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个看惯了军装和制服的人来说，侦查员的西服显得有点古怪。不过他的脸倒显得毫无特色，黄巴巴的，没有血色，司令部的少校和政工人员中有不少这种脸。
开头几个问题回答得很轻松，甚至很愉快，仿佛其余的问题也会像姓名和父称一样简单明了。
被捕者回答得很匆忙，大概想帮侦查员把问题弄清楚。然而侦查员对他一无所知。他们之间隔着一张办公桌，却没有隔断他们的联系。他们两人都是党员，都缴纳党费，都看过电影《夏伯阳》，都在党中央听取过指示，在“五一”节前几天，他们都曾被派到工厂去作过报告。
侦查员提了一大堆无关紧要的问题。被捕者心里越发安定了。他们很快就要谈到问题的实质，他会解释自己如何带领人们突围的。
问题终于弄清楚了。坐在桌前的这个人没有刮脸，军便服的领子敞开着，扣子被揪了下来，这个人有姓名和父称，生于秋天，就民族而言他是俄罗斯人，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一次国内战争，没有参加过反动组织，没有受过法庭审讯，加入联共（布）已二十五年，曾被选为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代表、太平洋地区工会代表大会代表，没有得过勋章和奖励的武器……
一想到突围，想到那些随同他转战于白俄罗斯沼泽地和乌克兰田野的人们，克雷莫夫便紧张起来。
他们中间有谁被捕了，谁在受审时丧失了意志和良心？一个突如其来的问题使得克雷莫夫吃了一惊，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与那次突围毫无关系。
“请问您是什么时候同弗里茨·哈根认识的？”
他沉默良久，然后答道：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在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在托姆斯基的办公室同他认识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在1927年春天。”
侦查员点了点头，仿佛他了解这段尘封的往事。
然后他叹了一口气，打开那只写着“永久保存”字样的公文夹，不慌不忙地解开上面的白色绦带，开始翻看那些写满字的活页纸。克雷莫夫模模糊糊地看见用不同颜色的墨水写的材料，还有一些打印的材料，每隔一两行便有几行用红铅笔、蓝铅笔和普通的石墨铅笔草草写成的简略批语。
侦查员一页页地慢慢翻看着，好像大学里的优等生在翻阅一本教科书，预先知道这门课他已从头至尾认真钻研过似的。
他偶尔打量克雷莫夫一眼。这时他成了一位画家，正在对照模特儿察看画得是否相似：外部线条、气质、心灵的镜子——眼睛……
他的目光变得十分冷淡。他那张脸本来平平常常，1937年以后，克雷莫夫经常在区委、州委、区警察局、图书馆和出版社遇见这种面孔，可是这张脸突然失去了往日的平淡。克雷莫夫觉得，他全身由一些单个的方块拼成，但这些方块没有拼成一个完整的人体。一只方块上长着眼睛，另一只方块上长着慢慢划动的胳膊，第三只方块上长着提问题的嘴巴……这些方块混在一起，失去了比例，嘴巴变得特大，眼睛长在嘴巴下面布满皱纹的额头上，而额头却长在下巴的位置上。
“嗯，就这样吧。”侦查员说。这时他的面孔又恢复了人形。他合上公文夹，弯弯曲曲的线绳露在外面。他忘记系线绳了。
“像一只解开了鞋带的皮鞋。”这个受尽屈辱的人心想。
“共产国际。”侦查员用庄重的语气缓慢地说，然后又用普通的语气补充：“尼古拉·克雷莫夫，共产国际的工作人员。”接着他又用庄重的语气缓慢地说：“第三共产国际。”
然后他默默地沉思了好久。
