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波澜壮阔，气势磅礴，素有“天堑”之称。斗转星移，历史的车轮滚到了公元1949年初，是时，中国人民解放军于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略决战后直逼长江北岸。而此时的蒋家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为扶大厦之将倾，国民党一面要求与中共“和谈”，一面加紧布防长江，企图在美国的帮助下，阻止解放军过江，使其保持江南半壁，使中国重走南北朝的老路。然而，历史会重演吗？
回答肯定是不会的！因为，此时的中共统帅，已不是三国的曹操、前秦的苻坚了，此时的人民解放军也已不是曹军和前秦之军了。
第一组数字是反映国民党的。
从1946年7月至1949年1月，国民党军损失的兵力总计达495万人，残存的正规军仅有71个军227个师115万人，加上特种兵、机关、学校和地方部队，总兵力虽然还有204万人，但能用于作战的部队只有146万人。这些部队，除白崇禧、胡宗南和马步芳的部分部队尚未受人民解放军的重大打击，其余大多是新组建的，或是被歼甚至多次被歼后又拼凑补充起来的，士气低落，战斗力很弱。他们分散在西起新疆、东至台湾的漫长战线上，已无法在战略上组成有效的防御。
在经济上，蒋介石集团面临总崩溃的绝境。1948年轻、重工业比抗战前分别减少30％与70％，农村土地荒芜面积占耕地面积的近40％。财源枯竭，物价飞涨，财政赤字高达900万亿元，而财政收入仅及其支出的5％左右。特别是蒋介石下令将国库所存的黄金、银元、美钞全部运台，不久前取代“法币”发行的“金圆券”急剧贬值，加速了金融崩溃。民族工商业纷纷倒闭，农村经济破产，国统区广大人民陷于失业、贫困、饥饿的深渊。
另一组数字是表明共产党的。
人民解放军迅速发展壮大。经过两年半的作战，至1949年1月，总兵力已由解放战争初期的127万人增加到358万人，其中野战军已增加到188个师（旅）218万人。人民解放军不仅拥有强大的炮兵，而且有了一定规模的铁道、工程、装甲、通信等兵种。大兵团作战的经验更加丰富，士气更为旺盛。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较之国民党军都占有绝对优势。
同样还在经济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则是一片兴旺景象。三大战役结束后，解放了的东北、华北和长江中下游以北广大地区，已连成一片，总面积达261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27％；总人口约2亿，占全国总人口的42％。经过清匪反霸和土地改革运动的解放区，人民生产、支前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工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和发展，交通运输日益畅通，财政经济有了增长，社会秩序安定，市场贸易活跃。分得土地的广大农民群众热情地支援前线，参军参战，保卫胜利果实。
鉴于国民党军主力损失殆尽，大半江山丢失，眼看南京风雨飘摇，蒋介石焦头烂额，心灰意懒，国民党内各派及数个省份要求蒋介石下野。
这可能是蒋介石第三次下野了。
第一次下野是1927年8月12日。
1926年蒋介石与夫人陈洁如
第二次是1930年12月15日。
此时的蒋介石回天乏术，但又不想就这么下台，同时，历来支持他的美国，此时对他也失去了耐心和兴趣。何去何从？蒋介石心里如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也如一团乱麻越理越乱。
早在1948年10月23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就向美国国务卿马歇尔提出建议：“劝告蒋委员长退休，让位给李宗仁或者国民党内其他较有前途的政治领袖。”
年底，华盛顿方面通过各种渠道向国民政府驻美大使顾维均透露，白宫方面“与对外政策有关的人士”认为“委员长”应该让位于别人，只要他在一天，美国便不会为中国做什么事。美国国务院也一再放出风声，只要蒋在位，不可能指望美国增加援助。
为了搞清美国的意图，蒋介石除了派宋美龄赴美外，又派他的新闻局长董显光到美国，并派张群会见司徒雷登。司徒雷登明里暗示希望蒋下台。
“戡乱失败”，“美援”又无望，战略决战又要灾难临头。蒋经国在《风雨中的宁静》中描写当时的情景说：“在战场上的军心涣散，损兵折将；在政坛上的动摇怕死，变节投降；在经济上的物资匮乏，金融紊乱，真是败象之征，江河溃决”。
蒋介石身陷绝境，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桂系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大造逼蒋“下野谋和”的舆论。
12月24日，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致电蒋介石，要求停止国共间的军事行动，邀请美、英、苏三国共同斡旋和平，“迅作对内对外和谈部署，争取时间。”蒋介石不予理睬。
12月30日，白崇禧再致电蒋介石，重申“和谈”主张。
李宗仁亦随即提出其“和谈”主张：
（一）蒋总统下野；
（二）释放政治犯；
（三）言论集会自由；
（四）两军各自撤退30里；
（五）划上海为自由市，政府撤退驻军；并任命各党派人士组成上海市联合政府；政府与共产党代表在上海举行和谈。
与此同时，国民党河南省政府主席张轸、湖南省政府主席兼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程潜及湘、鄂、豫、桂四省参议会通过致蒋介石电，警告说：“如战祸继续蔓延，不立谋改弦更张之道，则国将不国，民将不民”，要蒋“循政治解决之常轨，寻取途径，恢复和谈。”
就在这前两天，即12月28日，南京，蒋介石总统府。
张治中、张群、吴忠信3人面带难色，望着背手而立的蒋介石。
蒋介石火气很大：“白崇禧是在‘逼宫’，他是和李宗仁串通好的。礼卿（吴忠信字），白崇禧在武汉说些什么？”
吴忠信欲言又止。
蒋介石缓和了一下语气：“说嘛，让大家都听听。”
吴忠信战战兢兢地说：“他说，非蒋下野不能‘和谈’，蒋应该让别人来谈‘和’。”
蒋介石转过身，心中的火气又冒出来了：“你们听听，这不是‘逼宫’，又是什么？”
张治中坐在一旁，他见惯了蒋介石发火的场面，对此既不感到惊讶，也不感到紧张，用他特有的平静劝蒋介石说：“总统，白崇禧是不是‘逼宫’，我不敢说，但这件事副总统并不知道。白是将电报拍给我和岳军（张群字）的，李副总统没有见到。”张治中说完，把目光转向张群。张群点点头。
蒋介石并没有由此消除对李宗仁的恼恨，他在李宗仁竞选副总统时，就萌生过干掉李的念头。当他从收音机里听到李宗仁当选为副总统的消息，竟在盛怒之下，一脚把收音机踢翻，并说：“要不是行宪时期，简直可以枪毙李宗仁。”
不过，蒋介石这个人城府很深，他在私下里对人采取无情打击，但在表面上却仍装出一副宽厚的样子。他对张治中说：“我想德邻（李宗仁字）不该如此着急，前几天我已让礼卿告诉他，我不想干了，让他出山，让他来应付眼前的局面。”
“今天的局面，都是他们搞的鬼。”蒋介石觉得最近半年，让他不高兴的事一件接着一件发生：战场上损兵折将，外交上失去美国的支持，现在内部又面临着一场危机，这一切把他逼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12月31日夜，南京黄埔路，总统官邸内张灯结彩，一辆辆高级轿车驶入。与西柏坡相比，这里的新年气氛要浓烈得多，但是人们的脸上却并没有流露出新年的快乐。没有欢声，也没有笑语。
晚7时，副总统李宗仁，行政院长孙科，立法院长童冠贤，监察院长于右任，以及国民党中央常委张群、张治中、邵力子、陈立夫、谷正纲、张道藩等40多人应邀来到了宫邸。他们是来参加蒋介石举行的除夕便餐。
便餐很丰盛，但谁也没有胃口下咽。饭后，蒋介石向大家发表讲话，他的语调很低沉。蒋说：“现在局面严重，党内有人主张和谈，我对于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不能不有所表示。现在拟好一篇文告，准备在元旦发表。现在，请岳军先生朗诵一遍，征求大家的意见。”
蒋介石在文告中说：“处此国家危机，我唯有对我的领导无方引咎自责，有负国民付托之重，实不胜其惭惶悚栗。”
又道：“只要和议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而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遭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的保障，人民能够维持自由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生活水准，则我个人无复他求。中正毕生革命，只知为国效忠，为民服务，实行三民主义，从而履行一革命者之神圣任务。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决不萦怀，而一唯国民的公意是从。”
两千多字的文告，张群一口气读完。接下来全场一片沉静。
蒋介石问坐在右边的李宗仁：“你对这篇文告有什么意见？”
李宗仁没料到蒋介石有此一问，匆忙地回答了一句：“我与总统并无不同意见。”
