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廖扎·沙波什尼科夫在司令部警卫队的掩蔽部里度过了两个昼夜。司令部的生活令他十分苦恼，人们从早到晚都好像在无所事事中苦熬日子。
他记起，他同祖母一起在罗斯托夫待了八个小时，等候开往索契的列车，心想他目前的等待恰似那次战前的转车。继而，他又因将“6-1”号楼与索契疗养地作比较而感到可笑。他请求司令部少校警卫队长放他走，但少校拖着——将军那里没有命令下来。将军把沙波什尼科夫召去，刚向他提了两个问题，谈话就被打断了——电话分了指挥员的心。于是警卫队长决定暂且不放小伙子走，也许将军又记起他了呢。
警卫队长走进掩蔽部，发现沙波什尼科夫在盯着他，就说：
“行啦，我记着呢。”
有时小伙子请求的目光令他恼火，他就说：
“你待在这里有什么坏处？吃得不错，暖暖和和的。在那边说不定还会把你给打死哩。”
当一个人完全陷入炮声隆隆的战火之中时，他无法理解和看清自己的生活，他需要往边上哪怕跨出一步。这时，他仿佛从岸边看清了河流的伟岸，难道它就是在这汹涌狂暴的河流中漂流着的一朵浪花？
谢廖扎觉得民兵团里的生活是平静的：黑沉沉草原上的夜间站岗，天空中映出的远处反光，民兵们的聊天。
只有三个民兵来到拖拉机厂的工人新村，不喜欢琴佐夫的波利亚科夫说：
“整个民兵部队就剩下一老一少和一个蠢货。”
“6-1”号楼里的生活压倒了原先的一切。虽说这生活是难以置信的，但它却是唯一的现实，原先的一切都是虚的。
唯独在夜间，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那斑白的头发和叶尼娅姑妈那嘲讽的眼睛有时出现在记忆里，充满爱怜的心便感到无限惆怅。
在“6-1”号楼里的头些日子，他曾想，如果在他的家庭生活中突然闯进格列科夫、科洛梅伊采夫、安齐费罗夫等人，该是多么奇怪而又令人吃惊呀。即便是现在，他有时想，他的两个姑妈、表妹和维克托·帕夫洛维奇姑夫见到他目前的生活也还会觉得是荒诞不经的。
唉，倘若奶奶听说谢廖扎学会了骂娘……
格列科夫！
真不明白，进到“6-1”号楼里的原本就是些令人惊奇和与众不同的人呢，还是他们原先也是些普普通通的人，只是进了这座楼后才变得与众不同……
民兵克里亚金要是在这里，他别想再指手画脚。可是瞧那个琴佐夫，尽管人们不喜欢他，但他却站住了脚。他已经不是当民兵时隐藏起行政管理才能的那个人。
格列科夫！他把力量、勇敢和权势多么令人惊讶地同平平常常的日常生活结合在了一起。战前儿童皮鞋多少钱一双，清扫女工或是钳工领多少工资，他叔叔工作的集体农庄一个劳动日给多少粮食和钱，他全记得清清楚楚。
有时，他谈到战前的部队生活，谈到清洗和考试评语，谈到走后门得到住房，谈到一些1937年获将军衔的人，写告密信和声明、揭发子虚乌有的人民的敌人。
有时，他的力量似乎表现在狮子般的勇敢和令人钦佩的天不怕地不怕上。他常常不顾一切地从墙上的缺口处跳出去，大吼道：
“别跑，狗杂种！”说着便朝突然袭来的德国人扔出一枚枚手榴弹。
有时，他的力量似乎表现在心情愉快、不拘礼节的交情和同楼里居民的友谊上。
