，我野的困难仍然不少。如弹药，三野仅有携行基数；而二野则连携行基数也没有。通信器材和药品也很缺乏。再如渡江作战用的地图，三野已有的不足自用；二野则一份也没有。汽车，三野、二野都已经有了上千辆，但二野却没有汽油。而二野更困难的，则是粮食严重不足。当时还不知到江北岸后竟找不到一只船。这些，都必须在短短的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准备好，其艰巨程度可以想见。
在各项准备工作中，对长江两岸的侦察是首要的。刘司令员非常注重皖南山地的交通、物资、粮食供应状况，布置我们设法和胡明等同志领导的皖南游击队联系，请他们提供这一地区的有关情况，如有多少条道路，能容纳多少部队吃饭等问题。
还是在1949年1月，我秘密工作人员就设法搞到了一份美蒋联合绘制的长江水文、地形、地貌和江防工事图。我派情报处的同志取回后，呈送了刘邓首长。经研究，认为这是一份极为重要的情报，作用很大。但当时我们对图上的水文符号还识别不了，就让情报处的同志拿到开封市水利部门，请专家帮助识别，由情报处一一注明后，又由作战处翻印了若干份，发往各部队，进一步作实地考察和订正。
大约在3月底或4月初，皖南游击队派专人来到野司，接应我们渡江，一直跟我们到舒城。刘司令员（这时邓政委在总前委）听了他的汇报后，又让我们和他详细谈谈，把东南数省的交通、居民点的人口密度、社会情况、粮食供应等情况弄得清清楚楚。这样，经过向皖南游击队的同志了解情况，再加上从其他途径收集的资料，我们绘制了东南数省的兵要地志图，由情报处在桐城找了一家印刷所石印一批，记得大约是在4月15日前发到部队团营级的。从此，我们开始有了渡江作战的行动路线图。
通过上述调查，说明二野3个兵团突破江防后，都经皖南插下去，也是可以容纳得下的。这对于总前委定下战役决心，和各部队负责人关于怎样过江及过江以后的行动，都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在作战室里指挥渡江战役
3月8日，已经到中央参加七届二中全会的陈毅、邓小平同志给刘司令员、张副政委和我发来电报，转告了中央军委的决定：“为适应政治的需要，即使我军事行动与南京集团的谈判密切配合，军委已确定渡江作战必须于4月10日左右发起。我们商定，华野、中野各部，务于4月8日进至江边，10日夜开始渡江作战。”并嘱“各部的军事准备和部署，力求精细周密”，“集中力量进行有关渡江作战的战术和技术的训练”。
根据这一指示，刘司令员交代我加紧组织司令部各业务处进行侦察、测绘、通信联络、工兵作业以及后勤和江上救护等一系列的具体准备工作。在不足一个月的时间内，参谋人员夜以继日，及时地完成了各项准备。司令部还草拟了《渡江作战战术指示》，呈送刘司令员、邓政委和张副政委审定后，于1949年3月30日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通报的形式下发部队。《渡江作战战术指示》共有10项，其中关于准备工作的主要之点是：“各部队应派出干部观察，携带望远镜，察明江幅、流速、江洲，尤其是南岸地形、工事，敌人如何配置。对于所发现目标在何时何地如何动作，都应登记下来”；“渡江的步、炮、工兵等协同动作的组织，也应由相关干部在实地侦察中实施之”；准备渡江的船筏“应排列于隐蔽的船坞，以便防空而容易出航”；“在夺取与控制江北渡口桥头堡后，即应开始组织我渡江的突击部队与掩护部队，并在实地侦察、训练。同时组织防空，并以炮兵射击敌舰，封锁江面”。
具体准备工作是十分细致和复杂的。
先以船只的准备为例。当我十一、十五两个先遣军于3月27日到达江北岸时，沿江各种船只已被敌人劫持一空，船民也被迫四散逃避。很多北方籍战士对南方不了解，看到既无船只又无其他渡江器材，一时产生了恐惧心理；有的战士不知从哪里听说长江一带的蚊子有一寸多长，“3个蚊子可以炒一盘肉”；还有的怕“被打死在江里喂鱼”，等等。为解除他们的顾虑，各部队及时聘请驻地居民介绍长江水性，组织南北方战士座谈会，并轮流到江边观察对岸情况，练习游泳、划船和试制救生圈。从而掀起了一个筹集船只、引船入江和水上练兵的热潮。如十二军在渡江演习中，曾以20斤稻草捆成一只救生圈，在水中浸泡12个小时后仍可使用，战士可露出胸部射击。
在物资、船只准备有了眉目之时，刘司令员指示三兵团十二军三十五师攻打一个有敌军江防据点的江心洲——铁板洲，作一次实战演习，以取得经验。铁板洲上有敌第二十九师八十七团三营和第五连共300余人，筑有地堡工事。我三十五师由一○四团组成突击队，在强大炮火的掩护下，乘带有云梯的船只，仅以7分钟即登上洲岸，无一伤亡，35分钟结束战斗，全歼守敌。
4月9日，刘司令员、张副政委和我将这一经验上报军委、总前委，并告三野。三十五师在夺取铁板洲时，“每人携带做好的一个稻草救生圈（18至20斤），减少战士顾虑。每人准备数个竹尖和棉花，便于堵塞子弹孔。”还有的部队利用竹筒做救生圈，装置了救护舟筏。这些就地取材、简便易行的救生器材，在渡江作战时虽然使用不多，但对增强北方籍战士的安全感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船只的筹集工作，是部队与地方党政机关组成管理委员会，派出大批干部和战士在附近湖泊进行的。对于船民，一方面从政治上启发他们，一方面适当解决他们的生活困难。有些部队还动员了一些船帮头和保甲长，利用了一些关系，把已被敌人押至南岸的船只又拖回北岸。部队对船工和水手照顾得很好，开饭时为他们找碗，给他们送香烟，尊称他们为师傅，很快就建立了感情，成为真正“同舟共济”的战友。这样，仅在半个月内，就在沿江居民的协助下，搜集、打捞、修补船只达1428只（大船能载百人左右，小船可载10人左右），动员船工2000余名。由于船只多在内湖，而内湖出口又为敌军炮火所封锁，大家便创造了开渠引水和翻坝、掘堤等办法，把所有的船只从几十里外的内湖，翻过数道堤坝引入长江，然后又挖掘了隐蔽的船坞。船只解决后，部队又在内湖和夹江上昼夜进行水上训练。从上船下船、船只操纵、救生器材的试验、水上射击，到航渡队形、指挥联络、步炮协同及登陆突破等战术动作，直至分队综合演习，都比较熟练了。据我们4月15日的统计，二野第一线部队水手和民兵水手已有4410人，每次可渡30500人。
当上述准备工作就绪后，各兵团、军、师党委向渡江突击队授了旗，向船工和部队水手颁发了荣誉证件，号召大家“在渡江作战中为人民立新功”。
参战部队的各级司令部根据野司的安排，均于江岸设立了观察所，组织了敌前侦察，加强对长江水文、气象的观察和调查，选定了起渡点和登陆地段，并设立了渡口指挥所，组织指挥员进行沙盘作业。
再谈谈物资的筹备。这项工作是艰巨而又繁重的，由于华东局和中原局负责同志卓越的领导和组织才能，及时有效地保障了部队的供应，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后勤部门在华东支前委员会和安徽省委的统一领导下，在合肥、蚌埠设立了办事处，沿途设立了兵站及集结地，建立了4条补给线。安徽、湖北、河南的人民群众组织起来为部队架桥、修路，在部队进军途中设立了招待站，还组织了随军渡江的民工团。在合肥、六安至安庆的路上，有数10万浩浩荡荡的民工“海潮似的”（刘伯承语）日夜赶送军粮。皖北人民群众提出了“要粮有粮，要人有人，要船有船”的口号，竭尽全力支援渡江作战。从这个意义上说，解放军是人民群众“送”过长江的。
至于支前和运输的工作量有多大，我手头尚无确切的数字。仅以安徽省为例，省委曾动员服务半年的担架3000副，服务3个月的挑工1.2万人；仅六安桐城两地就征收了1亿斤大米。刘司令员曾说：“沿江居民省出了自己的粮食给军队吃，他们的贡献极大，感人极深。”另外，汽油、弹药、服装等物资，也都是依靠地方向前线运送的。这里，我引用一份1949年3月9日，刘司令员和我给“军委（转陈邓）、华东局、中原局”的电报，也可见一斑：
“一、统筹解决汽油及零件之补充，并在蚌埠、合肥设库分发。立请调拨500到1000桶汽油应急。另请天津筹拨400辆（汽车）的备份零件。
大批弹药由淮河运往长江北岸，支援渡江战役
二、3月份经费之未领足数，请军委直接速送蚌埠。4、5两月份经费酌量拨三分之二现洋、三分之一人民币券，于寅哿（3月20日）前送蚌，以便能在过江前送到部队。中原军区现洋请就近拨交我们。
三、运送十分困难（特别在南方脱离铁道条件下）。我们虽全力以赴，但只能担任渡江前之第一线运送。故请中原局、华东局分送正阳关及合肥转交我们。
四、……我们尚差5万套血衣、5万套俘虏单衣、5万套衬衣。今后这类供应品由我们随军购买抑由华东转发，请速确定。”
到开始渡江前，向前线运送的弹药是4个基数，补给的携带粮是每人5日份，而且都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的。这些事迹，无论是在支前工作上，还是在军事交通史上，都是应该重重地写上一笔的。
二、关于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
当时部队存在的思想上的问题，主要是对和谈的认识，如：国民党在和谈协议上签字了，还要不要过江？会不会搞“南北朝”？如果美国出兵干涉怎么办？为了统一认识，牢固树立“敢于胜利”，“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思想，1949年1月10日，曾以邓小平政委、张际春副政委的名义颁发了《野战军两个月整训的军事政治大纲》，提出要“根据新华社新年献词进行渡江作战的政治动员”，“必须彻底清算在革命即将在全国胜利的关头，可能产生的各种各式的动摇思想”。
政治整训的目的，主要是教育指战员认清政治谈判和军事斗争是密切联系的两种手段，国民党政府并非真心和平，只是因为打不过我们不得已而为之。对于我们来说，无论国民党政府在协议上签字与否，我们都是要过江的。决不能在中国出现“南北朝”的局面，给某些反动政客和军阀以喘息之机。在这一点上，大家应该头脑清醒，不可松懈斗志。
陈赓同志曾经把和谈看做是对国民党的又一攻势，并且“不啻增加我百万大军力量”。谈得成也好，谈不成也好，都对我们有利。和谈，势必促使国民党内部发生巨大变化与动摇。因此，也可以说是对他们的一次震撼。国民党军队的士兵也知道是因为打不过共产党才和谈的，如果谈判破裂，就更加瓦解了他们的士气。我们过江后敌军的迅速溃败就说明了这一点。
对于美国可能出兵干涉的问题，通过对形势的分析，指战员们也有了思想准备，立足于他们出兵，有备无患。而且，只有我们做了准备，美国才不会轻易出兵。
解决了这些思想认识问题，士气就日益高涨了。于是，“不让反革命有喘息余地，把革命战争进行到底”，“实现全国革命胜利，为人民立大功”等口号，就成为广大指战员的共同心声。
关于组织准备，总前委在渡江前下发加强政治工作的指示，其中特别强调了连队的党组织建设问题。这在以往几大战役中是没有过的。为什么呢？这是因为部队整编后，解放战士在部队中的成分很大，和新参军的翻身农民对比，达百分之七十到百分之八十。入伍较晚的战士，有的出征前几天才到部队，没有赶上渡江政治教育。这当中有些北方籍战士不愿远离家乡到南方去，曾发生逃离队伍的现象。再一个原因，就是渡江作战是以船、战斗小组为基本单位的，和以往的战役有所不同，但是在行动上又必须做到统一，这对于拥有一两千只船的大部队来说，是不容易做到的。基于这些原因，只有健全和加强党的基层组织，才能保证部队的巩固、纪律和行动的统一。这些，在渡江前是基本做到了。
李达还回顾了这次战役中的决策问题。
在1949年2月9日的总前委会议上，大家认为应该充分利用蒋介石集团与桂系的矛盾，以二野、三野近百万人（渡江作战时，加上军区部队共百万人）的优势兵力突击汤集团，钳制白集团，以强大的震撼力量，使敌军闻风丧胆；并足以应付意外情况的出现，如美国可能的挑衅或武装干涉，这是最稳健的作战方针。这就是“钳白打汤”。
总前委曾确定：以三野的4个兵团和二野的1个兵团为第一梯队。三野4个兵团的任务区分是：一个任江阴、扬州段，一个任南京东西段，一个任芜湖东西段，一个任铜陵、贵池段；二野的一个兵团任安庆东西段。
第二野战军拟制的渡江作战部署电
二野的另外两个兵团，除以一个军进至黄梅、宿松、望江段佯动外，其余5个军作为总预备队。
预定的突破重点，则拟在芜湖、安庆地段。
会后，总前委发出了《关于渡江作战方案和准备工作意见向中央的报告》。
汤、白两集团在长江鼓向北岸的突出部的汉口、浦口，各有两个军的机动兵力，在安庆摆了一个军。浦口为三野的当面，二野当面之敌主要是白集团；刘汝明的部队不多，其前哨部队放在江心洲。白集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到处伸出警戒部队（小部队），在江北也不少，而在麻城及其南面的城镇到处皆是。当三野已经收集到一些船只时，二野还两手空空。我们要准备船只，就必须消灭这些伸到江北的警戒部队。
为此，刘、邓首长考虑了三着棋：
第一着，是从2月初开始，以王宏坤部带领桐柏、江汉军区的部队，到武汉、沙市、宜昌之间，吸引白集团西顾，以减轻二野主力正面的压力。
第二着，陈赓的四兵团向南开进，有意让绕道麻城，打跑了白集团第七军的部队，攻占了麻城。之后，总前委和刘司令员便让四兵团停留在此地达一周之久，并派出小部队佯动，传风准备打九江。
刘邓首长考虑光这两着给敌军的压力还不够，还必须请军委批准以四野先遣兵团迅速南下，钳制白集团，这是第三着。当四野十二兵团率第四十、第四十三军10万余人组成先遣兵团顺平汉线火速南下，攻取信阳，直逼广水、宣化店，使二野右翼的安全确有保障时，四兵团主力才继续向指定地点开进。
当时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国民党政府派代表团到北平谈判时，白崇禧也派了私人代表到中原局洽谈。
按这时的局势，我们分析白集团是不会受蒋介石调遣的，他们守不住武汉，必退衡阳再退广西（他们后来也是按这条路线退的）。还有一个地理上的因素，就是汤、白两集团之间隔着一个鄱阳湖，两侧山脉多为南北走向，不便于大部队东西运动、互相支援。
有鉴于此，中央军委、总前委的策略是钳制白崇禧集团，打击汤恩伯集团。这样，对白、汤既有所区别，又符合集中优势兵力，先歼重点之敌的原则。
在渡江作战的准备中，还有一个打不打安庆的问题。
当四野先遣兵团和四兵团完成了预定的一系列佯动之后，白崇禧误认为我军将抄袭武汉，将其第四十六军主力向武汉、九江收缩，留第一七四师驻守安庆。于是，我先遣军就势解放了太湖、潜山、望江等地。至此，我主力兵团3月初分别由阜阳、沈丘、漯河地区南进，4月初已相继到达长江北岸。
安庆守敌是白崇禧集团在江北的一个钉子，对二野渡江是一个威胁。开始，确定由三兵团第十一军把安庆打下来，拔掉这个钉子。
对于打不打安庆，刘司令员一直有所考虑。4月3日，我二野前指到达舒城后，刘司令员打算去前线看一下再决定打还是不打。我陪他去了，到安庆周围和东西段都看了一下，发现这一带丘陵和沼泽交错，不利于攻坚。而且日军占领安庆时，曾修筑了坚固的堡垒和工事。经过观察，在安庆的东西两段都可以渡江，只要看住安庆守敌不出来“干扰”即可。而打安庆，势必要攻坚，既耗时，又会过多地牵扯兵力。于是，刘司令员下决心改由第十军围困和监视安庆守敌，换下十一军参加渡江作战。
4月4日，刘司令员商得邓政委同意后，下达了《关于三兵团暂不攻安庆，各兵团积蓄精力进行渡江作战的指示》，确定：
一、暂不攻安庆，积蓄精力于渡江作战。
二、以十五军、十六军由望江至安庆西关段渡江。
三、以三兵团两个军由安庆以东至枞阳镇石矶头段渡江。
四、五兵团主力集于桐城、高河埠伺机续渡江。
至于安庆守敌，我主力过江后再收拾他们也来得及。
总前委制定的《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是1949年4月1日下达的。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决于4月15日18时以全线渡江开始遂行本战役”；以全歼或大部歼灭汤恩伯集团在上海至安庆段的守军（计有24个军72个师，共约40万人左右）和控制浙赣线的敌军（计有6个军23个师），夺取京、沪、杭，彻底摧毁国民党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为战役目标。
《纲要》规定以第三野战军组成东西两个作战集团，在贵池至芜湖和扬中至江阴之间渡江；第二野战军在马垱至贵池间渡江。战役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达成渡江任务，实施战役展开；第二阶段达成割裂包围敌人，确实控制浙赣线一段，断敌退路；第三阶段分歼被围之敌。
整个战役的关键在于三野东西两集团迅速东西对进，完成钳形合围。二野密切协同三野，适时攻占芜湖，夺取南京和杭州地区；以主力一部速出衢县地区，控制浙赣线一段和屯溪南北公路，断敌退路。同时，中央军委指示：第四野战军的先遣兵团和中原军区部队，归二野统一指挥，担任牵制白崇禧集团的任务。
我二野的渡江地段，为汤、白两集团的接合部，处于汤集团的左侧背。守敌是老对手刘汝明的第八兵团3个军8个师，约4万余人。其六十八军军部位于至德，所属3个师分布在东流至湖口线；五十五军军部位于贵池，所属1个师位于马沙闸至贵池段，两个师位于三野部队渡江正面的铜陵、青阳地段；九十六军军部位于殷家汇，所属两个师分布在吉阳大渡口至乌沙闸线。敌纵深地区仅有第十七兵困侯镜如率的两个军在歙县至宁国地区。
