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弗兰用Skype给我打网络电话。如果家里只有我的话，我是不会听的。贝克一回家，我就把手机调成了静音模式，而且我没有欲望要和任何人讲话。此时要我表现得正常都已经很困难了。但我在贝克回家前就决定不需要让他知道我的心情有多糟糕。毕竟，这很大程度上是我的错——我一手造成了现在的情况——而且我和贝克都无法让事情好转。我知道，自己阴沉的情绪只是化学反应，如果我多吃点农家干酪，就能渡过低潮。当然，贝克也意识到我没有进入百分百的状态，但我努力向他暗示这主要是因为我太累了。如果我看起来冷淡，原因是我太累了。
水压恢复了，于是我享受了一个悠长的、滚烫的热水澡，我以为这能帮我打起精神。
然而并没有。
我正在卧室里擦头发，贝克进来告诉我弗兰想和我谈谈。如果我反应够快的话，我可以拒绝——就说我准备睡了或者抛出其他借口。但是我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于是傻乎乎地等着贝克把笔记本电脑搬进房。
弗朗西斯卡正在她家的厨房里，这是我根据画面的背景判断的。但我懒得去问她是不是在厨房，或者为什么她在厨房。也许这是她在工作中学到的又一个花招，那就是树立强烈的自我形象或者类似这样的哄骗。你可以肯定弗兰所处行业里的人都习惯了随时准备打Skype电话。
“我刚在查收电子邮件，然后看见你在线。”她告诉我。
“我没在线，”我回她，“我只是忘了关电脑。”
我的声音依然没有感情，但我觉得弗兰会把这平淡的声音解读为带有敌意。
“你在忙？”
“不忙。”我撒不了谎，我现在没有脑力来构思谎言，“只是我现在真的无法处理这样的对话。”
“处理什么？艾比，你是在和姐姐聊天，又不是在打仗。”
我耸了耸肩，试图表示我看不出两者之间有何不同。
“你能调整一下你的屏幕吗？我只能看见你的半张脸。”
我不懂为什么弗兰觉得这很重要——只是一个非常琐碎的细节而已——可我不想小题大做，我斜过屏幕。“好点了吗？”
“好多了。现在听我说：我想道歉。”弗兰是我认识的人里唯一一个能把道歉说得像指责的人。“我们需要开诚布公地谈谈，消除隔阂。”
“好。”
“好？你指……”
“我接受你的道歉。”
我认为这是结束这场谈话最快的方式，但弗兰还是盯着我看，告诉我事情没那么容易。
“怎么了？”我问。
“我对之前发生的事情感到很抱歉，相信我。”
“我相信你。”
“时间太不巧了。”
“是的，我知道。时间很不巧，不是你的错。”
“艾比，别这样。”
“别怎么样？”
“你又开始耍看似被动、实则攻击的套路了。让我们跳过这个步骤吧。”
“我已经接受了你的道歉。你还想我怎样？”
“我想你和我聊聊，或者朝我大吼大叫，做什么都行。你不能只说你接受我的道歉了，这毫无意义。”
这是弗兰的典型做法。她总是想定下某些条件，让我能够接受她的道歉——那些允许我对她生气的条件。
“我不需要大吼大叫，”我告诉她，“我很好，我已经不在意那件事了。”
“天哪，拜托！你明显不好。你还在为发生的事情生气。”
“我没有生气，我只是……”
“什么？”
只是感到空虚，筋疲力尽。
“什么？”
“没事，我没事。”
“艾比，拜托，我们能不能像大人一样解决这个问题？”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弗兰开始说别的事情了，然而我并没有在听。我的脑海里闪现了一个念头。
“你和爸爸聊过了吗？”我问。
弗兰犹豫了片刻，我想这应该和我打断她的话无关吧。
“爸爸？没聊过。我想先和你谈谈。”
“你一点儿没有和他聊过？”
“嗯，我们有互相发信息，但，没有，我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聊天。”
