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从信箱里取出一封部队来信。
她大步走进房间，把信封拿到灯光下，撕开信封的粗糙边缘。
刹那间，她恍惚觉得信封里会飞出托利亚的照片，其中一张是他儿时的照片，那时他还抬不起头来，光着身子躺在枕头上，抬起小熊般的双腿，噘起嘴唇。
她以一种古怪的方式读着这封信。她似乎并没有认真阅读，而是通过粗通文墨的代笔人漂亮的字迹吸取着字里行间的含义。她立刻明白了：活着，他还活着！
她读了这封信，知道托利亚胸部和肋部负了重伤，流血过多，身体虚弱，自己不能写信，四周来一直在发烧……但幸福的泪水模糊了她的眼睛，在这一刹那之前她是何等的绝望啊。
她来到楼梯上。读完信的开头几行，她平静下来，便朝堆放木柴的草棚走去。在寒冷而又昏暗的草棚里，她读完了信的中间和末尾部分。她心中暗想，这封信也许是儿子临死前同她的告别。
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开始往布袋里装木柴。她曾在莫斯科加加林胡同的科学家生活改善中央委员会附设的门诊部看过病，医生嘱咐她不得搬运三公斤以上的重物，只能做一些缓慢柔和的动作。尽管如此，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却像农民似的呼哧呼哧地把装满湿木柴的布袋背到自己肩上，一口气爬上二楼。她咚的一声把木柴放在地板上，桌子上的餐具颤抖了一下，发出叮叮的响声。
柳德米拉穿上外套，系上头巾，朝街上走去。
人们从她身旁走过，又回头看她一眼。
这时她横穿街道，有轨电车急剧地打铃，女乘务员伸出拳头来威吓她。如果向右转弯，顺着这条胡同就可以走到母亲上班的工厂了。
托利亚要是死了，也无法通知他的父亲，到哪个劳改营去找他呢？说不定他早已死了……
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到研究所去找斯特拉姆。路过索科洛夫家的小房子，她走进院子，敲了敲窗户，但窗户上拉着窗帘。看来玛丽亚·伊万诺夫娜不在家。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刚才回自己办公室去了。”有人对她说。她向那人道了谢，尽管她不知道同她说话的人是谁，是熟人还是陌生人，是男人还是女人。她沿着实验室的大厅走，这里像往常一样，似乎很少有人在认真工作。平时在实验室里，男人们要么聊天，要么抽烟，要么心不在焉地望着书本，而妇女们总是忙着：用曲颈瓶煮茶，用化学溶液洗指甲，织毛衣。
她看见一些小物件，有几十种，还有实验员用来卷烟的纸片。
在斯特拉姆的办公室里，人们大声地向她问好，索科洛夫疾步（几乎是跑步）走到她面前，挥动着一个洁白的大信封说：
“我们有希望了，已经制订了迁回莫斯科的计划，零碎物品、仪器设备和家属统统迁回莫斯科。前景在望，不错吧，啊？当然，具体日期尚未确定，但毕竟有希望啊！”
她觉得他那张神气活现的脸和那双眼睛特别可恨，难道玛丽亚·伊万诺夫娜会这么兴高采烈地跑到她面前？不会，不会的，玛丽亚·伊万诺夫娜会立刻明白一切，她会从柳德米拉的表情里看出一切。
她要是知道在这里会看见这么多幸福的面孔，她肯定不会来找维克托。维克托也很高兴，他的喜悦晚上会飞回家，娜佳也会感到幸福，因为他们不久就要离开这可恨的喀山了。
所有的人加在一起（不管他们有多少人），能抵偿换取这个喜讯的年轻的鲜血吗？
她抬起眼睛望了望丈夫，带着一丝责备。
他们双目相对，一个充满理解和不安，一个满是忧郁。
房间里只剩下他们两人时，他对她说，她一进屋他就明白发生了不幸。他看完信，连声说：
“这该怎么办呢，天哪，这该怎么办呢？”
斯特拉姆穿上外套，他俩一起向门口走去。
“我今天不来了。”他对站在杜边科夫身旁的索科洛夫说。杜边科夫是不久前新任命的人事处长，圆圆的脑袋，高高的个子，那件宽大的时髦西服套在他宽宽的肩膀上显得有些狭窄。
斯特拉姆暂时松开柳德米拉的手，低声对杜边科夫说：
“我们本想商量制订迁回莫斯科的人员名单，但今天我不能参加了，原因我以后再解释。”
“用不着担心，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杜边科夫用低沉的声音说，“暂时没有必要着急。这是远景规划，初步方案由我来做好了。”
索科洛夫摆摆手，连连点头，斯特拉姆看出索科洛夫猜到了他所遭遇的新的不幸。
街道上刮着寒风，尘土不断扬起。寒风一会儿吹卷着尘土旋转，一会儿又突然把尘土抛开，让它像无用的糠皮似的纷纷扬扬地散落下来。街道上寒气逼人，摇晃的树枝发出敲打骨头的笃笃声，电车轨道闪烁着冰冷的蓝光。这一切都显得冷酷而严厉。
妻子向他转过脸来。由于痛苦的折磨，她这张脸显得消瘦了。她用哀求的目光凝视着丈夫。
他们过去曾养过一只年轻的母猫，这只猫初产时难产，怎么也生不下那只小猫。它在临死前爬到斯特拉姆跟前，凄惨地叫着，瞪着一双明亮的大眼睛望着他。然而，在这广阔的、空空荡荡的天空下，在这毫无怜悯气息的尘土飞扬的大地上，她该去求谁，去哀求谁呢？
“这就是我过去工作过的那所部队医院。”她说。
“柳达，”他突然说，“快到这个部队医院去一趟吧，也许他们可以帮你弄清楚那个战地邮局在什么地方。我原来怎么没想到这个呢！”
他看着柳德米拉走上医院门口的台阶，向门卫解释起来。
斯特拉姆走到街角，又走回那所部队医院门口。行人们从他身旁匆匆走过，他们有的提着网兜，有的提着玻璃罐，玻璃罐里盛着灰溜溜的菜汤，上面漂浮着灰色的通心粉和土豆块。
“维佳。”妻子喊住了他。
从妻子的声音可以听出来，她已经镇静下来。
“事情是这样的，”她说，“那所医院在萨拉托夫，一位副主任医师不久前刚从那里回来。他给我写下了街道和门牌号码。”
一下子出现了许多事情和问题：轮船什么时候起航，怎样弄到船票，需要打点行装，准备食品，还要借钱，还得设法弄一张出差证明。
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没有带行李和食品便出发了。她几乎身无分文，趁着乘客上船时的拥挤和慌乱登上了甲板。
这是一个秋天的黄昏，阴暗而潮湿，她只带走了同母亲、丈夫和娜佳告别时的记忆。黑乎乎的波浪在船舷外面喧嚣着，下游突然吹来一阵寒风，呜呜地吹卷着河水飞溅的浪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