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佳，我现在住在敌占区，在犹太人隔离区带刺的铁丝网里面，但我相信这封信能送到你手里。你的回信我永远也收不到了，因为我很快就不存在了。我想让你知道我最后几天的生活，带着这样的念头离开人世我会感到轻松一些。
维佳，真正理解人是很困难的……7月7日那天，德国人冲进了城。我在门诊部接诊完病人，正在街上走着，听见街心花园里的无线电收音机正在播送最新消息，我停下来听了听，女播音员在用乌克兰语播送一篇战地报道。我听见远处在放炮，过了一会儿，只见一些人匆匆跑过街心花园。我朝家里走去，心里感到奇怪，我怎么会没听见空袭警报的信号呢。这时，我突然看见一辆坦克，有人喊了一声：“德国人冲进来了！”
我说：“不要扰乱人心。”头天晚上我到市苏维埃秘书家里去过，问他有关撤退的事，他生气地说：“现在谈论这个为时过早，我们连名单还没确定呢。”然而，德国人的确是进了城。这一整夜邻居们都在相互串门，最沉着的要数小孩子和我了。我横下一条心，听天由命，别人遇上什么情况，我也会遇上什么情况。起初我非常害怕，因为我心里明白，我再也见不着你了，我多么想再看你一眼，再吻一下你的额头、眼睛，后来我转念一想，只要你平安无事，也算是我的福气了。
快到早晨的时候，我睡着了，醒来时我感到痛苦万分。我住在自己的房子里，躺在自己床上，却感觉自己是在异地他乡，孤身一人，无依无靠。
这天早晨，我又记起自己是个犹太人，在苏维埃政权年代，这件事我早已遗忘了。站在行驶着的大卡车上的德国人大声呼喊：“Juden Kaputt（犹太人完蛋了）！”
后来我的几位邻居也让我想起这一点。管院子的工人的老婆站在我的窗户外面，对一个女邻居说：“谢天谢地，这回犹太人完蛋了。”这话从何说起呢？她儿子娶了一个犹太姑娘，老太婆去儿子家里做过客，还给我谈起过她的几个孙子。
我有一位邻居是个寡妇，有一个六岁的小女儿，名叫阿廖努什卡，她有一双漂亮的蔚蓝色大眼睛，我过去给你写信提到过她。这位女邻居走进我的房间，对我说：“安娜·谢苗诺夫娜，请您傍晚之前把东西收拾一下，我要搬到您的房里来住啦。”“好吧，那么我就搬到你的房里去。”“不，您搬到厨房后头的小储藏室里去。”
我拒绝了她，那间小屋既没有窗户，也没有火炉。
我到门诊部去了，等我回来一看，我房间的门被撬开了，我的东西被扔进了那间储藏室。那位女邻居对我说：“长沙发我留下自己用了，反正也无法把它放进您的新居里去。”
说来奇怪，她毕业于中等技术学校，她已故的丈夫很文静，是个非常好的人，曾在乌科波斯皮尔卡当会计。“您不受法律保护。”她说。听她那口气，好像这对她大有好处。而她的阿廖努什卡在我房里坐了一个晚上，我一直在给她讲故事。这就算是庆贺我乔迁新居吧，她不想去睡觉，母亲过来把她抱走了。
亲爱的维佳，后来我们门诊部又开始接诊病人了，而我和另一名犹太医生却被解雇了。我要求他们发给我上月的工资，但新来的主任对我说：“您在苏维埃政权领导下挣的工钱，让斯大林发给您吧，您往莫斯科给他写信吧。”
护理员马鲁夏拥抱了我，低声哭着对我说：“天哪，我的天哪，您将来怎么办呢，你们这些人将来怎么过呢？”特卡乔夫医生握了握我的手。有人同情我，有人幸灾乐祸，我不知道是幸灾乐祸令人难过呢，还是人们打量奄奄一息的病猫时的怜悯目光更令人难过。我设想到这一切会落到我的头上。
