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尼娅在涂满星条状防护色的大剧院旁边下了无轨电车，沿着库兹涅茨桥大街向上走去。路旁便是艺术基金会的展览馆，她熟悉的一些画家战前在这里举办过画展，她的画也曾在这里展出。现在路过这里，她竟没有记起这些往事。
一种古怪的感觉笼罩着她。她的生活像算命的吉卜赛女人洗过的一副纸牌。莫斯科突然出现在她的眼前。
她远远望见卢布扬卡那座大楼的深灰色花岗岩墙壁。
“你好，科利亚。”她在心里喊道。也许克雷莫夫预感到她的到来，情绪很激动，却不明白他为什么会如此激动。
过去的命运成了她新的命运。那种似乎永远成为过去的事情成了她的未来。
那间新建的窗户临街的宽敞接待室关闭了，来访者都挤在一间破旧的接待室里等候接见。
她走进那座肮脏的庭院，顺着破旧的墙壁朝那扇虚掩的房门走去。接待室里的一切看上去都极为平常：几张带着墨水污点的桌子，墙边摆着几张木头沙发，几个带木头窗台的小窗。来访者需要在窗口办理手续。
看上去，那座墙壁面对卢布扬卡广场、斯列坚卡大街、福尔卡索夫胡同、小卢布扬卡街的石砌的大楼，与这间办公室似乎毫无联系。
接待室里挤满了人。来访者多半是妇女，分别在各个小窗前排队等候，有些人坐在靠墙的沙发上，一个戴厚镜片眼镜的老头儿在桌前填一张表格。望着一张张苍老的、年轻的、男人的和女人的脸，叶尼娅心想，这些人的眼神和嘴角的表情有不少相像之处，假如在街上的有轨电车里遇见这样的人，她一定会猜出此人是到库兹涅茨桥大街24号去。
她走到一个穿红军军装的年轻警卫面前，不知为什么她觉得此人不大像红军战士。
警卫问她：
“头一次来？”他指了指墙上的一扇小窗。
叶尼娅站在队列里，手里握着身份证，由于情绪激动，她的手指和掌心变得潮乎乎的。站在她前面的一个戴贝雷帽的女人低声说：
“如果在内部监狱找不到，就得去马特罗斯卡亚季什纳大街，然后去布蒂尔斯卡亚大街，但那里是在固定的日子按姓名的字母顺序接待。然后去列弗尔托夫军事监狱，然后再到这里来。我寻找我儿子，找了一个半月。您已经去过军事检察院了吗？”
队列移动得很快。叶尼娅心想，这不是好现象，大概答复极简短，走走形式而已。但是，当一个服饰华丽的半老女人走近小窗时，出现了暂时的停顿。人们在低声议论着，说值班员亲自去查问情况了，可能电话里说不清楚。那女人站在窗口前面，侧身对着队列里的人们，从她那双微微眯缝的眼睛和她的表情看来，在这里她不打算把自己看作与这群可怜巴巴的被镇压者亲属同类的人。
队列很快又向前移动了，一个年轻女人离开窗口时低声说：
“答复都一样：不准送东西。”
站在旁边的一个女人对叶尼娅解释：
“看来审讯还没结束。”
“那么会面呢？”叶尼娅问道。
“哼，哪里话！”那女人说，对叶尼娅的无知报之一笑。
叶尼娅从未想过人的脊背会如此真切、敏锐地传达一个人的精神状态。走近小窗的人不知为什么脖颈伸得特别长，肩膀耸起，肩胛骨绷得紧紧的，整个脊背仿佛在喊叫，在哭泣，在哽咽。
叶尼娅与小窗之间只剩下六个人的时候，小窗砰的一声关上了。宣布暂停二十分钟。排队的人在沙发和椅子上坐下来。
这里有妻子，有母亲；有一个上了年纪的工程师，前来查询坐牢的妻子，他妻子是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的翻译；一个十年级女学生前来打听被捕母亲的下落，她父亲在1937年被判处十年徒刑，剥夺了通信权利；一个瞎眼老太婆是同一住所的女邻居领来的，前来打听儿子的消息；还有一个外国女人，俄语说得很不好，是一位德国共产党员的妻子，她穿一件带方格的外国大衣，手里提着一只花布提包，那双眼睛很像俄国老太婆的眼睛。
这里有俄罗斯人、亚美尼亚人、乌克兰人、犹太人。有个女人是莫斯科郊区的集体农庄庄员。在桌前填表的那个老头儿原来是季米里亚泽夫学院的教师，他来查询被捕的孙子。他孙子是个中学生，显然是因为在娱乐晚会上说话不谨慎而被捕的。
