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理学研究所的门厅的墙报栏里，出现了一篇题为“永远和人民在一起”的文章。
文章谈到，在伟大的斯大林领导的正经受着战争风暴洗礼的苏联，科学具有重大意义，党和政府给予科学家们的敬重和荣誉是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的。甚至在极为困难的战争时期，苏维埃国家也在为科学家们正常的富有成效的工作创造一切条件。
文章接着谈到研究所面临的各项重大任务，新上马的建筑工程、旧实验室的扩建、理论联系实际问题，以及科学家的工作对国防工作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文章还谈到全体科研人员所充满的爱国热情，说他们决心不辜负党和斯大林同志本人的关怀和信任，决心不辜负人民对苏联知识分子的光荣的先锋队——科学工作者寄予的厚望。
文章最后一部分以表示遗憾的口吻指出，在这个健康和睦的集体里，有个别人没有意识到自己对党和人民的责任，脱离了和睦的苏维埃家庭。这些人把自己摆在与集体对立的位置，将个人利益置于党给科学家提出的任务之上，热衷于夸大自己实际的和假想的科研功绩。他们中的一些人，正在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变成敌对的政治思想所鼓吹的异己，变成非苏维埃观点和情绪的代言人。这些人往往要求客观地对待外国唯心主义科学家对等他们充满反动精神和蒙昧主义的唯心主义观点，并把自己同这些科学家的联系当成骄傲的资本，从而挫伤俄罗斯科学家的民族自尊心，贬低苏联的科学成就。
他们有时装扮成被践踏的正义的热烈捍卫者，企图在那些目光短浅、易轻信人和粗枝大叶的人中间博得信任和好感，实际上，他们是在制造纠纷，散布对俄国科学力量的不信任以及对它的光荣过去和伟大人物的不尊重。文章号召，消除影响完成党和人民在卫国战争期间交给科学家的各项任务的一切腐朽的、异己的、敌对的东西。文章结尾写道：“沿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探照灯照亮的光荣道路，沿着列宁和斯大林的伟大政党给我们指引的道路，向新的科学顶峰前进。”
虽然文章没有点名，但在实验室里谁都明白文章指的是斯特拉姆。
萨沃斯季亚诺夫把这篇文章的事告诉了斯特拉姆。斯特拉姆没去看这篇文章，此刻，他正站在即将结束新设备安装工作的同事们身旁。他揽着诺兹德林的双肩说：
“不管发生了什么事，这部机器还是要发挥自己的作用的。”
诺兹德林出人意料地骂了一句，由于他用的是复数，维克托·帕夫洛维奇一时没明白他骂的是谁。
下班的时候，索科洛夫朝斯特拉姆走过来，说道：
“我真佩服您，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您埋头工作一整天，好像什么事都不曾发生一样。您身上有一种奇特的苏格拉底式的力量。”
“如果一个人生来是黄头发，那么他决不会因为在墙报上受到攻击而变成黑头发。”斯特拉姆说。
斯特拉姆并没有生索科洛夫的气。他对索科洛夫的反感已麻木了，正因为如此，那种气恼的感觉仿佛已不存在。他不再责怪索科洛夫不露心迹，胆小怕事。有时他对自己说：“他有许多优点，缺点是任何人也避免不了的。”
“是啊，文章与文章不同嘛。”索科洛夫说，“安娜·斯捷潘诺夫娜看了这篇文章，气得心脏病发作。人们把她从卫生所送回家了。”
斯特拉姆心想：“这么可怕，到底写了些什么东西？”他没有问索科洛夫，可是谁也没有向他谈起文章的内容，大概就像人们不愿同病人们谈论他们所患的不治之症一样。
晚上，斯特拉姆最后一个离开实验室。调来看管存衣室的门卫老头儿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把大衣递给斯特拉姆，说：
“明摆着的事儿嘛，维克托·帕夫洛维奇，在这个世界上好人总不得安宁。”
斯特拉姆穿上大衣，又朝楼梯上走了几步，在张贴墙报的挡板前停下来。
看完那篇文章，他心慌意乱地回头望了望，在这一瞬间，他觉得马上就有人来逮捕他，但门厅里静悄悄的，一个人影也没有。
他从肉体上切实感觉到，在强大的国家面前，个人柔弱的躯体是何等渺小、微不足道。他仿佛觉得，国家正瞪着一双明亮的巨眼注视着他，眼看就向他猛扑过来，他马上就要呼喊，尖叫，化为乌有。
街道上熙熙攘攘，斯特拉姆却觉得他和行人之间隔着一片渺无人烟的荒漠。
在无轨电车里，一个戴军人棉帽的人用激动的声音对自己的同伴说：
“听到‘最近一小时’战报了吗？”
后排座位上有人说：
“斯大林格勒！德国人被包围了。”
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望着斯特拉姆，好像在责备他的沉默。
想到索科洛夫，他心中泛起一股柔情：所有的人都有缺点，他和我也不例外。
然而，他从来也不真正认为在弱点和缺点方面他和别人是一样的，一想到这里，他马上就想：“他那些观点取决于国家是否爱他，取决于他的生活是否顺利。等到气候转暖，春天来临，胜利在望时，他就不再发表批评言论了。而我不存在这种情况，不管国家处境好坏，不管它打我还是抚爱我，我对它的态度是不会改变的。”
到了家里，他要把那篇文章的事告诉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看来真的要拿他开刀了。他准备这样对柳德米拉说：
“这就是给你的斯大林奖金，柳多奇卡。他们想让人坐牢的时候，就写这种文章。”
“我们俩的命运息息相关。”他心想，“不管他们是否邀请我去巴黎大学讲授荣誉课程，她都会同我在一起；假如送我去科雷马的劳改营，她也会跟我去的。”
“是你自己把自己弄到了这么可怕的地步。”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会说。
他会严厉地对她说：
“我需要的不是批评，而是诚挚的理解。我在研究所里受的批评够多了。”
给他开门的是娜佳。
在黑乎乎的走廊里，女儿拥抱了他，面颊紧贴在他胸前。
“我身上又凉又湿，让我脱了大衣，发生什么事啦？”他问道。
“难道你没听说？斯大林格勒！特大胜利！德国人被包围了！进来吧，快进来吧！”
女儿帮他脱掉大衣，然后挽着他的胳膊向房间里走去。
“这边来，这边，妈妈在托利亚的房间里。”
她打开门，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正坐在托利亚的小桌前。她慢慢向他回过头来，庄重地向他笑了笑，脸上挂着忧伤。
这天晚上，斯特拉姆没有对柳德米拉讲研究所里发生的事。
他们坐在托利亚的桌前，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在一张纸上画了在斯大林格勒包围德寇的示意图，向娜佳解释着自己对军事行动的看法。
夜里，斯特拉姆在自己的房间里思索着：
“啊，上帝，就写一封悔过信吧，要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人人都要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