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中央委员会审查了关于国内科学工作的现状。据说，现在党将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物理学、数学和化学的发展上。
中央委员会认为，科学必须面向生产，更近、更紧密地同生活联系起来。
据说，斯大林出席了会议，按老习惯在大厅里走着，手里拿着烟斗，在漫步时若有所思地停下来，不知是在仔细听取发言，还是沉浸在自己的思索中。
与会者尖锐地表示反对唯心主义，反对对祖国哲学与科学的轻视。
斯大林在会议上作出两次即兴插话。当谢尔巴科夫主张限制科学院预算时，斯大林否定地摇摇头说：
“搞科学不是熬肥皂，我们不在科学院紧缩开支。”
第二次插话是在有人指出唯心主义理论的危害和部分科学家过分崇拜西方科学时作出的。斯大林点点头说：
“必须最终保护我们的人民免受阿拉克切耶夫分子的伤害。”
被邀列席这次会议的科学家们，把会议情况告诉了朋友们，并从他们那里得到了不传播的保证。三天后，整个莫斯科的知识分子家庭和他们的亲朋好友都在悄悄议论着这次会议的细节。
人们在小声议论，说斯大林头发花白，说他嘴唇发黑，牙齿残缺，说他十指细长十分好看，出过天花的脸上有麻点。
家长们警告听到这些议论的未成年的孩子：
“当心，你要是出去乱说，不但毁了自己，也毁了我们大家。”
大家认为，科学家的境遇将大为好转，斯大林关于军警暴虐制度的一番话燃起了他们更大的希望。
几天后，著名植物学家和遗传学家切特韦里科夫被捕。关于他被捕的原因有各种传闻：一些人说，他是间谍；另一些人说，出国期间，他会见了俄国侨民；第三种人说，他的妻子是德国人，战前同居住在柏林的姐姐有书信来往；第四种人说，他试图引进劣质小麦品种，以引起小麦大面积死亡和歉收；第五种人把他的被捕同他说过的有关食指的言论相联系；第六种人认为这同他对儿时朋友说过的一则政治笑话有关。
战争期间，很少听到发生政治逮捕，许多人，其中包括斯特拉姆，他们觉得这些恐怖事件永远不会再有。
他回忆起1937年，那时几乎每天有人提到夜间被捕者的名字。回忆起人们是如何打电话互相通知这件事的：“今天晚上安娜·安德列耶夫娜的丈夫病了……”回忆起邻居是如何在电话里回答被捕者情况的：“他走了，不清楚什么时候能回来……”回忆起人们常常说起谁谁是怎么被捕的：“他们来到家里，他正在给婴儿洗澡，于是就在上班的时候，或是在剧院里，或是深夜把他给抓走了……”回忆起：“搜查持续了两天两夜，全翻掘遍了，甚至把地板也撬开了……有时他们几乎什么也不看，但是为了体面，就翻了翻书本……”
他回忆起许多离开并且再没有回来的人的名单：瓦维洛夫院士……维泽……诗人曼德尔施塔姆、作家巴别尔……鲍里斯·皮利尼亚克……梅耶荷德……细菌学家科尔舒诺夫和兹拉托戈罗夫……普列特尼奥夫教授……莱温博士……
但问题并不在于被逮捕的是些杰出人物和著名人士，问题在于无论是著名人士还是无名小卒都是无罪的，他们全都为人清白，工作踏实。
难道这一切又将重新开始？难道战后人们又将因夜晚的脚步声和汽车的轰鸣声而突然屏气息声？
很难把这场为自由而战的战争同这些情况联系在一起。是啊，是啊，我们在喀山真不该那样随便乱说口舌。
切特韦里科夫被捕后一周，切佩任宣布自动离开物理所，希沙科夫被委任接替他的职务。
科学院院长曾来到切佩任家中，据说，不知是贝利亚还是马林科夫，好像也召见过切佩任，但切佩任拒绝改变研究所的课题计划。
据说，他们承认他巨大的科学功绩，起先并不想对他采取极端措施。同时被解职的还有行政所长——年轻的自由主义者皮缅诺夫，他与他所担当的职务不相称。
希沙科夫院士被委任行使所长的职权和主持曾由切佩任实施的科学领导。
传闻说，这件事之后切佩任心脏病发作。斯特拉姆立刻想前往他家，他挂了个电话。女佣人接电话时说，德米特里·彼得罗维奇确实近来感觉不太好，根据医生的建议他同娜杰日达·费奥多罗夫娜一起出城了，两三个星期后再回来。
