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廖扎·沙波什尼科夫指着放在食品袋旁一块砖上的书说：
“读过啦？”
“又读了一遍。”
“喜欢吗？”
“我更喜爱狄更斯。”“哦，狄更斯。”
他说话的语气，带着嘲笑和高傲。
“你喜欢《巴马修道院》吗？”
“不是很喜欢。”他想了想回答说。随后又补充：“今天我要同步兵一起把德国人从隔壁的一家农舍里撵出去。”
他明白她的目光，又说：
“当然，是格列科夫下的命令。”
“那其他迫击炮手也去吗，琴佐夫呢？”
“不，就我一个。”
他们沉默了片刻。
“他还缠着你？”
她点点头。
“那你呢？”
“这你知道。”她想起可怜的阿兹罗一家。
“我觉得，今天我会被打死哩。”
“干吗让你同步兵一块去，你是迫击炮手。”
“可为什么他要把你留在这里？无线电发报机被炸得粉碎。早就该打发你到团里去了，一般是去左岸。你在这里派不上用场，成了没有职务的未婚妻。”
“可我们能天天见面哟。”
他挥挥手走了。
卡佳回头望了望。本丘克正从二楼上看热闹，还嘻嘻笑着。看来一定是沙波什尼科夫看到了本丘克，所以才突然离开的。
傍晚前，德国人朝楼房开炮，三个人受了轻伤，一堵内墙倒塌，堵住了地下室的出口。刚把它挖开，一发炮弹又打塌一片墙，把地下室的出口重新堵上，于是大伙重新把它刨开。
安齐费罗夫朝尘土弥漫的半昏暗处张望了一下问：
“哎，报务员同志，您还活着吗？”
“活着。”文格罗娃在半昏暗的地下室里回答说，打了个喷嚏，吐出口殷红的唾沫。
“祝您健康。”工兵说。
天一黑，德国人开始放照明弹，打机枪，有几次还飞来架轰炸机，投下几枚爆破弹。谁也没睡。格列科夫亲自打机枪，步兵们一边可怕地骂娘，用工兵铲挡住脸，一边拼命把德国人打回去。
德国人似乎已经感觉到，对不久前被他们占领的这幢无主楼房的进攻即将开始。
枪声一停息下来，卡佳便听到德国人叽叽喳喳的说话声，甚至连他们的笑声也听得十分清楚。
德国人的发音相当不准，说的话同上外语课时学的大不一样。她发现，小猫从自己的垫子上爬了下来。后面的两只爪子不会动弹，它用一对前爪爬行，匆匆爬到卡佳身边。
后来它不再爬动，颌骨好几次张开又合上。卡佳想抬起它低垂的眼睑。“死了。”她想，感到有点儿怕脏。突然她明白，小东西已经预感到死亡，于是想到了她，爬到她跟前已经处于半瘫痪状态。她把小猫的尸体放进坑里，填上几块碎砖。
照明弹的光亮充满了整个地下室，她想象，地下室里没有了空气，她呼吸到某种带血液体的气息，这种液体从地下室流出来，从每块砖头里渗出来。
瞧，德国人正从远处的角落里爬过来，悄悄向她这儿靠近，眼看就要把她抓住，拖走。他们的冲锋枪在很近的地方，仿佛就在身边响着。也许，德国人把二楼收拾了？也许他们将不从下面爬上来，而会从上面跳下来，从上面的缺口处来到地下室？
为了使自己镇定下来，她极力回想那张钉在楼门上的卡片：“季霍米罗夫家——一短声，济格家——两短声，切利穆什金家——三短声，法因贝格——四短声，文格罗夫家——五短声，安德留先科——六短声，别哥夫——一长声……”她极力回想法因贝格那口放在煤油炉上盖着胶合板的大锅，回想阿纳斯塔西娅·斯捷潘诺夫娜·安德留先科那只蒙着袋形布套、搪瓷多处剥落、吊在粗绳索环上的大洗衣盆。她给自己铺好床，在床单和弹性十足的弹簧之间垫上母亲的那条棕色头巾、一块短棉绒和一件开了线的春秋大衣。
后来，她的思绪集中到这座“6-1”号楼上来。眼下，当希特勒分子拼命往里闯，从地底下往上爬的时候，她已经不为最粗野的骂人话而气恼，曾经令她的脸庞、脖子，甚至军大衣下面的双肩都变得绯红的格列科夫的目光也不再使她感到害怕。开仗这几个月来，她听到了多少下流话！她不得不通过“无线电联系”同秃头中校进行多次糟糕的谈话。那时，他的假牙闪闪发光，他暗示她可以按自己的心愿留在伏尔加河左岸的通信站里。
姑娘们正在唱一首忧伤的短歌：
……秋日的夜晚多美好，
长官亲热温存把她抱。
