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佳，妈妈刚回来。”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说。
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肩上披着围巾坐在桌旁，她把一杯茶移过来又马上推开说：
“哦，我刚同一个人谈过话，他在战争前夕见过米佳。”
她很激动，因此用十分平静且从容不迫的语调谈起来。前几天有个老乡来找她车间化验室同事的邻居，同事有次当着他的面偶然提到了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的姓名。于是来人问，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是否有个叫德米特里的亲戚。
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下班后到了女化验员家里，在那里了解到此人不久前刚从劳改营释放，他原先是个校对员，判坐七年牢是因为在一篇报纸的社论中，排字工人把斯大林同志的姓排错了一个字母，他没有校出来。战争前夕，他因破坏纪律被从科米自治共和国的一个劳改营转到远东湖泊区劳改营群中的一个秘密劳改营。在那里，沙波什尼科夫跟他住在一个棚屋里。
“他一说，我就明白是米佳。他说，他躺在板床上，一个劲儿吹口哨——‘小黄雀、斑海雀，你在哪儿？……’被捕前，米佳来过我这里，我问过他许多问题，他都报以一笑，只是吹小黄雀的曲子。晚上那人该乘卡车上莱舍沃，他一家人住在那儿。他说米佳病了，得了坏血病，心脏也不好。他说米佳不相信他能获得自由。米佳同他说起过我和谢廖扎。米佳在伙房干活，这是个好活计。”
“是呀，为了干这个活计，他得上完两所大学。”斯特拉姆说。
“这事不保险，要是他是个暗地里派来的奸细呢？”柳德米拉说。
“谁需要来挑唆一个老太婆？”
“可他们对在大机关工作的维克托感兴趣啊。”
“得了，柳德米拉，别胡说八道了。”维克托·帕夫洛维奇生气地说道。“可是为什么把他给放了，他是怎么解释的？”娜佳问。
“他所说的简直不可思议。我觉得，那是个巨大的世界，那里有着某种无法理解的东西。他仿佛是来自另一个国度的人。他们有自己的习俗、自己的中世纪和新世纪历史、自己的谚语……
“我问他，为什么他被释放了。他惊讶地说，怎么，您不知道，我是记录在案的啊！我还是不明白，原来他们是些精疲力竭得快要死的人，于是才把他们给放了。劳改营内部把人分为三六九等，什么苦力、白痴、狗杂种……我问他，1937年有成千上万的人被判处剥夺通信权利十年，有这样的判决吗？他说他在劳改营里待了10年，没遇见一个是被这样判决的。我问这些人都在什么地方？他说不知道，反正在劳改营里没这样的人。
“伐木，超期服刑，特殊移民……他把这种忧伤压到我身上。米佳就生活在那里，他也说自己是个精疲力竭的人，是个白痴，是个狗杂种……他讲了犯人自杀的方法——他们在科雷马的沼泽地绝食和一连几天不断地喝水，结果人就死于浮肿和积水，他们把这种方法叫饮水法。米佳就开始喝水，拼命喝水，当然心脏出了毛病。”
她见到斯特拉姆紧张忧郁的面孔和女儿拧在一起的眉毛。
她十分激动，感到头发烧，嗓子眼发干，但她还是继续讲：
“他说，比劳改营更可怕的是路途中和列车上，刑事犯在那里有无限的权力。他们剥衣服、抢东西，玩牌时把政治犯的生命当赌注，输者就用刀子捅人，而牺牲者甚至临到最后一刻还不知道一副牌就赌掉了他的生命。更可怕的是，劳改营里所有大小头目都是刑事犯。他们是棚屋领班，是伐木队长，政治犯毫无权力。刑事犯管政治犯叫‘你’，管米佳叫法西斯分子。”
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朗声说，仿佛在向人民大声疾呼：
“他们把这个人从米佳诗的那个集中营转到瑟克特夫卡尔，战争头一年一个中央派来的叫卡什科金的人来到米佳待的那个集中营，组织枪决了几万名囚徒。”
“哦，我的天哪，”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说，“我想搞明白，斯大林是否知道这种可怕的事？”
