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伦斯基从草原集团军司令部来到了部队，该部部署在位于里海沿岸缺水沙漠上的斯大林格勒方面军东南翼。
一块靠近小湖的草地出现在达伦斯基面前，使他觉得仿佛见到了乐土。那里生长着茂密的针茅，有时还有树木和马的嘶鸣。
几千人在这荒凉的沙土平原上安营扎寨，他们已经习惯了潮湿的空气、清晨的露珠和干草的沙沙声。沙石划破他们的皮肤，钻进他们的耳朵，在小米饭和面包里硌牙，在食盐和步枪的枪机里、在钟表的机体和士兵的睡梦里安家。人的身体、鼻孔、咽喉、小腿肚在这里全遭了罪。身体在这里犹如一辆离开车道、在泥泞不堪的小道上吱呀爬行的大车。
达伦斯基整天都在炮兵阵地上转，找人谈话，作记录，抄图表，检查武器大炮和弹药库。天黑前，他才松了口气，头昏脑涨，不习惯走松软沙地的一双腿酸疼难当。
达伦斯基早就发现，在撤退的那些日子里，将军们常常十分关心下属的需要，司令员和军委委员们慷慨地表现出谦逊、怀疑和自我批评精神。
军队中从未像在残酷撤退时期那样涌现出那么多通情达理的人。那时敌人占尽优势，统帅部又火冒三丈，追查失利的罪魁。
可是，如今在这里，在沙漠中，人们却为无精打采的漠然态度所支配。司令部和战斗部队指挥员们仿佛深信，在这个世界上他们没有什么可关心的，无论明天还是后天，反正全一样，一年过后依然是茫茫无际的沙漠。
炮兵团参谋长鲍瓦中校邀请达伦斯基在他那里过夜。鲍瓦尽管有个勇士般的名字，背却有点儿驼，秃顶，一只耳朵听力差。有一次他奉召来到方面军炮兵司令部，他那惊人的记忆力使众人大吃一惊。仿佛在他那颗长在狭窄拱背上的秃脑袋里，除了数字、营连番号、居民点名称、指挥员姓名和标高以外，再也装不进别的什么东西。
鲍瓦住在木板搭的简陋小屋里，墙是用黏土和牲口粪抹的，地板由破旧油毡铺就。这间陋室同零零落落分散在沙土平原上其他指挥员的住所毫无区别。
“喂，您好！”鲍瓦说着豪放地握住达伦斯基的手。“不错，是吗？”他指指墙，“瞧，就在抹上粪便的狗舍里过冬。”
“是呀，住得马马虎虎！”达伦斯基说，对沉默寡言的鲍瓦完全变了个样儿感到吃惊。
他请达伦斯基坐在装过美国罐头的箱子上，给他往不透明的磨花玻璃杯里倒上杯伏特加，杯子的沿口上沾满了已经变干的牙粉。他把放在一张皱巴巴黏糊糊报纸上的几只渍过的青西红柿往近处移了移。
“请，中校同志，美酒加水果！”他说。
像所有不喝酒的人那样，达伦斯基小心翼翼地呷了一口，把杯子搁得离自己远些，旋即开始向鲍瓦询问炮兵部队的情况。但是，鲍瓦回避谈论业务。
“嘿，中校同志，”他说，“我满脑瓜子装的都是公务，再谈这些丝毫引不起我的兴趣。我们在乌克兰驻防时，多好的娘儿们。在库班，我的天哪……要知道她们全乐意，只要您眨眨眼！可我这个傻瓜，却在作战处里磨破了屁股，等醒悟过来，已经晚了，到了这个全是沙子的鬼地方！”
达伦斯基起初对鲍瓦不想谈论一公里正面上部队的平均密度和沙漠条件下迫击炮对炮兵的优势问题，而心中有气，但最终还是对他新的交谈方式产生了兴趣。
“当然，”他说，“乌克兰女人秀美出众，特别吸引人。1941年，司令部在基辅驻防，我遇见过一个尤为出众的乌克兰女人，她是一位检察院工作人员的妻子，一个美人！”
他欠欠身子，举起手，用手指碰了下低矮的顶棚，补充说：
“对于库班我同样不打算同您争论。库班在这方面可以说名列首位，美女的百分比高得出奇。”
达伦斯基的话对鲍瓦影响极大。
他骂了一句，用哭泣的声音叫喊道：
“可现在尽是卡尔梅克女人，真是的！”
“未必！”达伦斯基打断他，十分流畅地说出皮肤黝黑、高颧骨、散发出艾蒿清香和草原气息的女人的美妙之处。他回忆了草原集团军司令部的阿拉·谢尔盖耶夫娜后，用一句话总结道：“总之，您错了，女人到处有。沙漠里没水，这不假，可女人有的是。”
