涅乌多布诺夫将军瞥一眼司令部木屋的窗户，见到军长那辆扬起团团尘土的威力斯吉普车，乐了。
记得小时候有一天，大人们都做客去了，他高兴家里只剩下他这个主人，但刚把门关上，他仿佛觉得有小偷，还燃起大火。他从门旁走到窗口跟前，呆愣愣地站着，仔细听着，伸长鼻子嗅着，未闻到烟味。
此刻，他也感到自己孤立无援，处理大事所用的那些方法，如今全不管用。
敌人突然闯进来呢，要知道司令部离前线也仅有六十公里。这时候你不能用解除职务来吓唬，也无法用指责与人民的敌人有关系相威胁。这么多的坦克，你拿什么去抵挡？这种显而易见的道理给了涅乌多布诺夫一记闷棍。这时候在前线，面对蜂拥而来的德国人，国家那强迫人服从的、令千百万人战战兢兢的愤怒力量，一分钱都不值。德国人又没有填过履历表，没有在会上谈过自己的履历，也不用因为害怕回答1917年以前双亲的职业而遭受精神上的折磨。
他所钟爱的、舍此而无法生存的一切，他的命运，他孩子们的命运，已经不在伟大的、严厉的、令他感到亲切的国家的庇护之下。于是，他头一次胆怯地、友好地想起了上校。
走进司令部木屋的诺维科夫说：
“将军同志，我明确了，就是马卡罗夫！他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自行解决突然出现的问题。别洛夫只会拼命往前冲，但别的什么也不懂。卡尔波夫老得用鞭子催着跑，行动迟缓，是匹干重活的马。”
“是的，是的，干部决定一切。孜孜不倦地研究干部，这是斯大林同志教导我们的。”涅乌多布诺夫说，并且兴致勃勃地补充说：“我全想过了，集镇里有德国间谍，早晨就是那个下流胚把德国飞机引到我们司令部这里来的。”
涅乌多布诺夫向诺维科夫汇报过司令部的事情后，说：
“友邻部队和加强部队领导打算上我们这儿来，没有特别重要的事，只是认识认识，拜访一下。”
“可惜格特马诺夫到方面军司令部去了，也不知道把他叫去干什么？”诺维科夫说。
他们约定一起吃午饭，诺维科夫先回到自己房里洗了洗，换上了那件布满灰尘的军上衣。
集镇宽敞的街上空荡荡的，只有炸弹炸起的弹坑旁站着一个老人，格特马诺夫就住在他家。好像弹坑炸得很合老头的需要，他正张开两条手臂在它上头量着。诺维科夫走到他跟前问：
“老大爷，你在摆弄什么呢？”
老头像士兵那样举手行了个军礼，说：
“司令员同志，我1915年当过德国人的俘虏，在一个女主人那里干过活。”然后指指弹坑又指指天，丢了个眼色，“准是我那个财主老爷飞来了，想来看看我。”
诺维科夫哈哈笑了起来。
“嘿，这老头。”
他瞥一眼格特马诺夫那扇被护窗板遮住的窗户，朝站在门廊旁的哨兵点点头，突然想：“格特马诺夫到方面军司令部搞什么名堂去了？他有什么事？”霎时他心里闪现一丝不安，“他是个口是心非的人，同别洛夫大谈什么道德品质，可我一提起塔马拉，立刻就变得冷冰冰的。”
但他随即打消了这些念头，觉得毫无根据，因为诺维科夫天性不好疑心重重。
他拐到屋角，见到空地上有几十个小伙子在水井旁休息，他们很可能就是区兵役局动员入伍的新兵。
