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城政雄
1927年日本政府根据田中奏折《对华政策纲领》的要求，为了强化其侵略中国的政策，针对义务教育颁布了《教育勅语》，针对军队教育颁布了《军人勅语》。这些法令大力鼓吹全体国民“为了天皇陛下，为了国家，保卫北方的生命线——满洲”。
当时的我，服完了现役，已转入预备役，并且已经结了婚。可是，随着满洲事变的扩大，我们这届预备役人员已经开始应征入伍了。有一天，我在宫城县看到报纸上有这样一条消息：“从东北六县招募120名满洲国警察官，月薪70元。”于是，我就高兴地去应募了。考试合格之后，我于1935年10月14日入伍，跨出了侵略满洲国的第一步。我心里很清楚，并不是中国人民请我们到中国去的，更不是中国人民请我们去杀害他们的生命、烧毁他们的房屋、抢走他们的东西。我们完全是按自己的意志而成为侵略军的一员，责任完全是我自己。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之前，我曾先后任职于新京特别市、长春县、三江省、宝清县、佳木斯市、汤原县、鹤立市、依兰县、地方警校、抚远县、富锦县等地。我是一名犯下了无数罪行的侵华战犯。
在讲述我自己的罪行之前，先讲一讲“满洲国”，供读者们参考。
所谓的“满洲国”，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而是一个设立了傀儡政府的日本殖民地，它包括了东三省（黑龙江、吉林、辽宁）和兴安省。根据《日满议定书》，关东军司令官兼任驻满特命全权大使及关东洲长官，这是三位一体的统治体制。被称为皇帝的溥仪，纯属被操纵的木偶。他曾在远东军事法庭出庭作证说：“凡是关东军司令官想要做的事情，我全都照办了。”从形式上看，是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可这纯粹只是个名义而已。在特命全权大使的控制下，在行政方面，由贯彻日本政府旨意的日本人总务长官来操纵中国人总理大臣；在立法方面，由臭名昭著的前宪兵大尉甘粕正彦自由运营、说啥算啥；在司法方面，也是如此。更有甚者，在各县，由“兼理司法县公署”的县长担任审判长，由警察官担任检事，没有律师就可以进行审判。这一来，满洲国就变成了地地道道的日本殖民地。所以，下面我把“满洲国”都称之为“伪满”。
说到警察官，一般人都会想，他是维持治安的，是抓强盗的。可是，我们这些日本警察官的所作所为，完全相反，我们是放纵强盗，逮捕受害者，杀害受害者，可以说，我们这些警察官都是强盗杀人犯的同谋犯。
警察官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对那些反对日本侵华政策、反对建立伪满洲国的“匪贼”进行武力镇压。
从1871年到1932年3月1日伪满成立的这半个多世纪中，日本一直对中国进行持续不断的侵略，其中包括日俄战争、万宝山事件、九一八事变等等，都是以东北三省为战场的。这使中国人屡遭血腥屠杀，因此，中国人祖孙三代都对“东洋鬼子”怀有深仇大恨。
所以，当伪满成立以后，中国人和朝鲜人的愤怒一齐爆发了，掀起了以民族独立、民族解放为目的的武装起义，燃起了革命斗争的燎原大火。东北各地由13支抗日队伍联合起来，结成了“东北抗日联军”。当时的情况是：
第一军军长杨靖宇
第二军军长王德泰
第三军军长赵尚志
第四军军长李延禄
第五军军长周保中
第六军军长李兆麟
第七军军长陈荣久
第八军军长谢文东
第九军军长李华堂
……（原文如此。—译者注）
抗日联军的战士们都是离开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儿女而来到抗日根据地的。他们是扎根于东三省三千万人民当中的革命勇士，是中国的爱国者。
我们这些警察官，把他们视为眼中钉，在街上，只要对某个人产生一点儿怀疑，便马上把他逮捕，拷问、投入监狱、杀害。而且，在进行“讨伐”时，当指挥官的可以任意杀人。警察官的第二个任务是，协助日军掠夺伪满洲国的丰富资源。在这方面，我们正是强盗的同谋犯。
日本帝国主义自恃武力，退出了联合国，大肆侵略中国，还发动了“大东亚战争”。这场战争所需要的资源和物资，大部分都是从伪满掠夺去的。
这里举一个掠夺农产品的事例。有一天，伪满政府兴农部大豆科长（日本人）在警察官集会上这样说：“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之一就是大豆。满洲是号称世界第三的出产大豆的国家，为了这场战争的胜利，应当把全部大豆都送到日本去。请诸君务必不要忘记这件事。”他是在请求我们支持对大豆的掠夺。
