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把发生在2003年北京的SARS疫情，比作二战时期的美国“珍珠港事件”。然而依我看，此次SARS袭击北京，远比“珍珠港事件”惨烈。
没有一种现代战争武器比空气中的病毒袭击更令人恐怖。
与SARS的厮杀，正是一场这样的决战。
“救救我吧，阿姨，我不想死，我才18岁，我还没有对象呢！我要活呀……”
一位花季的姑娘，从发热到确诊，从确诊到死亡，总共不到50小时。她离别人世时，那双无力的手一直拉着医生的胳膊，那渴望求生的一幕，让救治她的医生们心如刀绞，不敢直面。
这位姑娘全家七口，有三人相继在不到十天时间内被可恶的SARS夺去生命。如今只剩下母亲，天天在女儿、丈夫和婆婆的骨灰盒前祭奠逝者。一年前，正是这位母亲怀着对北京的敬仰之情，送女儿京城打工。可才多少时间，女儿便死了，而且拉着爸爸和奶奶一起到了天国。这些日子里，悲痛欲绝的母亲天天在埋怨着那个曾经让她多么向往和敬爱的北京。
呵，我的北京，你千年荣耀，何时受过这般屈辱？
而北京本来也是个干净的城市，一个健康强壮的城市。
北京不该接受不公正的指责。
北京是无辜的。
但北京没有避免一场史无前例的瘟疫袭击。
2003年初春的北京，阳光明媚。举世瞩目的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第九届全国政协会议分别于3月5日和3月3日在这里召开，全市人民喜气洋洋地沉浸在一个特殊的春天里。谁也不曾想到，SARS在“两会”召开之前已悄悄潜入古都。
历史可以记住这个时间：2003年3月1日，苍天刚刚拉开自己的大幕，凌晨1点，著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北京301医院，迎来了第一例SARS。
“我们有急病号，想住院，无论如何请帮忙给安排一下。”一位山西女患者在丈夫陪伴下，急切地请求医生。
医生指指日历：“今儿个是星期六，住院可不好办，怎么着也得周一才行。”医生对患者作了简单的诊断，说：“要不先到急诊病房。”“行行，只要能住下就行。”患者家属非常感激。
SARS使年轻的女病人高烧不断，于是又从急诊病房转到了呼吸科病房。
“闺女，你咋样了？啊，吃点东西啊！不吃怎么能顶得住呢！”患者的母亲瞅着胸脯剧烈起伏的女儿，心如火焚。那是个56岁的母亲。此时她自己的体温已达39℃！
丈夫在一边焦虑地看着妻子和岳母大人的这一幕，找来医生，说：想法子让我岳母也住院吧！
医生一量体温：可不，烧着呢！住院吧！
大夫佘丹阳心细，说你们家几个患者得的病跟广东、香港的非典差不多症状，得分隔住好些。其后，已经同样被SARS传染上的母亲被安排在另一间病房。
与此同时，年轻女患者的父亲从山西打电话说他也在发高烧，而且上医院输液几日后不见好转。父亲跟高烧在病榻上的女儿说，他也想上北京来治病。“那就赶快来吧！”女儿用微弱的力气对父亲说。
3月5日，父亲乘飞机抵达北京，然后直接进了302医院。
这一家人在北京汇合，其数量之多，令人惊慑：除女患者本人外，有她的丈夫、1岁多的儿子、父亲、母亲、奶奶、弟弟、弟媳、大伯、小叔子、二婶，加上女患者公司的两个伙计，以及她一个在北京工作的舅舅，共计14人！
此时，这一大家人除女患者和其父母发高烧外，于某的弟弟、弟媳等也相继出现发烧。年轻女患者的丈夫急得团团转，跟医院商量怎么办？
“我们301不是呼吸病专科医院，最好转到专科医院。302医院在这方面比我们要强。”医生说。
也好，父亲已经进了302医院，一家人在一起可以相互更好照应。女患者的丈夫立即向北京120急救中心求助派救护车。
就这样，这一家的患者在自己的亲属和朋友的帮助下，或被抬着、或被搀扶着上了救护车，于3月6日住进解放军302医院。后来知道，302医院在没多长时间里就有十几个医务人员被感染，成为北京最早的一批染上SARS的医务人员。同时由于院方及时组织对SARS的反击，也涌出了一群像姜素椿等英勇无畏的白衣战士。
3月7日，女患者的父亲猝然去世。他是北京被SARS疫魔袭击中第一个死去的不幸者。