但是，鲍瓦没回应他。这时达伦斯基才发现，鲍瓦已经睡死过去。此刻他才算搞明白，原来他的主人完全喝醉了。
鲍瓦睡觉还打鼾，鼾声就像垂死者的呻吟。他的脑袋从单人床上垂了下来，达伦斯基在鲍瓦的头底下垫了个枕头，往他脚下填上张报纸，擦干净他嘴角流下的哈喇子，表现出俄罗斯男子对醉汉常有的耐心和善良，然后才四下打量了一番，看把自己安顿在什么地方。
达伦斯基把主人的军大衣铺在地上，上面再扔上一件自己的军大衣，把自己在办公室和出差时用的那只塞得鼓囊囊的军用挂包权当枕头，这个包既是他的食品仓库，又是放洗刷用具的储藏室。
他来到街上吸了口夜间的冷空气，呀了一声，望一眼黑暗的亚洲天空中那非人间所有的火焰，撒了泡尿，又望了眼星空，心想“是呀，宇宙”。才回去睡觉。
他躺在主人的军大衣上，身上盖着自己的军大衣，没有闭上眼睛，反倒把眼睛睁得大大的，一个凄凉的想法令他大吃一惊。
他的周遭是晦暗无光的简陋生活！他躺在地上，望着吃剩的梅渍西红柿和硬纸箱，纸箱里可能放着打上很大黑色印记的短方格手巾、皱巴巴的白衬领、空手枪皮套和压瘪的肥皂盒。
秋天他在上波格罗姆内过夜的农舍，看起来都比他今儿过夜的地方强。而再过一年，也许今天这间简陋小屋比起某个没有刮脸刀、没有硬纸箱、没有破包脚布的地窖来，便会显得十分阔绰了。
他在炮兵司令部工作时度过的那几个月，使他的心理发生了很大变化。对工作的渴望曾经令他满足，这犹如想进餐是他的最大需求。但如今，他已经感觉不到自己是幸福的，因为他有了工作，而饱汉是感觉不到自己的幸福的。
达伦斯基工作很出色，领导对他很器重。起初，这使他感到高兴，因为他还从没有被人看作是不可替代的、有用的人。多少年来，他的境遇正好相反。
达伦斯基没有想过，他身上出现的对同事的优越感，为何未产生对他们的宽容，也许这是真正的强者的特点。可见，他不是个强者。
他常常火冒三丈，大叫大嚷，骂人，过后又痛苦地看着被他侮辱的人，但从不请求他们原谅。大家生他的气，但不认为他是坏人。在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部里，大家对他比对当时在西南方面军司令部服役的诺维科夫还好。据说，他写的报告整个被某些大人物在向莫斯科更大的人物汇报时所采用。原来，困难时期他的智慧和工作是重要的、有用的。可妻子战争爆发前五年就离开了他，认为他是人民的敌人，总是欺骗性地对她隐瞒自己软弱的两面派本质。他经常因为档案材料对他不利而找不到工作，既有父亲方面的因素，也有母亲方面的原因。起初，当他得知他失去的职务被一个愚蠢无知的人顶替时，曾感到委屈和抱怨。后来，达伦斯基想，确实不能把重要的业务工作交给他。进劳改营后，他已经完全意识到自己是不合格的。
但在可怕的战争期间，原来事情并不是这样的。
他拽过军大衣盖在肩上，但双脚立刻感到从门缝里吹进来的冷气。达伦斯基想，如今，当他的知识和才能显得有用时，他却躺在鸡窝地上，听着骆驼那刺耳难受的嘶叫声，他所企望的并非疗养所和别墅，而是一条干净长衬裤和用洗衣服的肥皂头洗次澡的可能性。
令他自豪的是，他的提升同物质和钱财毫无关系。但同时，这又使他生气。
他的自信和自负总是同他平常的胆怯交织在一起，达伦斯基觉得，生活享受永远不是他应该得到的。
他经常感到缺乏自信，总觉得自己穿戴寒酸，还总是习惯性地萌发出对金钱的需求，这些全是他从小就习以为常的。
如今，当他一帆风顺时，这种感觉并未消失。
每当他想到自己走进军事委员会的餐厅，女服务员会说“中校同志，您该到军人食堂就餐”。他就充满恐惧。随后，他更怕在某个会议上，某个爱开玩笑的将军会挤眉弄眼说：“中校，军事委员会餐厅里浮层油的红甜菜汤怎么样，啊？”他常常大吃一惊，不仅将军们，甚至连报社的摄影记者们都满怀当家人的自信在那里又吃又喝，从那里索要不该付给他们的汽油、制服和烟卷。
他的生活就是这样，父亲长期找不到工作，当速记员的母亲是他们一家的长期供养者。
