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午饭时，娜佳若有所思地说：
“比起烤土豆来，托利亚更喜欢熬土豆。”
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说：
“明天他整整十九岁零七个月了。”
晚上她说：
“要是玛鲁夏知道了法西斯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暴行，不知会多伤心呢。”
不久，刚开完全厂大会回家的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对帮她脱大衣的斯特拉姆说：
“维佳，天气真好，空气干燥寒冷。您妈妈说过，这像葡萄酒。”
斯特拉姆回答说：
“妈妈说的是酸白菜像葡萄。”
生活恰如大海中漂浮的巨大冰块，它的水下部分在冰冷的黑暗中滑行，而水上部分却保持着稳定，它击退浪涛，听到水的喧嚣和拍溅声，喘息着……
当熟人的家庭中有个年轻人考取了研究生，通过了论文答辩，谈恋爱，娶媳妇时，人们在祝贺和家庭闲聊之际往往会增添一分忧郁感。
当斯特拉姆听说有个熟人在战争中牺牲时，他身上有如死去一颗活的粒子，失去了一种色彩。但死者的声音依旧在纷繁的生活中喧嚣。
但是，同斯特拉姆的思想和心灵连在一起的时代是可怕的，它波及妇女和儿童。在他的家庭里，这个时代毁掉了两名妇女和一个几乎还是孩子的青年。
斯特拉姆经常记起从索科洛夫的亲戚——历史学家马季亚罗夫那里听到的曼德尔施塔姆的诗句：
世纪的猎狼犬扑向我肩，
但按我的血统我不是狼……
但这个世纪是他的时代，是他生活的时代，死后他还将同它连在一起。斯特拉姆的工作依旧毫无进展。
战前早已开始的实验，没有达到理论预期的效果。
在各种实验数据中，在这些数据同理论相悖的固执中，包含有令人不知所措的混沌和荒谬。
斯特拉姆起先确信他失败的原因在于实验的不完善和缺乏新的仪器。他迁怒于实验室的同事们，觉得他们没有把足够的精力投入到工作中，而过多地为日常生活琐事分心。
但问题并不在于有才华的、讨人喜欢的、乐呵呵的萨沃斯季亚诺夫经常忙于张罗伏特加酒供应证，也不在于见多识广的马尔科夫上班时看讲义或是向同事们透露某个院士得到了什么样的补给品，以及这位院士如何与两个前妻和第三夫人共享口粮，更不在于安娜·纳乌莫夫娜令人无法忍受地叨叨自己同女房东的关系。
萨沃斯季亚诺夫的思想活跃清晰，马尔科夫那广博的知识、纯熟地完成最精确实验的能力和条理分明的逻辑依然为斯特拉姆所称道。安娜·纳乌莫夫娜尽管住在又冷又破旧的穿堂小屋里，但还是以超人的毅力勤勤恳恳地工作。斯特拉姆依然为索科洛夫同他一起工作而自豪。
无论是保持实验条件的精确度，还是仪表的控制测定和反复校准，都没能给工作带来明显改善。在对重金属有机盐超强度辐射的研究中，突然出现了混乱。有时，斯特拉姆把一粒有机盐看作是某个失去理智和礼仪的侏儒，看作头戴滑到耳边的尖顶帽，红脸蛋，撇嘴，把手指合成筒形，当着严肃的理论的面做下流动作的侏儒。
一些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参加了这一理论的创立，它的精密仪器是完美无缺的，在德国和英国各著名实验室里积累了几十年的实验资料，都自然地纳入这一理论之中。战前不久，曾在剑桥进行过旨在证实理论所预见的粒子在特殊条件下活动情况的实验。这一实验的成功是理论的光辉成就。在斯特拉姆看来，这一实验，同证实理论所预见的从恒星到太阳引力场的光射束相对偏差的实验一样，是崇高而富有诗意的。否定理论是不可思议的，一如士兵不能从元帅肩上撕下金色肩章。
可侏儒依旧轻蔑地撇嘴和做下流动作，又无法说服他。在柳德米拉前往萨拉托夫前不久，斯特拉姆产生了可以扩大理论范围的想法，虽说为此必须作出两项随意的假设和大大提高精密仪器的精密度。
新方程式涉及一项数学分支，而索科洛夫在这方面能力最强。斯特拉姆求助于索科洛夫，因为他感到自己在数学这个领域缺乏信心。索科洛夫很快为扩大这一理论列出了新的方程式。
看来，问题解决了，实验数据不再同理论产生矛盾。斯特拉姆为成功感到高兴，向索科洛夫表示祝贺。索科洛夫也祝贺斯特拉姆，但担忧和不满依然存在。
很快，斯特拉姆重又陷入苦闷之中。
他对索科洛夫说：
“彼得·拉夫连季耶维奇，我发现，每当晚上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补袜子时，我的心情就变坏。这使我想起了我和您，我们也是在修补理论，我们的工作太粗糙，用的是另一种颜色的线，干的是泥瓦匠的粗活。”
