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尼娅独自一人住在古比雪夫市，她很喜欢这种独身生活。
似乎她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自由自在。虽说生活相当艰苦，但她却感觉轻松、自在。她好长时间没有报上户口，领不到食品供应卡，每天只能凭午餐券在食堂吃一顿饭。她从早上就想着开饭的钟点，等待到食堂去喝一盘汤。
在这段时间里，她很少想起诺维科夫，对克雷莫夫她却想得较多，几乎经常想念他，不过这些隐藏在心底的念头不太强烈。
对诺维科夫的思念时隐时现，并没有使她感到烦闷。
可是有一次，她在街上远远看见一位穿军大衣的高个儿军人，在最初的一瞬间，她恍惚觉得此人就是诺维科夫。于是她感到气喘，两腿发软，一阵狂喜冲上她心头，使她感到手足无措。过了一分钟她才明白自己认错了人，那股激动情绪也随即被她忘却了。
这天夜里，她突然醒来，心想：
“他为什么不来信呢？他明明知道我的地址。”
她一个人住在这里，身边既没有克雷莫夫，也没有诺维科夫，更没有什么亲人。她觉得，这种自由自在的独身生活也是一种幸福，然而这仅仅是她的感觉而已。
此时，莫斯科的许多人民委员部、机关、报社迁到了古比雪夫，这里成了临时首都。各国外交使团、大剧院、著名作家、报幕员、外国记者也都从莫斯科疏散到这里。
成千上万的莫斯科人住在一些狭小的房间里、旅馆里、集体宿舍里，从事着他们的日常工作；处长们、局长们、总局局长们和人民委员们领导着所属机关的人员和国民经济部门的工作；特命全权大使们乘坐着豪华汽车，去出席苏联外交领导人的招待会；乌兰诺娃、列梅舍夫、米哈伊洛夫在为芭蕾舞观众和歌剧观众演出；合众国际社常驻代表沙皮罗先生在记者招待会上，向苏联情报局局长所罗门·阿布拉莫维奇·洛佐夫斯基提出一些棘手的问题；作家们在为国内外的报纸和广播电台撰写简讯；记者们正根据在部队医院里采访的材料写军事题材通讯。
然而，在这里，莫斯科人的日常生活与往常就大不相同了。英国特命全权大使的夫人克里普斯女士，凭餐券在旅馆的餐厅就餐后，将吃剩下的面包、方糖卷在报纸里带回房间去；世界各国通讯社的代表们经常上集市，挤在伤员们中间，久久地评论着自种烟叶的质量，卷一支烟品尝一番，或者轮换着脚站在那里，排队上澡堂；慷慨好客的著名作家们喝着自酿酒，就着定量供应的面包，谈论世界上的种种问题以及文学的命运。
庞大的机关挤在古比雪夫狭小的办公楼里。苏联各大报社的领导人不得不在办公桌前接待来访者，下班后孩子们就在这些桌子上做功课，妇女们在这些桌子上做针线活。
在疏散地，庞大的国家机关的这种散漫生活富有某种魅力。
为了报户口，叶尼娅颇费周折，忍受了长久的焦虑不安。
叶尼娅在一所设计院找到了工作。院长利辛中校身材魁梧，嗓门不高，一开始他就忧心忡忡，叹息院长责任重大，不便录用一个没有正式户口的工作人员。利辛吩咐她到警察局去一趟，把设计院的录用证明交上去。
区警察分局的一名工作人员接过叶尼娅的身份证和证明信，叫她三天后来听取答复。
叶尼娅在指定的日子走进这条光线很暗的走廊。坐在这里等候接待的人，脸上带着一种独特的表情，只有到警察局办理身份证和报户口的人才会有这种表情。她走到一个小窗口前，一个涂着深红色指甲的女人把身份证递给她，用平静的声音对她说：
“您被拒签了。”
她又重新排队等候，打算同户籍科的科长谈一谈。排队的人一边低声交谈着，一边打量从走廊上走过的涂着口红、穿着棉制服和皮靴的年轻女办事员。这时，随着一阵咯咯吱吱的皮靴声传来，一个身穿夹大衣，头戴鸭舌帽，围巾下面露出军便服领口的人不慌不忙地走过来，他用钥匙打开那个不知是英国制造还是法国制造的门锁，这就是格里申，户籍科的科长。接待开始了。叶尼娅发现，轮到的人并不像往常经过长久的等待终于轮到自己那样高兴，他们走近门口时不停地左顾右盼，仿佛打算在最后一分钟逃跑似的。
叶尼娅在排队等候时听到不少议论。有些女儿无法在母亲家里登记户口，一个要在哥哥家报户口的中风的女人遭到拒绝，一个前来照料残废军人的妇女也没有报上户口。