我渡江地段敌军兵力较弱，敌机动部队较少，而且有皖南游击队策应，对我突击渡江是有利的。但是，白集团的主力位于我预定渡江地段的右侧背，是一严重威胁。
总前委根据敌军的这一态势，确定战役首先抓紧突破江防，渡江后我二野密切协同三野行动，以保障其钳形突击的成功。具体部署是：以3个兵团并列在贵池至马垱间宽约100公里的正面，以安庆东西段为突破重点；第三兵团由安庆以西至望江段渡江，然后速沿浮梁、婺源直出衢县，控制浙赣线，断敌退路；第四兵团于望江至马垱间渡江，然后沿江东下，接替第九兵团监视芜湖敌军的任务，并准备参加攻占南京之战。四野先遣兵团主力在武汉以东地区，并指挥桐柏、江汉、鄂豫军区部队，牵制白集团，策应二野渡江作战。
4月8日，第二野战军依照《纲要》的规定，下达了《渡江作战基本命令》。
吴铭是我党一名地下工作者，曾参加了我军渡江战役江阴要塞策反工作的全过程，他对这次策反作了如下回忆：
从抗战胜利到1948年春，经华中党组织的长期工作，地下党员唐秉琳、唐秉煜和吴广文已分别打入了江阴要塞并担任了与要塞有关的重要职务。唐秉琳已任江阴炮台总台长。唐秉煜先在国防部三厅担任负责士兵和要塞业务的上尉参谋，后任要塞工兵营长。吴广文担任要塞守备总队总队长。同时，华中五地委又派唐仲衡在江阴城中建立了联络点。
1948年秋，党组织派去江阴要塞联络的唐坚华，路经苏北敌据点时突遭国民党特务逮捕，久押不放，原因不明。为确定下一步工作对策，组织上决定派我参加江阴要塞的策反工作。
我按指定时间到了华中公安处，由公安处处长宋学武及负责敌区工作的江华同志找我谈话。宋学武向我指出了这一工作的重要性，鼓励我要克服一切困难，努力完成这一艰巨任务。江华同志向我简要而明确地介绍了要塞情况及预先约定的接头地点和办法。他说：“江阴要塞已有3位地下工作同志，即唐秉琳、唐秉煜和吴广文，江阴城内也已建立联络点，由唐仲衡负责，唐全家都住在联络点内。你按照约定的口号到联络点去接关系。唐坚华被捕后情况不明，江阴要塞的工作有无影响也不了解，因此急需你前往接关系，了解最近的情况。”江华凭他长期从事敌区工作的经验，也能理解我的心情，所以没说更多的话。我也意识到江华所说的“情况不明”所包含的各种含义。根据搞地下工作的原则，我对领导没有介绍的问题，也不便追问。
江华最后向我明确指出：“江阴要塞地下工作同志的情况，接关系的办法，及今后联系等，由华中公安处领导。而策反的军事任务，由苏北军区管文蔚司令负责。”接着，江华陪我去司令部把我介绍给管文蔚，由管单独与我及江华同志谈话。管文蔚说：“你这次去江阴的任务很明确，就是在江阴要塞进行策反，任务很重要，要做好迎接大军渡江的准备工作。你先去接关系，了解情况，回来汇报后制定下一步工作计划。”管文蔚还明确这一工作由他亲自领导。动身去江南前，江华还要我去盐城华中行政学院找唐君照同志了解唐秉琳、唐秉煜与吴广文3人的情况。唐秉琳、唐秉煜都是唐君照的胞弟，吴广文是唐君照的同学，还一起参加过大革命。
江北的准备工作告一段落后，我即赶赴江南。到南京后，先找到我哥哥吴志清，他在国民党考试院院长办公室搞收发文书工作，是我在苏中九地委联络部工作时建立的联络对象，曾为我军提供过国民党的机密情报。他见我又来到南京，很高兴，说已收集了不少资料要交给我。我说：“这些资料今后有机会再拿。我这次要去无锡、苏州、常熟、江阴一带有些工作。你给我写一个考试院的证明。”很快，证明拟就，并盖了大印，内容是：“兹有我院工作人员吴铭奉派去无锡、苏州、江阴等地有重要任务，希沿途军警予以便利及保护。”
到了江阴，我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接关系。那天上午，我首先按照地址，在江阴城内比较冷僻的一条街上，找到了联络点。房屋是一座老式的三幢房大院，联络点就在中间一间房。我轻轻敲了几下门，出来一位中年人对了暗号。房里的人知道我是从苏北家里来的，空气立刻活跃了起来，大家都面露喜色。联络点的负责人唐仲衡，原在苏北当中学教师，因他是要塞唐秉琳的同乡和亲戚，所以组织上派他去江阴建立联络点。为了更好掩护工作，唐的一家，包括老母亲、爱人、女儿等全都搬到江阴。关系接上后，我就住在联络点里，开始了解情况的工作。
我通过联络点的唐仲衡，分别找地下工作同志进行了个别交谈。经过了解，得知他们又发展了游炮团团长王德容。江阴要塞的地下工作同志已有4人。
要塞的兵力和装备
江阴要塞国民党守军的情况是：要塞原任司令是孔庆桂，国民党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失败后，准备固守长江，因此决定在江阴要塞换上可靠的少壮派军人来接替年老体弱的孔庆桂。唐秉琳、唐秉煜分析了情况，认为如果调来了一个不熟悉的人，对我们今后工作的开展很不利。当时，在国民党陆军总部任少将军械处长的戴戎光，是苏北阜宁人，与唐秉琳、唐秉煜是同乡，相处较熟；而且戴戎光与顾祝同的关系较好。于是，唐秉琳、唐秉煜积极活动，支持戴戎光来江阴要塞接替孔庆桂。戴由于上有顾祝同撑腰，下有要塞人的活动，终于如愿以偿当上了江阴要塞司令。戴在上任前，蒋介石还亲自予以接见，要他很好地坚守江防。
江阴要塞的建制和装备为，1个炮兵总台（相当1个重炮团），配备德国、美国重炮40多门和小口径直射火炮18门；1个守备总队（相当于1个加强步兵团）；1个游动炮兵团，配备五七战防炮36门；1个工兵营。司令部下面还有直属分队，探照灯队等。要塞担负着由黄田港——黄山——尖山——张家港以东包括双山沙约25公里长江正面的守备任务，可以重炮火力支援江北八圩港二十一军桥头堡，控制江面，防止解放军偷渡，同时检查来往船只。由于江阴江面狭窄，黄山炮台地形险要，所以被国民党视为首都南京的可靠屏障。因此江阴要塞的建制直属国防部领导；同时因江阴要塞是京沪间的重要防卫作战力量，又归第一绥靖区司令兼江苏省主席丁治磐指挥。
江阴要塞的内部情况是，戴戎光取代孔庆桂后，要塞的中上层军官，大都是国民党军官学校毕业的，较长时间地接受过国民党的政治熏陶和军事训练。中层骨干中有些是军官学校毕业，也有行伍出身。戴戎光为了壮大自己的力量，收编了苏北盐阜一带的土匪还乡团。士兵中，苏北地区的土匪、还乡团和从上海招来的地痞、流氓占半数以上，也有抓来的壮丁。如守备总队第三大队，大都是由戴戎光收容的苏北土匪、还乡团组成。在苏北血债累累的曹炳三，就担任了第三大队的副大队长。又如工兵营，是戴戎光收编的黄桥自卫队以及从上海招来的地痞流氓还乡团组成的。
为了顺利地开展策反，地下工作同志利用戴戎光来江阴后不断扩充实力的机会，有意识地物色了一些有正义感，与我们关系好，在国民党内被排斥，但又与戴有同学、同事、同乡等关系的人分来炮台工作，以充实壮大力量。
二下江阴
通过以上情况的了解，说明江阴要塞的策反工作并没有因唐坚华被捕而受影响。当时淮海战役已胜利结束，我大军正源源南进，准备横渡长江，我立即回到苏北汇报情况。我回到解放区后，江华告诉我，江阴要塞的策反工作已由苏北军区司令部转到第三野战军十兵团司令部。江华指示我直接去十兵团司令部找韦国清政委与叶飞司令。我到姜堰找到了十兵团司令部，韦国清政委与叶飞司令见到我非常高兴，安排我在司令部楼上的一个小房间里单独住，还关照要关心我的生活。
兵团首长在繁忙的军务中很快安排了我的汇报时间，二位首长认真耐心地听完后，还询问了许多关于江阴要塞的情况。更多的是关于我们工作的策略与方法。汇报完毕，二位首长指示：“大军渡江时间不会太长了，江阴要塞策反的同志要抓紧时间，做好各种准备，确实完成迎接解放军胜利渡江的任务。”并说今后我的工作由他们二人亲自领导，不得向任何其他人谈。
我回到江阴后，向同志们传达了解放区的情况，并转告兵团首长“渡江时间不会太久、我们要加紧做好一切准备工作”的指示，大家听了都很兴奋。他们又迫切地问我：“在苏北见到唐秉煜没有？秉煜为什么还不回来，是否出了什么事？”我听了感到十分意外。原来，我去苏北时，江阴传来淮海战役全面胜利的大好消息，要塞同志很兴奋，以为解放大军会很快过江，而国民党又宣布全面封江，因此同志们担心我在路上出事，就决定由唐秉煜再去苏北联系。
唐秉煜在国防部三厅当参谋，他向国防部请了假，说是去江阴探亲，原预料很快会回来，但形势变化快，国防部要转移，因此电报、电话紧催唐秉煜回南京，还派了科长到江阴来找。唐秉琳接待后，推说唐秉煜有病在苏州医院，而国防部又向苏州医院询问唐秉煜的病情，也没找到，大家焦急万分。正在这时，唐秉煜安全回到了江阴。我们进行了一些事后的弥补工作，消除了国防部及戴戎光的怀疑，平息了一场虚惊。
唐秉煜谈了这次去苏北盐城找到其兄唐君照，由他陪同去见了陈丕显、管文蔚、刘先胜的情况，同时还介绍并经管司令批准游炮团长王德容的入党问题。
我们根据十兵团首长的指示，分析研究了要塞的具体情况。要塞司令戴戎光调来江阴后，一方面感恩蒋介石、顾祝同对他的重用，同时也趁机大肆招兵买马，扩充实力。我们要抓住戴的弱点，利用矛盾。如我们抓住他要大力扩充人员的有利时机，设法提名与戴有同乡同学同事等关系的人，到要塞担任要职。又如戴来江阴要塞后，千方百计地捞钱，吃空名，挪用公款，做生意，私放船过江等。这些事，我们很清楚，与戴是“心照不宣”。戴与江苏省主席丁治磐以及国民党江阴县党部、县政府、自卫队之间，在向人民摊粮派草收捐等方面矛盾重重，我们则在口头上支持戴，以取得他的信任。
在江阴要塞开展策反工作，抓实力是首要任务。我们已抓了炮台总台长、守备总队长、游动炮兵团及国防部作战部门负责要塞业务等，还包括所有分台，参谋长梅含章也是同情我们的。同时，抓紧对江阴要塞特务机构政工室的工作，通过唐仲衡把同学女儿何漪调来要塞担任上尉秘书工作，后又设法把何安排到政工室当秘书，经过教育启发，她也能及时把敌人的活动情况向我们反映。
我们在上层的工作比较成功，在中下级军官中也下了不少功夫。我们在国民党军官总队中有意识地物色与我们比较熟悉、关系较好的对象，通过关系调到要塞来，如炮台大台长孟怀高、游炮团一营营长杨明光、工兵营副营长龙潜、通信连副连长李容南等。
渡江的日期一天天临近，我们的工作也一步步深入，并取得成效。因此，大家情绪高涨，要求任务更加迫切，所以，经常流露出急躁情绪，频繁地找人谈话。为了壮大力量，又不暴露自己，大家统一了认识，决定主要由唐秉琳等4人去做上层工作，并明确暂不在上层军官中发展，工作重点集中在中下级军官中，进行分别排队，逐个分析，一个不漏，区别情况。
往返途中的奇遇
我们在江阴要塞的工作既积极又稳妥，且富有成效。为此急需回江北请示汇报。但长江封锁，无法通行。我们想尽办法，终于物色到了一只苏北贩货来江南被封在张家港的商船，船主与几个小商贩都是新港的。我以走私商人名义，要求搭乘去新港，并说军方由我联系。正谈着，吴广文精心安排好的一位连长带了4个士兵，以拉差装运军草为名，对这条船强行拉差，命令把船开出张家港。
船到双山沙后，士兵们离船上岸向芦苇荡走，边走边嚷快来搬草。我心中有数，马上要船老大拉篷向新港开。这时，士兵在后面开了枪，我们趁着顺风顺水向北岸飞驶。
不一会儿，已是新港在望，大家庆幸“脱离”虎口。新港的居民与解放军都以惊奇的眼光看着我们船靠岸。我急切地跳上岸，直奔站岗的解放军士兵，询问兵团司令部在哪里。找到司令部后，见到了韦国清与叶飞，连夜进行了汇报。
我在新港住了几天，司令部通知我过江交通事宜已准备好了，把我带去介绍给焦康寿见面。焦是中共江南工委领导成员之一，也是江阴县委书记。我这次回江南，是利用一条长期的交通线。第二天深夜焦康寿在新港长江边的一间小房子里把我介绍给交通员说：“这是吴铭同志，你今后专与他联系。”并要我们自己约好经常联系的地点与方法。我们约定，在江阴张家港东面的凉亭里联系。
出发后，我抱着好奇的想法，看交通员究竟怎样把我送过长江。船上除船工和交通员外，只有我一人乘坐。交通员说声开船，船就直向江南驶去，很快就到了芦苇荡，这就是双山沙。交通员领我上了岸，从容地沿着小道向南走，忽听见前面碉堡里大声呼唤“口令”。交通员回答：“我。”你是谁？”“捉鱼的。”经过碉堡时，交通员还与碉堡里打招呼。交通员的家就在碉堡边上，我当夜就住在他家。
第二天，我与交通员来到凉亭，明确约定今后每隔一天即在此接头，风雨无阻。从此，我每天把了解的情况写下来，来到凉亭请交通员送回新港，并约好，如我要回去，前一天预约。回到江阴后，有一天，唐仲衡拿来一张小报《正气日报》给我看，指着一条花边新闻说要赶快想办法。我一看，《正气日报》登了一则消息，内容是：“……据有关消息，江阴要塞有人通新四军，必须引起注意……”唐仲衡担心我们可能暴露了。这件意外事件，我们都感到突然。
过去，我没有注意在江阴出版的《正气日报》，我问唐仲衡《正气日报》的来历。唐说是县党部的机关报。我联想到丁治磐为了与江阴要塞戴戎光争权夺利，破格派了一名亲信少将军官充当江阴县长。我们冷静地分析，这条新闻公开登在国民党党报上，肯定不是特务组织，哪有特务发现线索随便在报上登的。我认为这是丁治磐、江阴县党部、县政府与江阴要塞矛盾的公开暴露，这正说明国民党特务没有掌握我们的材料。我还联想到过去丁治磐曾向戴戎光询问唐秉琳是否可靠的情况，是不是特务“投石问路”？因此，我们冷静了下来，静观事态的发展。
汤恩伯、丁治磐的战前视察
蒋介石在奉化召开军事会议后，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在常州第一绥靖区司令部召开师长和特种兵团长以上人员军事会议，戴称病未去，由王德容、唐秉琳参加。会后，汤特地召见了王德容与唐秉琳，问及要塞设防情况，并说：“要塞是京沪江防的支撑点，火力要加强，一定要有机动炮兵策应东西两翼才行……”王德容向他报告了情况，一味叫苦说：“要兵没有兵，要机械没有机械，修工事缺材料，搞通信无器材，真不好办哪！”汤说：“现在是困难呀！兵你们自己招嘛，招多少是多少。武器正在要求美国援助，但远水救不了近火，先把日本和台湾的运点来用嘛，工事叫工兵指挥部在订制的美国活动堡垒中拨点给你们，其余的你们自己修筑，通信器材我回去叫港口司令部拨发，还要弄点地雷，必要时把便于登陆的地点都布上雷。”唐与王随口应付。后来，汤开的这些支票，除了从台湾运来了游动炮兵的火炮，以及上海运来的18门直射小口径火炮和2000枚地雷外，其他都没有兑现，相反，还从炮兵总台调走一个重炮营去上海加强防务。
1949年春，汤恩伯亲自来江阴要塞视察。在戴戎光和唐秉琳陪同下，先到黄山炮台。汤用望远镜了望北岸，二十一军一四五师正在修筑八圩港一带的工事，汤问炮台火力能不能有效地支援。唐秉琳马上打开随身带的“火力配备图”向他报告，他一面听一面点头说：“好！好！”然后向东视察每一炮位，似乎比较满意。到了东边大台视察所里，汤指示戴戎光说：“大口径重炮火力配置得不错，小口径炮部署在半山腰上，这不好，要直接靠浅水配置，打木船就方便了。”又说：“步兵防御工事还未动手，要赶快修。”汤视察炮台后，就匆忙赶回无锡去了。
汤恩伯视察后不久，第一绥靖区司令官丁治磐也来视察。他轻车简从悄悄地到了要塞。戴戎光见他来得突然，有些疑惑，但因指挥关系，表面上还是毕恭毕敬。丁仍由戴和唐秉琳陪同，从西到东看一遍。在总台指挥所，丁治磐问戴兵力布置和作战方案的情况，戴说不清，丁又转问唐秉琳。唐拉开幕布把火力配备图、测地要图、目标指示图、协同计划等一一汇报。丁又视察各台，转到了黄山背后，向戴说：“我已三令五申叫你们加强工事，可现在还是一动未动。”戴说：“总座（指汤恩伯）说给我们活动堡垒，到现在还没有领到，要木料没木料，要人没人。”把丁治磐顶了回去，视察不欢而散。
1949年4月初，汤恩伯由一二三军军长顾锡九陪同，再次来到要塞。晚上，他们一行来到城内的要塞司令部，又找来二十一军军长王克俊。晚饭后，汤恩伯、顾锡九、王克俊、戴戎光召集了要塞几位团长一同在作战室开会。汤恩伯作了一番动员后，问大家准备得如何？顾、王、戴作了汇报。汤又说：“兵力确实不足，要向总裁建议调台湾新军来加强。”并用手指着图说：“我已要五十二军刘军长将主力从苏州向常熟方向推近，策应一二三军；五十四军从常州向东靠，以策应二十一军。”汤恩伯认为，八圩港桥头堡有要塞炮台的火力掩护，没有问题。又说狼山桥头堡炮兵火力薄弱，一二三军要把师属炮兵多调过去一些。汤最后说：“要塞工事不要指望活动堡垒了，应就地取材，自己征用。”讲完就走，说还要到芜湖方面去。他边走边指示戴戎光迅速征用大木船装上石块，把北岸大小港口用沉船堵塞，越快越好。
难忘的4月20日
从一系列视察和汤恩伯的迫切心情看，我们估计渡江就要开始了。根据汤恩伯布置的任务，我们向戴戎光建议，尽快向港口司令部领款征得木材后去变卖。领款时来个宣传，装做要沉船的样子，但一砖一石也不往水里扔。戴戎光倒也乐意接受了。
为了确保江阴要塞起义的成功，要塞的地下工作者向解放军十兵团提出，能否派得力的军事干部到江南来加强力量。十兵团很快就决定派遣4名同志，他们是李干（团级干部）和3位教导员徐以逊、陆德荣、王刚。为加强联络，还专门派了王澂明科长携带一部电台设在江北新港，每天由交通员将要塞的情报送到江北，再发往总部。
在我回江北的一次汇报中，韦国清和叶飞还把二十九军和三十一军两位军长找来同我见面，说：“今后就是他们两个军渡江。”我向两位军长汇报了江阴的情况，并研究了4位同志在江南的具体任务。
我们对渡江点在江阴心中是有数的，但一次汇报中，叶飞对张家港西的长山问得特别仔细。我当即介绍，长山有5公里路长，整个长山都不高，山上没有防御设施等等。叶飞说：“我就要这个地方。”我回话：“我明白了，请首长放心。”
4位同志到达江阴后，我同唐秉琳、吴广文商量，决定把李干安置在炮台总台唐秉琳身边当勤务兵，王刚在炮台当兵，陆德荣在游炮团团部，徐以逊在守备总队。李干等4位同志到江阴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很快就适应了环境。
