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夜，庆祝大会后克雷莫夫搭顺路车抵达斯大林格勒发电厂。
发电厂这夜看上去有些不祥之兆。前天德军的重型轰炸机飞临电厂上空。爆炸炸起许多弹坑，土块给抛得满处都是。没有玻璃的瞎眼车间有些地方被震得倒塌，三层楼的办公大楼被炸得面目全非。油渍斑斑的变压器还在冒烟，懒洋洋地蹿起参差不齐的火苗。
年轻的格鲁吉亚人警卫领克雷莫夫穿过被火焰照亮的院子。克雷莫夫发现，点烟时向导的手指在颤抖，重磅炸弹摧毁了石头楼房，使它熊熊燃烧，面对满目疮痍的景象，人的心也在燃烧。
自打受命要去别克托夫卡之后，克雷莫夫就想着同斯皮里多诺夫见上一面。
要是突然叶尼娅也在这里，在斯大林格勒发电厂呢？或许，斯皮里多诺夫知道她的情况，或许他收到过她的信，而且还在结尾处附言：
“您不知道些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的情况？”
他感到激动和兴奋。
或许斯皮里多诺夫会说：
“叶夫根尼娅·尼古拉耶夫娜可是一直很悲伤。”
或许他会说：“您知道吗，她哭了。”
早晨起他就迫不及待想去一趟斯大林格勒发电厂。白天他非常想哪怕只见斯皮里多诺夫一面，就几分钟。
但他还是克制自己，去了第六十四集团军指挥所，尽管集团军政治部的一位教导员悄悄警告他：“您现在用不着急急忙忙上军委委员那儿去。他今天一早就喝醉了。”
事实上克雷莫夫急着上将军那里去，而不去斯皮里多诺夫那里，确实是白费劲。他坐在地下指挥所里等候接见，只听镶木隔间后面，军委会委员在向女打字员口述致友邻崔可夫的贺信。
他庄重地说：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士兵和朋友！”
说完这句话，将军哭泣起来，好几次呜咽着重复说：
“士兵和朋友，士兵和朋友。”
然后他严厉地问：
“你在那上面打了些什么？”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士兵和朋友’。”女打字员念道。
显然，她那闷闷不乐的语调使委员觉得极不相宜，他扯着嗓门纠正她说：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士兵和朋友。”
接着他又深深地大动感情，喃喃地说：
“士兵和朋友，士兵和朋友。”
然后将军忍住泪水，严厉地问：
“你在那上面打了些什么？”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士兵和朋友’。”女打字员说。
克雷莫夫知道，他可以不必着急。
隐隐约约的火光不但没有照亮道路，反而使它变得模糊不清。火光仿佛是从大地深处冒出来似的，也许大地自己在燃烧，那忽明忽暗的火焰是那么阴湿，那么令人无法忍受。
他们走到斯大林格勒发电厂厂长的地下指挥所跟前。落在不远处的几枚炸弹炸起了几堆高高的土丘，掩蔽部的入口处隐约露出一条未被踩实的小径。
警卫说：
“您正好赶上节日。”
克雷莫夫思忖，当着别人的面你可别对斯皮里多诺夫说你想的事情，什么也别问。他吩咐警卫把厂长叫到上面来，说是从方面军司令部来了位政委。只剩他一个人时，不可遏止的激动攫住了他。
“这是怎么回事？”他想，“我还以为全摆脱了呢。难道连战争也无法把它一笔勾销？我怎么办？”
“快走，快走，快走，快离开，否则你就完了！”他喃喃地说。
但没有力气离开，没有力气快走。掩蔽部里走出斯皮里多诺夫。
“喂，同志。”他不满地说。
克雷莫夫问：
“不认得我啦，斯捷潘·费奥多罗维奇？”
