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特拉姆仿佛正被一列隆隆奔驰的火车载向远方，坐在列车里怀念和回忆家中的宁静，这未免有点古怪。时间安排得满满的，事情一个接着一个，人来人往，电话铃声不绝于耳。希沙科夫登门看望斯特拉姆那天，显得关切而殷勤，详细询问了他的健康状况，用诙谐而友好的口吻解释着，请求他把过去的事统统忘掉。斯特拉姆觉得，这一天已过去十年之久。
斯特拉姆以为，那些极力要加害于他的人一定会不好意思抬眼看他。但他去研究所上班那天，他们却高兴地同他打招呼，并且用充满忠诚和友谊的目光望着他。特别令人奇怪的是，这些人的确是真诚的，现在他们确实对斯特拉姆一片好心。
现在他又能听到许多赞扬他的言词。马林科夫召见了他，用那双聚精会神的聪明的黑眼睛注视着他，同他谈了四十分钟。斯特拉姆大为惊诧的是，马林科夫居然了解他的工作，专业术语运用得相当自如。
临别时马林科夫说的一番话使斯特拉姆颇为惊讶：“如果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干扰了您在物理学理论方面的科研工作，那么我们将感到痛心。我们非常明白，没有理论就没有实践。”
他完全没料到会听到这种言论。
同马林科夫会见的第二天，他发现希沙科夫询问的目光中带着提心吊胆，再回想希沙科夫背着他召开“家庭会议”时他所忍受的屈辱，他的确感到有些奇怪。
马尔科夫又变得客气而亲切，萨沃斯季亚诺夫说了几句俏皮话，面带微笑。古列维奇来到实验室，拥抱了斯特拉姆，说道：“我太高兴了，太高兴了，您这个幸运的威尼亚明。”
然而列车一直在载着他奔驰着。
有人征求斯特拉姆的意见，问他是否认为需要在自己实验室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独立的科研机构。他每次都乘专机飞往乌拉尔，并有一位副人民委员与他同行，指定一辆汽车专供他使用，柳德米拉乘坐汽车去内部商店时，顺路捎带上那些在几周之前还装作没认出她的女人。
过去看上去复杂难办的种种事情，现在却轻而易举、自然而然地得到了解决。
年轻人兰德斯曼大为感动：科夫琴科亲自往家里给他打了电话，杜边科夫在一小时之内给他办好了进入斯特拉姆的实验室的手续。
从喀山回来的安娜·纳乌莫夫娜·魏斯帕皮尔对斯特拉姆说，她的申请和通行证在两天之内就办好了。而在莫斯科，科夫琴科派车到车站接她。杜边科夫写信通知安娜·斯捷潘诺夫娜恢复工作的消息，暂时的缺勤待与副所长协商之后补发给她全部工资。
对新来的工作人员招待周到，供餐从无间断。他们笑呵呵地说，他们的全部工作就在于从早到晚在“内部”食堂里转悠，吃现成饭。实际上，他们的工作当然不止于此。
斯特拉姆的实验室里安装的机器设备在他看来已不那么完善。他想，一年之后它会像斯蒂芬孙的火车头那样博得人们的微笑。
斯特拉姆生活中所发生的一切看起来都很自然，同时又显得极为反常。实际上，斯特拉姆的工作的确意义重大，为什么不该得到夸奖呢？兰德斯曼是一个有才华的学者，他为什么不能在研究所工作呢？安娜·纳乌莫夫娜是个不可替代的人，为什么要让她闲待在喀山呢？
与此同时，斯特拉姆心里明白，假如没有斯大林打来的电话，研究所里谁也不会夸奖斯特拉姆的卓越劳动，恐怕兰德斯曼还带着他的满腹才华无所事事地在外面闲逛呢。
然而斯大林打电话来并不是偶然的，既不是出自古怪的愿望，也不是一时心血来潮。因为斯大林代表着整个国家，而国家是不会心血来潮、随心所欲的。
