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接受治疗和电击以外，梅洛迪几乎都在吸烟区，正如那十二英尺高的围墙，坚守在那里，值得信赖。多亏了她的母亲，梅洛迪有抽不完的香烟。她的母亲在夜间和周末会来探望她，大多数情况下都会给她捎上几包烟。梅洛迪会慷慨地把烟分给其他病人，就像泌尿生殖诊所里免费派发安全套一样。和她一起抽烟总是值得的。因为有免费的烟抽，但这不是唯一的原因。
我发现和梅洛迪聊天比和正常人聊天要愉快得多——主要是因为我俩不用多说废话：不用躲躲闪闪，也不用虚伪矫饰；不用小心翼翼地措辞，也不用谨小慎微地绕圈子。我不需要回答日常生活里的无聊细节：你从事什么工作？你在哪儿住？和梅洛迪的对话往往从谈论不接地气、如同空中楼阁一般的话题开始。你的家人听不懂，因为他们不会问这样的问题——他们也不想知道答案。
我转到亚马孙河的时候，梅洛迪在那里已经待了两个星期了。再加上她源源不断的香烟和持续旺盛的与人交谈的欲望，她对病房里的每个人都相当了解。她也是一个可怕的长舌妇。没过多久，我就从她那里间接得知大部分其他住院者的背景故事。
亚马孙河里最年长的、住了最久的人是张女士。这位五十九岁的中国女士成年后就一直在精神病院进进出出。张女士在亚马孙河住了很久，以致她在娱乐室里都有专属椅子——电视机对面的那张——大家出于尊重都不会坐她的椅子。我一度以为梅洛迪称呼她为张女士也是出于尊重——考虑到张女士年纪比我们大许多，又或者是因为梅洛迪不知道张女士的名字。这两种猜测都是合情合理的，但都不正确。之后我发现梅洛迪知道张女士的名字，只是不能透露，她能告诉我的只有名字的开头是X，而且特别难念。
然后是乔斯林，一个六英尺高、两英尺宽的黑人女性，三十岁出头。梅洛迪说她彻底疯了——好像剩下的我们都只是住进医院度假一样。乔斯林在尼罗河住了超过一个月，而且本来还要在那里待更久。她被转到亚马孙河不是因为健康有好转，而是因为她完全不会惹麻烦。虽然她的外形令人生畏，但她不会伤害别人，更不会伤害自己。
亚马孙河里还住着患有偏执型精神分裂症的宝拉，患有普通精神分裂症的安吉莉娜，患有强迫症的克莱尔，还有很多很多其他人。我毫不怀疑自己的背景故事也已经像这样在病房里传了开来，因为梅洛迪不知道“慎重”是什么意思——她根本就不认识这个单词。几天之内，我可能就成了大家口中患有二型躁郁症的艾比，烫伤自己的阿比盖尔，或者其他类似的称呼。但至少这是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多亏了梅洛迪，病房里没有秘密。这里的每一个女人都有程度不等的精神失常，因此你的精神病史成为谈资并不可耻。在这里，我从来不觉得自己被人评头论足。
至于医生们，他们当然抱着相反的态度和我们相处。我每时每刻都觉得自己在接受他们的评判——包括睡觉的时候。这不是我妄想出来的，我必须和哈德利医生详细讨论我休息的质量和数量，而她总是一副知道我前一天晚上睡得不好的样子，尽管我一再强调我睡得像个婴儿。我越来越觉得接受哈德利医生的治疗就像在进行一场击剑比赛，充满声东击西的佯攻、令人眼花缭乱的步伐、猛然的一刺和笨拙的闪躲。我面临着永无止境的挑战：我必须给她留下我是开放、合作的这个印象，虽然实际上我在回避问题、自我防御。事实往往证明，这是个无法克服的挑战。哈德利医生不停暗示她知道我在回避问题、自我防御。
我的防线最终在接受艺术治疗的过程中崩塌了。大部分其他服务使用者都在画画——张女士在把橡皮泥捏成一个看起来像是迷你棺材的作品——而我在尝试写作。哈德利医生在我们之前的心理治疗面谈中指出写作对我也许有好处，说我可能会觉得书面交流比口头交流要容易。她认为这是个非常合理的建议，写作是我的职业，因此尝试写作也许能够帮我找回从前的自己。
