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监狱接待室排队等候接待的时候，叶尼娅又有了一些熟人。有时他们问她：
“您情况怎么样，有什么新消息？”
她已经有了经验，所以不仅听他们的建议，而且主动对他们说：
“您别着急。也许他在医院里。医院里条件好，坐牢的人都梦想住医院。”
她打听到克雷莫夫关押在内部监狱。这里没有接收她送来的东西，但她没有丧失希望。她知道，在库兹涅茨桥监狱接待室里，往往一再拒绝给在押犯人转送东西，有时他们会突然建议说：
“把需要转交的东西交给我吧。”
她到克雷莫夫的住所去了一趟，一位女邻居告诉她，大约在两个月以前，两名军人带着房屋管理员打开了克雷莫夫的房门，拿走了许多公文和书籍，临走时在房门上贴了封条。叶尼娅打量着一些带绳头的火漆印花，站在她身旁的女邻居说：
“您千万要记得，我什么话也没有对您说。”她把叶尼娅领到门口，壮着胆子低声说，“他是个好人，是自愿上前线去打仗的。”
到莫斯科之后，她还没有给诺维科夫写信。她心里乱糟糟的，有怜悯、有爱情、有悔恨，也有因前方的胜利激起的喜悦。她既为诺维科夫担心，又羞于见到他，她害怕永远失去他，但又为他们的关系不合法感到苦恼……
不久前，她住在古比雪夫的时候，曾打算到前线去看望诺维科夫，那时她觉得，她同他的恋爱关系是确定无疑的，像命运一样不可变更。然而现在，一想到她要同克雷莫夫永远分离，要同诺维科夫永远在一起，她就非常害怕。有时，她甚至觉得诺维科夫身上的一切都极为陌生。他的激动、他的希望、他周围的熟人，都使她感到格格不入。她觉得，在他的桌旁倒茶、接待他的朋友，同那些将军和上校的妻子谈话是荒唐可笑的。
她记得诺维科夫对契诃夫的小说《黑衣修士》和《没有意思的故事》不感兴趣。他不喜欢这些作品，却喜欢德莱塞和福伊希特万格的带倾向性的小说。现在她才明白，她与诺维科夫决裂已成定局，她永远也不会回到他身边。但她常常感到自己对他怀有柔情，常常记起他顺从地、匆匆忙忙地附和她说的每一句话。有时她感到悲伤，难道他的手从此再不碰她的肩膀，她再也见不到他一面了？
她从未遇见过这种力量——粗犷朴实同人道和怯懦的奇特结合。她曾深深地被他所吸引。他与残酷的信仰狂热格格不入，他身上有某种与众不同的、理智而平凡的男人的善良。但是，一想到她同亲人们关系中出现的那种阴暗龌龊的东西，她又立刻感觉到一种无法排遣的不安。克雷莫夫对她说的话，他们是从哪儿知道的呢？她与克雷莫夫相关的一切都是极为重要的，她不能把同他一起度过的生活一笔勾销。
她决定跟随克雷莫夫。即使他不原谅她，她应该永远受他谴责，但他需要她，他在监狱里一直在想着她。
诺维科夫会从容地经受与她决裂的痛苦。但她却弄不明白，想要要保持心灵安宁，她需要做些什么。需要明白他不再爱她，他已得到安慰，并且已原谅她？或者与之相反，明白他仍在爱她，并且极度伤心，不肯原谅她？而对她个人来说，是明白他们的彻底决裂好呢，还是在心灵深处相信，他们还将重归于好好呢？
她使亲人们遭受了多少痛苦，难道她这些举动不是为了他人的幸福，而是为了她自己，是因为自己的古怪脾气？是精神变态！
晚上，斯特拉姆、柳德米拉和娜佳围坐在餐桌旁，叶尼娅突然望着姐姐问道：
“知道我是谁吗？”
