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一天天过去了，却没有人来提审克雷莫夫。
他已经知道开饭的时间，吃些什么东西，知道放风的钟点和澡堂开放的时间，他熟悉了监狱的烟叶味，掌握了点名时间和图书室藏书的大致内容。他已经熟悉了哨兵们的面孔。提审时，他总是焦急地等待着同室囚犯归来。卡采涅林博根比其他人受审的次数多。博戈列耶夫总是白天受审。
没有自由的生活！这是一种病态。失去自由无异于失去健康。这里亮着灯光，自来水龙头流着水，碗里有汤，然而无论是灯光、水还是面包都是特制的，供应这些东西是有目的的。一旦审讯需要，会随时不让囚犯们见光，不让他们吃饭睡觉。要知道，这里的一切不是供他们个人享用的，而是作为一套专门对付他们的工作方法所必不可少的。
有一次，瘦骨嶙峋的老头儿被叫去受审，回来时他傲慢地说：
“我整整沉默了三个小时，侦查员公民只弄清楚我的确姓德雷林。”
博戈列耶夫总是一副和颜悦色的样子，恭恭敬敬地和同室囚犯谈话，经常询问他们的健康和睡眠情况。
有一次，他向克雷莫夫念起诗来，然后他忽然停住，客气地说：
“对不起，您大概不感兴趣吧？”
克雷莫夫微微一笑，答道：
“老实说，我一句也没听懂。可是我过去读过黑格尔的著作，也读得懂。”
博戈列耶夫特别害怕提审，每当值班员走进来问谁的姓是“B”打头时，他都惊慌失措。从审讯室回来，他更显消瘦、矮小和苍老。
谈到自己受审的情况时他总是吞吞吐吐，自相矛盾，眯起眼睛来生闷气。谁也弄不清他被指控犯了什么罪，不知是企图杀害斯大林，还是他不喜欢那些根据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精神创作的作品。
有一次，大个子肃反人员对博戈列耶夫说：
“您可以帮助侦查员小伙子把罪状说简练些嘛。我给您出个主意，您随便胡诌几句，比如‘我对一切新事物怀有刻骨仇恨，对获得斯大林奖的艺术作品一概持贬责态度’。无非是判您十年徒刑。少揭发自己的熟人。揭发自己的熟人帮不了您的忙，相反，他们会诬告您参加了他们的组织，那时您就得进秘密劳改营。”
“您说到哪儿去了？”博戈列耶夫说，“难道我能够帮侦查员的忙，他们什么都懂。”
他常常低声谈论自己热衷的话题：我们全都是童话中的人物，严厉的师长们、伞兵们、画家马蒂斯和演员皮萨列夫的追随者们、党员、地质工作者、肃反人员、五年计划的建设者们、飞行员、大型冶金工厂的建设者们，统统都不例外。原来我们自高自大、瞧不起人，一旦迈进这座奇怪的大楼的门槛，魔棍立刻就把我们变成了胖墩墩的小矮人，变成猪崽和小松鼠。现在我们成了什么——小蚊子，蚂蚁卵。
看来他的思维方式与众不同，奇特而深刻，但对日常小事却斤斤计较，比如他总是担心发给他的东西比别人少、比别人差，担心缩短他放风的时间，担心放风时有人吃他的面包干。
虽然生活充满着种种事件，但它们依然是无聊的，虚假的。囚犯们似乎生活在一条干涸的河床里。侦查员反复研究着河床、石子、裂纹和高低不平的河岸。然而一度形成这条河床的流水却不复存在了。
德雷林很少参与谈话，即便谈话也多半是同博戈列耶夫聊聊。之所以这样，大概因为博戈列耶夫不是党员。
但他同博戈列耶夫谈话常常发火。
“您是个古怪的家伙。”有一次他对博戈列耶夫说，“第一，您对您瞧不起的人总是恭恭敬敬，亲亲热热；第二，您每天问我的健康情况，尽管您对我是死是活完全不在乎。”