302医院紧张了，从有限的判断中他们感到这一家人患的病与正在广东、香港流行的非典十分相似，于是向当地的丰台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简称CDC）报告了，据说同时也报告了卫生部。丰台区CDC工作人员去了302医院，但无获而归。
此时正值“双会”召开之时，引起军方重视的病情，自然也使专司疾病预防的北京市“CDC”的高度关注。在接到丰台区“CDC”的报告后，他们立即派出专人，开始了有关北京SARS的第一例正式接触。
受命此任的是年轻的北京市“CDC”应急中心主任沈壮。
这位具有良好素质的公共卫生应急专家，后来参与了北京与SARS战役的所有前线战役，特别是三、四月份，沈壮和他的战友投入了极其紧张和高度危险的战斗，参与了拯救每一位SARS患者的现场工作。他因此成了整个北京SARS战役最知情的几个证人之一。
沈壮其实一点也不壮。在SARS还在不断袭击北京的日子里我见他时，见面第一句我就这样对他说。“大概这段时间被SARS吞掉太多营养了。”这位人称“SARS毒王克星”的年轻疾病防控专家以玩笑回应我。
我们第一次见面就一见如故，而且是那种令北京人惊恐的“零距离接触”——有我们肩并肩的照像和数小时的面对面采访为证。说实话当时我不是心里没有顾虑，但我是采访者，职业和良心驱使我不能在这样一位拯救过无数北京人生命的英雄面前做出任何一点点伤害他感情的行为。虽然我要向读者坦白，我心里还是有点虚的。
沈壮和他同事的出现，使北京的SARS从此有了明晰的脉络，也使我的写作有了最真实的第一手资料。“我这里有北京每一位SARS患者的全部原始病情记录。加起来有这么长——”沈壮伸开双臂，给我做了两个一人长距离的动作。
在我看来，沈壮是整个北京抗击SARS瘟疫保卫战中最伟大的战士之一，尽管在本文发表之前没几个人知道他的名字，但我知道在北京“抗非”伟大战役的纪念丰碑上早晚会有他的名字。正是他和他领导的应急中心的战友们及其后来建立的2500多人组成的“流行病调查大队”队员们，为北京人民和全国人民战胜SARS建立了不朽功绩。许多材料是沈壮与他的战友们一次次冒着生命危险，在SARS患者的病榻前、救护车上，甚至是太平间里获得的。
山西女患者的父亲之死，拉开了北京SARS疫情的黑幕！
“沈壮，快到中心来，有紧急情况需要你去处理！”3月8日清晨四五点钟，刚刚因处理另一件应急事才回家眯盹了不足两个小时的沈壮，突然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
“我马上到。”沈壮给妻儿盖好被子，轻手轻脚出了门。初春的北京，寒气逼人。沈壮打了个冷颤，“不知什么缘故，我记得特别清楚那一天打的冷颤。”沈壮在接受我采访时这样说。
当日上午，沈壮带着属下到了302医院。上午的会议是应302医院建议召开的，参加人员有北京市卫生局、国家“CDC”人员，解放军总后卫生部、302医院和沈壮代表的北京“CDC”四方人马。会议议题是分析和处理北京第一例SARS死者及首例SARS对北京的疫情后果。此次会议就302医院当下的SARS患者与死者的处理问题进行了分工：302医院负责救治患者，总后防疫部门负责对医院的易感人群进行追踪，国家“CDC”负责流行病调查，沈壮他们负责军队之外接触过这家患者的排查工作。上午的会议开到十一点，死者被拉到医院太平间。
其实，北京市卫生系统在市政府的统一安排下在4月份疫情爆发之前做过一些工作。在2月11日广东省通过新闻发布会的形式正式对外介绍非典后，北京卫生局领导当即明确了5家有呼吸传染病医治能力的医院承担监测非典任务，它们是安贞医院、朝阳医院、海淀医院、友谊医院和儿童医院。市120急救中心也承担相应的任务。“那是非典还没有SARS这个洋名，我们称其为‘广东非典病’。当时大家思想上根本想不到这个非典会有那么大的传染力。有人认为这种病毒传播跟其它病毒也差不多，每传一代就弱化一代，传上三五代就没啥感染能力了。我们也认为不至于闹到北京来，隔那么远。这种认识在当时不能怪谁，因为大家都不认识非典到底是怎么回事！”沈壮的话代表了当时北京专业人员中的普遍认识。
