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间，利斯与埃希曼见了面。
埃希曼三十五岁上下。手套、大檐帽、高腰靴，这三样体现诗意的东西，以及德意志军官的傲慢和优越感都使他颇具党卫军首脑希姆莱的气派。
利斯在战前就熟悉埃希曼一家，他们是同乡。利斯上过柏林大学，在报社工作过，后来到一家哲学杂志社工作，偶尔回老家探望，便打听自己中学时代同学的情况。一些人在社会浪潮中官运亨通，后来浪潮过去，他们也就失意潦倒。这时，另一些人则声名鹊起，财大气粗起来。而年轻的埃希曼依旧单调乏味地生活着。凡尔登战役的炮声和眼看好像就要取得的胜利、失败和通货膨胀，国会内的政治斗争，左派和极左派在绘画、戏剧、音乐方面掀起的旋风和各种新时髦的兴衰，丝毫没有改变他千篇一律的日常生活。
他在外省的一个公司里当代理人。在家里和在社交场合，他待人接物均恰如其分的粗鲁和细心。他生活的大道都被吵吵闹闹、装模作样、对他怀有敌意的人们所堵住。他看到的尽是令他厌恶的油头滑脑、能说会道、一双亮晶晶的眼睛不怀好意的人们，或是精明狡猾、老练世故、朝他故作宽厚微笑的人们……
中学毕业后，他未能在柏林找到工作。办事处的经理们和京都各商行的行长们对他说，很遗憾，没有空缺，但埃希曼却从侧面了解到，他们录用了某个虽生活腐化但民族特性不明显的人，不知是波兰人，还是意大利人。他试图上大学，但那里的不公正态度又对他妨碍极大。他看到主考官们盯着他那张长着浅颜色眼睛的胖乎乎的圆脸，盯着他笔直的短鼻子和浅头发的小平头，一个个显得闷闷不乐。看来，他们似乎更喜欢长脸、深色眼睛、控背拱肩、肩膀窄小的退化者。被打发回老家的不是他一人。这是许多人共同遭受的命运。在柏林占优势的那个人种在社会各阶层随处可见。但这一人种孽生最多的是在丧失民族特性、崇尚世界主义的知识分子中，他们使德国人和意大利人、德国人和波兰人之间变得毫无区别。
这是个特殊的人种，是个古怪的种族，他们压迫所有企图同他们比智慧、比受教育程度、比民族特性的人。最可怕的是，始终让人感到，这一人种具有一股非侵略性的、理性上的强大生机。这种生机表现在这些人的古怪趣味上，表现在他们的生活习惯上（在他们的风习中，维护风气是同邋遢和对风气的漠不关心相结合的），表现在他们对动物的喜爱上（这种喜爱是同他们完全城市化的生活方式相结合的），表现在他们的抽象思维能力上（这种能力是同酷嗜文化和日常生活中的粗俗东西相结合的）……这些人推进了德国颜料化学和氮合成化学的发展，推动了硬性射线的研究工作，促进了优质钢的生产。由于他们，许多外国科学家和艺术家、哲学家和工程师来到德国。但正是这些人丝毫不像德国人，他们在全世界游荡，他们的友好关系完全不是德国式的，他们的德国血统并不明确。
那时，一个外省公司的小职员哪能过上像样的生活，他没有饿死就算不错了。
可如今他从自己的办公室里出来，随手把文件锁进保险柜，这些文件世界上只有三个人知道它的内容：希特勒、希姆莱和卡尔滕布鲁纳。黑色大轿车在门口等候他。卫兵们向他敬礼，副官拉开车门——党卫军中校埃希曼坐上车。司机立刻开足马力，盖世太保大马力的霍奇轿车随即疾驶而去。交通警察毕恭毕敬朝它敬礼，忙不迭地打开绿灯，小车沿着柏林的大街驶了一阵，拐上了公路干线。闯入雨、雾、信号标志，驶入平稳的公路干线弯道。
此刻，在斯莫列维奇，花园丛中耸立着寂静无声的楼房，人行道上杂草丛生。一群爪子上沾上镉黄、身上涂满紫色和红色墨水的肮脏母鸡，在满是尘土的别尔季切夫市的街道上乱窜。在基辅，波多尔区和瓦西里科夫斯基大街上的一座座多层建筑，窗户久未擦拭，楼梯的台阶被成百万双童鞋和老人的拖鞋蹭得雪亮。
在敖德萨，高大的悬铃木兀自挺立，院子里还晾着内衣、衬衫和衬裤，盛茱萸果酱的火盆里冒着青烟，皮肤黝黑、从未见过阳光的新生儿在摇篮里哭闹。
在华沙，瘦骨嶙峋、肩膀窄小的六层楼房里住着女裁缝、装订工人、教员、酒吧间歌女、大学生和钟表匠。
在斯大林多尔夫，夜间农舍里灯火点点，风从彼列科普方向刮来，散发出咸味和暖洋洋的尘土味，母牛摇头晃脑，哞哞呜叫……
在布达佩斯，在法西托夫，在维也纳，在梅利托波尔，在阿姆斯特丹，在窗户明净如镜的别墅，在被工厂浓烟包围的楼房里居住着欧洲民族的人们。
此刻，集中营的电网、毒气室的高墙、防坦克壕的黏土把上百万不同年龄、职业、语言，不同生活情趣和精神需求的人们，把上百万狂热的宗教信徒和狂热的无神论者、工人和寄生虫、医生和商人、贤哲和白痴、小偷和受贿者、唯心论者和旁观者、好心人和圣人们连在一起。他们全都等待着处决。
盖世太保的霍奇轿车奔驰着，沿着秋季的公路干线蜿蜒曲折地行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