这时，谷正纲、谷正鼎、张道藩先后发言。他们不同意蒋介石下野，反对发表这个文告。谷说：“总统不能有下野谋和的意向，否则会对人心士气发生重大影响。”
他的话刚一落音，就有人发表相反的意见。这些人要求蒋介石早日下野。两派立即展开了争论。见双方争论不休，蒋介石憋了数天的怒火终于冲天而出。他大声骂道：“我并不要离开，只是你们党员要我辞退；娘希匹，我之愿下野，不是因为共产党，而是因为本党中的某一派系。”
蒋气得两只眼珠子都瞪了出来，他原期望在他做出一副悲天悯人的样子之后，他的嫡系、他的心腹，乃至党内的其他人士会挽留他，以便帮助他渡过一场危机，给国内和美国人造成一种“不是他蒋介石不愿引退，而是他的部下、党内的同志们不让他下台”的印象。
但是蒋介石失望了。白崇禧在武汉逼他，张轸在河南也通电要他下野，他鞭长莫及。现在竟有人当着他的面叫他下野，他岂能容忍。蒋介石恼怒地对张群叫道：“有关我下野的一句话，必须列入文告！”说罢，愤然离席而去，留下40位大员面面相觑。
第二天，蒋介石的新年文告发表了。这一天，蒋在总统府“团拜会”仪式结束后，将李宗仁邀到一间休息室。蒋对李说：“就当前局势来说，我当然不能再干下去了。但是，在我走开之前，必须有所布置，否则你就不容易接手，请你告诉健生（白崇禧字）也要明白这个道理，制止湖北、河南两省参议会，不要再发表通电，以免动摇人心。”
至此，蒋介石终于认识到，一方面，他如不下野，国民党内许多人不答应；另一方面，共产党又要大军压境。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与其在台上度日如年，倒不如退居幕后，以党领政。
1月4日，蒋介石将一切下野后的事都安置妥当，御驾亲征傅厚岗，当面拜访李宗仁，请李宗仁出来维持局面，以便自己“引退”。
李宗仁听说蒋介石到了，赶忙出去迎接。对于蒋的亲临，李甚感不安，过去总是蒋“召见”李，现在蒋移樽就教，似乎对李来说并非是一个好的兆头。
两人略微寒暄了几句后，蒋就直接把话题引到他的“引退”上面来。两人你一句，我一句地展开了舌战。
蒋介石：“你看现在这局面怎么办？”
李宗仁：“我以前就向总统建议过，武汉和徐州应划为一个单位，统一指挥。今日挫败原因虽多，而最大的毛病出在指挥不统一之上。”
蒋介石：“过去的事不必再提了。徐蚌失败后，匪军立刻就要到江北，你看怎么办？”
李宗仁：“我们现在样样都站在下风，但是也只有和共产党周旋到底，走一步算一步！”
蒋介石摇摇头说：“这样下去不是事！我看我退休，由你顶起这局面，和共产党讲和！”
李宗仁：“你尚且不能讲和，那我更不行了！”
蒋介石：“你担起这局面，马上就不同了。”
李宗仁：“我也起不了什么作用。”
蒋介石：“我看你还是出来，你这姿态一出，共军的进攻可能缓和一下。”蒋此话道出了他的动机，原来他让李宗仁出来，只是要他作为一张缓和共军进攻的挡箭牌。
李宗仁：“总统，这局面你如支持不了，我就更支持不了。无论如何，我是不能承担此事的。”
蒋介石：“我支持你。你出来之后，共产党至少不会逼得我们这样紧。”
李坚持不答应，这一天的谈话没有结果。
过了几天，蒋介石又找李宗仁谈话。
蒋介石：“我以前劝你不要竞选副总统，你一定要竞选。现在我不干了，按宪法程序，便是你继任。你既是副总统，不干也得干。”
李宗仁：“按宪法，我是无法推辞，但是现在的局面，你尚且干不了，我如何能顶得起？！”
“共产党绝不和我讲和。”蒋介石说：“你出来，最低限度可以变一变。”
李宗仁：“我出来，共产党一定要我无条件投降！”
蒋鼓励李说：“你谈谈看，我做你后盾！我做你后盾！”
李宗仁坚辞。
李宗仁之所以几次三番没有答应蒋介石，是因为他当时心中有几点顾虑。第一，他不知道蒋的真实意图，是完全撒手不干，还是让他临时应付一下，若是后者，李宗仁当然不愿干下去，他不愿充当蒋的替死鬼；第二，李宗仁得知蒋有放弃大陆，经营台湾的计划，果真如此，他在大陆还有什么前途；第三，面对目前的烂摊子，李宗仁确实感到无法应付，现在和共产党人和谈，只能是为再战拖延一下时间，不可能得到“划江而治”的目的。
1月6日，蒋介石总统府。
蒋介石疲惫地坐在椅子上。蒋经国走了进来。
“经国，光亭（杜聿明字）突围有什么消息？”蒋介石有气无力地问。
“没有消息。”蒋经国答。
蒋介石索性闭上眼睛，说：“凶多吉少，几十万大军，兵家必争之地徐州尚且守不住，何谈突围？”
蒋经国：“父亲，照此下去，江北看来不保，退守长江能行吗？”
蒋介石：“长江也难守住。”
蒋经国：“那整个大陆岂不落入共党之手。”
蒋介石睁开眼睛，“不能轻易撒手，我们还有百十万军队，就让他们在大陆和共军打好了。台湾，只要有一些海、空军足可以守住，要不了那么多人。不过，如果李德邻能同中共和谈，拖到四五月份，长江汛期来临，那时中共再想渡江就很困难了。”
蒋经国自从苏联回国，跟在这位总统父亲身边，着实学到了许多东西，但是他仍觉得不能理解这位父亲。他已经在内战中输掉了几百万军队，现在即将下野成为一介草民，可却能仍然对未来抱有希望。蒋经国忍不住问：“即使共军几个月不过江，长江就能守住吗？”
蒋介石似乎来了精神，他站起身，边踱着步边说：“5月份之前共军若不渡江，则受长江汛期的影响，势必只能等到10月份以后。而到那时，我们的长江防线就会很坚固了。同时，我们后方的几个编练司令部还会提供100多万新军来加强江防。到那时，江南、江北，国共就要平分秋色了。”
“要是共军立即渡江，长江防线不保，那我们是去台湾吗？”蒋经国问。
听到这话，蒋介石喜悦的眼神立即化作凶光，他拿起靠在壁炉旁的手杖，使劲地敲打着地面，咬着假牙说：“到了台湾，我也要反攻大陆。”
正在父子二人谈论未来的时候，张群走进来。“总统，新华社对新年文告发表了一篇评论，听说是毛泽东写的。”
蒋介石：“毛泽东的文章？什么题目？”
张群犹豫，欲言又止。蒋经国见状，伸手取过报纸，一眼瞥见5个大字，顿觉舌头在嘴里打转。
蒋介石催促说：“说呀！”
张群说：“毛泽东文章的标题是：评战犯求和。”
听到“战犯”二字，蒋介石觉得有一口气憋到了心里。好在他几十年来，受过的打击也不少，所以能将满腹的气恼藏于心底，表面却很平静地说：“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经国，念念毛泽东的文章，听听他怎么说。”
蒋经国念道：“为了保存中国反动势力和美国在华侵略势力，中国第一号战争罪犯国民党匪帮首领蒋介石在今年元旦发表了一篇求和声明。战犯蒋介石宣称：……”
念了一会儿，蒋经国抬头看看蒋介石，没见他有什么反应，就又念道：“‘军队确实的保障’——这是买办地主阶级的命根子，虽然已被可恶的人民解放军歼灭了几百万，但是现在还剩下一百几十万，务须‘保障’而且‘确实’。倘若‘保障’而不‘确实’，买办地主阶级就没有了本钱，‘法统’还是要‘中断’，国民党匪帮还是要灭亡，一切大中小战犯还是要被捉拿治罪。”
毛泽东逐一批驳了蒋介石元旦文告中的论点。最后，毛泽东在文中说：“我们早就说过，蒋介石已经失了灵魂，只是一具僵尸，什么人也不相信他了。”
蒋介石表面没露声色，但他心里却似打翻了五味瓶，不是个滋味。他对毛泽东的戏骂很是气愤，默默地在心里回骂着“娘希匹”。同时也为毛泽东在文章中，把他的想法一一说破而感到既钦佩又恼恨。
室内异常沉静，也不知过了多久，蒋介石开口了，他对蒋经国说：“你同苏联人比较熟，能不能和他们联系一下。”
蒋经国说：“父亲为何此时要同苏联人打交道？”
蒋介石说：“美国人已经靠不住了，我想了解苏联人是什么想法。”
蒋经国答道：“明天我就去找一下罗申。”
蒋介石又说：“叫礼卿过来，让他给白崇禧发电报，就说我同意他的和谈倡议。”
蒋介石度日如年，每天寝食难安。
1月9日，他得知杜聿明已大部被歼，更加心神不定。他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杜聿明部今晨似已大半被匪消灭，闻尚有3万人自陈官庄西南突围，未知能否安全出险，忧念无已。我前之所以不能为他人强逼下野者，为此杜部待援，我责未尽耳。”
第二天下午，蒋介石召集孙科，张群、张治中等商讨能否运用外交促进和谈到来，蒋授意孙科令吴铁城外长照会美、苏、英、法四国，请他们施加影响。但是，因为美国希望早日见到蒋下台，对吴的建议婉言拒绝，苏、英、法也仿效美国的态度。蒋介石的这一努力又告失败。
1月14日，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在声明中表明，毛泽东提出了和谈的八项条件：“（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共产党所列战犯名单上，共有战犯40多人，蒋介石排在头号。蒋介石知道，他已经无法继续把持总统之位。但是，他不见棺材不掉泪，只要有一丝希望，他就会硬撑下去，决不愿在别人的强求之下，不光彩地下台。
1月17日，李宗仁见蒋仍无明确公开下野之意，即派特使飞赴武汉，约白崇禧共同准备发起一次呼吁和平的运动，迫蒋下台。
要和谈，蒋就必须下台，这一点蒋很清楚。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正是因为蒋希望出现一次和谈的机会，以摆脱他的军事困境，强化长江防线，实现“划江而治”，所以他才最终决定下野。
1月19日，蒋于总统府召开“御前会议”，孙科、张治中、张群、吴忠信、邵力子、吴铁城、陈立夫等人参加。
这个“御前会议”说得直白一点就是蒋介石的“下野会议”。
蒋介石在会上冷冷地说：“毛泽东对时局的声明大家想必都看到了。他提出在八项条件下的和平谈判，这些条件太苛刻了，我是决定下野了。现在有两个方案请大家研究，一个是请李德邻出来谈判，谈妥了再下野；另一个是我现在就下野，一切由李德邻来主持。”
众人面面相觑，半晌无言。蒋一个个地问，当问到刚上任的行政院院长吴铁城时，吴说：“此事关系重大，是否要召开中常委会讨论一下？”