从前的艾比会让哈德利医生别再摆出这副该死的自以为是的样子，但新的艾比只会温顺地点头。毕竟，落下对治疗怀有敌意、一味抵抗的名声无济于事。
于是，我盯着一小沓白纸看了快有一个小时。我能想象出哈德利医生希望看到的内容——一篇心情日志，或是一篇关于童年的抒情长散文——但当我提起笔时，觉得它像灌了铅一样重。我发现在写作中撒谎比说话时撒谎难得多。我知道，无论我在纸上写什么，都会出卖我内心的真实想法。但我必须交点什么给她看。如果我没交，甚至拒绝尝试写作，那我的治疗记录上又会多一个污点。
当我不再绞尽脑汁去想写什么并开始用笔戳自己的手掌时，我终于想到了解决方法。我决定写一首抽象的小诗。它会是一首非常简短、非常抽象的诗，可能会是俳句吧。而且我会运用很多煽情但让人捉摸不透的比喻。然后哈德利医生就会花好几个小时去尝试破译这首抽象诗，最后依然徒劳无功。更有可能的是，她对我尝试表达自己感到高兴，然后我只需要在下一次面谈时在所有该点头的地方点头，接着热情地感叹写作对我的帮助有多大。
遗憾的是，等我制定完这个计划，我已经没有时间来执行它了。艺术治疗快要结束，而我下一次和哈德利医生的面谈就在午饭之后。即使我酝酿好情绪，也没有时间发挥创造力了。
最后，我只能凭记忆匆匆写下以下四行字：
希望如此多汁，快要成熟——
你眼馋得舌头几乎浸泡在口水中——
福气露出了一百根脚指头——
然后在你眼前逃走。
在这四行字下面我潦草地写了段备注：
亲爱的哈德利医生：
这不是我原创的文字，它来自我上学时背诵的一首艾米莉·狄金森的诗，描述了一只猫跟踪一只知更鸟的情形。在我坐下来写作时，脑子里就蹦出了这几句诗。我现在写不出原创的东西。我明天会再试一下。
艾比
艺术治疗结束后，我把这张纸塞进哈德利医生办公室的门缝，接着走到外头抽烟。
当然，哈德利医生很快便指出，这首诗不只是讲一只猫和一只知更鸟的故事那么简单，我想起这首诗也不是偶然。
“这首诗相当切合你现在的情况，不是吗？”哈德利医生问我，只是她并没有真的在问我的想法。
她又扫了一眼那四行诗句，眼神犀利得像泛着蓝光的手术刀。我从她的表情能看出文学分析也是她的强项。她或许还能画出令人惊叹的水彩画。
“你想和我谈谈躁狂吗？”
“不，我不想。”我答道。哈德利医生看着我，继续等待。我耸耸肩，“胡思乱想，决定草率，判断受损——”
“我不是这个意思，”她打断我的话，“我不想听你列举症状。我想知道躁狂是什么感觉？我想听你说说主观的感受。你享受躁狂的感觉吗？”
“是的，至少在早期，我非常享受。”
“你为什么觉得享受？”
我尝试在她的声音里挑出一丝责备，但没找到。和平时相比，她的提问更加直截了当，全是直接的开放式问题，在我思考该怎么回答时，她能耐心地等上至少一分钟。回答这个问题最简单的方式是告诉她，躁狂的感觉就像嗑了安非他命，但没有副作用：躁狂能带来兴奋剂带给你的专注、活力和自信，却不会让你磨牙或者胃痉挛。但是，和哈德利医生说这些话好像不太明智。
“我享受躁狂是因为它能带来非同一般的感受，”我告诉她，“它让你感觉像待在一个完美的小气泡里，一切都那么轻松、无害。如果可以的话，我愿意这样活一辈子。”
哈德利医生慢慢地点了点头，然后说：“但这种感觉无法持续下去，对吧？持续不了多长时间。气泡总是会破的。”
我耸耸肩。“如果它能持续下去，就不会有我们现在的对话了。”
哈德利医生苦笑着承认了这个不言而喻的说法。“之后呢？你那时感觉如何？”
