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屋芳雄
我是在1931年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编者注）开始时在吉林省公主岭参加宪兵队的。当时的我，还是个连虫子都不敢踩死的人。
可是，当上宪兵不满两个月时，我参加了新兵的“勇敢测验”，在营长的命令下，当场就用刺刀杀死了一位中国人。从那天起，我就不是人了。我自以为是为了天皇陛下，为了大和民族的繁荣，为了获得出人头地的勋章，而完完全全地变成了一个杀人的魔鬼。
1934年冬，我在中国东部中朝边境当宪兵负责封锁国境线，奉命审讯被俘的抗日联军的士兵。在松泽伍长的率领下，我们对俘虏严刑拷问，灌凉水、木刀砍、火筷子烫、跪三角铁、针刺指甲缝无所不用其极，最后，再用日本刀把人杀死。那情景的确是人间地狱一般，当时我是完全丧失了人性。
齐齐哈尔是被我称之为第二故乡的地方，而从反面来说，这是我犯罪的一个据点。1933年8月，我到齐齐哈尔宪兵队任职，在那里我一直干了12年，直到1945年8月战败为止。在那个时期，我手中握有中国普通老百姓的生杀大权，不，其实是狐假虎威。当时我想：“中国人就像虫子似的，杀他几个算个啥！”在拷问过程中，我把施行暴力当成了天职，至于那些中国老百姓的痛苦，我丝毫不动心。
在齐齐哈尔，第14师接替第2师驻防时，治安管理由“警务统制委员会”取代了“治安维持会”。随后，又向各县派驻了宪兵分队，随时与总部保持联系。宪兵们都以“杀百人”为奋斗目标。在食堂里谈的都是这个话题。当腰中挂着一把3尺长军刀的伍长坂田洋洋自得他说“我杀了33个中国人”时，另一个人就说：“那算什么，我已经杀了70个”，坂田马上就闭口无言了。
宪兵队无恶不做。酒田市出身的泽田幸次郎伍长等人，在当了警察指导官以后，昼夜巡逻，每天都向上级打7份以上的报告。他手下的宪兵一刻也不闲，非常活跃，以杀人为己任。“警务统制委员会”由宪兵队长牵头，统管其他警务机关，持有任意杀人的所谓“严重处分权”。他们可以根据密探的报告，连夜搜捕，抓那些没有身份证或行迹可疑的人。抓来的人，他们可以随便安一个罪名就当场杀死。在齐齐哈尔西门外的诺恩格河畔，就有几百名无辜的中国人被杀死。
当时，我只是一个上等兵。有一天，西山班长命令我说：“今天午后一点，在西门外要杀掉15个人，你去当监斩官吧！”当我身穿制服骑着马赶到现场时，满洲警察们说：“啊，宪兵来了！”我刚刚下马，那里便立刻枪声大作，被绑着跪在大坑周围的一群中国青年，纷纷被警察们的枪弹击中，有的连脑浆都飞散出来了。我原以为是来参观一下杀人场面的，而实际上，我却成为这次杀人行动的指挥者。为什么呢？因为满洲警察是没有“严重处分权”的，没有日本宪兵到场，他们无权杀人。
从那以后，宪兵的任务又由治安对策转变到思想对策、共产党对策和防谍对策了。现在，我对齐齐哈尔宪兵队的罪恶全貌记忆得不那么清楚了，只能讲一讲脑海中留下印象最深的几件事。
1935年6月，以黑龙江民报社长王北海、记者金柏来为首的20名报社职员，还有100余名教育界知名人士，被宪兵和警察抓起来。他们的罪名是建立“人民战线运动”这个共产党组织。但是，经过严刑拷问之后，我们仍然一无所获，没办法，便以他们组织“生活改善会”，开展人民战线运动为名，把他们送上法庭。就这样，把王社长等5人判了死刑，把另外40人处以10年以上的徒刑。在这次事件中，我和中田伍长一起审讯了铁路局列车段的鞠某，用灌凉水等办法把他拷打致死；还把龙江中学教员王中华抓来，用洗澡盆里的脏水灌他，然后又把他杀死了。
同年，齐齐哈尔宪兵分队把兴安北省省长廖章和他的儿子、秘书等几个人以私通苏联的间谍罪名送到关东军司令部，后来，这些人都被杀害了。
1935年齐齐哈尔宪兵队总部的阪本准尉当了宪兵队长，他在拉宾铁路线上的海英格建立了一个“细菌人体实验所”。后来，这个实验所成了臭名昭著的石井部队（731部队）的一部分，还把设在四平的一个机构迁到这里来。这里确实是个比希特勒的集中营还要凶残的食人魔窟！
这是我犯下的罪行。1936年11月，齐齐哈尔宪兵分队检举了12名苏联无线电间谍。这次检举，被关东军宪兵队认为是最突出的成绩，于是，宪兵队司令官东条英机亲手向他们颁发了“皇军防谍的划时代贡献”奖状。
结果，以张惠民兄弟为首的8个人在齐齐哈尔的北大营，被枪杀于草原上。当时，张惠民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高呼“抗日救国”口号的形象，至今还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中。
1936年12月31日，齐齐哈尔市内陆军监狱中关押的110名中国人，在抗日联军领导人房贤的指挥下集体越狱。在逃跑的路途中，大约有90人被抓回来，其余的人，有的逃亡成功，有的被严寒冻死。对这一事件，“警务统制委员会”决定把抓回来的人一律处死，并通过宪兵和警察的手，把他们全部枪杀了。