他的战前生活没有什么引人注目的地方，他在矿上当过工长，后来是建筑技师。成为驻明斯克城郊一个部队的步兵大尉后，他在野外和营区从事作业，到明斯克学习班进修，晚上看书，喝伏特加，看电影，和朋友们一起玩纸牌，同妻子吵架。他妻子根据十足地因为他同区里的许多姑娘和有夫之妇相好而吃醋。所有这些情况都是他自己说出来的。于是在谢廖扎的心目中，并且岂止是谢廖扎一个人的心目中，他突然间成了一个为真理而战的勇士。
新结识的伙伴把谢廖扎置身于他们中间，他们在他的心灵中甚至取代了他最亲近的人。
炮兵科洛梅伊采夫曾是名基干水兵，在军舰上航行，在波罗的海沉没过三次。
谢廖扎对科洛梅伊采夫很感兴趣，他经常鄙夷地谈论那些谁也不敢鄙夷地谈论的人，但他对科学家和作家却表现出极大的尊敬。依他看来，所有长官不管他们担任什么职务，有什么军衔，在谢顶的罗巴切夫斯基和干瘪的罗曼·罗兰面前都毫无意义。
科洛梅伊采夫有时谈论文学。他的言论完全不像琴佐夫对劝喻性爱国主义文学的议论。他喜欢的不知是某个美国作家，还是哪个英国作家。尽管谢廖扎从未读过这位作家的作品，而且科洛梅伊采夫也忘了他的姓名，但谢廖扎相信，这个作家一定写得很好，因为科洛梅伊采夫那津津有味、兴高采烈、充满淫秽语言的议论把他给吸引住了。
“我喜欢它就在于它不是在教训我。”科洛梅伊采夫说，“一个男人去搞女人，就写搞女人。士兵喝醉了酒，就写喝醉了酒。老头的老伴死了，也写得十分确切。无论是笑，是悲，是喜，反正你不知道人为什么活着。”
侦察员瓦夏·克利莫夫同科洛梅伊采夫交情最深。
有一次克利莫夫和沙波什尼科夫潜入德军驻地，他们爬过铁路路基，爬到德国炸弹炸起的一个弹坑边，那里有一个德军的重机枪手编组和一名观测军官。他们贴在坑边，观察德国人的动静。一个年轻的机枪手解开制服，把一块红方格手帕塞进衬衣领子在刮脸。谢廖扎听到落满尘土的硬髭在剃刀下吱吱作响。另一名德国人吃着罐头食品，谢廖扎在短暂而费力的瞬间看到他那张大脸露出无比的满足。观测军官在上表。谢廖扎真想小声问军官，以免把他吓着，他想问：“喂，听着，现在几点了？”
克利莫夫拧开手榴弹盖，把它扔进坑里。没等尘土在空中消散，他又扔出第二枚手榴弹，随着一声巨响跳进弹坑。德国人全报销了，仿佛一分钟前世上就没有这几个人。克利莫夫被爆炸的气浪和尘土呛得打了个嚏喷，抓起他所需要的东西——重机枪枪机和双筒望远镜，从军官微温的手上摘下手表，小心翼翼免得沾上鲜血，又从两个机枪手撕烂的制服里掏出士兵手册。
他交出缴获的战利品，叙述了发生的事情，请谢廖扎给他往手上倒了些水后，便坐到科洛梅伊采夫身边说：
“现在咱们来抽支烟吧。”
这时佩尔菲利耶夫跑来，他经常自称：“我是个和平的梁赞居民，钓鱼爱好者。”
“听到没有，克利莫夫，干吗还坐着不动？”佩尔菲利耶夫大声嚷嚷，“楼长在找你，让你往德国人占据的楼里再跑一趟。”
“就去，就去。”克利莫夫抱歉地说。他开始收拾自己的家当：冲锋枪和手榴弹袋。他小心地摸摸这两件东西，仿佛生怕把它们给弄疼了。他对所有人都以“您”相称，从不骂人。
“你别是个浸礼派教徒吧？”波利亚科夫老头有次问已经打死了百十名敌人的克利莫夫。
克利莫夫并非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他特别喜欢谈自己的童年。他父亲曾是普梯洛夫工厂工人。克利莫夫本人是个万能车床车工，战争前夕在工厂的技工学校任教。克利莫夫给谢廖扎讲过一个故事，把他给逗乐了。说是一个技工学校的学生给螺钉卡住了嗓子，喘不上气来，脸憋得发青。克利莫夫在急救车到来之前，用平嘴钳从学生的喉咙里取出了螺钉。