“那时”这个词让我能够回答这个问题。如果她问我“现在”的感觉，我可能会撒谎。但我们谈论的不是现在，而是一般情况。
“我感觉失去了一切。”我告诉她。
我能看出她想我继续说下去——她耐心地等着，无论多久都会等。于是我给了她一个类比。她想要“主观的”回答，而打比方是我能给出接近她想要的回答的唯一方法。
“想象你在阳光下散步，”我开始描述，“来到一个美丽的地方。比如说，来到一个海滩。你能感觉到阳光洒在你的脸上和胳膊上，还感觉到脚下温暖的沙子。一切都极其耀眼和清晰。你甚至能看清成千上万的沙子中的每一粒——就是这么清晰。”
之前我一直朝哈德利医生的窗外看，外面只有一道光秃秃的砖墙。但是这时候我把视线转到她身上，以便确定她听明白了我所说的每一句话。哈德利医生点头示意我可以继续说下去。
“然而，一团乌云非常缓慢地飘过来，开始遮住太阳。阳光和温暖逐渐消逝，所有景物的颜色逐渐褪去。慢慢地，眼前的景色变形了。一切都变得模糊。平坦的海滩上空无一人，大海灰蒙蒙的一片，望不到边际。天空中的那团乌云没有消散的迹象，反而扩大到海平面上，遮天蔽日。”
我没有再继续说下去。我说的比我之前打算说的多得多，而且每字每句我都要费劲表达。哈德利医生肯定察觉到了。沉默片刻后，她告诉我明天再聊。同时，她希望我继续写作，不管是原创还是摘录别人的文字，按照我的喜好来。
这是我俩最短的一次面谈，持续了仅仅十分钟。但就在我从椅子里站起来、走出办公室的那一刻，我感觉到有些奇怪但意义重大的改变好像已经发生了。自从和哈德利医生进行心理治疗面谈以来，我第一次向她袒露心扉。
改变是在这次面谈之后第二天发生的。不是在治疗室内，而是在户外的吸烟区，跟梅洛迪在一起时。
起初吸烟区只有我一个人。患有偏执型精神分裂症的宝拉出来在吸烟区待了一会儿，但我俩没说话。她抽完烟就立马溜走了。我想其他的病人那时候都在娱乐室或者正在上健身课，除了梅洛迪以外。她和妈妈待在一起，因为后者有半天休假。
我出来待在吸烟区是想写点别的东西给哈德利医生，至少试试看自己能不能写出来。但我还没动笔就因为别的事情分心了。我在挎包里翻找笔的时候，摸到了一个信封，拿出来才发现那是我写的最后一篇文章——“你适合哪种蓝色”——那篇我发狂般用草书写了满满八页信纸的文章，信纸上还有用浮凸字体压印的多切斯特酒店的名字。
我花了十分钟，也许是十五分钟，仔细阅读了这篇文章。我从容不迫地读了两遍。读完以后，我什么都干不了，只能坐着静静地抽烟。不是因为文章写得不好，恰恰相反，写得很棒。是的，这只是一篇没有深度、阅后即弃的时尚随笔，原本计划卖给《时尚》杂志的——但这也不是重点。这篇随笔读起来依旧那么吸引人，温暖、诙谐、有趣。我只需稍作修改，打成定稿，明天就能卖出去——假如我现在还有一丝欲望想这样做的话。当然，我丝毫感觉不到自己有这样的欲望。相反，那种走在荒无人烟的沙滩上的感觉再次袭来，或者说是相似但弱一点的感觉。准确地说，我并不觉得自己失去了一切——只是没精打采，怀旧感伤。
我没注意到梅洛迪正在靠近。直到她在我对面一屁股坐下时，我才意识到她来了。在给自己点烟之前，她轻轻地从桌那头弹给我一支烟。
“你在看什么？”
“我躁狂症发作时写的东西。来这里的前一天写的。”
“我能看吗？”
我找不到拒绝的理由。梅洛迪仔细阅读那一小沓信纸，而我在一旁默默地抽烟。
“这是你疯了的时候写的？”
“嗯。”
“写得很好。”
我耸了耸肩。“这是个自相矛盾的情况。”我非常确定梅洛迪不知道“自相矛盾”的意思，所以补充说道：“我疯了的时候文章写得好，一直都这样。我是赤身裸体地坐在多切斯特酒店的房间里写完这篇东西的。”
“为什么？”
“那天很热，而且我刚刚泡完澡——”