半夜，鲍瓦不再打鼾，达伦斯基注意到他那边鸦雀无声，反倒不安起来。
鲍瓦突然问：
“中校同志，您还没睡？”
“没有，睡不着。”达伦斯基回答说。
“请原谅，没把您安顿得更好些，我喝醉了，”鲍瓦说，“可现在脑瓜挺清醒，像是什么也没喝过。您知道吗，我躺着，心里在想：我们怎么会落到这种鬼地方？是谁帮我们来到这样偏僻的地方的？”
“谁帮忙，德国人呗。”达伦斯基答道。
“哦，您到床上来吧，我睡地上。”鲍瓦说。
“您怎么啦，我躺这里挺好。”
“有点儿不合适，照高加索风俗这样是不允许的。主人睡床上，却让客人睡地铺。”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又不是高加索人。”
“可也差不多是，高加索山脉的山麓就在边上。您说是德国人帮的忙，可您知道，不仅仅是德国人，我们也在帮自己的忙。”
鲍瓦好像欠起了身子，床铺咯吱直响。
“没错。”他说。
“是呀，是呀。”达伦斯基从地板上说。
鲍瓦把谈话推上了一个特别的、不寻常的轨道，于是他们俩都默不作声，考虑是否应该同一个极不了解的人开始这种交谈。看来，考虑结果是不该同不熟悉的人进行类似的交谈。
鲍瓦抽起烟来。
火柴突然冒出火花，达伦斯基看到了鲍瓦的脸，那是张疲惫无神、愁眉紧锁、陌生的面孔。
达伦斯基也抽起烟来。
鲍瓦借着火柴的闪光，见到了用胳膊肘支着欠起身子的达伦斯基的脸，它显得冷淡、无情、陌生。
正是打这以后，不知为何不该进行的交谈开始了。
“没错。”鲍瓦说，但这次声音没有拖长，而是显得短促生硬，“是官僚主义和官僚主义者帮我们落到了这种地步。”
“官僚主义是件坏事。”达伦斯基说，“我的司机说，战前在农村有这样的官僚主义，不提上瓶酒，集体农庄里谁也不给开证明。”
“您别笑，没什么好笑的。”鲍瓦打断他的话，“您要知道，官僚主义不是闹着玩儿的，它在和平时期鬼知道要把人们引到哪儿。可是在前沿条件下，官僚主义可能更坏。飞行部队出过这么一档子事：一个飞行员从着火的飞机里跳出来，他的飞机被梅塞机击中，自己倒安全无恙，只是身上裤子烧焦了。可是，不发给他裤子！简直是胡闹，军需主任拒绝发放，说：没有到穿破的期限，没什么可说的！飞行员没有裤子待了三天三夜，直到事情闹到兵团指挥员那里为止。”
“嘿，请原谅，这是无稽之谈。”达伦斯基说，“就因为某地的一个傻瓜迟发一条裤子，也不会使军队由布列斯特撤到了里海附近的荒漠……”
鲍瓦酸溜溜地哼哼说：
“难道我说过就因为一条裤子吗？我再给您说件事：一个步兵分队陷入了重围，人们开始没吃的。飞行部队接到命令用降落伞给他们空投食品，可军需机关拒绝发放食品，说：我们需要他们在提货单上签字，可要是这些口袋从飞机上投下去，找谁在单子上签字？军需员固执己见，就是不给。最后用强迫命令才说服了他。”
达伦斯基冷冷一笑：
“滑稽可笑，但依然是小事一桩，这是形式主义而已。在前沿条件下官僚主义可能表现得更可怕。你知道‘不准后退一步’的命令吗？几百人受到德军的猛烈袭击，只要把他们领到高地背面的斜坡，就安全了，不会有任何战术损失，技术装备也能保存下来。但却有一道‘不准后退一步’的命令，非让人们在炮火下坚守，结果人员装备全完蛋。”
“对，对，完全正确。”鲍瓦说，“1941年从莫斯科派来两名上校到我们集团军检查这道‘不准后退一步’最高命令的执行情况。他们没有汽车，可我们用三昼夜从戈梅利逃了二百公里。我让两个上校乘坐我的吨半卡车，免得他们给德国人抓住。他们在车厢里边哆嗦边求我：‘请将贯彻“不准后退一步”命令的材料向我们提供一点吧。报表制度，有什么办法！’”
