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利亚好久没来信了……早晨，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照常送母亲和丈夫去上班，送娜佳去上学。第一个离开家的是母亲，她在著名的喀山肥皂厂的实验室里当化验员。走过女婿的房间门口时，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往往要重复一下从工友们那里听来的笑话：“当家的六点钟上班，而仆从九点钟上班。”
她走后娜佳才去上学，确切地说，她不是走到学校去，而是奔跑着去上学，因为无法及时把她从床上叫起来。她总是在最后一分钟才从床上爬起来，抓起袜子、上衣、教科书和练习本，匆匆吃完早点，喝几口茶，便跑下楼梯，边跑边系围巾，穿外套。
娜佳走后，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才坐下来吃早饭。这时茶壶里的茶已经凉了，只好重新加热。
每当娜佳说“快点离开这鬼地方”时，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都很生气。娜佳不知道，杰尔查文曾在喀山居住过，阿克萨科夫、托尔斯泰、列宁、济宁、罗巴切夫斯基都在喀山住过；马克西姆·高尔基曾在喀山的一家面包铺里干过活儿。
“像老年人一样，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气呼呼地说。老太婆对未成年的外孙女的指责听来令人奇怪。
柳德米拉看得出，母亲虽然年迈，但仍旧对大家很关心，对新的工作也很感兴趣。在赞美母亲的精神力量的同时，她心里却有一种截然不同的感觉：在忧患之中，怎么能对油脂的氢化作用、对喀山的街道和博物馆感兴趣呢？
有一次，斯特拉姆对妻子谈起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心灵的青春，柳德米拉忍不住答道：
“这不是妈妈的青春，而是老年性利己主义。”
“外婆不是利己主义者，她是民粹主义者。”娜佳说，接着她又补了一句：“民粹主义者是好人，但他们不大明智。”
娜佳总是坚决果断地说出自己的看法，不容辩驳，这也许因为她总是没有足够的时间。她说话带有大量的卷舌音。她留心听苏联情报局公布的战报，熟悉战争中的重大事件，别人谈论政治她也插话。夏天她到集体农庄短期旅行，回来后向母亲解释了集体农庄劳动生产率不高的原因。
她从不给母亲看她在学校的考分，只是有一次心慌意乱地说：
“知道吧，给我的品行打了个四分。要知道，数学老师把我赶出了教室。我走出教室的时候，扯开嗓子喊了一句‘古德拜依’，全班同学哄然大笑。”
像许多在战前吃穿不愁的富裕人家的孩子一样，娜佳在疏散期间经常谈论定量供应的口粮、凭票供应商店的优缺点，她懂得了植物油比牛油好，碎米的长处和缺点，块糖比砂糖好。
“你知道吧，”有一次她对母亲说，“我已经拿定主意，从今天起，我开始喝加蜂蜜的茶，不要再让我喝加炼乳的茶了。我认为这对我有好处，可你却满不在乎。”
偶尔娜佳变得忧郁起来，她会带着轻蔑的笑容对长辈说一些粗鲁的话。有一次，她当着母亲的面对父亲说：
“你是个傻瓜。”她恶狠狠地说，弄得斯特拉姆不知所措。
母亲有时看见娜佳一边看书一边流泪。娜佳认为自己落后于人，运气不佳，四处碰壁，命中注定要过这种枯燥困苦的生活。
“谁也不愿同我交往，我傻里傻气的，任何人也不会对我感兴趣，”一天吃饭的时候她说，“谁也不会娶我，药剂班毕业后我就到乡下去。”
“偏僻的农村里没有药店。”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说。
“关于嫁人的事，你预想得过于悲观了，”斯特拉姆说，“近来你变漂亮了。”
“管它呢。”娜佳说着，狠狠地望了父亲一眼。
到了夜里，母亲看见娜佳一只胳膊露在毯子外面，纤细的小手拿着一本小书——她在读诗。
有一次，娜佳从科学院的内部商店买了两公斤奶油和一包大米回来，说：
“人们，其中包括我自己，坏蛋、下流无耻的人，都要吃这些东西。爸爸无耻地拿才华换取奶油。好像那些病人、知识不多的人和身体虚弱的孩子就得过半饥半饱的生活，因为他们不懂物理学，或者不能百分之三百地完成计划……只有上等人才能吃奶油。”
吃晚饭的时候，她用挑衅性的口吻说：
“妈妈，我要吃双份的蜂蜜和奶油，因为我早晨睡过头了，没吃早点。”