叶尼娅走进格里申的办公室。他默默地向她指了指椅子，然后看了看她的证明信说：
“您已经被拒签了，您还要做什么呢？”
“格里申同志，”叶尼娅说，她的嗓音有些颤抖，“您要知道，这段时间我一直没有领到食品供应卡。”
他目不转睛地望着她，眼睛都没有眨一下。他那张宽大的年轻面容上流露出冷漠的神色，若有所思。
“格里申同志，”她说，她的嗓音仍在颤抖，“您想想，这算怎么回事。在古比雪夫市，有一条以沙波什尼科夫的名字命名的大街，沙波什尼科夫就是我父亲。他是萨马拉城革命运动的发起人之一，您居然拒绝给他的女儿登记户口。”
那双安详的眼睛望着她。她说的话他听得清楚明白。
“需要有调令，”他说，“没有调令我无法给您登记户口。”
“我是在军事机关工作。”叶尼娅说。
“从您的证明信上看不出这一点。”
“这一点有用吗？”
他很不乐意地回答说：
“可能有用吧。”
第二天早晨，叶尼娅来上班时对利辛说，警察局拒绝给她上户口。他两手一摊，嘟哝道：
“唉，简直是胡闹，难道他们不明白，您一开始就是我们这里不可缺少的工作人员，您正在从事一项具有国防性质的工作吗？”
“我也这么说，”叶尼娅说，“他说需要开一封介绍信，证明我们机关属于国防部领导。我恳求您，给我写个证明吧，我晚上带上证明信到警察局去一趟。”
过了一会儿，利辛走到叶尼娅面前，用带有负疚情绪的嗓音说：
“需要警察局给我们发一封查询公函，没有查询公函我无权写这类证明。”
晚上她又到警察局去了，坐在那里排了半晌队，终于来到格里申的办公室，她痛恨自己不该流露出讨好的微笑。她请求格里申向利辛发一封查询公函。
“我不打算写任何查询公函。”格里申说。
利辛听说格里申拒绝发公函，沉吟了一会儿，然后若有所思地说：
“这么办吧，请他打电话问问我也行。”
第二天晚上，叶尼娅去看望她父亲的一位老相识——莫斯科来的文学家利莫诺夫。下班后她立刻赶到警察局，请求坐在那里排队的人，允许她直接去见户籍科长，只占用一分钟，仅提一个问题。排队的人们耸了耸肩，把眼睛移向一旁。叶尼娅生气地说：
“唉，这么不通情理，好吧，谁是最后一个？”
这天警察局给叶尼娅的印象特别糟糕。一个腿部浮肿的女人在户籍科长的办公室里突然歇斯底里地发作，高声叫道：“我求求您啦，我求求您啦！”一个缺一只胳膊的残废在格里申房间里用脏话骂娘，他后面的一个人也叫嚷起来，房间里传出他的喊叫声：“我不走！”但他很快就走了。在喊叫嘈杂时唯独听不见格里申的声音，他一次也没有提高嗓门，仿佛他不在屋里，人们在向自己喊叫，在自己吓唬自己。
她坐在那里排了一个半小时，才走进格里申的办公室。格里申轻轻点了一下头，说了声“坐吧”。她对此报以温柔的表情，匆匆说了句“非常感谢”。为此她暗暗憎恨自己。她又请求格里申给她的院长打个电话，因为利辛起初怀疑没有带编号和印章的公函他是否有权开证明信，但后来他同意了，答应写一封证明信，说明这是对“您某月某日的口头查询”的书面答复。
叶尼娅把事先准备好的一张白纸摆在格里申面前，白纸上用醒目的大字写着利辛的电话号码、名字、父称、军衔、职务，而括号里用小字写着“午休前后”。但格里申对摆在他面前的白纸看也没有看一眼，说：
“我不作任何查询。”
“这是为什么？”她问道。
“没有这个规定。”
“利辛中校说，没有查询公函，哪怕是打个电话也行，否则他无权开证明信。”
“既然无权开，那就不开呗。”
“可我该怎么办呢？”
“我怎么知道。”
他平静的语气使叶尼娅感到手足无措，假如他听了她毫无条理的陈述表示气愤、恼火，她心里也许会好受些。但他半侧着身子坐在那里，连眼皮也不动一下，全无神色。
往常同叶尼娅谈话时，男人们会发觉她长得很漂亮，她也总能察觉这一点。但格里申望着她，好像望着一个眼泪汪汪的老太婆，或者望着一个残废。一进他的办公室，她便不是人了，不是一位美貌少妇，而仅仅是一个请求登记户口的活物。自身的软弱和格里申强大的理智使叶尼娅感到慌乱。她沿着大街急急忙忙地向利莫诺夫的住所走去，她已经迟到了一个多小时。她虽然走得很急，但并没有为即将见到父亲的老友感到高兴。她身边似乎还有警察局走廊的气味，那些排队的人们的面孔，那幅被昏暗的电灯照亮的斯大林像以及它旁边的格里申，这些时时浮现在她眼前。格里申神态自如、举止随意，他把这个坚如磐石的国家的无限权力吸入自己平凡的心灵。