博戈列耶夫抬起眼睛望着牢房的天花板，两手一摊，说：
“您听着吧。”于是他拉长声音念道：
你的铠甲是什么做的，乌龟？
我问了一声，并得到回答：
它是用我积蓄的恐惧做的，
世界上再没有比它坚固的铠甲。
“是您的诗？”德雷林问道。
博戈列耶夫又两手一摊，没有回答。
“老头儿心里害怕，积蓄了恐惧。”卡采涅林博根说。
早饭后，德雷林让博戈列耶夫看了看一本书的封面，问道：
“您喜欢吗？”
“老实说，不喜欢。”博戈列耶夫说。
德雷林点了点头。
“我也不是这部作品的崇拜者。格奥尔吉·瓦连京诺维奇说过：‘高尔基塑造的母亲形象是圣像，而工人阶级是不需要圣像的。’”
“人们世世代代阅读《母亲》。”克雷莫夫说，“这和圣像有什么关系？”
德雷林用幼儿园保育员的声音说：
“所有企图奴役工人阶级的人都需要圣像。譬如你们共产党的神龛里就有列宁的圣像，还有斯大林阁下的圣像。涅克拉索夫就不需要圣像。”
不仅他的额头、颅骨、双手和鼻子犹如白骨雕琢而成，连他说话也音调沉闷，像在敲打骨头。
“啊，这个坏蛋！”克雷莫夫心想。
博戈列耶夫生气了，克雷莫夫从未看见这个温顺、和蔼、一向压抑的人发这么大的脾气。他怒冲冲地说：
“您对诗歌的认识还停留在涅克拉索夫阶段。从那时起又出现了布洛克、曼德尔施塔姆和赫列勃尼科夫。”
“曼德尔施塔姆我不熟悉，”德雷林说，“赫列勃尼科夫是颓废派，堕落者。”
“去你们的吧！”博戈列耶夫严厉地说，在这里他第一次如此高声说话，“你们那一套普列汉诺夫的陈腐说教令人恶心，我早腻味了。在我们这间牢房里，你们是不同派别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有一点是相似的，那就是对诗歌的无知，你们对诗歌一窍不通。”
说来奇怪，在哨兵们和昼夜两批值班员眼里，布尔什维克、红军政委克雷莫夫与这个坏蛋老头儿德雷林毫无区别。克雷莫夫一想到这里就十分气恼。
然而此时此刻，一向不喜欢象征主义、颓废派，终生热爱涅克拉索夫的他，准备在争论中支持博戈列耶夫。
假如瘦老头儿骂叶若夫，那么他就满怀信心地为之辩解，认为枪毙布哈林、流放那些不揭发丈夫的妻子，以及那些可怕的判决和骇人听闻的刑讯都是正当的。
可是瘦老头儿沉默不语。
这时哨兵走进来，把德雷林押出去上厕所。
卡采涅林博根对克雷莫夫说：
“我同他在一个牢房里一起关了五天。他一直沉默不语，拼命坚持着，就是不开口。我对他说：‘简直荒唐之极——两个犹太人，岁数都很大了，在卢布扬卡附近的村庄里一同度过夜晚，一直沉默不语。’毫无用处！他一言不发！他为什么这样蔑视我？他为什么不愿同我说话？是可怕的报复还是因为在拉克博依梅拉赫附近夜间杀害了一名神父？这是为什么？这个老派的中学生。”
“他是敌人。”克雷莫夫说。
看来德雷林当真令卡采涅林博根抓狂。
“他坐牢一点也不冤枉，你们知道吗？”他说，“他是个幻想家！他过去蹲过劳改营，将来也是死路一条，可他却像铁打的一般。我真羡慕他！每次来提审他的时候，哨兵喊他姓氏的头一个字母，他一声不吭，像个树墩似的，毫无反应。哨兵拗不过他，以后提审时只好叫他的姓氏。首长进来查房，他宁死不肯起立。”
德雷林从厕所回来了，克雷莫夫对卡采涅林博根说：
“在历史的法庭面前，一切都是微不足道的。我和您虽然在这里坐牢，但对共产主义的敌人仍旧是仇恨的。”
德雷林用含有讥讽意味的好奇目光望了克雷莫夫一眼。
