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节过后不久，德国空军重新向斯大林格勒发电厂进行密集轰炸。十八架轰炸机轮番轰炸，投下重磅炸弹。
烟云笼罩了瓦砾场，德军歼击航空兵使发电厂的工作暂时中止。
这次轰炸之后，斯皮里多诺夫的两条手臂开始颤抖得很厉害。他把缸子举到嘴边，茶溅洒出来，有时不得不把缸子放回桌上，他颤抖的手指无力地抓住缸子。只有当他喝过伏特加之后，手指才不再颤抖。
发电厂领导开始准许工人们撤离，他们搭顺路的船只渡过伏尔加河和图马克河，穿过草原来到阿赫图巴河中游和列宁斯克。
发电厂领导人请示莫斯科，要求允许他们撤离，因为他们再待在前线被摧毁的车间已经毫无意义。莫斯科迟迟不作答复，斯皮里多诺夫十分焦急。党委书记尼古拉耶夫在轰炸后立刻奉召，搭乘道格拉斯飞回了莫斯科。
斯皮里多诺夫和卡梅绍夫在发电厂废墟中间徘徊，并且互相劝说对方快跑，他们在这里已无事可干。可莫斯科一直保持沉默。
斯捷潘·费奥多罗维奇最担心的是薇拉的命运。渡过伏尔加河抵达左岸后，她觉得自己健康情况很糟，无法上列宁斯克。她得在被炸毁的道路上乘卡车颠簸上几乎一百公里，泥泞的路面结了冰，一堆堆垃圾冻得比石头还硬，她坐在车厢里会给猛然抛起，又突然落下，这对于几个月后即将分娩的她来说，是完全不可能忍受的。
熟识的工人们把她领到一艘平底船上，这艘船停泊在岸边与河水冻在一起，变成了集体宿舍。
第二次轰炸过后，她立刻托快艇机械师给父亲捎去一张条子。她请父亲放心，人们把她安顿在船舱里，用隔板隔起一间舒适的小屋。疏散人员中有一个贝凯托夫门诊所的护士和一个助产士老太太。离平底船四公里处有一所野战医院，有什么麻烦事随时可以叫到医生。船上有开水炉和炉子，吃的他们共同张罗，州党委给他们送来食物。
尽管薇拉让父亲别担心，但她纸条里的每句话都使斯捷潘·费奥多罗维奇十分担忧。看来只有一件事使他感到安慰，那就是薇拉说战争以来平底船一次也没有挨过轰炸。倘若斯捷潘·费奥多罗维奇能到左岸来，他当然能搞到一辆轻型汽车，或是救护车，哪怕把薇拉送到阿赫图巴河中游地区也好。
可是莫斯科一直默不作声，没有将厂长和总工程师召回，尽管如今在被炸毁的斯大林格勒发电厂只需要一支人数不多的警卫小分队。全体工人和技术人员不乐意成天无所事事在发电厂里溜达，因此一得到斯皮里多诺夫的同意，他们全都立刻奔赴渡口。
只有安德烈耶夫老头不想要厂长用正式公文纸加盖公章的证明。
空袭后，斯捷潘·费奥多罗维奇曾建议安德烈耶夫去列宁斯克他儿媳和孙子那里，可安德烈耶夫说：
“不，我留在这里。”
他觉得在斯大林格勒岸上存有他与自己以往生活的联系。过段时间他可能到拖拉机厂工人新村去。他要到被焚烧和炸毁的楼房中间去走走，到妻子植过树的小公园里去看看。他要扶起折断的小树，把它们修整一番。他要检查埋起来的东西是否还在原处，然后他要在翻倒的篱笆旁的小石上坐一坐。
“你看，瓦尔瓦拉，就是说，缝纫机还在老地方，甚至没生锈。那棵篱笆旁边的苹果树完全死了，它被炮弹片拦腰炸断。可地窖里的酸白菜在小桶里还好好的，只是上面长了些霉。”
斯捷潘·费奥多罗维奇想同克雷莫夫商量一下自己的事，但十月革命纪念日过后他就再也没上斯大林格勒发电厂来过。
斯皮里多诺夫和卡梅绍夫决定等到十一月十七日，到时就离开，留在斯大林格勒发电厂实在无事可干。而德国人继续时不时炮击发电厂。卡梅绍夫自打密集轰炸之后，一直心神不定，他说：
“斯捷潘·费奥多罗维奇，他们的侦察可能不管用，还这么一次次狂轰滥炸。他们随时又可能来空袭的。您知道这帮德国人，像头公牛，一个劲地朝微不足道的地方乱炸一气。”
十一月十八日，斯捷潘·费奥多罗维奇告别警卫小队，吻别安德烈耶夫，最后一次打量一眼发电厂的废墟，终于没有等到莫斯科的正式决定，离开了斯大林格勒发电厂。
说实在的，在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他在发电厂干了许多艰苦的工作。而他最艰苦、最值得称道的努力是他一面害怕战争，不习惯前线的条件，一想起空袭就心惊胆战，空袭时更吓得魂飞魄散，一面却始终坚持工作。
他手提皮箱肩背包袱走着，回过身来朝在炸毁的大门旁站着的安德烈耶夫挥了下手，瞥一眼没一块完整玻璃的工程技术大楼和涡轮车间那愁眉苦脸的墙壁，又朝在继续燃烧的油绝缘子上方升起的一缕青烟望了一下。
他离开了如今已经不再需要他的发电厂，而一天后苏联军队便开始了进攻。
他没有推迟一天再走，而就差这么一天，把许多人亲眼看到的他全部诚实而艰苦的工作一笔勾销，那些准备称他为英雄的人们开始称他为懦夫和逃兵。
他把痛苦的情感久久埋藏在心中，始终记得，他如何走着，回过身子挥了下手，心情沉重的孤老头站在发电厂的大门口，望着他，目送他的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