“啊，这个风流娘儿们穆西卡·格林贝格！”侦查员突然活泼而狡猾地说，那口吻像男子汉们在随便聊天。克雷莫夫大为难堪，心慌意乱，脸涨得通红。
确有其事！不过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他至今感到羞愧。他那时好像已经爱上了叶尼娅。他好像是下班之后去看一个老朋友，打算向他还债，好像是出差前向他借了一笔路费。后来的一切他记得清清楚楚。康斯坦丁不在家。可他从来没喜欢过她，由于不停地抽烟，她的嗓音低沉，时常用十分自信的口吻评论一切。她在哲学研究所担任党委副书记，的确长得很漂亮，像俗话说的，是个出色的娘儿们。是啊，他在长沙发上搂抱了康斯坦丁的老婆，后来又同她会了两次面……
一小时之前他还以为，这个从农村地区提拔上来的侦查员对他的情况一无所知。然而时间慢慢过去了，侦查员还在盘问与克雷莫夫共过事的那些外国共产党员的情况，他知道他们的小名、诨号，知道他们的妻子和情妇的名字。从他掌握的大量材料来看，的确有某种不祥的预兆。即使他克雷莫夫是个了不起的大人物，他的话对历史来说句句重要，也不值得把这么多皮毛小事录进这只公文夹啊。
然而，不存在什么皮毛小事。
不管他走到哪里，都会留下他的足迹，随从们寸步不离地跟着他，记下了他的生活。
对某个同志所做的带讥笑意味的评语，对读过的某一本书的评价，生日酒宴上诙谐的祝酒词，三分钟的电话，他写给会议主席团的尖锐的纸条，全都收集在这只带线绳的公文夹里。
他的言论和行动被收集起来，烘干之后制成一套丰富的标本。那些不怀好意的手指孜孜不倦地收集着荒草、荨麻、飞廉、滨藜……
伟大的国家居然对他与穆西卡·格林贝格的风流韵事感兴趣。那些微不足道的词句、皮毛小事，同他的信念交织一起，他对叶尼娅的爱情毫无意义，而那些偶然的无聊的男女关系却非同小可，他已分不清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皮毛小事了。看来，他所说的那句对斯大林的哲学知识的不恭敬的话，比他十年中夜以继日从事的党的工作还重要。1932年，他在洛佐夫斯基的办公室同一位来自德国的同志谈话时，真的说过苏联工会运动中国家意识太多、无产阶级意识太少吗？显然是那位同志告的密。
然而，我的天哪，全是谎言！黏糊糊的易碎的蜘蛛网钻进他的嘴巴里、鼻孔里。
“您要明白，侦查员同志。”
“称呼侦查员公民。”
“是的，是的，公民。要知道这是欺骗，是个人成见。我在党内工作了四分之一世纪。1917年我发动过士兵暴动。我在中国工作了四年。我日以继夜地工作。认识我的人不计其数……卫国战争开始后我志愿上了前线，在最困难的时刻人们相信我，愿意跟我走……我……”
侦查员问道：
“怎么，您是到这里领奖状来了？您这是在填写奖励表吧？”
他的确不是为了谋求一张奖状。
侦查员摇了摇头，说：
“还埋怨妻子没有来送东西。就您这样的丈夫！”
这番话他是在牢房里对博戈列耶夫说的。我的天哪！卡采涅林博根曾用开玩笑的口吻对他说：“一个希腊人预言说，万物皆流逝，而我们断言，所有人都告密。”
他的全部生活进入这只带线绳的公文夹之后，便失去了它的规模、长度和比例……这一切混作一团灰溜溜、黏糊糊的东西，连他自己也弄糊涂了。他曾在令人难以忍受的潮湿闷热的上海从事了四年超强度的地下工作，在斯大林格勒组织渡河，他具有坚定的革命信念，不知是这些东西重要呢，还是他在“松林”疗养院就苏联报纸内容贫乏，对一个不太熟悉的文学研究家说的那几句气话重要。
侦查员用亲热的口吻温和地低声问道：
“现在请您给我说说，法西斯分子哈根是如何吸收您当间谍，要您从事破坏活动的。”
“难道您当真……”
“克雷莫夫，别装傻啦。您自己看见了，我们对您经历的每一步都了如指掌。”
“正因为如此……”
“别再装糊涂了，克雷莫夫，您骗不了安全机关。”
“是的，可这些东西全是谎言！”
