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德寇占领的乌克兰一个州的州委书记杰缅季·特里丰诺维奇·格特马诺夫，被任命为在乌拉尔组建的坦克军的政委。
去往服役地点以前，格特马诺夫乘道格拉斯号飞机飞往乌法市，他的家眷疏散后住在那里。
同事们和乌法市委的工作人员对他的家眷关怀备至，生活设备和住房条件都很不错。格特马诺夫的妻子加林娜·捷连季耶夫娜在战前就因代谢机能减退而急剧发胖，现在也没有瘦下来，甚至还长胖了一些，两个女儿和一个还没上学的小儿子看上去也很健康。
格特马诺夫在乌法市住了五天，临行前几个亲友前来向他道别：有他的妻弟，乌克兰人民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有格特马诺夫的老同事，安全部门工作人员，基辅人马舒克；还有格特马诺夫的连襟，乌克兰党中央宣传部负责人萨盖达克。
萨盖达克赶到他家已十点多钟了，孩子们已经上床睡觉，他们不得不低声交谈。格特马诺夫说：
“我们不喝点酒吗，同志们，来点莫斯科伏特加酒吧！”
单独来看，格特马诺夫的一切都是大的：一颗硕大的脑袋，乱蓬蓬的头发已经发白，宽大的脑门，多肉的大鼻子，宽大的手掌，粗大的手指，宽宽的肩膀，粗壮的脖颈。但这些粗大的肢体连在一起却并不伟岸。格特马诺夫个子不高。令人奇怪的是，一双小眼睛生在他那张大脸上，特别引人注目，往往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一双细细的眼睛藏在肿眼泡下面几乎看不出来。眼睛的色调也很模糊，分不清它们是灰色调多呢，还是蓝色调多。但他的目光却显得锐利而又生动，富有很强的洞察力。
加林娜·捷连季耶夫娜轻轻扭动自己肥胖的身躯，从房间里走出来，男人们立刻安静下来。无论在乡村木舍里还是在莫斯科上流社会，常有这样的情形，席面上开始上酒时，客人们便安静下来。加林娜·捷连季耶夫娜很快就端着托盘走了回来。令人奇怪的是，她那双肥胖的大手居然在短短几分钟内打开了那么多罐头，且准备好了餐具。
马舒克望了望挂着乌克兰方格花壁毯的墙壁，又瞅一眼宽大的沙发、殷勤飨客的美酒和罐头，说：
“我记得这张沙发摆在您原来的住所里，加林娜·捷连季耶夫娜，您真是好样的，居然能把它运到这里来，您有一定的组织天才。”
“你要考虑到，”格特马诺夫说，“疏散的时候我已经离开家了，全是她一个人干的！”
“不应该把它扔给德国人，同乡们！”加林娜·捷连季耶夫娜说，“季马用它用习惯了，从州委办公室回来，立刻躺在沙发上看文件。”
“当然啦，看文件，睡觉。”萨盖达克说。
她又到厨房去了，马舒克朝格特马诺夫转过脸来，用狡猾的口吻低声说：
“哎呀，我想象得出，我们的杰缅季·特里丰诺维奇即将认识一位女医生，女军医。”
“是的，他会舍命相陪。”萨盖达克说。
格特马诺夫挥了挥手说：
“别逗了，难道您是残废？”
“当然了，”马舒克说，“在基斯洛沃茨克是谁常常夜间三点钟才回病房？”
客人们哈哈大笑起来，格特马诺夫凝神地匆匆瞥了妻弟一眼。
加林娜·捷连季耶夫娜走进来，望了望哈哈大笑的男子们，说：
“妻子刚出去，你们就开始给我可怜的季马出什么坏点子了！”
格特马诺夫开始往酒杯里斟酒，大家带着忧虑的神色选择自己爱吃的小菜。
格特马诺夫望了望挂在墙上的斯大林像，举起酒杯说：
“好吧，同志们，这第一杯酒为我们的父亲干杯，祝愿他老人家身体健康。”
他说这话的语气有点随意，不大庄重。实际上，这不大拘礼的语调，说明斯大林的尊严是人人皆知的，但聚在桌前的人们为他干杯，首先是热爱他那朴实、谦逊和富有同情心的品格。肖像上的斯大林微微眯起眼睛，打量着酒席和加林娜·捷连季耶夫娜丰满的胸脯，仿佛在说：“孩子们，我现在就点上烟斗，坐得离你们近一点。”
“说得对，让我们的老爹好好活着。”女主人的弟弟尼古拉·捷连季维奇说，“要是没有他，我们大家该怎么办呢？”