“你？”柳德米拉惊讶地问。
“是的，是的，我。”叶尼娅说罢又解释道，“我是一个女性小狗。”
“是小母狗？”娜佳快活地说。
“说得对，正是。”叶尼娅答道。
大家突然哈哈大笑起来，尽管谁都知道叶尼娅没有心思开玩笑。
“知道吧，在古比雪夫的时候，利莫诺夫去看望我，他给我解释过这种二度恋爱是怎么回事。他说，这叫作精神维生素缺乏证。比如说，丈夫长久同妻子生活在一起，他就会出现精神饥饿，就像长期不吃盐的奶牛，或者多年吃不到蔬菜的极地勘察队员。如果妻子是个意志坚强、威严而强壮的女人，于是丈夫就开始思念那种温和、顺从、胆怯的女人。”
“你那个利莫诺夫是个傻瓜。”柳德米拉说。
“要是一个人需要A、B、C、D多种维生素呢？”娜佳问道。
晚些时候，大家已经准备睡觉了，斯特拉姆说：
“叶尼娅，我们习惯于嘲笑知识分子的哈姆雷特式的自相矛盾、多疑和优柔寡断。年轻的时候我曾经鄙夷自己这种性格。可现在我的看法有了变化，我认为，人们应该感谢那些优柔寡断、多疑多虑的人，是他们给我们提供了伟大的发现和伟大的书籍，他们的贡献并不比那些性情直爽的笨蛋的贡献少。必要时他们会赴汤蹈火，在战场上他们也不比那些坚毅直爽的人差。”
叶尼娅说：
“谢谢您，维佳，您这话是就母狗而言？”
“正是。”斯特拉姆证实道。
他想对叶尼娅说点儿令人愉快的事。
“我又看了您那幅画，叶尼娅。”他说，“这幅画情感丰富，所以我喜欢它。要知道，那些左派画家们的作品里只有大胆和创新，可是他们心里没有上帝。”
“是啊，情感丰富。”柳德米拉说，“那些绿色的男人，蔚蓝的木屋，完全脱离现实。”
“你知道吧，柳达？”叶尼娅说，“马蒂斯说过：‘我涂绿颜色的时候，并不意味着我要画绿草，我使用蓝颜色，这不能说我要画蓝天。’颜色表达画家的情绪。”
尽管斯特拉姆只想对叶尼娅说点令人愉快的事，但他忍不住用嘲笑的口吻插话：
“然而埃克尔曼写道：‘假如歌德能够像上帝那样创造世界，那么他一定会把草做成绿的，把天空做成蓝的。’我看这话很有道理。要知道，我也在同上帝用来创造世界的材料打交道。真的，因此我知道，它们既没有颜色，也没有颜料，只有原子和空间。”
然而类似的话题他们谈得很少，多半是谈战争和检察机关。
这是一些令人难过的日子。叶尼娅打算回古比雪夫城，她的假期快结束了。
她害怕回去不好向上司交代。她擅自来到莫斯科，多日来她踏破了监狱的门槛，并向检察长和内务人民委员写了申诉书。
她一生都害怕与政法机关打交道，害怕写呈文，每次更换身份证之前，她都睡不好觉，激动不安。可是近来命运似乎偏偏迫使她与通行证、身份证、警察局、检察院、传票和申诉书打交道。
姐姐家里充满死一般的宁静。
斯特拉姆不再去上班，经常在自己的房间里一连坐几个小时。柳德米拉从限额供应商店回来，神色沮丧，怒气冲冲，她说，熟人们的妻子见面时没同她打招呼。
叶尼娅看出斯特拉姆精神很不安。听到电话铃声他总要哆嗦一下，然后匆匆跑过去抓起话筒。吃午饭或者晚饭时，他经常打断别人的谈话，厉声说：“安静一点，安静一点，我听见好像有人按门铃。”说罢他就向前厅走去，回来时脸上带着难堪的笑容。姐妹俩明白他为什么一直在紧张地等待门铃声——他害怕被捕。
“迫害狂躁症就是这样发生的。”柳德米拉说，“1937年精神病诊疗所里挤满了这种人。”