4月20日，我因临时外出后回到了江阴，看到王澂明也来了，他们告诉我，又发生了一件意外事件：4月17日，美军顾问视察炮台，决定缩短防线。我认为，这个变化对我们渡江影响不大，因为5公里长山过去一直没有修工事，二十一军在山上无法防守，如按期渡江，对我军登陆不会有大的影响。
王澂明同志来江阴后，我们商讨如何迎接与配合大军渡江的办法更具体了：江北发动渡江炮击后，在江南燃3堆大火作为接应信号，这事具体由徐以逊负责；联络记号是在左臂上加一白布条；当天口令为“上海部队”；我们全体地下工作同志都要紧急动员起来，唐秉琳、唐秉煜、王德容等人分头向依靠力量打招呼，对中间力量进行服从命令、听从指挥等教育。
20日下午，大家都早已回到各自岗位，我与王澂明、陆德荣在游炮团团部与王德容一起等待着横渡长江的第一声炮响。终于，江北响起了隆隆的炮声，大军开始渡江了。我换上了要塞士兵的军装，王澂明要我去总台，帮助唐秉琳、唐秉煜共同掌握炮台。我一个人摸黑到了总台，唐秉琳要我注意不要给人认出来。
总台指挥所里十分忙乱，报话机、电话机使用频繁，都在互相打听消息，但实际情况如何谁也说不清楚。这时，王澂明来电话，说他代表第三野战军下达命令，要唐准备迎接解放军渡江，不许打炮。唐秉琳告诉我：“国民党二十一军打来电话，问炮台为什么不打炮？”我说：“你告诉他现在情况不明，炮向哪里打？问问他们掌握了什么情况？”二十一军也说情况不明。
江北响起炮声不久，江阴要塞司令戴戎光来到总台，唐秉煜陪他到台长办公室休息。唐告诉戴，有什么情况会及时向他汇报的。
过了不久，二十一军又来电话说：“目标不明确，打几炮助助威也好。”我与唐秉琳商量，既然要我们打炮助威，炮再不响也不好办。于是，第一个目标是江北的八圩港，那里驻有二十一军的两个团，是他们在江北的桥头堡。但是我们又考虑到，解放军渡江情况还不清楚，如只打八圩港太明显。因此改变决定，向港北面的小孤山打两炮，这是解放军后方，没有部队。唐秉琳下达了命令，只听到轰隆隆响了几炮。马上，电话里又传来了二十一军急促的声音：“为什么打到二十一军头上？”唐告诉他：“我们早就说情况不明，不能开炮，你们一定要打炮助威。”我们知道这是二十一军在江北八圩港的两个团，准备向江南逃跑，被我们大炮打中了。二十一军已领教了我们大炮的威力，在电话里直喊：“不要打了，不要打了。”
国民党的军舰，这时也已成惊弓之鸟。“中山”舰躲在黄山脚下，经常用报话机向我们探听情况，唐也与之联系。我与唐秉琳商量能否把“中山”舰也争取过来。在这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英国的“紫石英”、“黑天鹅”、“伴侣”号等军舰。在后来报话机联系时，我们请“中山”舰派军官乘小船来要塞炮台商议今后行动，“中山”舰表面同意派人来炮台，但却悄悄地溜了。“黑天鹅”、“伴侣”号也逃之夭夭，只有“紫石英”号被打伤走不动了。
这时，戴戎光接了一个电话。听完电话，他神色十分不安。唐秉琳知道是顾祝同打来的，就问戴：“电话听得清楚吗？总长有什么指示？”戴叹口气：“丁治磐真狠毒，在总长那里告了状，说我不听他指挥，总长在电话里说：再不听指挥，就要枪毙。丁是要我的脑袋。”过了一会儿，戴有气无力地说：“总长命令：立功重赏，歼敌一个班，一个连，一个营，一个团赏多少……官可以连升三级。”说完，还要我们逐级向下传。
过了一会儿，唐秉琳接了一个电话，只听到他说：“是，是。”放下话筒，戴就问谁的电话，唐说：“是丁司令官的电话，丁指示要我们注意，防止敌人声东击西。”
过不多久，我们已清楚地了解到，解放军已全线过江，国民党军狼狈向南溃退。我们立即把大炮指向溃逃的二十一军开火。二十一军还来电话：“为什么又打到我们头上了？”唐秉琳在电话里回答：“共军已过江，正向南进军，我们用炮火追击。”二十一军要我们不要再向他们打炮。事后才知道，二十一军边逃边骂，说要塞大炮打垮了二十一军。
江阴要塞的新生
夜21时许，唐秉煜把早已参加我们地下工作的要塞通信连副连长李容有叫到山坡上，要他立即切断电话线。不到5分钟，戴戎光与上下联系的通信线路全部被切断，报话机也落入我们手中。要塞的实权全部被我们掌握。
在黄山指挥所里，戴戎光在床上躺了片刻，忽然一翻身起来走出指挥所，向江面了望着。忽然，他狂叫起来：“船！船！共军过江了，开炮！向共军开炮！唐秉琳哪里去了？再不开炮我要他的脑袋。”在他身边的唐秉煜答了腔：“现在还看不清楚，是船还是水波的影子，摸不准，空放炮，浪费炮弹。”而在炮台指挥所，我们用大炮轰击着溃逃的国民党军。
我们知道，解放军的先头部队已在炮台附近布防。这时，有人向唐秉琳汇报说山下发现共军，要唐秉琳下命令抵抗。唐秉琳大声说，不许随便打枪，是自己人，不要误会。
负责接防黄山炮台的部队是由陆德荣同志带路的。陆前往长山张家港附近，按照约好的办法，用手电筒划了3个圈，对方也按陆的办法回答。走近一看，原来是国民党二十一军，他们立即把陆扣押。正好解放军先头部队到达，救了陆德荣。陆马上带了部队来到黄山。要塞部队看到有解放军上山，有的想抵抗，但唐秉琳、唐秉煜以及争取过来的要塞营、连级干部立刻制止，解放军顺利地上了黄山。
21日凌晨3点多钟，唐秉煜、李干和我在指挥所外面开了个小会。唐秉煜说是动手的时候了，要我代表地下党向戴戎光宣布江阴要塞全体官兵已举行起义，命令戴戎光缴枪投降，他负责收拾戴的警卫班，李干负责掩护我的行动。
会开了几分钟，大家就分头行动。唐秉煜以两挺机枪正对着指挥所封锁了进出口，自己提了双膛火的手枪，捷步走到了指挥所门口，4个端着冲锋枪的士兵跟着唐秉煜进入指挥所，控制了掩蔽部的通道，严密监视着戴戎光警卫班的一举一动。
唐秉煜把戴叫到我面前，向戴介绍说：“这是吴铭同志，是解放军驻要塞的代表。”接着，我对他说：“我对你的安全负有责任，现在我要送你到安全的地方去。”戴戎光开始感到很突然，接着他以颤抖的声音说：“我跟贵军从没有交过战，我对贵军向来是友好的。”我说：“你的情况，我们了如指掌，不必多说了。”戴还说：“听说江阴城还没有解决。”我很严肃地向他说：“我军早已直插京沪线，江阴城不在话下，城内国民党如不投降，将全部消灭。”戴说：“既然事已如此，我就缴械吧！”当即将所佩带的左轮手枪和子弹袋交出，几个卫士也放下了枪。唐秉煜命令他留在指挥所，不准乱动。
江阴要塞起义成功了。接着，唐秉煜对部分中下级军官和士兵进行了思想动员。大局已定后，唐秉琳等召集全体要塞部队在射击场上宣布起义行动。解放军二十九军和要塞部队胜利会师，会场上一片欢腾。
4月21日上午11时，工兵营副营长突来报告，说有少数人不同意起义，企图把全营拉跑。唐秉煜当即命令该副营长指挥队伍集合在黄山脚下的一个打谷场，架枪后听候训示。随后由营长唐秉煜同志向全营宣告要塞已战场起义，并进行动员。工兵营才平息下来。与此同时，游动炮团第一营长杨明光被两个顽固的连长劫持，率领全营轻装外逃，唐秉琳立即派徐以逊将他们追上劝说归队。
要塞起义后，我们亲眼看到，第三野战军官兵，浩浩荡荡地从江阴要塞东西两侧，特别是从长山、张家港等地顺利渡江到达江南，直向杭州和南京插去，心里感到由衷的欣慰。
陈士榘上将是第三野战军第八兵团司令员，渡江战役中位于东集团。他饶有兴趣地回顾了第八兵团渡江后占领伪总统府，并将战旗插上其门楼上的经过，他说：
淮海战役中的陈士榘
1949年4月24日清晨，毛主席在北平西山双清别墅凝神阅视南京解放的捷报，遥望南天，百感交集。他老人家欣然命笔，写下了着名诗篇《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这个占领南京的部队，正是我八兵团所属三十五军的英雄战士。他们把革命的红旗插到了伪总统府的门楼上。
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结束，华东野战军总部移驻徐州西南大北望。陈毅同志找我谈话，要我担任第八兵团司令员，并就兵团领导班子组成问题征求了我的意见。1月15日，根据军委决定，我调离华东野战军参谋长职务，负责组建第八兵团。兵团主要领导有：陈士榘任司令员，袁仲贤任政委（我军渡江以后才到任），江渭清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何以祥任参谋长。兵团下属第二十四、第二十五、第二十六、第三十四军共4个军。1月31日，第八兵团部进驻徐州原刘峙公馆，正式开始办公。
2月4日，兵团部自徐州乘车南下，移驻蚌埠，组织部队整训。3月5日，又进驻滁县，指挥部队备战。滁县曾经是国民党军“首都卫戍区总部指挥所”所在地。当淮海战役杜聿明部被歼后，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仓皇南逃经过这里。3月下旬，我在这里欣然会见了国民党军起义将军王晏清（原四十五军九十七师师长）。他曾经是率领3个团（1个团保卫蒋介石，1个团保卫顾祝同，1个团保卫总统府）的“御林军”师长。在我军渡江前的关键时刻，毅然率部起义，走向光明。王起义后，首先同他接谈的是兵团作战科副科长金子谷。接着，我接见了王。当王晏清郑重地向我呈交“南京城防图”时，我不仅赞赏这位年轻将领的胆识和勇气，同时对渡江作战充满了胜利的信心。这份“城防图”，为我兵团即将进行的“攻占两浦，炮击南京”军事目标作战，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4月3日，兵团部离滁县，经六合、天长，于5日进驻扬州，指挥部队渡江。
扬州是我国着名的古文化城市之一，时值农历阳春三月，扬州柳绿竹青，菜花香溢扑面，大地披金点翠，一派盎然春色，令人赏心悦目。这使我想起了大诗人李白诗篇中的“烟花三月下扬州”的名句。但此时此刻，长江以南半壁河山，仍在国民党反动派的铁蹄践踏之下，江南人民在殷切地盼望着自由和解放。一种历史的使命感，使我无暇欣赏这美景，而倾心考虑着夺取渡江作战的胜利。到达扬州当晚，我同江渭清同志带领情报股长张剑赴泰州白马庙野战军司令部参加作战会议。
20日，兵团部移至大桥镇，进入渡江作战的指挥位置。由作战股长姚杰拟写了渡江作战命令，经我签字署名后下发各军。
渡江准备
三大战役后，国民党反动派为了达到保持其江南半壁河山，以便卷土重来的目的，在玩弄“和平”阴谋的同时，加紧布置其长江防御。以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指挥75个师，约45万人，布防于湖口至上海800余公里的地段（重点在宁沪路），设一、二两道防线；并以江防舰队及第二舰队位于长江中下游，以300多飞机置于汉口、南京、上海等地，协同陆军进行防御。这就是被敌人吹嘘为“固若金汤”的陆海空立体防线。此外，美、英帝国主义舰艇停泊江中，有干涉我军渡江征候。
针对敌人的反革命两手，党中央、毛主席为迅速摧毁国民党反动统治，一面通过和谈，争取和平渡江，并揭露反动派的阴谋，一面指示人民解放军加紧战斗准备，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敢于顽抗的一切国民党军，并命令第二、第三野战军在总前委统一指挥和第四野战军一部协同下，准备渡江作战，解放南京、上海、杭州等城市及苏南、皖南、浙江地区，捣毁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老巢。
根据总前委《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以及第三野战军的渡江作战命令，我兵团在渡江作战序列中划入东集团，东邻第十兵团，西接第九兵团，指挥第二十军、二十六军、三十四军、三十五军共4个军，及苏北警备第七旅、特纵炮兵第三团和炮一团1个营。兵团进攻正面西自金河口、全椒、滁县，东到扬中、埤城、丹阳一线。包括南京、镇江、浦口、马鞍山等敌人重点设防城市，守备敌军为第二十八、第四十五、第九十九、第五十一、第五十四、第四军等共6个军。这就是说，我兵团必须在敌人重点设防、长达280公里的宽大正面上展开渡江作战，任务十分艰巨。
在战役编组上，原属我兵团建制的第二十四、第二十五军分别转隶给第七、第九兵团的作战序列。原属第七兵团的三十五军和第九兵团的二十军则划归我兵团的作战序列。这是粟裕同志考虑到这几个军的历史沿革和作战特点而决定的。第二十四军抗战时期曾长期在江南战斗，善于山地战；第二十五军原系新四军淮南、皖江的部队，对那一带民情、地形都很熟悉；第二十军是苏中部队，也在江南打过仗。第三十五军最先进入南京、浦口对面的阵地。
我军向南进军的最大障碍自然是素称天堑的长江，守敌战斗力较弱，缺乏纵深配备，但有海空军支援；我军则没有现代渡江工具，只能以木帆船为主要远载工具实施渡江，渡江后后勤支援可能一时跟不上。面对这些现实困难，我们认为，关键在于充分做好战前准备。为此，2月底3月初，我兵团各军便进至沿江一线，先后拔除江北岸多处敌前哨据点，展开了紧张的渡江作战准备工作。
第一，把思想准备和政策准备摆在首位。依据党中央、毛主席“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和1949年任务的指示，结合传达贾汪会议精神，在部队中广泛开展了形势任务教育和新区政策、城市政策的学习，树立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思想，加强组织纪律和政策观念，从而为我军渡江南下奠定了思想基础。
第二，大力从事船只收集和管理工作。至4月初，第一梯队渡江各军平均收集各种类型的木船500至600只，加上一部分自制的用以运送火炮、车辆、骡马的竹筏、木排和机帆船等，均按战斗需要分配到各部队。基本上满足了渡江第一梯队师、团的乘载问题，解决了我军渡江的航运工具。
第三，进行渡江训练。渡江作战成功的关键，在于顺利航渡，成功地突破敌人的滩头阵地。为此，各部队组织指战员练习游泳、划船和使用各种自制救生器材；介绍长江水性特点，反复练习上下船、航渡、水上射击、滩头爆破、登陆冲击等动作；组织黑夜江中航行，按“每条船都成为一个独立的战斗单位”的原则，配备了船工、水手，调整了火器，进行了战斗编组。从而解决了渡江作战的战术、技术问题。
第四，组织渡江侦察。二十军在军参谋长廖政国指挥下，组织了一支800余人的渡江侦察支队，同苏北第二军分区和该区江南工作委员会共同组织侦察指挥所。侦察人员在人民群众掩护下，勇敢机智，灵活果断，潜入南岸敌纵深，以明查暗访、捕捉俘虏等方法，查明了扬中以东沙头嘴至龙稍港段长江南北两岸40公里的敌情、工事、兵力部署等等，为渡江作战搜集了大量重要情报。
第五，做好船工工作。水手和船只是实施渡江作战的先决条件。各部队团以上机关分别成立了船只管理机构，并从部队中抽出一批优秀战士担任水手，同船工编组在一起。在政治上作为船工的骨干，在技术上拜船工为师互帮互学，教学相长，提高了船工的政治觉悟，增强了军民团结和共同完成渡江作战任务的决心。
第六，充分做好后勤准备工作。华东支前委员会对渡江作战、解放南京的支前供应工作，作了统一部署和安排，动员广大人民进行筑路、修桥、疏河、开渠、架设长途电话线路、筹集运送粮草军需用品等。并给我兵团各军配属了民工团，随军服务。
经过政治、军事、后勤等一系列的充分准备，我军上下士气高昂，信心十足，绣织在毛巾、挂包、碗袋上的“将革命进行到底”彩色字样，格外令人醒目。
突破江防
由于国共两党的和谈，使得渡江作战的军事斗争必须紧密配合“和平谈判”的政治斗争。为此，我兵团的作战方案几经变化。2月25日，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为了促成有利于人民的谈判，曾受命拟定了“攻占浦口，炮击南京”的作战计划。军委指出，我党与国民党的谈判大约在3月20日后举行，炮击准备应在3月20日完成。据此，我们拟定了包括狮子山炮台、飞机场、几个兵营和伪总统府等军事目标为重点的炮击方案。鉴于南京是六朝古都，中央军委明确规定，如谈判顺利解决，则不攻浦口；如不顺利，须施加军事压力，则应及时攻占浦口。攻击时间，应在南京代表团到达北京的那一天或后一天，而不要过早。至于攻占浦口、浦镇后，是否炮击南京，则要看谈判进展情况如何，再行决定。直至3月27日，中央军委经缜密考虑后，又决定取消了“攻占浦口，炮击南京”的计划。
我兵团渡江作战实施，主要由左翼两个军（二十军、二十六军）担任突破江防；右翼两个军（三十四军、三十五军）首先担任监视南京、镇江之守敌，而后视情渡江。第二十军在第二十六军一部配合下，为渡江作战第一梯队，自三江营至龙稍港段强渡长江，登陆扬中，而后渡夹江，经埤城、辛丰、上塘等地向镇江、丹阳地区进攻，截断沪宁铁路线。当面之敌为：扬中三茅镇第四十一师师部率一二三团；镇江周围为第四军；孟河为五十一军军部。第二十六军主力和第三十四军为渡江第二梯队。
4月20日，国民党拒绝在和谈协定上签字，我军遵照毛工席、朱总司令的进军命令，千帆竞渡，揭开了渡江战役的序幕。当晚，中集团第七、第九兵团首先在裕溪口至枞阳镇段展开渡江作战。21日晚，东集团第八、第十兵团，在江阴至三江营段同时扬帆突击，我第二十军之第一梯队以五十八师为右翼，以五十九师为左翼，第六十师为军二梯队。各梯队均以足够炮火封锁江面，拦截敌舰，掩护我军渡江。21日晚18时，正当我部按既定部署集结准备发起战斗之际，风向突变，东北风骤起。我五十八师船只被风浪所阻，五十九师第一梯队第一七七团船只被大风吹散。其中二、三营与师、团失去联系。但我各级指挥员迎风破浪，沉着指挥。二、三营奋力登陆时，遭敌猛烈反击，情况紧急，当时五连指导员周文江振臂高呼：“只有前进，不能后退！”全连顽强战斗，固守滩头，打垮敌人一个营的多次反击。一七五团二营于东兴滩附近冒着敌人猛烈的炮火，奋勇前进，连续夺取6个碉堡并插上红旗。第五连二班的船桅杆被狂风吹断，船身中弹漏水，在一位船工牺牲的关键时刻，另一位鬓发斑白的老船工，勇立艄位，摇橹前进，并鼓励战士们沉着应战，但又不幸中弹牺牲，全班只剩4人，弃船泅渡，冲向敌阵，终于夺取了滩头阵地。我军民协力迎敌，劈风斩浪，按预定计划登陆扬中，敌人纷纷渡夹江南逃。二十六军和三十四军相继渡过长江。