“但作为北京市卫生局和所属的疾病预防控制应急专业部门，可以这么说，在广东、香港非典疫情正式报道后，我们从来就没有放松过警惕。”沈壮拿出北京市卫生部门的材料给我看。
第一份是他们在发现北京第一例正式确诊为SARS的于某一家的病情后，就有过向上级写的一个报告，那报告中最后一段话是这样写的：“鉴于此次事件发生于‘两会’召开期间，而且病人有过赴广东省的可疑接触史，并高度怀疑其具有传染性，因此若不能及时有效地进行病例排除或诊治，将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第二份是“北京市卫生局应对非典型肺炎方案”。这个方案共有数页纸，其中特别对小范围的疫情、中范围的疫情和全市性大范围疫情出现时所要采取的“一级警报”、“二级警报”和“三级警报”机制提出了建议。
这第二份的“应急方案”写就于3月8日，是沈壮在卫生局当天下午召开的应急会议期间，与市卫生局几位领导一起研究碰头下应急写成的。
也就是在那时，一位局领导急匆匆地过来将他和同一单位的贺雄叫到一边，说：“你们两个，不管采取什么办法，必须在今晚12点钟前，把302医院的那几个山西患者的情况弄清楚，完后马上向局里报告。”
沈壮明白领导是在着急山西那几个患者的疾病传播。晚十点，他和市CDC副主任贺雄到达302医院。当他们走进一层的楼道，有医生听说他们是来调查山西女患者一家的病情时，便随手给了他们每人一个口罩，说：“你们来了，我们就不陪了。”说完就去了另一个病区。留下沈壮和贺雄俩，面面相觑。
“你们当时进去除了口罩还有什么防护？”我问。沈壮：“什么都没有。那时还没有啥防护服呢！”走入病房走廊的沈壮当时留意了一下楼道，见里面空空如也，只有山西女患者一家占着三个房间。
在那里，沈壮了解和记录了北京第一位输入性SARS患者及她一家人的基本发病情况——用专业术语说，沈壮是对这一家人进行了流行病调查。
据患者家属介绍，患者于某今年27岁，山西太原人。做珠宝生意的她，在今年2月因生意上的事到广东出差。临离家时，母亲特意给广州工作的同行打了个电话，询问那边的非典情况到底怎样。人家回答得非常明确：“都是谣言，没那么严重。”“还是注意些好。”父亲特意为女儿准备了几包板蓝根。
于某就这样去了广东。记着父母叮咛的她，一到那边就很认真地打听非典病情，出租车司机带着嘲讽笑着对她说：“我每天拉这么多人，要得也该轮到我了吧！可你看我不是好好的嘛？”
一次次的证实“没事”后，于某原先的心理防御全然抛之了脑后。该干什么，她就照干什么。2月22日晚，于某乘车从深圳到广州时，便感身体不适，浑身发冷。23日，带着这种不适的她，从广州飞回太原。一量体温：38.8℃！
当天，于某走进太原一家医院。紧张地问医生自己是不是得了非典。“别那么大惊小怪。有那么巧就得非典？”医生笑她。不一会儿又拿来X光片和血液检测结果。“没事。”
但“感冒”引发的高烧不断。于某内心有种强烈的不祥感。她拉着丈夫的手，痛苦地乞求着：“我到底怎么啦？快救救我吧！”丈夫一咬牙：“别再耽误了。我们到中国最好的医院去！”
这一决定使患者后来终于脱离了死神的纠缠，却也给北京人带来了无法弥合的痛楚！
上级交给沈壮的任务有两个：一是弄清患者的病历史，以便尽快切断传播源；二是让患者身边的那些还没有传染的人赶紧离开患者，离开北京，回到山西去。“CDC人员按通常的做法也该弄清病例全过程，以便获得最可能的控制。而当时让患者身边那些尚没发病的人回山西，绝对没有其它意思。当时我们还不清楚到底SARS患者有没有潜伏期，潜伏期里传染不传染，这里都不清楚。只是知道非典是传染的，不能让患者传染更多的人。”沈壮一肚子无奈的苦水。
山西方面在第二天就开来救护车。而沈壮在病房与患者家属做思想工作一直做了近十个小时。在于某的几位尚未发烧的亲属同意回山西时，北京下起了少有的春雪。
这一天下午，一辆救护车将于某的奶奶、舅舅、大伯和两个伙计拉回了太原。太原方面将这些人隔离观察，还算好，只有于某的一个伙计后确诊为传染非典患者。