“这算什么法庭，”他自言自语地说，“这是历史的私刑！”
卡采涅林博根暗自羡慕这个瘦老头儿的力量。德雷林的力量已不是人力，盲目而残忍的信仰狂热以其化学热能温暖着他那颗空虚而冷漠的心。
俄罗斯大地上燃烧的战火以及与之有关的种种事件很少令他感动，他没有打听过前线战事和斯大林格勒局势。他不了解那些新兴的城市和强大的工业。他已脱离了人的生活，无休止地玩着只与他个人有关的一盘抽象的监狱跳棋。
克雷莫夫对卡采涅林博根很感兴趣。他感觉到而且看到，此人很聪明。他爱开玩笑，信口开河，谈笑风生，那双充满智慧的眼睛懒洋洋的，带着倦意。只有那些无所不知、厌倦生活、不惧怕死亡的人才有这样的眼睛。
有一次，谈到北冰洋沿岸的铁路建设，他对克雷莫夫说：
“设计方案漂亮极了。”接着他又补充说：“不过，实施这一方案需要牺牲一万人。”
“太可怕了。”克雷莫夫说。
卡采涅林博根耸了耸肩说：
“您没有见过劳改犯的队伍是怎样去上工的。大家像死人一样沉默。空中闪耀着绿色和蓝色的北极光，周围冰天雪地，黑沉沉的北冰洋在咆哮。由此可以看出建设者的力量啦。”
他给克雷莫夫出主意：
“应该帮帮侦查员的忙，他是个新干部，很难胜任工作……帮帮他的忙，私下里给他提提词儿，实际上也是帮助自己摆脱这没完没了的审讯。反正结果是一样的——特别会议按预定的刑期宣判……”
克雷莫夫试图反驳他，于是卡采涅林博根回答：
“个人清白无辜是中世纪的残余，是炼金术。”大个子解释道，“托尔斯泰说过，世上不存在有罪过的人。可我们肃反人员提出一个最崇高的论点：世上没有无罪的人，没有不受我们审判的人。只要向你发传票，你就是有罪的人，我们可以向每个人发传票。每人都有权接受传讯，甚至那些向别人发了一辈子传票的人也不例外。今天用得着你就用你，明天用不着你就让你滚蛋。”
他认识克雷莫夫的许多朋友，有些是在1937年的各色案件中被侦讯的人。
有些人的案子是经他的手审理的，令人奇怪的是，谈到这些人，他既不仇恨也不激动，称他们是“有趣的人”、“怪人”、“非常讨人喜欢的人”。
他常常回忆阿纳托里·法朗士，回忆《奥帕纳斯随想录》，喜欢引用巴别尔的别尼亚·克里克。他谈到大剧院的男歌星和芭蕾舞女演员，总是称呼他们的名字和父称。他收集许多珍奇的图书，谈到他在被捕前几天刚得到的一本珍贵的拉季舍夫选集。
“要是能把我的藏书移交给列宁图书馆就好了。”他说，“否则那些傻瓜们会把它们占为己有，他们不懂得这些书的价值。”
他妻子是个芭蕾舞演员。看来那本拉季舍夫选集的下落比妻子的命运更使他担心。克雷莫夫问到这一点，这位肃反人员回答说：
“我的安格丽娜是个聪明的女人，她会想办法活下去的。”
看起来他好像什么都明白，但他的感觉却异常迟钝。一些普通的概念如离别、痛苦、自由、爱情、女人的忠实、忧伤，他都无法理解。他谈起在全俄肃反委员会工作的最初几年，激动的情绪常常溢于言表。“那是多好的年代啊，那是多好的人啊！”他激动地说。在他看来，构成克雷莫夫生活的一切都属于宣传范畴。
谈到斯大林，他说：
“我崇拜他胜过崇拜列宁。他是我唯一真正爱戴的人。”
然而这个曾参与审判反对派首领的人，这个曾在贝利亚领导下指挥极北地区巨大的劳改营建设的人，居然在自己工作过的大楼里提着剪掉了纽扣的裤子深更半夜去受审。为什么此时他能够安之若素呢？为什么在以沉默谴责他的孟什维克德雷林面前，他显得惶恐不安、过分敏感呢？