蒋原希望他们挽留他，最起码也得说几句宽慰的话，可现在他们竟以沉默来抵制。蒋感到怒火中烧，就把一肚子的气发到吴铁城身上，对吴愤然地说：“不必！什么中常会！我如今不是被共产党打倒的，而是被国民党打倒的！我再也不愿意进中央党部大门了！”
陈立夫跟随蒋很久，此时他眼泪汪汪地说：“总统……”
蒋介石不愿意再听他们说些没用的话，猛然站起来，连声说：“好极了！好极了！我决心采取第二方案，下野文告应该怎样说，大家去研究，不过主要的意思要包含‘我既不能贯彻戡乱的主张，又何忍再为和平的障碍这一点。”说完，蒋就离开座位。
1月21日，蒋介石总统府。
上午10时许，百余名国民党党、政、军要人云集蒋官邸，参加紧急会议。会场一片沉寂，空气极为凝重。
蒋首先发言，他的语调很低沉，充满了悲伤。他在对目前的局面作了详细分析之后，最后说：“在军事、政治、财政、外交皆陷于绝境，人民所受痛苦亦已达顶点之时，我有意息兵言和，无奈中共一意孤行到底。在目前情况下我个人非引退不可，让德邻兄依法执行总统职权，与中共进行和谈。我于5年内绝不干预政治，但愿从旁协助，希望各同志同心合力支持德邻，挽救党国危机。”
蒋说话时，众人中已有人黯然流泪，大有兔死狐悲之感。等蒋说完，谷正纲、陈庆云、何浩若、洪兰友、张道藩等竟失声痛哭。
CC少壮分子、社会部长谷正纲，忽然起立忍泪疾呼：“总裁不应退休，应继续领导，和共产党作战到底！”
蒋摇摇头：“不可能了，我决心已下。”
说罢，蒋介石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拟好的文稿，对李宗仁说：“我今天就离开南京，你立刻就职视事。这里是一项我替你拟好的文告，你来签个字罢。”
在四周一片呜咽声之中，李宗仁没有把文稿看完，就不假思索地在上面签上了名字。他哪曾想蒋介石在此时还对他留了一手，为他布好了一个陷阱。
大家见蒋下野已成定局，就将话题转到今后的和谈问题上。可蒋不愿再听这方面的讨论，没有多久就起身宣布散会。
李宗仁忙起身，恭敬地问蒋：“总统今天什么时候动身，我们到机场去送行。”
蒋说：“我下午还有要事要处理，起飞时间未定，你们不必送行！”说着，他已走向门外。
这时于右任忽然老态龙钟地从人群走出，喊道：“总统！总统！”
“什么事？蒋介石稍作停留。
于右任说：“为和谈方便起见，可否请总统在离京之前，下个手令把张学良、杨虎城放出来？！”
蒋介石把手向后一摆说：“你找德邻办去！”说毕，快步走了。
拖着一大把胡须的70岁老人于右任，在众人注视下，慢慢地走回。众人见状，黯然离开。
蒋介石从总统府出来，驱车来到中山陵，一步一步地爬上高高台阶。蒋面孔严肃地站在孙中山陵前，默默无语，心中万分悲伤。
出来的路上，蒋对身边的人说：“今天我们在军事上虽然失败，但是只要我们知耻，发奋图强，前途还是大有可为的，因为，我们还有长江以南广大地区，比在黄埔时的基础好得多。希望大家发扬革命精神，团结起来，一定可以转败为胜。”
告别中山陵，蒋驱车到明故宫机场，乘飞机去杭州。在飞机起飞后，蒋令驾驶员绕南京城上空盘旋一周。望着机翼下古老的石头城，蒋似乎从“金陵春梦”中醒来。然而，此时已经太晚了，蒋介石已经没有机会再回到南京。
首先在人事安排上，蒋介石任命了大批心腹、亲信执掌尚在国民党控制下的东南、西南半壁江山的军政大权。
任命陈诚为台湾省主席兼台湾警备总司令；
蒋经国为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
薛岳为广东省政府主席；
朱绍良为福州绥靖公署主任；
方天为江西省主席；
王陵基为四川省主席；
张群为重庆绥靖公署主任；
将京沪警备总司令部扩大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以汤恩伯为总司令，使南京直接置于汤恩伯的控制之下。
其次在经济方面，派蒋经国“赴上海访俞鸿钧先生，希其将中央银行现金移存台湾，以策安全。”蒋介石还面见俞鸿钧等。俞奉命将国库价值5亿美元之巨的黄金、白银、外汇移存台湾；将中央、中国银行存在美国的外汇化整为零，存入私人户头。
再次，在军事方面，“独自研讨津浦以及长江北岸之布防”，“决定将北平各军，由空运撤至青岛”，并定于1月13日“开始实施”，因遭傅作义拒绝而未能实现；还拟出一份利用“和谈”争取3至6个月时间，在江南重新编练200个师200万人的计划，以便卷土重来。此外，还在溪口设置了大功率电台和通信网，以便在“引退”后遥控指挥。
就在平津前线解放军首长同傅作义正式签订《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的这一天，即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先后“约宴”国民政府五院院长以及与国民党中央常委“叙谈”，“即席报告决心‘引退’，并出示同李副总统之联名宣言。”称“战争仍然未止，和平之目的不能达到。决定身先引退，以冀弭战消兵，解人民倒悬以万一。”
于是，在“行宪国大”当选总统刚满9个月的蒋介石，就此“引退”了。
1949年1月22日，蒋介石回到他的家乡浙江省奉化县溪口镇。
但他仍然牢牢地以国民党总裁身份控制着党政军大权。他仍然在竭尽全力地与毛泽东进行在大陆上的最后较量。
1949年元旦就要到了，毛泽东想起了答应过新华社，要为他们写一篇新年献词。
毛泽东从西柏坡村边回到了办公室。
毛泽东住的院子有两间北房。里间大约有16平方米，是毛泽东的卧室，里面放着一张双人木板床，一个小沙发，一个茶几，一个小衣柜。相通的外间稍微大一些，约有20平方米，是毛泽东的办公室，里面放着一套沙发，还有圆桌、茶几和一张藤椅，墙上挂满了地图。
回到办公室后，毛泽东面对无数次凝视过的地图，点燃起一支香烟。他从南向北，又从东向西，审视着整个中华大地。回顾中国革命的漫长历程，现在终于彻底改变了形势，中国人民解放军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超过了国民党军队。渐渐地，毛泽东顿觉文思如泉，转身坐到地图对面的书桌前，掐灭香烟，提笔饱蘸浓墨，挥笔疾书。
“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
毛泽东一口气写下近千言，对两年多的战争历程如数家珍般的一一道出，然后他写道：“敌人的战略上的战线已经全部瓦解。东北的敌人已经完全消灭，华北的敌人即将完全消灭，华东和中原的敌人只剩下少数。……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现在在全世界的舆论界，包括一切帝国主义的报纸，都完全没有争论了。”
毛泽东笔走龙蛇，不知不觉地过去了几个小时。打量着厚厚的一沓文稿，他想，该告诉人民在新的一年里将做些什么。
1949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要做些什么呢？
毛泽东搁下笔，抬头凝视地图。这张地图曾经激发起毛泽东无数的灵感。地图上，蓝色圈圈已经不多了，剩下的一些主要集中在西北和长江以南。对西北地区，毛泽东并不太挂心，那里胡宗南已经维持不了多久。而对于江南之敌，由于有长江天险阻隔，毛泽东却甚感担忧。
在毛泽东眼里，长江不能成为分界线！
身为战略家和政治家的毛泽东，鲜明地提醒中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
“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如果要使革命进行到底，那就是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如果要使革命半途而废，那就是违背人民的意志，接受外国侵略者和中国反动派的意志，使国民党赢得养好创伤的机会，然后在一个早上猛扑过来，将革命扼死，使全国回到黑暗世界。”
他用了一个着名的警喻来说明这个问题：
“这里用得着古代希腊的一段寓言：‘一个农夫在冬天看见一条蛇冻僵着。他很可怜它，便拿来放在自己的胸口上。那蛇受了暖气就苏醒了，等到回复了它的天性，便把它的恩人咬了一口，使他受了致命的伤。农夫临死的时候说：我怜惜恶人，应该受这个恶报！’外国和中国的毒蛇们希望中国人民还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死去，希望中国共产党，中国的一切革命民主派，都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怀有对于毒蛇的好心肠。但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真正的革命民主派，却听见了并且记住了这个劳动者的遗嘱。况且盘踞在大部分中国土地上的大蛇和小蛇，黑蛇和白蛇，露出毒牙的蛇和化成美女的蛇，虽然它们已经感觉到冬天的威胁，但是还没有冻僵呢！”
写完一沓文稿，毛泽东搁下笔，点燃一支香烟，又一次凝视起墙上的地图，他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审视着整个中华大地。从地图上可以看到，长江以北已经大部获得解放，人民解放军下一步的主要任务，将是解放长江以南的广袤国土。
毛泽东在献词里宣布：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获得比1948年更加伟大的胜利。”
三路大军挺进中原示意图
最早在1947年7月，毛泽东就提出来了渡江战役的战略构想。1947年下半年，当他在部署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时候，就考虑到将已经进入鲁南作战的华东野战军第一、第四两个纵队（纵队司令员分别为叶飞、陶勇，因此也叫叶纵、陶纵）渡过长江，直出闽赣地区建立根据地，以便把战线进一步推向国民党军的战略后方。