留在北京的于某和其余的亲属可就惨了。继其父亲7日死后，56岁的母亲也在15日死去。于某的丈夫、弟弟、弟媳妇、小叔子和于某公司的一个小伙计陆续传染上非典而倒在病榻上，于家陷入了极度悲惨和痛苦的深渊。（注：于某本人，一个多月后在302医院医务工作者的全力抢救下，与其他几位亲属一起从SARS的死神中解脱出来，健康地回到了山西。但这位饱受疫魔折磨和为亲人带来痛苦的年轻女患者，再也不愿别人去打扰她。不久前她以“徐丽”的化名曾接受过记者的电话采访。这是后话。）
让沈壮感到宽慰的是于某一家的良好文化修养救了不少人的命。“我们问楼道的服务员小姐有没有接触过于某家人，姑娘说，于某的舅舅一住进来就主动对我们说他们家人得了传染性肝炎，让我们不要接近他们。所以后来也真没有发现楼道姑娘们传染非典。”
可忧心事还在后面。在沈壮他们一再追问于某家人还与什么其他人亲密接触时，于某家人说她还有个舅舅就在北京，而且于某父亲死时就是这位舅舅在场，据说于某的父亲是死在这个舅舅怀里的。
“这不要命嘛！”沈壮一听就跳了起来：“你们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们？啊？为什么？”
不为什么，为的是怕别人知道了，舅舅不好过日子。“他现在在哪儿？”沈壮一个个追问。
没人告诉他。就是不告诉。“你们，你们要为他的生命负责啊！”沈壮想发脾气，可看看一个个倒在病榻上的于某和亲属，心就软了。“你们无论如何要告诉他，一是让他不要再接触人，二是一旦有哪儿不舒服，马上给我们打电话。”沈壮没有其他办法。因为非典尚未上法定传染病，就不能按照传染病法规强行让患者履行义务。
这一天应该是3月10日。之后的每一个小时里，沈壮的心一直悬在半空。12日，沈壮不想看到的事出现了——于某在北京的那个舅舅来电话，说发烧了。
坏哉！沈壮的心头“咯登”一下。“你在家准备一下，我们和救护车马上就到。”“我们不敢把救护车开到于某舅舅住的门口，远远停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然后我和一名同事手里拿着一件大白褂和两个口罩，但在到患者住处之前不敢穿也不敢戴，怕患者本人心里不好接受，而更怕的是居民发现我们在运送一个非典病患者，我和同事只能做‘地下工作者’。”沈壮说。
到目的地后，沈壮一忧一喜：忧的是于某的舅舅当时的症状已经基本可以确诊是非典，喜的是患者在同于某一家接触之后自己隔离了自己，没有与其他人一起生活。
于某的舅舅在沈壮等护送下直接进了佑安医院。
沈壮从佑安医院回到单位，正式在自己的工作日记上写下了这个普通而重要的日子：2003年3月12日。
说它是个普通日子，是因为99.999％的北京市民这时还根本不知道要命的SARS已经稳稳当当地安落在京城宝地。这一天，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意义是，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将这种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EVERE ACUTE RESPIRATRY SYNDRPME）明确病名，简称SARS。并向全世界发出了警报。
沈壮还没有来得及对北京的第一例SARS作一个头绪的筛理，3月16日，晚上九点多钟，沈壮接到东城区“CDC” 报告，说所辖的东直门医院向他们报告有一例SARS，而且病情非常危急，区“CDC”扛不住，让沈壮他们去。
东直门医院出现的病例让京城老百姓开始知道SARS这只狼真的来了。
沈壮当即与本单位的黄大夫两人一起赶到东直门医院，在急诊科他们看到了患者，是个70多岁的老人。
“患者上午11点半左右到我们这儿门诊，那时X光片呈现为右下肺炎。可到下午4点多钟，X光片检查结果成双肺炎。到晚饭时就不行了，我们刚刚才把他抢救过来，现在仍处在昏迷状态。”急诊科主任刘清泉，一见沈壮他们赶紧把情况作了介绍。