叶尼娅看出斯特拉姆的恐惧不安，又为斯特拉姆对她的态度大为感动。有一次他对她说：
“您要记住，叶尼娅，您住在我家里，为一个被捕的人奔波，不管别人怎么看待这事我都不在乎。您明白吗？这里就是您的家！”
晚上，叶尼娅喜欢同娜佳聊天。
“你太聪明啦，”叶尼娅对外甥女说，“你不像一个小姑娘，倒像是从前的政治犯协会成员。”
“不是从前的，而是将来的。”斯特拉姆说，“你大概同那位的中尉谈论政治吧？”
“谈论又怎么样？”娜佳说。
“最好还是接吻，不谈政治。”叶尼娅说。
“我正要说这句话。”斯特拉姆说，“接吻毕竟安全些。”
娜佳的确经常谈一些尖锐的话题，一会儿突然问起布哈林的情况，一会儿说列宁器重托洛茨基，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不愿见到斯大林，并且写下了遗嘱，斯大林向人民隐瞒了这份遗嘱，然后问这种说法是否确切。叶尼娅同娜佳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并没有向她询问洛莫夫中尉的情况。
娜佳喜欢谈论政治，谈论战争，谈论曼德尔施塔姆和阿赫玛托娃的诗歌，谈论与同学们的会面和谈话。从这些话题中，叶尼娅了解到有关洛莫夫中尉以及娜佳同他相处的情况，比柳德米拉知道的还多。
洛莫夫显然是个尖酸刻薄的小伙子，很难与人相处，对一切公认的有定评的东西抱嘲笑态度。大概他自己也常写诗，在他的影响下，娜佳也常常对杰米扬·别德内、特瓦尔多夫斯基抱以轻蔑和嘲笑态度，对肖洛霍夫和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不感兴趣。娜佳耸着肩说的那番话显然是从他那里学来的：“革命家要么很愚蠢，要么很虚伪，不应该为了凭空想象的未来的幸福牺牲整整一代人的生命……”
有一次，娜佳对叶尼娅说：
“你知道吧，姨妈，老一代总是要信仰点什么。比如说，克雷莫夫信仰列宁和共产主义，爸爸信仰自由，外婆信仰人民和劳动大众，而在我们新一代看来，这一切都是愚蠢的。信仰本身就是愚蠢的。人们需要的是生活，而不是信仰。”
叶尼娅突然问道：
“这是那个中尉的哲学？”
娜佳的回答使她大为惊讶。
“再过三个星期他就要上前线了。有过情人，转瞬即逝，这就是全部哲学。”
同娜佳聊天的时候，叶尼娅时常回忆斯大林格勒的一些往事。薇拉也是这样同她谈话，薇拉也是这样恋爱的。然而，薇拉那种朴实明朗的感情与娜佳的胡思乱想是完全不同的！叶尼娅当初的生活与她的今天是完全不同的！她当初对战争的看法与今天的胜利日子里的看法是完全不同的！但战争在继续，娜佳所说的“转瞬即逝”的哲学是不可变更的。至于中尉以前是否弹着吉他唱过歌，至于他是否相信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是否志愿参加过伟大的建设工程，是否读过因诺肯季·安年斯基的诗并且不相信凭空想象的后代人的幸福，这一切对战争来说都是毫无意义的。
有一次，娜佳给叶尼娅看了一首手抄的劳改营歌曲。
歌词描写轮船底舱如何寒冷，茫茫无际的大洋如何咆哮，囚犯们如何忍受晕船的折磨，像亲兄弟那样紧紧拥抱，科雷马边区的首府马加丹如何在雾中渐渐出现。