他把酒杯举到唇边，又回头望了望萨盖达克，看他是否要说点什么，但萨盖达克望了望斯大林肖像，仿佛在说：“还说什么呢，父亲，你什么都知道。”他说完把酒喝了，大家也喝干了杯中的酒。
杰缅季·特里丰诺维奇·格特马诺夫出生在沃龙涅什州的利文市，但他同乌克兰的同事有着多年的交情，因为他长期在乌克兰从事党的工作。同加林娜·捷连季耶夫娜结婚后，他同基辅的关系更加牢固了，因为她有许多亲戚在乌克兰党政机关里身居要职。
格特马诺夫的生活阅历相当平淡、贫乏。他不曾参加过国内战争，没有遭受过宪兵们的追捕，沙皇的法庭也从来没有把他流放到西伯利亚。在专业性会议和代表大会上作报告时，他往往是照本宣科。虽然报告的稿子不是他亲自动手写的，但他却念得很好，流畅自然，表情丰富。当然，念报告并不难，这些报告都是用头号铅字排印的，字大行稀，斯大林的名字用的是红色的特殊字体，格外醒目。他本来是个精明能干、守纪律的小伙子，想报考机械学院，但他被调到安全部门工作，很快就成为区委书记的贴身警卫。后来受到表彰，被送往党校学习，毕业后分配到党的机关工作。起初在区委组织训导处，后来调到党中央干部局，一年后他当上了领导干部处的训导员。1937年以后他很快就当上了党的州委书记，正如俗话说的，“成了一州之主”。
他的一句话可以决定人们的命运，大学教研室主任、工程师、银行经理、工会主席、集体农庄主席和剧院经理的升降去留全操控在他的手中。
党的信任！格特马诺夫懂得这些词句的伟大意义。党信任他！他虽然没有写过伟大的著作，没有过惊人的发明，没有指挥过胜利的战役，但他的全部活动是一种巨大而顽强的劳动。这种劳动目的明确，与众不同，并且总是紧张的，伴随着不少不眠之夜。这种劳动的主要崇高目的和意义在于，它是因党的需要、为了党的利益而产生的。对这种劳动的最高嘉奖只有一条，那就是党的信任。
他在任何情况下所作的决定都应充满党性精神，符合党的利益，不论是决定某个准备送进孤儿院的孩子的命运，还是决定重建大学的生物教研室，或是决定把塑料制品车间从属于图书馆的房子里迁出来。党性精神还应该渗透到领导者对事业、对图书、对绘画的态度中去。因此，如果领导者的个人爱好与党的利益有矛盾，他就应该毫不犹豫地放弃自己习惯的事业，放弃自己喜爱的书，不管这样做有多大的困难。但格特马诺夫懂得，还有更高度的党性：它的实质在于，一个人根本不应有任何可能与党性精神相抵触的个人志趣和爱好。对党的领导者来说，一切亲切、珍贵的东西之所以使他感到亲切、珍贵，就是因为它表达了党性的精神。
格特马诺夫为了党性精神所作的牺牲有时也是残酷的，严峻的。对那些早年提携和帮助过他的同乡和老师们，他也从来不留情面。他为人做事既不考虑爱也不考虑怜悯。在这里“绝交”、“不支持”、“坑害”、“背叛”一类的字眼不会使他感到不安……然而，在那些需要表现出党性精神的地方，恰恰不需要作出牺牲，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个人感情——爱情、友谊、同乡情谊，如果同党性精神相抵触，那么它自然也就不应该保留了。
享有党的信任的人们默默无闻地工作着。但这种劳动是艰巨的，需要慷慨大方、毫无保留地耗费智慧和心灵。党的领导者并不需要学者的才能、作家的天赋，他是置于才能和天赋之上的。成百上千个具有研究、唱歌和著书立说才能的人，贪婪地听着格特马诺夫带有指导意义的决定性的报告，尽管格特马诺夫不仅不会唱歌、不会弹钢琴、不会导演戏剧，而且也不会兴致勃勃地深入理解科学著作、诗歌、音乐和绘画……他的决定性言论的力量在于，党把自己在文化艺术领域的利益托付于他。
他作为一个州的党组织书记拥有的权力是巨大的，人民的代言人、思想家未必能够拥有这么大的权力。
格特马诺夫觉得，“党的信任”这个概念的最深刻的本质在于斯大林的意见和态度，在于斯大林的喜恶。党的路线的实质在于斯大林对自己的战友、人民委员以及元帅们的信任。