调查开始了。据家属介绍：这位70多岁的患者李某，是3月15日从香港乘CA112航班飞回北京的。在飞机上李某就觉得自己有发烧咳嗽的症状，晚八点来钟从机场进城后直接到了某医院。此医院的门诊医生给他诊断为“重感冒”。结果李某就开了点普通药回了家。回到家的李某睡了一夜仍感高烧不断，家属问他怎么回事，是不是在香港传染上了什么病？这一问让李某神经顿时紧张起来：可不，自己在香港时到过威尔士医院看过正在那儿住院的哥哥。那威尔士医院听说出现过非典传染，是不是我也传染上了非典呀？李某心头越发不安。吃完早饭，他就坐立不安地打听附近什么医院中医水平好些。家里人听说东直门医院是中国中医药大学的附属医院，随后匆匆送他上了东直门医院。
大约11点左右，东直门医院急诊室主任刘清泉大夫给李某作了初步诊断，认为可能是老年性肺炎——往常北京在这个季节里每天都有不少肺炎患者到医院就诊，李某年岁已是七十多的高龄，刘大夫的初诊无论在技术和情理上都并不见误。更何况那时“广东非典”在普通北京人心目中仅是个遥远的病势概念。就连刘清泉这样的急诊专家也知之甚少，他更不知道在同一个城市里的解放军302医院就在前三四天里已经有一批医务人员被北京第一例输入性SARS患者所感染，而且就是3月16日这一天他刘清泉在给李某就诊时，302医院的一名优秀医务人员已经死于非典传染。
信息的阻隔，使刘清泉大夫和东直门医院乃至整个北京市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虽然刘清泉大夫此时也不知非典为何物，也未诊断出李某的真正病理，但出于敏锐的医学职业习惯，他没有放跑李某，而是让他在急诊室输液观察。下午，李某病情突然恶化，体温顿升，呼吸困难，最后导致心脏停跳。
“赶快抢救！”刘清泉大夫和同事们迅速对李某进行了急救，那一刻参加抢救的医务人员不下六七个……李某的心脏缓缓地恢复了跳动，但呼吸仍然极度困难和衰弱。刘清泉为其上了呼吸机，而患者则一直处于昏迷状态。
“到过广东香港没有？”刘清泉从急救室出来，一边擦汗一边问李某的家属。
“他刚从香港回来。”坏事了！刘清泉虽然在这之前从未见过SARS什么样，但从有限的听说中猜想到这个李某十有八九是传说的SARS患者了。医院的电话迅速打到东城区CDC，之后也就有了沈壮他们的出现。
沈壮与东直门医院领导和刘清泉大夫等根据李某病情，紧急召开了会议，并作出三点决定：一是患者现在不适宜转院，建议就在东直门医院本院救治。二是对病人要实行隔离，并在病房内开通窗户——沈壮说，这是从广东那边听来的唯一一点预防非典传染的经验。沈壮还在这一条决定中给东直门医院作了一些补充建议：不要再让医务人员换人了，谁参加过抢救李某的就留下来继续进行救治工作，进患者病房要穿隔离服。三是对密切接触者进行登记和随访。
会议结束后，沈壮还做了一件现在连他自己都感到有些“那个”的事——他走进病房，敲开昏迷中的患者李某的嘴，用一根棉签从他的嘴里采集了一份咽拭子。
“那是SARS患者毒菌最多的东西，而且你是从李某这样的‘毒王’嘴里取的咽拭子，当时你不怕？”我问。
“当时根本就没有想到怕不怕的问题，只是想从病疫角度应该留下这种患者的病菌体，以便带回去让检验所的同志作分析用。另一方面当时确实我也不知道这SARS到底有多大的传染。”沈壮说得很平淡，但可以想像当初他到“毒王”嘴里掏咽拭子的过程是多么的惊心动魄！
袭击设防并不多的东直门医院，是SARS轻而易举的事。虽然医院方面尽了当时他们所能想的回应，如迅速使用了ICU（危重病房），将李某单独隔离治疗，也给医务人员配发了口罩和防护服。“可那时的这些防护东西非常简单，而且都是平时我们用于对付普通传染病的口罩和防护服，哪知道非典病毒传染强度那么大。再说也奇怪，当时我们想买一些质量高一点的口罩和防护服，竟然也找不着什么地方有这样的东西。”急诊科主任刘清泉感叹地说。