“请别激动，克雷莫夫。我们有哈根的供词。他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并且交代了您与他的罪恶联系。”
“您就是向我出示十份哈根的供词也没用。这些供词是伪造的！是梦话！既然你们有哈根的这些供词，为什么还要相信我这个特务、间谍，为什么还让我当军队的政委，带领人们去打仗呢？当时您在什么地方，您为什么不管呢？”
“怎么，是叫您到这里来教训我们的？难道应该由您来领导安全机关的工作？”
“这和领导、教训有什么关系！关键是要符合逻辑。我了解哈根。他不可能说他吸收我当了间谍。不可能！”
“他为什么不可能做这种事呢？”
“他是共产党员，是革命斗士。”
侦查员问道：
“您永远相信这一点？”
“是的。”克雷莫夫答道，“永远相信！”
侦查员连连点头，一页页地翻看着案卷，慌乱地重复着：“既然永远相信，那么情况在变化……情况在变化……”他把一页纸递给克雷莫夫。
“请看看这个。”他用手掌遮住这页纸的一部分，说道。
克雷莫夫看了看纸上写的东西，耸了耸肩。
“可耻。”他离开那页纸，说道。
“为什么？”
“此人没有勇气公开声明哈根是个正直的共产党员，但又不能证明哈根有罪，他这是为自己开脱。”
侦查员移开手掌，让克雷莫夫看了看下面的签字和日期：克雷莫夫，1938年2月。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侦查员厉声问道：
“大概他们打了您，所以您不得不提供这样的证词？”
“不，没有人打过我。”
侦查员的脸又分解成方块，那双怒气冲冲的眼睛流露出厌恶的目光，嘴巴说道：
“事情是这样的。被包围之后，您脱离队伍整整两天。一架军用飞机把您送到德军集团军群司令部，您向德国人提供了重要情报，领取了新的指示。”
“天方夜谭！”敞开着军便服领口的人说。
侦查员继续审查案情。此时，克雷莫夫不再感觉自己是个思想坚定、意志坚强、头脑清醒并时刻准备为革命上断头台的人。
他感觉自己很虚弱，优柔寡断，他在说一些废话，在重复那些荒唐的流言，他竟敢以嘲讽的态度看待苏联人民对斯大林同志怀有的那种感情。他不加选择地结交朋友，他的朋友中有许多人被镇压了。他的理论观点混乱不堪。他与一位朋友的妻子同居。他两面三刀，提供了有关哈根的卑鄙的证词。
难道是我坐在这里？难道这一切都发生在我身上？这是在做梦，在一个夏天的夜晚做的奇妙的梦。
“在战前，您曾经为国外的托派活动中心提供过情报，透露国际革命运动领导人的意向。”
即便不是白痴，不是恶棍，他也会怀疑这个卑鄙下流的家伙变节。如果克雷莫夫处在侦查员的位置，他也不会信任这种人。他了解那些新型的党务工作者，他们接替了在1937年被清洗或被解职和排挤的党务工作者的职位。这些人与他的气质不同。他们读的书与他不同，读书的方式也与他不同。他们不是阅读，而是“深入研究”。他们热衷于物质享受，珍惜生活福利，革命的自我牺牲精神与他们格格不入，或者说不是他们性格的基础。他们都不懂外语，喜欢保持俄罗斯人的本色，他们的俄语说得也不地道，说到“百分比”、“夹克”、“柏林”、“杰出活动家”之类的词汇时，不是弄错重音，便是漏掉字母。他们中间也有聪明人，但是，他们的主要能力不在于思想，也不在于理智，而在于办事能力和巧妙手腕，在于小市民的清醒见解。
克雷莫夫明白，伟大的共性使党内新老两代干部联合起来，关键不在于差别，而在于统一，他们的共同点是相似的。不过，在这些新人面前，他总有一种优越感，一个布尔什维克和列宁主义者的优越感。
他没有发觉，现在他同侦查员的关系已经不在于他愿意不愿意让侦查员亲近他，承认不承认侦查员是党内的同事。现在，与侦查员团结一致的愿望已成为一种可怜的希望，希望他同意尼古拉·克雷莫夫亲近他，哪怕是承认他身上不单单有恶劣、卑贱、龌龊的品质也好啊。