客人们主要谈的是格特马诺夫面临的新的军事工作。他们明白，格特马诺夫有希望晋升更高的职务，在党内有地位的人改行做军事工作，往往会成为集团军甚至方面军的军委委员。
格特马诺夫接到担任军政委的任命后，心中惶恐不安，颇为苦恼。他通过在党中央组织局任职的一位朋友，打听上头有没有人对他心怀不满。结果虚惊一场，没什么值得恐慌的。
这时格特马诺夫为了安慰自己，开始思索这个任命的好处：要知道，将来决定战争的命运要依靠坦克部队，他们将来要在决定性的方向上发起进攻。坦克部队的政委不是每个人都能担任的，宁可派他到次要地段担任一个不甚重要的集团军的军委委员，也不会随便派他担任坦克军的政委。这一点反映了党对他的信任，但他心中仍旧感到闷闷不乐，他特别喜欢穿上军装照着镜子说：
“集团军军委委员，旅级政委格特马诺夫。”
不知为什么，军长诺维科夫上校经常使他产生一种遏制不住的气恼。格特马诺夫一次也没有见过这位上校，但据他所知道和打听到的有关诺维科夫的种种情况，此人实在不能获得他的好感。
同他一起坐在桌前的朋友们明白他的情绪，他们谈论的有关他新的任命的种种情况都使他颇为开心。
萨盖达克说，坦克军很可能被调往斯大林格勒，而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员叶廖缅科将军是斯大林同志的老熟人，在国内战争期间斯大林同志就认识他，还是在第一骑兵军认识他的，斯大林同志经常通过高频电话同他谈话。他每次去莫斯科，斯大林同志都接见他。不久前，司令员去过莫斯科近郊斯大林同志的别墅，斯大林同志同他的谈话长达两个小时。斯大林同志对司令员如此信任，在他的指挥下作战实在太好了。
后来他们谈到，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会记得格特马诺夫，因为他们都在乌克兰工作过。对格特马诺夫来说，到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担任军委委员的方面军工作是非常幸运的。
“斯大林同志派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去斯大林格勒不是偶然的。”尼古拉·捷连季耶维奇说，“这是一个举足轻重的方面军，不派他去派谁去呢？”
加林娜·捷连季耶夫娜激动地说：
“难道斯大林同志派我的丈夫到坦克军去任职是偶然的？”
“得了吧，”格特马诺夫直来直去地说，“我到坦克军任职，就像从州委第一书记提升为区委书记，算不得什么大喜事。”
“不，不！”萨盖达克严肃地说，“这一任命体现了党的信任。区委，不是一般的区委，不是农村区委，而是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区委，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区委。不是普通的军，而是坦克军！”
马舒克说，格特马诺夫去当政委的这个军的军长是不久前刚任命的，他以前没有指挥过兵团作战。这是不久前来过乌法市的方面军特别处的一个工作人员对他说的。
“他还对我说过一些事呢，”马舒克说着，自己打断了自己的话，“何必对您说这些呢，杰缅季·特里丰诺维奇，您对他的了解，大概比他自己对自己的了解还多吧。”
格特马诺夫把那双本来就小的锐利而聪明的眼睛眯成一条缝，抽动一下肥厚的鼻孔，说：
“的确如此。”
马舒克脸上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但坐在桌前的人都察觉到了他的笑容。令人奇怪的是，马舒克虽然是格特马诺夫的连襟，虽然他在自家人相会时表现得谦逊、可爱，喜欢开几句玩笑，但格特马诺夫夫妇听着他那温和悦耳的声音，望着他那双乌黑安详的眼睛和那张苍白的长脸，仍旧不免有些紧张。格特马诺夫察觉到这一点，但他并没有感到奇怪，他知道马舒克背后有强大的靠山，他所知道的事情，有时连格特马诺夫也不知道。