斯特拉姆对柳德米拉说：
“原来是这样，把人从电车上像撵小孩子那样撵下来，还把这称之为保护免受阿拉克切耶夫分子的伤害。物理学与此有什么关系？马克思主义者切佩任是佛教徒还是喇嘛教徒？切佩任创立了一个学派。切佩任是卢瑟福的朋友。切佩任方程式是每个扫院子人都知道的。”
“哦，爸爸，关于扫院子人，你说得也太夸张了。”娜佳说。
斯特拉姆说：
“当心，你要是出去乱说，遭殃的不仅是你自己，而且是我们全家。”
“我知道，这些话只能在家里说说。”
斯特拉姆温和地说：
“唉，娜坚卡，为了改变中央的决定我能做什么呢？用头撞墙？要知道德米特里·彼得罗维奇是自己宣布愿意离职的。怎么说呢，人民不赞许他的工作。”
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对丈夫说：
“别像热锅上的蚂蚁。是啊，你不也同德米特里·彼德罗维奇争吵过吗？”
“要是不争吵，就没有真正的友谊。”
“正是这样。”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说，“可你要知道，他们甚至会以此为借口解除你研究室主任的职务。”
“这我不怕。”斯特拉姆说，“娜佳说得对。其实我所有谈话都是私下说说而已，当面不敢讲，背后逞威风。给切特韦里科娃挂个电话，你到她那里去一趟！你们可是熟人。”
“这不合适，我们熟得并不那么亲近。”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说，“我没法帮她什么忙。眼下她哪顾得上我。出了这些事以后你倒是给谁打过电话？”
“我看，该打个电话。”娜佳说。
斯特拉姆皱了皱眉头。
“还是打一个吧，其实这同样是背后逞威风而已。”
他想同索科洛夫聊聊切佩任离任的事，而不是去同妻子女儿们唠叨这件事。但是他克制自己不给彼得·拉夫连季耶维奇打电话，交谈用不着打电话。
毕竟太奇怪了。为什么委任一个希沙科夫？要知道，斯特拉姆的新论文是科学上的一件大事。切佩任在学术委员会上指出，这是苏联理论物理领域近十年来最出色的事件，却安排希沙科夫来主持研究所，这不是开玩笑吗？一个人看着上百张相片，看到的都是向左偏移的电子径迹，可突然间在他面前同样径迹、同样粒子的照片，却是向右偏移的。可以说，他抓住了阳电子。就连年轻的萨沃斯季亚诺夫都明白是怎么回事！可希沙科夫噘起嘴，把相片扔在一旁，好像相片有什么毛病似的。“哎，”谢利方说，“这就是往右啊，你连左右都分不清。”
但是最令人吃惊的，是这样的事情不知为什么谁也不感到吃惊。它们于是也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无论是斯特拉姆的朋友们，他的妻子，还是他本人，都认为这种状况是天经地义、合情合理的。斯特拉姆当所长并不合适，而希沙科夫合适。
波斯托耶夫是怎么说的？唉，是啊，“最主要的，我与您都是俄罗斯人。”
但看来很难再有比切佩任更俄罗斯的了。
上午，斯特拉姆上研究所，想象那里的所有同事，从博士到实验员谈论的只是切佩任。
研究所大门口停着辆吉斯，一个戴眼镜、上年纪的司机正在看报纸。
夏天同斯特拉姆一起在实验室喝过茶的看门老头在走廊上碰见斯特拉姆，说：
“新头儿来了。”并且难过地补充道：“德米特里·彼得罗维奇是自己人，啊？”
实验室里，实验员们正在谈论前天从喀山运回的设备的安装问题。许多大箱子把那间主实验室堆得满满的。同老设备一起运到的还有一台乌拉尔制造的新仪器。诺兹德林一脸看起来十分傲慢的神色，站在大木箱边上。
佩列佩利岑腋下拄着拐杖，用一条腿在箱子旁跳来跳去。
安娜·斯捷潘诺夫娜指着那些箱子说：
“您瞧瞧，维克托·帕夫洛维奇！”
“这样笨重的玩意儿，连瞎子也看得见。”佩列佩利岑说。