回莫斯科后的最初几天，每当娜佳谈起这类话题，斯特拉姆都怒气冲冲地打断她。
然而近几天斯特拉姆却变化很大。现在他已不那么矜持，有时当着娜佳的面说，写给“伟大导师”、“体育工作者最好的朋友”、“英明的父亲”、“伟大的泰斗”、“光辉的天才”的那些虚情假意的贺信简直让人不忍卒读；此外，还说他如何谦虚、敏感、善良、富有同情心。往往形成这样一种印象，仿佛斯大林在种地，在炼钢，在托儿所里用汤匙喂孩子吃饭，在用机枪射击，而工人、红军战士、大学生和学者们只有对他顶礼膜拜，假如没有斯大林，伟大的人民会像孤立无援的牲畜一样全部死掉。
有一次，斯特拉姆作了一个统计，发现一份《真理报》中竟有86处提到斯大林的名字，第二天他发现一篇社论竞18次提到斯大林的名字。
他抱怨那些不合法的逮捕，抱怨缺少自由，抱怨任何一个揣着党证的、没有多少文化的长官都认为自己有权指挥学者、作家，有权衡量评价他们，有权教训他们。
他心中产生了一种新的感觉。在具有歼灭性力量的国家的愤怒面前，他的恐惧心理不断增长，孤独感，无能为力，像小鸡那样的可怜与软弱，以及必遭厄运的感觉也逐渐加重，这一切有时在他心中激起一种绝望，于是他开始对危险抱无所谓态度，不屑于小心行事了。
早晨，斯特拉姆跑进柳德米拉的房间。柳德米拉看见他那副兴高采烈的样子，不禁吃了一惊，这种表情对他来说太不同寻常了。
“柳达，叶尼娅，我军又进入乌克兰大地了，电台刚才广播的！”
上午，叶尼娅从库兹涅茨桥大街回来了，斯特拉姆望了望她的脸，用柳德米拉早晨问他的口吻问道：
“出什么事啦？”
“我送去的东西他们收下了，我送去的东西他们收下了！”叶尼娅重复道。
连柳德米拉都明白，这包附有叶尼娅亲笔信的东西对克雷莫夫将意味着什么。
“死者的复活。”柳德米拉说，“大概你仍旧爱着他，我不记得你有过这样的眼神。”
“要知道，我也许是个疯子，”叶尼娅低声对姐姐说，“我之所以感到幸福，是因为克雷莫夫很快会收到我送去的东西，是因为我今天才明白，诺维科夫不可能告密，不可能干那种下流事。明白吗？”
柳德米拉生气地说：
“你不是疯子，你比疯子还坏。”
“维佳，亲爱的，请随便给我们弹一支曲子吧。”叶尼娅请求道。
在这段时间里，斯特拉姆没有弹过一次钢琴。但这回他没有推辞，他拿来乐谱，让叶尼娅看了看，问道：
“弹这个好吗？”
柳德米拉和娜佳不喜欢音乐，便到厨房去了。斯特拉姆弹奏起来。叶尼娅静静地听着。他弹了好久，弹完一支曲子，他沉默了一会儿，没有打量叶尼娅，然后开始弹另一支曲子。有时她觉得斯特拉姆在啜泣，她看不见他的脸。这时房间的门急促地打开了，娜佳喊道：
“快开收音机，正在播送命令！”
播音员列维坦铿锵有力的洪钟般的声音取代了音乐声。此刻，他念道：
“我军以强攻占领了这座城市和重要的铁路枢纽……”
然后列举了一些在战斗中功勋卓著的将领和部队，首先列举了集团军司令员托尔布欣将军的名字，接着，维坦时他突然用欢呼的声音说道：
“还有诺维科夫上校指挥的坦克军！”
叶尼娅轻轻地叫了一声，后来，播音员用节奏分明且铿锵有力的声音说：
“为我们祖国的自由和独立而牺牲的英雄们永垂不朽！”
她不禁哭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