但有一天谢廖扎看到克利莫夫正在大喝缴获来的白酒，喝得面目吓人，觉得即便格列科夫在他面前此刻也会怕他三分。
孤楼里最邋遢的是巴特拉科夫中尉。他的皮靴从来不擦，走路时一只脚掌踢得啪啪响，红军战士们不用扭头，便知道是炮兵中尉过来了。然而中尉一天里要用麂皮擦十几次自己那副眼镜。眼镜已不合他的视力，可巴特拉科夫老以为是爆炸的烟尘熏黑了他的眼镜片。克利莫夫好几次给他捎来从打死的德国人鼻梁上摘下的眼镜。可巴特拉科夫不走运，眼镜架挺好，但镜片不合适。
战前，巴特拉科夫在中等技术学校教数学，十分高傲，说起成绩差的学生时那口气简直目空一切。
他给谢廖扎考过一次数学，使谢廖扎出尽洋相。楼里的居民们嘲笑沙波什尼科夫，威胁着让他留级。
有一天，德国空军进行空袭，当敌机像疯狂的锻工用重磅大锤往石块、泥土、钢铁上猛砸时，格列科夫看到巴特拉科夫坐在楼梯间残垣上，正在读一本小册子。
格列科夫说：
“不，德国人治不了他。对这种蠢货他们能有什么办法？”
孤楼居民对德国人所做的一切，不是恐惧，而是故作宽容的嘲笑：
“嘿，德国鬼子还真卖力。”
“看啊，看啊，这些流氓在搞什么名堂……”
“真笨，他这是把炸弹往哪儿扔……”
巴特拉科夫与工兵排长安齐费罗夫关系最好，排长四十来岁，喜欢谈自己的慢性病，说他的溃疡和神经根炎在炮火下自己痊愈了，这在前线真是少有的现象。
但安齐费罗夫在斯大林格勒战斗最剧烈的地方继续受着许多疾病的折磨，它们好像在他那高大的身躯里扎下了根。德国“医生”也爱莫能助。
他有着胖胖的脸，谢顶的圆脑袋，一双圆睁睁的眼睛，当他在大火那令人惶恐不安的反光下，悠闲自得地同自己的工兵们喝茶时，看上去显得梦幻般离奇。他通常光脚坐着，因为鸡眼使他那只穿靴子的脚十分难受。他不爱穿军上衣，因为常感到热得慌。他用带蓝色小花的茶缸咕咚咕咚喝热茶，不时用块大手帕擦他的秃头，喘口气，笑笑，又一个劲地猛喝。头缠绷带、神色忧郁的战士利亚霍夫不时用熏黑的大开水壶往他缸子里添上滚烫的开水。有时，安齐费罗夫不套上靴子，不满地哼哼着，费力地爬上砖堆，看世间发生了什么事。他光脚站着，不穿军上衣，不戴船形帽，就像个站在农舍门槛上，注视着大暴雨中自己宅院旁家当的农民。
战前，他是工地主任。如今他那建筑工人的经验仿佛具有相反的意味，经常盘旋在他脑子里的是那些被毁的楼房、墙壁、地下室的楼板等问题。
巴特拉科夫同安齐费罗夫聊的主要内容是哲学问题。在由创造转向破坏的安齐费罗夫身上，出现了思考这一不平常转变的需要。
有时，他们的交谈从哲学高度（探讨人生的目的、星际世界是否存在苏维埃政权、男性的理性构造对比女性的理性构造其优势是什么）转到普通的日常生活方面。
在这里，在斯大林格勒的废墟中间，一切都是另一番模样，人们所需的智慧往往在邋遢马虎的巴特拉科夫一边。
“你信吗，万尼亚，”安齐费罗夫对巴特拉科夫说，“通过你，我开始明白了些什么。从前，我以为我已经完全懂得了整个关系学。谁需要半公斤伏特加和下酒菜，谁需要新的汽车外胎，谁需要塞上一百卢布。”
巴特拉科夫果真认为，正是他和他那模糊不清的议论，而不是斯大林格勒使安齐费罗夫开始了新的人际关系，于是他宽厚地回答：
“是啊，尊敬的朋友，我们战前未能相见总的来说很遗憾。”