斯皮里多诺夫惊慌地说：
“谁？”他仔细看了看克雷莫夫的脸，突然大叫道，“尼古拉，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
他的双手猛然搂住克雷莫夫的脖子。
“我亲爱的，尼古拉。”他喃喃地说，唏嘘不已。
因这场废墟中的会面而激动异常的克雷莫夫觉得自己也哭了。孤身一人，完全孤身一人……在斯皮里多诺夫的信任和欢愉中，他感到自己同叶尼娅一家贴近了，在这种亲近中，他重新估量自己内心的痛苦。为什么，为什么她要离开，为什么要给他带来那么多的痛苦？她怎么能这么干？
斯皮里多诺夫说：
“战争都干了些什么，毁了我的生活。我的玛鲁夏死了。”
他讲起薇拉，说几天前她终于离开斯大林格勒发电厂，到伏尔加河左岸去了。他说：
“她真傻。”
“那她丈夫在哪儿？”克雷莫夫问。
“可能早已不在人世了，是个歼击机飞行员。”
克雷莫夫再也忍耐不住，问道：
“叶夫根尼娅·尼古拉耶夫娜怎么样了，她活着吗，在哪儿？”“活着，不是在古比雪夫，就是在喀山。”
他瞥一眼克雷莫夫，补充说：
“要知道这是最主要的——她活着！”
“是的，是的，这当然是最主要的。”克雷莫夫说。
但他并不知道，什么是最主要的。他只知道一点，内心的痛苦并没有消失。他知道凡是同叶尼娅有关的一切都是使他痛苦的原因。无论是打听她是否平安无事、一切如意，还是打听她是否饱尝痛苦、历尽苦难，都同样让他不好受。
斯皮里多诺夫讲了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谢廖扎和柳德米拉的情况，克雷莫夫只是点头，小声嘟哝道：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来吧，尼古拉！”斯皮里多诺夫说，“上我那里去，如今我没有别的家，只有这个家。”
油盏发出的光亮无法照亮整个地下室，单人床、柜子、器材、长颈玻璃瓶、面粉口袋，一切都处于黑暗中。
人们倚着墙，坐在长凳上、床上、箱子上。闷浊的空气中响彻着嘈杂的低语。
斯皮里多诺夫把酒精倒在玻璃杯、搪瓷杯和饭盒盖里。大家安静下来，用异样的目光注视着他，这种目光深邃而严肃，毫无惊慌不安，只有对正义的信念。
瞥一眼坐着的人们的脸庞，克雷莫夫想：
“要是格列科夫在这里就好了，也会给他斟上一杯的。”但格列科夫已经饮干分给他的那些酒。在这个世界上他不必再喝了。
斯皮里多诺夫举起酒杯，克雷莫夫心想：
“他要扫大伙的兴了，要像普里亚欣那样一本正经地发表演说了。”
但斯皮里多诺夫把酒杯在空中划了个“8”字形说：
“好吧，伙计们，只得这么喝了。祝你们节日好。”
响起玻璃杯和搪瓷杯的碰撞声，人们饮过酒，哼哼着摇晃起脑袋。
各色人等在这里相聚，战前国家把他们分开，各奔东西。他们不可能坐在一张桌子旁，不会互相拍肩膀，不会说：“不，你听我对你说。”
地下室的上面是被炸毁的发电厂，大火在燃烧，可是在地下室里却出现了兄弟情谊，这种互相不动心眼的情谊多么美好，为它人们不惜献出生命。夜间看门的白头发老头，唱起了革命前察里津的孩子们在法国人办的工厂里最喜欢唱的一支歌。
他扯起自己青年时代的嗓子唱着，声音尖细刺耳，变得陌生，连他自己听来也觉得吃惊，而大伙像是听到了哪个闲荡的人在唱歌。
另一个黑头发老头一本正经地皱起双眉，听着这支歌唱爱情的曲子。
想必，听着这支歌人人都会变得心旷神怡，这神奇而又痛苦的时刻多么美好，此刻，它把厂长、战地面包房的驭手、守夜老头和警卫连在了一起，它把卡尔梅克人、俄罗斯人和格鲁吉亚人连在了一起。
守夜老头刚唱完这支情歌，黑头发老头的眉头皱得更紧了，他开始慢条斯理地唱起来，嗓子不好，五音不全：