斯特拉姆以为，组织工作会占用他的全部时间，他不得不接待新的科研人员，制订各种计划，分配订购机器设备，参加各种会议。然而，汽车轮子跑得快，会议时间不长，开会时谁也不迟到，他的意见顺利得到采纳，最宝贵的上午工作时间斯特拉姆常常在实验室里度过。在这段极为重要的工作时间里他是空闲的，谁也不会来打扰他。他可以安心思考他所关心的问题。他的科学真正成了他的科学，这完全不像果戈理的小说《肖像》中的画家所遭遇的情形。
谁也没有企图破坏他的学术兴趣，而这一点却是他最为担心的。“我现在的确是空闲的。”他吃惊地想。
不知为什么他想起工程师阿尔捷列夫在喀山发的那些议论，阿尔捷列夫当时谈到军事工厂的原料、能源和机床有保障，谈到那里没有拖拉作风。
“当然了。”斯特拉姆心想，“那种所谓的‘飞毯’作风，那些没有官僚主义的地方，恰恰表现出官僚主义。那些为国家主要目标服务的事业正在以特别快车的速度发展着，官僚主义的力量具有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它能够阻止任何运动，但它也能在无形中加速这种运动，甚至使它脱离地球引力的限制。”
然而，在那些夜晚，在喀山的那间小房子里谈的话他现在很少回想，即便是回想起来，他也漠不关心。在他看来，马季亚罗夫现在也不那么出色、不那么聪明了。现在，马季亚罗夫的命运也不再使他惴惴不安，他也不再那么经常不断地回想卡里莫夫惧怕马季亚罗夫，或马季亚罗夫惧怕卡里莫夫了。
他无意中感觉到，正在发生的一切都变得自然而然、合情合理。斯特拉姆的日常生活渐渐成了一种准则，他本人也渐渐适应了这种生活。在他看来，过去那段生活仅仅是个例外，他已经过不惯那种生活。阿尔捷列夫的论断真的正确吗？
以前，他一进干部处，就感到气恼，焦急不安，感觉到杜边科夫注视着他。然而杜边科夫原来是个热情和善的人。
他给斯特拉姆打电话时，总是说：
“杜边科夫打扰您啦。我不妨碍您吧，维克托·帕夫洛维奇？”
他原来觉得，科夫琴科是个奸诈而阴险的阴谋家，他有能力整垮阻挡他道路的任何一个人，他对工作中的积极因素漠不关心，善于蛊惑人心，属于那种惯于依照隐秘的不成文的规矩办事的人。然而想不到科夫琴科具有一些与他原来的看法截然相反的特质。他每天到斯特拉姆的实验室来，待人很亲切，有时同安娜·纳乌莫夫娜开几句玩笑，是个名副其实的民主派；他热情地同大家握手问好，经常同钳工和机械师谈话，说他年轻时在车间里当过旋工。
多年来斯特拉姆一直不喜欢希沙科夫。这次他到希沙科夫家吃午饭，发现希沙科夫慷慨好客，讲究饮食，谈吐幽默，妙趣横生，喜欢喝上等白兰地，还是一位版画收藏家。而主要的是，他是斯特拉姆理论的崇拜者。
“我胜利了。”斯特拉姆常常这样想。不过他心里当然明白，他取得的并非彻底的胜利，他经常接触的这些人之所以改变了对他的态度，开始帮助他，而不再妨碍他的工作，绝不是因为他以自己的智慧、才华抑或他自己的什么力量征服了他们。
他毕竟很高兴。他胜利了！
收音机里几乎每天晚上都播送“最近一小时”新闻。苏军的攻势在逐渐扩大。现在，斯特拉姆觉得，把自己的命运同合乎规律的战争进程，同人民、军队和国家的胜利联系起来是极为自然的事。
但他知道，并非一切都这么简单。他有时只想看到那种极为单纯的东西，诸如“斯大林在这里，斯大林在那里。斯大林万岁”。有时他会嘲笑自己的这种愿望。
他过去觉得，那些行政干部和党的活动家在家庭圈子里也在谈论干部的纯洁性，也在用红铅笔批文件，或者向妻子朗读《简明党史教程》，而在梦中也在看干部临时规则和义务守则。
斯特拉姆突然发现了这些人的另一面，作为人的一面。
党委书记拉姆斯科夫原来是个钓鱼爱好者，战前，他曾带着老婆和儿子们乘小船在乌拉尔山区的小河上旅行。