4月23日晚，我各部队先后进至丹阳、吕城，与攻占镇江、常州的兄弟部队会合，截断了连接南京、上海的交通大动脉沪宁铁路，并对溃逃之敌展开猛烈追击。根据野司的指示，第二十军和第二十六军均转归第十兵团统一指挥参加追击，围歼逃入郎、广山区之敌重兵集团。
占领南京
就在南京东西两线我军大举渡江的同时，为及时解放南京，保护古城，中央军委当即改变了暂时“不攻两浦”的计划，野司命令我兵团立即以三十五军向三浦（江浦、浦镇、浦口）进攻，肃清江北桥头堡，直取南京。这就是渡江作战中的“三浦战役”，任务下达后，我第三十五军广大官兵群情激昂，感到无比自豪，决心要在最后推翻蒋家王朝的战斗中立功。
当时控制南京长江北岸三浦一线的是敌李延年兵团之主力第二十八军，以江浦、浦镇、浦口互为掎角，利用地形构筑坚固防线，企图阻止我军逼近江岸。4月20日16时，三十五军在三十四军和其他兄弟部队及人民群众的支援下，涉过滁河，跨过老山，跑步向浦镇、十里桥、江浦县城等作战地区接近。21日零时，我军强大的炮火先后向江浦、浦镇发起轰击。经过几个小时的激战，我一○三师全歼江浦守敌，占领江浦县城；一○四师扫清了浦口前沿阵地，予敌重创；一○五师越过乌衣东南大片水网地带，沿东葛至浦镇的公路两侧直插浦镇。这时，我中路大军强渡长江成功的胜利捷报使战士们倍受鼓舞，他们越战越勇，先后占领了浦镇以西的大顶山、二顶山（即定山）制高点，接着与敌展开了逐个山头、逐个碉堡的争夺战。两浦守敌大部被歼，残敌仓皇过江，逃回南京。22日清晨，浦镇、浦口全部解放。遥望南京，一片混乱。
浦口对岸下关一带，敌特残匪大肆烧杀抢掠，下关车站和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硝烟弥漫，火光冲天。为了早日解放南京，保护古城，拯救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我军必须尽快渡江。而江北的船只均已被敌人掠夺到南岸。4月23日黎明，一○四师即派人四处寻找船只。这天下午，他们终于在三河乡桥北村的江滩芦苇丛中，找到一条载重一百二三十担的木船及船主童达兴。师参谋长张绍安请他帮助解放军渡江。老船工一听便笑了，他一不收钢洋，二不讲条件，欣然答应，并在老江口找一位贫苦的船工当助手。黄昏后，便载上侦察连指导员杨绍津和6位战士自南京石油公司浦口储蓄所（即南京造纸厂所在地）出发，军民合作，撑篙摇橹，逆水而上。船到南岸石油公司码头附近被国民党警察发现，战士们当即开枪将其击毙，于是便在下关煤港顺利登岸。童达兴不顾个人安危，往返大江南北6趟，渡送了一个连安全过江，使第三十五军的侦察干部和先遣分队与南京地下党组织及时接上关系。他的英雄行为受到我军指战员的高度赞扬。南京解放后，第三野战军政治部和华东支前委员会为童达兴颁发了“功劳船”证书。
恰在这时，由南京地下党组织下关电厂工人机智地保护下来的“京电”号火轮正在等待迎接我军。当北岸群众用木船将我侦察人员送上南岸取得联系后，电厂工人立即升火，驶往北岸。与此同时，机务段轮渡所工人在反搬迁斗争中保存下来的火车轮渡和“凌平”号、“港平”号拖轮也相继升火启动。北岸栈桥修复后，“浦口”号也及时投入渡运。24日拂晓，下关水上警运会共产党员林大宗与警察头目斗智斗勇，组织起100多人的“水上挺进队”，将8艘巡逻艇从护城河开出，浩浩荡荡，开往浦口迎渡解放军。同时，地下党员和工人群众，四处奔走收集船只，上江、下江、内河的木船，民生、福记两个轮船公司和招商局、铁路轮渡所等处的大小船只，也投入迎渡我军的行列。广大党员和工人群众在敌机轮番轰炸、扫射的情况下，无所畏惧，驾驶各种船只破浪往返，终于使我三十五军顺利渡江，完成了解放南京的光荣任务。
4月23日午夜，第三十五军一○三师三一二团的勇士们高举着红旗，跨越国府路（今长江路），直下伪总统府，把鲜红的红旗牢牢地插在总统府门楼上。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在一片斥责声中跌落下来，淹没在人群里。霎时间，南京一片欢腾，一支支由南京地下党员带领的欢迎队伍涌向总统府附近，争睹插在南京的第一面红旗和护旗的解放军。但是他们并不了解，这支解放南京的队伍，就是8个月前济南战役中吴化文军长率领起义的部队同鲁中南纵队合编而成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改编后新生的原国民党部队在这里参与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与此同时，我三十五军一○四师从南京左侧直下紫金山、中山陵，从东侧控制了南京城；一○三师从右侧直插清凉山、五台山等制高点，从西侧控制了下关江面；一○五师直向南京市中心，占领新街口、中山门一线市区。当朝阳的金晖撒满钟山时，南京换了人间，中原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1990年5月，我专程来到浦口，踏着当年渡江英雄们的足迹，寻找老船工童达兴。可惜他已于1982年去世，这使我深感遗憾。令人欣慰的是，南京人们并没有忘记这些渡江的功臣和英雄。1979年落成的下关渡江纪念碑，已成为渡江英雄们永立在南京人民心中的历史丰碑。
接管南京
我兵团参加接管南京的任务是临时作出的，原计划是由陈赓四兵团担任的。由于敌人撤得很快，南京迅即解放。而陈赓4兵团尚在江西湖口至安徽望江地段，如向南京转进，至少需半个月。刘伯承同志当即报告总前委确定：“南京城防由陈（士榘）袁（仲贤）八兵团以两个军担任之。陈、袁任警备司令、政委。”
23日深夜12时，南京被我解放的消息传来，兵团部一片欢腾。我怀着胜利的喜悦，同江渭清同志乘坐一条船，率兵团部渡夹江到姚家桥，又赶到镇江乘列车直抵南京“国府路站”。江渭清同志特别兴奋，他当年任苏南特委书记时，往来南京，只能化装，暗中行动，眼看着处于黑暗统治中的南京人民遭受蹂躏，而无力解救，愤然无比。而今，他亲自率领的解放军真正解放了南京。其喜悦之情，可以理解，可以想见。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南京解放了，我也解放了！当我们步出火车车厢时，他便昂首阔步踏在南京的大地上。
我们率八兵团部到达南京，在总统府下车。三十五军军长吴化文、政委何克希正率部等候迎接。面对他们庄重的军礼，激动的笑脸，我紧紧握住他们的手表示祝贺。在那瞬间，无需用更多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感情，胜利的喜悦激荡在一张张笑脸上。我以同样激动的心情，大步跨入总统府。“总统办公室”的陈设并无惊人之处，令人瞩目的倒是办公桌上的一台日历和一张总统宝座高脚椅。日历的时间依然停留在“4月23日”的页面上，可能是有意要让人们永远记住这个日子——国民党最高军政机关逃离南京的一天。中国的历史从此揭开了新的一页。
4月27日、29日，陈毅、邓小平和刘伯承等同志分别率总前委及二野机关，先后进驻南京AB大楼。为了维持南京的社会治安，保卫南京市和市民的正常生活，我兵团便一分为二：一部分是兵团部，一部分是新建的南京警备区。警备司令部设在原国民党政府的监察院，位于中山北路大方巷附近。这一带是国民党党政机关比较集中的城区。我作为兵团司令员，同时兼任南京警备区司令员，袁仲贤、江渭清同志分别兼任警备区政治委员、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二野保卫部长周兴同志为警备区副司令员，何以祥兼任警备区参谋长。4月28日，以刘伯承为主任、宋任穷为副主任的南京市军管会正式成立。5月1日，中共南京市委成立。市委由刘伯承、宋任穷、张际春、陈修良、陈士榘、李达、柯庆施、张霖之、彭涛、周兴、黄华、陈同生、段君毅、徐平羽、王明远等16人组成，以刘伯承、宋任穷、张际春、陈修良、陈士榘5人为常委，刘伯承为书记，宋任穷为副书记。随着政权的建立，全市警卫治安、接收管理、基层建设等项工作走向正轨，工农业生产、市场供应和人民生活恢复正常。
从4月23日起，南京市人民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下，以各种方式来欢迎自己的队伍，庆祝南京的解放。在通往下关的主要街道上，几乎贴满了欢迎的大标语。24日清晨，凡是我军所到之处，都有夹道欢迎的人群和热烈的掌声，他们有工人、店员、学生、市民，男女老幼，手执自制的红旗和各色彩旗，组成了旗的海洋。在吉兆营中山路大道旁密集的欢迎队伍中，有个身材纤细、穿着讲究的青年妇女，怀抱着一个可爱的婴儿，她俊俏白皙的脸上泛着红润，漂亮的大眼睛里含着激动的泪花，她叫丁明俊。从1948年以来，她冒着生命危险，协同在国民党国防部供职的丈夫，精心安排，巧妙伪装，曾多次掩护我地下党的领导人和联络人员，并一次次将重要情报藏在婴儿的襁褓之中，送给党的组织。她的家，名为“国民党军官公馆”，实为“共产党地下之家”。而今，当她日夜奔忙、盼望已久的亲人解放军终于来到眼前时，从心中仅仅发出“欢迎”两个字。便哽咽得说不出来了。
中央大学的师生兵分多路，五彩缤纷，数路队伍直奔下关迎接解放军。另一部分师生出了高价给印刷厂老板，昼夜改版《中大人报》，于4月23日晚用醒目的红色，套红报头赶印出欢迎解放军、欢庆南京解放特刊号，散发于整个南京城。金陵大学的师生以“护校迎解放”的神圣责任感，正在紧张地、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一系列的准备工作。4月24日早晨6点钟，当他们得知我先头部队已占领总统府的喜讯时，全校锣鼓齐鸣，一片欢腾，歌咏队高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天……”和他们专门谱写的欢迎歌曲：“我们的队伍来了，浩浩荡荡，饮马长江……”顿时，嘹亮的歌声，雄壮的进行曲，豪放的腰鼓声，以及“金大之声”动人心弦的广播声，形成一首强大的交响乐奏鸣曲，激荡着金大校园。师生们忘记了整夜的疲劳，涌向鼓楼广场，看到一支露宿街头正在整理行装的部队，情不自禁地惊呼道：“这就是我们的解放军啊！”“欢迎解放军，你们辛苦了！”
在众多的欢迎人群中，有一支最为壮观的队伍，这就是由原国民党军海军第二舰队林遵司令率领的起义官兵们。4月27日早晨6点半钟以前，他们就把舰体的各个部位擦洗得特别干净，人人都换上整洁的军服，在甲板上排起整齐的队伍，第一次举行最隆重的升旗典礼。当军号奏起升旗的乐曲时，全舰官兵庄严地目视着第一面红旗冉冉升起，直达桅杆顶端。待各舰红旗升起后，以旗舰“惠安”号为首，驶离笆斗山，在大江中列队，向南京下关驶去。浩浩荡荡，9艘军舰，16只炮艇，25面红旗，迎着朝阳，乘风破浪前进，显得格外壮观绚丽。8时整，当我以八兵团司令员的身份前往检阅和接收的时候，全部舰艇已经靠上下关海军码头，官兵在红旗下列队欢迎，振臂高呼。我步上码头，同林遵等同志一一握手，热烈祝贺他们在关键时刻决然举义长江，踏上一条光明之路。在林遵同志的引导下，我察看了各舰。在驾驶室，我看到罗经、舵轮等都擦拭得锃光照人，各种仪表保存如新。我甚为赞赏，官兵们的爱舰之心，足以表明其一片爱国之情。我仔细地询问了舰艇官兵们的生活情况以及想法和要求。由于敌人的飞机已经侦察过，将会很快进行轰炸。我当即把大家集中在会议室，告诉他们：当前最重要的是保护我们的舰艇和人员，尤其是人的安全。敌人要轰炸是不让我们有海军，但我们一定要建设自己的海军。然后我指示他们尽快离开码头，疏散隐蔽，进行防空。我的一席话说得大家心热情迫，使他们深深感受到党的关怀和革命大家庭的温暖。25面红旗分成数路，向各隐蔽地驶去，各个舰艇的官兵们，仍然待在红旗下面，表现出他们保护舰艇、保卫红旗的决心。
这时候，整个南京城和长江江面上，红旗飘扬，彩旗飞舞，欢声四起，南京真的解放了！
胜利会师
南京各阶层人士发自内心的欢呼声，是渴望已久的，也是南京中共地下组织进行卓有成效的工作的必然结果。
4月24日南京解放的清晨，在中山东路励志社三十五军军部门口，从一辆吉普车上走下来一个身着旗袍的女同志，年龄约30岁上下，她双目炯炯，英姿焕发，当见到军政委何克希时，两人不约而同地说道：“我们会师了！”（他们二人原在浙东游击区一起参加抗日战争）何克希同志向我介绍说：“这就是南京市地下党的市委书记陈修良同志。”说话间她紧紧地握住我的双手激动地说道：“陈司令员，总算把你们盼来了！”当时，我深深地被这位巾帼英雄的热情坦诚及其出色工作所感动，会师南京，有许多话要说。41年后，1990年5月在上海锦江饭店再次见到陈修良同志时，便情不自禁地问她道：“你当时在国民党统治的心脏开展地下工作，很危险，不怕吗？”时已80开外的陈修良豪爽的一笑，斩钉截铁地说道：“我准备死，我是不怕的！”
一句话道出了这位地下党的组织领导者和广大党员的英雄气概和无所畏惧的献身精神。正是由于这种精神，他们像一把钢刀一样牢牢地插入敌人的心脏，在特务如毛、警察如网的南京市组织了强大的第二战线，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1948年10月，中共南京市委就遵照中央上海局关于整顿党的组织，深入敌人心脏有效地发挥第二战线的作用，为彻底解放京沪和具体准备对京沪的接管而斗争的指示，进一步整顿和发展党的基层组织和进步群众组织，壮大革命力量。在巩固已成立的工委、学委、公务员工委等工作机构的基础上，又增设了文化工委、警员工委、银钱业工委、店员工委、中教工委等。特别加强了敌人心脏机关、重要工矿企业和情报工作部、策反工作部的力量，充分发挥了地下战斗堡垒的作用。
三大战役结束后，中共南京地下市委，在驻防南京的国民党陆海空军和警察部队中，以及保密局、国防部甚至美军顾问团内，都发展和安插了地下党员。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将敌人的重要情报如《京沪杭沿线军事部署图》、《长江北岸桥头堡封港情况》、《江宁要塞弹药储运数量表》等，及时送往我军，其中包括对李宗仁、白崇禧都保密的京沪杭作战方针和兵力部署，也在我军掌握之中，从而为我军渡江作战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南京地下党组织多次成功地策动敌人陆海空军及警察起义，震惊了敌人营垒，有效地配合了我军渡江作战。
1949年2月25日，国民党海军最新最大的巡洋舰“重庆”号官兵574人举行起义，并将南京城防图献给我军，在国民党上层军官和部队中引起极大的波动和惊恐。
下关狮子山江宁要塞第一炮台，是我解放南京的主要障碍之一。4月23日，当我三十五军攻占浦口即将登陆下关时，地下党党员、少校台长胡念恭毅然命令撤退，一炮不发，带领士兵和武器投向我军。
4月22日上午，南京大校场机场通信联络台和指挥降落的塔台全体人员，在地下党员、电台台长罗贤朴带领下起义，致使机场通信联络中断，敌人无法乘飞机逃跑，造成敌人一片混乱。
4月23日，驻江阴至安庆一线的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林遵，在南京东北笆斗山附近江面率舰起义，解除了我军渡江作战的直接威胁，被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称赞为“长江江面上的壮举”。
南京地下党策动的这些投诚起义，像一发发重磅炮弹在敌营爆炸，在敌人的长江立体防线上撕开了一个个口子，使其军心动摇，士气低落，有力地配合了我渡江作战解放南京的军事行动，大大减少了我军损失。
南京地下党以严密的组织工作和英勇果敢的行动，不仅为我军顺利渡江创造了有利条件，而且为保护城市，维持治安，接管和建设南京奠定了良好基础。
国民党军撤退时，曾指使其军特人员对车站、码头、粮库、电厂、电台等重要设施进行破坏，伺机纵火焚烧机关，并从监狱放出流氓、地痞趁火打劫，扰乱社会治安。为了保护古城南京和人民群众，南京地下党进行了周密的组织。据不完全统计，仅在城内由工人、苦力、店员组成的自卫队即达8000多人；在敌人内部控制警察2000多人。南京市店员工委组成的500余人的义务警察队，联防巡逻，制止坏人抢劫，保护了从新街口到太平路、夫子庙一带的商业中心。
还有两支特别队伍，武装起来走上街头。一支是以三轮车工人为主的工人纠察总队，又称人民民主保卫队。这些国民党统治时期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利用搜缴和敌军丢弃的武器武装自己，以主人翁的身份首次走向社会。在敌军逃跑乘机进行破坏和抢劫时，他们主动出来，勇敢战斗，维持了社会治安，保护了人民的生命财产。另一支是在警运会领导下由2000多名警员组成的人民警察总队。他们在市区和郊区都明确划定警戒区域，巡逻放哨。在工人纠察总队和人民群众的协助下，在敌人逃跑时制造的混乱中，我们很快控制了局势，保护了银行、金库、电厂、自来水厂、面粉厂、明故宫飞机场和广播电台、中央大学以及重要物资仓库、码头等，及时平息地痞流氓帮会头子的破坏捣乱活动，并破获了有关驻华使馆的盗窃案。他们还协同我军追歼逃敌，解除敌特武装等等。