现在，连克雷莫夫也没有发觉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侦查员的信心就是共产党员的信心。
“如果您真的能够诚心诚意地悔过，如果您对党还有一星半点儿爱，那您就坦白交代自己的罪行，以此来帮助党吧。”
此刻，克雷莫夫从自己的大脑皮层里驱逐着令人痛苦万分的软弱，他突然喊道：
“您从我口中什么也得不到！我不会在伪证上签字的！您听见了吗？我不会在刑讯之下签字的！”
侦查员对他说：
“您考虑一下吧。”
他又翻看档案材料，没有打量克雷莫夫。时间在流逝。他把克雷莫夫的案卷移到一旁，从抽屉里取出一张纸。他仿佛把克雷莫夫忘了，不慌不忙地写着，时而眯起眼睛来集中思考。然后他把写好的东西看了一遍，又思索片刻，从抽屉里取出一只信封，开始在信封上写地址。大概这不是一封公函。然后他把地址念了一遍，在姓氏下面画了两条重线。然后他往钢笔里灌了墨水，擦去笔尖上的墨水滴。然后他开始在烟灰缸上削铅笔，其中一支铅笔的铅芯老是折断，但侦查员没有生气，耐心地重新把它削尖，然后他把铅笔尖在指头上试了试。
被捕者在思索。有些东西值得他思索。
哪儿来这么多的告密者！一定要好好回忆一下，弄清楚是谁告的密。但弄清楚又有什么用？穆西卡·格林贝格……侦查员还会去找叶尼娅……可是说来奇怪，叶尼娅的情况他一句也没问，他没有提到她。我的情况莫非是夏瓦提供的？可是我该招认什么呢，招认什么？我身陷囹圄，秘密永久是秘密，党啊，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约瑟夫、科巴、索索，为什么要杀这么多善良而坚强的人呢？令人担心的不是侦查员的那些问题，而是沉默，而是他不愿说出的事。卡采涅林博根的话是对的。他当然要从叶尼娅谈起，她显然已经被捕了。这一切是从哪里来的？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难道我这是在坐牢？多么寂寞，我这一生有很多差错。请原谅我。斯大林同志！只要您说一句话，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我有罪，我误入了歧途，我说话不慎，我产生过怀疑，党全知道，全看得见。我为何要同那个文学家闲聊呢？为了什么？不都是一回事吗。然而这与被包围有什么关系呢？这些诬陷、谎言、挑拨都令人奇怪。当时我为什么没有替哈根说话，为什么？哈根兄弟，我的朋友，我不怀疑你的纯洁。哈根把自己那双悲伤的眼睛从他身上移开了……
侦查员突然问道：
“怎么样，回想起来了吗？”
克雷莫夫两手一摊，说：
“我没有什么可回想的。”
电话铃响了。
“喂！”侦查员拿起话筒，匆匆瞥了克雷莫夫一眼，说道，“是的，你准备一下，快该接班了。”克雷莫夫觉得侦查员在谈论他。
侦查员放下话筒，接着又把它拿起来。他打起电话来令人奇怪，仿佛坐在他旁边的不是人，而是一头两条腿的野兽。看来侦查员是在和妻子聊天。
开始谈的是日常生活问题：
“在凭票供应商店里？买鹅，这很好……为什么凭一号票不卖？谢廖沙的妻子给处里打了电话，她凭一号票买了一只羊腿，叫我们俩去她那里。对了，我在小卖部买了点奶渣，不是酸的，八百克……今天煤气烧得怎样？你别忘了衣服的事。”
接着侦查员又说：
“啊，你感觉怎么样，不想念我吗？那你可要当心。在梦中见到我了？是什么模样？穿着裤衩？可惜……那好，你可要当心，我回到家里你就该去上进修班了……收拾房间……这很好，不过要当心，千万别搬重东西，你无论如何不能干这个。”
这番小市民的日常对话却给人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谈话越富有生活气息，越充满人情味，打电话的人就越不像人。猴子模仿人的举动，做出一副吓人的模样……与此同时，克雷莫夫明显地感觉到自己也不是人，因为人们不会当着外人的面打这种电话：“吻你的嘴唇……不愿意……那好吧，算了，算了……”