这年的7月23日，军委在《对确保与扩大战略主动权的军事部署》的电文中提出，在刘邓率部千里跃进大别山、陈谢（指陈赓、谢富治）南渡黄河挺进豫陕边的同时，由陈毅、粟裕、谭震林率华东野战军主力留置山东（包括鲁西南）“担负整个内线作战任务”，另以叶纵陶纵出闽浙赣，创立闽浙赣根据地。其步骤：第一步，进行整补和政治动员；第二步，出至皖西，建立临时根据地；第三步相机渡江至皖南，建立第二临时根据地；第四步，至闽浙赣目的地。为了加强这支部队出击后的领导，毛泽东还提出以邓子恢、张鼎丞、曾山组成东南分局的设想，要华东局考虑。
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开创新的中原解放区，是毛泽东独具匠心地布下的棋局，它从根本上扭转战局，使人民解放军由防御转为进攻。但是，全局中最关键的一着棋——向大别山地区挺进的刘邓大军，虽有陈谢集团进入豫西从右侧辅弼，力量仍嫌不足，在优势敌人的围追堵截下，还有被迫撤回的可能。
毛泽东经过再三考虑，在8月6日致电陈毅、粟裕、谭震林和8月7日致刘邓并告陈粟的电报中，决定由陈毅、粟裕立即赴鲁西南，统一指挥包括第一、第四纵队在内的华野6个纵队，组成华野西线兵团，进行直接配合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作战任务。毛泽东估计，在刘邓大军向南跃进时，国民党军必然会以重兵追堵。在这种情况下，陈粟西线兵团立即尾随敌军南下，就可以从“反对方向钳制敌人”，有效地掩护刘邓大军的挺进并在大别山地区立足生根。此电实际上暂时改变了7月23日要叶飞、陶勇率第一、第四纵队分兵渡江南下的计划。随后，中央军委正式决定：停止执行第一、第四纵队渡江南下闽浙赣之计划。
毛泽东对他经过缜密思虑后所下的决心，是不会轻易改变的。他执着地认为，只有适时地和有步骤地把战线向蒋介石统治区推移，使人民解放军所需的大部人力、物力取之于对方，才能使新解放区逐渐扩展，使得解放区得到进一步巩固，经过逐步跃进和巩固，最终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因此，他在根据战局的发展适当调整陈粟大军的作战部署后，还多次致电刘邓、陈粟，要他们继续准备以一部分主力在第二年的适当时机渡江南进，吸引部分国民党军从中原地区转援江南，以利于中原解放区的巩固。
1948年1月上旬，从中原前线赶赴陕北中央的陈毅，同毛泽东在杨家沟见面了。这是他们随着抗战胜利而在延安分手后的第一次见面。毛泽东在同陈毅谈到1947年7月以来的全军作战行动时强调：我军作战的性质已不再属于“自卫防御”，而是一种“革命的进攻”，是把战争的主要战场推向蒋管区、以求解放全中国的作战行动，所以叫“战略进攻”。毛泽东指出：蒋介石已处于防御地位。黄鹤一去不复返，他要回到战争初期那种形势是不可能的了，今后是我们如何转入江南、四川、两广的问题。
毛泽东在与陈毅的交谈中，又一次说到南渡长江的问题。
当时，刘邓、陈粟、陈谢3军挺进中原，对蒋介石的长江防线和沿江重镇南京、武汉构成了严重的威胁。蒋介石无论如何都想把他们从自己的卧榻之旁赶走。1947年12月初，国民党政府国防部长白崇禧根据蒋介石的命令，在九江设立国防部前进指挥所，调集33个旅的兵力，对大别山地区的刘邓大军展开大规模“围剿”。大别山地区的反“围剿”斗争，坚持了一个多月，虽然取得重大胜利，但还没有取得决定性胜利。国共两军在整个中原地区，基本上处于胶着相持的状态。
怎样打破这种僵持局面？毛泽东和周恩来、陈毅最初商定的南线3军在3个月内的作战方针，是以刘邓军主力位于大别山内线，“分遣坚持，多休息，多打小仗”，待正由晋冀鲁豫南下的3万新兵到达以充实部队后，再打中等规模之仗；以粟裕所部并指挥陈谢军在二、三、四3个月内，在中原地区寻求打几个中等规模的歼灭战，以配合刘邓军坚持大别山区的斗争。他们还设想以山东兵团的许世友、谭震林率两个纵队南下苏北、苏中，会合原在这两个地区活动的华东野战军两个纵队，“形成一个重要战场，威胁京沪”，迫使蒋介石从大别山抽调一部分力量向东。“3个月后，南北配合行动，可能进入打大歼灭战之阶段。”1月26日，毛泽东以军委的名义，把这个战略构想传达给刘邓、粟裕和陈谢等。
打破大别山乃至整个中原的僵持局面，是关系全局的一篇大文章。对这样的重大问题，毛泽东在发出电报后，仍在反复思索，并同周恩来、陈毅继续商议。毛泽东所担心的是，这样的布局能不能有把握打破中原的僵持局面，是不是还有其他更积极、更大胆、更能震动敌人的方案呢？毛泽东又想到了由粟裕率领华东野战军3个纵队渡江南进这一着棋。本来，他是准备在1948年秋季中原战局基本上得到改善后再走这一步棋的，现在考虑要提前实行。周恩来、陈毅也同意这个设想。
这是1948年的1月27日。
中央军委电示粟裕：“关于由你统率叶、王、陶3纵队渡江南进执行宽大机动任务问题……有3个方案……渡江以后势将迫使敌人改变部署，可能吸引敌20至30个旅回防江南。你们以七八万人之兵力去江南，先在湖南、江西两省周旋半年至1年之久，沿途兜圈子，以跃进方式分几个阶段到达闽、浙、赣，使敌人完全处于被动应付地位防不胜防。”电报上还说，渡江时间，可在2月，或5月或秋季。
阅完电报，粟裕敏锐地预感到这是中央的又一重大战略决策，显然是为了进一步把战争引向敌人的深远后方，以配合正面战场，主要是配合中原战场我军作战，发展战略进攻。这一战略行动能否达到预期目的，对中原战场、华东战场和解放战争的全局，都会有重大影响。于是，粟裕一边与陈士榘、唐亮等商讨部署，一边将军委的指示迅速传达到部队。
我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谢集团为配合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战略行动，于1947年8月22日，在晋南、豫北交界处的垣曲、济源间及茅津渡江以东地段，强渡黄河，跨过陇海路，挺进豫西地区。转战两个月，先后解放县城10余座，歼敌4万余人，完成了在豫陕鄂边区的战略展开。
这是我军在灵宝外围进行战斗
时隔三天的1月31日，粟裕给军委回电，汇报了研究贯彻军委指示的意见和部队的状况，并向军委建议两个方案：一是即将叶、王、陶纵队调到陇海路附近继续休整一个半月，至3月下旬出动；二是叶、王、陶纵仍照目前部署南下参加一两个战役，3月中旬起休整一个半月或两个月，到5月中旬出动。
粟裕还建议：将目前在中原的3支野战军由刘伯承、邓小平统一指挥，采取忽集忽散（要有突然性）的战法；于3个地区寻机歼敌，争取在短期内打几个歼灭战，取得较大胜利。如果我军再能在数量及技术上对敌人取得优势，则战局的发展可以急转直下，也将推进政治局势的迅速变化。
对于渡江路线，粟裕提出两个方案：一是由武汉以西渡江，好处是江面狭小，易于渡过，易于阻击蒋军兵舰，缺点是到闽浙赣远，一路去要减员一半。二是从湖口、当涂之间甚或南京至江阴之间采取宽正面的分路与分梯队的偷渡，缺点是江面宽防御严，好处是江南江北我群众基础好，叶、王、陶纵的干部熟悉，渡江后主力向浙赣沿线及闽赣腹地挺进亦可调动敌人。
第二天，中央军委复电粟裕并致刘伯承、邓小平，饶漱石、邓子恢：
“（一）完全同意第一方案，叶、王、陶3纵即开陇海线附近再休整一个半月，3月下旬出动。3万新兵中，以2万补充叶王陶3纵。渡江路线，争取走湖口、当涂之间或南京至江阴之间。渡江方法采宽正面分路或分梯队偷渡。望加紧布置水上及两岸工作。（二）三、八、十、十一等4纵集中配合刘邓、陈谢两军，由刘、邓统一指挥，采忽集忽分战法，机动歼敌……”
1949年元旦前夕，两辆沾满泥浆的吉普车从淮海前线一直向西柏坡开来，车上坐着的是两大野战军的司令员。
车停在一座大院前。车门打开，刘伯承和陈毅走了出来。他们拍了拍身上的尘土，整整衣服，谈笑着向院里走去。
刚到门口，就听见里面非常热闹，俩人互相对视了一眼，推开了门，只见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个个谈笑风生。
刘伯承、陈毅一走进大门就说：“来晚喽，来晚喽。”
众人纷纷起身，互道问候。毛泽东说：“真是说曹操，曹操到，我们正等着你们来谈谈渡江作战的打算呢。快坐下吧。”
二人入座后，朱德说：“伯承，陈毅，我们刚才正在谈论，打完淮海后，你们下一步怎么办？二位对渡江作战有什么考虑？”
刘伯承扶扶眼镜，慢慢地说：“总前委5个人已经研究过了，一等吃掉杜聿明，大部队就可以向南开进，准备渡江。现在就是时间紧一点，部队很疲劳，需要抓紧时间结束淮海战役。”
“让你们晚一点消灭杜聿明，主要是考虑到平津方面，打早了，傅作义就有可能逃跑。”毛泽东笑着说。
“这一点我们明白。”
周恩来坐在一张旧沙发里，这时将身子向前倾了倾，问道：“你们对渡江作战有什么具体想法？有问题吗？”
刘伯承说：“在军事上不存在什么大问题，与挺进大别山那时相比，我们这次非常主动。”
陈毅笑呵呵地说：“我看得天下没有问题，”说完这一句，他的脸色又认真起来，“可是，治天下有点难。今后向南发展，解放的土地和城市多了，看来缺少接管地方的干部。这一点请中央尽早考虑，给我们准备一批地方党及军区的配备。”
“陈老总不必担心，打下地方，总会有人去管理的。你就可以管理嘛！”刘少奇在一旁说。
毛泽东接过刘少奇的话，对陈毅说：“等上海解放了，让你当个市长怎么样？”
陈毅说：“有伯承，让他去吧。”
“伯承还有南京嘛。”朱德笑着说。在中共军事家的眼里，似乎南京、上海已在掌握之中。
毛泽东弯腰从面前的火盆里取出一块红炭，点燃香烟，说：“我们是一定要打过长江去的，中国不能成为‘南北朝’，不能分裂，分裂就要受外人欺负，要统一成为一个整体。”