南京市各阶层人士还自愿组织起来，保卫城市，令人感动。金陵女子学院院长吴贻芳女士利用自己的影响，临时组织了治委会，维持社会治安，并调集大批车辆，包括一些大使馆的汽车，迎接我解放军入城。南京市工委及时汇编成10多万字的《南京概况》，使我军准确掌握了国民政府各院、部机构，军、警、宪等军事机构和反动政党组织，以及重要工商、文化、社会公用事业和外侨方面的情况，保证了接管工作的顺利开展。
在国民党溃逃、我军尚未入城的关键时刻，南京市地下党和广大人民群众面对敌人的破坏和威胁，周密组织，英勇战斗，牢牢控制和保卫了南京。除了下关车站和国民党政府司法行政部被敌人烧掉一部分外，南京古城被完整地保护下来，城内自来水正常供应，下关电厂照常发电，电讯畅通，南京解放的消息首先通过电话传到了北京。4月25日，全市店铺开始正常营业，交通干线岗位恢复管理。这一切，显示着南京人民新生活的开始。
在解放南京的伟大战斗中，南京地下党和各界人民群众，展示了高超的斗争艺术，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南京新生
南京地下党组织的出色工作和人民群众表现出来的巨大热情，表达了对党和军队的信赖和希望，也给我们提出了新课题、新要求，原来只会同敌人刀枪相对的军事斗争已经不够了，还必须学会进行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等方面相互交错的复杂斗争。
4月20日至21日。当我军攻占江北岸敌桥头堡据点准备大举渡江时，侵入我内河长江的“紫石英”号等4艘英国军舰和国民党海军突然向我开炮，造成我军伤亡250多人。我军当即还击，“紫石英”号被击伤，被迫停于镇江附近的江面上，其余3艘向江阴以东逃去。“紫石英”号事件震动了世界。英共报纸和英国舆论界纷纷抨击英国政府的错误。根据中央指示，袁仲贤政委作为代表和康茅召同志等，多次同英方进行谈判，要求英方承认错误，赔偿损失。但英国政府态度狡猾，拒不承认错误。在谈判进行中，竟不顾我方警告，指使“紫石英”号乘机逃跑。这一事件，充分暴露了英帝国主义的丑恶嘴脸，充分表现了中国人民为扞卫国家主权不畏强暴的原则立场和灵活的斗争策略。
由于我们缺乏经验，4月25日，在南京又发生了一起误入美国大使馆的外交事件。这天早晨，一○三师三○七团一营营长谢宝云带着通信员为部队安排食宿的时候，不慎误入美国大使馆。正在洗脸的司徒雷登看到两个解放军进来，暴跳如雷，大声叫道：“你们到大使馆干什么？”谢营长突然见这个洋人，又如此粗暴，脑海中便涌现出帝国主义分子多次入侵中国，进行割地赔款，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他气得嘴唇颤抖，脸色发青，便以牙还牙，愤怒斥责。幸亏教导员王怀晋及时赶来，缓和了事态。这天晚上，美国之音播出了“驻南京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搜查美国大使馆”的“新闻”。中央感到吃惊，毛主席指示我和江渭清同志查处此事。并电示总前委：“三十五军进入南京纪律严明，外国反映极好。但是入侵司徒雷登住室一事做得不好……此事必须立即引起注意。”根据主席指示，在调查这一外交违纪事件中，我们深深感到斗争的复杂性及其微妙所在。处理和处分一两个人是容易的，但要真正转变思想，适应新的斗争环境，是要花力气的。在毛主席、党中央的直接指示下，我们一面派军管会外事处处长黄华与美方进行谈判沟通，一面对部队全面进行外交政策和外事纪律的教育。黄华同志有外交斗争经验，他沉着冷静，妥善处理了这件事。鉴于当时美、英等国驻华使馆并没有随国民党政府南迁广州，他们的汽车到处转，探听我军情况，甚至有意挑衅，我们立即印发了有关国家的国旗发到部队，加强外事政策纪律教育，并通过电台、报刊、布告等方式广泛宣传党的外交政策，宣布外侨必须遵守的规定和外事纪律，使我军在斗争中处于主动地位。
由于南京是敌人长期统治的政治中心，国民党军政机关人员逃跑后，公开的敌人没有了，但暗藏的敌人仍然存在，并继续进行破坏活动。有一次，市军管会副主任宋任穷同志去中央大学讲政治课，敌特分子就以暗杀相威胁。要肃清敌人长期灌输的反动思想和腐朽的生活方式，更是一场艰巨的斗争。进入南京后，确有少数同志眼花缭乱，精神不振。历史经验表明，一支军队在思想上的涣散和消沉比丢掉武器更可怕，我们十分重视揭露敌人的破坏手段和罪行，并通过军管会发出布告，宣布取缔国民党、三青团、青年党等反动组织和中统、军统等法西斯特务组织，没收其所有公产和档案，令其成员向人民政府悔过自新，立功赎罪，进一步瓦解了反动阵营。同时，组织干部战士深入学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和毛主席的重要讲话，认清新的斗争形势，牢记毛主席关于“两个务必”的教导，明确我军由农村转向城市，保卫和建设城市的中心任务。这是一副清醒剂，使那些在南京的花花世界的诱惑中，滋长享乐思想，放松革命警惕的同志，重新振作和警觉起来，在思想上筑起一道坚固的防线。部队在频繁调动和换防中，按照警备区将南京划分为6个警戒区的命令，各部队情绪高涨，纪律严明，严守岗位，使妄图捣乱的敌人无可乘之机。
步兵乘汽车进入南京
搞好南京的接管工作，同样有个转变思想的问题。参加接管工作的同志和南京地下党的同志，都在接管工作中作出了贡献。但是，由于过去各自的斗争环境、经历和工作方式的不同，也出现过一些问题和不协调现象。我们中间包括有些领导干部，由于缺乏耐心，不了解秘密工作的特点，对地下党的同志看不惯，甚至产生怀疑。中共南京市委专门研究了这些情况，并及时作出了相应指示，要求接管的干部要密切联系群众，主动了解地下党员同志，双方共同努力，做到从组织上、政策上和思想上三方面的真正会师。南京市委于5月23日向中央、华东局写出报告。毛主席对这个报告很重视，当天就批转华中局、西北局：“兹将南京市委关于外来党和本地党会师问题的经验转发你们，请你们充分注意此项问题，务必抓紧指导，不要再蹈我党历史上对此问题处理不善的覆辙。”毛主席批示对大家鼓舞很大，在以后的接管工作和其他各项工作中，能主动协调，齐心贯彻市和委关于《今后接管工作的意见》和有关政策规定，仅一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复杂的接管工作，为恢复发展生产、建设南京奠定了基础。这是解放南京后的一个大胜利。
占领和接管南京，同时必须占领思想文化阵地。对此，市委书记、军管会主任刘伯承同志的思想非常明确，做了大量的工作。他曾多次找南京宣传文教知识界的朋友谈话，宣传党的政策，鼓励他们努力工作。在宴请赴北京开会的沪宁文艺界代表团时，刘伯承同志深情地说道：“革命有今天的胜利，我们能够在这里会师。除了有解放军的流血作战，也有文化界朋友的斗争，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种力量斗争的总结果……今后的任务是如何建设新中国的问题。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是我们向新民主主义社会前进的两个车轮。我们要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文化！各位以前在国民党统治压迫下，不得不用打游击的办法，今后有条件打正规战了。”为肃清反动思想文化的余毒，我们发出通告，对南京过去的报纸、通讯社一律进行清理登记，任何新建立的报纸、通讯社，未经登记批准，不予承认和存在。从而取缔了一批反动报刊，出版了我们自己的《新华日报》（南京版）。同时开办了工人政治学校、军政大学、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南京分校等培养新中国干部的学校和训练班，真正打起了“正规战”。
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封锁包围的重重困难中，全体军民大力开展恢复和发展生产为中心的各项工作，正确贯彻毛主席关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经济政策。在城里合理兼顾各阶层的利益，适当调整公职人员过高或过低的工资，调节资方的合理收入，加强农村工作的力量，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打破了城乡封锁，古老的南京焕发出勃勃生机。
在一个晴日里，我兴奋地登上雄伟的钟山，举目望去，明孝陵前梅花山的景色格外引人注目，几十种数千株春梅、樱花、茶花争香斗艳，沁人心扉，向人民绽开欢迎的笑脸。我不禁赞道：美哉，南京！俯瞰秣陵景色，钟山与石头山上的石头城遥相对峙，俨然如两座天然城堡，扼守着秣陵门户。我又不禁赞道：雄哉，南京！远在三国时期，诸葛亮联吴抗曹，出使东吴，登临石头城，观其险势，曾惊叹道：“钟山龙盘，石城虎踞，真帝王之宅！”从此，龙盘虎踞便成为南京的代名词，钟山也因此名传遐迩。自晋朝以来，南北朝的宋、齐、梁、陈和明朝历代帝王建都南京，大展其虎踞龙盘之威。但是，由于他们不懂得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不能代表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最终只能为人民所唾弃。他们的一座座王朝大厦和陵墓，成为改朝换代的历史标记，就连标榜新生活运动的蒋介石，一旦建起独裁的王朝，也如流星闪过，22年金陵梦，一朝破灭换乾坤。只有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才能建立起人民当家做主的新政权，创建人民自己的新生活。
钟山巍巍，繁花似锦，苍然如翠。在一轮红日映照下，焕发着盎然春色。南京终于跨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一个人民的新南京从些诞生了！
鲍先志是第二野战军三兵团十一军政委，渡江作战时位处西集团，他回忆这次渡江作战，追歼逃敌的情况时说：
1949年3月，正是春暖花开的日子，我强大的人民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向长江沿岸挺进了！
（一）
江北的条条道路上，滚动着川流不息的炮车、辎重车；战马嘶鸣，风一般疾驰在辽阔的原野上；战士们排列成几路纵队，掮着枪，扛着炮，迈开矫健的步代，唱起雄壮的战歌：“……血战两年半，胜利在眼前，长江南的父老姊妹们，你们解放的日子已不远！……”成千上万的民工，推着小车，抬着担架，赶着牛车，浩浩荡荡地跟随着大军向南前进！
我所在的二野三兵团十一军，同各路大军一样，满怀着淮海战役光辉胜利的喜悦，和在一年左右根本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雄心壮志，于3月间接受了刘邓首长的进军命令，从安徽阜阳出发，经六安，到达长江中游的重镇安庆外围，包围了盘踞在安庆的蒋军一七四师。4月8日，我部接兵团首长命令，将解放安庆的任务交给友军，领受了光荣伟大的渡江任务。部队立即开往安庆以东的马家窝、枞阳镇一带沿江地区，积极进行准备，待命渡江。
早在淮海战役刚结束时，国民党反动派就玩起了“和平谈判”的阴谋，妄想利用长江天险，把强大的人民解放军阻隔在长江北岸，以便取得喘息时间，重整旗鼓，然后卷土重来，扑灭革命力量。但是，其鬼把戏早就被我党中央和毛主席识破了。1月14日，毛主席在关于时局的声明中，强有力地揭穿了蒋介石政府的“和平”骗局，宣布了八项和平条件。中央在准备进行和平谈判的同时，指令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同志注意：在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接受并实现真正的民主的和平以前，你们丝毫也不应当松懈你们的战斗努力。对于任何敢于反抗的反动派，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之。”毛主席的声明，鼓舞着我们，武装了全军指战员的思想。“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已经成为全军指战员坚定不移的决心。请战书、保证书里写着这个誓词，枪杆子上贴着这样的豪言，驻地的墙头上写着这样的壮语。在驻地的营房中，在进军的行列里，时时可以听到战士们在议论：
“蒋介石叫咱们给打得趴下来了，想喘口气，养养伤，再来害人哪！”
“要和平谈判，他就得老老实实接受咱们毛主席提出的八项条件！”
“吃人的狼，还能改掉狼性？！”指导员说：“蒋介石表面下了台，换上个李宗仁，暗地里却在组织部队，想争取3个月到6个月的时间，编400个师，再来和咱们干！”
“说干就干！马上打过长江去，干它个窝底朝天！”
我们十一军进入了江防。三十一师在师长赵兰田，政委周维率领下进驻鸭儿沟、代池沟、大王庙一线阵地，三十三师在师长童国贵、政委高治国率领下进驻玉板洲、铁板洲一线阵地。布防就绪，部队立即投入紧张的渡江准备工作。任务非常紧迫，兵团首长要求我们在两个星期内做好一切渡江准备。摆在我们全体指战员面前的，是十分复杂的组织工作。横渡长江，这不比夺取一个山头、攻克一座城池，它将是一场激烈的水上战斗。在炮火纷飞中，几万人的部队从江北渡到江南，需要有大量的船只和许多熟悉长江风浪、善于掌帆把舵的水手；同时要摸清对岸的敌情、地形、火力位置，以便组织炮火摧毁敌人的江防工事，掩护我军登陆。但是，当我们到达江边的时候，这一切都没有：没有船只，没有水手，也没有各种必需的造船工具和器材，真正是“两袖清风”。船只有的给蒋军拖走了，有的被敌人破坏后沉入江底；沿江的群众和渔民不堪蒋军的迫害，纷纷跑反去了。这时，我们除了存在缺少物资和水手的巨大困难，部队在思想上也产生了一些顾虑。我们部队的战士大都生长在太行山、大别山和冀鲁平原，原是晋冀鲁豫和中原根据地的子弟兵，习惯于山地和平原地区作战。在太行山，在大别山，我们的战士们曾经创造过惊人的战斗功绩；渡长江，这却是出娘胎来的头一回。长江，人们都说是一道天堑。它究竟有多宽、多长、多深，浪涛有多大，脾性怎样，对我们的战士来说，这些都是猜不透的哑谜。部队里于是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议论：
“喂，你知道长江风浪有多大？”
“无风三尺浪，有风一丈高呗！”
“听人说，黄河是‘面恶心善’，表面上翻滚着大浪，卷着漩涡。可是，叫咱们一下子就渡过来了。长江可不一样，是‘面善心恶’，表面上没有大浪，肚子里可有江猪暗礁哩！”
“江猪比老虎都凶哩！”
“还听说，长江内有九里十三矶，碰上就翻船……”
面对着这些情况，军党委召开会议进行研究，一致认为：渡江准备工作做得好坏，是保证部队胜利渡江的关键；准备工作必须依靠发动群众，自力更生，就地解决困难，不能依赖向上级伸手；必须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及时解决部队中存在的各种顾虑，帮助大家进一步认清当前的胜利形势与人民解放军肩负的光荣任务，使每一个同志都树立为人民立功、争取当突击英雄的革命志气。军党委同时决定，组织全体指战员轮番到长江边上去实地观察，以通过实例解决同志们思想上的各种疑虑。
为了迅速地收集船只，全军各级参谋长、主任集中组成船舶管理委员会，四出访问，向群众宣传我党我军的政策，号召大家支援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最后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当人民知道面前的人民解放军就是当年的八路军、新四军时，立即欢欣鼓舞，情绪振奋。许多船主自动地把隐藏起来的风船从内河的芦苇丛中摇驶出来，献给了自己的军队。与此同时，战士们正在翻江倒海地从江底打捞沉船的残骸。在玉板洲的夹江里，就捞出了30余只大船。这些船被敌人破坏得破烂不堪，战士们马上自己动手修补。船主们闻讯，急忙从几十里路以外扛着桅杆、绳索、篷帆、桨舵、锚具赶回来。他们看到自己的船已经搁在江滩上，有的船已被战士们修好，就纷纷拉着战士们的胳膊，激动得流着眼泪说：“大军同志，你们真是好队伍！船是我们渔民的命根子，都叫国民党给毁了。亏你们帮我们捞起来，修理好，真是感恩不尽哪！好，同志，把桅杆装上，把桨舵安好，我们要帮助大军过江。把我们编进船队吧！”
在上级首长的关怀和人民的大力支援下，经过全体指战员的共同努力，我们的船只一天比一天增多了。在远离长江的隐蔽的内湖中，桅杆林立，船只成行，真是一幅雄伟景象。这时，上级首长和地方党委的同志又为我们动员了大批船工、水手。有了船，有了水手，部队就犹如猛虎插翅，胜利渡长江的信心更加坚定了。
（二）