当然了，照博戈列耶夫的理论来说，如果克雷莫夫是一只安卡拉猫，是一只青蛙，是一只金翅雀或者是木棍上的一只甲虫，那么这番谈话也就没什么可奇怪的了。
侦查员最后问道：
“烤糊了？好吧，快去，快去吧，再见。”
然后他掏出一本书和一个笔记本，读起书来，有时用铅笔记着笔记，也许，他在准备小组学习的发言，也许准备做报告……
这时他怒气冲冲地说：
“您怎么老是跺脚，像参加体育大检阅似的？”“脚麻了，侦查员公民。”
侦查员又专心致志地读那本科学著作去了。
大约过了十分钟，他漫不经心地问道：
“怎么样，想起来没有？”
“侦查员公民，我要上厕所。”
侦查员叹了一口气，走到门口，轻轻唤了一声。狗在不适宜时外出大小便，主人的脸色常常是这样的。一个穿野战服的红军士兵走进来。克雷莫夫用老练的目光打量他一番：看来一切正常，腰带扎得很整齐，衬领很干净，船形帽的戴法也合乎规定。只是这位年轻士兵做的不是士兵应做的事。
克雷莫夫站起来，由于在椅子上坐得太久，两腿麻木了，开始走动时腿有点打战。在厕所里，他匆匆地思索着。哨兵一直在监视他。回来的路上，他仍在紧张地思索。有些东西值得思索。
克雷莫夫从厕所回来，侦查员却不见了，一个穿军装的年轻人坐在他的位子上，此人佩戴着天蓝色的镶红边的大尉肩章。大尉沉着脸打量被捕者一眼，仿佛对他有刻骨仇恨似的。
“站着干吗？”大尉说，“坐下！把身子挺直了，老家伙，弓腰干什么？当心我揍你一顿，你会直起身子的。”
“他就这样同我认识了。”克雷莫夫心想。这时他感到害怕，在战场上也从来没这么害怕过。
“审讯就要开始了。”他心想。
大尉吐着一团团烟雾，他的声音在白茫茫的烟雾中传来：
“这是纸和笔。难道还要我替你写吗？”
大尉很乐于羞辱克雷莫夫。也许这就是他的职责？就像在战场上，有时命令炮兵开炮扰乱敌军，于是炮兵日夜不停地射击。
“你是怎么坐的？你到这里睡觉来了？”
过了几分钟，他又朝被捕者喊道：
“喂，你听着，难道我不是对你说的，我说的话和你没关系？”
他走到窗前，拉开灯火管制窗帘，关掉电灯。晨曦阴郁地望了望克雷莫夫的眼睛。自从来到卢布扬卡监狱，他头一次见到白天的亮光。
“磨蹭了一夜。”克雷莫夫心想。
他一生中有过这么痛苦的早晨吗？几个星期以前，他漫不经心地趴在一个弹坑里，仁慈的炸弹从他头顶上呼啸而过，那时他真的感到幸福自由吗？
但时间给打乱了，他前几天还战斗在斯大林格勒，可他走进这间办公室却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窗户面对着这座内部监狱的内部天井，窗外的光线呆滞而又灰暗。那是污水坑，不是亮光。在这阴森森的晨光下，各种物品比在电灯光下显得更加呆板，阴沉沉的，似乎带有敌意。
不，不是靴子变窄了，而是脚肿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过去的生活和工作与1941年被包围有什么联系？是谁把这些毫无联系的事情连在了一起？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一切是谁的需要？目的何在？
他的脑筋在紧张地转动着，一时间他甚至忘却了腰酸背疼，浮肿的双腿撑着靴筒他也毫无察觉。
哈根，弗里茨……我怎么能忘记呢，那是在1938年，我坐在一间这样的房间里，对了，不是这样坐着，那时口袋里装着通行证。现在回想起来，那种愿望真是够卑鄙的，想讨好所有的人，想讨好警卫处的工作人员、值班警卫和那个穿军装的电梯工。侦查员对他说：“克雷莫夫同志，请帮帮我们的忙吧。”不，最卑鄙的还不是那种讨好的愿望。最卑鄙的是坦白交代的愿望！啊，现在他想起来了！这里所需要的正是他的坦白交代！当时他心胸坦荡，诚心诚意，坦白交代了哈根对斯巴达克运动的错误评价，他对台尔曼的不友好态度，他想领取一本书的稿费，他同已经怀孕的妻子艾易莎离了婚……当然，他也说了一些优点……当时侦查员把他的话记下来：“根据我同他多年的交往，我认为他不大可能直接参加反党破坏活动，但也不能完全排除他耍两面派的可能性……”