有许多人使我感到吃惊，不仅仅是那些愚昧无知、生性凶狠、没有文化的人，就连那个老教师也不例外。他已经75岁了，领了退休金，他经常打听你的情况，叫我向你问好，一谈到你就说“他是我们的骄傲”。可是在这些倒霉的日子里，他遇上我也不打招呼了，扭头就走，后来有人告诉我，他在警备司令部召开的会议上说：“这下空气变清新了，不再有大蒜味了。”他真不该说这话，这句话玷污了他的身份。在那次会议上，散布了多少诽谤犹太人的言论……当然了，维佳，不是所有人都出席了那次会议，许多人拒绝参加。你要知道，据我所知，自沙皇时代以来，反犹太人运动是与“米哈伊尔天使长同盟”的人们盲目排外的爱国主义有联系的。现在我看得很清楚，那些高喊驱逐犹太人、拯救俄国的人，在德国人面前低三下四，奴颜婢膝，为了一点微小的利益随时准备出卖俄国。住在郊区的一些无赖开始抢占房子，抢掠被褥和衣服，当年霍乱病人闹事，有些人亲手杀死医生，大概就是这样的。有些人精神空虚，不敢主持正义，他们对坏人坏事唯唯诺诺，唯恐违背了当局的意愿，引起他们的怀疑。
不断有一些熟人跑到我家来传递新闻，他们的眼睛里充满疯狂的神色，仿佛神经错乱了，在说胡话。比如有一个古怪的说法：“把所有的东西都藏起来。”似乎藏在邻居家里可靠些，我觉得让我们藏东西是个骗局。
不久就公布了迁移犹太人的命令，随身携带的行李不得超过十五公斤。不少楼房的墙壁上张贴着黄色的告示：“所有住户必须在1941年7月15日傍晚六点钟以前移往老城区。不愿搬迁者统统枪毙。”
就这样，亲爱的维佳，我也打点好了行装。我随身带了一个枕头，几件衣服，还有你送给我的那只小茶碗，一只汤匙，一把餐刀，两只碟子。一个人需要多少东西呢？我带了一些医疗器具，又带了你的来信，已故的妈妈和达维德舅舅的照片，还有你和爸爸的那张合照，一本普希金选集，一部都德的《磨坊书简》，一部莫泊桑的《一生》，一本小字典，带了一本收录《没有意思的故事》和《黑衣教士》的契诃夫选集。就这样，我把自己的小提篮塞得满满的。在这座住所里，我给你写过多少信，夜间我哭过多少回啊，现在我要向你谈谈我的孤独。
告别了房屋和小花园，我在一棵树下坐了几分钟，然后同邻居们道了别。有些人做事怪得很，两位女邻居当着我的面争吵起来，为的是谁要我的椅子，谁要我的小写字台。然而我同她们道别的时候，她们两人都哭了。我请求邻居巴桑尼科夫妇，等战争结束了，你回来打听我的情况时，让他们讲得详细一些，他们答应我了。那条看院子的小狗托毕克使我深为感动，最后一个晚上它对我特别亲热。
你要是回来了，一定要好好喂喂它，为了它对一个年迈的犹太人的友好态度。
我打点好行装准备上路的时候，心里又发起愁来，我实在没有力气带着提篮走到老城区。这时我的一位患者意外出现在我面前，他一向神色忧郁，我曾觉得他是个缺少同情心的人。他动手帮我提行李，还给了我300卢布，对我说，他以后每周给我送一次面包，叫我在围墙边等他。他在一家印刷厂工作，由于眼睛有病没有让他上前线。在战前他曾找我看过病，那时候假如让我列举一些富有同情心、心地纯洁的人，我可以列举十个人的名字，但不会提到他。你要知道，维佳，他来了之后，我又感觉自己是个人了，可见不仅仅是看院子的狗对我报以同情。
他对我说，在本市的印刷厂里，正在印一份禁令：禁止犹太人在人行道上行走，犹太人必须在胸前佩戴一个用黄布做的六角星；犹太人无权坐公共交通工具，无权上澡堂，无权上诊所看病，无权进电影院；禁止他们购买黄油、鸡蛋、牛奶、浆果、白面包、肉食，以及除土豆以外的各种蔬菜。只有在晚上六点钟以后，农民们离开集市的时候，才允许他们到集市上去买东西。老城区的四周要围上带刺的铁丝网，任何人不得走出铁丝网以外，被强迫做工的人在哨兵押送下方可出城。只要在俄罗斯人家里发现犹太人就枪毙主人，以窝藏游击队员论处。