利莫诺夫身高体胖，大脑袋，光秃秃的头顶四周留着年轻小伙子一样浓密的鬈发。他高兴地迎接叶尼娅。
“我怕您今天不来了。”他边说边帮叶尼娅脱大衣，并开始详细询问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的情况。
“早在大学时代，您母亲便成了我心目中俄罗斯妇女的典范，她有一颗坚强的心。我的作品中总有她的形象，当然，不是专指她个人，而是泛指她这种典型，这您是知道的。”
他回头望了望房门，压低嗓门问：
“德米特里有消息吗？”
后来他们谈起绘画，两人尖刻地抨击了列宾。然后利莫诺夫亲自在电炉上煎荷包蛋，并且说他是国内一流的煎饼专家，民族饭店的一位厨师曾向他求教。
“怎么样？”他请叶尼娅吃煎蛋，不安地问道，然后他叹了一口气，“贪吃是我的恶习。”
警察局的种种使叶尼娅苦恼万分，利莫诺夫的房间很暖和，室内摆满了书籍和杂志。不一会儿，又来了两位上了年纪的人，他们也都很幽默，喜欢艺术，但她却一直感觉格里申就在身旁，寒冷的感觉如影随形。
然而，毫不拘束的充满智慧的话语魅力无穷，叶尼娅有时忘记了格里申和那些愁眉苦脸的排队者。似乎除了谈论鲁布廖夫，毕加索，阿赫玛托娃和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歌，布尔加科夫的戏剧，生活中再无其他。
然而，她一来到街上，便立刻忘记了那些充满智慧的谈话。
格里申，格里申……在这套住宅里，谁也不曾问过她是否报上了户口，谁也没有要求她出示带有户籍印章的身份证，但是几天来她一直觉得居民小组长格拉菲拉·德米特里耶夫娜在注视着她。格拉菲拉有着长长的鼻子，待人亲切，八面玲珑，甜甜的嗓音显得极不自然。每次遇见格拉菲拉，望着她那双亲切而又阴沉的乌黑眼睛，叶尼娅都有些害怕。她觉得，她不在家的时候，格拉菲拉时常用配好的钥匙打开她的房间，翻腾她的稿纸，抄写她向警察局写的申请，偷看她的信件。
叶尼娅开门时尽量不发出声响，在走廊里踮起脚走路，生怕遇见这个讨厌的女人。假如遇见她，也许她马上就会对叶尼娅说：“您怎么违反法律规定呢，难道让我替您负责？”
早晨，叶尼娅走进利辛的办公室，把自己在户籍科再次碰壁的事对他讲述了一遍。
“请帮我弄一张去喀山的船票吧，否则他们会因我违反户籍制度把我赶到泥炭开采场去。”
她再没有求他开证明信，言语中带着嘲弄和挖苦。
这位身材魁梧、嗓音低沉的美男子默默地望着她，他为自己的胆怯而羞愧。她经常感到他那忧郁而温柔的目光在注视她，他时常打量她的肩膀、双腿、脖颈和后脑勺，她的肩膀和后脑勺也察觉到了他那久久不肯离去的赞美的目光。但是，支配着收发公文制度的法令显然具有非同寻常的力量。
这天上午，利辛走到叶尼娅面前，默默地把那封极为宝贵的证明信放在制图纸上。
叶尼娅也没有吭声，默默地望了他一眼，泪水止不住涌上她的眼窝。
“我通过保密室请示了一下。”利辛说，“我本来没抱什么希望，想不到上级首长同意了。”
同事们纷纷向她表示祝贺，都高兴地说：“您的苦难终于结束了。”
她立即前往警察局。排队的人们向她点点头，有些人已经同她处熟了，关切地问：“事情怎么样了？”
有几个人异口同声地说：“您进去吧，用不着排队了……您的事情很简单，何必再等两个小时呢。”
叶尼娅觉得，那张办公桌和漆着粗糙的棕色木纹图案的保险柜也显得不那么阴沉和呆板了。
格里申望着叶尼娅急匆匆地把需要的公文放在他面前，轻轻点了一下头，满意地说：
“好吧，把身份证、证明信留下来，三天后在接待时间来领取户籍证明。”
格里申的声音听来依旧很平淡，但叶尼娅觉得，他那双明亮的眼睛总算露出了亲切的神色。
在回家的路上，她心想，看来格里申是同大家一样的人，他也会做好事，也会莞尔一笑，看来他不是那种冷酷无情的人。想到这里，她又感到难为情起来，因为她过去把户籍科长想得太坏了。