叶尼娅在这二十分钟听到和了解到不少事情。
今天的值班员是个好人；在布蒂尔吉监狱，不准给犯人送罐头，只准许送葱头和大蒜，因为这些东西可以防止坏血病；上星期三这里来过一个人，已经得到身份证，他在布蒂尔吉监狱被关了三年，一次也没审讯过，最后把他释放了；从被捕到劳改营一般要关押一年左右；给被捕的人不必送贵重东西，因为在克拉斯诺普列斯尼亚羁押监狱，政治犯和刑事犯关在一起，刑事犯会把他们的东西抢光；不久前这里来过一个女人，丈夫是个著名的设计工程师，老头儿被捕的原因是，早在青年时代，他曾与某个女人有过一段短暂的恋爱关系，他给这个女人寄过孩子的抚养费，其实他从未见过这个孩子，后来这孩子长大了，在前线叛变投向德寇，老设计师被判处十年徒刑，因为他是叛国犯的父亲；大多数人犯的是第58条第10款的反革命宣传罪，有的人是因为说话不谨慎，有的人是信口开河……有的人是五一节前被捕的，一般说来节日前被捕的人特别多；这里曾经来过一个女人，侦查员给她往家里打电话时，她突然听见丈夫的声音……
说来奇怪，在这里，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接待室里，叶尼娅感到比在柳德米拉家里洗过澡之后心情安静一些，轻松一些。
一些女人递送的物品被接受了，她们看起来溢满幸福。
有人压低嗓门悄悄对旁边的人说：
“关于1937年被捕的那些人的情况，他们是凭空捏造。有个女人得到的答复是：‘还活着，在工作。’可她第二次来打听，还是同一个值班员，给了她一张证明：‘已于1939年死亡。’”
就在这时，小窗里面的那个人抬眼望了望叶尼娅。这人相貌普遍，看样子是个办事员，也许他昨天还在消防局上班，只要首长吩咐一声，明天他就会到奖励处去填写表格。
“我想打听被捕的克雷莫夫·尼古拉·格里高里耶维奇的情况。”叶尼娅说。她觉得，连那些素不相识的人都会听出她的声音变了调。
“什么时候被捕的？”值班员问道。
“十一月。”她回答说。
他递给她一张查询表，说：
“填好之后直接交给我，不用排队，明天来听候答复。”
值班员递给她查询表时，又抬眼看了看她，这短促的一瞥已不是普通办事员的目光，而是保安人员特有的聪明的富有记忆力的目光。
她填表的时候，手指直打战，就像刚才坐在这把椅子上的季米里亚泽夫学院的那位老教师。
在与被捕者的关系一栏里，她填写了“妻子”。并在这两个字下面画了一道粗线，以示强调。
她把填好的表格交回之后，便在沙发上坐下来，把身份证放进手提包里。过了一会儿，她又把身份证从手提包夹层里取出来，放在另一个夹层里，这样翻来覆去倒腾了几次，她知道，她不愿意离开这些排队的人。
此刻，她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让克雷莫夫知道她在这里，知道她为了他而抛弃了一切，知道她是为他而来。
只要能让他知道她在这里，在他身边，她就心满意足了。
她沿着街道离去时，已是黄昏时分。她生活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这个城市里度过的，但是那种生活好像距离现在已十分遥远，那些画展、剧院、饭店里的午餐，到别墅去小住，交响乐音乐会，这一切好像不曾是她生活中的事。斯大林格勒，古比雪夫，诺维科夫那张漂亮的，有时她觉得像天使般俊美的脸都已从她的生活中消失。现在，只剩下库兹涅茨桥大街24号那间接待室了。她觉得自己是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走在陌生的街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