有时克雷莫夫自己也开始怀疑起来。给斯大林写信的时候，他为什么有时激动万分、热血沸腾，有时浑身发凉、汗流浃背呢？摩尔人效劳已毕，该让他滚了。要知道，1937年有数万像他那样的或比他更优秀的党员遭遇这样的下场。效劳已毕，兔死狗烹。为什么现在他极为讨厌“告密”这个词？这仅仅因为他自己被某人诬告而坐了牢。然而，他自己就经常收到各分队的政治情报员的小报告。在他那里告密是家常便饭，小事一桩。红军战士里亚博施坦贴身戴着十字架，称党员是不信神的人。进了惩戒连之后，不知他是否活了下来。红军战士戈尔杰耶夫宣称，他不相信苏联军队的力量，认为希特勒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进了惩戒营之后，他是否活了下来？红军战士马尔克维奇公开宣称：“共产党员全是贼，总有一天我们要用刺刀戳死他们，人民一定会获得自由。”军事法庭判处马尔克维奇死刑，予以枪决。然而他也是告密者，他把格列科夫的情况报告了方面军政治部，格列科夫可能没有死于德国人的炸弹，倒有可能被枪杀在指挥员们的队列前。这些被送进惩戒连、受到军事法庭审判或者在特别处受审的人感觉如何？他们心里在想些什么？
在战前有多少次，他参与审理这种案件。朋友们解释：“我在党委会上讲过自己同彼得谈话的内容。”“他向党员大会如实地讲过伊万信里的内容。”“他被叫走了，他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当然应该全面反映情况，既要谈同志们的情绪，也要谈瓦洛佳的来信。”他听了这些话却毫无反应。
有过，有过，这些情况的确有过。
唉，结果如何呢……他写了报告，口头作过解释，全都无济于事，没有从狱中救出任何人。他那些报告、解释的言外之意无非是为自己开脱，以免自己受到牵连。
克雷莫夫没有好好保护朋友们，尽管他讨厌、害怕这些案件，千方百计地避开它们。他为什么热血沸腾，又为什么浑身发冷呢？他想要得到什么？难道是为了让卢布扬卡监狱的值班员知道他的孤独，让侦查员叹息一个可爱的女人抛弃了他，让他们在分析情况时考虑到他每天夜里喊她的名字，咬自己的胳膊，考虑到妈妈叫他的小名吗？
克雷莫夫夜间醒来，睁开眼睛，发现德雷林站在卡采涅林博根床边。强烈的电灯光照耀着这个老囚犯的脊背。刚刚醒来的博戈列耶夫坐在床上，用毯子裹着两条腿。
德雷林冲向门口，用瘦骨嶙峋的拳头敲打着牢门，声音嘶哑地喊叫起来：
“喂，值班员，快叫医生，囚犯心脏病发作啦！”
“安静点，别喊了！”值班员跑到监视孔跟前，叫道。
“什么安静点，人快死了！”克雷莫夫喊叫起来，他跳下床，奔向门口，和德雷林一起挥舞拳头捶打着牢门。他发现博戈列耶夫盖着毯子躺在床上，大概他害怕参与这次夜间非常事件。
牢门很快打开了，走进几个人来。
卡采涅林博根昏迷不醒。人们折腾好久才把他那胖大的身躯抬上担架。次日早晨，德雷林突然问克雷莫夫：
“请问，您作为共产党的政委，在战场上经常遇到不满情绪吗？”
克雷莫夫问道：“什么样的不满情绪，对什么不满？”
“我指的是对布尔什维克的集体农庄政策不满，对战争的总的指导方针不满，总之，对政治不满。”
“从未遇到过。甚至连这类情绪的影子也没遇到过。”克雷莫夫说。
“是的，是的，明白了，我也这么想。”德雷林说完，十分满意地点了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