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上领导后，赖春安就开始不停地弄钱。开始时主要靠人家一万两万地送，年成好的时候还要多一点，年成不好就保不齐了。于是，他开始琢磨“旱涝保收”的办法。
1994年，这个机会来了。
这一年，我国改革了工商税收制度。这次税制改革的核心内容是建立以增值税为主体的流转税制度。新税制出台以后，由于税务机关对增值税发票监控正处于逐步完善阶段，一些不法分子就趁机虚开增值税发票，盗取国家税款。
虚开增值税发票是犯罪分子牟取不法利益的机会，同样也是赖春安大把捞钱进而捞官的机会。
这一天，一个叫张秋叶的女人给赖春安打电话。这个女人的声音很细也很柔：“赖所长吗，你在忙什么呢？”
赖春安听出来了，她是在南园村做生意的张秋叶，于是就说：“秋叶啊，难得有你的电话，找我有什么好事？”
“没事就不能找了？”张秋叶嗔怪道，“我知道你现在是忙人啦，要见你也不容易了……我想跟你说点事儿，你什么时候有时间？”
赖春安爽快地说：“你说吧，什么时候都行。”
“那下午吧。”
“哪儿见？”
“我家吧。”
赖春安猜想，一个女人把他叫到家里，一定不是拉拉家常。于是，赖春安兴冲冲地去了。进屋后，赖春安发现里面有一位客人。张秋叶为两位相互作了介绍。原来，另一位客人叫陈章金，是一位香港老板，在普宁有两家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
一番客套后，张秋叶点出了主题：“赖所长，咱们的关系没的说，这陈先生么，是我的一个亲戚。他想在您那儿弄点增值税发票，原则是大家都有好处，我不过是个中间人，具体你们自己谈。”
陈章金带着浓重的香港腔，一边品着功夫茶，一边说：“这发票也不是我要，是别人找到我的，我曾听秋叶说认识你赖所长，就想请你帮帮忙……”
原来，这发票还真不是陈章金自己要的。陈章金后来在他的自述中说道：1994年春节过后不久，有一天，我的一个朋友陈仕虚来我家找我，说他看到我厂规模较大，生意很好，有件事想请我帮忙，要我厂帮他开增值税发票。我想，我是正经办厂做生意的，这种事情我不干，所以就拒绝了。陈仕虚就请我找其他厂的人帮他开发票，我说可以。陈仕虚又说，如果这样，就要跟税务所长熟才行，这样才方便。而且增值税发票能很快到手，又能保证不是假的。如果找不到这样的关系他就不想要了。他说，最好能和税务所里的人合作。我就答应了。
接下来，就是陈章金与赖春安谈合作事宜。陈章金先提出自己的要求：“这件事如果大家合作，都会得点好处。但你那边必须保证是正规的增值税发票，上缴的税要降到最低程度，从税务所到税务局的关系由你负责，客户由我们下边负责。”
赖春安点点头，然后大方地说：“没问题，可以干。”
违法分子直接向税务干部索要增值税发票，用于虚开并骗取税款，这种如同盗宝贼向金库看门人索要金条一样荒唐的事，在这里上演了。可以想见，当时的普宁、潮阳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
赖春安既然已经同意，接下来就是如何分配利益的问题了。赖春安比陈章金还老到，他首先问陈章金：“这样做，我能分几成利润？”
陈章金想了想，觉得给低了，赖春安肯定不干，给高了又不合算，就说：“赖所长，还是你说吧。”
赖春安当仁不让，就说：“六四分成吧，你们得六，我得四。”
“赖所长也是个爽快人，咱们就这样说定了。”陈章金立即过来高兴地与赖春安握手。
送走了赖春安，陈章金就把商量的结果告诉了张秋叶。不料，张秋叶觉得赖春安得多了。陈章金就说，那边一切都要靠人家赖所长，给少了也不行。反正，今天谈成了就是一件好事，要是人家不干，不是一分也挣不着嘛。
陈章金又把结果告诉了要发票的陈仕虚。在这个虚开团伙里，如果把赖春安比做卖方的话，那么陈仕虚就是买方，其他人都是中间人。陈仕虚一听赖春安要四成，也觉得高了。陈章金说，我话已经说出去了，不好收回，等摸通了路，不行以后自己做。
接着，陈仕虚就与陈章金商量如何分配比例。陈章金在自述中说：过了几天，张秋叶联系了一家较有规模的厂家报给赖春安，赖同意由这个厂家开增值税发票。在我印象中，这家厂是南园开发公司下面的一个厂。
几天以后，张秋叶拿着这家厂的公章及增值税发票到我厂找我，我就说这家厂的利润我们怎么补偿？张就说看看生意好坏再决定给这家厂多少利润。同时，张提出她自己要利润分成的一成，我不同意。我说，我总共才分二成，给你一成，我自己只剩一成了，这样吧，我给你半成，但张秋叶不同意。最后，我还是决定给她分利润的一成。
之后，我找到陈仕虚，告诉他张秋叶要一成，我本人能否再多分一成，陈仕虚说可以，但活动经费由大家按比例出……
这时的赖春安，已经把权力入股了。十多年的收税生涯，使赖春安摸到了捞钱的门道。回想当初，收了人家万儿八千的，要乐上好几天；现在想起来，这真是太小儿科了。
