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匪古已有之，但自清末民初至新中国成立，土匪人数之多、分布之广、影响之大、组织程度和武装程度之高，是过去所没有的。连年军阀混战给土匪的产生、生存、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温床。在民国军队中，不少军队头目是从土匪首领起家，或曾经当过土匪头目。北洋军阀部队和国民党新军阀部队中，亦有不少人时而为兵、时而为匪。
新中国成立前后，由于蒋介石政权的有意组织和国民党散兵游勇聚集为匪，土匪数量激增，达到了有史以来前所未有的程度。土匪最多时，曾达到200多万人。土匪武装大搞暗杀恐怖活动，袭击我政权机关，杀害我军政人员和进步群众，抢劫财物，强奸妇女，放火投毒，扰乱社会秩序。
1950年1月，华东地区土匪袭击乡、区、县级人民政府达一百多次，仅苏南地区就有120多名干部被杀害。解放军第十兵团后勤部长李厚坤在浙江东阳县朝阳村遭土匪伏击而牺牲。这一年的头三个月，仅广东地区就有4座县城、62个区政府、86个乡政权被土匪破坏。同年二三月间，四川省内江县土匪袭击了该县的5个区政府，打死干部20多名，抓走干部38名，轮奸妇女干部10名。第六零军第一七九师政治部主任朱向篱在执行任务时，被土匪抓获，惨遭挖眼、割舌、掏心，最后惨死在土匪刀下。该军炮兵团的一名司务长，被土匪抓去活活煮死。四川仪陇县土匪一次投毒使4000多人中毒。
土匪的疯狂破坏，严重地威胁着人民政权的巩固和社会的安宁，给人民群众带来了严重的灾难。在开国大典上，朱德总司令发布命令，要求人民解放军剿灭匪特。1950年6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指出：必须坚决地肃清一切危害人民的土匪。
按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部署和方针，人民解放军从1949年5月开始，先后调动6个兵团部、41个军部、140个师、2个旅又20个团，共计150多万兵力，开展了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剿匪斗争。
解放前贵州就以土匪多而闻名。在众多的土匪中，有一个匪首因为受到毛主席的特赦而使她的人生充满了传奇色彩。
1953年6月5日，在通往贵州惠水县城的几条大道上，络绎不绝的人群争先恐后地朝一个方向奔去。那里既不是庙会也不是赶集，更不是看什么大戏，而是人们闻讯前去目睹名噪全省的女匪首陈大嫂。大家都想看一看这个传说中飞檐走壁、貌似西施，却杀人不眨眼的女魔王。
陈大嫂原名叫程莲珍，乳名程伊妹，系长顺县广乡顺朝摆村人。少女时由于长得窈窕高挑，皮肤细嫩白皙，面容清秀，被当地群众称为大美人。由于名声在外，就被该县水波龙乡板沟寨有钱有势的大地主陈正明知晓，经过多方促合，将程伊妹娶为二房，人称陈大嫂。由于陈正明家中有枪有家丁，程伊妹跟着他走村串寨，就成为出入各种场合的压寨夫人。她天生聪明，不但学会了骑马，也学会了打枪。陈正明在世时她生有一女孩，陈正明病死后，陈姓近房为抢夺陈正明的千顷良田，纠集了一伙人围攻程伊妹的住处，并乱枪射击。程伊妹知道来者不善，便和家丁一起关上大门，在院内和楼上进行还击，凭着有利的地形和过硬的枪法，程伊妹手拿双枪，带领着家丁打死了三个围攻的歹徒。围攻的人见同伙有死有伤，况且程伊妹已有防备，再围攻也占不到便宜，便抬着尸体撤退了。从此，陈大嫂“双枪女人”的名声远近闻名。