带领他们的战士困了，躺在地上，用船形帽挡着脸，他身边放着一堆垛成小山似的包袱和口袋。小伙子们显然在草原上走了不少路，双腿酸疼，有的索性脱掉了靴子。他们的头发还都没有理，远远望去就像一群课间休息的乡村中学生。他们脸庞瘦削，脖颈纤细，没有理过的浅褐色头发，打补丁的由父亲的上衣和裤子改缝的衣服，都告诉人们他们还是些孩子。有几个孩子正玩着军长小时候也曾玩过的小男孩传统的游戏。他们眯缝起眼睛，瞄准，往炸起的弹坑方向扔五戈比硬币。其余人看着他们做游戏，只是他们的眼睛不是孩子气的，透着惊慌和忧愁。
他们见到诺维科夫，朝躺着的战士望一眼，好像想问问他，是不是在军事长官来到他们身边时，还可以扔五戈比硬币，或是继续坐着。
“玩吧，玩吧，勇士们。”诺维科夫温和地说着走了过去，朝他们招招手。
强烈的怜惜感攫住了他，它是那么强烈，使他甚至为此不知所措。这一张张长着孩子般大眼睛的瘦削脸蛋和这些寒酸的衣衫，突然间那么令人吃惊、那么清楚地告诉他，他们还是些孩子……可在军队里，属于孩子的也好，属于大人的也好，那些固有的东西都隐藏在钢盔下，隐藏在靴子的咯吱声中和经过正规训练的军人姿态、行动及言语里。这时，一切又显得直截了当，坦然自如。
他走进屋子，感到奇怪，在由今天的各种想法和印象造成的复杂而令人不安的负担中，最为令人不安的却是这次同新兵娃娃们的相遇。
“有生力量！”诺维科夫暗自重复道，“有生力量，有生力量。”
在他整个军人生涯中，他知道，在上级面前心惊胆战，是因为丢失武器装备和弹药，是因为逾期未归，是因为坦克、发动机和燃料，是因为未经允许擅自放弃高地和道路岔口……他还没有见过，上级首长因为战斗中损失了大量有生力量而正经八百地生气。而有时领导让人们冒着枪林弹雨冲锋，只是为了避免上级首长发火。他两手一摊，替自己辩解道：“有什么办法，我投入了一半兵力，可还是未能占领预定地区。”
有生力量啊，有生力量。
好几次他发现，有人把有生力量往炮火下驱赶甚至不是因为回避责任和形式主义地执行命令，而是由于急红了眼和固执己见。战争的最大奥秘及其悲剧的精神实质，在于它有权驱使一个人去杀死另一个人。这种权力是靠人们为了共同事业赴汤蹈火维持的。
但诺维科夫有这么一个熟人，他是位头脑冷静、明智达理的指挥员，哪怕待在前沿观察所也不改变自己的习惯，天天要喝鲜牛奶。早晨，二梯队战士冒着敌人炮火给他带来一暖瓶牛奶。有一天，德国人打死了那名战士，诺维科夫的这个熟人和好人就只得一天没牛奶喝。第二天新派遣的战士又冒着炮火送来一暖瓶牛奶。对下属关怀备至、公正的好人又喝上了牛奶，士兵们都叫他父亲。去吧，去搞清这件事里的全部细微差别吧。
不久，涅乌多布诺夫就来找诺维科夫，诺维科夫急急忙忙努力对着小镜子梳平头发，说：
“唉，将军同志，战争毕竟是件可怕的事情！您看到了吗，把孩子们都赶来补充队伍了！”
涅乌多布诺夫说：
“是啊，基干军人素质太差，都是些流鼻涕的孩子。我叫醒那个带头的，说要把他送进惩戒队。我让他们解散了，这哪是军事小分队，简直是一群又脏又乱的小瘪三。”
黑暗中两辆轻型汽车驶近司令部，主人们来到门廊前迎接客人，他们是炮兵师师长、榴弹炮团团长和火箭炮旅旅长。
诺维科夫是通过前线流传的故事和司令部通报认识炮兵上校莫罗佐夫师长的。诺维科夫甚至对他作了十分清楚的想象：深红头发、圆脸。不过，原来他已经上岁数，背有点驼。