大家都没有说话。毛泽东抽了两口烟后，继续说：“到南方去作战，我们有不利条件：那里最广大区域还处在国民党统治之下，我党的组织还不强大，群众还没有发动；在这种条件下，军队的给养在头一个时期内将遇到许多困难；大城市夺取容易，但掌握它则较掌握北方诸城要困难得多。”
毛泽东从座位上站起来，左手叉腰，右手夹着香烟，走了几步说：“可是我们也有许多有利条件啊！比如，国民党军队已经没有主力了，我们则有强大的军队；国民党的威信已经丧失，特别是当南京和武汉被我们夺取之后，它将更加威信扫地，我党则有极高的威信；南方有许多老革命根据地，现在又有许多游击部队和游击区。这些都是有利条件。”毛泽东一边说，一边扳着指头。
刘伯承一直在全神贯注地听毛泽东讲话，见主席此时稍有停顿，就问：“主席，美国有没有可能出兵？”
中原局第二书记、中原军区及中原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仍兼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陈毅
没等毛泽东回答，陈毅抢先说：“美国鬼子出兵，我们也不怕。”
毛泽东思虑一会儿，站起身走到地图前说：“我们要防止美国出兵，要把美国直接出兵占领沿海若干城市，并同我们作战作为一种可能性，计算在我们的作战计划之内。这一种计算现在不要放弃，否则事变万一到来，我们就会手足无措。”
毛泽东将语气缓和下来，接着又说：“不过，现在美帝国主义的对华政策正在发生改变，已由单纯地支持国民党武装反共，转变为两面性的政策。这即是：一方面，支持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和地方军阀，继续抵抗人民解放军；另一方面，则派遣其走狗混入革命阵营，组织所谓反对派从内部来破坏革命。在人民解放军接近于全国胜利时，甚至不惜用承认人民共和国的方法，以求取合法的地位，实施这一‘内部破坏’的政策。对于这一帝国主义的阴谋计划，我们必须提高警惕性，并坚决地将其击破。”
任弼时始终默默地坐着，这时却说：“苏联人对我们渡江作战好像不大赞同。”
毛泽东一时没有说话。
刘少奇说：“据说斯大林不同意我们同蒋介石再打下去，罗申大使还在南京，同国民党政府来往频繁。”
毛泽东把手一挥，说：“不去管他们，我们中国人走自己的路！”
淮海战役刚结束，赫赫有名的大将军粟裕便把眼光落在了长江之上。
“要进行渡江作战了”，粟裕心想。去年底，刘、陈两位老总去西柏坡前，总前委5个人第一次聚到一起，粟裕见到了井冈山分手后，17年没见面的刘伯承。在那次总前委会议上，他们研究的已经不是淮海战役的问题，而是何时进行渡江。
粟裕想：“主席对渡江作战非常重视，等两位老总回来后，一定要开始进行渡江的准备。”想到渡江，粟裕的思绪不禁回到了将近一年之前。
那是1948年三四月间，粟裕在接到中央电令他亲率3个纵队渡江南进后，一直在思考渡江作战问题。他认为：“从全局来看，为了改变中原战局，进而协同全国其他战场彻底打败蒋介石，中原和华东解放军势必还要同国民党进行几次大的较量，打几个大歼灭战，尽可能多地把敌人主力消灭在长江以北。从当时的情况看，要打大歼灭战，3个纵队渡江南进是做不到的。”
当时，粟裕认为渡江有许多不利因素。“3个纵队，加上地方干部，约近10万人，渡江后要在敌占区转战数省，行程几千甚至上万里，敌人必然会利用其大后方的各种有利条件，对解放军实施围追堵截。而解放军则远离其大后方根据地，在无后方依托的条件下连续作战，兵员补充、粮弹和其他物资供应，伤病员的安置和治疗，都将遇到很大困难。渡江后，将不得不在沿途湘西（或鄂南）、湘南、湘赣边、赣南和赣东北等地区，依次留下一些部队，建立小的游击区，以收容伤病员和处理多余的武器。在这种情况下，解放军将无力攻取大城市，即使出现有利战机和可能打胜的仗，有时也不敢下决心打。”
对这种情况，粟裕有着亲身体验。早在1934年，由红七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当时粟裕任参谋长。抗日先遣队一路转战闽浙赣，行程2500多公里。由于长途跋涉，一路上要同敌人的围追堵截作斗争，战斗十分频繁，加以兵员补充、物资供应，尤其是伤病员的安置和治疗非常困难，部队到达皖南时，已减员二分之一。
粟裕把他的想法电告了中央，中央和毛泽东对粟裕的建议很重视，立即来电要陈毅与粟裕两人前去阜平县城南庄一商渡江之事。当时，粟裕很紧张，他不知道自己的这一“大胆”举动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在城南庄，毛泽东对他说：“粟裕，你‘集中两个野战军在中原黄淮地区打歼灭战’的想法很好，再具体说说。”
粟裕向毛泽东汇报了他几个月来反复考虑的各种情况。他说，在中原地区，可以大量歼敌，诱使敌人同解放军进行决战，这样就可能消灭敌人的主力，为而后的南下作战创造条件。
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和任弼时等人，听了粟裕的报告后，当即进行了研究，最后同意了粟裕的方案。
会议临近结束时，毛泽东对粟裕说：“陈毅同志不回华野了，今后华野就由你来搞。”
粟裕一听此话，感到非常突然，连忙再三请求：“主席，华野没有陈老总不行，我们一直在他的领导下工作，您还是让陈老总回华野吧！”
毛泽东说：“中央已经决定了，陈毅同志和邓子恢同志到中原军区、中原局工作。”
“陈老总，您还是回华野吧。”粟裕望着陈毅说，他希望能得到陈毅的支持。
陈毅说：“我把一切交给党了，党叫干啥就干啥。”
最后，粟裕一再请求：“主席，陈老总人走可以，但要保留他在华野的司令员兼政委的职务。”
毛泽东沉思会儿说：“那好吧，陈毅同志仍任华野司令员兼政委，但是那边工作也很需要他，现在必须马上去。陈毅走后，你就任华野的代司令员代政委。”
自此后，粟裕指挥着华野取得了豫东战役、济南战役等一系列重大胜利。在中野密切的配合下，把国民党的100多万主力部队消灭在长江以北地区。
想到此，粟裕如释重负。现在的情况已经完全扭转过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胜利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渡江作战不会遇到太大的困难。
粟裕觉得应该好好研究一下地图，准备渡江作战的方案。他在心里说：“刘、陈两位老总一回来，渡江作战就要拉开序幕了。”
在此之前，粟裕已经三过长江，两次由南向北，一次由北向南。向北，是处于劣势，为了保存实力，寻求发展；向南，则处于主动，实现发展。
1940年10月，国民党军队向新四军黄桥驻军发动进攻，我军进行自卫反击，歼灭韩德勤部1.1万余人。
这是参加黄桥反顽战役的部队（骑马第一人陈毅，骑马第二人粟裕）
粟裕的第一次渡江是在1940年6月，那时，粟裕与陈毅一起在苏南率领新四军正同日寇浴血奋战，国民党又一次掀起了反共高潮，他们想把江南新四军赶过长江，赶到敌后，好借助日本人的势力，消灭皖南、苏南的新四军。
毛泽东看穿了蒋介石这条“借刀杀人”之计，决定将计就计，要求江南新四军各部队迅速深入敌后，与人民群众相结合，一边抗日，一边不断发展壮大力量。
当时，新四军在江南分为两支：一支由叶挺、项英的新四军军部率领，另一支由陈毅、粟裕的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率领。
1940年3月，顾祝同奉蒋介石之命，调集5个师、1个旅，连同地方保安部队约18个团的兵力，切断了两支部队的联系，造成围歼皖南、威逼苏南之势。蒋介石对顾祝同说：“叶、项在皖南，如瓮中之鳖，手到擒来；陈、粟在苏南，如海滨之鱼，稍纵即逝。”
但是，项英却没有认识到此种局面的危险，他不执行中央军委“皖南军部应速移苏南为宜”的指示。在此种情况下，陈、粟眼见皖南、苏南部队无法集中，而江北的部队由于力量单薄，发展又不顺利，所以他们于6月15日急电中央：决心将苏南的部队移往苏北。
中央同意了陈、粟的意见。
陈、粟率江南指挥部和两个团的兵力立即向江边北移，没想到顾祝同、冷欣却不顾抗日之大业，向新四军发起了突然袭击。好在陈、粟早有防备，率部奋起还击，歼灭了蒋军两个团，越过了公路、运河、铁路、长江等四道日寇封锁线，于7月8日渡过长江，同新四军挺进纵队和苏皖支队会合。
留在皖南的新四军，最后没有摆脱蒋军的攻击，在皖南山区全军覆没。项英牺牲，叶挺被俘，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粟裕的第二次渡江是在1944年12月底。当时，日寇面临盟军的强大反攻，准备放弃太平洋岛屿，与英美决战于大陆，在中国进行长期战争。中共中央根据形势，估计对日战争可能延长，所以令粟裕首先率3个团渡江南进，继而由谭震林、叶飞再率第二、第三批主力南下，对今后的发展作长期的打算。
日寇对长江虽然没有组织防御，但封锁却很严。舰艇在江中昼夜巡弋，沿江据点林立，警戒严密。粟裕率领主力部队、地方干部及机关人员近万人，要保证在同一时间内，使这么多人一举偷渡成功，难度很大。如果失误，不仅会造成很大的损失，而且也会暴露战略意图，后果严重。
粟裕考虑再三，只得将人马分成东西两路，自己亲率西路冒雪前进。
12月26日，连下几天的大雪仍然没有停，天寒地冻。部队在气候恶劣的条件下继续向江边挺进，终于在傍晚赶到了江边，在离江不远处的小村宿营。粟裕将偷渡地点选在龙潭北的一个小码头。龙潭位于南京与镇江之间，铁路与江岸平行，铁路上林立着日军的据点，铁路与江岸之间地带很狭窄，地形不利。但是，正因为在意想不到的地点，加上气候条件不利，所以日军根本没有想到新四军会从他们的眼皮底下通过。
12月27日晚，粟裕率几千人乘小木船渡江，但是由于人多船少，来不及运送第二梯队，天就亮了。好在新四军稳住了十几名厂警之类的地方武装，日军没有发觉，28日晚，后续1个营仍然利用这个渡口安然偷渡成功。