陈正明留下大量的财产，虽然程伊妹打退了抢夺财产的人，但仍有许多人在伺机准备抢夺她的财产。陈大嫂为保住财产，就与惠水县白日乡乡长、原国民党第八十九军的一个营长罗绍铨攀亲结友。程伊妹和罗绍铨同是布依族，陈大嫂想利用罗绍铨的权，罗绍铨想利用陈大嫂的钱。罗绍铨在陈大嫂处借钱，要多少给多少，却有借无还。为侵吞陈大嫂的财产，罗绍铨就暗地动员其弟罗绍凡与陈大嫂结婚。罗绍凡是罗绍铨的随行副官，早就看上了程伊妹的美貌，以前之所以没有跟程伊妹交往，主要是由于罗绍铨跟程伊妹的关系暧昧，他不好插手。现在见罗绍铨对程伊妹并没有别的意思，他就按罗绍铨的授意，有事没事去找她玩。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罗绍凡不久在惠水县城关镇上马路陈大嫂所买的住宅中，和她过起了同居生活。两人还不断地到水波龙乡下去收租、处理家务。
1949年11月贵阳解放，紧接着惠水、长顺两县解放。但由于五兵团三个军的主力部队集中参加成都会战，当时一个县只有几十个接管人员，部队少、武器也少。
1950年3月21日，惠水匪首董全和、韦殿初、罗绍铨等纠集匪众，攻打县城。罗绍铨、陈大嫂率匪部进攻县城的北门，后被解放军守城部队击退。各路土匪头目见守城部队不多，便聚集在距县城五公里的雅羊寨开会，企图再次攻打县城。这一消息被村民得知，并报告了解放军守城部队。解放军将这个村寨包围，经过两夜一天的战斗，土匪被全歼。
这次战斗中，罗绍铨、罗绍凡和陈大嫂听到枪声后，从外围紧急赶来增援。他们还没有到，就被阻击在红番、紫油寨一带并被击退，他们的得力干将匪连长罗锡恩被当场击毙。
此战结束后，各路土匪大伤元气，匪团长罗绍铨和罗绍凡、陈大嫂一起，带着残兵100多人返回老巢。在距县城15公里的惠水与长顺两县交界处进行活动，有时住山洞，有时又分散回家。后经过我军多次围剿，在马脚坡战斗中将匪首罗绍铨击毙。混战中罗绍凡和陈大嫂见势不妙，逃走了。
当时，乡、村政权逐步建立，剿匪指挥部又先后组织部队和民兵相结合的拉网大围剿，剩下的罗绍凡、陈大嫂溃不成军，由原来的100多人，只剩下七八个追随者。
1952年6月，组织上考虑到吴开荣是本地人，又当过侦察员，便决定由吴开荣配合贵阳分区情报科杨科长共三人，组成一个追捕小组，任务是侦察罗绍凡和陈大嫂的下落，一旦发现及时歼灭。
吴开荣经过一个多月的工作，走访群众，在陈大嫂的老巢安插“耳目”，但始终没有发现他们的蛛丝马迹。这期间又连续发生了几起抢劫案，有人怀疑是陈大嫂所为，吴开荣经过认真调查核实，认定抢劫案件并非罗绍凡和陈大嫂所为。
经过吴开荣几个人共同研究，一致认为罗绍凡和陈大嫂一个可能是隐藏在亲戚家，吃住都没有暴露目标，群众不易察觉；另一个可能是，由于基层政权不断巩固，民兵不断设卡搜山，在无法躲藏的情况下，他们已逃离老巢。
吴开荣将情况向组织上作了汇报，经批准同意，三个同志暂时撤回原单位。
在大军压境，部队民兵搜捕的情况下，其他土匪和随从见势不妙都逃走了。只剩下罗绍凡和陈大嫂二人，他们已经无处藏身了。经过商量，陈大嫂决定去贵阳二戈寨投奔她的姑妈。为了防止被发现，陈大嫂和罗绍凡两人商定分开出走，这样目标小，并约定罗绍凡过一段时间到贵阳她姑妈那里找她。
陈大嫂潜逃不久，罗绍凡也化装潜入贵阳。到贵阳后他不敢到处乱跑，就住在城基路一个小客栈内，同黔西、普定来贵阳找活干的几个人去抬河沙，挣钱维持生活。一个多月后，他被惠水到贵阳的群众认出，群众将情况向县公安局举报，县公安局将情况向贵定分区作了汇报，立即组织人员将在工地上抬沙的罗绍凡抓获。刚开始罗绍凡死活不承认他的身份，直到认识他的人出来，叫出他的小名后，他才低头不语。
在讯问陈大嫂的下落时，他起初不讲，后来公安人员对他进行了轮番审讯，最后他坚持不住，说出了陈大嫂曾告诉他躲藏的亲戚家的地址。
分区立即组织了由军队、地方相结合的追捕小组，搞清了二戈寨陈大嫂姑妈龙三奶的住处后，追捕组直奔二戈寨找到了龙三奶，但陈大嫂早就跑了。经过讯问，龙三奶交代，陈大嫂已嫁给四方河的班永华。