就在东直门医院的医务人员处在战斗准备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李某身上的SARS，再次发起攻击。一直处在昏迷状态的李某又两次心脏骤停。肺器功能的严重衰竭，同时导致其它器官的迅速衰竭，这是SARS袭击人类的一个显著特征，尤其是对那些抵抗能力差的并患有其它疾病的患者，特别是年龄偏大的患者而言，他们之所以在SARS袭击时很快死亡，这一因素非常突出。20日，经过前后72小时的抢救，SARS还是夺走了李某的生命。后来据我对重症专家的采访了解到，像李某这样的SARS重患者，即便再努力抢救，生还的希望几乎是零。
然而当时的东直门医院或者说在整个北京与SARS搏杀的殊死战斗中，广大医务人员发扬的是基本的人道精神，他们是用自己的肉体与生命在构筑一道保护广大市民的长城，后来上面又要求他们为“减少死亡率”而战。因此，医务工作者在整个战斗中成为高危群体是一种必然。
东直门医院的付出的代价比302医院严重得多，因为他们遭遇到的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毒王”。就在李某尚未结束生命时，该医院的医务人员便有人出现发热高烧现象。护士姚小姐是第一个感染者，当日被送进自己医院的隔离室，次日转到佑安医院。在姚护士被确诊患SARS送进佑安医院当日，又有七名医生倒下……
“这是怎么啦？”医务人员中出现了恐慌，庞大的东直门医院在一条条传言和确凿的事实面前开始倾斜。
20日得到李某死亡报告后，沈壮提出要对死者的尸体进行解剖和取样。
“我的直感是这例SARS对北京防治和专家研究这一病因很有用。我们首先做家属工作，人家考虑了半天，说解剖可以，但必须重新将尸体缝合完整。这是自然的事。于是经过申请，21日我们就把要对尸体进行解剖的事告诉给了医院方。开始希望有专业人员来做，但考虑医务人员还不懂SARS这个病的传染性，所以我就主动提出参与解剖工作。可这时的东直门医院内部已经出现严重恐慌心理，再者他们确实已经没有多少人能腾出来顾及已经死亡的李某尸体解剖一事。这时的东直门医院每时都有医务人员在倒下。
“22日我们去医院准备进行尸体解剖。但医院没有来人。我只好向市卫生局请求支援一个专家来，因为我毕竟没有做过尸体解剖，总不能胡乱给人家破肚开膛。后来地坛医院的刀大夫来了。他的姓名起得真是名副其实。一把好刀，可这把刀在那天没有用上。”沈壮说：“我们到医院后，医院给我们提供的条件是太平间外面的一间破屋。解剖用具都生锈了。刀大夫是好人，蹲下身子，在一块石地板上磨了起来。那时还天寒风急，我心头感慨颇多。一句话：有点儿心酸！”
采访陷入暂时的沉默。
沈壮很快恢复情绪，继续说道：“事先有人告诉我们说李某的尸体装在8号大铁柜内。但扛到外面的小屋后，我们发现这具尸体上没有标死者的身份，任何标志也没有。刀大夫说，这不符合解剖尸体的基本要求，不能做。我赶紧找医院的人来认，看太平间的一个老头，远远地站在几十米外的地方，嚎着嗓门说，没错，就是他！刀大夫阴着脸看着我，说你决定吧。我想了想，还是觉得死者没有身体标志不能解剖，心想如果搞错了，采集的标本也失去意义，而且还可能是一种危害。鉴于上述情况考虑，我决定停止解剖。重新把尸体放入太平间8号铁柜。”
沈壮对没能将李某的尸体进行医学解剖十分遗憾。“因为李某基本上是个大家通常说的毒王，对其尸体进行病理解剖，采集其标本是非常有价值的，可惜……”
“你们后来对李某进行没进行流行病调查？”我非常关心这个问题。
“当然做的。”沈壮介绍说，后来他们对李某乘坐的那趟CA112航班进行了“密切接触者”的追踪调查，了解到以下情况：——与李某同坐CA112航班上有个香港旅行团，其中8人传染上非典或成为疑似病人；有4名台湾客人在这架航班上传染；——航班上有两名空中小姐被传染，她们是内蒙古民航工作人员，因此她们也成了内蒙古自治区SARS传染源之一；——该航班上另有3名普通客人被传染，其中一名是中央某部委的副司长。此人又于3月17日到泰国出差，23日回到北京。在从曼谷回北京途中，此人已经严重发烧咳嗽，坐在他身边的一位外国人，正是后来死在北京地坛医院的SARS患者、国际劳工组织的派克？阿罗先生。那位副司长坐在B号座位，阿罗坐在A号座位，成为真正的“亲密接触者”（很奇怪，这架飞机上的另外290多名乘客都没有患上SARS）。