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初的天气已经炎热得像夏天。人行道散发出“烤焦”的气味，戴着墨镜的人随处可见，天空万里无云。天气预报说气温在午后会高达21摄氏度，但这听起来太不合理了，我早上出门的时候还是8摄氏度。现在，我已经脱掉出门时穿的毛衣开衫，把它绑在我的挎包背带上，然后开始怀疑自己究竟是不是该带上防晒霜。
走到离阿喀琉斯雕像不远处时，我看了下手机，发现时间将近十一点半。我早到了半小时，主要是因为我不想在家忐忑不安地待上半小时。所以现在我有充足的空闲时间四处逛逛，于是我自然而然地走到了宽阔的、绿树成荫的公园大道上。我没有刻意走过去，是我的脚不由自主地往那里走。等我反应过来，我已经一路走到多切斯特酒店了——在酒店马路对面的人行道上。幸亏我的双脚没有把我带到更远的地方。不是我不想走进酒店，我想进去——这反而是个问题。我脑袋里浮现出一个想法：进去看看酒店的工作人员是否收到了我的感谢信吧，这也许是个不错的主意。如果他们没收到信，我可以和他们解释，我把夜班工作人员列在了我放在钱包里的“救了我一命的人”的名单上，就好像正常人都会有这么一份名单一样。
幸运的是，我现在能更好地分辨好主意和坏主意。所以我没有过马路，没有走进大堂向酒店工作人员激动地说着只有我自己明白的话。我站在原地，让自己远离在相隔八车道之外的地方可能上演的尴尬的社交场景。
芭芭拉医生肯定排在“救了我一命的人”名单的第一位，而且她是唯一知道有这份名单存在的人。几周前，我把名单拿给她看，解释说我是在某天早上搭地铁的时候突然觉得自己需要列这么一份名单。《地铁报》是我当时能找到的唯一可以写字的纸张。这就是为什么这份名单很不协调地被潦草地写在一篇关于一只协助破案的鹦鹉的报道的背面。
当我把这张皱巴巴的纸递给芭芭拉医生时，我非常确定她会立马告诉我，我的做法有多愚蠢，多小题大做。但她没有。她只是对着名单看了几秒钟，脸上没有流露任何感情，然后耸耸肩，把它还给我。
“我认为它值得好好保存。”她说。
我点头微笑。“是的，我也这么认为。”
我假定我俩说的都是名单，而不是关于鹦鹉的那篇报道，不过谁知道呢。不管怎样，自那以后我就把名单放在钱包里，再也没给其他人看过。我真的无法想象在什么情况下我可以把这份名单拿给别人看同时又不显得突兀。
我们约好在露天音乐台见面，但我到的时候还有十分钟才到约定见面的时间。所以我有充足的时间为接下来的会面担忧。我告诉自己没有什么需要特别担心的。我们已经相互发过几封电子邮件了，所以如果她不想见我，她是不会同意赴约的。
可是，十二点一过，我又开始紧张起来。又过了十分钟，我有点相信她改变了主意，不会出现了。以防万一，我绕着露天音乐台走了好几圈——因为如果她在另一边出现，我很有可能会看不到她。比起公园的其他地方，露天音乐台这里没有那么多人，但还是熙熙攘攘的，有很多情侣、家庭、遛狗的人和玩滑板车的小孩。
然后，我看见了她。她在大约二十米远的地方，正从一条通往蛇形湖的小路的缺口里走过来。她穿得如此引人注目，我不可能看不见她。她身上的裙子和我记忆里的一模一样，还是那么迷人。我举起手，过了几秒钟，她看到我了，对我灿烂一笑。然后她停下来，转了个圈。在那短短的一瞬间，我的心一阵刺痛，感觉失去了什么。但这种感觉很快就消失了，随后涌上心头的是温暖的欣慰。
“你看起来很美。”我说。
她耸耸肩，但依旧微笑着。“我想对于一顿周日午餐来说，我打扮得有点太讲究了。在地铁上我穿得还比较得体。”
“你的打扮很完美，”我告诉她，“你知道吗，我之前还十分肯定这条裙子会被送到慈善捐衣箱里。哈德利医生看起来并不是很想把它转交给你。她觉得这条裙子会让你不开心。”
“她在我出院前一周把裙子拿给我。那时候我明显已经好多了。没有完全康复，但……”她再次耸耸肩。我俩都沉默了一会儿，不知道要怎么继续说下去。然后我们拥抱了对方。没有谁主动提出要拥抱，我们很自然地就这么做了。我们抱在一起几秒钟之后，我庆幸自己戴了墨镜，因为我能感觉到眼睛已经开始刺痛，想要流泪。
“我很想你。”我说。