“我们要摒弃旧世界，与旧社会彻底决裂……”
中央派来的厂党委书记尼古拉耶夫摇头晃脑地笑起来，斯皮里多诺夫也摇晃着脑袋笑了起来。
克雷莫夫冷笑着问斯皮里多诺夫：
“老头从前是个孟什维克吧，啊？”
斯皮里多诺夫对安德烈耶夫很了解，当然会把一切告诉克雷莫夫，但又怕尼古拉耶夫听见，于是一瞬间朴素的兄弟情谊便消失殆尽，他大喝一声，打断歌声：
“帕维尔·安德烈耶维奇，你唱得离谱啦！”
安德烈耶夫顿时默不作声地望着，然后说：
“我以为是对的哩。老糊涂啦。”
格鲁吉亚人警卫把一只磨破皮的手伸给克雷莫夫看。
“我把一个朋友刨了出来。沃罗比约夫·谢廖扎。”
他那双黑眼睛突然明亮起来，喘着气说，那样子就像在刺耳地大叫：
“我爱他胜过爱自己的兄弟。”
而白头发守夜老头喝醉了酒，满头大汗，死缠着党委书记尼古拉耶夫：
“不，你最好听我说。马库拉泽说什么他爱谢廖什卡·沃罗比约夫胜过亲兄弟，你听听！你知道，我在煤矿干过活，东家对我多尊敬，多喜欢。跟我一块喝酒，我给他唱歌。他直截了当对我说：‘你代替了我的兄弟，虽说是一名普通矿工。’我们一块聊天，一块吃饭。”
“是格鲁吉亚人？”尼古拉耶夫问。
“干吗非要是格鲁吉亚人，沃斯克列先斯基先生是所有矿工的主人。你难道不清楚，他是多么尊敬我？他有百万资产，你明白那是什么人吗？”
尼古拉耶夫与克雷莫夫互相使眼色，滑稽地挤眉弄眼，摇摇头。
“好家伙！”尼古拉耶夫说，“这可是千真万确。活到老，学到老。”
“那就学吧。”老头说，没察觉出对方对他的嘲笑。
真是个奇怪的夜晚。当人们离去时，已是深夜。
斯皮里多诺夫对克雷莫夫说：
“尼古拉，您别拿着军大衣，我不放您走，就在我这里过夜吧。”
他一面不慌不忙给克雷莫夫铺床，一面想，怎么铺呢，有被子、棉袄、雨布。克雷莫夫走出避弹所，站在黑暗中，望一眼颤动着的火苗，重新往下走，斯皮里多诺夫还在替他铺床。
当克雷莫夫脱掉靴子躺下时，斯皮里多诺夫问：
“呶，怎么样，舒适吗？”
他摸了摸克雷莫夫的头，笑了，那是醉意朦胧且充满善意的微笑。
地面上燃烧的火苗不知为何使克雷莫夫记起1924年1月的夜晚，安葬列宁时志愿队燃起的篝火……
留在地下室过夜的人似乎都已经熟睡，黑暗变得神秘莫测。
克雷莫夫睁眼躺着，没有发现四周漆黑一片，他想着，思索着，回忆着……
当时是刺骨的严寒，受难修道院的圆顶上空是冬日黑沉沉的穹宇，几百人头戴护耳皮帽和布琼尼式军帽，身穿着军大衣和皮夹克。受难广场突然间因成千上万张传单（政府讣告）变成白茫茫一片。
列宁的遗体用农民的爬犁从哥尔克村运往火车站。滑木咯吱作响，马呼哧呼哧打着响鼻。克鲁普斯卡娅戴顶圆皮帽，系条灰围巾，走在灵柩后面，随后是列宁的两个姐姐安娜和玛利娅、朋友们和哥尔克村的农民们。人们也是这样为善良的知识分子劳动者、乡村医师和农艺师们送葬的。
哥尔克村里一片静穆。荷兰式炉子上的瓷砖闪闪发光，床上整整齐齐铺着白色的夏被，床边的小柜里放满各种贴有药物标签的小瓶，散发出一股药味。空荡荡的屋子里进来一位穿护士服的上了年纪的妇女。她习惯性地踮起脚来到床边，从椅子上提起捆着绳子的一摞报纸。在圈椅上打盹的小猫，听到玩具熟悉的窸窣声，猛地抬起头，朝空床望了一眼，打了几个哈欠，又躺下了。
走在灵柩后面的亲属和亲密的同志们回忆着离去的人。姐姐们记起一个浅头发的男孩，他有着很难管教的性格。有时他变得好嘲弄人，苛刻到了严酷的地步。但他是个好孩子，爱母亲和兄弟姐妹。
妻子回忆起，在苏黎世他蹲着同房东太太的小孙女蒂勒说话，房东太太用令沃洛佳感到好笑的瑞士语说：
“您该领养些孩子。”