4月间，天气依然很冷，阵阵江风吹来，使人哆嗦。为了在渡江战役中争取当突击队员和水手，战士们只穿着一条短裤，成天在冰冷的水里当“混江龙”，“人人学泅水，个个当水手。艺高胆大，啥也不怕。”在这些战斗口号的鼓舞下，战士们奋不顾身地进行着水上练兵，有的抱着一块门板，在水里扑腾；有的抱一根粗毛竹，在水里扎猛子。战士们风趣地说：“人民战士不怕困难，‘旱鸭子’定要变成‘水鸭子’。办法靠人想，本领靠勤练；说不定过了长江，‘黑旋风’就变成‘浪里白条’啦！”不管是阴雨绵绵，还是阳光普照，无论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还是年岁较大的老战士，日日夜夜都钻在水里练兵。在很短的时间内，部队里就涌现出许多水手，他们能够初步驾驭船只了。
但是，要完成渡江任务，决不能指望平平稳稳地把几万人马用船装过江去。我们面临着国民党军队的几道江防。一当我军万箭齐发，敌人势必要做垂死挣扎，用各种火力来阻挠我们前进。波涛汹涌的长江，那时将是弹雨纷飞、炮火迸裂、水柱冲天的战场。我们是要迎着敌人，冒着炮火，淋着弹雨，奋勇地打过长江去的。为了减少伤亡，避免部队在江面上过多地减员，并保证登陆战的成功，用强大的火力压制敌人的江防是十分重要的。为此，各部队组织了火力队，兵团首长支援了我军几个炮兵团。各种口径的大炮，源源不断地拖上了沿江阵地；在浓密的树丛中，在深入地下的炮兵工事里，炮身挺立，威武地昂着脖子。时代不同了，如今不是红军强渡大渡河时一门迫击炮只有可怜巴巴三五发炮弹的年景了；今天，我们有着强大的炮火，每门炮最少有100发以上的炮弹。在我们这个突破口上，准备要在敌人阵地上落4000发以上的炮弹。一定要打得敌人抬不起头，打得敌人阵地上烟雾弥漫、工事碎裂，让敌人领教人民解放军的威力！我军炮兵指挥员、炮手、瞄准手，对敌人的江防阵地进行了周密的侦察。摸清了敌人的火力位置、兵力配备的厚度，而后进行了炮火分工，确定目标，校正射向。我们还把全军的战防炮、迫击炮等集中在马家沟至前江口一线，划区分段来对付敌人可能出动的兵舰。
要迅速渡过长江。以最快的动作扑上长江南岸的敌人阵地，还必须加快船速，使船队缩短在江面上航行的时间。可是，我们的船只，都是渔民的风船，一张帆、两支橹，顺风驶得快，逆风行得慢，要能把这些风船都变成机器操纵的轮船，该有多好啊！是幻想吗？不，这是现实。一场轰轰烈烈的军事民主运动展开了。全体指战员响应党委号召，纷纷开会研究，人人献计献策，个个搞发明创造。许多指战员白天黑夜地蹲在船上，摸索着怎样改进桨舵的装置。铁路工人出身的战士樊瑞来研究出了一种能加快航速的土轮船的装置：用4块长约1米、宽约1.3米的木板做水叶子，套成十字架，在船面上装设一个前卡子和后卡子，把十字架的轴钳在里面，端头再装一个木柄，人坐在舱里摇，既可以隐蔽身体，又可以加快航速。这个办法立刻得到上级领导和同志们的全力支持。樊瑞来在3个木匠师傅的技术协助下，只用了两昼夜的时间，就将一只装有新式推进机的土轮船安装成功了。下水试验，效果很好，又经过几度改进，吸收了群众的意见，结构更趋完善，巩固了土轮船的几大优越性，航速每小时7公里，估计横渡长江最多用不了20分钟。这对渡江战役是一个很大的贡献。全军立刻掀起了改造船只的热潮。在船舶停靠场，一片斧头削木声，人来人往，川流不息，抬木板、竖桅杆，势如一座规模宏大的造船工厂。工程师、工人都是身穿军装的人民解放军指战员。
当船只准备就绪，新的困难又摆在了面前：收集了几百只船，集中隐蔽在内湖塘里；三十一师的起渡点在鸭儿沟，而他们的船却在离江十余里的石塘湖中。内湖与长江之间，相隔两道高大宽阔的江堤，怎样使船翻过大堤，进入长江，一时成为最使人忧虑的难题。各级党委召开专门会议研究，有人提议将大船从陆地运到堤下，然后翻过大堤，送到江里去。要知道，数百只船每只船几百斤重，在陆地上抬运十几里路，还要翻越两道几丈高的大堤，不单耗费的人力、物力浩大，时间不允许，而且会损毁船只，更何况这种行动极易暴露军事目标，为江对岸的敌人所发现。据说，在日俄战争时期，俄军曾经使用过这个办法。但是，这毕竟是19世纪的古老办法了。部队经过民主讨论，发动广大指战员提意见，立刻涌现出了千百条办法。其中，“劈开江堤修引河”的办法最优越、实用，被党委采纳了。这同样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为了突击抢修引河，三十一师党委决定以九十三团为主力，加上全部炮兵、工兵、警卫部队，共同完成这项艰巨的光荣任务。7日夜晚，疏通航路、保证船只顺利入江的引河工程开工了。同志们扛着铁锹、铁镐、铁耙，抬着筐子、竹箩，从四面八方赶来工地。他们个个精神百倍，千百只铁锹、铁镐在挥动，一筐筐的泥土被飞快地运走。指战员们发扬了崇高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排与排、班与班以及个人之间，展开了友谊的劳动竞赛。第3天，工程挖出了水，黑泥糊烂，深度齐腰。据说这是古老的江底。哪管污泥臭气冲鼻，哪顾得天空下着麻秆子雨，大家就陷在泥水里干。战士们脱光衣服，边干边打趣说：“同志哥，干脆洗个冷水澡。”干部们以身作则，跳到泥水中，和战士们一起干开了。他们没有工具，就用双手捧着稀泥往上摔。江堤的土质是一层泥一层沙，每当快要挖成功的时候。两旁高坝上的泥沙，便哗哗啦啦塌下来。有的同志被压伤了，大家毫不灰心，再修再干，并且得出经验，采取加宽上面、减轻压力的办法，挖成了梯盖形，又在引河两旁梯盖形的堤坝上，钉上木桩、竹篾，扎上席子，以使它牢固。无论是月光明亮的夜晚，还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雨夜，整整13个昼夜，5000多名英雄终于将一条长达50米，深7.8米，上宽14米，下宽37米的引河修成了。仅两旁的堤坝上，就打了大小570个木桩，扎了15大捆竹蔑、302条草席。
这正是4月19日黄昏。江水缓缓地流入引河。20日夜，部队在引河两岸排列成行，拉着纤绳，吭唷嗨呵地呼喊着，将一只只船从内湖牵进引河。当木船一只接一只滑过引河，进入江口的掩蔽部时，战士们在江堤上兴奋地相互拥抱，跳跃欢呼。这时，真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单等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发布进军令了！
（三）
毛泽东主席起草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指出：“由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团和南京国民党政府的代表团经过长时间的谈判所拟定的国内和平协定，已被南京国民党政府所拒绝。南京国民党政府的负责人员之所以拒绝这个国内和平协定，是因为他们仍然服从美国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匪首蒋介石的命令，企图阻止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推进，阻止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国民党反动派业已拒绝接受和平条件，坚持其反民族反人民的罪恶的战争立场。那么，就只有依靠人民解放军强大的铁拳去砸碎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了。
4月20日，在鸭儿沟，铁板洲的各路部队做好了一切战斗准备。当夕阳的余晖在浩荡的江面上闪烁着耀眼的粼光时，各部队分别举行了庄严的誓师大会。
三十三师突击营的全体英雄们，穿着崭新的草绿色军装，整整齐齐地围坐在铁板洲的绿荫丛中。一面面红色锦旗悬挂在树梢间，简短有力的彩色标语贴满了会场内外的树杆、石块，翠绿的树枝上掩映着一串串、一篮篮鲜艳的英雄花。主席台上，高挂着毛主席的巨幅画像；一面辉煌壮丽的大红旗，迎着晚风飘扬，几名全副武装的突击队员雄赳赳地护卫着它。这面红旗，是上级首长授给突击营的。战士们把它看做是党的信任和人民的期望，他们决心不惜一切，包括以自己的生命和鲜血，把它插上长江南岸的锦绣河山！
在雄壮嘹亮的军乐声中，全场肃立。英雄们睁大了眼睛，凝视着主席台。曾绍山军长代表军党委讲话说：“同志们，这次渡江，咱们刘司令员已经向党中央和毛主席作了保证，立下了‘军令状’，咱们每个指战员也应该有这样的决心：胜利和前进！”
简短有力的战斗动员，使全体突击队员热血沸腾，斗志昂扬。霎时间，铁板洲出现了拳头和枪杆子的海洋，口号声遮盖了惊涛骇浪：
“困难吓不倒我们，长江天险挡不住我们。只有前进，没有后退！一定要把红旗插上长江南岸！”
“英雄比英雄，江南会英雄；人人当英雄，江南立大功！”
英雄们的吼声震荡着辽阔的田野。树林中的飞鸟也在为英雄们的凌云壮志而狂欢起舞，拍打着翅膀，迎着云层，飞向江南，去向那沉沦在苦海中的江南人民报喜，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就要打过长江，来拯救他们了！
夜色降临。阵阵晚风吹散了浮云，夜空闪烁着亿万颗银星。战士们依然聚集在会场上，三五成群，侃侃而谈。夜深了，英雄们的决心和誓言还没有表尽。想到伟大的渡江战役即将开始，蒋介石反动统治即将崩溃，人民即将彻底解放，战士们怎能够静下心来安睡呢？
当铁板洲的突击英雄们还在倾诉衷肠的时候，鸭儿沟部队的誓师大会也进入了高潮。挤在祠堂里的突击队员们一个个胸前戴着大红花。祝贺献礼的人群还在不停地从大门外拥进来。直属队和当地的群众抬着香烟、点心、毛巾、鞋袜等各种慰劳品，分送给每个突击队员。宣传队员们还演出了精彩的节目。突击队员们感受到极大的鼓舞和崇高的荣誉，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他们抿着嘴，红着睑，紧紧地握着首长和同志们的手。这无言的表示，更令人信服地说明：英雄们决不会辜负党和人民的托付。
期待已久的伟大日子，终于来到了！
4月21日清晨。太阳还没有露头，江面上飘荡着乳白色的晨雾。沿江阵地上，这时已忙得不可开交了。
我军某团指战员登船技术熟练，在三分钟内全部登船完毕
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渡江命令，通过各种形式，传达到了每个指战员的心中。战士们纷纷拿着彩色传单，反复诵读着《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中那些激动人心的字句：“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
在各个突击出发地、船只起渡点，忽然间出现了好几座松柏搭成的彩楼门。这些“英雄门”、“凯旋门”，是宣传队员们和文工团员们连夜扎起来的。然而，呈现在你面前的更加雄伟的景象，是沿江阵地上那威武的炮群。各种口径的大炮，卸去了伪装，高高昂起炮口，晶晶闪亮地排列着。炮兵战士们头戴钢盔，精神焕发地从瞄准镜里做最后测定目标或者用劲儿地擦拭着炮弹、炮瞠和各种装备。当你走近他们身边，每一个炮兵战士都能十分准确地告诉你，这门炮的任务是什么，准备打多少发炮弹，末了还加上一句：“保证掩护步兵老大哥打过长江！”
下午4时。天气晴朗，太阳照着平静的江面。在这庄严的时刻，我和军指挥所的同志们站在铁板洲阵地上，观察着眼前的一切。少顷，突击勇士们头戴钢盔，背负行囊，手提着枪，激动地通过“凯旋门”，开始登船了。水手们立刻忙着竖桅拉帆，架橹整舵。岸上的炮兵战士更是紧张地忙碌着，他们就要向敌人发起压制射击，以雷霆万钧的强大炮火，拉开雄师渡江的序幕！文工团员们站在高高的鼓动棚上，打起呱嗒板，提高嗓门说快板。军乐队员手持金光闪闪的乐器，整整齐齐地排列在江岸上。他们怀着激动的心情，将以雄壮的乐曲鼓励勇士们渡过波浪滚滚的长江天险……
下午5时5分，轰隆一声巨响，震动了长江两岸的人们——一发炮弹呼啸过江，在对岸敌人陈家坟阵地上爆炸了。随着这个信号，我强大炮火同时开始射击，每一门大炮都迸裂出火花，炮弹犹如狂风骤雨一般，飞过江面，结结实实地落在敌人的阵地上，爆炸开花。站在江边，不用望远镜，我们也能清楚地看到，烟雾、火光、尘土把对岸乌沙头、陈家坟一线敌人阵地折腾得天翻地覆。我们江边所有的人们面对这气势磅礴的景象，都兴奋地蹦跳欢呼。在滚滚如雷的炮声中，忽然响起悠扬的《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人们的心情更加激动了，大家随着军乐的节奏而放声歌唱……
我看看手表，时针正指晚6点。开始突击的时刻到了！曾绍山军长正在指挥所里紧张地指挥炮兵射击和步兵突击。从长江边各条引河里，呼啦啦飞出百来只“土轮船”，整整齐齐地排开队列，冒着敌人的炮火，迎着冲天的水柱，向长江南岸疾驶。与此同时，我强大炮群进行了更加密集的射击。炮兵指挥员钻出指挥所，一手拿着电话耳机，一手挥舞着红色的指挥旗，双眼圆睁睁地望着船队，望着江南，高声命令：“连续发射。预备——放！”炮手、装填手脱去军衣，浑身冒着热汗，不停地装弹发射。炮弹狂风骤雨般倾泻到敌人阵地上，真是惊天动地。滚滚黑烟不断升高，扩展开来，凝聚成长达数里、高达几丈的巨大烟幕。几十分钟之后，先头突击船靠近了长江南岸。几十只突击船的船头上发射出了连珠般的机关枪弹和投出了一串串手榴弹。有的船只被敌人的炮火打翻了，勇士们纷纷跃入长江，依凭着救生圈和熟练的凫水技术，一手划水前进，一手举枪射击。紧接着，作为第二梯队的大帆船也一批批靠近江南岸。
江北岸的同志们抑制着紧张的焦急的心情，注视着江南岸的战况，等待着那伟大的决定性的时刻。忽然，在江南岸，穿过浓密的烟雾，腾空升起两颗绿色的信号弹，突击队登岸了！军乐队立刻奏起《胜利进行曲》，“凯旋门”上升起了红旗，文工团敲锣打鼓，人民热烈欢呼，许多干部和战士面对着宽阔的长江，激动得热泪盈眶！
长江，波澜壮阔的长江！自古以来，在你面前经历过多少战争。有多少壮士为了谋求解放，反抗黑暗的帝王统治，揭竿而起，率领义兵，在你面前演出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史剧！但是，又有多少壮士的鲜血和头颅洒落在你那翻滚的浪涛中，给历代子孙留下了悲壮的颂歌……
长江，多灾多难的长江！近百年来，帝国主义侵略的魔爪玷污了你那纯洁的江水，日本侵略者屠杀的无数中国同胞的尸骨沉入你那深渊，美、英帝国主义的兵舰在你的身上蛮横行驶，任意开枪放炮……
我军一部抵达长江南岸
长江啊！今天，黑暗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祖国大江南北，要永见光明；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已经摇摇欲坠；压迫中国人民的最后一个王朝，即将彻底崩溃！这是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正义革命战争的结果。
夕阳西沉，满天烧起了火红的晚霞，有如千万面红旗在蓝天飘动。当苍茫的暮色笼罩了长江时，枪炮声已经向长江南岸的山峦、原野伸展开去。敌人开始全线溃逃。突击队的勇士们利剑般砍向敌人，后续部队以排山倒海之势向溃敌压去。
第一批突击船只返航了，船身上弹痕累累，留下了许多光荣的创伤。船老大和水手们满面红光，胜利地欢笑着，招呼大军继续登船。曾军长和我以及指挥所的同志们跳上船去。江风阵阵吹来，夹着浓厚的火药味。我伫立船头，望着江南的群山原野，胜利的喜悦就像长江的波浪一般在我的心头汹涌着。渡江成功了，但这还只是伟大胜利的第一步。我联想到毛主席的指示：将革命进行到底。辽阔的江南土地呈现在我们面前，那里还有残余的国民党军队，几万万人民还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必须遵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指令，奋勇前进，彻底消灭一切反革命军队。
（四）
我突破了长江天险，驻守江防的国民党军队立即土崩瓦解，狼狈溃逃。皖南的条条道路上，到处是衣衫槛褛、缺鞋少帽的散兵游勇，到处是敌人遗弃的皮瘦毛长马匹、档案文件、弹药辎重、衣被棉絮、锅碗瓢盆，以及女人的照片、高跟皮鞋、胭脂花粉。我军所至，溃军无不惊慌失措。一窝蒋兵来到名叫高坦的村子里，想饱饱肚子，刚刚做熟两锅米饭，忽听得山头上的哨兵大喊一声“来啦！”就不问青红皂白，哄然一声四处鼠窜。另一群蒋军在七里镇正在烫一只从老乡那儿抢来的肥猪，突然一声枪响，吓得丢下肥猪拔腿就跑。
在皖南水网地带行进
敌人脚底板抹油，流窜得这样快，就增加了我们追歼任务的艰巨性。皖南是个多山多水的丘陵地带，这时正是黄梅雨季，三天两头洒落着淅淅沥沥的牛毛细雨，忽儿又春雷滚动，霎时倾盆暴雨，山洪暴发……这些都给大部队进军带来了困难。我部的任务是追歼溃敌九十六军、九十八军、一七四师等，从皖南直插到浙赣路，解放沿途各城镇及大片乡村。上级要求我们在敌人溃败之时，迅速、坚决、彻底地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鉴于新的情况和任务，军党委当即召开会议，提出新的战斗口号，树立追击战思想。号召全体指战员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战术思想，敢于以少胜多，独立歼敌，做到一人打几个和三猛（猛打、猛冲、猛追）、三快（眼快、手快、脚快）；要求全体指战员以雷厉风行之势，追歼溃敌，不为小股掩护之敌所阻，不为成群逃散之敌所惑，不为缴获所拖累，不为大小城镇所阻留；不怕山高路窄、人困马乏；不顾狂风暴雨、烈日当空；不怕挨饿吃苦，狠狠地追，猛猛地打，直到把溃敌消灭干净。同时，党委要求每个指战员都明白当前敌人兵败如山倒的特点，必须善于展开强大的政治攻势，攻心为上，瓦解敌人，使敌人纷纷归降。