追捕组又连夜赶到班永华家里。
班永华交代说：“我老婆生了一个女孩，这个孩子落地后就死了。第二天就不见她的人影，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追捕组的线索中断，又返回将龙三奶抓起来严厉审问，龙三奶见这次不彻底交代肯定过不了关，最后只好说，陈大嫂嫁给班永华后住了一段时间，见村里有人对她的身份开始怀疑，就采取了“三十六计走为上”，利用一个雨夜，跑回龙三奶家里。当时追捕她的风声很紧，龙三奶也不敢把她藏在家里，就把她隐藏于龙里县混子场乡侄儿龙德稳处。追捕组找到龙德稳后，龙德稳交代，陈大嫂已跟随贵定县水田寨的韦汤巴走了。追捕组经过不辞劳苦的奔波，找到贵定县，韦汤巴说陈大嫂已转移到离他家40多里远的龙里县大新乡韦万书家。
韦国元当时是大新乡的民兵，那时他们也经常配合上级抓土匪。他跟韦万书家相隔只几步远，由于年龄相当，没事的时候，就爱到他家里去玩。有一次到韦万书家，陈大嫂正在做针线活。聊天时，他说，现在贵州土匪头子都抓起来了，只有一个女土匪陈大嫂还没有抓住，听说上面已经知道她的下落，正组织人员抓她。
陈大嫂听了这句话，脸一下子就白了。韦国元当时并没有往这方面想，但他这无意间的一句话确实吓着了陈大嫂。
陈高英是这个村子见陈大嫂最多的一个人。韦万书的妈妈和陈高英到集上卖豆腐时，认识了陈大嫂。那时她儿子韦万书的妻子生孩子难产刚死，在集上碰到一身农妇打扮的陈大嫂，聊天时韦万书的妈妈得知陈大嫂想找一个出身成分好的人家下嫁时，就想到了自己的儿子。陈大嫂则谎称她的丈夫死了，她的小叔欺负她。韦万书的妈妈把儿子的情况一说，陈大嫂当时就同意了。
来到村子后，陈大嫂平时很少出门，陈高英因距离她家近常到那里去玩。陈大嫂手脚麻利，手又特别巧，一天能缝一件长衫，而且对人和蔼，不笑不说话，跟周围的邻居相处得都很好。抓陈大嫂那天，陈高英不在，她到别人家里吃酒去了。这里有一个习俗，办喜事要请亲戚朋友和全村人吃三天。她一个远房侄子结婚，前一天用毛驴将她接去，她在那里住了三天，回来后才知道在她走后的第二天晚上，陈大嫂被抓走了。
赵化一参加了抓捕，那年他才20岁，是龙里公安局侦察股长。他当时组织了一些小分队，专门剿匪，人称“飞虎队”。他权力很大，到哪个县如果哪个县长不配合，就可以就地将这个县长免职。
得知陈大嫂在龙里的消息后，省里有关部门对这一情况非常重视，立即召开有关方面开会，最后决定为了以防万一，先要摸准陈大嫂所在地的环境、地形。到龙里基本摸准了韦万书的情况，最后决定用“飞虎队”将陈大嫂抓获，因为她当时还有枪。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工作组决定将村里的男人调到乡里开会，然后又找来绝对可靠的民兵，配合“飞虎队”捉拿陈大嫂。赵化一将几个人分了一下工，为了确保不走漏任何风声，所有人只准进村不准出村。“飞虎队”悄悄地潜入村里，韦万书正在家做饭，“飞虎队”的几个人冲进去却没有发现陈大嫂。陈凤美便用枪指着韦万书问陈大嫂哪里去了。
韦万书惊恐地说：“她到邻居家里吃酒去了。”
见事情没有暴露，大家悬着的一颗心才放下来。赵化一连忙把人员重新分布了一下。这时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一名队员听到狗叫，大声对韦万书说：“把狗管好。”没有想到这个时候陈大嫂刚好从邻居家里出来，听到陌生人说话，她马上意识到不好，转身要跑。这时陈凤美一下子扑上去将她抓住，赵化一几个人也一起上去将陈大嫂按倒。
起初她不承认自己是陈大嫂。陈凤美叫出了她的小名后，陈大嫂知道再隐瞒也没有用了。抓到她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追枪。陈大嫂交代，她的枪逃跑时放到桥下。后来没有了。