师长那双笑眯眯的眼睛看来是偶然落在那张阴郁的脸上的，而有时那双眼睛笑得那么聪颖，使人觉得它们乃是上校的精华所在。而那些皱纹和令人沮丧的微驼的背则是无意中才与这样的一双眼睛为伍的。
榴弹炮团团长洛帕金不仅可以当炮兵师长的儿子，而且可以看作师长的孙子。
火箭炮旅旅长马吉德皮肤黝黑，撅起的上唇上长着黑黑的短髭，过早的谢顶使他的脑门显得特别大，让人觉得这是个爱说俏皮话和健谈的人。
诺维科夫请客人们进屋，屋子里已经摆好桌子。
“请接受来自乌拉尔的问候。”他指了指醋渍和盐渍蘑菇说。
炊事员姿态优美地站在餐桌旁，可脸涨得通红，他轻轻地“啊”了一声，便躲了起来，他无法忍受神经的高度紧张。
韦尔什科夫靠近诺维科夫的耳根俯下身子，指着桌子悄悄说：
“来吧，别让那玩意关禁闭啊。”
炮兵师师长莫罗佐夫用指甲指指自己杯子四分之一稍高些说：
“千万别多了，肝不好。”
“中校，您呢？”
“没关系，我没毛病，满上吧。”
“我们的马吉德是个哥萨克。”
“那您呢，少校，肝怎么样？”
榴弹炮团团长洛帕金用手掌盖住自己的杯子说：
“谢谢，我不喝酒。”他拿下手，补充说：“象征性地来一丁点儿，碰碰杯。”
“洛帕金是学龄前儿童，喜欢糖果。”马吉德说。
大家为共同事业的成功干杯。像往常那样，立刻弄明白，原来大伙全是战前学院里和中专里的熟人。
他们聊起方面军的首长，聊起寒冷的秋季草原上那股不好受的滋味。
“怎么样，快举办婚礼了吧？”洛帕金问。
“会办的。”诺维科夫说。
“是啊，是啊，哪里只要有‘喀秋莎’，就永远有婚礼。”马吉德说。
马吉德对他所指挥大炮的那决定性作用发表了高见。一杯伏特加下肚，他故作宽厚大度，有分寸地嘲笑和怀疑着，显得漫不经心，这使诺维科夫极不喜欢。
诺维科夫近来一直在心中估量，叶尼娅会如何对待这样或那样的前方将士，他们又会怎样同她交谈，会对她持什么样的态度。
诺维科夫心想，马吉德一定会缠上叶尼娅，向她献殷勤，装腔作势，显摆，讲各种趣闻。
诺维科夫感到不安和醋意，好像叶尼娅正在听着极力显摆自己优点的马吉德的俏皮话。
他自己也想在叶尼娅面前显示一下自己的优点，于是，他谈了理解和熟悉那些同你并肩战斗的人是何等重要，必须预先了解他们在战斗条件下的表现。他谈到了必须加以催策的卡尔波夫，谈到了必须勒住点儿的别洛夫，谈到了那个在进攻和防御条件下都能同时有张有弛地朝既定目标前进的马卡罗夫。
相当空洞乏味的交谈中产生了在不同兵种指挥员间经常发生的争论，尽管争论得很热烈，但其实同样也相当乏味和空洞。
“是的，人们需要引导和稍加修整，但不应该强迫他们违背自己的意愿。”莫罗佐夫说。
“对他们必须加以强硬领导，”涅乌多布诺夫说，“不该怕负责任，而应当敢于承担责任。”
洛帕金说：
“没在斯大林格勒待过的人，总的说来就不算见过战争。”
“您得了吧！”马吉德反对说，“斯大林格勒算什么？英雄气概，坚韧不拔，顽强不屈？我不想争论，争论它也太可笑！我没有在斯大林格勒待过，但可以厚着脸皮说，我见过战争。我是只知道进攻的军官。我参加过三次进攻，因此可以说，我亲自参加过突破，我懂得突破。我用大炮显示了自己的力量，我用大炮不仅追赶过步兵，而且追上过坦克，如果你们想知道，我还轰过飞机。”