“他这个人怎么样？”萨盖达克问。
格特马诺夫故作宽容地答道：
“战争期间提拔起来的，在战前没有什么出色之处。”
“他没有列入上级任命的干部名单吗？”女主人的弟弟微笑着说。
“他哪里能进入干部名单！”格特马诺夫挥了挥手，“不过他倒是个有用的人才，据说是个很好的坦克手。军司令部参谋长是涅乌多布诺夫将军，我是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同他认识的。他是个精明强干的人。”
马舒克说：
“涅乌多布诺夫·伊拉里翁·因诺肯季耶维奇？当然了，我曾在他手下工作过，后来命运使我们各奔前程。战争爆发前不久，我在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的会客室里同他见过一面。”
“的确是各奔前程。”萨盖达克微笑着说，“你要辩证地看待此事，要看到事情的一致性和统一性，而不是看它的对立性。”
马舒克说：
“战争期间的一切都是古怪的，一个上校居然当了军长，连涅乌多布诺夫也得听他调遣！”
“没有战争经验，不得不考虑到这一点。”格特马诺夫说。
马舒克仍然感到奇怪：
“简直开玩笑，涅乌多布诺夫资格多老啊，只要他说一句话，什么事都办得到！他是十月革命前入党的老党员，具有丰富的军事工作和政府工作经验。有一段时间，人们以为他会成为部务委员会的委员。”
其他客人都赞同他的看法。
他们对涅乌多布诺夫的深切同情恰恰也是对格特马诺夫的同情。
“是啊，战争把一切都搅乱了，但愿它快点结束。”女主人的弟弟说。格特马诺夫向萨盖达克抬起一只叉开手指的手，说：
“您认识克雷莫夫吗？莫斯科人，曾作为中央讲师团的成员在基辅作过国际形势报告。”
“战争爆发前不久来过这里？是那个过激分子？曾在共产国际工作过？”
“正是他，我的这位军长准备同他过去的老婆结婚。”
虽然谁也不认识克雷莫夫过去的妻子，也不认识准备同她结婚的军长，但这个新闻却不知为什么把大家全逗笑了。
马舒克说：
“是啊，姐夫在我们安全机关受的第一流训练没有白费，对人家的婚姻了解得如此清楚。”
“老实说，他的确有本事。”尼古拉·捷连季耶维奇说。
“当然啦，最高统帅部是不赏识马大哈的。”
“是啊，我们的格特马诺夫不是马大哈。”萨盖达克说。
马舒克似乎在想象中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像往常那样严肃地说：
“我记得这个克雷莫夫，还在他来基辅的时候，政治态度就很暧昧。他很早就同右倾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有不少联系，的确值得……”
他直言不讳，说话简单明了，犹如针织厂的厂长或者技术学校的教师在叙述自己的工作。但大家明白，说话随便、谈吐直率仅仅是他给人们的一种感觉，其实他心里比谁都清楚，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格特马诺夫也常常在大胆、随便而又诚恳的谈话中，使对话人大为吃惊，但他清楚地懂得，在表面生动直率的谈话背后隐藏着秘而不宣的东西。
往日显得比其他人更繁忙、更忧郁和更严肃的萨盖达克，今天却不愿放弃轻松愉快的情绪，他愉快地向格特马诺夫解释道：
“因为他不够忠实，妻子抛弃了他。”
“要是因为这个就好了。”格特马诺夫说，“但据我所知，我这位军长要和一个志趣完全不同的女人结婚。”
“让他去结婚吧，你还是多关心关心我吧。”加林娜·捷连季耶夫娜说，“主要的是彼此相爱。”