但安娜·斯捷潘诺夫娜指的并不是箱子。
“看到了，我看到了，当然看到了。”斯特拉姆说。
“一小时后工人们就能到，”诺兹德林说，“我同马尔科夫教授商量过了。”
他说这些话用的是平静缓慢的主人腔调。该是他来劲的时候了。
斯特拉姆走进自己的办公室。马尔科夫和萨沃斯季亚诺夫坐在沙发上，索科洛夫站在窗前，磁体实验室主任斯韦钦坐在办公桌后面，抽着自卷烟。见斯特拉姆进来，斯韦钦站起来，把椅子让给他：
“主人的位子。”
“没关系，没关系，坐吧。”斯特拉姆说着立刻问：“所务会议上谈了些什么？”
马尔科夫说：
“就谈了限额。好像院士们的工资限额将提高到一千五百卢布，而一般人是五百，同人民演员和列别杰夫-库马奇这样的大诗人们一样。”
“我们就要开始安装设备了。”斯特拉姆说，“可德米特里·彼得罗维奇却不在所里。正像俗话说的，急惊风撞着慢郎中。”
但坐着的人全没有接斯特拉姆的话茬。
萨沃斯季亚诺夫说：
“昨天来了一个表兄弟，从医院返回前线顺路来看看，想喝酒，我从邻居那里买了半公升伏特加，就花了三百五十卢布。”
“简直不可思议！”斯韦钦说。
“搞科学不是熬肥皂。”萨沃斯季亚诺夫笑嘻嘻地说，但是从其他人的脸色看，他的玩笑开的不是时候。
“新上司已经在这里了。”斯特拉姆说。
“此人精力相当充沛。”斯韦钦说。
“我们跟着阿历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吃不了亏。”马尔科夫说，“他在日丹诺夫同志家里喝过茶。”
马尔科夫真是个令人吃惊的人物——好像他认识的人并不多，但常常什么都知道：什么兄弟实验室的加布里切夫斯卡娅副博士怀孕啦，什么清洁工莉达的丈夫又住医院啦，什么最高学位评定委员会没有批准斯莫罗金采夫的博士学位啦……
“这有什么！”萨沃斯季亚诺夫说，“希沙科夫名扬天下的错误我们全知道。不过总的来说人还不坏。顺便问一句，你们知道好人和坏人之间的区别吗？好人是违心干缺德事。”
“错误跟错误不一样。”磁体实验室主任说，“要是出大错人家也不会让他当院士。”
斯韦钦是所党委委员，他是1941年秋入的党，同那些不久前才过党生活的人一样，他是个毫不动摇的坚定分子，对党的委托虔诚又认真。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他说，“我找您有件事，党委请您在一个同新任务有关的会议上发言。”
“领导人的错误，该切佩任受批评吗？”斯特拉姆生气地说，聊天完全不是他所想的那样，“我不知道自己是好人还是坏人，但我决不违心地去干缺德事。”
他朝同事们转过脸去，问道：
“你们，同志们，比如说，同意切佩任离职吗？”他原以为他们会支持他，但见到萨沃斯季亚诺夫含糊其辞地耸耸肩，就不安起来。
“人老了，就不中用了。”
斯韦钦说：
“切佩任声称，他将不安排任何新任务。那怎么办？况且是他自己拒绝的，可相反，上面还挽留过他。”
“他是阿拉克切耶夫分子？”斯特拉姆问，“瞧，终于发现了一个。”
马尔科夫低着头说：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听说卢瑟福曾发誓不研究中子，他害怕借助于中子将获得巨大的爆炸力。精神高尚，但却是毫无意义的洁身自好！而德米特里·彼得罗维奇，就像大家传说的那样，交谈时也抱着同样的浸礼教精神。”
“天哪！”斯特拉姆思忖，“他从哪儿知道这些的？”
他嘟哝道：
“彼得·拉夫连季耶维奇，他一走，我和您可不再是多数派了。”
索科洛夫摇摇头：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我认为在这种时候，个人主义和固执任性是不容许的。要知道正在打仗呢。当老同志们同切佩任谈话时，他考虑的应当不是自己，不是自己的利益。”
“好啊，你也在内吗，布鲁图？”斯特拉姆说，想用嘲笑的言辞掩盖自己的不知所措。