舒金的岳父是个上了年纪的农民，从邻近的楚德诺沃小镇来到此地。他亲眼看见当地的犹太人提着包袱和皮箱，全部被赶进森林，整整一天，森林里不断传来枪声和惨叫声，无人生还。住在他岳父家里的德国人晚上很晚才回来，喝得醉醺醺的，又接着喝到天明。他们喝酒、唱歌，当着老头的面分胸针、戒指、手镯。我不知道，这是偶然的胡作非为，还是等待着我们的命运的前兆？
亲爱的孩子，我去往极端落后的犹太人隔离区的时候，一路上的景象凄惨极了。我走在我曾经在那里工作了二十年的城市，起初我们沿着空寂无人的斯韦契纳雅大街走去。但是，当我们来到尼科尔大街时，我看见数百人向那个可怕的犹太隔离区走去。由于挤满了包袱和枕头，街道上望去一片苍白。病人们被人搀扶着，马古利斯医生瘫痪的父亲被人用毯子抬着。一个年轻人抱着一个老太婆向前走去，背着包袱的妻子儿女跟在他后面。食品杂货店经理戈顿是个胖子，他穿一件毛皮领大衣，气喘吁吁地走着，汗水顺着他的脸流下来。一个年轻人使我大为惊讶，他没有带行李，两手捧着一本打开的书，昂首阔步地向前走着，脸上带着高傲而又安静的表情，但他身边走着许多丧失了理智、饱受惊吓的人。
我们沿着马路向前走，人行道上站着一些观望者。
有一段时间，我同马古利斯一家走在一起，听着妇女们同情的叹息。有人嘲笑穿着冬季大衣的戈顿，真的，尽管他吓得要死，却并不可笑。我见到许多熟悉的面孔，有些人轻轻地向我点头道别，有些人没有理睬我。我觉得，在这群人里，没有一双漠不关心的眼睛，有些人的眼睛充满好奇，有些人的眼睛缺少怜悯，但我多次看见带着泪痕的眼睛。
我朝四周望了望，行人基本上分成两拨，犹太人穿着大衣、戴着帽子，妇女们系着暖和的头巾，而另一拨人走在人行道上。他们都穿着夏季服装，妇女们穿着浅色的短衫，男人们没有穿西服，有些人穿着绣花的乌克兰式衫衣。我觉得，对于犹太人来说，太阳已经不再发光，他们行走在十二月的寒夜里。
在犹太人隔离区门口，我同陪伴我的舒金告别，他向我指了指铁丝网旁边的一个地方，我们约定以后在那里会面。
亲爱的孩子，你知道我走过铁丝网时的心情吗？我原来以为我会感到害怕。但是，你想象不到，在这座牲畜圈里我反而感到轻松。这并不是因为我有一颗奴隶的心灵，千万别这样想，绝非如此。我周围都是一些命运相同的人，在犹太人区，我用不着像马一样走在马路上，这里没有凶狠的目光，熟人们都正视我的眼睛，见面时并不回避我。在这座牲畜圈里，大家身上都带着法西斯分子打下的烙印，因此，在这里，这种烙印并不使我特别痛苦。在这里，我感觉自己不是一头无权的牲畜，而是一个不幸的人。这一点使我感到如释重负。
我同自己的同事——内科医生斯珀林，住在一座有两个小房间的土坯房里。斯珀林有两个成年女儿和一个儿子，男孩十二三岁了。我望他那张瘦瘦的小脸和那双悲伤的大眼睛，他叫尤拉，可我两次称呼他维佳，他纠正我说：“我叫尤拉，而不叫维佳。”
人的性格差别多大呀！斯珀林58岁了，精力还很旺盛。他设法弄来床垫、煤油、一大车木柴。夜里他又带回一袋面粉，半袋菜豆。他像新婚男子似的，为自己取得的每个成就感到高兴。昨天他在屋里挂起了壁毯。“没关系，没关系，一切都会熬过去的。”他重复道，“主要的是储备食物和木柴。”
他对我说，在犹太人区应该开办一所学校，他甚至请我给尤拉上法语课，上一堂课给我一盘汤作为报酬。我同意了。
斯珀林的胖妻子范妮·鲍里索夫娜却常常唉声叹气地说：“一切都完了，我们也完了。”但尽管如此，她却留心监视着大女儿柳芭，生怕她送给别人一撮菜豆或者一小片面包。柳芭是个善良可爱的姑娘，而小女儿阿利娅最受母亲宠爱，是个地地道道的小妖精，一副气势汹汹的样子，又多疑又吝啬，经常向父亲和姐姐大喊大叫。战争爆发前不久，她从莫斯科来这里做客，滞留在这里回不去了。