“爱情当然是主要的，这一点大家都知道，并且牢记着。”格特马诺夫说，“但是，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东西，某些苏维埃人却忘记了。”
“这话说得对，”马舒克说，“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一切。”
“人们总是大惊小怪，为什么中央没有批准，为什么批准了这个而没有批准那个，但人们自己却不珍视党的信任。”
加林娜·捷连季耶夫娜突然吃惊地拉长声调说：
“你们的谈话真令人纳闷，好像没有发生战争，世界上只有你们操心的这些事情：这位军长同谁结婚，谁是他未婚妻过去的丈夫。你这是准备同谁打仗，季马？”
她用嘲笑的目光望了望男人们。她那双漂亮的栗色眼睛似乎同丈夫那双小眼睛有些相似，并具有同样的洞察力。
萨盖达克用愁闷的声音说：
“哪能忘记战争呢！我们的兄弟和儿子从各地奔向战场，从基层集体农庄的茅屋到克里姆林宫，正在展开一场伟大的卫国战争。”
“斯大林同志的儿子瓦西里是歼击机飞行员，此外，米高扬同志的儿子也在空军作战。我听说，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的儿子也在前线，不过我不知道他属于什么兵种。此外，铁木尔·伏龙芝中尉好像是在步兵部队，那个多洛列斯·伊巴露丽的儿子在斯大林格勒附近牺牲了。”
“斯大林同志有两个儿子在前线，”女主人的弟弟说，“另一个儿子雅科夫指挥一个炮兵连。确切地说，他是大儿子，瓦西里是小儿子。这个不幸的小伙子被俘虏了。”
他沉默下来，感觉自己正提及一个在年长的同志们看来不该说的话题。尼古拉·捷连季耶维奇想要打破沉默，直率而又随便地说：
“顺便提一句，德国人经常撒一些造谣的传单，说雅科夫·斯大林主动向他们提供供词。”
然而，他四周的沉默更加令人难堪。他提到一个无论是开玩笑还是当真都不应提及的话题，人们对这个话题只能保持沉默。假如有人打算对有关斯大林同妻子关系的传闻表示愤怒，那么这个好心的辟谣者便会犯下并不比传谣者更小的错误，因为谈话本身就是不被允许的。
格特马诺夫突然朝妻子转过脸来说：
“我的心在斯大林同志运筹帷幄的地方，但愿他牢牢掌握住大方向，让德国人不得安宁。”
尼古拉·捷连季耶维奇用负疚的眼神捕捉着格特马诺夫的目光。
当然，坐在桌前的人都是有理智的，他们聚在一起并不是想将一时的尴尬演变成严重的事件——案件。
萨盖达克在格特马诺夫夫妇面前为尼古拉·捷连季耶维奇开脱，他用温和而友善的语气说：
“这是对的，让我们提高警惕吧，千万不能在自己负责的地段上干蠢事。”
“千万不要说多余的话。”格特马诺夫补充说。
他几乎直接说出了自己的指责，并没有保持沉默，这说明他原谅了尼古拉·捷连季耶维奇。萨盖达克和马舒克赞同地点了点头。
尼古拉·捷连季耶维奇知道，这个微不足道的过失将会被遗忘，但他也知道，他不会被人彻底忘记。将来一旦要考察干部，涉及提升，谈到某一项特别重要的任务，当提到尼古拉·捷连季耶维奇的名字时，格特马诺夫、萨盖达克和马舒克会点头，但同时也会露出一丝微笑，对某个办事认真的对话者提出的问题，他们会伸出小指头说：“思维敏捷，但可能有点儿草率。”
大家在灵魂深处都明白，德国人散布的有关雅科夫的谣言纯属捏造，然而正因为如此，更不应该谈论这个话题。
萨盖达克特别善于处理这类事件。他长期在报社工作，起初担任新闻处长，后来负责农业处的工作，最后当了近两年《共和国报》主编。他认为，他办报纸的主要目的是教育读者，而不是不加选择地刊登各种偶然事件的乱七八糟的新闻。如果主编萨盖达克认为应该回避某个事件，应该对严重的歉收、思想性不高的诗歌、形式主义的绘画、牲畜病死、地震、战列舰覆没保持沉默，应该对突然从岸上冲走数千人的巨浪或者矿井里发生的大火视而不见，那么这些事件对他来说就是毫无新闻价值的。他认为，不应该让读者、新闻记者和作家去为这些事件耗费脑力。有时他不得不以一种特殊方式解释生活中的某个事件，那么这种解释往往是出人意料的，大胆且不同寻常的，并与人们的日常观念相抵触。他觉得，主编的力量、经验、本领就在于使读者了解那些有用的、为教育目的服务的观点。