梅洛迪没有说话。相反，她从包里拿出香烟，递给我一根。“你没有戒烟吧？”
我大笑。“不，我计划再抽三年。我在某个地方读到过这么一个说法，只要你在三十岁之前戒烟，香烟对你造成的长远影响是很微弱的。所以这就是我的目标。”
梅洛迪点点头。“嗯，听起来合情合理。”她深深地吸了口烟，用鼻子吐出烟圈。“他们已经给我用尼古丁贴片好几个星期了，真是一场噩梦。”她举起她的左手好让我看清她手掌里的伤疤，和我手上的伤疤几乎一模一样。“不过，我好久没有伤害自己了。一个小伤口都没划过。”
“那很好，”我对她说，“真的很好。”
“你呢，你最近怎么样？”
“噢，你知道的，还在适应环境，但总的来说好多了。”
“你说你和那个抛弃你的男朋友复合了？”
“他没有抛弃我，真的。不过，对，我们又在一起了。已经三个月了。”
“感觉怎么样？”
我考虑过把我和芭芭拉医生说过的话再对她重复一遍：这次我感觉和贝克的关系比以前稳定很多。但是如果这样告诉她，我就要作进一步的解释。因为对大部分人来说，“稳定”不是一个可以让人联想到很多积极含义的形容词。它算是一个中性词，一个医生在病情进展不明朗的情况下会使用的词语——意味着病情可能好转，也可能恶化。但是当我使用“稳定”来形容我和贝克的关系时，我赋予它的价值是完全不同的。因此，最后我决定用一个更简单的表述来回答梅洛迪的问题。
“我们很幸福。”我告诉她。
梅洛迪又笑了，然后我俩静静地抽了会儿烟。接着，她的一只脚开始敲起地来。“那，现在做什么？你想去喝杯东西吗？”
蛇形湖一角的酒吧里坐满了人——在天气这么好的周日，这是肯定的——所以在里面待了一会儿后，我们决定去散散步。反正离开酒吧，到绿树成荫的空地上走走，感觉更好。我们从湖的一头走到另一头，然后默契地在河岸拐了个弯，继续往回走。和梅洛迪散步是个新奇的体验——离开了医院后我们终于有地方可以散步——但除此以外，一切都是那么熟悉，令人轻松自在。
我们聊了一路，主要的话题还是圣查尔斯医院。我告诉她我现在依然会三天两头梦到圣查尔斯：那些长长的、空荡的走廊，吸烟区，围墙。她也告诉我她有时候早上醒来会觉得自己还在医院里，仿佛下一分钟护士就会走进房间。
“不过我只有在半梦半醒的时候才会产生这种错觉，”她解释道，“在大部分的时间里，圣查尔斯感觉是一个不同的世界——就像乔斯林说的镜像世界。我出院后立马就有这种感觉。”
听到这话，我微微一笑，在湖边，在明媚的春日阳光下，乔斯林口中的镜像世界听起来就像海边游乐场里某个娱乐设施的名字一样，一点都不可怕。
“我想我今天早上看到了乔斯林说的入口。”我对梅洛迪说，指向公园大道所在的大致方位。
“酷。”她听起来深受触动。“它长什么样？”
“嗯，我没有真正看见它，更像是感受到了它的存在。我感觉它就在我面前等着我走进去。我发现这种情况时有发生。在这些瞬间，我可以看见真实世界和镜像世界之间的缝隙。你能理解我的意思吗？”
梅洛迪想了一下，然后说：“嗯，我想我能理解。就好像我时常想象自己做出某些可能会让我重新回到圣查尔斯的事情。比如说，如果我现在脱下裙子，跳进湖里，那么后果会是：我在下午茶之前就会被送回圣查尔斯。你是这个意思吗？”
我又笑了。“对，基本上就是这样。”
“我有这些想法是不是不正常？”
“不。你只有把这些想法付诸行动了才算不正常。”
“唔，”梅洛迪耸了耸肩，“所以你觉得正常人也会有这些想法？还是只有我们会这样——你懂的，我们这些曾经去过镜像世界的人。”
我明显无法在没有进行调查研究之前回答这个问题。我的直觉告诉我，这只是程度轻重的问题——每个人在某些时候都会产生这些古怪、唐突的想法，但只有少数人需要一直保持警惕不被这些想法俘虏。
“拜托不要跳进湖里。”我对她说。过了一会儿，我感到她把手悄悄放进我的手里，我觉得她在告诉我她不会这么做。
手牵着手，我们继续散步。梅洛迪也继续时不时引来路人回头张望。然而，除了我俩中有一人穿着一条钴蓝色的鸡尾酒会礼服以外，我想不出我们和其他在周日午后沿着湖边散步的人看起来有多大区别。公园里只是多了两名女孩，很不起眼。我觉得，这不是一件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