娜佳许多地方像父亲。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时常发现，最使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感到气恼的，恰恰是女儿身上那些同他相似的特点。
有一次，娜佳模仿父亲的语调谈到波斯托耶夫：
“骗子、平庸之辈、滑头！”
斯特拉姆气愤地说：
“你中学还没念完，怎么敢对院士如此妄加评论呢？”
但柳德米拉记得，维克托还是大学生的时候，就常常评论科学院的许多名人：“微不足道的人、平庸之辈、老顽固、野心家！”
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心里明白，女儿过得很不顺心，她性格孤僻，敏感，很难与人相处。
娜佳走后，维克托·帕夫洛维奇开始喝茶，吃早点。他一边斜着眼看书，一边饮茶，同时急匆匆地吃着早点，并且做出一副愚蠢的吃惊表情，用手指触摸着茶杯。他两眼盯着书本说：“如果可以的话，请给我倒一杯更热一点的茶。”柳德米拉懂得他各种动作的含义：他一会儿开始挠头，一会儿鼓起嘴唇，一会儿歪着嘴剔起牙来。这时柳德米拉对他说：
“天哪，维佳，你什么时候去治疗牙病呀？”
她知道，他挠头和鼓嘴唇是为了集中精力思考自己的工作，而不是因为头痒了或者鼻子发痒。她知道，如果她说“维佳，你甚至没听见我对你说的什么话”。他会继续斜眼望着书本回答说：“我全听见了，我可以重复一遍，‘维佳，你什么时候去治疗牙病呀’。”接着他又露出吃惊的表情，喝一口茶，像精神分裂症患者似的紧皱眉头。这一切都意味着他在阅读一位熟悉的物理学家的著作，有些观点他表示赞成，有些地方他不同意。然后，维克托·帕夫洛维奇将一动不动地独坐很久，然后他开始不停地点头，看样子很温顺，带着老年人的郁闷表情，大概患脑瘤的人面部常常带有这样的表情。这时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明白了：斯特拉姆在想念母亲。
他喝茶的时候，心里想着自己的工作，有时唉声叹气，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柳德米拉望着这双她亲吻过的眼睛，望着她抚摸过的鬈曲的头发，望着她亲吻过的嘴唇，望着他的睫毛、眉毛，望着他那双长着细细指头的无力的手——她曾帮他剪过指甲。她常常说：“唉，瞧你，我的邋遢鬼。”
她了解丈夫的一切：入睡前他躺在被窝里看小人书，他去刷牙时的表情，他穿着礼服做有关中子辐射的报告时略微颤抖的响亮声音。她知道，他喜欢吃菜豆做的乌克兰红菜汤，知道他在梦中低声哼哼，辗转反侧。她知道他左脚上的皮鞋后跟磨损得快，衬衫的袖子容易脏；知道他喜欢枕着两个枕头睡觉；知道他穿过城内的一些广场时心中怀着隐隐的恐惧；知道他皮肤的气味以及他袜子上的破洞的形状。她知道，他感到饥饿等候吃饭时就低声唱歌；知道他的大脚指头上的指甲的形状；知道他两岁时用过的一个小名，当时他母亲用这个名字称呼他；知道他走路不抬脚，鞋子沙沙地蹭着地面；知道他在高年级预备班读书时同他打过架的那些男孩子的名字。她知道他好嘲笑人，喜欢拿托利亚、娜佳和一些同事开心。即使在现在，斯特拉姆几乎一天到晚心情沉重，但他依然逗着她寻开心，说她的好朋友玛丽亚·伊万诺夫娜·索科洛娃很少读书，在一次谈话中竟把巴尔扎克同福楼拜弄混了。
他逗柳德米拉很巧妙，她每次都被他逗得愤愤不已。这时她气呼呼地认真反驳他，为自己的女友辩护：
“你总爱嘲笑那些亲近我的人。玛丽亚的趣味丝毫没有错，她不需要读很多书，她对书一向有审美感。”
“当然，当然，”斯特拉姆说，“她坚信，《马克斯与莫里茨》是阿纳托尔·法朗士的作品。”
她知道他喜欢音乐，知道他的政治观点。有一次她看见他泪流满面，看见他发疯地撕烂自己身上的衬衣，被长衬裤绊了腿，用一条腿一蹦一跳地向她逼近，举起拳头要打她。她了解他刚直不阿的性格，经常发现他的灵感；她知道丈夫是一位诗朗诵高手；知道他是个经常服用泻药的人。
虽然她同丈夫的关系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但她感觉得到丈夫现在在生她的气。不过变化也是有的，表现在他不再同她谈自己的工作。他同她谈论熟人的来信，谈论食品和日用工业品的限额。他有时谈到研究所和实验室里的一些事，谈到讨论工作计划，讲述一些研究人员的情况：萨沃斯季亚诺夫夜间喝酒后去上班，在班上睡着了，一些实验员在实验室里煮土豆，马尔科夫正在准备一系列新的实验。