在推行农业全盘集体化期间，曾出现过一些极端的过火行为。萨盖达克在斯大林的文章《胜利冲昏头脑》发表以前写道，全盘集体化期间发生饥荒的原因是，富农们把粮食埋藏起来，使人们吃不饱，因此才饿得浮肿。一些村庄整村整村的人饿死，其中包括儿童和老人，是故意与国家作对。
后来他立刻刊登了一些资料，说集体农庄的托儿所里，孩子们天天喝鸡汤、吃馅饼和米粉饼，实际上孩子们却消瘦了、浮肿了。
战争开始了，这是千年的俄罗斯有史以来所遭遇的最残酷最可怕的战争。在经受严酷考验的战争的头几个星期、头几个月，毁灭性的炮火把如实报道现实的关键性战局进程放到头等重要的位置。战争决定着所有人的命运，甚至决定着党的命运。现在，这段决定命运的时期过去了，剧作家柯涅楚克马上就在他的剧本《前线》中解释，战争失利与那些愚蠢的将军们有关，他们不善于执行一贯正确的最高统帅部的指示。
这天晚上，并不是尼古拉·捷连季耶维奇一个人命中注定要遭遇难堪。马舒克翻看着一本皮革封面的大相册，相册厚厚的硬纸页上贴着各种照片。马舒克突然意味深长地扬起眉毛，于是大家不由自主地向相册探过头来。这张照片是战前格特马诺夫在自己州委书记的办公室里照的，他坐在宽大无比的写字台后面，穿着半军事化的军便服，他身后的墙壁上挂着一幅斯大林像。这幅肖像大得出奇，看来只能挂在州委书记的办公室里。斯大林脸部被人用彩色铅笔涂得乱七八糟，下巴底下画了一撮蓝色的山羊胡子，耳朵上戴着蓝色耳环。
“这孩子太淘气了！”格特马诺夫喊叫起来，甚至像老娘儿们似的拍了一下手。
加林娜·捷连季耶夫娜十分难过，打量着客人们连声说：
“要知道，昨天晚上睡觉前他还说：‘我像热爱爸爸一样热爱斯大林伯伯。’”
“这是小孩的淘气行为。”萨盖达克说。
“不，这不是淘气行为，这是蓄意的流氓行为。”格特马诺夫叹了一口气。
他用探询的目光望了望马舒克。此刻，两人都记起了战前发生的一件事：他们的一位同乡的侄子，工学院的大学生，他在宿舍里用气枪朝斯大林像开了一枪。
他们知道，这个愚蠢的大学生纯粹是胡闹，并没有任何恐怖主义的政治目的。那位同乡是个非常好的人，是拖拉机站的站长。他恳求格特马诺夫救救侄子。
州委会议之后，格特马诺夫同马舒克谈到这件事。
马舒克说：
“杰缅季·特里丰诺维奇，我们可不是小孩子。至于他有没有罪过，这有什么意义呢……如果我不追查这个案件，那么也许明天就会有人向莫斯科、向拉夫连季·帕夫诺维奇本人报告，说马舒克对待向伟大的斯大林肖像开枪的事件采取姑息纵容的态度。我今天坐在这间办公室里，而明天我就成了劳改营的犯人。您愿意承担责任吗？人们会这样议论您：今天朝肖像开枪，明天就不仅是射击肖像了，格特马诺夫究竟是对这个小伙子有好感呢，还是喜欢他的这种行为呢？啊？您承担这个罪责吗？”
过了一两个月，格特马诺夫又向马舒克问起这件事：
“那个朝肖像开枪的小伙子怎么样了？”
马舒克用平静的目光望着他，答：
“他的情况不必问了。他是个坏蛋，富农残余，他在审讯中都承认了。”现在，格特马诺夫用探询的目光望着马舒克，重复道：
“不，这不是淘气行为。”
“不过，”马舒克说，“这孩子不满五岁，年龄还是应该考虑的。”
萨盖达克的态度最为热诚，以至于大家都感到暖洋洋的。他说：
“说句心里话吧，我没有足够的力量对孩子们坚持原则。应该对他们坚持原则，可是我于心不忍。我希望他们健康……”
大家同情地望了望萨盖达克。他是一位不幸的父亲，他的大儿子维塔利还在九年级念书时就表现不好，有一次因为在饭馆里打架被警察抓了起来。父亲亲自给副内务人民委员打了电话，才平息了这个由一些名将和院士的儿子、作家和农业人民委员的女儿参加的丢脸的事件。战争爆发后，维塔利本打算志愿参军，父亲安排他进了两年制的炮兵学校。后来维塔利因不守纪律被学校开除，并有可能同增补连一起被送往前线。