“嘿，中校，您打住吧，追上过坦克！”诺维科夫大动肝火，“坦克，那是运动战的主宰，这没什么可说的。”
“还有一种最简单的方法。”洛帕金说，“成功了把一切记在自己账上，失败了就推给友邻部队。”
莫罗佐夫说：
“唉，友邻，友邻，那次身为步兵部队指挥官的一位将军要求我给予炮火支援。‘来吧，朋友，往那片高地给我轰。’‘您要多大口径的？’可他破口大骂，说：‘给我轰，就这样！’原来他连大炮口径、射程都不懂，还不会识图，只是一个劲地叫：‘轰，给我轰。操你妈……’还对自己的部下说：‘前进，不然敲掉你们的牙齿，把你们毙了！’他相信，自己精于战争那一套。你们是友邻，就请你爱护和怜悯。而你还得算是他的下属，可不是吗，他是将军。”
“嗨，请原谅，您说的那些话同我们的精神是格格不入的。”涅乌多布诺夫说，“苏联武装部队中没有这样的指挥员，更不用说将军了！”
“怎么没有？”莫罗佐夫说，“战争这一年里这类自作聪明的人我见得多了，拿手枪吓唬人的，骂娘的，毫无意义地把人往炮火里赶的。前不久，一个营长哭着说：‘我把大伙往机枪眼里送有什么用？’我就说：‘可不是吗，让我们炮兵来压制火力点。’可将军师长对这个营长挥舞双拳：‘或是你立刻出发，或是我把你像条狗一样枪毙。’他只得领着人走了，像牲畜那样任人宰杀！”
“对，对，这就叫我行我素、为所欲为。”马吉德说，“可将军们反倒越来越多，顺便说说，不是靠正规的撒种繁殖，而是靠糟蹋女电话兵。”
“他们不出五个语法错就写不成两句话。”洛帕金补充说。
“瞧，瞧，”莫罗佐夫没听明白就说，“你们想少流血，就去同他们斗争吧。他们的全部力量就在于他们对人毫不怜惜。”
莫罗佐夫说的话引起诺维科夫的共鸣。他在戎马生涯中也遇到过这样的人或类似的事情。
可他突然说：
“这怎么个怜惜法？要是人怜惜人，就不该去打仗。”
今天的那些娃娃新兵使他心情不佳，他很想谈谈他们。他本应说出自己身上美好和善良的东西，却突然间以他本人也完全莫名其妙的愚蠢和火气重复道：
“这怎么个怜惜法？战争就该既不怜惜自己，也不怜惜别人。最不幸的是把那些马马虎虎训练一下的军人派到部队，让他们手中握有贵重的技术装备。请问，该怜惜谁？”
涅乌多布诺夫迅速把目光从一个人扫向另一个人。
涅乌多布诺夫毁掉过不少像如今那样坐在桌子后面的好人。使诺维科夫受不了的是他觉得，也许涅乌多布诺夫给人们制造的不幸，并不亚于在前沿等待莫罗佐夫、马吉德、洛帕金、他诺维科夫本人和今天在集镇街道上休憩的那些孩子的不幸。
涅乌多布诺夫用教训人的口吻说：
“斯大林同志可不是这么教导我们的。斯大林同志教导我们，最宝贵的是人，是我们的干部。我们最宝贵的资本是干部，是人，应该像爱护眼珠一样爱护他们。”
诺维科夫发现，听众们赞许地对待涅乌多布诺夫所说的话，心想：“多么有意思的结果。我在友邻面前变得比野兽还凶狠，可涅乌多布诺夫却原来是爱惜人的。可惜，格特马诺夫不在，否则他会是个十足的圣人。我同他们的关系永远就这样了。”
他打断涅乌多布诺夫的话，更愚蠢更凶狠地说：
“人我们多的是，少的是技术装备。任何一个傻瓜都会造人，这不像造坦克，造飞机。如果你要怜惜人，就别当指挥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