“嘿，维克托·帕夫洛维奇，”他说，“生活中还有没有更大的乐趣呢——黎明时分从家里走出来，露珠在闪闪发光，岸边的沙滩凉丝丝的，你散开缠绕的钓鱼工具。这时河水还是黑乎乎的，水中是一个封闭的世界，似乎给了你某种希望……等战争结束了，我介绍你加入钓鱼爱好者协会。”
有一次，科夫琴科同斯特拉姆谈到儿童的疾病。他竟对治疗咽炎和佝偻病的方法十分精通，这使得斯特拉姆暗暗吃惊。原来科夫琴科除了两个亲生孩子，还收养了一个西班牙小男孩作为义子。这个西班牙小男孩经常生病，科夫琴科便亲自为他医治。
就连枯燥无味的斯韦钦也向斯特拉姆谈到他搜集的各种仙人掌，在寒冷的1941年冬天，他把自己搜集的仙人掌养得完好无损。
“真的，他们不是坏人。”斯特拉姆心想，“每个人都有自己人道的一面。”
当然，斯特拉姆深深懂得，所有这些变化一般不会改变什么。他不是傻瓜，也不是无耻之徒。他善于思考。
这些天，他回想起克雷莫夫的一次谈话。克雷莫夫谈到自己的老同事——军事检察院首席侦查员巴格良诺夫。巴格良诺夫1937年被捕。1939年贝利亚曾在短期内推行自由主义，这时他从劳改营放了出来，回到莫斯科。
克雷莫夫谈到，一天夜里，巴格良诺夫一下火车就直接去找他，穿一件破衬衫、一条破裤子，口袋里装着劳改营的证明信。
这是他获释后的第一个夜晚。这天夜里，他说了许多爱好自由的话，谈到他对劳改营全体囚犯的同情，提到他打算当一名养蜂人兼花匠。
但他渐渐地恢复了往昔的生活，他说的话也就变了。
克雷莫夫笑着讲述了巴格良诺夫的思想意识一步步发生变化的过程。巴格良诺夫又穿上了过去的军衣军裤，在这段时期他还有一些自由主义观点，但毕竟不像丹通那样无情地揭露现实了。
但这时他领到了莫斯科的公民身份证，注销了那份劳改营的证明信。他心中立刻产生了站到黑格尔的立场上去的愿望：“一切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后来把住所还给了他，他说话的腔调也就变了。他说，在劳改营里，有不少人是苏维埃国家敌人，这些人被判刑是罪有应得。后来把勋章还给了他。后来恢复了他的党籍，再后来恢复了他的党龄。
恰好在这段时间，克雷莫夫在党内遇到了麻烦。于是巴格良诺夫不再给他打电话。有一次，克雷莫夫遇见了他。巴格良诺夫军便服领子上佩戴着菱形章，从停在最高检察院大门前的一辆汽车里走出来。这是他获释八个月后的事。八个月前，他还穿着烂衬衫，口袋里装着劳改营的证明信，三更半夜坐在克雷莫夫家里谈论那些无罪的罪人，谈论盲目的暴力手段。
“那天夜里我听了他的谈话，以为他永远失去了在检察院工作的机会。”克雷莫夫带着挖苦的微笑说。
当然，维克托·帕夫洛维奇回想起这件事不是无缘由的。他曾把这个故事讲给娜佳和柳德米拉听。
他对1937年的死难者的态度丝毫没变。他依旧惧怕斯大林的残酷。
人们的生活不会因某个斯特拉姆处处碰壁或事事顺遂而发生变化。集体化时期的死难者和1937年被枪毙的人，不会因某个斯特拉姆是否获得勋章和奖金证章，是被邀请去见马林科夫还是无权出席希沙科夫召集的茶话会而复活。
这一切斯特拉姆非常明白，并且记得清清楚楚。但这种明白和记忆中毕竟出现了某种新东西……
他经常对妻子说：“周围有多少小人啊！人们胆小怕事，不敢堂堂正正地做正直的人，多么容易让步，有多少妥协行为，有多少可鄙的举动啊。”
他甚至带着某种责备想起切佩任：“他过分迷恋于旅行和登山运动，这是对生活复杂性的无意识的恐惧，他离开研究所这件事说明，他有意识地逃避我们生活中的主要问题。”
当然，他身上毕竟有某种东西发生了变化，他感觉到了这一点，但他弄不清这究竟是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