粟裕的第三次渡江是1945年9月，距上次南渡约10个月。
9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被迫宣布无条件投降，朱德总司令命令八路军、新四军接受防区内的日伪军投降。但是蒋介石却不准八路军和新四军受降，形势逼人，必须争取先机。
根据形势的发展，中央于9月19日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指示粟裕率苏浙军区的部队有计划地渡江北撤。
这一次渡江非常顺利。因为日军已经投降，不敢阻拦；而国民党军队正忙于接管京沪杭各大城市，难于抽出兵力，所以粟裕率6.5万多人安然返回江北。
此后，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爆发，蒋介石不断加强对苏北、山东的进攻，迫使粟裕领兵逐渐后撤，一直退到了黄河以北。
但是，粟裕以空间换取了主动，取得了苏中七战七捷、鲁南大捷、豫东大捷、攻克济南等一系列战役的大胜。这样，粟裕领兵又打回苏北，一场淮海决战，终于将蒋介石在江北的主力歼灭光，他将再次渡江作战。
第四次渡江作战更困难了，粟裕面对的长江不仅仅是敌人的封锁，而是具有纵深的防线。偷渡不行了，只能强攻，与敌人展开决战。这次南下渡江作战，将是他最后一次渡江作战，因为这一战之后，蒋介石、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就会迅速土崩瓦解。
蒋介石第三次下野时，无奈又极不情愿地让李宗仁代他行使总统职权。事实上，李宗仁的上任只不过是蒋介石的挡箭牌而已。这一是因为蒋介石下野时并没有把实权交给他，只不过是一时的权宜之计；二是李宗仁历来就是蒋介石的心腹之患，两人的明争暗斗由来已久。
早在1927年桂系就曾联系其他反蒋派“逼宫”，迫使蒋介石第一次下野。1929年蒋桂战争中，桂系被蒋介石打败，盘踞广西一隅，伺机再起。1930年冯玉样、阎锡山联合反蒋，桂系趁势加入反蒋联合阵线。但由于张学良率奉军入关助蒋，声势浩大的第一次反蒋联盟彻底失败，桂系又缩回广西。1936年6月1日，广东的陈济棠借蒋介石不抗日为名又联合桂系通电反蒋。1937年在全国一致抗战的形势下，桂系“皈依”蒋记中央。然而，蒋桂之间的明争暗斗，仍此起彼伏。尤其自1948年3月到5月的总统、副总统选举以后，二者的斗争达到了高潮。
蒋介石认为，李宗仁若选为副总统，对他的威胁是很大的，因为李宗仁是拥有军事力量的地方实力派，在对中共战事节节失利的局势下，桂系大有伺机取而代之的可能。蒋介石对黄埔一期学生贺衷寒说：“你们要知道，自从李宗仁决定竞选之后，这件事对校长（蒋自称）好比一把刀指着胸膛那样难过，你们一定要明白校长的苦心啊！”因此，蒋介石不惜一切手段打击李宗仁。他先指派于右任、居正、吴稚晖、张群、陈果夫、孙科、吴忠信等一帮国民党显要人物一齐出面，向李宗仁施加压力，“劝说”李宗仁退出竞选。但毫无效果，李宗仁仍坚持己见。不得已蒋介石只好拉下脸面亲自找李宗仁谈话：
“德邻，总统、副总统的候选人，均由中央提名。副总统候选人已内定由孙哲生（孙科）出任，希望你顾全大局，还是自动放弃的好。”虽然心里愤愤不平，但蒋介石还是调整了一下心情，尽量使口气平缓一些。
“委员长，这事很难办呀。”李宗仁一改过去在蒋介石面前唯唯诺诺的样子，这回，连讲话的口气都变了。他说：“半年以前，我已经向总裁请求，你一直没有什么表示，所以我就积极准备一切。事到如今，我已经欲罢不能了。”
“我是不支持你的。我不支持你，你能当选吗？”蒋介石说。
“这倒很难说！”李宗仁恼火地甩出这么一句。
“你一定选不上！”在国府里还从来没有人敢对他用这种态度讲话，蒋介石显然动怒了。
“你看吧！我可能选得上！”李宗仁不客气地反驳。
“你一定选不上，一定选不上！”他满面愠怒，猛地从沙发上站起来，大声地说。
李宗仁也从沙发上站起来，不紧不慢地说：“委员长，我一定选得上！”
蒋介石哪曾受过这种气？他气得喘着粗气来回走个不停，“哼……”
一直到自己的房间，蒋介石嘴里还在不停地大骂：“混账！娘希匹。”
1948年4月29日。南京总统府。
5月20日，举行新科总统、副总统就职典礼，在着装上，蒋介石巧妙地将了李宗仁一军
这天是副总统选举的日子。蒋介石在他的官邸内早早打开了收音机，紧张地守候在旁边。收音机正在播送选举的情形。蒋介石呷了一口咖啡，立即放下杯子，屏息静听收音机里女播音员那嗲声嗲气的广播。当收音机里播出李宗仁获胜的消息时，蒋介石怒骂一声“娘希匹”，随即站起身，抬起脚，只听“啪”的一声，便将收音机踢翻在地。
5月20日，举行正、副总统就职典礼。事前李宗仁请示蒋介石，就职典礼上正副总统应着什么服装。蒋介石说穿西装大礼服。李宗仁急忙连夜找上海有名的西装店赶制了一套硬领燕尾服。到典礼前夕，李宗仁忽接蒋总统手谕说，典礼改着常用军服。
当21响礼炮响过，典礼官恭请正副总统就位时，李宗仁忽然发现蒋介石并未穿军服，而穿的是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的服装，着中式长袍马褂，显得非常庄严、斯文。而身穿军服的副总统李宗仁，站在蒋介石的身旁，活像个大副官，在文武百官和中外贵宾面前，使李宗仁很难堪。
李宗仁当选为副总统后，蒋介石视桂系为国民党内部对他威胁最大的势力。
出于打击桂系势力，1948年6月1日，蒋介石突然免去了白崇禧国防部长的职务，任命白崇禧为“华中剿匪总司令”。白崇禧一气之下跑到上海吃酒看戏，拒不到武汉就职。桂系内部也因此发生混乱。白崇禧的夫人马佩璋板着面孔对程思远说：“思远，你同邱毅吾（即邱昌渭）做了一桩好事：把德公选为副总统，而把我们健生拉下台了。”愤慨之情，溢于言表。
由于黄绍竑帮助李宗仁竞选副总统，蒋介石对黄便冷落起来，重要的会议和宴会都没有黄的份了。1948年的端午节，蒋介石夫妇与长公子经国设家宴，只邀请了3位客人：张群、吴忠信，另一位竟是黄绍竑。席间，素不饮酒的蒋介石举杯向黄绍竑敬酒，这使黄很诧异。饭后蒋介石对黄绍竑说：“想请季宽（黄绍竑号）先生去劝劝健生（白崇禧号）兄，以党国大计为重，打消辞意，快去武汉就职。”蒋介石进一步又讲：“现在‘戡乱’正在进行，武汉地方最为重要，所以才任命他去当华中‘剿总’，这完全是党国的需要和将士的渴望，并没有其他的意思。你与他历史关系很深，请去劝劝他。”黄绍竑答应了，于是蒋介石派专机由蒋经国陪同黄去上海。
在蒋介石看来，白崇禧是很能打仗的将领，在党国危机之际，他还是要利用桂系的军事力量来助他“剿共”。
黄绍竑在上海对白崇禧费了一番口舌，将其说动了。黄绍竑说的大意是：你与李宗仁都高高在上做副总统和国防部长，岂不等于做了蒋介石的笼中鸟。既然蒋介石要放你出去，你何不借此机会远走高飞？你到武汉之后，正可掌握一些军队，尤其要抓回广西的军队。武汉是进可攻、退可守的军事要地，一到时机成熟，就可以制造形势，逼蒋介石下台，届时李宗仁就可以出来收拾局面，我们桂系岂不是大有可为吗！
白崇禧这才走马上任，去武汉做握有5省军柄的“华中剿总”的封疆大吏去了。果然半年之后，就发生了白崇禧通电胁迫蒋介石下野，重演了1927年桂系逼宫的故事。
1949年1月21日下午，李宗仁从蒋介石邸参加完紧急会议后回来，一直在客厅里踱步。累了，他就稍坐片刻。李宗仁感到此时肩头有千钧重担，背负着整个国民党的兴衰存亡。
他想：“我们的主力已被摧毁，在这失败已成定局的情况下，共产党愿意和我们停战讲和吗？”又想起在北伐时，他率国民革命第七军强渡汨罗江，进逼贺胜桥，直捣吴佩孚老巢武汉，继又攻打孙传芳。他在心里问自己：“如果那时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要求我们停战讲和，组织联合政府或划疆而治，我们能接受吗？”
是“战”？是“和”？是“降”？李宗仁的头脑里被这3个字搅成一锅粥了。
“战”必败。李宗仁对战没有信心，败军之将不可言勇。解放军三大战役取胜，攻无不克，势如破竹，锐气正盛，长江怎能阻其南下的气势。
“和”不了。军事上没有平等对抗的实力，不可能达成与己有利的和平局面，要“和”只有“降”。
然而，“降”不得！中国的传统，历来对降将鄙视万分，“不成功，则成仁”，“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些都是祖训。
李宗仁瞻前顾后，感到无法收拾这一残局，也只有死马当做活马医，走一步算一步了。
在李宗仁稍微定下心神，准备赴汤蹈火，冒死不辞之时，张群打来电话：“德邻兄，总裁走时留下一个文告，他说让你过目后发表，你看我是否现在过来。”
“不必了，还是我去你处吧。”李宗仁说。张群是蒋的心腹，为了拉拢他，李宗仁屈尊驱车前往张群住宅。
文告不长，只有400多字。李宗仁坐下细看全文，觉得其中有许多不妥之处，遂放下文告，对张群说：“文告中并无‘引退’、‘辞职’之词，与总统允诺我‘继任’大有出入。”
张群拿起文告说：“文告中有这么一段话：‘特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九条‘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代行其职权’之规定，于本月21日起，由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
李宗仁对这一句有不同意见，他说：“我认为在‘于本月21日起’一句之前，加上‘决身先引退’5字，蒋是让我‘继任’，而不是让我‘代行’。”
张群说：“宪法中并没有规定，要求明确写上‘引退’或‘辞职’。”
李宗仁反驳说：“宪法第四十九条说：总统缺位时，由副总统继任；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代行其职责。蒋先生这里只引用该条款的下半段，恐多有不妥，我这样上台名不正，言亦不顺。”
