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沃瓦罗夫政委好不容易挤进卫生营昏暗的土窑，见到令人心情沉重的场面——伤员都横七竖八在地上躺着。他未能在卫生营遇上克雷莫夫，前天晚上他已被撤至左岸。
“他怎么刚去就受伤了？”皮沃瓦罗夫思忖着，“也许是他不走运，可也许是他走运。”
皮沃瓦罗夫同时想，是否值得把生病的团长转送到卫生营去。他回到司令部的掩蔽部，路上差点没被德军的地雷炸死。皮沃瓦罗夫告诉自动枪手格卢什科夫，卫生营不具备治疗病人的任何条件，四周乱扔着一大堆带血的纱布、绷带和药棉，走到跟前都觉着毛骨悚然。格卢什科夫听政委讲完后说：
“当然，政委同志，在自己的掩蔽部里总好些。”
“是啊。”政委点头说，“那里不分谁是团长，谁是战士，全在地上躺着。”
按军衔理应躺在地上的格卢什科夫说：
“当然，这怎么行！”
“他刚才说过些什么？”皮沃瓦罗夫问。
“没有。”格卢什科夫挥一下手，“说什么啊，政委同志，给他捎去封妻子来的信，信搁着，他不看。”
“你说什么？”皮沃瓦罗夫说，“瞧，病成这个样子。事情不妙呀，不看信！”
他拿起信，在手上举着，拿到别列兹金跟前，严肃地开导说：
“伊万·列昂季耶维奇，夫人给您来的信。”等了一会儿，他又用完全另一种语调说：“万尼亚，您要明白，是妻子来的信，您难道不明白，啊，万尼亚？”
但是，别列兹金不明白。
他面色绯红，苍白无神的眼睛茫然地盯着皮沃瓦罗夫。
战争在这一天以顽强的劲头叩着掩蔽部的门，里面躺着重病缠身的团长。昨晚起几乎所有的电话通信都遭破坏，可不知为什么别列兹金土窑里的那部电话机却畅通无阻。师里和集团军司令部作战部打来的电话，友邻古里耶夫师的团长打来的电话，别列兹金团的营长波丘法罗夫和德尔金打来的电话，它们都通过这部电话机。掩蔽部里始终挤满了人，门咯吱响着，格卢什科夫挂在门边的军用雨布被掀得吧唧响。焦急和等待一早起就袭扰着众人。这天那不同往常的懒散的炮声，不经常的、漫不经心的、不准确的空袭使许多人都极其苦恼地相信：德国人将进行一次新的突击。这种估计同样折磨着崔可夫和团政委皮沃瓦罗夫，折磨着待在“6-1”号楼里的人们和在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烟囱旁一早起就喝伏特加的正过生日的步兵排排长。
每当在别列兹金的掩蔽部里有特别可笑的或有趣的谈话，大伙都要回头望团长一眼——难道他连这些都听不见？
连长赫列诺夫扯着因晚上受凉而变得沙哑的嗓子对皮沃瓦罗夫说，黎明前他从作战指挥所的地下室出来，坐在一块石头上，仔细谛听德国人有没有干什么蠢事，突然间，天上传来气势汹汹的声音：“喂，赫列恩，怎么不把油灯点上？”
赫列诺夫霎时傻眼了，谁在天上知道他的名字？他甚至害怕起来。后来才搞清楚，原来是玉米机熄了发动机，正在他的头顶滑翔呢。显然，驾驶员是想为“6-1”号楼空投食品，见他们没有在前沿立标记，便生了气。
掩蔽部里所有人都回头望着别列兹金，看他是否乐了。但只有格卢什科夫感觉到在病人呆板的眼珠里出现了一个跳跃的亮点。午饭时间到了，掩蔽部里显得空荡荡的。别列兹金静静地躺着，格卢什科夫叹了口气，因为团长躺着，而身旁便是那封充满期望的书信。皮沃瓦罗夫和接替牺牲的科申科夫任参谋长的少校去吃午饭。他们吃着美味的红甜菜汤，喝了一百克白酒。炊事员已经让格卢什科夫尝过这味道鲜美的红甜菜汤，可团长、一团之长却没吃，只从茶缸里喝了口水……
格卢什科夫拆开信封，走到床边，缓慢、小声而又清晰地念道：“你好，我亲爱的万尼亚，你好，我最心爱的，你好，我的好人。”
格卢什科夫皱皱眉头，接着念信上写的内容。
他在给不省人事地躺着的团长念妻子的来信。这封已经在军事检查机关被检查员们读过的信，写得温情、忧伤和感人。这封信世上只有一个人可以读，那就是别列兹金。
当别列兹金转过头来说“拿这儿来”时，格卢什科夫并不感到十分吃惊，他伸过手去。
信笺在剧烈颤抖的手指里抖动着。