住在地下室里的是步兵，是那些打退德军猛攻，并随着格列科夫的尖叫声转入反冲击的人。
率领步兵的是祖巴列夫少尉。战前他在音乐学院学过声乐。有时他夜间悄悄走近德国人占领的楼房，一会儿唱起《啊，春天的气息别把我唤醒》，一会儿又唱起连斯基咏叹调。
当大家问祖巴列夫，为何要登上砖堆冒生命危险引吭高歌时，他总是挥挥手。兴许，在这日夜散发尸体恶臭的地方，他不仅想向自己和自己的战友，也想向敌人证明，强大的歼灭性力量永远无法战胜美好的生活。
不了解格列科夫、科洛梅伊采夫、波利亚科夫、克利莫夫、巴特拉科夫和留胡子的祖巴列夫，难道能生活得下去吗？
对于成长于知识分子家庭的谢廖扎来说，常常强调普通工人是好人的祖母，她的道理如今显得十分正确。
但是，聪明的谢廖扎还是发现了祖母的一处错误——她毕竟认为普通人全都头脑简单。
在“6-1”号楼里，人们不是些普通的人。格列科夫的一席话使谢廖扎大吃一惊：
“人不能像绵羊那样领导，列宁多聪明，但他也不懂得这个道理。人们进行革命是为了人不再受任何人支配。可列宁却说，‘过去领导你们的方法并不高明，而我将用聪明的方法进行领导’。”
谢廖扎从未听到过人们如此大胆地谴责在1937年杀害成千上万无辜人生命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官员们。谢廖扎从没听到过人们如此悲痛地议论在全盘集体化时期农民所遭受的灾难和痛苦。这些主题的主讲人是楼长格列科夫本人，但科洛梅伊采夫和巴特拉科夫也经常参与这种交谈。
现在，在司令部掩蔽部里，谢廖扎在“6-1”号楼外度过的每一分钟都长得令人难以忍受。他听着关于值日啦、首长召见啦之类的谈话，感到简直不可思议。
他开始想此刻波利亚科夫、科洛梅伊采夫和格列科夫都在干什么。
夜深了，寂静清幽，大伙一定又在聊无线电女报务员。
格列科夫决心要做的事，谁也无法阻挡，哪怕上帝或是崔可夫亲自出马威胁也无济于事。
孤楼的居民是一些杰出的、坚强的、天不怕地不怕的人。祖巴列夫今晚也许又唱上咏叹调了……而有人却孤立无援地坐着，等待着自己的厄运。
“我要杀人！”他心想，但不清楚他要杀谁。
他哪里比得上他们，他连个姑娘都没吻过一下，可这帮鬼东西老练得很，当然会欺骗她，玩弄她。
他听到过许多有关女护士、女电话员、女测距员、女仪表员、女中学生的故事，她们违愿成了团长、炮兵营长们的“战地情妇”。他并不为这些故事热血沸腾，他也不感兴趣。
他回头望一眼掩蔽部的门。过去他怎么就没想到，谁也不用问，立起身就走呢？
他立起身，开门就走。
可就在这时，有人根据政治部主任瓦西里耶夫的命令打电话给集团军司令部作战值班参谋，要求立刻把被围困在楼房里的那名战士带到旅级政委那儿去。
达佛尼斯和克洛娅的故事之所以经常打动人们的心，并不是因为他们的爱情诞生于蓝天下和葡萄藤中。
达佛尼斯和克洛娅的故事时时处处在重演，在闷热的散发着煎鳕鱼味的地下室里，在集中营的棚屋里，在机关会计室算盘的噼啪声中，在纺纱车间尘土飞扬的烟雾中。
这个故事重新出现在废墟中间；出现在德国人俯冲轰炸机的呼啸声下；出现在人们喂养自己汗涔涔、满身污垢身体的不是蜂蜜，而是烂土豆和旧暖气锅炉水的地方；出现在没有寂静，只有碎石、轰隆声和恶臭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