这是我犯下的罪行。1937年4月，我以爆炸铁路的罪名抓了3名中国人：黄一平、蔡子林、马家才。他们在莫斯科受过间谍训练，回国后在哈尔滨地下工作领导人王浩的领导下工作，被任命为齐齐哈尔方面工作员。这3个人，被关东军司令部下令送到731部队去杀害了。
抗日联军第三路军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各支队，在哈尔滨以北各县广泛开展了平原游击战。他们袭击县城，打开监狱，进行各种各样的抗日救国活动。他们的行动，神出鬼没，使日军和警察难以找到他们的踪影，因为广大的农民都支持他们，保护他们。为此，日军和警察便策划对各县农民实行大镇压。
日军集中兵力对第12支队和第14支队经常出没的讷河县实行大镇压。从1939年至1941年进行了多次大扫荡，共逮捕了四五百名农民，并把其中200人投入齐齐哈尔监狱。在齐齐哈尔宪兵队，是由田泽担当这个任务的。
所谓“特别转移”，是把活人送到关东军哈尔滨731部队去进行活体实验时在文件中所使用的“暗语”。有关这类事情的文件，从1938年起都一律被当作“永久机密”来处理。
宪兵和警察对中国人进行拷问以后，有些人的肢体被严重损伤，不能送到法庭去公开审理，便被“特别转移”到731部队。在转运的时候，宪兵和警察以“转移几件行李”的暗语来表示“转运几个人”。这些人，是由各地宪兵和警察先秘密送到哈尔滨宪兵队，然后再转移到各地的特务机关，最后再转移到石井部队。
当时，我们把路德教派和罗马教皇派的天主教牧师都当成外国特务，长期盯着他们。可是由于抓不到证据，拿他们无可奈何。
1945年齐齐哈尔宪兵分队以“战时有害分子”罪名，逮捕、监禁了一些路德教派的外国籍牧师。在战败撤退之前，把他们全部秘密杀害在山后了。
这是我所犯下的罪行。1941年10月，以齐齐哈尔铁路局职工和哈工大学生为主体，建立了一个由抗联第三路军领导的共产党组织。针对他们，我组织了一个特别搜查班，用一个月时间对他们跟踪调查，掌握了该组织的全貌，然后对他们采取行动，一网打尽。
线索，是田中部队和白丸部队发现的。他们在同抗日联军第12支队交战时，缴获了战死的支队长的公文包，发现了一封暗语联络信。后来又经过一个月的调查，组织了一次“田白行动”大搜捕。结果逮捕了120人送交法庭，其中王耀金、施立章等被杀害，大约40人被投入监狱。
这也是我所犯下的罪行。在进行“田白”行动的同时，又发现了齐齐哈尔的另外一个地下抗日组织。为此，我在1941年12月又组织了一个特别搜查班。
这个组织是中国国民党领导的，已经深入到齐齐哈尔、哈尔滨、吉林、奉天、锦州等铁路局里去，深入到伪满官吏、军队和知识阶层里去了。所以，这次的搜捕规模很大。我们特搜班人手不够，便由关东军宪兵队司令官原守下命令，要求宪兵、警察、铁路警卫队配合行动。结果，逮捕了550多人，有20人被判处死刑，大多数人被投入监狱。（这次行动是以齐齐哈尔宪兵队奌星中校的姓来命名。）
现在回首往事时，还记得当时我曾有一个错误观念，就是“只要是为了国家，干什么事都行”。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我杀害了那么多人，犯下了那么多惨无人道的罪行。
1954年，当我接受最后的审查时，我的面前摆着上百封中国被害者的父母兄弟妻子揭发我的罪行的信件，我一封封地阅读着，心里并不感到愕然。我亲手写下一段话“这些人确实是被我杀害的，我接受给我的任何惩处。”并签上了名字。
“田白”行动中被害的哈工大负责人王柯恩的母亲写道：“我就这么一个儿子，是土屋把他抓去拷打死的，政府一定要给我报仇雪恨哪！”
“贞星”行动中被杀害的黑龙江督导员袁耀文的家属写信控诉说：袁耀文被杀害以后，妻子张氏由于被长期关押得了重病，出狱不久就去世了，他们扔下了两个幼女和一位80岁高龄的老母亲。由于无力抚养两个孙女，80岁的老母悲愤地卧轨自杀了。以后，这两个幼女的遭遇便可想而知了。
现在，回顾过去的历史，我确实犯下了无数的罪行啊！我所得到的宪兵少尉军衔，沾满了中国人民的血和泪！我在侵略中国的半生当中，在北满的大地上留下的罪恶的痕迹，是永远也抹不掉的。
战败以后，我作为战犯被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6年时间。虽然我在东北夺去了那么多人的生命，使东北人民遭受了巨大的磨难，可是管理所的人们却给了我非常人道的待遇。他们从未打过我一下，甚至从未骂过我一句。特别是1956年，又对我们实行了“以德报怨”的政策，对于我这样理应判死刑的战犯，也免予起诉，释放回国。如果有人让我第二次拿起枪来，我是死也不干啦！我衷心地向中国人民谢罪。我在超度死者亡灵的时候，决心把我的余生贡献给反对战争、追求和平的事业。这是我今后要做的唯一的一件要赎罪的事情，如果做不到，我就没有资格再活下去了。
作者简历：
1931年在吉林省公主岭参加日军；1933年成为齐齐哈尔宪兵队的宪兵；后成为齐齐哈尔宪兵队总部的少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