抓到陈大嫂，怕夜长梦多，几个领导决定连夜将她送到省军区。赵化一把她捆起来，雇了一辆马车。
当年张循敏是县公安局局长。那天刚好到省军区开会，会议的主要内容就是布置剿匪的事。开完会见天色还早，便雇了一辆马车向县里赶，那时马车是最好的运输工具。走到半路上，见迎面来了一辆马车，赶车的宁学良认识他，便告诉他说：“局长，陈大嫂被抓住了，在车上。”
张循敏停下走到马车旁看了一下。陈大嫂仍是一身布依族打扮，当时低着头，看不清她的面貌，但从轮廓看得出她是一个漂亮的年轻女人。
陈大嫂被抓，来看她的人人山人海。因为这以前陈大嫂被传得神乎其神，大家都没有见过，许多人就是怀着这种好奇心赶来的。陈大嫂先关在长顺一段时间，本来省里要召开汇报会，后来改成庆功会，当时一千多人的大操场上聚满了人，她自己也感到必死无疑。
陈大嫂是土匪的一个大队长，相当于团长。对于陈大嫂是杀是留，当时有两种不同的意见。对于一般群众来说，她是个女匪首，罪大恶极，理应处死。但对于少数民族来说，她是一个女豪杰。
怎样处置这个女匪首，省军区专门召开了会议。当时，凡拒不投降的中队长以上匪首，只要抓住就枪决，而且批准权限也放得很宽，一个区长点头可以立即处决。像陈大嫂这样的匪“团长”就更必死无疑了。
但也有人提出了另一种意见：长顺、惠水、紫云一带，还有一些四处逃窜的散匪，特别是几个少数民族的匪首还没归案，为了弄清他们的下落，陈大嫂能否暂缓处置，以毒攻毒。
过了几天，在省军区党委会上，有人更进一步阐述了“不杀”的理由：她是少数民族妇女，虽然卷进匪乱，但是所起的破坏作用并不像传说得那么严重，如今大股土匪已消灭，留下还可用她去争取散逃的土匪向政府自首，在新的形势下，也许会起到有益的作用。
意见一时难以统一，于是贵州省军区把杀与不杀的理由及陈大嫂的详细情况均呈报给西南军区。
西南军区参谋长李达要启程赴朝鲜参观，他指示把陈大嫂一案暂且放置一下，等回来时再研究处理。
1953年3月下旬，李达从朝鲜归来，在北京住了几天，受到毛主席的接见。他汇报了西南地区的剿匪工作，专门谈及陈大嫂的情况。
李达说：“主席，这个女匪首，下面有的要杀，有的要放。”
毛主席用肯定的语气说：“不能杀！”说完，他拿起一支烟，慢慢地划着火柴，点上，深深地吸了一口，陷入思索中。
李达看出主席还有话说，就静静地坐在那儿听候指示。
毛主席手中的烟吸到三分之一后，以他特有的幽默语气说：“好不容易出了一个女匪首，又是少数民族，杀了岂不可惜？”
“主席的意思是？”李达试探地问。
“人家诸葛亮擒孟获，就敢七擒七纵，我们擒了个陈大嫂，为什么就不敢来个八擒八纵？连两擒两纵也不行？总之，不能一擒就杀。”
李达领悟了毛主席的话，非常认真地说：“主席，我们照您的指示办。”
1953年4月，西南军区参谋长李达来到贵州省军区，他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传达毛主席关于释放陈大嫂的指示。在省军区主要负责干部会议上，李达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后，又谈了他的想法：“我们共产党人，比诸葛亮应该有更广阔的胸怀、更宏大的气魄。贵州的剿匪斗争虽然已是尾声，但工作更加复杂，有些地方的土匪问题与民族问题联系在一起，这就更要注意政策，特别是宽、严有度，这才有利于尽快消除隐患，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人。”