“哦。”
“哦？怎么了？”
“哦。只是哦。”
“听着，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但是爸爸和我也会聊很多其他的话题——”
我意识到继续这样的对话毫无意义。但是同样地，我不知道要说什么才能让弗兰住口。
我直接挂断了视频通话。
然后我关了电脑，把它放在了床边的地板上。
几分钟过去了，我在床上以完美的姿势躺平，闭着双眼，等着看座机是否会响起，思考着万一它响了我该怎么办。不过，谢天谢地，它没响。我能听到的只有楼下嘈杂的车流声，听起来像人们看了一场三流戏剧后离场时的吐槽声。
我尝试弄明白弗兰说得对不对，我是不是还在生她的气。我想我的气还没有全消，还有一丝怒火深藏于心底。不过，那丝怒火现在已经微弱得看不出颜色和形状。而且弗兰过去几天的行为完全在我意料之中。她有自己的生活——成功人士忙碌的生活——而我在她的生活里微不足道，这就是事实。她的道歉不过是事后想起的补救方法，真的。所以我为什么要为她放我鸽子而感到失望？
虽然现在听起来难以置信，好像我的记忆出错了一样，然而我知道弗兰和我以前确实很亲密。在我十三岁、她十七岁的时候，她满足了我对姐姐的所有幻想。她是我的初恋导师；她教我化妆的正确方法，那时候我班上其他女生的化妆技巧糟糕得让她们的脸像被炮轰过；她在我沮丧的时候照顾我——总是愿意花时间听我倾诉。
父母离婚后的那个暑假，她要离家去上大学，我记得她告诉我事情不会有什么不同。她说，我只要打电话就能找到她；而且，有必要的话，她会跳上火车，一个小时内赶回伦敦陪我。
我只动用过一次她赋予我的第二项权利。在我十五岁那年，我打电话给她，痛哭流涕地告诉她我在朋友家的派对上喝得烂醉，失去了处女之身。打完电话的那个下午，她带着避孕药出现在我面前。这件事是我俩之间的秘密，直到今天父母都不知情。弗兰没有对我说教，她只是带我去摄政公园走了好久，让我保证不能再做这么傻的事。
可惜从那以后，我一直为难以守住这个承诺而苦苦挣扎。我想，这是我俩关系变差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在我十八九岁的时候，我的姐姐比起现在更能容忍我性格中的种种缺陷：鲁莽、不负责任、迷失方向、情绪波动大、对和父亲聊天的绝对抗拒。对，这些可能都是因为我自私、自恋、太想吸引别人的关注——但我那时候正在青春期，有这些表现并不奇怪，其他少男少女也会这样。
过了几年，当我已经二十岁出头了却还表现出和年龄不符的幼稚，弗兰和我之间的感情裂缝变成了鸿沟。她不再有时间去处理我情感上永不落幕的闹剧。她无法理解为什么大多数时候我还是表现得更像一个孩子而不是成年人，为什么我一份工作永远只能干几个月，为什么我一直在负债，为什么我总是陷入糟糕的恋爱关系。她认为我的行为显然是在自我毁灭。即便我被诊断出患上情感障碍，她还是难以接受我无法控制自己情绪的事实。她认为我应该马上振作起来；有一次她甚至告诉我，我这样捣乱自己的生活是不公平的，因为世界上有太多人生活在贫穷之中，他们会为了拥有我与生俱来的机遇而全力拼搏。当她说出这样的话后，弗兰就不再是那个可以理解情绪失常的小妹妹的姐姐了。就心理健康而言，她从来没得过感冒。事实上，她的身体也一直很健康。我非常肯定她没请过病假。
因此，我不打算向她解释我现在的感受。那会像对一个天生的色盲解释颜色一样。对于弗兰我现在能给出的最好评价是：和五年前不同，她现在至少能接受我会有在她的情感范围之外她体会不到的感受。偶尔，她甚至会努力识别我的这些情绪，就像看不懂乐谱的人第一次阅读音符那样煞费苦心。不过今天她显然没有这个耐心。她想当然地认为我是在消极攻击，而我现在没有精力，也没有欲望向她解释事情不是这样的。随她怎么想吧，反正这种方式让我觉得更轻松。