我的天哪，周围的人们是怎样的贫穷！如果有人谈论犹太人的财富，说他们一直在积攒钱财以便应付倒霉的日子，让他看一看我们的老城区就知道了！现在倒霉的日子来临了，再没有比现在更倒霉的了。要知道，老城区不光住着仅带十五公斤行李的犹太移民，这里还一直住着不少年迈的手工业者、工人和护理员。他们过去和现在都住在狭小的房子里，拥挤不堪。他们吃些什么东西呢，看看这些半坍塌的、陷进泥土里的小茅屋就知道了。
亲爱的孩子，我在这里见到许多坏人，一些贪婪、狡猾，甚至随时准备卖身投敌的人。这里有一个可怕的人物，姓爱泼斯坦，他是从一个波兰小城镇迁到这里来的。他戴着袖标，同德国人一起去搜捕，参加他们的审讯，经常同乌克兰伪警察一起喝得醉醺醺的。他们派他去挨家挨户地勒索伏特加酒、钱财和食品。我见过他两次，他长得很魁梧，外表很漂亮，穿一套时髦的淡黄色西服，一枚黄色的星章缝在上衣上，看上去像一朵黄黄的春菊花。
但我想对你说说另一件事，我以前从来没有感觉到自己是个犹太人，从童年时代我就生长在要好的俄罗斯女孩中间。在所有的诗人中，我最喜欢普希金和涅克拉索夫，在俄国乡村医生代表大会期间，观看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参加演出的《万尼亚舅舅》，我同全体观众一起被感动得流下了眼泪。亲爱的孩子，当我还是个十四岁的小姑娘时，我们全家打算迁居南美洲。当时我对爸爸说：“我哪儿也不去，宁可投河自尽，我也不会离开俄国。”我的确没有走。
在这里，在这些可怕的日子里，我内心充满了犹太人母亲般的柔情。以前我不懂这种爱，它使我想起我对你的爱，亲爱的孩子。
我经常到病人家里去出诊。狭小的房间里往往挤进来几十个人，有半瞎的老人，有吃奶的孩子，有孕妇。我习惯于从人们的眼睛里寻找症状：青光眼、白内障。现在我却不能这样打量人们的眼睛，因为现在我在人们眼睛里看到的只是心灵的反映。美好的心灵，亲爱的孩子，悲伤而又善良的心灵，含笑的心灵，不幸的心灵，被暴力征服同时又战胜了暴力的心灵，强大的心灵，维佳！
那些老头和老太婆带着何等关切的神情向我打听你的情况，你要是能见到这种情景该多好啊。人们亲切地安慰我，其实我并没有向他们诉苦，这些人的处境比我还惨。
我有时觉得，不是我去给病人看病，恰恰相反，是人民——这位善良的医生在医治我的心灵。为了感谢我的医治，他们送给我一片面包，一只葱头，一撮菜豆，这太令人感动了。
真的，亲爱的孩子，这不是出诊的报酬！一个上了年纪的工人握着我的手，往我的提包里塞了几块土豆，连声说：“唉，唉，医生，我求您收下。”泪水止不住涌上我的眼窝。他的举动包含着某种纯洁、善良和慈父般的情感，这些东西我是无法用言语向你表达的。
我不想安慰你，说这段日子过得很轻松。你会感到奇怪，我的心脏为什么没有因痛苦而破裂。不过你也不要以为我在挨饿，并且为此感到难过，在这段时间里，我一次也没有挨饿。还有，我也没有感觉孤独。
关于这里的人们的情况，我该对你说点什么呢？人们的善良和丑恶使我大为惊讶，虽然大家遭受着共同的命运，但他们之间的差别太大了。不过你可以想象，雷雨来临之际大多数人都设法躲避暴雨，这还不能说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因为每个人避雨的方式各不相同。
斯珀林医生坚信，迫害犹太人只是战争期间的偶然现象。像他这样的人为数不少，我看得出，人们的乐观情绪愈多，他们就变得愈吝啬、愈自私。如果在吃午饭的时候有人进来，阿利娅和范妮·鲍里索夫娜会立刻把饭藏起来。