“……万尼亚，这里十分美丽。万尼亚，我是多么思念你。柳芭直问，为什么爸爸不跟我们在一起。我们住在湖边，屋里很暖和，女主人有头奶牛，有牛奶，有你寄来的钱。我清晨出去，清冽的湖面上飘着槭树那黄的、红的树叶，可四周已是白雪茫茫，因此湖水分外湛蓝，天空也是湛蓝湛蓝的，而树叶却出奇的黄，出奇的红。柳芭问：为什么你哭了？万尼亚，万尼亚，我亲爱的，为所有的一切谢谢你，为所有、所有的一切，为你的善良谢谢你。为什么我哭了，这怎么解释呢。我啜泣是因为我活着，我因痛苦而哭泣，我活着，斯拉瓦却不在了。我因幸福而哭泣——你还活着。我呜咽，当记起妈妈和妹妹。我因晨光而哽咽，因为四周是那么悦目和那么怆然，处处、人人和我都充满哀戚。万尼亚，万尼亚，我亲爱的，我心爱的，我的好人……”
头昏眼花，周围的一切融成一片，手指打战，信同发烫的空气一起颤抖。
“格卢什科夫，”别列兹金说，“得让我今天就恢复健康。塔马拉可不喜欢这个词。那里怎么回事，开水炉没给砸扁吧？”
“开水炉好好的。一天里怎么康复呢？您发烧40度，就像刚喝过半公升白酒，怎么能马上好呢？”
几个战士把一只装过汽油的铁桶轰隆隆地滚进掩蔽部。桶里灌有半桶冒着热气的浑浊河水，水是战士们用煮衣锅和帆布小桶一点点倒入的。
格卢什科夫帮别列兹金脱去衣服，扶他走到桶边。
“还很烫，中校同志。”他用手在桶边摸了摸，立刻缩回手说，“这能把您煮熟哩。我给政委同志打了个电话，他上师长那里开会去了，我们最好等等政委同志。”
“等什么？”
“万一您出了什么事，我只好把自己打死。要是我不敢，政委皮沃瓦罗夫同志也会给我来一枪的。”
“来，帮帮我。”
“您决定吧，我哪怕给参谋长打个电话也好呀。”
“哼！”别列兹金说。
虽说这声沙哑短促的“哼”是一个光着身子勉强站着的人发出的，格卢什科夫还是立刻不再争辩。
爬进桶里，别列兹金哼哼起来，辗转不安。格卢什科夫望着他，也哼哼起来，围着桶转。
“像是在产房里。”不知为何他这么想。
别列兹金暂时失去了知觉，战斗警报也好，疾病的高烧也好，一切都变成漆黑一团。突然间一切都停住了，心脏停止跳动，热水引起的剧痛不再是无法忍受的了。后来，他苏醒过来，对格卢什科夫说：
“得把地板擦干。”
但是，格卢什科夫并没看见水从桶边溢出。团长那血红色的脸庞开始发白，嘴半张着，刮得光光的脑袋顶上沁出大颗大颗在格卢什科夫看来是浅蓝色的汗珠。别列兹金又开始昏迷，但当格卢什科夫试图把他从桶里拽出来时，他清楚地说：
“不到时候。”说着便猛咳起来，咳嗽发作刚过，不等缓过气来，别列兹金便说：“加点热水。”
他终于从水里爬出来，格卢什科夫垂头丧气地望着他。他帮别列兹金擦干身子，扶他躺到床上，替他盖上被子和军大衣，后来索性把掩蔽部里所有的东西——雨布、棉衣、棉裤，全加在了他身上。
当皮沃瓦罗夫回到掩蔽部时，一切都已经收拾利落，只有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潮湿的热气。别列兹金静静地躺着，睡着了。皮沃瓦罗夫俯身站在他身边。
“他有张招人喜爱的脸。”皮沃瓦罗夫思忖着，“此人倒没写过揭发材料。”
今天他整天都在为想起一件往事而感到不安。五年前，他揭发过自己两年制培训班里的同窗好友什梅廖夫。今天，当激战前出现这种不祥的、令人苦恼的、揪心的平静时，各种胡思乱想和什梅廖夫钻进了他的脑海里。那时什梅廖夫一脸可怜痛苦的表情，斜愣着眼睛听他最好的朋友皮沃瓦罗夫在会上宣读他的声明。
晚上十二时左右，崔可夫绕过师长打电话到部署在拖拉机厂工人新村的团里。这个团让他特别不放心。侦察部队曾报告，在这个地段上，德军坦克和步兵正在进行最为顽强有力的集结。
“喂，你们那边怎么样？”他生气地说，“你们那边到底谁在指挥全团？巴秋克告诉我，团长得了什么肺炎，想把他往左岸送。”
一个干哑的嗓子回答：
“是我，别列兹金中校在指挥全团。着了点凉，现在全正常了。”
“我听出来了。”崔可夫像是幸灾乐祸地说，“你嗓子哑得厉害，不过德国佬会给你热牛奶喝的。全给你准备好了，注意，会把你们给淹没的。”
“明白，一号同志。”别列兹金说。
“要是明白，”崔可夫威胁道，“那就记住，如果你想后退，我就让你尝尝糖拌生蛋黄，不比德国佬的牛奶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