沈壮调查的结果证明：那个副司长已经知道自己可能得了“广东非典”，所以他一上飞机就比较注意用手和纸挡着咳嗽与透气，但派克？阿罗先生和他太“亲密接触”，则是显然的。阿罗先生是外国人，他从泰国回来就医自然要到平时专为外国人就诊的地坛医院。据了解，北京市最初没有将地坛医院列为非典指定医院，由于阿罗的出现和抢救阿罗的过程中又有一些医务人员的传染，地坛医院也被列入后来的“非典指定医院”，并成为在收治众多SARS患者中立下汗马功劳的战场之一。需要指出的是，阿罗从泰国回北京的时候，他乘坐过一辆出租车。而后面要叙述的那位经常到机场接客的出租车司机王某在几天后出现高烧，又成了一位奇异的“毒王”！
“但李某传染给最多的人群还是东直门医院的医务人员。”沈壮说到这里，这位刚强的汉子的眼睛里噙满泪水。“他们医院从接收李某之后的第三天，就开始出现一批批的医生倒下。有一天我的手机突然响起，我一听是东直门医院的急诊室主任刘清泉的声音。清泉与我年龄相仿，我们在抢救李某的日子里成了朋友。‘你怎么啦？’我听到对方的声音是颤抖的，而且伴着轻轻的哭泣，便心头一下紧了起来。‘沈壮，我们是不是朋友？’刘清泉说。‘还用问？快说，到底什么事？’我急着问他。‘我妻子已经确诊非典了……’刘清泉说到这儿便哽咽得说不上话。我一听眼泪也跟着出来了，我知道清泉在医院和他同事面前绝对不会掉眼泪的，也绝对不会用这种乞求的口吻跟人说话的。作为朋友，作为共同奋战SARS的战友，我当时忍不住责问他说：‘你怎么能回家呢？’我想说的是，你刘清泉是知道SARS厉害的呀！清泉在电话里诉说道，其实他没有回家，而且那几天根本回不了家的，抢救李某的战斗还在进行，而身边的同事一个个倒下时他怎么可能回家嘛！在一个个同事发烧确诊为非典时，清泉他也感到了体温在升高。可他看到医院当时的情况，他没有向别人说，他硬顶着。他凭自己所有的医学知识和在抢救李某过程中所了解的一些SARS情况，他判断自己可能是太累了才发烧的（后来证明他就是这种情况，可他忽视了另一个情况——他在SARS一线，接触的毒素太多，他的身体里也确实存有病毒）。清泉在自己不适的那两天，感到嘴干舌燥，于是给妻子说他想吃点稀粥。动完乳腺癌手术不久的妻子就煮好粥，送到医院。见丈夫有气无力的样子，就喂他吃粥。‘你救救她吧，帮帮忙把她送到佑安医院好吗？’清泉再一次哭泣着乞求我。当时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我对他说，你放心这事我来办。于是我迅速与佑安医院联系，并且以最快的速度将清泉的妻子转到目的地。那些日子里，清泉总觉得对不起自己的妻子，是自己害了爱人。正好这时的佑安医院由于接收大批患者，一线医务人员不够，清泉说让我去吧，我有些经验。清泉后来真去了，他两头跑，一边是自己东直门医院处在大面积交叉感染的危急之中，一边是妻子在内的大批确诊病人在佑安医院处在生死线上。可是苍天无眼，清泉的妻子最后还是走了，30多岁，身边留下一个8岁的男孩……”
沈壮说到这儿，几度语顿。
我们一起默默静坐，以男人独有的方式，一支一支地接上烟头，猛烈地抽吸着。而此刻我们的内心像海天巨浪般的激荡……
“东直门医院的失守还在继续之时，我们CDC人员和北京市卫生系统的人都没有想到一个更可怕的袭击又在迅速形成。那就是前面提到的司机王某的出现。”沈壮把手中刚点燃的大半截烟掐在了杯子里，说。
王某出现的日子是3月25日。
当日晚上，王某觉得自己不舒服，便开车到三里屯的武警北京总队医院就诊。童医生给王某就诊后，留下王某在单间病房观察。3月26日，王某的肺部阴影开始大面积扩大。当时武警总队医院就怀疑王某可能是非典，但大家都没有接触过，也不知道它的传染性，故建议王某到治疗呼吸道感染技术比较好的朝阳医院诊治。