达伦斯基往胸腔里深深吸了口气，仿佛打算往更深的水里扎猛子。他大概扎了一下后说：“官僚主义确实可怕。一名红军战士作为机枪手抢占了高地，一个人对付七十名德国兵，阻止他们的进攻。他牺牲后，全军低头，为他脱帽致哀。可是他那害肺痨的妻子却从住所里给撵了出来，区苏维埃主席大叫大嚷：‘滚，不要脸的女人！’您知道吗，命令一个人填满二十四张履历表，最终还得在会上自己承认‘同志们，我不是你们的人’，这就是官僚主义。瞧，不定什么时候，有人会说：是的，是的，国家是工农的，可我的父母是贵族，是不劳而获分子，请把我赶走吧，这样就安定了。”
“可我没见过这类官僚主义，”鲍瓦反对道，“确实是这样，国家是工农的，是工人和农民管理国家。这有什么不好？这是对的。资本主义国家才不相信穷人哩。”
显然，达伦斯基对交谈者完全不往那方面想感到吃惊。
鲍瓦划着一根火柴，没点烟，而是用它往达伦斯基那边照了照。
达伦斯基微微眯缝起眼睛，那感觉如同在战场上被敌人探照灯的光亮照着一般。
而鲍瓦说：
“我可是纯粹工人出身，父亲是工人，爷爷是工人。我的履历，一清二白。可结果呢，这些在战前同样对我不管用。”
“怎么不管用？”达伦斯基问。
“在工农国家里对贵族哪怕采取了些慎重手段，我并不认为是官僚主义。可是，战前为什么要抓住我一个工人的后脖领子呢？我记不得是罚我上水果蔬菜公司拣土豆了呢，还是罚我去打扫了街道。就因为我批评了上司，说他把住所搞得太漂亮了。可我恰恰是从阶级观点出发提出自己意见的。瞧，他们就给我点厉害瞧瞧。依我看，这就是官僚主义。官僚主义的主要恶果是：工人在自己的国家里蒙受痛苦。”
达伦斯基立刻察觉到，交谈者在自己这番话里涉及某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因为他所提出的令他激动不安和心灵痛苦的东西，并不是由于他的习惯或习性从别人那里听来的，而是他感受到了某种不可言传的美好事物：不看人脸色、无所畏惧地说出自己的意见，争论那些令理智感到焦虑不安的问题，争论那些正是由于令人焦虑不安而使他从未同任何人谈起过的问题。这时，他体验到了幸福。
但是，在这里，在地板上，在简陋的小屋里，在深夜同质朴的、喝醉酒又清醒过来的军人的交谈中，他感受到了自己周围那些从西乌克兰来到这片沙漠的人们的存在，同时也发觉一切仿佛都是另一种样子的。人与人诚挚的交谈本是普通的、自然的、可期望的、不可或缺的，但却是难以达到的、不可思议的。如今它实现了！
“您有什么不对？”达伦斯基说，“资本家不许穷人进参议院，这是必然的，但如果穷光蛋变成了百万富翁，他们是会让他进参议院的。工人出身的福特家族就进去了。在我们这里，不许资产阶级和地主进领导岗位，这完全正确。但如果仅仅因为一个人的父亲或祖父是富农或神父，不管他干活多么勤快，就把犯罪印记打在他的脸上，这就完全是另一码事了。这里不存在阶级观点问题。您以为，我在自己的劳改营里受折磨期间没遇见过普梯洛夫工厂的工人和顿涅茨矿工？多得很！我们的官僚主义之所以可怕，就在于你以为这不是国家机体上的肿瘤，肿瘤是可以切除的。它可怕就可怕在你以为，官僚主义就是国家。可战争期间谁也不想为人事处长去死。任何一个奴颜婢膝的人都可以在申请书上写上‘不准’二字，或是把士兵的遗孀撵出办公室。可为了撵走一个德国人，却需要坚强的、真正的人。”
“的确。”鲍瓦说。
“我不是在抱怨。深深鞠躬，深表谢意。真是谢谢！我很幸运！我心情沉重是因为另一码事。为了使我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我可以把自己的力量献给祖国。但令人痛苦的是，我必须度过如此可怕的时光。那时只有上帝保佑我幸福，真该死！”
达伦斯基感到，他依旧没有挖掘到形成他们谈话本质的最主要东西，没有挖掘到用明亮纯朴的光芒照亮生命的最主要东西，但他毕竟思考和说出了平时他没有思考和说过的想法，这使他感到高兴。他对自己的交谈者说：
“你知道吗，在我一生中，不管出现什么情况，我将永远不会为这个晚上同您交谈而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