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等妻子女儿睡了，斯特拉姆动手填写履历表。履历表上的所有问题几乎都同战前一样。因为还是从前的那些问题，所以使斯特拉姆感到很奇怪，甚至有点儿惊慌。
国家所关心的，并非斯特拉姆在自己工作中所使用的精密仪器是否够，安装在实验室的设备是否适于所做的复杂实验，是否能很好防护中子辐射，索科洛夫和斯特拉姆之间的友谊与科研关系是否好，低级研究员是否有思想准备去从事令人厌烦的计算，他们是否理解许多工作都取决于他们的耐心、持续的紧张和精力。
这是一个履历表的王国，是用履历表进行调查的王国。它想了解一切：有关柳德米拉的父母亲、有关斯特拉姆的祖父母的情况，了解他们曾在哪儿居住，何时死亡，葬于何处。想了解斯特拉姆的父亲帕维尔·约瑟福维奇1910年为何去了巴黎，国家的担心是严肃认真的。斯特拉姆看着履历表，自己也对自己的可靠性和真实性产生了怀疑。
一、姓、名字、父名……深夜在填履历表的那个人是谁？是斯特拉姆，维克托·帕夫洛维奇吗？好像父母亲是不按宗教仪式结的婚，当维佳满两岁时他们离异了，他记得在父亲证件上的名字是平胡斯，而不是帕维尔。为什么我叫维克托·帕夫洛维奇呢？我是谁，我是否认识自己，万一我其实是戈利德曼，或许是萨盖达奇内？或者他是法国人德福洛，是杜布罗夫斯基？
于是，他充满疑惑地接着回答第二个问题。
二、出生日期、年、月、日……说明新历和旧历。对这个阴暗的十二月的一天我怎么会有印象呢，我怎么知道他确实是在这一天出生的呢？为了解除自己的责任，是否得注明“根据口述”？
三、性别……斯特拉姆大胆地写上：“男”。他想：“唉，我算什么男子汉，真正的男子汉在切佩任被解职后是不会保持沉默的。”
四、出生地：老区划（省、县、乡和村）和新区划（州、边区、区和镇）……斯特拉姆写上：哈尔科夫。母亲曾告诉他，他出生在巴赫穆特，可是，儿子出生两个月后她迁居到了那里，因此在他的出生证上她改为哈尔科夫。怎么办，是否需要作个补充说明？
五、民族……瞧这第五项。那么简单，在战前毫无意义，如今变得特殊起来。
斯特拉姆握紧笔，果断地写上“犹太人”。他不知道，很快对几百万卡尔梅克人、巴尔卡尔人、车臣人、克里米亚的鞑靼人、犹太人……来说，回答履历表上的第五个问题将意味着什么。他不知道，那沉甸甸的可怕事件将一年年地集中在这第五项周围，恐惧、仇恨、绝望、无穷的悲哀和鲜血将从邻近的第六项“社会出身”转移和延伸开去。他不知道，若干年后许多人将带着一种在劫难逃的心情填写履历表上的第五项。过去几十年里，哥萨克军官、贵族和工厂主的孩子们和神父的儿子们也曾带着同样的心情回答过邻近的第六个问题。
但他已经感觉和预感到强有力的路线聚集在第五项问题的周围。前天晚上兰德斯曼给他打电话，斯特拉姆告诉他，他的事情毫无结果。兰德斯曼恶狠狠地指责斯特拉姆说：“这我早就估计到了。”斯特拉姆问：“您的履历表有什么问题吗？”兰德斯曼气呼呼地说：“有问题的是我的犹太人的姓。”
晚上喝茶时娜佳说：
“你知道吗，爸爸，迈金的爸爸说国际关系学院明年不收一个犹太人。”
斯特拉姆心想：“好吧，犹太人就是犹太人，你还能填什么？”
六、社会出身……这是大树的树干，它的根深扎土中，它的枝干广阔地伸展在履历表那密密的纸页上：父母亲和父母亲的双亲们的社会出身……妻子和妻子的双亲们的社会出身……如果您已经离婚，那就是前妻的社会出身和她的双亲革命前的职业。