要知道，他这是告密。这只永久保存的公文夹里收集的他的情况，都是他的同事们提供的，他的同事们也想做一个诚实的人。他克雷莫夫为什么想做诚实的人呢？是出于党员的职责？谎言！他要是真的诚实，就应该疯狂地用拳头敲着桌子大喊：“哈根是兄弟，是朋友，是无罪的！”而他却在记忆深处搜罗着皮毛小事，吹毛求疵，实际上他在讨好一个人，没有这个人的签字，他的通行证就无效，他就无法走出那幢灰色的大楼。想到这里，他记起侦查员说的那句话：“等一下，克雷莫夫同志，我在您的通行证上签个字。”他听了这话，心中充满了急切的幸福。他帮忙把哈根打进了监狱。此后这个热爱真理的人拿着签了字的通行证到哪里去了呢？是不是去找自己朋友的老婆穆西卡·格林贝格了？不过话又说回来，他所谈的哈根的情况全是事实。然而，这里收集的有关他克雷莫夫的情况也都是事实。他的确对费佳·叶夫谢耶夫说过，斯大林的一系列缺陷都与他没有受过哲学教育有关。把他交往的人罗列起来，这名单真够可怕的：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格里戈里·叶夫谢耶维奇、洛莫夫、沙普金、皮亚特尼茨基、洛米纳泽、柳金、红头发什利亚普尼科夫，他曾去过列夫·鲍里索维奇的“科学院”。拉舍维奇、扬·加马尔尼科夫、卢波尔，他去过梁赞诺夫老头儿的研究所，他曾两次在西伯利亚停留去看望老相识艾希，斯克雷普尼科夫在基辅，斯坦尼斯拉夫·科肖尔在哈尔科夫。对了，还有鲁特·费舍尔，哎呀……谢天谢地，侦查员忽略了主要的东西，要知道，列夫·达维多维奇一度对他不错……我已经腐烂透顶，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这到底是为什么？他们的罪过没有我大！不过我没有签字。别着急，尼古拉，你会签字的。你肯定会签字的，他们都已经签了字！大概最卑鄙的手段是预备最后用的。就这样折磨你，让你三天三夜睡不着觉，然后开始拷打你。是的，这些做法的确不大像社会主义。我的党为什么要消灭我呢？要知道，革命是我们实现的，而不是马林科夫，不是日丹诺夫，不是谢尔巴科夫实现的。我们对待革命的敌人残酷无情。为什么革命对我们也残酷无情呢？也许就该如此。也许不是革命残酷无情，这个大尉算什么革命呢，他不过是个黑帮分子，是个无赖罢了。
他在这里徒劳无益地思索着，可时间在流逝。
他感到腰酸腿痛，浑身无力，直不起腰来。主要的是他想躺在床上，微微活动一下脚趾，抬起腿来挠一挠小腿肚子。
“不许睡觉！”大尉喊道，仿佛在下达战斗命令。
仿佛克雷莫夫闭一分钟眼睛，苏维埃国家就会垮台，前方的战线就会被击溃似的。
克雷莫夫有生以来从没有听到过这么多骂人的话。
他的朋友们、可爱的助手们、秘书们、那些曾经与他倾心交谈的人，都在收集他的言论和行动。他不停地回忆着，不时感到心惊肉跳：“这话我是对伊万说的，只对他一个人说过。”“确实同格里沙谈过话，我自1920年就同他认识。”“这番话我是同马什卡·赫尔佩说的，哎呀，马什卡，马什卡。”
他突然想起侦查员说的话，说他不应该等候叶尼娅来送东西……可是这件事是他在牢房里同博戈列耶夫说的，看来人们直到现在还在补充克雷莫夫的标本。
上午有人给他送来一碗汤，他的手颤抖得厉害，只好低下头就着碗边轻轻喝了几口，而汤匙吧嗒吧嗒地磕打着碗边。
“你吃东西像猪。”大尉阴郁地说。
后来还发生了一件事，克雷莫夫要求上厕所，他走在楼道上，已经什么也不想，但是站在便池上，他又想：幸好扣子全揪掉了，要不然手指不听使唤，就无法解开和扣上裤子了。