斯珀林一家待我很好，况且我吃得很少，带来的食物是吃不完的。但我还是拿定主意离开他们，因为我讨厌他们。我打算另找一个栖身之处，一个人处境越悲惨，活下去的希望越小，他就越慷慨大方，越善良，越好。
面临绝境的贫民、白铁工人、穷裁缝，远比那些挖空心思储藏各种食物的人高尚、大方，并且聪明。那些年轻的女教师，那个古怪的老教师和象棋手施皮尔贝格，那些文静的女图书管理员，那个工程师列伊维奇（他比孩子还软弱，却幻想自制手榴弹，把犹太人区部武装起来），都是一些非常好的人。他们缺乏生活经验，忧郁苦闷，但心眼好，讨人喜欢。
在这里我常常看到，希望几乎都是脱离实际的，它往往毫无意义，我想，这是由本能产生的希望。
维佳，照这里人们的生活来看，好像他们还要活好多年。无法理解这是愚蠢还是聪明，反正他们都这样活着。我也只好听命于这种规律。这里有两个从一个小镇上来的妇女，她们谈到我的那位朋友对我说过的那件事。德国人要把全区的犹太人杀干净，孩子和老人也不放过。德国人和伪警察时常开着汽车到这里来，抓走几十个男人到野外去干活，逼着他们挖沟。过了两三天以后，德国人就把一些犹太居民赶到这些壕沟跟前，把他们统统枪毙。我们老城区周围许多地方出现了这种犹太人的坟岗，并且越来越多，比比皆是。
隔壁房子里住着一个从波兰来的姑娘，她告诉我，那边经常进行大屠杀。他们要把犹太人统统杀光，只有华沙、罗兹、拉多姆的几个犹太人区还有一些犹太人。我仔细想了想这些情况，心里就完全明白了，他们把我们集中在这里并不是为了把我们保存起来，像比亚沃维扎密林区里保存野牛那样，而是为了供他们屠杀。根据他们的屠杀计划，也许再过一两个星期就会轮到我们头上。但是，我虽然明白了这一点，但仍然继续给病人治病，对他们说：“如果你按时用这种药水冲洗眼睛，再过两三个星期就会痊愈的。”我认真观察着一个老人的病情，再过半年到一年，就可以给他切除白内障了。
我经常给尤拉上法语课，但他的发音不准确，这使我颇为苦恼。
现在德国人经常闯进犹太人区来抢劫，哨兵们为了取乐，从铁丝网后面向孩子们开枪射击，越来越多的人证实，任何一天都可能是最后一天。
现在这件事正在进行中，生活也在继续，这里不久前还举行了婚礼。这时出现了大量传闻。一会儿一位邻居高兴地、气喘吁吁地通报说，我军已转入反攻，德国人逃跑了；一会儿又传来一个消息，苏联政府和丘吉尔向德国人提出最后通牒，于是希特勒命令不准杀害犹太人；一会儿又有消息说，他们要用犹太人交换德国战俘。
看来任何地方也不像犹太人区里那样，有那么多的希望。世界充满了各种事件，这些事件的意义和起因总是只有一个：拯救犹太人。人们的想象力多么丰富啊！
这些希望的源泉只有一个，那就是求生的本能。这种本能不顾一切逻辑，反抗着一种可怕的必然性，试图使我们摆脱突然消亡的命运。我望着这里的一切，怎么也不相信：难道我们都被判处了死刑，在这里等死？理发师、鞋匠、裁缝、医生、修炉匠——大家都在工作，甚至开办了一家产院，确切些说是类似产院的设施。院子里晾晒着衣服，人们正在洗衣服、做饭，孩子们从9月1日开始上学，母亲们不断向教师们打听孩子的学习成绩。
施皮尔贝格老头把几本书送去装订。斯珀林的小女儿阿利娅每天早晨做体操，睡觉之前都把头发卷上卷发纸，为了索取两块夏装布料，她多次同父亲争吵。
我一天到晚忙个不停，给病人看病，给孩子上课，织补衣服，洗衣服，准备过冬的衣物，往秋季大衣里加棉絮。我不断听到种种惩治犹太人的故事。我熟悉的一个女人，是某法律顾问的妻子，因为给孩子买了一只鸭蛋被打得失去了知觉；药剂师西罗塔淘气的儿子钻到铁丝网下面去取一只滚到那里的皮球，结果肩膀上挨了一枪。后来又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传闻。