我部追击的第一个目的地是贵池县的殷家汇。那儿曾经是敌九十六军军部驻地。
夜色漆黑，大家臂膀上都扎了白毛巾，以便于互相联络。大雨不停，道路泥泞，部队冒雨摸黑奋勇前进。从渡江前夜开始，已经3个夜晚没有睡觉了，稍一休息，那管大雨纷纷，四处污泥，大家倒在地上就呼呼噜噜打起盹来。可是一声喊：“走！”个个又抖擞精神，拔腿就走，毫不含糊。战士们具有强烈的责任感，知道自己担负着解放江南人民的重任，早一天到达一个地方，就能早一天解除那里人民的痛苦。
雨住了。东方渐渐发白，阴沉沉的天空忽然露出了蓝色的天窗。一轮鲜红的太阳，慢慢从东方升起，万道金光普照着山川绿野和水渍汪汪的大地。
上午8时，先头部队按时到达殷家汇。殷家汇本是一座繁荣的小镇，可惜已被国民党的散兵游勇掠夺得满目疮痍。当地的老百姓一听说我们的大军来到，立即拥到镇口敲锣打鼓、燃放鞭炮表示欢迎。街道上每家商店的门口都摆了一张张小长方桌，上面搁满了茶水、纸烟。粉墙上、门板上张贴着五颜六色的标语，到处写着：“欢迎劳苦功高的人民解放军！”
部队进入殷家汇的街道，当地的居民端水递茶，殷勤接待。有一位老大娘，双手捧着一碗清凉的香茶送到战士的面前，满脸笑容地说：“白天望太阳，晚上望月亮，一天望到晚，望解放军来搭救我们，现在总算盼到了。大军同志，快喝掉这碗水，南面不远就是蒋军！”
一个挽着半截裤腿的老爷爷拄着拐棍从人群里走出来，抖动着灰白色的胡子说：“大军同志，你们不来，老百姓快死了！你们一来，老百姓就活了！”
一刹那间，宣传队员已经把中共中央华东局的布告和印着大红字的胜利捷报贴上了墙头。学生、店员、居民簇拥着观看，市场上活跃起来了。
殷家汇焕然一新。家家户户都说昨天和今朝是两个世界。小孩子们蹦呀跳呀的，唱着刚刚从大军叔叔那里学来的歌子：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
部队像流水一样通过殷家汇继续向南挺进。南方传来了阵阵炮声，部队立即跑步往南猛插。
进驻段家汇的部队在群众的带领下马上进行搜索。敌人是昨天后半夜离开这儿的，丢下了大批的枪械物资。街南边的广场上有3辆满载汽油的大卡车。电信局东边还有3辆装满弹药的胶轮大车，牲口还套在辕上，车板下用麻绳捆着几头不知从哪个老百姓家里抢来的大肥猪。电信局右侧的一座小屋子里是个军械库，里边堆满了步枪、子弹、炮弹、军服。这些缴获品统统由搜索部队派人负责看守，完整无损。
当天，我们军指挥所在殷家汇扎营，立即收到了各追击部队奋勇歼敌的胜利战报。这些胜利，完全证明党委确定的关于追击战的思想已经深入到每个指战员的心灵中去了。战士们高度发扬了孤胆作战、主动歼敌的精神，继横渡长江的伟大胜利后，又创造了一连串的以少胜多的惊人战绩。
我们军有6个战士追击敌人到达殷家汇东南4公里地的半里铺时，天已大黑。忽然，迎面涌来一大群黑影，步伐急促，气喘吁吁，犹如丧家之犬。战士们断定这是敌人。他们只有6个人，敌人却有好几百，怎么办？
“哪个部队的？”一个战士向黑压压的人群大声喝问。
“我们……保安四团……突击第二大队……”有一个敌人（听声音是个当官的）颤颤抖抖地回答。
我们那6个战士齐声高呼：“我们是人民解放军！这里早已布下天罗地网，谁敢顽抗，坚决消灭！缴枪投降，优待不杀！”
这一阵突如其来的吼声，使这群又饥又饿、毫无斗志的敌人吓破了胆，顿时像被谁捅破了的蜂窝里的马蜂，你推我撞，东奔西窜，呼呼啦啦逃起命来。
战士们又齐声大喝：“四面都是人民解放军，你们往哪里逃？只有缴枪，没有别的出路！”
早已成了惊弓之鸟的敌人，完全被慑服住了，乖乖地把枪丢在地上，排起队来举手投降了。
我们那6个战士摸着黑清点了一下，共俘敌人398名，缴步枪百余支，轻机枪12挺，重机枪1挺，还有4门60小炮。等大部队赶到，他们把俘虏和缴获的枪支弹药如数交上，又再往南追歼敌人。
当晚午夜，我们军部突然接到情报：蒋军一七四师弃掉安庆，溃退到了殷家汇附近；他们的先头部队已经被我九十三团三营阻挡在松岭一线。这是个良好的战机。我们军指挥所除令一个师继续追歼逃敌九十六军之外，立刻调集另外两个师的主力，形成钳形之势，围歼一七四师。各路部队以最神速的动作完成了合围的任务。几小时后，我们便发起了总攻。战士们在我军强大的炮火掩护下，向一七四师进行了勇猛的冲击。不到几个钟头，就把这个与我们在大别山为敌多年的桂系部队的王牌歼灭得一干二净。战士们形容这次战斗时说：“仇敌相逢眼更红，一鼓作气打冲锋，消灭了一七四师，多年的怨恨一扫空！”
天亮后，大批俘虏兵垂头丧气，穿着沾满污泥、破烂不堪的军衣，有的赤着脚，有的掉了帽，活像一串串大龙虾，被我们的战士押解下来。这支国民党的“反共劲旅”，终于在我们刘邓大军的铁拳下，结束了它可耻的寿命。
（五）
我们围歼了一七四师，又乘胜向南追击。出了殷家汇，满地是国民党溃军遗弃的辎重、尸体和奄奄一息倒卧路旁的伤兵。这些辎重和伤兵倒给我们指引了追击的目标。
由于国民党溃军的疯狂抢劫，我们所到的各个村镇都是一片凄凉空旷的惨象。家家户户被散兵游勇抢劫得乱七八糟，满街满地的稻草、门板，满屋满院的粪便、猪毛，没煮熟的夹生饭，刚抢来的大青菜，猪脚、羊头、鸡爪、鸭毛到处都是，还有许多被惨杀的群众倒卧在血泊和泥水中。
沿途这些景象更激起了我军战士们的无比愤怒。他们个个咬牙切齿，誓为人民报仇雪恨。脚起泡了，不管它，走；肩膀肿了，忍着点，赶。为了早日解救人民出苦海，早日消灭残余蒋军，部队日夜兼程前进。渴了，喝碗凉溪水；饿了，吞把干炒米。从军、师指挥员，到连队每个战士，大家只有一个目标、一个方向：追击！追击！不让敌人有喘息的余地，不叫敌人有残害人民的空隙。
4月25日大清早，我军的先头部队到达了皖南大洪岭下。
大洪岭位于祁门县以北50余里处，是黄山山脉的一隅，上七里下八里。这里悬崖绝壁，巍峨险要，莫说有敌人防守，就是平常行军通过也是非常艰难的。山上除了一条石砌的阶梯小道之外，满眼是茂盛的森林，浓密的灌木丛，还有一片一片的毛竹林和一人多高的野草。从山下望不见山顶，山腰又为雾腾腾的白云所遮隐。
狼狈溃逃、疲惫不堪的敌九十六军，妄想借大洪岭的天险，阻拦我军前进，以便得个喘息的机会，养养神，饱饱肚，睡睡觉，整理一下残部再退再逃。因此，他们抢占了大洪岭，控制了大洪岭的主峰及各个要隘，在上面布置了相当强大的兵力和火器，把独有的一条山路封锁得严严实实。
但是，敌人估计错了！他们不知道面临的是什么样的部队。我们本来就是太行山上的抗日健儿，又是大别山上的猛虎雄狮。战士们不只有丰富的作战经验，还有非常灵巧的战术手段，善于山地作战。因此，小小的一个大洪岭，就更不在话下了。
我们的先头部队见正面受阻不便强攻，立即改道而行，从没有人走过的地方，攀登上了悬崖绝壁，钻过了深山密林，突然迂回到敌人主峰的两侧，来了一个突然袭击，一口气攻下了这座险峻的大洪岭，为后继部队开辟了畅通的道路。
敌九十六军残部看见我先头部队迂回到主峰的两侧，慌忙丢下大洪岭往南逃窜。南山脚下，又震响着隆隆的炮声和密集的机关枪声。
部队又像条长龙似的翻山越岭了……
大洪岭刚刚下过一场暴雨，山道十分光滑难行。我们的骡马、后勤辎重非常艰难地翻越大洪岭崎岖的山路。我们军部接到各师团的报告，部队里许多匹骡马都跌伤了蹄，战士们就把炮架、电台、弹药、器材从牲口的背上卸下来，扛在自己的肩头。
战士们的负荷加重了，但是，他们还是勇往直前，边走边唱：
不怕饥饿和疲劳，
铁腿追歼大赛跑，
多捉俘虏多缴枪，
要为人民立功劳。
我军在与安徽铜陵地区坚持斗争的游击大队会师后，将机枪送给游击队员
部队在大洪岭延绵的山峰上前进的时候，忽然从山谷两旁的密林里拥出了许多身上穿着黑色军衣，脚登草鞋，头戴斗笠，肩背土枪、鸟铳、红缨枪、大刀片的人。他们提着茶水桶，捧着山果子，拥上前来慰劳我们。
奇怪，这是什么部队？战士们都用疑惑的眼光望着这些热情的人。
原来，这就是坚持在敌后进行了多年艰苦斗争的皖南游击队。他们听说大军渡江，就根据上级党的指示，在游击队政委苏帅仁同志和队长查得富同志的率领下，赶到大洪岭来和我们会师。
皖南游击队的同志非常热情，一见面，还没说上几句话，就帮助部队干开了工作。查队长亲自带领游击队员上火线去抬伤员，苏政委立刻将皖南的敌情、地形、民情风俗向我们作了全面的介绍。有了游击队的配合，我们好像增加了一对眼睛，增加了一双手臂，办什么事都方便多了。
皖南游击队与我们会师后，因为接受了留在原地肃清残敌的任务，很快又和我们分手了。我们大家虽然相聚的时间很短，但是，彼此之间已结成了亲密友谊。临别时，大家都依依不舍。我们送了一些好枪好弹给他们。游击队员们快活得跳了起来，纷纷说：“老大哥给了我们好武器，肃清残敌就更有把握了！”
在游击队的夹道欢送下，部队又继续往南猛插。
在行军途中，我们见到数不清的蒋军官兵、眷属拄着拐杖，挑着大皮箱，胸前别着个红“十”字，手上拿着解放军发给的“释放证”向北走去。这批为蒋介石卖命流血、又被蒋介石遗弃的官兵们，都为他们自己的悲惨下场流露出了哀怨之情。幸亏人民解放军伟大的俘虏政策，给他们指明了新的生活道路，发给他们路费，让他们各自回家去。否则，他们只好远离他乡沿途求乞，或者是无声无息地倒毙路旁。
部队插过祁门、屯溪，直向浙赣路前进。在屯溪，我们又兵分两路，一个师向东直插浙江名城金华；另一个师继续由东向南进军，跨过浙赣路，直向龙游、衢县、云和等县，再进至江西上饶一线。
5月6日，我们向龙游挺进的先头部队刚刚爬过大喂岭，就截住了敌九十六军的尾巴。先头部队的战士们忘记了连续行军的疲劳，一见有鱼可抓，马上精神抖擞，来了个猛打猛冲，一刀斩断了浙赣铁路，解放了龙游城车站。
龙游城麇集着蒋军七十三、七十四、九十六等好几个军的残部。一个小小的山城，被挤得水泄不通。龙游城中简直乱了套，殴斗，争吵，拉夫，抢劫，残杀，形形色色，无奇不有。正当敌人在城内闹得乱哄哄的时候，我们已经集结好队伍发起攻击。一阵枪响，城内的敌人惊慌失措，还没有看见我军的人影，又脚底抹油，闻风而逃了。
晚上9时左右，我军三十二师九十四团三营兵分三路插入龙游。入城时，各条大街上的残敌还在你推我挤地抢上汽车。战士们大喝一声：“缴枪不杀！”600余蒋军一枪未发，全部当了俘虏。
龙游城内的居民，从门缝中望见满街满巷挤满了整整齐齐、穿草绿色军服的部队，个个态度和蔼，年轻力壮，知道这一定就是久闻大名的人民解放军了。他们立即把大门打开，涌上街来。街上还有许多工人兄弟手提灯笼迎上来，高声说道：“大军同志，我们是代表龙游人民来迎接解放军的。4天前，我们就知道你们要来了。我们汽车工人把车上发动机上的小零件都卸了，谁也不愿给那些坏蛋们开车。没有饭吃，我们就卖衣服买米……”
一霎时，满街满巷人声鼎沸，灯火通明。沉睡在黑暗中的龙游城一下子变得灯光灿烂。人民自动带着解放军到处搜索残敌及敌人遗下的物资。
“喏，前面是仓库，有不少粮食弹药。”
“同志，团管区还有敌人一个排。那里藏有枪，还存有许多抢来的粮食……”
在龙游人民的协助下，我们的前卫部队搜索到了许多残敌和武器。整个龙游城的人民，也和我们一样一夜没有合眼。
在敌人快要溃退之前，龙游城内有许多国民党的退伍军官和还有点头脑的现役军人眼看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大势已去，不愿再作无谓的牺牲。他们在龙游城内匆匆忙忙成立了一个“华北同乡会”，推选一个辽宁籍的退伍军官当会长。这个同乡会到处出榜收容人员，以便在人民解放军入城时缴枪保命。许多不愿再当炮灰的蒋军听说成立了同乡会，马上报名参加。一下子“同乡会”就收罗了上千人枪。
我军入城后，“同乡会”的负责人就主动前来商谈缴枪的事情。细细一清点，共有1800多人。名义上是“华北同乡会”，实际上会员的籍贯远远不限于华北籍，其中还有安徽、河南、福建、广东、江西等省的人。武器有迫击炮、火箭筒、轻重机枪，还有180多支步枪。真是一盘丰盛的大拼盘哩！
天明后，我军九十四团的涂学忠团长又发出了追击敌人的命令。汽车工人一听说部队又要前进，马上动手把汽车完全抢修好了。不到两个钟点的工夫，30多辆大卡车就呜呜地开到马路上。汽车工人拉开嗓门高声喊着：“大军同志，快上车，坐着汽车去追击蒋军吧！”
6点钟，载满人民解放军的汽车嘟嘟地响着，顺着碧（湖）龙（游）公路疾驰前进。战士们坐在车上一边警惕地监视着前方，一边轻声地哼起雄壮的进行曲：
在那广大的城市里，
人民欢呼伟大的胜利；
在那辽阔的农村里，
人民欢呼伟大的胜利。
江南战场，千里平原，
滚卷着解放战争的暴风雨；
两大野战军的无敌铁流，
四面八方，给敌人投下了毁灭的打击！
……
各路追击部队都以最快的速度向南进军。战果越来越丰硕。大部分部队都由步行改乘汽车，用敌人丢弃的车辆做我们追歼溃敌的交通工具。只几天的工夫，我军就解放了浙南全境。战士们的足迹直踏到东海边上。衢县、云和、遂昌、永嘉、金华、丽水、青田等城市头上都飘扬起了红色的大旗。到处是一片人民庆祝解放的歌声。
在我渡江战役中，侯镜如为国民党江防守备第十七兵团司令官，他后来讲述了当时汤恩伯上海防守部署等情况：
汤恩伯在上海做坚守的准备，构筑了防御工事，其防御准备概要如下：
（一）对解放军进攻淞沪时，主攻方向之判断：1.由沪西北之浏行直插大场，攻取市区；2.由沪南向北，直插高桥，而后西渡黄浦江，攻占吴淞，切断上海退路，再攻取市区；3.沿长江边直攻吴淞，控制要塞，而后由北向南，攻取市区。
（二）守备淞沪之方针：坚守并确保月浦、浏行、国际电台、大场、真如、北新泾、虹桥、梅家弄、龙华，以达到巩固市区，屏障吴淞安全，使龙华、江湾机场机动灵活使用。
（三）守备要领：沿月浦、杨行、国际电台、大场、真如、北新泾、虹桥、龙华之线，向后3000米纵深为主阵地。
（四）阵地编成：
1.外围阵地：以南翔镇、华曹镇、七宝镇、华泾镇之线，为浦西外围阵地，并于上述4点各构筑团的据点阵地。以川沙城至北蔡镇之线为浦东之外围阵地，并于上述两点各构筑团的据点阵地。另在崇明岛及吴淞口外7个小岛上，共设置200个水泥活动堡。
2.主阵地：浦西方面，由吴淞以西之狮子林向南经月浦、杨行、浏行、大场、真如、北新泾、虹桥、梅家弄、龙华直至黄浦江边之线，其中以宝山城、杨行、浏行、庙行、大场、真如、杨家桥、虹桥为重点，每个重点各构筑一个团的阵地。浦东方面，由高桥向南经高行、洋泾、塘桥之线，每点构筑一个团的阵地。
在主阵地中，以大场、真如最为坚固，以南市及浦东最为薄弱。另在主阵地纵深之东站及机场，均筑有独立据点之工事。
3.核心阵地：利用市区内高大建筑物（如四行仓库、国际饭店、中央银行、市政府、警察局、法国兵营等），作为坚固之抵抗据点。在市区内各街道要冲，以水泥活动堡及沙袋构成抵抗工事。
（五）兵力及防御部署：防守上海之兵力，除原在上海之第三十七军、第五十二军、第七十五军、第九十五师及马志超部的4个交警总队（相当4个团）外，并增加由浙东调来的第十二军（舒荣）、由镇江以东逃来的第二十一军、第五十四军、第一二三军、九十九师（后改称第九十九军，仍以第九十九师为主）、暂八师以及重新拼凑而成的第五十一军。其防御部署概要如下：
1.外围阵地：第一二八军（附暂编第八师）守备浦西方面各外围据点。第五十一军守备浦东方面各外围据点。此外则于太仓、崑山、浏河、嘉定、青浦、松江、嘉善、平湖、台浦、金山卫、南汇等地，派出小部队。
2.主阵地：第五十二军担任沪西北地区（狮子林、月浦、杨行、浏行）之守备；第五十四军担任沪西部（大场、真如、北新泾）之守备；第七十五军（附九十五师）担任沪南及西南部（虹桥、梅家弄、龙华）之守备；第三十七军（欠第二○四师）担任浦东南部（杨思、塘桥、洋泾）之守备；第十二军担任浦东北部（高行、高桥）之守备。
3.核心阵地：由第二十一军、第九十九师、交警总队及直属部队守备，其中第二十一军及九十九师在江湾地区。
上海防御战斗及撤退：5月4日解放军第三野战军之第二十军、第二十八军、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一军等已集结于上海外围，形成半圆形之态势。
12日起，在解放军第九、第十兵团围攻之下，浏河、太仓、崑山、嘉定、平湖等外围据点，均发生激战。14日，解放军一部向第五十二军防守之狮子林、月浦、杨行、浏行之线全面进攻，战况很激烈，解放军受相当损失。
汤恩伯大肆宣传所谓大捷，强迫上海工商界慰劳蒋军，发青天白日勋章给第五十二军军长刘玉章，并在国际饭店举行庆功大会，招待各军战斗“英雄”。其中第五十二军的“英雄”最多，约220名，目的在鼓舞士气、安定人心。至16日，守外围阵地之第五十一军、第一二三军，在解放军不断打击下，遭到严重损失，尤以第一二三军损失最为惨重，先后放弃了外围阵地。
5月17日战况最为激烈，汤恩伯调控主阵地的部署如下：浦东地区，增加第五十四军之第一九八师，与原在浦东之第十二军、第三十七军、第五十一军残部组成浦东兵团，由第五十四军军长阙汉骞指挥。其兵力配备如下：第三十七军担任洋泾镇及其以南地域之守备；第十二军及第五十一军残部担任高行、高桥地域之守备；第一九八师为机动部队。
浦西地区，由石觉直接指挥各军防守。其兵力配备如下：第七十五军（附第九十五师及暂八师）担任苏州河以南地域之守备；第五十四军（欠第一九八师）担任真如、大场之守备；第二十一军主力及第九十九师统归第五十二军军长刘玉章指挥，担任浏行、月浦地域之守备；第五十二军担任吴淞要塞地域之守备；第一二三军残部及第二十一军之一部在江湾地域。