梅洛迪咯咯笑地打断我：“不，我不是问这个。我想问的是为什么你要写这篇文章？写来干什么？”
“哦，这是我的工作——曾经是我的工作。”
“你是作家？”
“是的，自由作家。”我指了指她手里的信纸，“我原本计划把文章卖给《时尚》杂志。”
“酷。能卖多少钱？”
我耸耸肩。“不是很多。可能两百英镑吧。”
“天啊！”梅洛迪的下巴都要掉下来了，我之前以为这个表情只是一个比喻，不会真的出现。
“这稿酬不算高，”我向她保证，“你把它换算进年收入的话就不高了。幸运的话，我一周可以卖出几篇特稿。但我也会连续几周一篇都卖不出。”
“嗯，可是如果你的文章卖得好，你就能发大财了，不是吗？头脑聪明就是好。”
梅洛迪说的每一句话背后都没有阴谋，没有恶意，也没有讥讽。她的赞美如此真诚，让我莫名其妙地不好意思起来。接着，我意识到这是我俩第一次相对正常的对话——谈论外面的世界。之前我们花了几个小时谈论锂盐、电休克疗法、自残和其他服务使用者，却从未抽空聊些基本的事情。我甚至都不知道她姓什么。
“你呢？”我问，“你是干什么的？”
“我的工作？”
“对。”
“见习美甲师。工资很低，但我喜欢这份工作。我能和各种各样的人聊天。”梅洛迪伸出左手好让我观察她的指甲。她的指甲剪得整齐，锉得平顺，但是非常短。“我住在尼罗河的时候把它们咬成这个鬼样子，”她解释道，“它们以前很美的，相信我。你做过美甲吗？”
“嗯，有时候。几个星期前做过一次。那时候我爸爸要带我出去吃饭。”
“这很好。”
“不见得。我要和他的新女友吃饭。她只比我大几岁。”
梅洛迪同情地点点头。“我爸爸也离开了我和我妈妈，在我十二岁那年。之后我都没能常和他见面。一年里见几次。现在他已经去世了。”
“噢，我为你感到难过。”
梅洛迪耸耸肩，脸上的表情一时让人捉摸不透。她把我的文章还给我，然后从桌上的那包烟里又拿了两根。就在这时，她开始告诉我有关镜像人的事情。起初我以为她在尝试转移话题，因为我俩明显都不想聊关于父亲的话题。事后我才觉得，镜像人和梅洛迪的父亲之间有着某种联系。
“乔斯林提出的理论，”她开始说道，“真的很疯狂。”
“当然疯狂。”
“你知道平行世界吗？《神秘博士》里有时候会出现这个名词。”
“《神秘博士》？”
“嗯。乔斯林是《神秘博士》的忠实粉丝。”
“我没看过这部电视剧，”我告诉她，“但我知道什么是平行世界。我能理解这个概念。”
梅洛迪点点头。“听她说完以后，我不得不在手机上查找‘平行世界’的意思。可我不觉得有找到任何有用的信息，只有维基百科里的一大堆传言。”梅洛迪停了下来，深深地吸了口烟，“总之，乔斯林认为我们所有人现在都生活在一个平行世界里。她认为她是通过一个位于伦敦地铁北线上的入口进入这个平行世界的。入口就在高志街站和托特纳姆法院路站之间。”
“她觉得我们都住在一个平行世界里？”
“是的。”
“每个人都这样？”
“不，不是每个人。只是我们。我，你，还有所有其他精神科病房里的人。这就是我们之间的共同点。我们都是通过入口掉进这个平行世界里的。”
“地铁北线上的入口？”
“不，那只是乔斯林的私人入口。这些入口到处都有，电梯、安全出口，类似这样的地方。乔斯林只是刚好知道自己的入口在哪里。她注意到火车通过这个入口时晃动了起来。没过多久，她就被带到尼罗河病房了。”
“意料之中。”
“还有更奇怪的事。”梅洛迪警告道。
“继续说。”
“就在乔斯林穿过入口的一刹那，她的分身穿过同一个通道离开了这个平行世界。这就是游戏的规则——有点像人满为患的夜店——一个人进，一个人出。”
“嗯……乔斯林有个分身。”