这件事可不是传闻。今天德国人驱赶了80名青年男子去干活，好像是挖土豆。有些人很高兴，以为可以给亲人们带回几块土豆，但我心里明白，他们所说的挖土豆指的是什么。
维佳，在犹太人区，夜间是一段特殊的时间。我的朋友，你要知道，我总是教育你对我说真话，儿子应该永远对母亲说真话，但母亲也应该对儿子说真话。亲爱的孩子，你不要以为你妈妈是个坚强的人。我很软弱，坐在牙科医生的椅子上，我害怕疼痛，心里直发怵；小时候我害怕打雷，害怕黑暗；到了晚年我害怕生病，害怕孤独，害怕病倒了无法再工作，成为你的累赘，怕你让我感到这一点；我害怕战争。维佳，一到夜里，我心里就充满恐惧，常常吓得心里发凉。死亡等待着我，我多么想向你呼救。
当你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你常常跑到我面前来寻求保护。现在，在我虚弱无力的时刻，我多么想把头藏在你的两膝中间，让你这个聪明、坚强的儿子遮住我，保护我。维佳，我坚强，但我也很软弱。我常常想自杀，但我不知道是软弱还是力量，或者是毫无意义的希望阻止了我。
不再提它了。我现在一睡着就做梦，常常梦见已故的母亲，同她谈话。今天夜里我梦见了萨申卡·沙波什尼科娃，还是在巴黎同她住在一起的时候。虽然我想你，在害怕和着急的时刻惦念着你，但我在梦中却一次也没有见到过你。我常常醒来，突然看见这间泥屋的顶棚，才想起德国人侵占了我们的土地，想起我被命运捉弄，被隔离起来。我觉得我没有睡醒，恰恰相反，我睡着了，又在做梦。
但是过了几分钟，我听见阿利娅在同柳芭争吵，为的是该轮到谁到井里去打水。我听见有人谈话，说夜间在邻近的一条街道上德国人打穿了一个老头儿的脑袋。
我熟悉的一个师范学校的女学生来找我，叫我去出诊，原来她掩护了一名肩部负伤的中尉，中尉的一只眼睛被烧伤。这位来自伏尔加河畔的小伙子很可爱，说话带着浓重的乡音，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他夜间爬过铁丝网，在犹太人区找了个藏身之处。他那只眼睛损伤并不严重，我给他作了治疗，防止化脓。他讲了许多战斗的情形，谈到我军败退，他的讲述使我感到愁闷。他想休息一下，然后穿过战线去追赶队伍。有几个青年决定同他一起走，其中一个是我的学生。唉，亲爱的孩子，我要是能同他们一起走该多好啊！能够为这个青年提供帮助，我感到十分高兴，我觉得我也在参加反法西斯战争。
人们给他送来了土豆、面包、菜豆，一个老奶奶还给他织了一双毛袜子。
今天这一天充满了戏剧性。昨天晚上阿利娅通过她熟悉的一个俄罗斯女人弄到了死在医院里的一个俄罗斯少女的身份证，今天夜里阿利娅就要走了。今天，一个熟识的农民打犹太人区围墙旁边经过，我们从他那里得知，那些被派去挖土豆的犹太人，正在离城四俄里的飞机场附近挖一些深沟，就在通往罗曼诺夫卡的公路旁。记住这个地方吧，维佳，你在那里可以找到一座公墓，那就是你母亲的葬身之地。
连斯珀林也明白了，这一整天他脸色苍白，嘴唇发抖，惶惶不安地问我：“还有没有希望让技术人员活下来？”据说在有些地方，优秀的裁缝、鞋匠和医生的确没有遭受杀害。
晚上，斯珀林还是把炉匠老头叫来了，请他在墙上砌了一个存放面粉和食盐的暗室。我晚上同尤拉一起读《磨坊书简》。还记得吧，我们朗读我喜爱的短篇小说《老人们》时，我同你对视了一眼，我们俩都笑了，泪水涌上我们的眼窝。后来我给尤拉布置了后天的功课。这样做是必要的。但是，我望着我的学生那张悲伤的小脸，望着他往练习本上抄写语法章节符号的手指，我心里多么难过呀。
