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喀山后，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渐渐消瘦，变得像自己大学时代照的那些年轻时的相片。她在凭票供应商店采购食品，准备午饭，生炉子，擦地板，洗衣服。她觉得秋天的日子太长，什么都无法填满这些空虚的日子。
从萨拉托夫返回的当天，她向亲人们讲述自己的旅行，讲述她在他们面前想到的自己的过错，讲述她到了医院，打开包有儿子那件被弹片撕烂的沾满血迹的军衣的小包。在她讲述时，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喘不过气来。娜佳哭泣着。维克托·帕夫洛维奇双手发颤，无法抓住桌上的茶杯。跑来看望她的玛丽娅·伊万诺夫娜脸色苍白，嘴半张着，眼睛里露出痛苦的神色。只有柳德米拉一人十分平静，瞪得大大的明亮蓝眼睛显得精神百倍。
她现在同谁也不争吵，过去她一直是最好抬杠的女人。过去只要谁说上车站该怎么走，柳德米拉立刻就会激动起来，大为恼火，千方百计证明完全不该走那条街、乘那趟无轨电车。
有一天维克托·帕夫洛维奇问她：
“柳德米拉，每天晚上你是同谁在说话呢？”
她说：
“不知道，也许，总觉得看到了什么。”
他没再多问，但告诉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几乎每天晚上柳德米拉都打开箱子，在放在角落的那张沙发上铺被子，关切地小声说话。
“我有这样一种感觉，好像她白天同我、同娜佳、同您都是在梦中，只有到了夜间她精神饱满的声音还同战前一样。”他说，“我觉得，她病了，变成了另一个人。”
“我不清楚，”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说，“我们大家都经受着痛苦。大家都一样，每个人又各不相同。”
他们的谈话被敲门声打断。维克托·帕夫洛维奇站起身，但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在厨房里大声说：
“我去开。”
真不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但家里人却发现，自打从萨拉托夫回来后，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一天好几次检查信箱里有没有信。
每当有人敲门，她总是急忙跑去开门。
如今，听着她几乎跑着的急匆匆的脚步声，维克托·帕夫洛维奇和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相互对看了一眼。
他们听到柳德米拉激怒的声音：
“没有，今天什么也没有，别来得这么勤，我前两天已经给过您五百克面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