伟大的革命是一场社会革命，一场贫民的革命。然而斯特拉姆却经常感到，在第六项问题中，自然而然反映出几千年富人统治下出现的对贫民的不信任。
他写上“出身小市民”。小市民！他算是什么小市民。这可能是战争造成的。苏维埃政权公正地提出了社会出身问题，而德国人血腥地提出了民族问题。两者之间实际上是否有天壤之别，他表示怀疑。他记起喀山之夜的交谈，记起马季亚罗夫关于契诃夫对人的态度的言论。
他心想：“我觉得社会特征是合乎道德和正义的。但德国人显然认为民族特征才是合乎道德的。我清楚，因为是犹太人就杀害他们是可怕的。要知道他们也是人，他们中的每个人有好的、恶的、天才的、愚蠢的、迟钝的、快乐的、善良的、富有同情心的和吝啬的之分。可希特勒却说：都一样，重要的只有一条——他们是犹太人！我全身心地表示抗议！可是要知道我们这里也有这样一条原则，重要的不是你是贵族，重要的是你是富农和商人出身。至于他们有好的、恶的、天才的、善良的、愚蠢的、快活的，那无所谓。我们的履历表上甚至指的并不是富农、神父、贵族本人，而是他们的儿女们、孙儿女们。难道他们天生如同犹太人血统那样就是贵族血统，就是商人和神父血统？简直荒唐。索菲娅·佩罗夫斯卡娅是将军的女儿，并且不是普通的将军，而是省长的女儿，该让她滚蛋！可是逮捕卡拉科佐夫的警察局走卒科米萨罗夫要是回答第六项，他倒可以填上‘出身小市民’。他还可能被接收上大学。要知道斯大林说过：‘儿子不为父亲负责。’但斯大林又说：‘苦瓠结苦瓜。’得，还说什么，小市民出身就小市民出身吧。”
七、社会状况……职员？职员是会计、收发员。职员斯特拉姆精确论证了原子核衰变的原理，职员马尔科夫想借助新实验装置证实斯特拉姆职员的理论推论。
他想：“可不是吗，就是职员。”
他端着肩，立起身，在屋子里踱步，用手掌做个推人的动作。接着斯特拉姆坐到桌子后面，继续回答问题。
二十九、您或您的亲属有否受过审讯和侦查，有否被捕，有否受过刑事和行政处分，何时、何地、何因？如果撤销前科，则是何时……
又一个涉及斯特拉姆妻子的问题。一股凉意穿过胸部。在这方面是不容争辩的，这可不是闹着玩。脑子里出现许多人的名字。我相信他并没有犯什么罪……是个脱离实际的人……她是因为没有揭发丈夫被捕的，好像判了8年，确切情况不知道，没同她通过信，好像是在捷姆尼基偶然得知的，在街上遇见了她的女儿……他的情况的确不记得了，好像是1938年初被捕的，是的，判了剥夺通信权利10年。
妻子的哥哥是党员，我很少同他见面，无论是我还是妻子都同他没有书信来往。妻子的母亲好像去过他那里，是的，是的，早在战前很久。他的第二个妻子因为不告发丈夫而遭被逐，战争期间死的。他的儿子志愿上了前线，是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参加者。我的妻子同第一个丈夫离了婚，她与前夫所生的儿子，也就是我的继子，保卫斯大林格勒牺牲在前线。妻子的前夫被捕，从离婚起妻子对他的情况一无所知……因为什么判罪，我不清楚，隐隐约约听到好像参加了什么托洛茨基反对派，但我不敢肯定，我对此完全不感兴趣。
无穷的犯罪感和不纯感包围着斯特拉姆。他记起了在会上悔过的党员所说的话：“同志们，我不是自己人。”
突然内心又充满了异议。我不是那种温顺驯服的人！萨特阔不喜欢我，那好吧！我形单影只，妻子也不再对我感兴趣，那好吧！我并不摒弃那些不幸的无罪而死的人。