不仅对大豆，傀儡政府还发布了对所有农产品的强制征集命令，其执行者就是我们这些警察官。我们把自己管区农民手中的高粱、玉米、小米、大豆等等全部搜刮干净，只许农民以米糠和野菜为主食。由于饥饿，农民们连老鼠都抓来吃了。
尽管如此，我还在想，说不定哪家还藏着粮食呢！我腰中挎着手枪，让部下端着步枪，一家一户地搜查。只要发现谁家藏着哪怕一把粮食，就以违犯法律的罪名加以逮捕、拷问、并制造假供词，强逼着按上指印，然后就把他投入监狱。
现在谈谈谋杀赵尚志将军的事。
1941年10月1日，我被任命为鹤立县兴山警察署特务股长。那里的工作有几个特点：
第一，管辖整个兴山地区——军事机密保护地带（俗称要塞地带）；第二，这个山区（现在的伊春县）是以前的抗日军队活动的根据地；第三，兴山街又名鹤岗街，分为新街和旧街两部分，旧街就是有名的鹤岗煤矿，是中国工人出入频繁之地。特别是煤矿地区，是抗日分子、苏联间谍很容易藏身的地方。因此，我向山区和市区两方面都布置了情报网，在新旧两个街区都设立了秘密据点，还向山区派出了几十名假扮毛皮商贩的密探。
1942年1月据中央（治安部警务司、特务科）的情报说，赵尚志及其部下若干人已经进入了满洲。我便同田井署长商量，采取了两条对策：第一，命令假毛皮商密探们收集准确的情报；第二，命令梧桐河警备队的穴泽警长派密探进山做“诱饵”，并命令警备队严密警戒。穴泽同中国人警备队长商量了以后，派密探刘德山进山去，给他布置的任务是：以警备队为中心，在当天去当天能回来的范围内活动，只要见到有陌生人，马上就报告上来。可是，刘德山进山以后，过了两天也没回来，穴泽报告给我，我又向署长报告，并考虑下一步的办法。我想，刘德山可能被人抓去了，这个诱饵不行了。还是派一个双重间谍打进去好，我命令穴泽再派出一个经过特殊训练的密探进山。穴泽经过认真考虑之后，决定派一个他认为最合适的李某进山去了。
2月13日，我到警察署上班时，穴泽警长从梧桐河警备队来了，正在等我。一见面，他就用激动的声音说道：“把赵尚志杀了！”“是吗？太好了！你快讲给我听”我这样说着，由于兴奋连大衣都没脱就坐到椅子上了。穴泽警长就详细他讲给我听。最初派出去的密探刘德山，在进山的当天晚上就遇到了赵尚志将军一行，被他们抓住了。可是，因为他身上没带东西，又事先编好了一套姓名、住址、职业的答词，所以一下子就蒙混过关了。后来，经过赵尚志的批准，刘德山被吸收加入了他们的队伍。从那天起，他们就一同在山沟里转来转去，当时正是天气最冷的时候，粮食又不足，非常艰苦。
过几天，穴泽派出去的李密探也进了山。李密探也被5名抗联战士抓住了，也受到了与刘密探同样的盘查。由于没露出任何破绽，他也被吸收加入了抗联队伍。
又过了几天，一天夜里，李、刘二人偷偷见了面。李对刘说：“警备队里，见你没回去，大家都很担心。天这么冷，又没吃的，看来他们挺不了几天了。咱们怎么办呢？”
“只要不被杀，总有一天要回去的”
过了一会儿，李密探想出个鬼点子，对刘说：“我看，咱们领他们去袭击警备队抢粮食”“没报告给警备队长，这事能行吗？”“没问题，别担心，我都会安排好的”李密探劝服了刘密探以后，第二天就向抗日军提出建议，去偷袭梧桐河警备队抢粮食。这个建议被接受了，李密探还得到了一支枪。
2月11日半夜，抗日联军开始行动了。李密探走在最前面领路，他后面是赵尚志将军、刘密探队伍走成一列纵队，在月光照耀下的杂木林里前进。
当他们走到一间山中木屋旁边时，刘密探突然向走在前面的赵将军开枪射击。而走在最前面的李密探飞快地向警备队的方向跑去。刘密探的行径被后面的抗日联军看得清清楚楚，他们愤怒极了，一起向刘密探开枪，当场打死了他。赵将军的腹部受了重伤，被同志们抬进了木屋。
这时，日军警备队得到李密探报告后，穴泽警长立即率领全体队员冲进森林，包围了木屋，从四面向里边射击。过了一会儿，木屋里没动静了，日军就冲进木屋，抓住了重伤在身的赵将军。他们把赵将军带回警备队，开始了讯问。不管敌人怎么问，将军都是一言不发，只是轻蔑地看着他们。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赵将军愤怒他说：“你们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对你们这帮畜生没什么话好说。就是说了，也是对牛弹琴——没用！”
说完这话以后，由于失血过多，伤势过重，在2月12日早晨8点钟左右，赵将军离开了人世，壮烈地牺牲了。