时间在流淌。佩戴大尉肩章的国家胜利了。他头脑里空空荡荡，灰雾迷蒙，大概猿猴头脑里也充满这样的雾霭。既没有过去和未来的一切，也没有那只带着弯弯曲曲的线绳的公文夹，只有脱靴子、挠痒和入睡的愿望。
侦查员又来了。
“睡了一会儿？”大尉问道。
“长官们不睡觉，而是休息。”侦查员用教训的口吻说，他重复了一句军队中自古流传的俏皮话。
“说得对。”大尉说，“部属们呼呼地睡大觉。”
侦查员像前来接班的工人察看机床似的向克雷莫夫和写字台打量一会儿，还要简单地同交班人员谈几句，说道：
“好了，大尉同志。”
他看了看表，从抽屉里取出一只公文夹，解开线绳，翻了几页纸，然后饶有兴致地说：
“那么，克雷莫夫，我们继续谈吧。”
于是他们开始谈话。
侦查员今天对战争很感兴趣。他的知识也很丰富。他知道克雷莫夫的历任职务，知道一些团和集团军的番号，能叫出与克雷莫夫共同作战的一些人的名字，并指出他在政治部里说过的一些话，以及他对某个将军的文理不通的便笺的看法。
克雷莫夫在前线的全部工作，他在德军炮火之下的讲话，以及在被迫退却的艰难困苦的日子里他同红军战士们谈到的自己的信念，现在都全部化为泡影。
他成了可怜的饶舌鬼、两面派，他曾分化瓦解自己的同志，在他们中间散布不信任和绝望情绪。德国情报机关帮他越过战线，以便让他从事间谍和破坏活动，这种说法值得怀疑吗？
重新审问的最初几分钟，得到休息的侦查员饱满的情绪感染了克雷莫夫。
“您愿怎么说就怎么说吧。”他说，“不过我永远不会承认自己是间谍。”
侦查员朝窗外望了一眼，暮色已经降临，他看不清桌子上的公文。
他打开桌上的台灯，把灯火管制窗帘放了下来。
门外传来阴森可怕的野兽般的号叫，紧接着突然中断，静了下来。
“那么，克雷莫夫。”侦查员重新在桌后坐下来，说道。
他问克雷莫夫，知不知道为什么他的军衔一次也没得到晋升，克雷莫夫的回答含糊其辞。
“就是这样，克雷莫夫，您在前线晃来晃去，混了个营级教导员，您本来可以当集团军甚至方面军的军委委员呢。”
他沉默了一会儿，两眼逼视着克雷莫夫，大概是头一次用侦查员的目光打量他，然后用庄重的口吻说：
“托洛茨基本人曾称赞您的文章写得‘像大理石那样富有光彩’。假如这个坏蛋夺取了政权，您就可以飞黄腾达了！能是闹着玩的：‘像大理石那样富有光彩！’”
“这就是他们的王牌。”克雷莫夫心想，“打出了王牌。”
唉，算了，算了，他会统统说出来，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不过对斯大林同志也可以提这样的问题。克雷莫夫与托洛茨基主义毫无关系，他一贯投票反对托派的提议，从来没投过他们的赞成票。
主要的是脱掉靴子，躺下来，抬起没穿鞋的双脚，睡着之后在梦中挠挠痒。
侦查员温和地轻声说道：
“您为什么不愿帮我们的忙呢？难道问题在于您战前不曾犯罪，在于您被包围之后没有恢复联系，没有确定接头地点吗？问题还要严重、深刻。问题关系到党的新方针。请帮助党开展新阶段的斗争吧。需要放弃过去的一些看法。这种任务只有布尔什维克能够胜任。因此我才同您谈话的。”
“那好吧。”克雷莫夫睡意蒙眬地慢慢说道，“我可以设想，我不由自主地成了反党观点的代言人。就算我的国际主义与社会主义主权国家的观念有矛盾。就算1937年以后我的性格与新方针、新干部格格不入。这些我准备承认，也能够承认。但从事间谍破坏活动……”
“为什么要说这个‘但’呢？您瞧，您已经开始意识到自己对党的事业怀有敌意。咬文嚼字有什么意义呢？既然您承认了主要的东西，干吗还要说这个‘但’字呢？”
“不，我没有承认自己是间谍。”
“看来您一点也不想帮助党。一谈到正题您就想溜，对吗？您是孬种，是臭狗屎！”
克雷莫夫跳起来，抓住侦查员的领带用力一拽，然后在桌上猛击一拳，电话机被震得当的一响。他用刺耳的声音疯狂地喊道：
