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萨拉托夫，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面对的只有粗暴和冷酷。
她在码头上遇到一个穿军大衣、醉醺醺的汉子，他被绊了一下，撞在她身上，一串难听的脏话脱口而出。
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开始攀登鹅卵石铺就的陡坡。她停下身，吃力地喘着气，回头张望。下面，在码头灰突突的仓库间，轮船变成一片白色，仿佛很理解她的心情似的，时断时续，轻轻拉响了汽笛，好像在说：“走吧，走吧。”她继续上路。
上电车时，年轻女人急急忙忙、不声不响地把老人和其他弱者推到一边。一个戴红军帽的盲人大概刚出院，不能独自承受自己的失明，他不时用小棍敲打身前的地面，犹豫不决地迈着碎步。他孩子般拼命抓住一个中年妇女的袖子，中年妇女急忙缩回手，往前走，钉着鞋掌的靴子在鹅卵石上发出清脆的响声。可是盲人一边抓住她的袖子不放，一边急急忙忙解释道：
“请把我领上车吧，我刚出院。”
女人骂了一句，猛地把盲人推开，盲人失去平衡，跌倒在马路上。
柳德米拉盯着女人的脸。
这种非人的表现从哪里来的，是怎样产生的，是因为她儿时经历过的1921年的大饥荒？是因为1930年的瘟疫，还是因为极端贫困的生活？
盲人很快站了起来，用尖细的嗓音大叫大嚷。也许，他怀着无法忍受的刺激，用自己的一双盲眼看到了帽子歪在一边、毫无意义地挥舞着棍子的本人。
盲人挥动棍子在空中打着，在这些弧形的挥打中表达出他对这个毫无同情心的视力正常的世界的憎恨。人们挤上车厢，而他站着、叫喊着、哭泣着。柳德米拉满怀希望和爱想把他们团结在一个勤劳的、贫困的、善良的和痛苦的家庭中的那些人，全像商量好了似的表现得不合常情。他们全像商量好了似的，推翻了认为可以坚定不移的预先断定，推翻了在那些身穿油污衣服、双手在劳动中变得漆黑的人身上，有着一颗善良的心的观点。
某种痛苦阴郁的情感袭扰着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使她感到在这片贫瘠广袤的俄罗斯土地上，满是寒冷和黑暗，在这片冻土地上生活充满着无能为力。
柳德米拉又问了一遍女售票员，她该在哪站下车，女售票员有气无力地说：
“我已经说过了，你聋啦？”
站在车门口的乘客不回答他们是否下车，像石头般挡着道，不愿挪动一下。
柳德米拉曾经就读于萨拉托夫女子中学预备班。冬天的早晨，她坐在桌子后面，晃着脚喝茶，她所崇拜的父亲替她在烤热的白面包片上抹黄油……灯光映在茶炊的粗把上，她真不愿离开父亲那温暖的手，离开那热乎乎的面包和茶炊。
那时，仿佛在这座城市里没有十一月的寒风和饥饿，没有自杀者和在病院里死去的儿童，只有温暖、温暖、温暖。
这里的墓地，安葬着她那死于假膜性喉炎的姐姐索尼娅·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给她起名索尼娅是为了纪念苏菲娅·利沃夫娜·佩罗夫斯卡娅。看来，外祖父也葬在这块墓地上。
她走近一所中学的三层楼，如今这里是所医院，托利亚就住在这里。
大门旁没有哨兵，她觉得这是个好兆头。她感觉到医院的空气那么浓郁、那么黏滞，甚至使受严寒折磨的人们对它的温暖也高兴不起来，而是想离开医院重新回到严寒中。她从厕所边上经过，那里还挂着“男孩”、“女孩”的木牌。她穿过走廊，走廊上散发出饭菜的香味。她继续往前走，透过蒙上水汽的玻璃能看清楚放在里院的一口口长方形棺材。此刻，她又像站在自己家的前厅里，手中拿着封没有拆开的信那样想：“天哪，要是现在像个死人那样倒下该多好。”但她还是迈开大步往前走，踩着长条灰地毯，经过放有她熟悉的室内花卉天门冬和蓬莱蕉的花架，走到一扇门旁。门上钉有“四年级”的木牌，边上还挂着一块手写的牌子：“挂号处。”
柳德米拉抓住门把，阳光透过乌云照到窗户上，四周的一切变得明亮起来。
几分钟后，健谈的文书逐个翻阅着沐浴在阳光下的长抽屉里的卡片，对她说：
“是的，是的，就是说，沙波什尼科夫·阿。沃……阿纳托利·韦……是的，您很幸运，没遇上我们的管理主任，没脱外衣，穿着大衣，他会痛骂您一顿。是的，是的，瞧，就是说，沙波什尼科夫……对，对，是他，中尉，对。”
柳德米拉望着在胶合板长抽屉里翻弄卡片的手指，仿佛觉得她正站在上帝面前，上帝将随意说出是生或是死这样的词，可眼下他却迟疑不决，下不了决心，是让她儿子生还是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