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长向团长别列兹金少校询问“6-1”号楼里的情况：是否把人从那里撤出来更好些？
别列兹金建议师长不要把人撤走，尽管包围威胁着这座孤楼。楼里有扎沃尔日耶的炮兵观测哨，可以转达有关敌人的重要情报。楼里有一个工兵分队，可以使德国人在坦克威胁方向上的活动瘫痪。在没有消灭这个抵抗基点之前，德国人未必会发动总攻，他们的那套规律已经被摸清楚了。只要得到某些支援，“6-1”号楼是可以坚持很长时间的，并可以此来打乱德国人的计划。由于通信员只有在个别夜晚可能勉强接近受围困的小楼，有线通信又经常被切断，最好是派去一名配备无线电收发报机的无线电报务员。
师长同意了别列兹金的建议。晚上政治指导员索什金率领一小队红军战士来到“6-1”号楼，转交给它的保卫者们一些子弹和几箱手榴弹。同时，索什金还带来了一位无线电女报务员和一台从通信枢纽部领来的无线电收发机。
黎明前返回的政治指导员讲，楼里的支队长拒绝写总结报告，并且说：
“我从来不干乱七八糟又纸上谈兵的事，我们只在德国鬼子面前写工作报告。”
“总之，你无法理解他们那里的任何事情，”索什金说，“所有人都怕这个格列科夫，可他同他们称兄道弟，全横七竖八躺着，他就躺在他们中间，大家对他以‘你’相称，并且叫他‘万尼亚’。请原谅，团长同志，那不是个军人分队，而是某个巴黎公社。”
别列兹金摇摇头问：
“干吗拒绝写汇报？这个乡巴佬！”
后来团政委皮沃瓦罗夫说起一些有游击作风的指挥员。
别列兹金和解道：
“这算什么，是游击作风吗？这是主动精神，是独立行动。我自己有时候也想，最好落到包围圈里，摆脱所有这些拖拉的办事作风。”
“顺便说说，关于拖拉的办事作风，”皮沃瓦罗夫说，“您写个详细报告，我转交师政委。”
师里对索什金的报告却持严厉态度。
师政委命令皮沃瓦罗夫获取有关“6-1”号楼里情况的详细报告，并且扭转格列科夫的思想。师政委立刻向军委会委员和集团军政治部主任报告了孤楼里存在的道德政治上的不安定因素。
集团军里对政治指导员的报告采取比师里更为严厉的态度。师政委得到命令，不得拖延，立即着手处理被围困楼房的事情。集团军政治部主任、旅政委给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师政委写了紧急报告。
无线电女报务员卡佳·文格罗娃是深夜到的“6-1”号楼。早晨她向楼长格列科夫作自我介绍，格列科夫一面听着有点拱肩的姑娘的报告，一面望着她那双惊慌失措、惘然若失，同时又满含讥笑的眼睛。
她嘴大，嘴唇苍白，没有血色。格列科夫在回答她的问题“我可以走了吗”之前，稍稍等了几秒钟。
这瞬间在他当家人的头脑里出现了一些与公事无关的想法：“真的，挺招人喜欢……两条腿挺美……有点怕生……显然是妈妈的宝贝女儿。她有多大，最多十八岁。我的小伙子们可别同她胡搞……”
所有这些在格列科夫脑子里转悠的想法，突然以这样的想法而告结束：“谁是这里的主人，谁在这里把德国人打得兽性大发的，啊？”
然后他回答姑娘的问题：
“您上哪儿，姑娘？请留在自己的机器旁。我们来把什么东西给拧上。”
他用手指敲了敲无线电收发报机，斜眼瞟一下天空，那里传来德军轰炸机的呻吟声。
“您是莫斯科人，姑娘？”他问。
“是的。”她回答说。
“您请坐，我们这里很随便，是乡下式的。”
无线电女报务员往一旁走去，砖块在她的靴子下咯吱作响，阳光照在机枪枪筒上和格列科夫缴获的手枪那黑色的枪身上。她蹲下，望着堆在被摧毁的墙根底下的那堆军大衣。一瞬间她感到奇怪，这幅情景对她来说已经丝毫不令人吃惊。她知道，对着墙上缺口的那几挺机枪是杰格佳廖夫式轻机枪。她知道，在缴获的“瓦尔德”式手枪的弹夹里装着八发子弹，“瓦尔德”杀伤力很强，但准头差。她知道，堆在角落里的军大衣是那些被打死的人的，并且知道这些人埋得并不深，因为有一股焦糊味同另一种她开始习惯的气味混合在一起。昨晚交给她的那台无线电收发报机，同她在科特卢巴尼使用过的那台机器很相似，同样的接收机刻度，同样的转换开关。她记起，她如何在草原上盯着安培表上落满尘土的玻璃，整理从船形帽里露出的头发。
谁也不同她说话，好像楼房那剧烈的可怕生活同她毫无关系似的。
但当她从人们的交谈中了解到是个花白头发的迫击炮手用脏话骂人时，格列科夫说：
“大爷的，这是怎么回事？这里有我们的姑娘。得规矩点。”
卡佳瑟缩起来，不是由于老头的骂人话，而是因为格列科夫的目光。