他对自己的动摇徘徊十分恼火，幸好，他不善于欺骗自己，他本能地感到自我安慰只能导致失败。
在扩大理论范围中没有得到任何好的结果。修修补补的理论失去了自己内在的和谐，随意的假设使理论丧失了自主力和独立的生命，它的方程式变得又笨又重，运用它们十分吃力。理论中产生了某种学究式的、空洞的、贫血的东西，它仿佛失去了活的肌体。
而杰出的马尔科夫所进行的一系列新实验又重新同列出的方程式相矛盾。为了解释这种新矛盾，他不得不再做一个随意的假设，重新用火柴盒和木片支撑理论。
“瞎折腾。”斯特拉姆对自己说。他明白，他走的是一条歧途。
他收到工程师克雷莫夫的一封信。工程师写道，斯特拉姆定制的仪器的浇铸和抛光工作不得不推迟一些日子，因为工厂忙于完成军事订货。这样，仪器制造显然就得比预定日期推迟一个半月至两个月。
但这封信并没使斯特拉姆伤心，他已经不像原先那样迫不及待地等待新仪器，他已经不相信新仪器能改变实验结果。有时他又感到愤懑，想尽快得到新仪器，最后证实那大量的、广泛的实验资料同理论是彻底而不可救药地相抵触的。
工作的不顺遂在他的意识中同个人的悲伤联系在一起，一切都融合在阴沉的绝望之中。
这种心灰意懒的情绪持续了好几周，他变得肝火旺盛，对家庭琐事斤斤计较，过问饮食起居，对柳德米拉花那么多钱大吃一惊。
柳德米拉同房东吵架也开始使他感兴趣，房东因为她占了柴屋要她多付房租。
“呶，同尼娜·马特维耶夫娜的谈判进行得怎么样了？”他问。
听过柳德米拉的叙述后，他说：“咳，真见鬼，不要脸的臭婆娘。”
如今他已不考虑科学同人类生活的联系，不去管它幸福还是痛苦。考虑这些必须感到自己是主人，是胜利者。可这些日子里他觉得自己是个倒霉蛋，是个打杂的。
似乎他已经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工作，他所经受的挫折和痛苦使他失去了科研能力。
他逐个回忆物理学家、数学家、作家的名字，他们的主要著作都是在青年时代完成的，三十五岁至四十岁之后他们已经无所建树。他们都已经有引以为豪的东西，可他在青年时代却没有打拼出可以值得回忆的事业，虚度了年华。为一百年来数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的伽罗华，只活了二十一岁。二十六岁的爱因斯坦发表了论文《论动运动物体的电动力学》。赫兹死时，还不到四十岁。这些人的命运和斯特拉姆之间横亘着多么大的深渊啊！
斯特拉姆告诉索科洛夫，他想暂时停止实验室的工作。但索科洛夫认为工作需要继续下去，他期待着从新仪器那里获得更多的数据。斯特拉姆竟忘了立刻把工厂来信一事告诉他。
斯特拉姆看出妻子知道他的失败，但她不同他提起他的工作。
她对他生活中最主要的事情并不关心，而把时间都用在家务上，用在同玛丽娅·伊万诺夫娜的聊天上，用在同房东的吵嘴上，用在替娜佳缝连衣裙上，用在同波斯托耶夫妻子的会面上。他把怨恨都撒向柳德米拉，不理解她的心境。
他觉得妻子又回到了往日的生活中去，可她完成所有习以为常的事情，正是因为这些事情是习以为常的，无须花多少精力，她已经没有精力了。
她一面煮面条汤，一面说娜佳的那双鞋，因为长年来她干家务活，现在机械地重复着她每天重复的事情。但他没有发现，她虽然继续过着自己原先的生活，可实际上并没有参与生活。一个想着自己心思的行人，沿着自己习惯的道路走着，绕过坑洼，跨过沟渠，却根本没有去留意它们。
为了与丈夫谈他的工作，需要有新的精神倾向，新的精神力量。但她没有。可斯特拉姆却以为柳德米拉仍对所有事情保持着兴趣，就是对他的工作不感兴趣。
谈起儿子时，她常常记起有时斯特拉姆对托利亚的态度不太好，这使人感到委屈。她好像在对托利亚与继父关系下结论，但这一结论对斯特拉姆很不利。
柳德米拉对母亲说：
“他真可怜，有段时间脸上长了好些小疖子，这使他十分苦恼。他甚至要我从美容师那里给他搞点软膏之类的东西来，可维克托老是戏弄他。”
这倒是事实。
斯特拉姆喜欢招惹托利亚，当托利亚回到家向继父问好时，维克托·帕夫洛维奇常常专注地盯着托利亚，摇摇头，若有所思地说：
“哎哟，伙计，你脸上满天星斗了。”
最近一段时间，斯特拉姆晚上不喜欢待在家里。有时他上波斯托耶夫家里下棋，听音乐，波斯托耶夫的妻子是个很不错的钢琴家。有时他上自己在喀山新结识的卡里莫夫家。不过他最经常去的是索科洛夫家。
他喜欢索科洛夫家的小房间和好客的玛丽娅·伊万诺夫娜可爱的微笑，而最感兴趣的还是餐桌上的聊天。
当他深夜做客归来，走近自己家门口时，暂时平息的忧愁又袭上他的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