“德邻兄，现在时事如此，还苛求什么名正言顺。”张群装出一副息事宁人的样子。
李宗仁坚持不同意文告中的条款：“名不正，言不顺，我怎么行使总统职权，不论为和为战，我都无法贯彻主张。当然，蒋先生这样做，也许是把我当做他的挡箭牌。他在文告中预留伏笔，好让他在幕后操纵，必要时又东山再起。”
张群辩解说：“总裁不是这样的人。”
李宗仁轻蔑地一笑，表示他知道蒋介石的为人。他说：“那也未必。俗话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宪法第四十九条，‘缺位’与‘因故不能视事’有着本质的区别。缺位系指死亡和自动引退，应由副总统继任，因故不能视事，当系指被暴力劫持而言，则副总统便是代行。所以，我认为应该将‘于本月21日起，由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一句，改为‘于本月21日起由李副总统继任执行总统职权。’”
张群说：“德邻兄，你怎么咬文嚼字起来了。这样吧，我们将司法院长王宠惠找来，听听他的意见。”
见无法说服张群，李宗仁心想让王院长来也好，他从法律角度出发，说话应该具有一定的权威。为了让这件事有一个公断，李宗仁又让吴忠信、张治中也来了。
三人迅速赶到后，王院长根据宪法程序，解释说：“此文告确有不妥之处，如不修正，不可发表。”
张群没法，只好给已去杭州的蒋介石打电话，请求蒋介石处理。
蒋在电话里对张群说：“遵照李副总统的意思修改吧，直至他满意为止。”
李宗仁见此，认为事情已经获得了圆满的解决，不禁为自己胜了第一个回合而高兴。
可是第二天，各报都发表了蒋介石的文告。李宗仁在家里拿着登有文告的报纸大发雷霆，因为报上的文告仍是原样，并没有改过。
更使李宗仁气愤的是在蒋介石的文告旁边，还有一份以他名义写的文告。这份文告就是昨日在充满哀伤的气氛中，他没有来得及细看，而草草签字的。文告中写道：“总统蒋公轸念国家之艰危，顾恤人民之痛苦，促成和平之早日实现，决然引退。宗仁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代行总统职权，自揣庸愚，鹰兹得任，曷胜惶恐。……宗仁仰承督责，不容辞谢，
图为总统官印，是总统权力的象征唯有黾勉将事，效忠国家，冀使中枢之政务不坠，而总统救国救民之志业有成。……”
文中一口一句“宗仁”，还说什么“代行总统职权”，“不容辞谢”等等，这些都是蒋介石的有意安排，着实让李宗仁觉得可恶。
这天夜里，吴忠信竟以国民政府秘书长的名义，照上面两文告的原义，通令全国各级军、政、民机关知照。此项通令盖有总统大印，而李宗仁却对此一无所知。
李宗仁看到该通令后，立即把吴忠信找来，气愤地说：“礼卿兄，这份通令发出去，我为什么事先毫无所闻？”
吴忠信竟然顶撞道：“这是蒋先生的意思，要我发出后再通知你。”
李宗仁冷冷地说：“蒋先生已经下野了，他还要指挥你发通令不让我知道？”李宗仁气恼已极。即使他只是个“代总统”，也没有政府的秘书长不听他话的道理，没想到吴忠信竟拿蒋介石来压他。
吴忠信也不怕这位“代总统”，他并不想占着这个秘书长的位子。他当秘书长只是为了完成蒋介石交给他的任务，“扶李宗仁上台”，现在任务完成了，他觉得自己该走了。但是他认为自己在这种情况下，还是要解释几句，以免李宗仁把账算到他的头上。他说：“你是知道蒋先生的，蒋先生要我这样，我又怎能不办？！”
李宗仁说：“礼卿兄，你这样做未免太不够朋友了！”
吴忠信说：“德公，我们是老朋友，我愿以老朋友的资格劝劝你。你是知道蒋先生的为人的，你应知道你自己现在的处境。南京这里特务横行，你身边的卫士都是蒋先生身边的人，你还在争些什么呢？争得不好，你知道在这种局面下，任何事皆可以发生，你自己的安全，可能都没有保障。”
李宗仁无话可说。看来他在同蒋介石较量的第一回合中，不但没有取胜，反倒成了蒋手中的玩物。
蒋介石在文告中说得堂堂正正，其实全是儿戏，他一边辞掉国民政府的总统，一边又挂出国民党总裁的招牌。
依照国民党的惯例，政府的一切政策措施，都需中央常委通过，再交行政单位执行，即以党领政的意思。蒋介石是总裁，虽宣布下野，不做总统，但仍主持中常会，凌驾于李宗仁之上。李拿到一个空头的名份，其实并无指挥全局的权力。
在第二次中国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中，美国都是国民党军队的最大支持者。在全面内战爆发后特别是在三大战略决战中，美国都是国民党蒋介石的积极支持者。我军渡江跨海作战既无装备又无经验，而美军则有更多的优势，加上它一贯支持蒋介石，那么，在我渡江作战中，美国是否会一如既往地支持蒋介石呢？我军是否有应对美国干涉我内政的准备呢？
抗战胜利后，美国为加强对中国的控制并遏制苏联在远东的影响，对华采取了扶蒋反共的政策，企图扶植蒋介石政权作为其在远东的统治工具，并通过军事经济援蒋而深深卷入了中国内战。据美国政府供认，自抗战胜利至1949年美国对华关系白皮书发表，美国一共向蒋介石政府提供了2254亿美元的军事经济援助。这里并不包括遣送日俘、美国海军陆战队及美国军事顾问团等方面给予的援助。美国明知蒋介石政权为中国人民所深恶痛绝，是扶不起来的“天子”，却仍然助纣为虐，这就大大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然而，历史的发展不以美国的意志为转移。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特别是辽沈、淮海、平津三战役宣告了美国对华政策的破产。在此形势下，美国为挽救蒋家的覆灭并维护其在华利益，会不会直接出兵干涉中国革命？这是中共中央必须考虑的问题。
毛泽东在其《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一文中指出：
“我们从来就是将美国直接出兵占领中国沿海若干城市并和我们作战这样一种可能性，计算在我们的作战计划之内的。这一种计算现在仍然不要放弃，以免在事变万一到来时，我们处于手足无措的境地。但是中国人民革命力量愈强大，愈坚决，美国进行直接的军事干涉的可能性也就将愈减少，并且连同用财政及武器援助国民党这件事也就可能要减少。一年以来，特别是最近三个月以来，美国政府的态度的摇摆不定和某些变化，证明了这一点。在中国人民中和我们党内存在着的对于美国帝国主义力量的过分估计的错误观点，必须继续地加以指明和克服。
美帝国主义的对华政策，已由单纯地支持国民党武装反共，转变为两面性的政策。这即是：一方面，支持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及地方军阀，继续地抵抗人民解放军；另一方面，则派遣其走狗混入革命阵营，组织所谓反对派从内部来破坏革命。在人民解放战争接近全国胜利时，甚至不惜用承认人民共和国的方法，以求取得合法地位，实施这一‘内部破坏’的政策。对于这一帝国主义的阴谋计划，我们必须提高警惕性，并坚决地将其击破。”
在1949年1月6日至8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还讲道：
美帝国主义在中国臭了，比在西欧还臭。但我们有些人怕的心里并未解决，看不见的东西就怕，国民党即以这些看不见的东西吓人。这还需要继续解释。这几年证明，美帝国主义并不可怕，只要我们政策不乱搞，不损害侨民，他就没有借口……
罗荣桓：“美国这时可能在青（岛）、沪（上海）、穗（广州）增加陆战队，暂观风向。这在部队中是必须回答的，但很难回答。”
毛泽东大手一挥：“很希望美出兵30个师，每师15000人，我歼灭之，这对世界无产阶级帮助很大。美兵不会较杜聿明为凶！”
罗荣桓：“沈阳解放，普遍发生偏安思想，甚至连关内去的干部也有这种思想。入关后即说，打了国民党，还有美国。这是对于树立必胜信心及世界民主力量和美国不可怕的系统宣传不够。”
毛泽东又说道：“现应宣传准备美出兵30万，我再消灭之！”
至此，我准备渡江的大军，不仅有做好打倒国民党，消灭国民党军队的准备，同时也在积极做好应对美国可能军事干涉的准备。
众所周知，斯大林是作为继列宁之后的苏共最高领导人和共产国际的首领，斯大林与中国革命有着不解之缘。他与毛泽东之间确有一些恩恩怨怨。
抗战胜利后，斯大林曾打电报给毛泽东，认为战后中国应该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
那时的斯大林，几乎成了美蒋的说客，在中共眼里的形象并不十分光彩。
斯大林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担心中国内战会破坏雅尔塔格局，导致美国卷入，危害苏联的既得利益。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美、英、苏就在雅尔塔把中国一分为二：长城以北是苏联的势力范围，长城以南是美国的势力范围。为尊重对方的利益，美苏达成默契——由美国说服蒋介石承认苏联在华攫取的权益，苏联则同意美国对战后中国的政治安排——由国民党政府吸收各民主党派组成以蒋介石为首的联合政府，并负责说服中共加入。据此，美国于战后成功地说服了蒋介石，使苏联得到了在雅尔塔交易中应该得到的东西。斯大林也履行诺言，1945年8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刚一签订，斯大林即打电报给毛泽东，要求对蒋谈判，不仅周恩来要去，毛泽东也要去。这就难怪毛泽东说斯大林是“不许革命”！
然而，美苏战时的同盟关系很快结束，代之以激烈的竞争角逐！当乘坐美国军舰的国民党军为接收东北主权要求在大连登陆时，苏联怀疑美国要染指中国东北，遂开始改变对美蒋的态度，并以大连是国际自由港为由拒绝国民党军登陆。此后，随着苏联要求与国民党政府进行政治经济合作遭到拒绝，美苏冷战的开始，斯大林才从根本上改变了对中共的态度。