三天后，一只涂着深红色指甲油的女人的大手从小窗里把整整齐齐地夹着证明文件的身份证递给她。叶尼娅把字迹工整的批示读了一遍：
“鉴于申请人与该住房毫无关系，不准登记户口。”
“狗杂种！”叶尼娅高声说，她再也无力克制自己，“故意折磨人，没心肝的东西！”
她在空中挥舞着没有登记户口的身份证，大声向坐在窗前排队的人们诉说着，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但她发现人们都扭过脸去，没有理睬她。在这一瞬间，她心中燃起造反者的怒火，同时感到绝望和疯狂。1937年在布蒂尔吉监狱昏暗的大厅里，在马特罗斯卡娅·季什纳，在索科利尼基，排队等待查问无权通信的犯人下落的妇女们有时因绝望而发疯，也发出过这样的喊叫。
站在走廊里的一个民警抓住叶尼娅的一只胳膊，把她向门口推去。
“放开我，别碰我！”她突然抽出胳膊，用力把他推开。
“女公民，”那民警声音嘶哑地说，“别闹了，当心判十年徒刑！”
她觉得那个民警的眼睛里闪现一种深表同情的、怜悯的目光。
她急匆匆地向门口走去。街上行人来来往往，不断有人挤着她。他们都是有户口的人，有在限额供应商店里使用的食品供应卡……
夜里她梦见发生了火灾，一个负伤的人趴在地上，面部紧贴着地面。她俯在他身上，想把他背走，虽然她看不见他的脸，但她知道这人就是克雷莫夫。
她从梦中醒来，感到疲惫不堪，精神很压抑。
“但愿他能快点来。”她心想。她一边穿衣服，一边嘟哝道：“帮帮我吧，帮帮我。”
她极想见到的不是她在睡梦中救过的克雷莫夫，而是诺维科夫。夏天她在斯大林格勒曾见过诺维科夫一面，她想他想得心中隐隐作痛。
这种寄人篱下的生活太难熬了，她感到痛苦不堪，没有户口，没有购货卡，一天到晚担惊受怕，生怕遇见管院子的杂工，还有房屋管理员和居民小组长格拉菲拉·德米特里耶夫娜。她总是等大家都睡了才到公用厨房里去，早晨她尽量在邻居们醒来之前刷牙洗脸。邻居们同她谈话时，她的语气亲切得令人讨厌，声音完全变了调，活像一个女浸礼派教徒。
上午叶尼娅写了一份辞职申请。
她听说，她的落户申请被户籍科拒签之后，地段警察来过了，送来一张通知，限她三日内离开古比雪夫。通知的正文中写道：“凡违反户籍制度的人必须……”叶尼娅并不想赖在这里，她顺应命运的安排，打算离开古比雪夫。这时的她马上冷静下来，想到格里申、格拉菲拉以及她那双像发霉的橄榄果似的温柔的眼睛，她不再感到苦恼和害怕。她放弃了这种不合法的生活，甘愿接受法律的约束。
她写好辞职申请，打算把它交给利辛院长。这时有人叫她接电话，电话是利莫诺夫打来的。
他问她明天晚上是否有空，还告诉她，一位朋友从塔什干来，十分可笑地讲述了当地的生活，带来了阿·托尔斯泰对利莫诺夫的问候。她心中又充满了对另一种生活的向往。
叶尼娅本来不打算把自己上户口的事告诉利莫诺夫，最后她还是把自己的遭遇向他讲了一遍。
利莫诺夫认真听着，没有打断她的话，然后说：
“这叫什么事啊，简直令人奇怪。在古比雪夫市有一条以她爸爸的名字命名的大街，女儿却无权在这里居住，不给她上户口。有趣，有趣。”
他沉思片刻，说：
“这么办吧，叶尼娅，您今天先别递交辞职申请，我晚上去州委书记那里开会，顺便谈谈您这件事。”
叶尼娅道了谢，但她心想，利莫诺夫放下电话就会立刻把她忘掉的。不过她到底没有向利辛院长递交辞职申请，只是问他能否通过军区司令部给她弄一张去喀山的船票。
“这事非常简单，”利辛说罢两手一摊，“糟糕的是警察机关。有什么办法呢，古比雪夫现在实行的是特别制度，他们是按照特别指令行事。”
他问叶尼娅：
“您今天晚上有空吗？”
“不，没空。”叶尼娅气呼呼地答道。
她走回家去，心里想着，很快就能见着母亲、姐姐、维克托·帕夫洛维奇和娜佳了，在喀山她会感到比在古比雪夫愉快一些。她奇怪的是，为什么她每次走进警察局都那么提心吊胆、忧心忡忡。不给上户口就算了……要是诺维科夫来了信，可以求邻居帮忙转寄到喀山去。
第二天早晨，她刚上班就有人叫她接电话，一个十分客气的声音请她到市警察局户籍处去上户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