“不只是乔斯林，我们所有人都有分身。这里的每个人都有一个分身会代替我们在原来的世界里生活。而且我们都能意识到在那个世界发生着什么——至少某种程度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在这里的原因。不过，分身不知道。他们以为自己是原型，所以他们假装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继续过着我们的生活。你知道那是怎样的生活：上班，购物，付账。乔斯林把这些分身叫做镜像人。他们几乎各个方面都和我们一模一样。”
“几乎各个方面？”
“对，当然除了被关在精神科病房里以外。噢，对了，他们还拥有和我们相反的肤色。”
“什么？”
“相反的肤色。乔斯林告诉我，她的镜像人是白人，一位神志正常的白人。”
“那我的镜像人呢？”
梅洛迪耸耸肩。“我猜是黑人。一位神志正常的黑人——和我的一样。”
“嗯，那张女士的呢？”
“墨西哥人。”
“墨西哥人？因为……墨西哥人的肤色和中国人的肤色相反？”
“是的。乔斯林是这么说的。”
改变就在这时发生了。如果不是梅洛迪指出来，我自己甚至都察觉不出来。改变发生得居然这么自然。
“嘿，”梅洛迪说，“你在笑。你知道吗？不，别停！我之前都开始以为你不会笑了。”
我的心情如此震惊，以致我说不出话来。梅洛迪把手伸过来放在我的手上。这时我开始哭起来，哭了得有两分钟，或者更长的时间。但我觉得那抹微笑在我哭的时候也一直挂在我的脸上。
那天晚上我一觉睡了九个小时，醒来后在想镜像人的理论。我没有立刻起床，一直平躺着，盯着天花板上油漆开始脱落的一个小点，直到一名护士拿着早餐走进病房。我获准早上醒来后赖床盯着天花板看很长一段时间，但这次不一样。我的脑里不是冷冰冰的一片空白，我甚至没有懒洋洋的感觉。我感觉平静而且思维敏捷，可以集中注意力从多个角度去分析一个具体的想法。
我越揣摩乔斯林的理论，越觉得它没有那么古怪。的确，这个理论有些疯狂的想法——张女士的墨西哥人分身之类——但整体而言，这个理论不是没有可取之处。很奇怪，凭直觉和从象征意义来看，我觉得这个理论讲得通。被关在这里——在发疯的状态下——感觉就像你的生活莫名其妙被劫持了。这里的确像一个平行世界，和真实的世界只有一层薄弱的分隔。
还有一点：和乔斯林一样，我知道我的入口的精确位置，知道我的生活在何时何地脱轨。她的入口在地铁北线的高志街站和托特纳姆法院路站之间；我的入口在西蒙公寓的门口。那里是一切开始的地方：失眠、卡伯恩教授、胡思乱想。不可否认，也许还有其他因素导致我掉进这个平行世界里——一些更早以前就埋下的因素。但我很难不去想，如果那天晚上我没有走进西蒙的公寓，如果我选择转身原路返回自己的公寓里度过一个正常的周三夜晚，那么这一切都不会发生。我现在就不会在精神科病房里盯着天花板上脱落的油漆。
然而，情况在昨天又发生了变化。我当然没有预料到会有变化，我之前如此专心致志地假装自己在康复，以致没有留意自己确实在好转，尽管好转的幅度很小、速度很慢。
现在我感觉那片分隔平行世界和真实世界的黑暗里出现了一道细微的裂缝，而且这条裂缝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不断变宽。我很快就会留意到更多好转的迹象。我不再担心要和哈德利医生面谈；我看书看得更勤快了，睡得也香；我开始考虑离开这里之后我要做什么：喝杯不错的咖啡，逛逛商店——都是些小事，但对我来说意义重大。
在那一小段时间里，一切都变好了，好很多。
直到我发现了有关梅洛迪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