1953年6月5日，惠水县城关镇召开了数千人的群众大会，由法院院长宣判，当场释放了陈大嫂。就这样，一个“罪该万死”的女匪首，竟又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为了防止发生意外，政府派了一个工作组到长顺县做工作，后来又到惠水的老影院大会场召开群众大会，宣传政策。为什么不杀，是毛主席直接指示的，要宽大处理，不允许任何人动她，有困难还要帮助她。共产党是有政策的，陈大嫂想到哪里就到哪里。当时她不愿意回长顺县，也不愿意在惠水街上，要到乡下布依寨去。最后省里研究，同意陈大嫂的要求，在赤土的一个布依寨给她分了一套房子，两层的，锅碗盆也都是共产党送的，陈大嫂就在那里住了五年。 陈大嫂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政府会放她，她擦去感激的泪水，发誓要报答毛主席的救命之恩。被放了没几天，她就到落草为匪时经常活动的惠水、长顺交界地带，找到那些没有投案的土匪及家属，讲自己的亲身经历，讲共产党的宽大政策，还三番五次钻进一些土匪藏匿的山洞，面对面地劝降。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就有22名匪徒向人民政府投降。有几个号称“八大金刚”的匪首，特别凶狠狡猾，群众说他们杀人就像杀鸡一样，连眼皮也不眨。尤其是岑正学、陈老毛、陈登安三个人，拒不投降，陈大嫂动员他们家属去劝降多次，均未奏效，于是她带着部队进山搜剿，将这三个顽匪一一击毙。
以后，不仅惠水、长顺，连紫云一带潜藏很深的匪徒们，还有几个匪“首”，也闻风回头，相继向政府投降了。
陈大嫂经常说，她的这条命是毛主席给的，她要做一些对社会和国家有益的事情。她一直想到北京去看一下毛主席他老人家。后来毛主席逝世了，陈大嫂得知后，在家里为毛主席设了灵堂，哭得昏死过去好几次。
1995年3月，毛主席的孙子毛新宇到贵阳来调研。陈大嫂知道后，就坐车到了贵阳去看毛新宇。
毛新宇告诉陈大嫂，他是学历史的，现在在大学学习，他想多读一些书，准备将来把中国历史写出来。第二天早晨邵华请陈大嫂一同吃了饭，叮嘱陈大嫂要注意身体，多为人民做一些事情。
陈大嫂回来后对她女儿陈大莲说：“毛主席给了我第二次生命，现在他的孩子又关心着我，毛主席一家的恩情一辈子都报答不完。”
陈大嫂的女儿陈大莲1969年结婚，当时别人送给她一尊毛主席像，陈大嫂就把那尊主席像供起来。由于底座上有林彪题词，林彪死后，陈大嫂就把那些字刮掉继续供奉。后来陈大莲一共搬了十次家，供奉主席像的那张桌子和主席像成了一体，怎么也拿不下来，成为一个不解之谜。
陈大嫂活着时有一个心愿，想到北京瞻仰一下毛主席的遗容。拍摄《蒙阿莎传奇》时，她跟剧组提过，剧组的同志也同意了。就在剧组准备请她去北京了却她的这一心愿时，她的胃大出血，下了病危通知，最终未能成行。
陈大嫂去世后，2000年8月，陈大莲到了北京，专程到毛主席纪念堂瞻仰了毛主席的遗容，了却了陈大嫂的心愿。
陈大嫂在世时是惠水县政协委员。县政协主席陆世明说：“每一次开政协会议，陈大嫂都积极发言。她文化不高，但对党、对毛主席很有感情，政协各种会议，她都积极参加，每一次组织活动，她都能提出一些合理化的建议。她常到街上巡视，见有些部门到个体户那里要这要那，她在一次开会时把这个情况反映上去，县里很快下通知要求改正，个体户都很感激她。”
秘书长刘豫鸣说：“陈大嫂在世时，县里组织政协委员到茶城视察，她已经70多岁了，不顾年老多病也到了茶城，听了茶城的同志介绍后，在如何创名牌上，她提了不少意见，这在当时很难得。有一次政协开会举办活动，是关于1997年香港回归知识竞答比赛的，问她的几个问题，她都答上来了，最后得了两个纪念奖。”
陈大嫂去世后，省里给她开了追悼会，对她一生的功过进行了评价，这恐怕是她生前所没有想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