自打当专管员起，他得到的好处就没断过，不过刚开始是物，后来渐渐变成钱了。尽管也有十万八万的大钱，但也是拣着一个是一个。你想打税收的主意，好，我放你一马，但你不能当白眼狼，一定要出点血，否则，我这关你就过不去。这样的机会虽然有，但都是不定的，就像农田里的收成，主要靠老天爷帮忙。而权力入股就不同了，可以旱涝保收，细水长流，只要青山在，必然有柴烧；只要权力在手，不怕断了来路。一般来说，行贿者是主动的，他可以随时出击，想送就送，想送多少就送多少。而受贿者是被动的，你只有被人找的份儿，不太可能主动找上门去，问人家是不是给你送钱了？你不能计算今年能有多大的收成，是一两万还是10万？因为这是被动的，因此饥一顿饱一顿是常事儿，赶上了就捞一大笔，赶不上只有徒叹奈何。也不是行贿的人少了，多数情况是行贿人没有给你送钱的渠道。总不能来到你的办公室，连人都不熟悉，就往你的办公桌上扔一大叠钱吧？你呢，不是熟人，也不敢随意接人的钱。再说，这行贿也不是光彩的事，总跟做贼似的，这些受贿者，因为是拿人家的好处，也觉得有些不太光彩，有时还真不得不推掉。而权力入股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因为你是股东，就可以坦坦然然地拿，光明正大地拿，没有脸面障碍和心理负担的问题，而行贿者也不用卑躬屈膝地给，也不用担心你收不收，他也像股东一样，可与你平起平坐了。于是，权力量化了，权力变成了资产，不是一次性的现钞，而是分不完的红利。行贿者和受贿者，由过去一时的相互利用，变成了互相依存的利益共同体。
在用权力攫取金钱的道路上，赖春安可谓健步如飞。
半年后，赖春安开始取得红利。陈章金在自述中说：1994年的六七月，也就是这件事情做了几个月之后，我感到有些害怕，因为我觉得这样做不好，有些客户在报关时故意把价格抬高，开出的增值税发票也有假票，而且我们几个也出现了争执。所以我就叫我厂的会计结算这段时间的利润，会计统计后告诉我，赚取的纯利润是600万元人民币。
其中100万元人民币是我经手给赖春安的。一次，赖打电话给我，说上面要查账，他要去北京活动，需要活动费用七八十万元，我就同意了，并叫他到该厂去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然后我也去该厂。我对该厂的财务人员说，要七八十万元人民币，并讲出张秋叶的名字，这厂的财务就取出了七八十万元交给我，我就把钱交给了赖春安。
另外一次也是赖春安打电话给我，说上面要来查账，他需要活动经费，我现在不记得是多少钱。总之，这一次也是给赖春安几十万元人民币，我当时也答应了，并叫他来我厂或是去开增值税发票的那间厂。我经手给了赖春安几十万元人民币。
当时我们之间出现了矛盾，主要是对赖春安有意见，因为按照这件事一开始时的商定，赖春安分成利润为四成，并负责上面的关系。也就是说，他的活动经费（ 指两次“上北京”拿的钱 ）应该是在他所得利润的四成中支出的，而不应该在他所得利润的四成外支出。所以，大家都对此有意见，我不愿意再这样做下去，我知道这样做下去迟早会出事。所以这件事到1994年六七月就终止了，之后再也没有做过同样的事情。
我们是按照当初协商的结果分成的，其中赖春安分得240万元，张秋叶分得60万元，我分得60万元，陈仕虚应该分得240万元，但他不同意按600万元分成，一定要按800万元分成，最后陈仕虚拿到了320万元，我应得的60万元，到最后就不要了，而且还倒贴20万元给陈仕虚……
这样，赖春安在半年时间里，就收获240万元。
有了这权力入股，赖春安的钱袋飞速地鼓胀起来。有了这些钱，赖春安也就有了往上飞升的阶梯。赖春安心里清楚，在普宁市，要往上走，如果没有财力的支撑，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一个位子，那么多人盯着，当然谁对上司忠心耿耿，就先给谁。这个忠心，自然不是用嘴皮子说的，除了钱，还有什么更有力量呢？
要说明赖春安如何聚敛巨额钱财，无需更多实例。这些钱，是如何花出去的，我们不得而知。反正不久，赖春安又升官了。1994年9月，赖春安升任普宁市国税局副局长。
赖春安在副局长这个岗位上一共待了5年，主管税收征管和稽查等工作。当时的正局长是政工干部出身，业务不精，赖春安虽然是局里的第二把手，但是主管业务的局长，就权力范围来讲，不比局长小。
到副局长这个岗位后，他的势力范围一下子扩大，他把手伸得更长，他的财富聚集得更快。5年之后，即1999年5月，他的官位又升了，成为普宁市国税局局长。
对赖春安来说，这是他人生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对于一个农村娃来说，能一步一步走到一个县级市税务系统的最高行政长官，这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啊！
拿到任命书的那天晚上，他买了一大堆菜，亲自下厨做饭，并打开了一瓶洋酒，为妻子、女儿和儿子，每人倒了一杯酒。赖春安说：“这些年真累，如今到一站了，我该歇歇了。”在财政局工作的妻子认同地点点头，说：“是该歇歇了，这几年，多累啊。安安稳稳过日子吧……”赖春安听得出来，妻子所说的安安稳稳过日子是什么意思。他那一大堆小山似的钱和30块金子，一直放在卧室的大衣柜里。
权力和金钱是会让人上瘾的，一旦上瘾，想罢手就非常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