清早他心肝宝贝一个劲儿叫，
从此她搔头弄姿把风流尝……
她并不是个怕死鬼，那样的心理状态自然而然便形成了。
她头一回见到沙波什尼科夫时，他正在吟诗。那时，她心想：“一个白痴。”后来他两天不打照面，可她又不好意思打听他的情况，一直在想，别是他给打死了。后来有个晚上他突然露面了，她听到他在对格列科夫讲，他如何没有得到准许就离开了集团军司令部的掩蔽部。
“对，”格列科夫说，“你开小差到我们阴间来了。”
从格列科夫那儿离开后，沙波什尼科夫经过她身旁，没看她一眼，也没再回头瞧瞧。她有点不高兴，过后索性大为生气，心想：“傻瓜。”
后来她听到楼里的居民在议论，谁更有机会头一个同卡佳睡上一觉。一个说：“明摆着，是格列科夫。”
另一个说：“这不是事实。瞧，名单上谁排在最后一位？我敢说，是迫击炮手谢廖扎。姑娘越年轻，越倾心于有经验的男人。”
后来，她发现大伙几乎不再同她嬉闹和开玩笑。每当楼里的居民提到卡佳，格列科夫就掩饰不住他的不高兴。
有天，大胡子祖巴列夫叫她：“喂，楼长夫人。”
格列科夫并不着急，但显然已经胸有成竹，而她也感觉得到他的自信。自从无线电发报机被炸弹片击毁后，他命令把她安顿在很深的地下室的一个隔间里。
昨天他对她说：“我这辈子从来还没有见到过像你这样的姑娘。”并且补充：“要是我在战前遇上你，非娶你不可。”
她想说，这得先问问她。但她嘟哝一下，没说出口。
他对她没有别的举动，也不对她说粗鲁的、厚颜无耻的话，但一想起他，她就觉得害怕。
昨天他还忧郁地对她说：
“德国人很快就要开始进攻。我们居民中未必有谁能幸免于难。德国人的楔形攻势早已对准了我们这幢楼房。”
他用缓慢的、专注的目光把她打量了一番。卡佳感到不寒而栗，倒不是由于想到即将来临的德国人的进攻，而是因为这缓慢平静的目光。
“我会顺便上您那儿去的。”他说。好像这句话和那句关于德国人进攻之后“未必有谁能幸免于难”的话之间并无什么联系，但卡佳明白，是有联系的。
他不像她曾经在科特卢巴尼城郊见到过的那些指挥员。他同人说话不大吼大叫，不恫吓威胁，因此大伙都听他的。他坐着，抽着烟，讲着，听着，同士兵没有什么两样，可威信很高。
她几乎不同沙波什尼科夫说话。她有时觉得，他钟情于她，但又像她那样，在赞叹或是吓唬他俩的人面前，显得束手无策。沙波什尼科夫是个弱者，没有处世经验，但她想求得他的保护，想对他说：“坐到我身边来。”她想让他感到快乐。同他聊天定会让人感到非常奇妙，仿佛什么战争呀、“6-1”号楼房呀都不存在了。他似乎感觉到了这一点，故意极力显得十分粗俗，有一次甚至当着她的面说起了下流话。
此刻她觉得，在她不太清晰的想法和格列科夫派沙波什尼科夫去攻击德国人占领的楼房之间有着某种残酷的联系。
听到冲锋枪的枪声，她想沙波什尼科夫正躺在红砖的小丘上，耷拉下没有理过发的僵死的脑袋。
她对他有一种强烈的怜惜，内心里混杂着各种感受：五光十色的夜间灯火、对母亲的思念、对格列科夫的恐惧和对他的赞叹，他正从孤零零的废墟中向德国的铁血师团发起冲击。
她想，只要能见到沙波什尼科夫活着回来，她将献出生命中的一切。
“可是倘若有人说，你是爱妈妈呢，还是爱他呢？”她想。
后来她听到了谁的脚步声，她用手指紧紧抓住一块砖，仔细聆听。
枪声静寂下来，一切又恢复了平静。
后背、双肩和小腿都痒痒起来，但她不敢去挠，生怕发出沙沙的响声。大伙问巴特拉科夫，干吗挠痒痒，他回答：
“这是神经性的。”
而昨天他却说：
“身上找到了十一只虱子。”
科洛梅伊采夫开玩笑说：
“有只神经性虱子正朝巴特拉科夫进攻哩。”
一旦她被打死，战士们便会将她扔进坑里，并且说：
“可怜的姑娘最爱长虱子。”
也许，这真是神经性的？但她明白，黑暗中有个人正朝她走来，这不是她的想象，不是由沙沙声、一明一灭的光亮和内心的极度紧张所产生的幻觉。卡佳问：
“谁？”
“是我，自己人。”黑暗中有人回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