“你这个狗杂种，坏蛋，我带领士兵转战乌克兰和布良斯克森林的时候，你在哪里？冬天我在沃罗涅什城下作战的时候，你在哪里？我坚守斯大林格勒的时候，你这个坏蛋在哪里？难道我没有为党做任何事情吗？你这个丑恶的宪兵，就在这里，在卢布扬卡监狱保卫苏维埃祖国吗？在斯大林格勒，我没有捍卫我们的事业吗？你在上海工作过吗？你这个败类，高尔察克匪徒打穿的是你的左肩，还是我的左肩？”
接着克雷莫夫遭到一顿毒打，不过这次不像在方面军特别处，他们不是通常的打脸，而是经过周密思考，运用生理学和解剖学的知识，殴打的方法相当巧妙。打他的人是两个身穿新军装的年轻小伙子。克雷莫夫向他们喊道：
“你们这些坏蛋，应该把你们送进惩戒连……你们的岗位在反坦克班……逃兵……”
他们继续打他，既不生气，也没有着急。表面看来，他们打得不重，没有抡胳膊，但他却伤得相当重，犹如心平气和地说出的下流话最可怕一样。
虽然他们一次也没有打他的牙齿，鲜血却从克雷莫夫嘴里流出来。这血不是来自鼻腔，不是来自颌骨，也不是来自咬破的舌头，像在阿赫图巴那次……这是从胸腔深处的肺部流出的血。他已不记得此时他在什么地方，发生了什么事……侦查员的脸又出现在他的上方，他用手指指着挂在桌子上方的高尔基肖像问道：
“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是怎么说的？”
接着他用教师开导学生的口气答道：
“如果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后来克雷莫夫看见了天花板上的灯泡，看见一个佩戴着狭窄的肩章的人。
“好吧，既然医生允许，”侦查员说，“那就不休息了。”
克雷莫夫很快又在桌旁坐下，听着侦查员有条有理的劝导：
“我们就这样坐一个星期、一个月、一年……我们还是简单点儿吧，就算您一点罪过也没有，但您也得照着我对您说的情况签字。您签了字就不打您了，明白吗？也许特别会议会给您定罪，但却不挨打了，这是好事。您以为，看着您挨打我心里高兴呀？我们会让您睡觉的，明白吗？”
时间悄悄地过去了，谈话还在继续。看来再没有什么东西能使克雷莫夫震惊，他陷入了深深的昏睡状态。
不过他还听得见侦查员此刻的谈话，他吃惊地微微张开嘴，稍稍抬起头来。
“这些事年代久远，可能会忘记，”侦查员指着克雷莫夫的档案袋说，“可是您在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可耻地背叛祖国，这您总不会忘记吧。证人和材料俱在嘛！在被德国军队包围的‘6-1’号孤楼里，您涣散军心，瓦解战士们的政治斗志。您怂恿热爱祖国的格列科夫叛变，企图说服他投靠敌人那边。您辜负了领导机关的信任，辜负了党的信任，他们是派您到这座楼里去做政治工作的。可您进入这座孤楼之后，充当了什么角色？成了敌人的走狗！”
凌晨时分，克雷莫夫又遭到一顿毒打，他觉得自己正在沉入温暖的黑色乳浆里。那个佩戴着窄窄肩章的人又点了点头，擦了擦注射器的针头。侦查员说：
“好吧，既然医生允许。”
他们面对面地坐着。克雷莫夫望着侦查员那张疲倦的脸，不禁为自己的和善感到吃惊，莫非他拽的就是这人的领带，想勒死他？此时克雷莫夫又产生了一种同他亲近的感觉。桌子已隔不住他们，两位不幸的同志坐在了一起。
忽然间，克雷莫夫脑海里浮现出那个枪毙后没死的人——那是一个秋天的夜晚，那人穿着血迹斑斑的衬衣，从草原回到方面军特别处。
“这就是我的命运。”他心想，“我也无处可去了。时间太晚了。”
后来他要求上厕所。接着，昨天那个大尉来了，他拉开灯火管制窗帘，关掉电灯，点着一支烟。
这时克雷莫夫又看见了白天的亮光。光线很暗，看来这不是阳光，也不是天空的光亮，而是这座内部监狱的灰色砖墙的反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