他调皮地从下面飞快瞥一眼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
狄纳莫工厂的工人们来到哥尔克村，沃洛佳朝他们迎面走去，他想说些什么，但怎么也想不起来，只是愁苦地发出含糊不清的声音，无可奈何地挥着手；工人们站在四周，看到他流泪也哭泣起来。他临终前的目光是惊惶的、愁苦的，仿佛婴儿在寻觅母亲。
远处露出车站建筑物的轮廓，高烟囱的火车头在雪地里黑黝黝地兀立着。
伟大的列宁政治上的朋友李科夫、加米涅夫、布哈林走在爬犁后面，胡子上因严寒蒙上了一层霜，他们心不在焉地瞥一眼脸色黝黑且有麻点的那个人，他身穿长大衣，脚穿软帮长筒皮靴。他们见到他那身高加索人的制服，总是露出宽容的嘲笑。
列宁的真理不在布哈林、李科夫、季诺维也夫他们手上，也不在托洛茨基手上。他们错了，他们中谁也不是列宁事业的继承人。但即使是列宁，直至自己的最后日子也不知道和不明白，列宁的事业会变成斯大林的事业。
自打人们用咯吱作响的农村爬犁把那位决定俄罗斯、欧洲、亚洲和人类命运的人的遗体运走之后，几乎二十年过去了。
克雷莫夫的思绪却顽强地被他所忆及的那个时刻所吸引，这是1924年1月一个严寒的日子，夜晚的篝火燃烧的响声，克里姆林宫那寒气逼人的宫墙，几十万哭泣的人群，工厂汽笛那揪人心肺的哀号，叶夫多基莫夫站在木台上宣读告全世界劳动人民书时那嘹亮的声音，一小群紧挨在一起抬着灵柩往匆匆建成的木结构陵墓徐行的人们。
克雷莫夫顺着工会大厦铺有地毯的台阶拾阶而上，经过遮有黑红两色绫带的镜子旁，散发出松针清香的温暖空气中传来阵阵哀乐。他走进大厅，见到那些习惯于站在斯莫尔尼宫和红场观礼台上的人都低着头。后来，1937年他重新见到这些人在这里，在工会大厦低下了头。这些被判有罪的人听着维辛斯基非人的清脆嘹亮的声音，大约记起了他们如何跟随爬犁行进，如何站在列宁的灵柩旁，哀乐的旋律如何在他们耳畔回荡。
为什么在十月革命周年纪念日里，在斯大林格勒发电厂，他突然会想起那一月的日日夜夜？几十个同列宁一起创建布尔什维克党的人，原来是钻入革命队伍的奸细，外国情报部门豢养的间谍。而只有一个在党内从未处于核心地位、从未以理论家著称的人，却原来是党的事业的救星，是真理的代表。为什么他们要招供？
最好别去想这些事。可这天晚上克雷莫夫想的正是这些事。为什么他们要招供？为什么我不吱声？克雷莫夫想，我沉默着，没有胆量说：“我对布哈林是反革命破坏分子、凶手和奸细表示怀疑。”相反，表决时我举了手；表决后我签了名；签名后我发表过讲话，写过文章。我自以为我的热忱是真诚的。可当时我的疑惑、矛盾和惊慌在哪里？这是怎么回事？莫非我是个有着双重意识的人？或是这是两个各不相同的人，每个人都有自己同第二个人不同的意识？怎么理解？但这种情况比比皆是，不仅我是这样，很多人都这样。
格列科夫说出了许多人秘而不宣的想法，说出了克雷莫夫隐埋心底、惶恐不安、很感兴趣、有时甚至被深深吸引的想法。但一旦这些隐秘的想法被捅破，克雷莫夫就感到可恶和充满敌意，他想压倒格列科夫，把他摧垮。如果需要，他会毫不犹豫枪毙格列科夫。
你瞧普里亚欣说的那些冷冰冰、冠冕堂皇的话，瞧他以国家的名义说的那些完成计划的百分比，上缴啦，义务啦。这些死气沉沉的官话，死气沉沉的官老爷，克雷莫夫一直是与之格格不入并深恶痛绝的，但他还是同这些人步调一致地前进，如今他们都成了他的上级。列宁的事业交给了斯大林，体现在这些人身上，体现在国家身上。克雷莫夫准备毫不犹豫地为祖国的光荣和强大献出自己的生命。
再瞧那个老布尔什维克莫斯托夫斯科伊。他相信那些受迫害的人们，对他们的革命品行深信不疑，但从不说三道四，从不替他们辩护。他默不作声。为什么他要保持沉默呢？