冷战开始后，马歇尔的援欧计划及美国大力扶植希腊和土耳其的政策，使苏联在欧洲和中亚疲于招架，东边美国又企图在对日和约上挑起事端，苏联很希望能在远东找一个帮手。而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使苏联看到了希望——中共是其最佳也是唯一的选择。
为此，从1948年开始苏联加大了对中共支援的力度。应中共东北局的请求，苏联除了增加与东北解放区的贸易额、掩护中共在大连地区的发展、援助相当数量的武器装备外，还派出了以茹科夫廖夫为首的大批铁路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携带设备，帮助修复铁路和桥梁，做到“解放军打到哪里，铁路就修到哪里”，有力地保证了东北人民解放军的作战。
对于苏联帮助中共的目的，莫斯科给苏军远东马加纳罗夫中将的电报说得再清楚不过了：“以任何代价帮助（中国人民解放军）消灭敌人。”因为“这对于我们确立在远东的地位是绝对必须的。欧洲严峻的政治形势使我们受到了与美国及其盟国发生战争的威胁，所以我们应当从一切地方做好准备。国民党因仇视共产党而被迷惑了双眼，看不到他们正在落入灾难的边缘。由于事关我们西伯利亚边境的安全，我们没有选择。我们希望中国是一个与苏联友好的国家，而不是一个政治上和经济上受国际资本主义者奴役并敌视我们的国家”。
共同的利益将苏联和中共联系在一起。
斯大林从听从美国对战后中国的政治安排，承认蒋介石是具有统一中国之资格的唯一领袖，到联合中共对抗美蒋，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这固然是苏联全球战略的需要，对中国革命也不是坏事。但对中苏两党来说，其中的是非曲直，斯大林总得有个说法才是。对此，斯大林的态度倒是比较客观、公允。
1948年2月10日，斯大林对季米特洛夫讲：战后我们请中国同志到莫斯科来讨论了中国局势。我们坦率地告诉他们，我们认为，在中国开展武装斗争是没有前途的。中国的同志应当寻求同蒋介石的暂时妥协，他们应当参加蒋介石的政府，解散他们的军队。中国同志在莫斯科同意了苏联的看法，但他们回到中国做起来就满不是这回事了。他们集结了力量，组织了军队。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他们正在打垮蒋介石的军队。在中国问题上，我们承认我们是做错了。
至此，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在战后初期的这段恩怨，在后人看来应该就此了结。
然而，一波刚平，一波又起。
战略决战后，中共的战略方针就是将革命进行到底，不再采取政治上的迂回行动——与国民党搞什么和谈，以免革命出现曲折。为此，1948年12月25日中共权威人士公布了以蒋介石为首的43名战犯名单；1949年元旦，新华社播发了由毛泽东撰写的《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1月5日，针对蒋介石在1949年元旦发表的求和声明，新华社播发了由毛泽东撰写的《评战犯求和》的评论，拒绝了蒋介石的和谈要求；1月6日至8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会议，再次重申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方针。这一系列重大步骤，足以证明中共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
但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刚闭幕两天，即1949年1月10日，斯大林化名菲利波夫，从莫斯科发来了建议中共与国民党进行和谈的电报。
原来，1949年1月8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吴铁城，将请求出面斡旋国共和谈的照会递交美、英、法、苏驻华使馆后，次日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将这一照会发回国内。
斯大林在1月10日的电报中说：
苏联政府在9日收到了南京政府关于要求苏、美、英、法调停国共冲突的照会。从所有的情况看，南京政府的建议是美国授意的。南京建议的目的是想向世人宣布，他们是希望和平的，而如果中共拒绝和谈则说明它是好战的。对南京政府的照会，我们想作如下答复：苏联过去、现在都赞成中国停战和建立和平，但在同意进行调解之前，苏联政府想知道中共是否愿意接受苏联调停？南京政府需要首先征求中共方面赞同苏联调停。如果南京政府征求你们的意见，你们的答复应大致如下：中共一贯主张中国实现和平，但内战不是由中共挑起的，南京政府必须承担战争的责任；中共赞成与国民党谈判，但那些发动内战的战犯们不能参加；中共主张与国民党直接谈判，而不要任何外国调停人；中共特别认为，以自己的武装力量和舰队亲自参加中国内战的国家不能居中调停，因为这样的国家在消除中国战争问题上不可能中立和客观。
在这封电报中，斯大林有两点意思是清楚的：第一，中共同意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第二，谈判必须由国共双方直接进行，不要任何外国人参加。至于有没有隐含第三点意思，即如果中共需要外国人居间调停，苏联乐意为之，但美国绝对不能参加却颇耐人寻味，也是最容易产生歧异、引起误会的地方。
为了把电报的意思说清楚，11日斯大林又向毛泽东发了补充电报：我们提出的你们对南京政府意见的答复，旨在阻挠和谈进行。很明显，没有外国的调停，特别是没有美国参加，国民党是不会和谈的。同样，没有蒋介石和其他战犯参加，国民党也不想谈。所以，我们估计，国民党将拒绝按中共提出的条件进行和谈。结果，事情就成了中共同意和谈，国民党反而变成破坏和谈的罪魁。这样，国民党和美日的和谈阴谋将被戳穿，而你们就可以继续进行必胜的解放战争了。
斯大林10日的电报确实引起了毛泽东的误解。毛泽东于12日致电斯大林：苏联政府对南京政府的照会应这样答复：“苏联过去、现在一贯愿意看到一个和平、民主、统一的中国。但以何种方式实现中国的和平、民主和统一，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情。根据不干涉其他国家内政的原则，苏联政府认为不能同意参与对中国内战双方的调停。”现在我们倾向采取这样的立场，即为使中国人民尽快得到真正的和平，南京政府要无条件投降。如果进行和谈，同邵力子等人建立联合政府，将会在中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和我们的队伍中造成极大的混乱，这恰恰是美国政府所希望的。现在我们有充分理由拒绝国民党的和谈骗局，因为现在中国的阶级力量对比已发生了根本变化，国际舆论也对南京政府不利。“在目前形势下，再次进行这样的迂回行动弊大于利。”
这样，是否与南京政府进行和谈，成为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分歧的焦点。斯大林就此于14日致电毛泽东：毫无疑问，南京和美国的和平建议是一个阴谋诡计。其目的并不是想与中共实现和平，而是要求暂时休战，以获得喘息，进而整顿军队，加强长江南岸防御工事，从美国运送装备，积蓄力量，然后撕毁停战协定，袭击人民解放军，并将谈判破裂归咎于共产党。然而，同诚实的人打交道直言不讳是好的，但如果同政治骗子打交道直言不讳可能是危险的。因为这样就意味着共产党把和平的旗帜交给了国民党，并可能为美国组织大国武装干涉，就像1918—1921年西方14国对俄国的军事干涉那样，提供口实。
然而，就在斯大林发出14日电报的时候，毛泽东已经收到了他11日的补充电报，并于14日致电斯大林：我高兴地收到您1月11日补充电报。我们与你们的基本方针（不与国民党大张旗鼓地谈判、将革命战争继续进行到底）完全一致。今天，我们公布了我们同意与国民党进行和谈的八项条件。这些条件是针对蒋介石1月1日和平建议中反动的五项条件而提出的。
斯大林收到毛泽东14日的电报后，次日复电毛泽东：从该报中看出，我们间关于南京和平建议问题的观点已取得了一致，中共已开始了“和平”运动。所以，应该认为问题已经解决。
中共14日公布的八项和谈条件是：（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这八项条件，在南京政府看来，简直是叫它无条件投降。
与此同时，根据中共的意见，苏联政府于1月17日复函国民党政府：苏联政府一贯坚持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不认为照会中所说的调停是适宜的，恢复民主的、爱好和平的中国的国家统一，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而统一的取得主要应通过没有外国干涉的有关方面直接谈判和依靠中国内部的力量。
在国共和谈问题上，毛泽东接受了斯大林的建议，调整策略，接受和谈，以剥夺美国出兵干涉的借口，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战略方针并没有变。在中国革命胜利的紧要关头，为对抗美蒋，中共、苏共联手，配合默契，斯大林与毛泽东的想法渐趋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