“哦，我的天哪，”娜佳生气地重复一遍母亲的话说，“难道您不明白？就是斯大林下令杀害他们的。”
“娜佳，”斯特拉姆大喝一声，“住嘴！”
同那些感觉到自己内心的虚弱被人从旁识破了的人一样，斯特拉姆突然勃然大怒，朝娜佳叫喊起来：
“你别忘了，斯大林是正在同法西斯浴血奋战的红军的最高统帅，你奶奶直到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寄希望于斯大林，我们大家能活着，能自由呼吸，全靠有斯大林和红军……你先给我学会自己给自己擦鼻子，然后再来反驳在斯大林格勒挡住法西斯主义道路的斯大林。”
“斯大林待在莫斯科，可在斯大林格勒挡住敌人的，你知道是谁。”娜佳说，“你别装糊涂，你从索科洛夫家里回来那阵说过的话，就是我刚才说的……”
他感到对娜佳的新的愤恨涌上心头，它是那么强烈，仿佛直到生命终了也无法摆脱。
“从索科洛夫家里回来，我没说过任何类似的话，你别胡编。”他说。
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说：
“正当苏联儿女在战场上为国捐躯的时候，何必回忆这些可怕的事儿呢！”
但这时娜佳却说出了她父亲心中最隐秘的、最虚弱的想法。
“得了，当然你什么也没说。”她说，“现在你在工作中取得了这样的成就，而德国人又被挡在了斯大林格勒……”
“你怎么能，”斯特拉姆说，“你怎么能怀疑父亲不诚实！柳德米拉，你听见了吗？”
他期待妻子的支持，但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并没有支持他。
“你何必大惊小怪的，”她说，“你同自己的卡里莫夫，同这个令人讨厌的马季亚罗夫所说的话，她听得多了。玛丽娅·伊万诺夫娜把你们的谈话全告诉了我。你自己在家里说得也够多的。唉，快点回莫斯科吧。”
“够啦，”斯特拉姆说，“我早知道你想对我说这些痛快话了。”
娜佳不再吱声，她的脸变得像老婆子那般衰老、难看，她不再理睬父亲，但当父女俩的目光相遇时，他发现她的目光里满含着憎恨，这使他大吃一惊。
空气变得窒闷，沉重得让人透不过气来。多少年来几乎在每个家庭里都暗暗存在的所有那些令人不安的、为爱情和真诚的信赖所平息的东西，如今都冒了上来，浮到表面，到处泛滥，占据了整个生活，仿佛父亲、母亲和女儿之间只有不理解、怀疑、怨恨和责难。
难道他们的共同命运只产生不睦和疏远？
“姥姥！”娜佳说。
斯特拉姆和柳德米拉不约而同朝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望了一眼，只见她把手掌抚在前额上坐着，仿佛感到头疼欲裂，无法忍受。
某种无法形容的凄楚使她束手无策，似乎谁也不予理会的她和她的痛苦，只会妨碍和刺激别人，只会引起家庭不和，这个一辈子刚强有力的老妇人，此刻是多么的孤独和软弱无力。
突然娜佳跪下，额头紧贴在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的腿上，喃喃地说：
“姥姥，亲爱的，好姥姥……”
斯特拉姆走到墙边，打开收音机，硬纸板的喇叭里发出嘶哑声、呼啸声和吱吱声。收音机里好像正在播送出现在战争前沿、被烧毁的村子、士兵墓地、科雷马河和沃尔库塔河、野战机场和医疗卫生营那被冰冷的雨雪浸透的帆布帐篷上空秋夜的恶劣天气。
斯特拉姆瞥一眼妻子阴沉的脸，走到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跟前，抓起她的双手，吻了起来。
然后，他弯下腰，抚摸娜佳的头。
看来，这几分钟里没发生任何变化，屋子里还是这几个人，压在他们心头的还是那些痛苦，主宰他们的还是那个命运。只有他们自己知道，此刻，多么美好的温暖之情充溢在他们那冷冰冰的心灵中……
蓦地，屋子里传来很响的声音：
“这一天里，我军在斯大林格勒地区、在东北面的图阿普谢地区和纳尔奇克地区同敌人进行了战斗。其他战线没有发生任何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