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基本情节框架，是震惊世界的斯大林格勒大血战。一场九十天的保卫战和一百小时的大反攻，悲惨壮烈，艰苦卓绝，使不可一世的希特勒保卢斯兵团，从疯狂进攻，到被迫防御，最终全军覆没，成为卫国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转折点。
在这场关系到国家和人民生死存亡的战争面前，敌我双方，与其说是兵力、武器、装备的较量，不如说是人心、士气、精神的较量。作品充分显示了苏联人民在这场反对法西斯暴力和奴役的生死之战中，表现出的英勇气概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这种气概和精神是胜利的源泉，每位战争题材作家必得大书特书，格罗斯曼自然也不例外。“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道理是人人都懂得的。但是，在为谁而战的问题上，过去战争小说中常见的那种苏军将士振臂高呼“为斯大林而战”。冲向敌阵的场面，在《生存与命运》中却荡然无存。九十天的巷战，在斯大林格勒的街垒上杀得天昏地暗。一座孤楼，四面被围，与外界断绝了一切联系，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坚守孤楼的是一支“杂牌军”。有上了年纪的工人民兵，有突出重围的散兵游勇，有刚毕业的军校学生。领队的是个上尉，但大伙儿都叫他“楼长”。这里管理松懈，没有上下级的尊卑，不做战斗动员，不记战斗日志，不向上级汇报，吃的是烂土豆，喝的是锅炉水。他们都曾经历过种种悲惨命运，带着生活的创伤，心里却装着对亲人的思念和对未来的憧憬，默默忍受着死亡的威胁，打退德军一次又一次的突袭，最后在总攻开始时，被疯狂突围的德军坦克和重炮连人带楼一起摧毁。幸免于难的只有一老两少和一个侦察员。“楼长”在总攻前夕，以战时不合时宜地谈情说爱为由，命令一对热恋中的青年男女，通过新挖的地道去团部接受处分。老民兵想念这对青年，“楼长”同意他去探望并让他跟侦察员一起去，实则让他们走出了死亡。
在托尔斯泰看来，拿破仑就是战争，而俄国士兵则是和平。在格罗斯曼看来，希特勒是战争，千百万普通苏军战士是和平，只有他们才是真正的爱国者、战争的反对者和拯救祖国及俄罗斯民族的中流砥柱。而他们的精神支柱，不是道德规范、行为准则、战斗条令、行政命令等社会性的行为模式，恰恰是最不显眼最平凡不过的人的情感与品德，是父母兄弟子女间的亲情，是纯真的友谊和爱情，是正义感，是爱国心，是良善，是乐于助人和勇于献身。他还相信，这一切似乎不是任何经济体制、政治理论、社会变革、宗教信仰所能替代的。某种程度上，这恰恰与托尔斯泰的思想不谋而合。
从前方到后方，从斯大林格勒到莫斯科，从希特勒的集中营到卢布扬卡监狱，从乌克兰农舍到喀山，凡是有人的地方，格罗斯曼都在演绎一段段动人心扉的故事。
斯大林格勒发电厂的老厂长，将一批批工人疏散到后方，自己却日夜守卫着被炸得只剩下一堆断垣残壁、废铜烂铁的厂房，始终在地下室里与女儿为伴。女儿已有身孕，但就是不愿撤离，天天冒着危险上大路口，望穿秋水等待她朝思暮想的孩子的父亲，而她的伴侣早已在空战中阵亡。
战前与妻子离异的营政委克雷莫夫，在斯大林格勒身受重伤，转入后方后却遭逮捕，原因是战争初期他曾在乌克兰森林和白俄罗斯沼泽地奇迹般率领部分战士突出德军重围生还。前妻得知消息后义无反顾、不怕牵连，赶到卢布扬卡监狱探望他。人的感情就是这么复杂，夫妻不和，可以离异，但当一方受到冤屈，身陷囹圄时，另一方却忙不迭地去看他，想分担他的痛苦，在常人眼里岂非不可思议。
更不可思议的是一个女军医，人到中年，依然单身，在前线负重伤被俘，送往纳粹集中营，一路上呵护一个素不相识、孤苦伶仃的犹太男孩。毒气室里，两人相互拥抱，虽几度被惊慌的人流冲散，但最终小男孩还是得以在女军医的怀中安然死去。弥留之际，她感到无比幸福，因为她终于当上了母亲。灾难，对常人来说也许只是灾难，但对女军医来说就不一样，在孩子面前，她像慈母般安详。那甜丝丝的杀人毒气终究无法阻止她去寻求生命的底蕴。
这样的故事在书中比比皆是，远非我的一支秃笔所写的那样简略、粗粝。但是，我们即将看到，作者对善和恶有着超乎常人的深刻理解，他说：
人的历史不是一场善极力战胜恶的大战，人的历史是一场强大的恶极力把人性的种子碾成齑粉的大战。但如果今天人性没有被扼杀，那么恶已经不能取胜。
是的，在人类历史上，恶常常显得十分强大，相比之下善总是那么纤弱。血流成河也好，生灵涂炭也罢，最终失败的总归是恶，因为它太过低估了人民的力量，人性的力量，人的情感和品德的力量。而恰恰是这些亘古不变的因素的存在，恰恰是人类对真善美的不懈追求，人类的历史才得以延续，社会才得以进步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