5月17日以后，浦东方面的战斗愈形激烈。蒋军拼死挣扎，每一阵地之得失，常反复冲杀争夺，直至无力反击而后已。5月20日前后，防守高桥之第十二军，大部被歼。21日，上海对外航空联络中断，蒋军出海通路亦遭受威胁。汤恩伯为了保障退路安全，于5月22日以交警总队接替七十五军苏州河之阵地，抽出七十五军增强高桥方面之防御。
23日，汤恩伯以5个团的兵力，在金家桥一带与解放军展开主力战，作最后之挣扎，反复冲杀，伤亡枕藉。同日，解放军乘交警总队接防不久之弱点，一举攻入苏州河以南市区。汤恩伯、石觉等甚为震惊，把指挥所搬到吴淞要塞，做逃跑准备。24日，防守浦东洋泾镇之第三十七军，在解放军沉重打击下，放弃阵地，逃过浦江以西。25日，守备高桥之第十二军及第七十五军一部被歼，高桥为解放军攻克。26日，苏州河以北市区，大场、江湾、吴淞各地，相继为解放军攻克。
1927年，汤恩伯在国民革命军任职时摄于江西九江
蒋军第二十一军大部、第三十七军、第五十二军一部、第一二三军主力被歼。汤恩伯仓皇率第五十四军及第十二军、第五十二军、第七十五军之主力、第二十一军、第一二三军两个军部，向舟山群岛逃走（原驻崇明岛之第二○四师已先开台湾）。
汤在临撤退前，派淞沪警备副司令刘昌义指挥第二十一军及第一二三军残部担任掩护。实际是把杂牌部队及非嫡系将领作为替死鬼。后来刘昌义率领这些部队投降了解放军。汤恩伯的撤退是很忙乱的，有许多部队都未接到通知。听说第三十七军军长罗泽闿为此在台湾曾和汤恩伯打了一场官司。
我们与汤恩伯都是在国民党政权下多年的同事，汤在作战指挥上的拙劣，可以用8个字来形容：战前细心，枪响忙乱。他的感情易于冲动，每每为局部战况所眩惑，一再改变决心，打乱整个作战计划。这次京、沪、杭战役，又一次证明他指挥之拙劣。
4月20日夜间，芜湖方面告急，他不就近使用第一○六军增援，却从沪宁线上把九十九军调去，削弱重点防区的机动力量。结果援军未到，前线已垮，使增援部队与垮下来的部队混在一起同被歼灭。
21日晚，江阴要塞发生意外情况时，机动部队只有五十四军之2个师（1个师临时被汤指派去接替第五十一军30公里长的江防），大大削弱了反击的力量。说明他在战役行动上违反了原定的战略方针，因而处于忙乱被动的地位。另一方面，也显出解放军指挥的英明，先在芜湖地段猛打，吸引蒋军的注意力于南京以西方面，21日晚以奇袭手段夺取江阴要塞，迫使蒋军全线撤退，从而在追击中歼灭之。这又一次证明解放军的战略思想，不仅善于指挥自己的部队，而且善于调动敌人的部队。
在上海战役中，一面猛打浦东，又善于利用交警总队新接防的弱点，一举突破蒋军苏州河阵地，充分发挥解放军勇猛、机智的优点，善于抓住有利时间，选择有利地点，给敌人以歼灭性的打击，造成全局性的胜利。且不谈政治上的因素，仅就指挥优劣相对比这一点说蒋军必败无疑。
王楚英是当时国民党军江防第五十二军二九六师代理参谋长，他后来讲述了国民党上海守军溃逃的情况。
就我所知，国民党军从上海溃逃的情况是：
5月23日上午，正当汤恩伯大肆吹嘘“浦东大捷”之际（王注：其实是这天拂晓，阙汉骞集中第七十五军、第九十九军和第一九八师共15个团，反攻张桥和金桥，经过激战，只重创解放军1个团，夺回了该地；嗣因解放军抄袭高行，阙汉骞挥师回援，张桥、金桥遂得而复失），第三十七军据守的杨家渡、塘桥、杨思等处阵地被突破，沪西真如、屈家桥、程家桥、虹桥、漕河泾也相继被解放军突破，战斗已在市区边缘地带激烈地进行中，战局急转直下，形势十分危急。
这时，仍然坐镇在复兴岛上的蒋介石，见势不妙，遂决定从上海撤退。他一面急电台湾、福州、青岛火速派船到上海接运撤退的部队；一面命令汤恩伯着手组织上海的部队机关向舟山、台湾等地撤退。蒋介石要求汤恩伯利用已经集中在上海的船舰，尽先将尚未抢运完毕的黄金白银和重要物资以及坦克、重炮等，撤往台湾。第一线作战部队应坚守现阵地，尽力击退解放军的进攻，确保机场和港口码头的安全，待青岛、福州、台湾的船舶到达后，陆续撤退。
23日中午，蒋介石在桂永清等人的护卫下，登上了太康号兵舰，悄悄地逃离上海，驶达定海，换乘飞机前往台北，旋移驻高雄要塞内的寿山。
汤恩伯受命后立即调整部署、以阙汉骞兵团（辖第十二军、第七十五军、第九十九军和第一九八师）固守庆宁寺、高行、东沟、高桥地区，尽力阻止解放军迫近黄浦江；命令郭履洲兵团（由交警部队组成），重新整顿部队，据守曹家渡、周家桥至徐家汇一带市区阵地；命令淞沪防卫司令部副司令官刘昌义兼第五十一军军长，指挥该军及第一二三军据守苏州河以北真如、大场及其以东地区；命令第三十七军于23日午夜以后开始撤到黄浦江西岸，据守杨树浦、东大名路、东北渡桥、苏州河东首北岸地区；命令刘玉章指挥第五十二军和第二十一军，加强浏行、杨行、月浦、狮子林地区的防御，应经常组织部队反击，以牵制解放军在南翼和东线的行动。
24日，汤恩伯命令炮兵部队、装甲兵部队等特种兵，借口“变换阵地”，纷纷从战场撤出，偷偷地向虹江码头、张华滨码头、吴淞码头集中，先后登上了海军登陆艇和运输船舰，到25日傍晚，才开出吴淞口，驶向台湾。汤同时命令杜长城的技术总队在大场及江湾机场布雷。所有海、空军、联勤及其他机关均于25日夜开始撤退。
24日刘玉章曾组织部队向盛桥、罗店一线出击，先后夺回了该地。阙汉骞在高桥、高行等地同解放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阵地失而复得者再；第三十七军陆续撤到黄浦江西岸，与解放军隔江对峙；据守沪西市郊边缘阵地的郭履洲兵团遭到解放军的进攻，多处阵地被突破，遂纷纷向市内撤退，一部退守苏州河北岸恒丰路以西地区。
另一部退守徐家汇地区。据守真如、大场地区的第一二三军也遭到解放军的进攻，退守苏州河西岸到彭浦一带。战斗正在市区进行。除杨行、月浦地区外，汤恩伯的上海防御体系，已被解放军的凌厉攻势所摧毁，已经是支离破碎，如大厦将倾，而难以支撑了。
25日晨，汤恩伯、石觉、陈大庆等人带着电台、参谋机要人员，在警卫部队的护卫下，乘车来到吴淞镇，涌进了第五十二军指挥所，立即召集五十二军、第二十一军的军、师长开会，布置部队撤退事宜。当时汤恩伯还亲书“手令”一道，密封后由第五十二军派一参谋送给第三十七军军长罗泽闿。
据刘玉章说，汤恩伯给罗泽闿的“手令”内容，是命令第三十七军坚守到26日午后，方可撤到虹江码头上船。第五十二军的这名参谋在武装护送下，于25日中午，方在杨树浦大连路上一所学校里找到罗泽闿，当面递交了汤恩伯的“手令”。这位参谋叫颜鲁笙，河南项城人，军校第18期毕业的，当时在第五十二军军部第二科任上尉参谋，已随军逃往台湾。
这天早晨，汤恩伯在吴淞镇第五十二军指挥所，当着刘玉章、李运成、侯程达、郭永、李有洪、刘梓皋、王克俊、李荣前、李志熙等人的面，宣布了蒋介石的决心：为了保存实力，将上海守军向舟山和台湾转移。汤恩伯要求第二十一军和第五十二军（统归刘玉章指挥）坚守现阵地，掩护市区及浦东地区各部队的撤退。并要刘玉章经常主动派部队向解放军进攻，借以迷惑敌人；倘若遭到解放军的进攻，刘须尽力将其击退。汤恩伯还规定第五十二军、第二十一军的后方部队应于26日上午开始上船，其第一线部队的撤退，必须另候命令，不得擅自行动。当时分配给第五十二军的有4艘货轮，分配给第二十一军的有3艘商船（客轮），其中分给第一九六师的是一条排水量为5000多吨的货轮“大公号”。汤恩伯布置完毕，即登上了太湖号兵舰，在吴淞口继续指挥。
刘玉章等到汤恩伯走后，立即命令李运成率领各师的副师长，带着军部和各师的警卫营、工兵营前往吴淞海军码头，接收、分配载运部队撤退的船舶，并派部队看守；同时命令各部队立即将伤病官员、行李辎重（实际上多数是军师长们的私人财产，例如大箱大箱的银元）和非战斗官兵送上船去。还在码头区设置警戒，管制交通，防止解放军地下人员混入，进行破坏（因为第五十二军1948年冬从营口撤退时，曾发生轮船锅炉爆炸，造成千余人葬身海底的惨事）。
与此同时，刘玉章命令刘梓皋指挥第七十四团向盛桥、浏河附近搜索扫荡，另派第二十一军的第一四五师向罗店、嘉定方面搜索扫荡。
25日傍晚（夜幕降临后）第五十二军军部及直属部队及第二十五师、第二十一军及第一四六师都偷偷地开始向吴淞海军码头集中，抢先上船。据在现场指挥的刘明奎（第五十二军第二十五师少将副师长）到台湾后对我说：“我曾在美国电影里看见英国人于1940年5月27日，由法国北部港口敦刻尔克仓皇撤退的狼狈情景。但是，5月25日到26日深夜，在吴淞海军码头，我看见撤退的官兵们争先恐后地抢着、打着、挤着上船的惨状，却大大地超过了敦刻尔克撤退时的混乱和悲惨的情景。”刘明奎还十分愤慨地痛斥一些国民党“要人”，丧尽天良，不顾重伤官兵的小命和安全，把他们抛弃在码头上，任人践踏；却派武装士兵把自己的亲友和私人财物，强行装船逃台。当时，上海秩序极其混乱，指挥完全失灵，码头上人山人海，拥挤得水泄不通；人们或者从别人的头上向船上爬去，或用力（有的用枪撞开人墙），硬向船上冲，冲上船后，再从船上放下软梯、吊绳等，供等在岸上的人攀绳而上，其中有些人因互相争夺拥挤以致中途绳断，坠入江中，葬身鱼腹；有的人好不容易挤到了栈桥上或趸船上却被挤下江去；有的人则被挤倒在地被人群践踏致死。还有一些在岸上不能上船的人竟跳下江去，游到船的另外一侧（靠码头的另一侧）再向船上抛绳，然后顺着绳子向船上爬去。有一些上不了船的官兵，竟在码头上向船上射击，以发泄他们的愤怒，企图要船上的人和他们一起同归于尽，结果迫使船上的人只好开枪还击，妄图压制，以致船上和岸上变成了“敌人”，互相射击，自相残杀，造成流血，迫使有的船不得不提前启锚开航；因而使那些攀在船舷边想向船上爬的人，和挤到了栈桥上正向船上冲的人，都纷纷落水丧命；也使得等在岸上无法上船的官兵，更加气愤，不但用机枪向船上扫射，还用60炮向船上打。这种情景的确是史无前例的。
据我所知，汤恩伯曾于5月28日下午，在定海港内他所乘坐的太湖号兵舰上，召集各军师长开会（他派出几艘海军的汽艇和登陆艇，分别开到各条船旁，去接运各军师长到太湖号上开会。因各部队所乘的船舶在28日中午，已基本上全部到达定海港集中）。会上检查了各部队现有人员和装备的情况，并规定各部队应自行派船将分乘在其他船上的官兵，接回各该部的轮船上，归还建制。汤恩伯在会上宣布蒋介石的命令如下：
1.由丁治磐指挥暂一军、第一二三军及原一绥区所辖的江苏省保安司令部、省政府、保警部队等，驻守嵊泗和岱山岛地区；
2.由周碞指挥第七十五军及第四十五军的第一○二师，驻守舟山岛及其周围岛屿；
3.上述丁、周两部统归石觉指挥之，并须设法收容由大陆逃出的官兵；
4.吴淞要塞所属部队即开厦门，与厦门要塞合并；
5.各特种兵部队，如：装甲兵、炮兵、工兵、通信兵、铁道兵、技术总队、汽车部队（少量）均开赴基隆登陆，听台湾警备总司令陈诚安排；
6.第十二军、第二十一军和第三十七军、第五十一军的残部及零星官兵，以及第五十二军、第五十四军、第九十九军等部队立即启航开赴台湾，向台湾警备总司令部报到，受其指挥区处，登陆港口均为基隆港；
7.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暂改为国防部厦门指挥所，由汤恩伯任主任，立即开赴厦门，指挥并整顿已经到达龙岩、漳州、泉州地区的部队；
8.派陈大庆和毛森分赴浙江、福建沿海岛屿考察，并就地组织地方的反共武装，收容整顿由大陆逃到岛上的部队，向国防部提出报告；
9.其他由上海撤到舟山的机关和零星人员（包括最后抢运出来的物资和设备）一律随船开赴基隆登陆，由京沪杭警备总部派得力人员统率，造具名册，分别向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和台湾省政府移交，由台湾警备总部和省政府接收安置。
汤恩伯同时要求各部队，利用定海港停泊补充给养的机会，抓紧收容整顿。
第五十二军第二九六师和第二十一军的第一四五师，都是在5月26日深夜才开始撤出第一线阵地（狮子林、月浦、浏行、杨行一带）的掩护部队，尤其是第二九六师更是“殿后的殿后”部队，直到5月27日晨1时许，汤恩伯方发来电报，命令第二九六师弃置留在码头上没有上船的官兵（各个部队都有，人数成千上万，根本无法估计），立即放锚开航，驶赴定海集中。第二九六师所乘的“大公号”轮船（载重5000吨）离开吴淞海军码头时，它已是最后的一艘船了。当时，在黄浦江内已没有其他的轮船，只有一些木船和舢板在拼命地向“大公号”轮船划来，由于“大公号”轮船已开足了马力向海里疾驶，那些呼救和追赶来的木船与舢板，始终无法赶上，渐渐地落后很远了。我站在甲板上了望，看到从张华滨到虹江码头一带，熊熊的大火正在燃烧，吴淞镇、宝山县、高桥镇、杨树浦等地也是爆炸声时起，火光冲天。我心中不禁黯然神伤，倍觉凄楚，心想上海已处在燃烧之中，总算迎来了光明；而我们却正在驶向波涛汹涌的大海，前面一片漆黑，前途渺渺茫茫，正是命运难卜，归宿无处，黎明不至，黑夜难了啊。
5月29日，汤恩伯命令第二九六师仍乘“大公号”轮船，首先从定海启锚，向基隆进发。6月1日晨5时，第二九六师所乘的“大公号”轮船，作为由上海撤退到台湾的先头部队的第一艘船，在汹涌的波涛和晨光熹微中，驶近基隆港外。
6月1日上午9时顷，第二九六师乘坐的“大公号”轮船，被引到西岸码头停靠。基隆要塞兼港口司令刘翼峰受陈诚之命，派他的参谋长驱车来到码头，迎接第二九六师。在岸上还有一大群持着鲜花和彩旗的欢迎队伍，内中有老有少，有男有女，有学生和职员，也有各界代表。挂在码头上的横幅上写着：“热烈欢迎奋战上海的国军将士”，还贴了许多欢迎标语。刘梓皋（第二九六师师长）、卢禹鼎（第二九六师副师长）、王楚英（第二九六师参谋长）、徐奚若（第八八六团团长）、李盛（第八八七团团长）、马荣相（第八八八团团长）等人和部分官兵，已列队站在舷梯两侧，迎接走上船来的基隆要塞参谋长黄幼勉、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副参谋长苏昭文和一些“基隆市各界代表”。送走了“基隆各界劳军代表”后，黄幼勉和苏昭文向刘梓皋及副师长各团长等传达了陈诚的指示：
1.严格整饬军风纪，整肃军容，官兵不要任意上街，奉准外出者应服装整齐，佩戴标志，礼节周到，禁带武器，禁入娼寮；
2.不准进入民房；
3.不准强买，必须按规定给价；
4.不准同民众发生纠纷；
5.要尊重台湾民众的风俗习惯；
6.要严格遵守公共秩序。
当时指定第二九六师下船后，就近在基隆火车站附近的几所学校里住宿，等待火车运往新竹等地集中。当我们从定海出发之前，汤恩伯曾一再叮嘱刘梓皋：“一定要把部队整顿好了才上岸，一定要给台湾民众带去好的印象，为上海地区的部队争点光彩。”汤恩伯说，派第二九六师作为先头部队，第一个在基隆登陆，就是为着这个目的。在汤恩伯看来，第二九六师人员装备是上海撤退出来的各师中最齐全的一个师，并且是在上海打得最好的一个师，是蒋介石明令嘉奖过的部队，还是陈诚在东北时就很熟悉的部队，因之汤恩伯就选定了第二九六师做先头部队，第一批在基隆上岸。
我现在还记得由上海撤退到台湾的部队一般情况。
撤到台湾的部队番号是：第十二军、第二十一军、第三十七军（该军部队建制已乱，分乘各船逃到台湾，经收容集中后，尚有零星官兵约4000多人，不过该军的军长罗泽闿、师长方懋锴、王大均、万宅仁等都已随船或绕道香港逃回台湾）、第五十二军、第五十四军、第九十九军、第八十七军和第二○八师等（特种兵部队都较完整，故未列）。
各军撤退到台湾的实际人数，多少不一，其中以第五十二军的第二九六师人数最多，达7000余人，第二师有5000多人，第二十五师只有3000余人，第五十二军军部及直属队约4000人，全军约两万多人。第五十四军全军约15000多人，其中以第八师人数较多，约达5000余人。第二十一军基本上保持着两个师的建制，尚有官兵约7000余人。第十二军由高桥撤退时损失较大，撤退到台湾后经过收容集中，仍只有4000多人。第九十九军及由杭州经宁波、定海撤到台湾的第八十七军大约8000~9000人，这两个军共约17000~18000人（后来这两个军合编为第八十七军）。先期由崇明岛撤到台湾的第二○八师约7000多人。
由上海撤退到台湾的部队，于6月下旬到7月间经过点验，核实人数（在点验中各部队都有互相借兵冒名顶替的事情），然后进行整编，当时的情况是：第二十一军、第十二军、第三十七军撤销番号，人员装备拨补其他部队，其中第二十一军保留军官，由军长王克俊率领回四川重建。九十九军番号撤销，与第八十七军合编，由邹鹏奇任第八十七军军长，辖第九十九、第二○四、第二○八3个师。此外，保留第五十二军，仍辖第二师、第二十五师、第二九六师，还保留第五十四军，仍辖第八师、第一九八师和第二九一师，这两个军都得到人员装备的补充。
由上海和杭州撤退到舟山群岛和嵊泗列岛的部队，有第七十五军、第一二三军、暂第一军、第一○二师和浙江、江苏两个省政府、省保安司令部等单位，共计约3万人。
撤退到舟山和台湾的部队中，没有第五十一军的番号。但在舟山和台湾都收容有原第五十一军的官兵（自行撤退上船，逃到舟山和台湾），共计约有3000余人。
汤恩伯从上海撤退出来的部队（除特种兵如：装甲兵、炮兵、工兵、铁道兵、通信兵、汽车兵、技术总队、要塞外），总计约达11万余人，后来在舟山编成为第七十五军和1个独立师（这个独立师的番号名为海上突击总队，辖6个支队，约1万人），在台湾编成了3个军，即第五十二军、第五十四军、第八十七军，每个军的总人数都在2.5万人左右，其中第五十二军人员最多，经过整补后达3.3万人（二九六师没有调出之时，曾由湖南招收4000余人，补充该军。另由第二十一军抽调了几千人充实该军），但是到了1949年9月，第五十二军的第二九六师却调往小金门，编入第五军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