3月27日，王某从武警总队医院出来，到了朝阳医院就诊。“根据前面几个医院特别是东直门医院的SARS传染情况，北京市卫生系统已经重新布置了另一批医院开起发烧门诊，朝阳医院在王某去就诊时的前一天就也有了专门就诊发烧的门诊。所以王某去后，朝阳医院经过诊断，就很快确诊此人是可疑的非典患者。医院一方面留下他在隔离室观察，一方面跟我们CDC联系送他到佑安医院。第二天我们把王某转送到了佑安医院。”但还是同样的原因，武警总队医院和朝阳医院由于都对防备SARS缺乏认识和了解，像朝阳医院虽然有了发烧门诊，可医务人员仍然没有足够的防护意识和防护条件，因此他们在收治王某之后所付出的代价比东直门医院更为惨烈。
惨烈这个词我是慎用的，但在此也只有这样的词能够可以形容这两个医院遇袭击之严重程度，而且需要指出的是后来像北大所属的人民医院及几个校园出现的SARS传染与隔离，其主要传染链正是从这两个医院出去的。
王某送进佑安医院后，经过一段时间抢救，没能活下来。但因为年轻和身体素质好，延续生命的时间也相当长，到5月初才死亡。许多被他传染的医务人员却死于他之前。像北京“抗击SARS战役”中第一名被追认为烈士的李晓红，是4月16日牺牲的，年仅28岁。王某自己的家庭也受到严重传染，其父母、丈母娘和姐姐都死在医院。全家共有8人得了SARS，至今还有他的亲属住在医院。
王某进入朝阳医院就诊后，由于当时需要对他进行观察，所以他在发热门诊室呆的时间比较长，这就给当时那些不了解SARS到底有多大传染力的医务人员带来了巨大危害。在王某上朝阳医院就诊第四天的3月31日，毕维杰、张锦等5名医务人员就患上SARS而倒下，他们中为四女一男，都是在收治王某时与他有过接触的人。如23岁的女护士张锦，她是给王某扎过针、采过血和打过点滴而传染上的。第一批倒下的医务人员尚在紧急抢救之中，仅隔一两天时间内，又有刘菲菲等8名医务人员倒下，这回是七女一男。人们赞颂医务工作者为“白衣天使”，我想就是因为在一座座医院和一张张病榻前，出现最多的总是那些如花似月的女人。
在王某就诊的第五天，李晓红医生就倒下了。这之后的一个星期内，武警总队医院又有十几名医生相继倒下。一天比一天严重的疫情，使得当时的武警总队医院陷入困境。医院所在的三里屯是外国驻华使馆的聚集地，一旦危及各使馆，就不是简单的疫病问题了。在4月初隔离后，医务人员和住院患者中又不断出现一批批的SARS感染者。情况可谓万分火急，他们不得不以最快的军事化方式，将70多名患者转移至北京市郊的大兴武警某基地，以便获得完备的救治。撤离本身并没有错。撤离的目的就是想更快控制疫情，更好救治患者。
沈壮的CDC人员很快得知这一情况，他们和卫生局的干部火速赶往大兴。经过协商，作出如下决定：凡武警患者由武警部队自己转运到如302等部队医院救治，凡地方SARS患者转运到北京胸科医院等指定非典医院救治。
武警总队医院在4月初对该院的患者进行大转移时，还有一些前期到过该院就医的散落于市民中的患者则流离在控制之中。4月7日到人民医院就诊并后来造成整个人民医院更大面积传染的秦某，就是其中的一个。她的母亲早先住在武警总队医院，是糖尿病，后感染上SARS，死在了武警总队医院。秦某没等处理完母亲的丧事，自己便出现了发烧症状。于是急着走进了同样没有设防的北京市著名的一所综合大医院，这便是每日门诊量在千人左右的人民医院。
一场更为惨烈的SARS袭击，正等待着北京市民。
呵，那真是山摇地动！那真是鬼哭狼嚎。
……
作为一个突发事件，一种危及人民生命的疫情出现时，人民需要最及时最准确的知情权，这是基本的道理和社会准则。只有把人民的生命和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上，这个政府才是人民信赖的政府，才是有作为的政府。
看看胡锦涛总书记领导下的党中央“抗非”决策、看看温家宝总理为首的国务院指挥下的全国“抗非”斗争，看看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后来所采取的种种措施与做法，看看北京市后来为什么能迅速扼制了疫情的蔓延，在短短时间内取得与SARS战斗的决定性胜利，并且受到市民们的广泛赞誉和信赖，这就是党和政府采取了坦诚、透明、坚决、果断和认真负责的态度的结果！
人民因此无限信赖和热爱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