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十月”工厂的马丁炉车间里，穿棉衣的人们在半昏暗中来来往往，密集的枪声引起很响的回声，迅速燃烧的火焰突然炽烈起来，分不清是尘土，还是硝烟，弥漫在空气中。
师长古里耶夫把各团的指挥所安置在马丁炉车间里。克雷莫夫心想，那些坐在不久前还在炼钢的炉子里的人是一些特殊的人，他们的心是钢铁炼成的。
这里已经听得见德国人皮靴的脚步声，听到的不仅有口令的喊叫声，还有轻轻的噼啪声和叮当声，那是德国人在给自己的叉状冲锋枪上子弹。
当克雷莫夫紧缩着脖子，爬进当作步兵团团长指挥所的炉口时，当他的手掌感觉到包有耐火砖的炉膛几个月来未曾完全冷却的余温时，一种胆怯感攫住了他，仿佛到现在他才发现伟大抵抗的秘密。
他在半昏暗中分辨出一个蹲着的人，看到他宽宽的脸膛，听到他动听的声音：
“瞧，有客人到我们的多棱宫来做客了，敬请光临，有伏特加一百克，一个烤熟的鸡蛋当下酒菜。”
在落满尘土、不通风的昏暗中，克雷莫夫想起他再没有机会同叶夫根尼娅·尼古拉耶夫娜讲述，他怎样在斯大林格勒马丁炉那又黑又小的地方想起了她。过去他一直想离开她，把她忘掉。但如今他可以容忍她寸步不离地跟着他。这不，即使老巫婆爬进炉子你也无法避开她。
当然，一切都显得极其简单。谁还需要时代的弃儿？让他当个残疾人，让他滚蛋，去领退休金！她的离异证明是正确的，说明他的一生是毫无希望的，甚至在这里，在斯大林格勒，也没有他真正的、战斗的事业……
晚上，就在这个车间，克雷莫夫作完报告同古里耶夫将军聊了起来。古里耶夫坐着，他没有穿制服，不时用手帕擦拭红通通的脸庞，嘶哑着嗓子大声地请克雷莫夫喝伏特加。他就这样嘶哑着嗓子大声地斥责不会按规矩烤羊肉串的炊事员，就这样给自己的友邻巴秋克打电话，问他是否在马马耶夫岗宰了头山羊。
“我们的人民，总的来说是好样的，性格开朗。”古里耶夫说，“巴秋克是个聪明的乡巴佬，在拖拉机厂的若卢杰夫将军是我的老朋友。在‘街垒’工厂的古尔季耶夫上校也是个非常好的人，但他清心寡欲，滴酒不沾。这当然不对。”
后来他开始向克雷莫夫表白，谁也没有像他那样剩下那么少的可以主动进攻的步兵，一个连就剩下六至八个人。谁也没有像他那样遇到那么多无法克服的困难，要知道从汽艇上卸走的伤员占了全师三分之一的兵力，难道只有在雷恩科的戈罗霍夫才遇到那么多的麻烦？
“昨天崔可夫召见我的参谋长舒巴上校，在确定前沿方针时他在某些方面有不同的意见，结果我的上校舒巴就这样郁郁寡欢地回来了。”
他瞥一眼克雷莫夫说：
“您以为，他骂娘了？”说着笑了起来，“骂娘算什么？我每天都在骂娘呢。整个前沿我都骂遍了。”
“是啊。”克雷莫夫拖长声音说。这声“是啊”表明，显然一个人的尊严在斯大林格勒这片斜坡上不总是占上风的。
然后古里耶夫开始抱怨，为什么报纸作者对战争状况写得那么差。
“这帮狗崽子们躲着，自己什么也没看见，待在伏尔加河后面，待在大后方，就动手写。谁招待得好些，就写谁。列夫·托尔斯泰写了《战争与和平》，人们读了一百年，还将再读上一百年。那是为什么？那是因为他亲自参加过，亲自打过仗，于是他知道，该写什么人。”
“对不起，将军同志。”克雷莫夫说，“托尔斯泰没参加过卫国战争。”
“这‘没参加’怎么说？”将军问。
“那很简单，就是没参加过，”克雷莫夫喃喃地说，“要知道，同拿破仑打仗时，托尔斯泰还没出生呢。”
“没出生？”古里耶夫反问道，“这怎么可能，没出生？是吗？您这么认为？”
他们突然激烈地争论起来。这是克雷莫夫作完报告后发生的头一次争论。令克雷莫夫惊讶的是，他竟然没能把对手驳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