还有克雷莫夫曾经讲过课的新闻高级讲习班的那个学员，那个可爱正直的小伙子科洛斯科夫。他从农村来，给克雷莫夫讲农业集体化，讲区里的那些坏家伙，他们把那些或被他们看中房子和果园，或同他们有私仇的人列入富农名单。他谈到农村的饥荒，谈到那些人如何铁石心肠又残忍地拿走农民所有粮食直至最后一粒种子……他讲到一个村里的好老头，为了挽救自己老伴和小孙女的生命，宁愿自己饿死时，甚至掉了眼泪。但不久克雷莫夫却在墙报上读到科洛斯科夫关于富农的一篇特写，说他们把粮食埋到地里，对新生事物表现出野兽般的仇恨。
为什么这个因内心痛苦而哭泣过的科洛斯科夫要这么写？为什么莫斯托夫斯科伊要保持沉默？难道就因为胆小怕事吗？多少次，克雷莫夫说的是一套，可心里想的是另一套。但每当他讲话或是写文章时，他觉得他就是这么想的，他相信他说的就是他所想的。可有时他却对自己说：“没有办法，这是革命需要。”
是啊，是啊，一切都曾发生过。克雷莫夫没有好好保护自己的朋友，尽管他相信他们是无罪的。有时他沉默不语，有时他含糊不清加以搪塞。有时更糟，他既不沉默，也不搪塞。有时他被召到党委、区委、市委、州委，有时又把他召到安全机关，询问他对熟人、党员们的看法。他从不诬陷朋友，从不造谣中伤，他没写过告密信、声明之类的东西。
那格列科夫呢？格列科夫是敌人。对敌人克雷莫夫从不客气，从不温良恭谦让。
但他为什么要中断与遭镇压的同志们家属的联系？他不再上他们家去，不再给他们打电话。不过，他在街上遇见被镇压的朋友们的亲属，毕竟从没有绕到另一条街，而是向他们问好。
但也有这样一些人，他们一般是老妪、家庭主妇、非党的小市民太太，人们通过她们往劳改营寄包袱，用她们的地址收取劳改营寄来的信件，她们不知为什么并不害怕。有时，这些充满宗教迷信思想的老妪、家庭女佣人、没文化的保姆还收留被捕父母亲留下的孤儿，使孩子们免受收容所、孤儿院的那种生活。可党员们却对这些孤儿们畏之若虎。难道这些小市民老太太、大嫂大婶和没文化的保姆，比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比莫斯托夫斯科伊和克雷莫夫，更正直、更勇敢？
人们善于克服恐惧，孩子们敢于在黑暗中行走，士兵们敢于投入战斗，小伙子们敢于跨出一步，带着降落伞跳进无边深渊。
可这种恐惧却是特殊的，对千百万人来说这是一种沉重且无法忍受、无法克服的恐惧。这是在莫斯科冬日灰暗的天空里用令人不安的、捉摸不透的红色字母写成的几个大字：国家恐惧症……
不、不！恐惧本身无力起如此巨大的作用。革命的目的是以道德的名义解放道德，以未来的名义证明今天的法利赛人、告密者和伪君子们无罪，它解释为什么为了人民的幸福必须把无辜的人投入监牢。这种力量以革命的名义允许双亲将关在劳改营中的孩子们丢弃不顾。它解释为什么革命要让不告发自己毫无过错的丈夫的妻子离开孩子们，到集中营去待上十年。
革命的力量同死的恐惧、肉体的痛苦、长期劳改营生活的孤寂结成了联盟。
从前，人们参加革命就知道等待他们的是牢房、苦役、无家可归的漫长岁月和断头台。
如今，最令人不安和惶恐的，最糟糕的，是革命为了获得对自己的忠诚和对伟大目标的忠诚，要付出丰厚的代价——克里姆林宫的午宴、人民委员的红包、个人专用汽车、疗养证和出国旅游。
“您没睡着，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斯皮里多诺夫在黑暗中问。克雷莫夫回答说：
“差不多都睡着了。”
“哦，请原谅我，我不再打扰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