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前冷落，死备哀荣，对笔耕终生、孜孜以求真理和理想的文学家来说，这种截然相反大起大落的命运在苏联并不罕见。倒是文艺学界和评论界对《生存与命运》的评价之高，令人侧目。不妨引鲍恰罗夫与阿纳尼耶夫的两段评论。
鲍恰罗夫1922年生，莫斯科大学教授，著述甚丰，有关苏联文学的研究和评论专著近二十部，1973年更因一部《人与战争·战后军事散文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思想》闻名遐迩。此次他为《生存与命运》撰写了几万字的后记，并与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相提并论。他说：
我们的评论家们经常叹息，哪儿有类似《战争与和平》，描写1941年至1945年战争的史诗作品？《生存与命运》以及它那强有力的历史哲学观点，就是这种规模的作品。
（《十月》1988年第一期，第129页）
阿纳尼耶夫1925年生，著名战争题材作家，苏联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十月》杂志主编，他撰文道：
格罗斯曼是我们时代的伟大作家，《生存与命运》是苏联文学的经典之作。
（《文学报》1988年8月24日）
可见，学界对格罗斯曼和《生存与命运》的评价异乎寻常之高。当然，这里所引只是几段结论性的意见，评论家们自有他们对作品的详细阐述，无须笔者赘述。
当年，初读《生存与命运》，我就曾被作者大胆的思想、犀利的笔触、主人公们催人泪下的悲惨命运和作品史诗般的规模所震撼。作为研究苏联文学现状的学者，我曾读过大量新出版的，甚或“回归”的苏联文学作品，但没有一部作品能如《生存与命运》具有如此强烈的震撼力，具有像《战争与和平》那样的史诗规模。激动之余，我迫不及待欲将格氏的这部作品移译过来，介绍给中国读者。但由于某个环节上的疏漏，未能将本人在清样上对译文所做的详细校订予以勘正，以致留下无法弥补的缺憾。十年后，译林出版社购得此书的版权再版，给了我一个“改正错讹”的机会。
同样，这些年来风云际会的国际形势，尤其是苏联的解体和我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使我获益匪浅，也明白了许多道理，回过头来，再重读《生存与命运》，那感受和体会，真可谓“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
当年，作品之所以在它的本土苏联引起轰动和巨大反响，首先因为它是一部“禁书”。是一部被苏共领导人苏斯洛夫判处过“死刑”的作品。如今，斯人已逝，峨冠博带早已零落成泥，他的名字亦早被忘诸脑后，但广大读者，就是要看看当年被他“枪毙”的这部书究竟写了些什么，会让他如此暴跳如雷。
这也许就是逆反心理。但是，读完全书他们才发现，原来书中充满强烈的反思意识，格罗斯曼对历史，对历史事件，对战争，对斯大林格勒战役，对千百万人的命运和造成他们悲惨命运的缘由进行了深刻反思，大胆而尖锐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看法。而这些见解和看法并不是作家在当前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公开性和民主化的情况下才提出来的。于是乎，作家非同凡响的历史哲学观点，他那正直的作家良心和勇气，他完成作品后的不幸遭遇，都激发起读者对他的崇敬之情和对长篇的“狂热”兴趣。
实际上，光有这两条还远远不够，它依旧可能如夜空中的焰火，五彩缤纷，轰动一时，随即烟消云散，无法光耀人间，无法在俄罗斯广袤大地上长存和平文明的火种。只有像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那样优秀的文艺作品，才能让历史成为一面镜子，才能让道德价值在文化中积淀，才能让人民产生凝聚力去争取和平、追求更美好的明天。
那么，格罗斯曼如何呢？他能不能将1941年至1945年的那场战争，写成类似《战争与和平》那样的史诗作品？可以说，他做到了。《生存与命运》是一部优秀的文艺作品，结构宏大，线索细腻，人物丰富，气势恢宏，具有真正的史诗规模，“最接近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所坚持的俄罗斯史诗传统”（鲍恰罗夫），堪称二十世纪的《战争与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