现在，年轻的维塔利进入迫击炮学校已经一个月了，没有再出什么事，父母亲颇为高兴，并且充满了希望，但他们心里仍然存留着不安。
萨盖达克的二儿子伊戈尔两岁时患了小儿麻痹症。这场病留下了后遗症，伊戈尔不幸残废，走路离不开双拐，萎缩的细腿软弱无力。伊戈尔无法进学校读书，教师们就到他家里来上课，这孩子倒也刻苦好学。
萨盖达克夫妇为了给儿子治病，到处求医问药，不仅在乌克兰，还在莫斯科、列宁格勒、托木斯克，求遍了所有的神经病学专家。萨盖达克还通过商务代表处或者大使馆弄到了外国的各种新药。他知道，人们可能而且应该责备他对孩子过分溺爱，但他同时也知道，他的过错并不是不可饶恕的。因为他经常遇到州委某些领导干部溺爱子女，他注意到，新型领导人往往特别宠爱自己的孩子。他知道，人们会原谅他用飞机从敖德萨接一个巫婆来给伊戈尔看病，会原谅他使用机要邮袋把一包草药从远东的一个神父那里寄往基辅。
“我们的领袖都是特殊人物。”萨盖达克说，“我不是指斯大林同志，关于斯大林同志的确没什么可说的。不过，他那些亲密的助手们……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也总是把党置于父爱之上。”
“是的，他们懂得，这种事不会追究个人的责任。”格特马诺夫说，他暗示某个中央书记对自己犯错误的儿子过分严厉。
于是他们又重新谈起孩子，气氛也变得亲切自然起来。
似乎这些人的精神追求和喜怒哀乐全部寄托在孩子身上，他们所关心的仅仅是他们的儿子或者女儿面颊是否红润，在学校里是否取得了好成绩，能不能顺利升级。
加林娜·捷连季耶夫娜谈起自己的女儿：
“斯韦特兰娜在四岁之前身体很不好，老生结肠炎，小姑娘变得憔悴不堪。只有一样东西对她最有效，那就是碾碎的生苹果。”
格特马诺夫说：
“今天，她去上学之前对我说：‘在班上，有人管我和卓娅叫将军的女儿，而卓娅却不怕难为情地笑着说：你以为将军的女儿是很大的荣誉呀！我们班里还有元帅的女儿呢，这才是真了不起！’”
“您瞧，”萨盖达克愉快地说，“很难使他们感到满意。伊戈尔一连几天向我声明：‘要知道，第三书记算不得什么大人物。’”
米科拉也可以谈谈自己孩子的许多可笑和快活的瞬间，但他知道，当人们谈论萨盖达克的伊戈尔和格特马诺夫的女儿们如何机灵时，他就不应该讲述自己的孩子如何机灵了。
马舒克若有所思地说：
“我们的父辈在乡下对待孩子很随便。”
“他们同样喜欢孩子。”女主人的弟弟说。
“喜欢归喜欢，但他们打孩子，至少我挨过打。”
格特马诺夫说：
“我还记得父亲生前于1915年出发去打仗时的情景。请别见笑，我父亲到最后才升到士官，得过两枚乔治勋章。母亲为他打点行装，把包脚布、绒衣放在什物袋里，还放了几只煮老的鸡蛋、几片面包。我同姐姐躺在木板床上，望着他在黎明时分最后一次坐在桌旁。他往过厅里的木桶里打满了水，劈了一些木柴。后来母亲老是回忆起这件事。”
他抬手看了看表，说：
“唉……”
“这么说，明天就走。”萨盖达克说着站起身来。
“七点钟的飞机。”
“从民航机场起飞？”马舒克问。
格特马诺夫点了点头。
“这样更好，”尼古拉·捷连季耶维奇说着也站起来，“否则到军用机场还有十五公里的路呢。”
“这对一个士兵来说算得了什么！”格特马诺夫说。
他们开始告别，又喧闹了一阵，大笑，拥抱。客人们穿好大衣，戴上帽子站在走廊里。格特马诺夫说：
“士兵对一切都是可以习惯的，士兵可以用硝烟取暖，可以用锥子刮脸。不过，这种与孩子分离的生活，士兵却是无法习惯的。”
从他的声音、表情以及客人们望着他的目光来看，他们此刻不是在开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