她感到，虽然大家都没有同她说话，楼房里却由于她的到来而显得骚动不安。她觉得，似乎她的皮肤都感觉到了出现在她四周的紧张气氛。甚至当俯冲轰炸机呼号起来，炸弹就在近处爆炸，砖头的碎块开始发出碰撞声时，这种紧张气氛还在继续。
她毕竟稍稍习惯了轰炸和弹片的呼啸声，并不显得那么惊慌失措。可是当她感到男人们那令人难堪的专注的目光正盯着自己的时候，原先出现过的感觉重新使她不知所措起来。
昨天傍晚，通信兵姑娘们就怜惜地对她说：
“哦，那可是一个可怕的地方！”
夜晚，通信员把她领到团部。那里已经能明显感到敌人的临近和生命的脆弱。人们一个个显得那么的不坚韧，他们刚才还在吃东西，一会儿就不在人世了。
团长难过地摇摇头说：
“难道可以把孩子们派去打仗吗？”
然后他说：
“别害怕，亲爱的，如果有什么不该发生的事，直接通过无线电报话机向我报告。”
他说这番话时声音是那么的和善和亲切，卡佳好不容易才忍住泪水。
然后另一个通信员把她领到营部。那里正在放留声机，红头发的营长请卡佳喝酒，请她随着唱片里的《中国小夜曲》和他一起跳舞。
在营里，卡佳感到特别可怕，并且想，营长酗酒不是为了取乐，而是想减轻无法忍受的恐惧不安，忘记自己玻璃似的脆弱。
而现在她坐在孤楼的砖堆上，不知为什么并没有感到恐惧，却想着自己战前童话般美好的生活。
被围困在楼房里的人特别坚定有力，正是他们这种自信使她平静下来。著名医生、轧钢车间吃苦耐劳的工人、裁剪贵重呢子的剪裁师、消防队员、在黑板前讲课的老教师们，都具有这种令人敬佩的自信心。
战前，卡佳觉得她应该经受苦难的生活。她曾把乘坐公共汽车的女友或熟人都视为挥霍者，从低级餐馆里出来的人在她眼里都是些特殊人物。有时，她跟随那些从地铁“达里亚尔”或是“捷列克”站拥出的人群，留心听他们的谈话。从学校一回到家，她便激动地对母亲说：
“你知道今天出了什么事吗？一个女孩请我喝了果汁汽水，是天然果汁，有股真正的黑穗醋栗味！”
她们靠母亲四百卢布的薪水过日子，再扣除所得税和文化税，扣除公债，所余的这些钱她们是很难安排收支计划的。新鲜东西她们不买，旧衣服缝缝补补，打扫住宅公用地方的扫院子女工玛鲁夏的报酬她们不分摊，只要轮到该她们打扫的日子，她们就自己动手。卡佳擦地板，倒脏桶。她们不从卖牛奶的女人那里买牛奶，而到排着长队的国营商店去买。但这样她们一个月也只能节省六个卢布。当国营商店没有牛奶时，卡佳的母亲就晚上去市场，那里卖牛奶的女人急着收摊，牛奶价钱比白天便宜些，不过也几乎同国营商店一个价。她们从不乘公共汽车，这实在太贵。如果需要去很远的地方，她们就乘电车。卡佳从不上理发店，都是妈妈给她剪头发。她们当然自己洗衣服。她们点盏很暗的小灯，只比公用地方点的灯稍微亮一点儿。她们三天准备一次午饭。午饭无非是汤，有时是加素油的粥。有一次卡佳吃了三盘汤后说：“瞧，今天我们这顿饭有三道菜。”
母亲从不提及父亲在的时候他们的生活，而卡佳已经记不起这些事情了。有时，母亲的女友薇拉·德米特里耶夫娜看到母女俩在准备午饭，便说：
“是啊，我们曾经也过过好日子。”
可是妈妈一生气，薇拉·德米特里耶夫娜就不再多说那时卡佳和母亲是怎样过好日子的。
有一次，卡佳在柜子里找到一张父亲的相片。她头一次在相片上见到他的脸，立刻好像有人在悄悄告诉她，这是父亲。相片背面写着：“赠莉达，我来自贫瘠的亚速尔群岛上的小屋，我们心相爱，并默默地死去。”她什么也没对母亲说，但放学回家，她就掏出相片，久久望着父亲那双同她一样忧郁的黑眼睛。
有一天她问：
“爸爸现在在哪儿？”
母亲说：
“不知道。”
卡佳参军时，母亲才头一次同她讲起了父亲。卡佳才知道父亲在1937年被捕，才知道他第二次结婚的事。
她们一晚上没睡，聊着。一切混杂在一起，平时持重克制的母亲同女儿讲到丈夫如何遗弃了她，讲到自己的醋意、屈辱、委屈、爱情和怜悯。令卡佳感到惊奇的是，人的内心世界原来是那么强大，在它面前连隆隆作响的战争都往后退缩。早晨她们互相道别，母亲把卡佳的头搂在自己怀里，把背囊套在卡佳的双肩上。卡佳说：“妈妈，我来自贫瘠的亚速尔群岛上的小屋，我们心相爱，并默默地死去……”
后来母亲轻轻推一下她的肩：
“到时候了，卡佳，走吧。”
于是卡佳走了，犹如此刻千百万青年和壮年一样，她离开母亲的家走了，也许永远不再回家，也许回来已经变成另一个永远告别自己不幸而又可爱的童年的人。
如今，她同斯大林格勒的楼长格列科夫并排坐着，望着他的大脑袋，望着他的厚嘴唇和阴沉的丑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