同志们，一提到所有这些事情就该感到羞惭！要知道他们是无罪的，而那些孩子们、妻子们又有什么罪？应当在这些人面前忏悔，请求他们宽恕。你们想证明我是个有问题的人，想对我表示不信任，就因为我同这些无辜受难的人有亲属关系？要说我有罪，那只是在于我在他们遭到不幸的时候很少帮助他们。
而在同一个人的脑子里，同时又进行着另一种完全矛盾的思想活动。
我毕竟并没有同他们保持什么关系。我没有同敌人通过信，没有收到过劳改营来的信，我没有给过他们物质支援，很少同他们见面，偶尔碰上的……
三十、您的亲属中是否有谁居住在国外，何地，从何时起，因何原因出走？您是否同他们有联系？
新的问题增加了他的忧愁。
同志们，难道你们不明白在沙皇俄国条件下，侨民是不可避免的？要知道侨居国外的是些贫民，是些爱好自由的人，列宁也在伦敦、苏黎世和巴黎居住过。为什么你们读到我的婶婶、叔叔和他们的儿女在纽约、巴黎、布宜诺斯艾利斯，就挤眉弄眼？有个熟人俏皮地挖苦说：“有个姑姑在纽约……过去我以为有了她就不会挨饿，却原来她就是饥饿。”
实际结果是，他那些居住在国外的亲戚名单比起他科学论文的清单略少一些，可是如果加上遭镇压的亲戚的名单……
瞧，把人撕成了两半。把他扔进垃圾场！异己分子！可这是谎言，谎言！科学需要的是他，而不是加夫罗诺夫和杜边科夫，他将为自己祖国献出生命。而有着闪闪发光的履历表，却干出欺骗、背叛勾当的人难道还少吗？而在履历表上填写：父亲——骗子，父亲——当过地主的人，或在战斗中献出了生命，或参加了游击队，或将走上断头台，这样的人难道还少吗？
这是怎么回事？他知道——是统计方法！是概率！从过去不劳而获的人们中间出现敌人的概率，远比在无产者阶层中出现的要大。但是以大小概率为依据的德国法西斯分子消灭的是整个民族、整个国家。这一原理是非人道的。它非人道而又盲目。我们对人只有一个立场，那就是人道主义的立场。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吸收人们进实验室的将是另一种履历表，那就是人道主义的履历表。
同他一起工作的无论是俄罗斯人、犹太人、乌克兰人还是亚美尼亚人，他都无所谓。他也不在乎他们的爷爷是工人、工厂主还是富农。他对同事的态度并不取决于他们的兄弟是否遭到内务人民委员部有关机构的逮捕。他也不管他同事的姐妹是在科斯特罗马还是在日内瓦居住。
他要问的是，您从几岁开始对理论物理感兴趣的，您怎么看待爱因斯坦对普朗克老头的批评，您是否有数学思维的天赋，或您是否对实验工作入迷，您如何看待海森堡，是否相信有可能创立统一的极性方程？主要的是才华、激情和天赋。
他要问（当然倘若同事愿意回答的话），他是否喜爱徒步溜达，是否喝酒，是否听交响音乐会，是否喜欢汤普森·塞顿的儿童读物，谁更合乎他的兴趣，是托尔斯泰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他是否酷爱园艺学，是否钓鱼，他对毕加索怎么看，契诃夫的哪篇短篇他认为最出色。
他还将对他未来的同事沉默寡言还是健谈感兴趣，他善良吗，机敏吗，爱记仇吗，爱生气吗，沽名钓誉吗？他会同可爱的韦罗奇卡·波诺马廖娃调情吗？
马季亚罗夫说得多好，他说那些人脑子里想的就是你是不是奸细。
天哪，我的天哪……
斯特拉姆提笔写道：“埃斯菲里·谢苗诺夫娜·达舍夫斯卡娅，我母亲本家方面的姨妈，1909年起侨居布宜诺斯艾利斯，音乐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