听到这里以后，我对穴泽说道：“噢，干得好！那么，尸体在哪儿呢？”“对了，今天午后有一辆汽车到这儿来，会把尸体拉过来的。”午后汽车拉来的将军遗体，全裸着，冻得像座玉雕似的。一个中国人警察去找来一个照相馆的人给遗体照了相。然后，就把遗体放在院子里了。我起草了一份题为《抗日联军总司令赵尚志将军被杀害经过》（原文如此——译者注）的报告，得到了署长的批准。然后，我给三江省警务厅特务科打了个电话，是吉村事务官接的。
我大声说：“我们把赵尚志将军杀了！”“你是不是在胡说八道啊？”他笑着问道。我很严肃地回答说：“谁胡说八道？我是认真报告您的。”
“那就是说，是赵尚志总司令啦！看来，鹤立县特务主任的谋略战得到了胜利。那么，就把他的前任副官李华堂找来确认一下吧”（李华堂已叛变投降。——译者注）
他说这话是对的。伪满的各类警备机关，包括关东军、日本使领馆警察、外务省警察、满洲军、满洲宪兵团、兴安军、满洲警察、各市乡村自卫团、铁路警备队、开拓团警卫班等等，几年前就已经对赵尚志将军的首级悬赏1万元了。如果是日军把他抓到，还会授予有功者“金鵄勋章”哩！
让李华堂来确认遗体的日期到了。省里的吉村事务官、县里的警务科长、特务股长带着李华堂来了。警察署门前的道路，由于禁止通行而热闹起来。李华堂走到遗体旁边定睛一看，便点了点头说道：“是赵尚志，没错！”说完，他就把脸扭过去了，其心境是可想而知的。当天晚上举行了庆祝宴会。第二天早晨，用汽车把赵将军遗体运到佳木斯警务厅去了。又过了几天，县里给田井署长打来电话说：“为了写好给中央的报告书，请你到县里来一趟。”这就是说，写给中央的报告，要由县警察署长、特务股长、省警察股长、特务股长合议写出，我起草的报告书就没用了，为此，我心里很生气。
可是，过了一周，我接到省里一个电话：“带着赵尚志的首级，马上乘飞机到新京的治安部警备司来！”此时，我心里乐开了花。
在佳木斯飞机场，起草报告的几个人把报告书和装着赵尚志将军头颅的白木箱交给我，由我带着登上飞机到新京去。一到新京，我便乘上前来迎接我的小汽车，一直来到伪满治安部大臣室。治安部大臣于芒山接见了我。当我打开白木箱盖让他看时，他欢喜他说：“好！好！”
然后，我就到特务科长鹤的办公室去，他是从三江省警务厅调到新京来的。他对我说：“三江这次干得不错。安藤科长和你，都是有功之臣。我马上给你们报请奖金，你转告安藤科长吧！”
我们把赵将军的头颅在各科室传看了一遍。然后，我就离开新京返回三江省去了。后来听说，赵尚志将军的头颅是由三江省警务厅警备股的人锯下来的，他们把遗体投入了松花江；而赵将军的头颅，后来被埋到新京市内的护国般若寺里。
我在伪满当警察官的整整10年期间内，不知不觉地丧失了全部人性而变成了“东洋鬼子”，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无数罪行。
我参加谋杀赵将军这件事，不仅仅是对将军一个人，而是对当时东三省的三千万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使他们因为失去了抗日斗争的领导人而沉浸于巨大的悲痛和愤怒之中。实际上，这是我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上抹不掉的罪行。由于我的罪行，使东北人民抗日运动和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的胜利大大地推迟了。越想这件事，我越感到自己犯下的罪行是不可饶恕的。所以，我被列入日本战犯名单（收监号码353号）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然而，中国共产党及人民政府对我们这些战犯实行了极为宽大的政策。我们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生活了6年，那里始终贯彻着人道主义的“尊重人权”、“不许打入”、“积极治病”等基本方针。
由于这个管理所的工作人员对我们胜似亲人的无微不至的关怀，我们都在不同程度上逐步地完成了“由鬼到人”的转变。后来，又把我们全部释放回国了。
我要在此风烛残年中为反对侵略战争，为日中两国人民的世世代代友好，为日本社会成为真正的民主主义社会，为日本的进步与改革而奋斗到底！
作者简历：
1935年10月入伍。1941年10月任黑龙江省鹤立县兴山警察署特务股长。1942年参加谋杀赵尚志将军以后，任黑龙江省富锦县警务科警防科长、警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