但令人惊讶的是，他不仅感到六神无主，而且仿佛非常高兴。“当然，这样我就明白了。”他思忖着。要知道他没有想到索科洛夫也会这么回答。而若是事先想到了，那么还有什么可高兴的呢？
“您应当去参加那个会。”斯韦钦说，“您完全不必对切佩任进行批评。哪怕结合中央决议，稍微谈谈您的科研工作的前景。”
战前，斯特拉姆是在音乐学院的交响音乐会上同斯韦钦认识的。人们告诉他，青年时代，斯韦钦在数学物理系学习，写过不少玄妙的诗歌，在校徽上别朵菊花。可如今的斯韦钦谈起党委的决议来，好像是在给最终真理下定义。
斯特拉姆有时真想给他使眼色，轻轻用指头捅捅他的腰，说：“喂，老兄，别那么正式。”
但他知道，现在同斯韦钦已经不能随便说话。不过斯特拉姆虽然对索科洛夫的那番话感到惊讶，还是不客气说了起来。
“把切特韦里科夫关起来，”他问，“也同新任务有关吗？而长者瓦维诺夫蹲监狱也同这有关吗？如果我斗胆声称，对我来说，德米特里·彼得罗维奇在物理学界的威信远比中央科学部部长日丹诺夫同志高得多，甚至……”
他看到人们的一双双眼睛正盯着他，期待他说出斯大林的名字，便挥挥手说：
“嗯，算了，够了，我们上实验室。”
从乌克兰运来的装着新仪器的箱子已经打开，人们从锯末、碎纸、撬开的木板中小心翼翼地取出重四分之三吨的仪器主要部件。斯特拉姆把手放在金属的光滑表面上。
从这台金属仪器内部将产生高速粒子束，如同从谢利格尔湖畔的小礼拜堂里诞生了伏尔加河似的。
此刻人们的目光是欣喜的。当你感到世界上还有如此绝妙的庞然大物时，还想要什么呢？
下班后斯特拉姆和索科洛夫单独留在实验室里。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为什么您像公鸡那样乱叫一气，毫不克制？我把您在科学院会议上的成就告诉了玛莎，您竟然能够在半小时里搞坏同新所长和科学部权贵的关系。玛莎伤心极了，甚至一晚上没睡好觉。您知道我们生活的时代。我发现您的那张脸，就跟您看仪器设备时一样。为了那些空话您想让所有人都作出牺牲。”
“打住，请打住！”斯特拉姆说，“憋得无法呼吸。”
“唉，天哪！”索科洛夫打断他，“工作上谁也没有妨碍您，您尽可以拼命呼吸。”
“您知道，亲爱的，”斯特拉姆说，酸溜溜地笑了笑，“您对我提出友好的要求，我表示衷心感谢。请允许我也真诚地说几句。是啊，我不明白，为什么您当着斯韦钦的面突然这么说德米特里·彼得罗维奇？自打喀山的自由思想以来，这件事使我十分痛苦。至于我自己……很遗憾，我已经并不那么无所顾忌。我已经不是我们在大学时代所说的丹东。”
“真是谢天谢地，不是丹东。坦率说，我认为，政治演说家恰恰是那些不能在创造和意识中表现自己的人。可我同您能。”
“哎哟，真糟透！”斯特拉姆说，“您把法国人伽罗华往哪儿放？把基巴利契奇往哪儿放？”
索科洛夫移开凳子说：
“您知道吗，基巴利契奇被送上了断头台，而我指的是无聊的空谈，就像马季亚罗夫所说的那些话。”
斯特拉姆问：
“就是说，我也是个无聊的空谈家？”
索科洛夫默默地耸耸肩。
争吵似乎将如他们过去的许多冲突和争论那样被遗忘。但是不知为什么，这次突然发生的口角却没有冰消瓦解，没有被抛之脑后。当一个人的生活同另一个人的生活友好地交织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往往会发生口角，并在争吵中不讲道理，不过相互的气恼总将烟消云散。但是，倘若人们之间出现内心的岔道口，那么偶然的一句话、细小的一个疏忽都会变成致友谊于死地的锋刃。
而且，内心的分歧往往隐蔽得那么深，使它永远不能出头露面，永远不被人们所意识到。开玩笑似的无聊争论，脱口而出的伤人话，那时就成了他们牺牲多年友情的不幸借口。
不，伊万·伊万诺维奇同伊万·尼基福罗维奇绝不是因为骂了一声“公鹅”而发生口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