但是关于他自己的工作，关于那些他以往只同柳德米拉一个人谈的内部情况，现在他只字不提了。
过去他有时向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抱怨说，他把自己尚不成熟的一些想法记录下来，念给几位亲近的朋友听，结果第二天便心生不愉快。现在他觉得工作枯燥无味，所以他不愿再提到它。
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曾是他唯一信得过的人，他可以向她倾吐自己的疑虑，念几段手稿，谈谈自己不切实际的过分自信的设想，之后没有任何不快。
现在他不再同她谈这些了。
现在每当他感到忧郁的时候，他便抱怨柳德米拉，以便从中寻求一种轻松解脱。他常常一刻不停地思念母亲。他开始考虑他以前从未想过的问题，考虑法西斯分子迫使他思考的问题，他想到自己的犹太血统，想到他母亲是犹太人。
他心中暗暗责怪柳德米拉，怪她对母亲态度冷淡。有一次，他对妻子说：
“假如你同妈妈处好关系，她就可以和我们一起住在莫斯科。”
她也把丈夫对待托利亚的种种粗暴和不公正暗暗记在心里，有些是无论如何也忘不了的。
她的心变得冷酷。因为他对待她前夫的儿子太不公平了，他在托利亚身上总能发现很多毛病，不肯原谅他的缺点。作为父亲，他对娜佳却一再迁就，原谅她的粗鲁、懒惰、不修边幅，以及不愿帮助母亲做家务。
她有时也会想到维克托·帕夫洛维奇的母亲，也就是她的婆婆，她婆婆的遭遇太悲惨了。然而，维克托怎么能要求柳德米拉同婆婆和睦相处呢，要知道，安娜·谢苗诺夫娜对托利亚很不好。正因为这点，她寄来的每一封信，她每次来莫斯科，柳德米拉都觉得不可忍受。娜佳、娜佳、娜佳！娜佳的眼睛像维克托，娜佳老是心不在焉，娜佳爱说俏皮话，娜佳爱沉思默想。安娜·谢苗诺夫娜对儿子的温柔、钟爱，是同她对孙女的温柔和钟爱连在一起的。要知道，托利亚握刀叉的姿势同她的维克托·帕夫洛维奇大不相同。
说来奇怪，近来她比以前更多地想起托利亚的父亲，也就是她的第一任丈夫。她很想找到他的亲人，找到他的姐姐，他们会为托利亚的眼睛感到欣慰，阿巴尔丘克的姐姐会从托利亚的眼睛、弯曲的大拇指、宽宽的鼻翼上辨认出弟弟的影子。
正如她不愿回忆丈夫对托利亚的好一样，她原谅了阿巴尔丘克对她的冷酷无情，甚至原谅了他抛弃她和吃奶的孩子，原谅了他禁止儿子托利亚使用他的姓氏。
上午，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独自留在家里。她等待着这个时刻，因为亲人们在身旁对于她来说，是一种妨碍。世界上的一切事件，战争、姐妹们的命运、丈夫的工作、娜佳的性格、母亲的健康、对伤员的怜悯、对死于德国战俘营的人们的痛惜，这一切都与她对儿子的苦苦思念，与她对儿子的担忧息息相关。
她认为母亲、丈夫和女儿的感情，完全是由另一种矿石熔炼出来的。她觉得他们对托利亚的眷恋并不深。在她看来，世界是托利亚的一部分，而在他们看来，托利亚仅仅是世界的一部分。
时间一天天、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地过去，托利亚仍旧没有来信。
广播电台天天播送苏联情报局公布的战报，每天的报纸都满是有关战争的报道。苏军部队在撤退。战报中和报纸上有时提到炮兵的情况，托利亚在炮兵部队服役，没有来信。
她觉得，有一个人真正理解她的痛苦，那就是索科洛夫的妻子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不喜欢同教授们的妻子来往，因为她们爱谈论丈夫的科研成就，谈论服装和保姆，这类话题常常使她感到气恼。然而，也许因为腼腆的玛丽亚·伊万诺夫娜温和的性格同她的性格截然不同，也许因为玛丽亚·伊万诺夫娜对托利亚的态度感动了她，所以她对玛丽亚·伊万诺夫娜非常依恋。
柳德米拉觉得，同她谈论托利亚的事，比同丈夫和母亲谈论要自如一些，并且更能让她感到心安。虽然玛丽亚·伊万诺夫娜几乎每天都到斯特拉姆家里来，但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仍然时常焦急她的女友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没来。她不时地朝窗外张望，希望看到玛丽亚·伊万诺夫娜那瘦弱的身影，看见她那张可爱的脸。
托利亚依旧没有来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