这样的孩子有多少啊！他们生着漂亮的眼睛，乌黑的鬈发，他们中间将来也许会出现学者、物理学家、医学教授、音乐家，也许会出现诗人。
我望着他们每天早晨跑着去上学，脸上带着孩子不应有的严肃神色，瞪着一双悲伤的眼睛。有时他们开始胡闹、打架、哈哈大笑，我没有因此而感到愉快，心中反而充满了恐惧。
人们都说，孩子是我们的未来，但你说这些孩子算是什么呢？他们没有机会成为音乐家、鞋匠、剪裁师，昨天夜里，我清晰地感受到，这个纷扰的世界将永远消失于地下，这些留着胡须的忧心忡忡的老爷子、爱唠叨的老婆婆、制作蜜饯饼干和“鹅脖儿”点心的老太太，连同那些婚嫁习俗、谚语以及礼拜六的节日统统都会消失。战后生活将重新喧闹起来，不过那时我们已经不存在了，就像阿兹特克人一样，永远消失了。
带来挖墓穴的消息的那个农民告诉我，他妻子夜间哭着说：“他们会缝衣服，又会修鞋，会制革，会修理钟表，开药店卖药……要是他们全被杀害了，将来怎么办呢？”
我非常清晰地看到，有人从废墟旁边经过，他会说：“记得吗，这里过去住着犹太人，砌炉匠博鲁赫，星期六晚上他的老太婆坐在板凳上，孩子们在她身边玩耍。”另一个谈话人会说：“那棵老山梨树下常常坐着一位女医生，她姓什么我记不得了，我曾经在她那里治过眼睛，下班后她总是搬出一把藤椅，坐在那里看书。”这是将来的情形，维佳。
仿佛有一种可怕的气息迎面吹来，大家感到期限临近了。
亲爱的孩子，我想告诉你……不，不说了。
亲爱的孩子，这封信就写到这里吧，我还要把它送到城外去，交给我那位朋友。我多么不愿中断这封信啊，因为这是我同你的最后一次谈话。送走这封信，我就要永远离开你，你再也无法得知我最后几个小时的情况了。这是我们最后一次离别。在永别之前，我该对你说些什么呢？这些天像过了一辈子，而你一直是我的欢乐。每天夜里我都在想念你，回忆你儿时的服装，你最初读的几本小人书，回忆你的第一封信，你上学的第一天，回忆你的一切，从你出生的最初几天到你的最后一次消息——6月30日收到的电报。我闭上眼睛，我觉得，庇佑着我，使我避开了即将来临的恐惧，我的朋友。我想到周围正在发生的灾难，我又感到高兴起来，因为你不在我身边。让可怕的命运从你身边绕过去吧。
维佳，我总是孤身一人。在那些不眠之夜，我曾忧伤地哭泣，可是这一点无人知晓。一想到我可以向你谈谈自己的生活，我心里便得到些许安慰。我要告诉你，我为什么同你爸爸离婚，我为什么独自生活这么多年。我时常在想，当维佳得知他妈妈做过错事，得知她也曾做事任性，也曾有过妒意，当他得知妈妈也曾被人忌妒，妈妈也曾像所有的年轻人一样，他一定会感到奇怪。但我命中注定孤苦伶仃地结束自己的一生，无法同你在一起。我有时觉得，我不应该住得离你这么远，我太爱你了，我以为母爱会给予我这种权利，使我在晚年同你在一起。有时我又觉得，我不应该同你住在一起，因为我太爱你了。
唉，再见了……祝你永远幸福地同那些爱你、围绕着你、那些比母亲更亲近你的人在一起。原谅我吧。
街上传来妇女们的哭声、伪警察们的骂声，我却望着这几页信纸，觉得自己被保护了起来，与那个充满苦难的可怕世界隔绝了。
我该怎样结束这封信呢，该从哪儿汲取力量呢，亲爱的孩子。人世间有没有一种语言，可以用来表达我对你的爱？吻你，吻你的眼睛，你的额头，吻你的头发。
要记住，无论是幸福的日子还是痛苦的日子，母爱永远与你同在，任何人也无法伤害它。
亲爱的孩子，这是妈妈给你的最后一封信的最后一行。一定要活下去，永远活下去……
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